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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6月06日

世界文化遗产的灭亡

      当人们正在为伊拉克的文化遗产遭到掠夺与摧毁而愤怒不已之时,其艺术市场上的生意却一如往常。

     在伦敦、巴黎和纽约,佳士得、苏富比、伯罕斯等拍卖行继续举行所谓的“伊斯兰”艺术大拍卖。

      没有一样刚刚被挖出来的文物和遗迹残骸是有出口许可证的。阿富汗、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商业挖掘,更别提破坏遗迹了。但是弱国们本身就被一大堆问题所困扰,以至于无法真正执行法律。外面的世界便理所当然地乘火打劫。

      如果国家文化遗产只是被非法出口,随意运送,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不幸的是,非法挖掘导致这些文物大量被损。锄头、斧头,再算上塑料炸弹,这就是挖掘的全部过程。铜制花瓶被弯曲,陶器和玻璃被打碎,象牙无几幸存。

      拍卖行对于这一问题却没有任何解释。在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只形似着靴的腿的酒瓶标着“大约9-10世纪,南伊朗”。想必这只瓶子一定完整地在地下保存过吧?陶土的瓶体上很少有裂痕,颜色红里带粉,裂缝中没有任何一千多年前遗留下来的土垢,而凿子的敲击痕迹却非常明显。

      破毁不仅仅停留在出土文物本身,这一类文物曾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根据1997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学报,这只酒瓶应该是用以贵族们的仪式和宴会上的。文物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发现便成为至关重要的信息——也许是在某个贵族官邸的废墟?针对植物残留物的碳14分析和硬币上统治者的名字或许可以令“9-10世纪”这样宽泛的时间猜测更加精确。

      对于地下埋藏情况记录的破坏简直是一场大灾难。

     在伯罕斯,在一些阿富汗和伊朗的文物中,一样轰动性的物件可能引起重要的发现。这个铜制的大徽章刻有统治者土耳其皇帝 Abu Shuja’ Farrukhzad的名字,以及穆斯林年历444年(公元1053年)的字样。那一年,土耳其皇帝在Ghazni,也就是喀布尔西南,东伊朗帝国的中心登基。徽章上明白地记录了统治者即位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禁不出猜想,其他的皇族用品和御用容器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不管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如果有精确的年份记录,我们在研究这些皇家财产的真实面目时,或许就可得到某些暗示。

      每年,在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都会发生无数类似的损失。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和塔利班的蓄意破坏毫无关系,却和西方市场息息相关。最近一系列的拍卖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稀有的Fatimid铜制大口水罐,埃及,10世纪”,这是出现在伯罕斯的注解。典型的东伊朗形状,在喀布尔博物馆有陈列,和在阿富汗、伊朗随处可见的其他水罐相差无几。

      出现如此怪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来自伊朗文化世界无数的铜制容器,不论是公有的还是私人财产,几乎都不是由考古学家开采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伊斯兰时期的叙利亚和埃及。年复一年,历史也就渐渐失去了被精确记录的机会。

      5,875英镑的价格是否可以抵消历史真相的失落呢?大概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这么认为吧?

      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对此表示关注并有所反应。最近苏富比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艺术”拍卖中就明显少了许多商业挖掘的文物。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重要的旋转凹刻玻璃大口罐,波斯,10世纪”令价格一路摇升至621,600英镑,主要原因是没有破损——如果掠夺者不工作,这个显著的特征会本是稀疏平常。

      对历史遗迹的损害是可恶的。打开木门,敲碎寺庙、陵墓和宫殿们光滑的护墙砖,这种恶行从19世纪就开始了。

      佳士得的建筑明星是一付木门,是从土耳其Rum帝国Seljukid朝代的首都Konya的遗迹中拆下来的。目录册中这样描写到,“来自一个19至20世纪周游土耳其的欧洲工程师的私人收藏”。他的后人一定对此颇感荣幸。这付木门以骇人的766,250英镑高价拍出。

      一根刻有Kufic题字的木樑被归为14世纪“摩洛哥或西班牙”物品。佳士得骄傲地注解道“一部分题刻于2002年4月23日很快被销售一空,货号135”。这根木樑带来了318,850英镑的收入。于是,被验明正身的建筑元素再一次被支离破碎地瓦解了。

      从伊朗寺庙和宫殿外墙上敲下的墙砖出现在任何一次拍卖中。在佳士得,你可以买下1265――1282年间在Takht-e Solayman宫殿墙上的砖。在苏富比,同样来自Takht-e Solayman,有两名战斗中的骑士图案的大砖块卖到8,400英镑。

      买家们还要多少历史遗迹的碎片?很难说――就如很难说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意识到核查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艺术品来源的重要性。

      最令人惊讶的例子是一个黄铜墨池和笔盒,分别刻有著名的伊朗大臣Shams od-Din Joveyni的名字和头衔,他在1283年被谋杀。

      赞扬的头衔表明他服务于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统治者Sultan Ahmad(1281-1283)。这是一个“国用墨池”,在巴尔的摩沃尔特艺术画廊1986年的期刊中,一个伊朗协会如此解释,并且说明了为何内壁的金银镶嵌如此光滑――一定是近年在伊朗的皇家宝库、抑或伊朗或伊拉克的某个重要什叶派圣堂中被完好地保存。

      如果这个文物已经长期在西方,那么当那个聪明的买家花了据称不到1000英镑买下时,这件事情早就曝光了。其对于伊朗文化历史的重要性获得了前所未闻的价格――112万英镑。仅仅知道其在东方精确的出处便是无价的历史信息。

      是时候制定规范如何慎重处理世界共有的文化遗产了。和平时期的破坏毫无借口。

*本文为编译。

 艺术世界 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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