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紫的剪贴簿

    从去年夏天起，我父母就开始在自家后院尝试开垦菜地，为此还专门跑到图书馆借了书来学习如何翻土种植。毕竟，从我爷爷外公辈起，我们家就再也没有人务过农了，就算我妈文革期间曾赴云南农场劳动，也只学了点儿皮毛功夫。

    城里人种菜养鸡，已经不再新鲜。此举除了自产绿色食品，符合环保概念，还相当经济实惠，在此萧条时期格外体现价值。于是，围绕着“业余农民”需求而诞生的相关设计产品也多了起来。一开春，我家附近的五金和园艺商店生意就好了起来，各式铲子耙子，盆啊桶的，被店家放在显要位置，最好卖的当然还有各种菜籽和泥土。

    去年，有英国人设计了一款看上去像爱斯基摩冰屋一般的鸡笼，取了个可爱的名字——Eglu，或叫Eggloo，（来自冰屋的英语Igloo）。一个标准大小的Eglu可以供两只中型鸡住宿并散步，也就等于是一室户加个小院子，定价六百美元左右。要想通过养鸡吃便宜鸡蛋的人肯定不会去买，流线型的漂亮Eglu是给时髦波波族准备的，并且他们都是头一回养鸡。这些鸡们，并不用发愁蛋的产量，只要把自己搞得美丽动人供主人们宠爱就行了。

    相对于五星级鸡笼，哥伦比亚大学的迪克森·德斯波弥亚（Dickson Despommier）教授搞得更大了。他在教学生寄生现象、环境分裂等科目的时候，班级开始研究城市屋顶花园，他们很快抛弃了这个规模太小的项目，30层楼的城市绿屋就此诞生了。

    人类在土地上搞农业已经有一万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造摩天大楼搞“垂直农业”（Vertical Farming）呢？因为到2050年，人类人口将达到90亿，我们将面临土地和水源的短缺。大多数人口增长发生在城市，而城市人民无法自给自足口粮。现代农业所涉及的森林砍伐、化学肥料和碳排放运输方式等问题，都会给地球环境和气候造成影响。所以“垂直农业”似乎一下子解决了未来农业的困境。据相关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垂直种植方法的用水量只有传统种植的5%，一栋30层高，透明墙面的“垂直农场”，可生产五万人的口粮。如果造160栋这样的高楼，就可喂饱整个纽约市。

    根据垂直种植方法的理论，科学家们已经设计了一些不同方案，有城市中的高楼，也有海洋中的高塔，有金字塔形的农场，也有集人类居住和种植与一体的寄居型建筑。然而就像那个非经济型的鸡笼一样，到目前为止，垂直农场还是一个成本颇高的项目——建筑和能源的高成本使得垂直农场比传统农场要昂贵的多，尽管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节约资源。由于技术原因，能够在垂直农场内种植的植物种类仍然有限，而要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这种绿色大楼，还是会有相当难度，尤其是为了创造自然生态环境，农场会养各种不同的动物。至于动物在这样的高楼里将受到怎样的对待才不至于有遭受虐待的嫌疑，则更是个在西方社会颇为重视的道德议题。

    当然，你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坐等科学家们来为你解决一切问题。随便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老式公寓楼去转转，人们为了种点小东西，在阳台上搭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架子，就很有创造力。新式公寓楼为了所谓的城市美观，连衣服都不许乱晾了，绿色植物更是屈指可数。“垂直农业”这种大规模设计虽然还未付诸于现实，但并不妨碍启发我们自己搞点小发明，开点自留地，吃点新鲜的、无毒的青菜。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就在一个周五下午，我出门倒垃圾，发现门把手上插了一张黄色的宣传纸。正要把它当一般广告扔掉之时，余光一瞥，却发现是郡警察局的通告。于是顺眼看下去，说是我家附近住有曾犯有性侵犯罪的居民，若需了解详情，可上警察局网站查询。

      由于早就受美剧和好莱坞电影的“教育”，我对此情节并不陌生，也就没有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地把通告放在了一边。倒是先生正好有空，出于好奇就拿了通告上网去了。谁知两秒钟不到，他就大叫起来，我跑去一看，乖乖！原来犯罪份子就在家门口呢！大头照、姓名，清清楚楚地在网上摆着，这位波菲顿先生就住在我家斜对面，近得不出一百米。最令我们猛然警惕的是，他的罪行是“儿童色情”，这对这条街上所有家长们来说，应该都不是好消息。

      美国社会历来讲究隐私权，个人权益堪为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法律规定，所有犯有性侵犯罪的人，在出狱后十年内，都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邻里社区更是有权查看这些人的基本资料。无需到警察局网站，比如去“家庭看门狗”网站（familywatchdog.us），只要输入邮政编码，就立马可看到地图上的无数“小点”，每个不同颜色的点，代表所犯的不同性侵犯罪行，该处是他（她）的住宅还是工作地点。继续点击，姓名照片等完全曝光。我虽然认同这些人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为他们所刻的“红字”而感到有些难过；这样的惩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坐牢更残酷。

      然而波菲顿先生在我们这条小街上掀起的风波可不一般。他住的那栋房子属于街头的教堂，后院就是教堂隶属幼儿园的游乐场，我们周末常常带着我家小子们去那儿玩荡秋千、滑滑梯。更令人称奇的是，波菲顿已经为教堂工作了将近一年，他的工作包括给幼儿园做常规维护、设备维修等。教堂在暑假举办少儿夏令营活动，猜猜谁是夏令营的摄影师？波菲顿！

      一个在警局挂了号的、曾因持有儿童色情商品而犯有性侵犯罪的人，居然天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左邻右舍们可炸开了锅，邻居图伦马上勒令他那对漂亮的女儿不准上街遛狗；对面的克莉丝汀马上着手张罗人马，商讨对策。与此同时，当地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像约好了似的，报道“波菲顿”事件，据称已经有五个孩子被家长撤出了幼儿园，而幼儿园园长十分无辜地说，波菲顿是教堂雇佣的，不是她，而她也从来不知道波菲顿的背景。短短两三个小时，波菲顿在华府地区出名了，我们这条小街也成了媒体焦点，这不得不令人感到警察局匆匆忙忙塞传单，有摆脱干系之嫌疑。

      虽说要被迫“晒”出来，但并没有法律阻止“波菲顿”们从事和孩子有关的工作，只要他们的雇主了解背景。说起来，那家教堂的本堂牧师也是这次事件的另一争议人物。因为他坚称自己没有做错，旨在给迷途羔羊再生机会，并指出波菲顿对孩子们毫无威胁。

      这样的话，对于家长们来说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社区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大家同仇敌忾地要把波菲顿赶出这条街。那总得有人和他做邻居吧？有人在社区会议上小心翼翼地说。那我不管，反正不能是我。立刻有更多的人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于是人们开始数落那位本堂牧师的一贯“劣迹”。最显著的，莫过于在出租那两栋教堂楼房时，常常招来不三不四的租客，成为这片高尚住宅区的害群之马。人们甚至提议集资把房子从教堂手里买下来，这样可以严格管理租赁，这个点子居然立刻获得人们回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之时，对于这条街上富裕的人们来说，花钱买到某种特殊的领地和保护，比什么都重要。

      从警察塞传单到社区举行紧急会议，48小时不到，波菲顿先生就被成功地驱逐出去了，他到哪里再去找新家和新工作，似乎没人关心。邻里们及时给教堂递交了要求妥善管理租户的请愿书，游乐场和幼儿园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小街也很快恢复了平静。那位牧师是对的，谁都应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但非得让戒酒的人卖酒、戒烟的人卖烟，才足够挑战性吗？

      重新带着小子们走在门前小街上，我仍旧享受着平静而安全的感受；只是每次路过波菲顿曾住过的房子，总会想起这段令人心情复杂的插曲，很难想象他在这里工作了那么久，却在闪电般的曝光事件中骤然退场。我想，那个“家庭看门狗”网站上星罗棋布的地区图，或许不看也罢，免得又给生活添一份焦虑。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当米歇尔·奥巴马和一群小学生们在早春的阳光下挥着锄头翻土，准备在白宫前开辟菜园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夫人想向美国人民所传递的迫切信息了。这是自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白宫首次开辟菜园。尽管白宫厨师们一直都希望烧自家种的菜，但这一呼吁直到米歇尔入主才得到响应。

        Green、Organic、Environment、Energy，这几个字眼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美国人来说，是目前最常挂在嘴边的。刚在首都华府举行的第17届环境电影节在全国经济低迷、人心消沉之际，不那么大张旗鼓却又平和坚定地散布着环保理念。141部纪录片、动画片和故事片等，12天内在不同的博物馆和剧院轮番上映，其中大部分片子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冲这一点，就已经很得人心了。

    参展电影主题自然都是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息息相关，其中中国导演贾樟柯的《24城记》和《河上的爱情》短片版亦在参展之列。由于放映时间是周末，又设在亚洲艺术馆，当晚票子被迅速一抢而光，一大批影迷们被挡在馆外，跟工作人员死缠烂打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奇迹出现，不得不怏怏散去。另一部与中国相关的短片只有五分钟不到，却足以令观众席上的中国人面红耳赤。由天空传媒亚洲记者彼得·夏普（Peter Sharp）制作的电视报道《中国的杀手动物园》（China’s Killer Zoos）把观众带入哈尔滨的野生动物园，通过偷藏的摄像机，观众看到活牛、活鸡、活鸭们被扔给一群西伯利亚老虎，供已经被养得太肥的它们捕杀蚕食。如果说捕食是自然界的动物本能，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为了旅游商业利益而人为造成的血腥场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倒不是那些活生生被吞噬的牛们的悲鸣，而是大声喧嚣叫嚷并且笑闹的旅游者们，甚至包括懵懂的孩子。也正是因为人的介入，使得这些画面和《动物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难怪电影《达尔文的自然后嗣》（Darwin’s Natural Heir）的制作者尼尔·彼得森（Neil Patterson）感叹到，“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侵略性物种。如果我们要拯救自然，我们有很多要学，有很多要做。”

    彼得森还提到，人是视觉物种。好的电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环境电影节的关键作用就是把正确的信号发送到正确的脑子里，以免为时过晚。只占全球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却是个消耗全球四分之一能源的“浪费大国”，这完全是所谓的“美国式生活方式”造成的。如果非要给经济不景气找点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大家在节省开支的同时，也可节约能源，改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坏习惯。绿色建筑、食物链、海洋和水，这些与生活和气候相关的题材，都是电影节的重头戏。《蓝金：世界水战》（Blue Gold: World Water Wars）一片就希望能令常常买瓶装水喝的人三思而行。这部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环境电影观众奖的纪录片告诉人们，每在超市里买一瓶水，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些大公司和发展中国家腐败政府的帮凶，造成人为的水源紧缺，变成政治和金钱交易链中的一环。

    平心而论，华府算是美国城市中相对比较环保的。大华府地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发达，不像一些典型的美国城市，一出门就要开车，甚至没有人行道。长达11英里的首都新月小径专供居民骑车跑步，而市区的骑车族也越来越壮大，只要是非上下班高峰时间，自行车都可搬上地铁或架在公交车车头。今年3月28日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华府亦表率参与，将在当天晚上8:30，熄灭所有大楼和标志建筑物上的不必要照明。说起来美国如此之大，其实只有九个城市参加了这次熄灯活动，可见奥巴马政府的确给首府带来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气，尤其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新政府一直采取相当鲜明的支持态度。WWF的气候变化项目副总裁李察·摩斯（Richard Moss）博士就说，“让我们的首都黑上一个小时，是给全世界传达一个十分有力的信息——美国将在面临地球严峻挑战之中，起到领导作用。通过熄灯，华府的人民将会在支持地球未来的行动中占有一票。”尼亚加拉大瀑布、旧金山金门大桥和拉斯维加斯酒店等美国境内的著名景点，届时都将熄灯。

    中国的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撇开宗教、不讲因果轮回，只活在现世的人类已经需要严肃地考虑地球家园的未来。这将会是好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熄灯一小时也好，电影节也好，所有的活动并不能改变一时的状况，却具有警世之功能。就像大为·铃木（David Suzuki）基金会创始人铃木先生所说，“环境电影节之潜在的教育价值是最重要的”。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陆怡颖，这个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在GOOGLE中文版上找到的名字，一个从上海跑到悉尼读设计的中国女孩，事实上已经小有名气了。有趣的是，你几乎很少有机会再在“原产地”看到令她一举成名的作品——一群红色小鸟衔着网绳，奋力拉升起一头巨大的鲸鱼。

    这头“失败鲸”（Fail Whale），是2007年夏天被陆怡颖上传到iStockphoto上的， 这是现在年轻设计师们为了给自己作品博取曝光率所采取的最常用的办法。没想到在网上晒了一年，突然被Twitter网的史东先生相中，他花了几个美刀，就把这张图用作Twitter网的宕机画面了。

    我可以很惭愧地坦白，我是在看到《纽约时报》撰文介绍陆怡颖之后，才头一回上Twitter网一探究竟的。从去年起，Twitter在美国之火爆着实吓人。好莱坞明星们忙着用，国会议员们忙着用，奥巴马这个时髦总统当然也用，可自从今年1月20日他登基后，就停止更新了，现在连麦侃这个老头也用了。你能想象正在北京开会的人大代表们一散会就忙着用手机上Twitter向其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汇报进展吗？华府的国会山，已然是这派景象了。

    由此可见，Twitter用户们的热情是高涨而偏执的。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陆怡颖那头可爱的鲸鱼，不遗余力地要宣传推广她，其效果当然也是迅速且显而易见的。虽然这头鲸鱼并没有让陆怡颖发财，却成了她名下的一个品牌，鲸鱼T-恤、鲸鱼茶杯、鲸鱼卡片，等等一系列鲸鱼产品，已经在网上卖开了，也算是个无形资产。鲸鱼迷们自发建了个网站failwhale.com，向设计师致敬；YouTube上关于“失败鲸”的录像仍在不断增加；Facebook和Twitter上鲸鱼迷们的活动亦十分频繁。甚至还有人把鲸鱼纹到了身上，其中一个这么做只是为了把自己的Twitter追随者数目突破三千。

    疯狂的“鲸迷”们，已经把“失败鲸”推广成了一个LOGO、一种心情，甚至一种现象。其实这个名字，也是网友给取的，陆怡颖原本给这个图案命名为“Lifting Up A Dreamer”，它所体现的那种振奋向上的团队合作精神正是当初史东先生看中的。不过Twitter对于鲸鱼并无意开发，它的走红也不是Twitter捧的。然而就在上个月，这头鲸鱼甚至把陆怡颖带到了纽约，获得一个互联网公司所颁发的奖项，以奖励Twitter上的各种网络标志图形。

    作为悉尼科技大学的一级优等毕业生，陆怡颖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设计；她甚至在2008年的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览中还得了金奖，却抵不过纽约本土的一个只为Twitter标志颁发的奖项来得令人侧目。一面在学校教书、一面做自由设计师的她，正在想方设法进一步把“失败鲸”做成一个真正的品牌。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超现实手法设计一系列的动物形象，做一些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尝试。

    也许是我没想像力，我在看了她的一系列动物图案后，从那些孔雀、仙鹤、猫头鹰和五彩祥云中，看到了中国的水墨、工笔和剪纸，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她就是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师；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前，我终于和在悉尼的她通上话，她对我的观察表示认可，但这也不意味着她就是想好了用中国画来设计。都怀念小时候上海美术制片厂动画片的我们，都同意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无语言限制，无国界。”陆怡颖在谈到自己的设计追求时说，“用最简单的、小小的视觉符号，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为了强调她的观点，她又引用她父亲的话，“设计，就是点穴的作用”。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白老师的星期天总是很忙碌。从中午起，她要不停歇地教好几拨不同年龄的孩子学中文。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中国城文化中心就是她的教室，“花华！”白老师举着一张白纸，站在堆满玩具和大型画片的课桌前，夸张地对学生说到。

         没有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会把“画画”两个字说成这样。但是白老师，也就是伊丽莎 白·哈黛吉（Elizabeth Hardage），是个二十多岁的地道美国姑娘。拥有小学教育学士学位的她跑到中国教了两年英语，再跑回美国后，就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中文学校，教起了中文。

         洋腔洋调的她上起课来生动活泼，很受小朋友喜爱。同时担任华盛顿育英小学中文老师的她对自己的这份中文事业颇为自豪，“只要在首都，多少都会和中国搭点儿边，”老家弗罗里达的她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的成人班上反而多了不少学生。”

          根据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估计，明年全球将有一亿个外国人学中文。美国作为一个使用“世界普通话”——英语的国家，中文学习者近几年来急剧暴增。就像早年外国人跑到中国教英文一样，现在，只要你的母语是中文，就有机会在美国找到教中文的工作。一些急需中文老师的语言学校常常会贴出广告，招收母语是中文的代课老师，不需任何教师背景，只要会说普通话，学校就代为培训，收入为每小时20-35美金不等。

         美国著名的非赢利教育机构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自2006年起和汉办合作“客座中文老师”项目以来，已经从中国“进口”了两百名左右的中文老师到美国。这些老师一到美国，便被开有中文课程的学校们一抢而光，每年的“进口量”急速上升。

        根据华府应用语言中心（CAL）的最新调查报告，在2008年，有3%的美国小学设有中文课程，比1997年增长了十倍，属于所有外语课程中增幅最大的。正在努力解决经济危机的新任总统奥巴马明确肯定加强教育质量亦是创建美国未来的重要步骤，他在一次讲话中非常顺口地提到，要注重教育，我们的孩子将来才可能和北京的孩子们一比高下。

          与此同时，哈佛历史教授，英国历史学家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书《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不失时机地推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新词：Chimerica——一个在世界金融版图上由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所衍生的新国度。

          中国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中国文化和语言真的要气势汹涌地席卷全世界了吗？中文真的要和英语平起平坐了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不用再削尖脑袋背英文单词，张口说中文就能闯遍全世界了吗？

         面对中文狂潮，谭大立博士表现出相当的冷静，“二十年前，学日文也是一阵热，因为当时日本经济正火。结果呢？刮过拉倒，日本经济下滑了，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已经在马里兰州贝赛斯塔市兰登中学（Landon School）教了近十年中文的谭博士是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LASS）会长。2001年，她创办了“兰登在中国”项目，每年暑假带一批高中生到中国，两周旅游，四周上课，学生都住在不说英语的中方接待家庭中。一次旅程下来，这些美国孩子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上的收益非同小可，也培养了不少从此把中文和中国定为自己人生方向的有志青年。作为一个致力于中文教学，对中美文化交流及其重视的资深教育者，谭博士说起中文的前景，“把中文说成‘新的英语’，绝对是夸大其辞了。”她坐在自己的教室里，平静而肯定地说。

          毫无疑问，西班牙语和法语，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外语。2008年，有88%的美国小学开设西班牙语课，11%开设法语课；就连拉丁语，也占6%，排在名列第四的中文前面。应用语言中心外语教学部主任南希·柔兹（Nancy Rhodes）解释道，“如果说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来说，西班牙语和法语的难度是一级的话，中文难度则为三级。要是家里人都不说中文，学生很难坚持学下去。”

          美国人的外语水平似乎总是被欧洲人所不齿。除了英语，很多美国人不会任何外语。外语教学在美国也似乎并不十分受重视，过去十年以来，美国小学的外语教学课程甚至下降了6%。柔兹女士认为，外语课程常常是校方削减预算的头号牺牲品，而联邦政府的“一个不拉”法律（No Child Left Behind）给学校很大压力，数学能力成了头等大事。然而即便如此，中文课程却在增加，倒是个不争且欣慰的事实，尽管中文还算不上头号外语。

         中文是不是所谓的“未来语言”，在一些外语教学工作者看来，其实并不是关心的重点。“这不光是外文，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谭博士讲到她所理解的中文教育重要性，“去过中国的学生，就有理解不同文化差异的能力。”

          新总统奥巴马的家庭和文化背景，与他的前任相比非常不同。柔兹女士相信，新政府所代表的新气象，应该对促进外语教学，鼓励美国学生学习不同文化，会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人并没有学习外语的动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眼光是向内的，”柔兹说，“对于其他文化，我们总是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扩展我们的思维。我真的希望这种学习能够从小就开始。”

         刚被选上纽约州参议员的克丝汀·E·格里布兰德（Kirsten E Gillibrand）就有一个中文名字：陆天娜，她早年在中国的语言学习和工作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事业亮点。当一些美国人如梦初醒地从“Made in China”商标中读到良机，而非抵触的时候，陆天娜们早就准备就绪，大展身手了。然而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多少人是对自身前途的考量和商业利益的驱使，才兴致勃勃地学中文呢？倘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中文是否也就和当年的日文一样，沦落为昨日黄花呢？

          中文要像英语和法语一样，成为国际语言，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经济强盛或许是推广语言的催化剂，但它绝不会是赢得全世界人对中国文化无限崇尚的奠基石。全中国有超过三亿五千万人在学英语，大大超过了十万个学中文的美国人。然而正是这悬殊的比例，令美国人和政府开始感到自身的巨大知识漏洞。学中文不仅从华裔后代蔓延至洋人家庭，也被前任总统布什列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的“战略语言”之一。

          这或许也可以给中国的师生们一点启示。掌握英语固然重要，学好自己的母语似乎更义不容辞，何况中文愈来愈有用。中英文都通晓、东西方文化都了然，才能在未来的Chimerica中大展身手。

学中文的美国孩子们

          卡莉每周四上午都会回到她曾经学习过的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小学（Potomac Elementary School）低年级班。曾经教过她的李莉老师仍然在教学前班和一年级，但卡莉已经13岁了，并且可以游刃有余地用中文辅导小孩子们做加减法。

           波多马克小学是全美第一所实行中文“沉浸式教学”计划（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的学校。自1996年起，加入该计划的孩子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得面对用全中文教学的数学课和科学课，当然还有中文课。所谓“沉浸式教学”模式，最初是加拿大于1965年创造的法语教学方式，随后逐渐在美加地区推广。

当初波多马克小学的计划是在当地华裔家长们的压力下开办起来的。起先生源廖廖，现在要加入却要排队抽签，而且三分之二学生来自非华裔家庭。当朱莉·孔拉德-伯曼（Julie Conrad-Berman）接到校方电话，说有学生退出，是否还愿意把她五岁半的女儿伊丽莎白放入中文班的时候，高兴得像中了彩票。“我们家里只说英语，但伊丽莎白很喜欢李老师和中文班，”伯曼太太说，“有时候她会搞不清楚，但她从未沮丧过，她还会在家里教我们用中文数数。”

卡莉两岁半的时候，她父母给她请了个从哈尔滨来的中国阿姨陪她玩；而在此之前，有个巴拉圭护士每天和她一起玩，所以已经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小卡莉从此开始了对东方文化的追寻之旅。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卡莉的父亲正好在深圳办厂，只会少许法语的他，坚信中国是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相当投入而享受地坚持学中文。“我希望将来到中国工作，”卡莉的中文虽然发音还有待提高，但相当流利和自然，“我想从事环境和能源方面的工作，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很重要。”

像卡莉这样人小志大的美国孩子并不少见，更有一些从学语言学到一些文化精髓。毕业于兰登中学的马雷（Raleigh Martin）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在学校创办了“中国圆桌”，每年请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专家们来开讲。正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的他曾经只身赴南京读了一年中文，还曾扛了排队得来的虎跑泉和龙井茶，送给中文老师谭博士。

贺洪（Zach House）是谭博士目前班上的高年级生，他对为什么学中文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喜欢吃中国菜吧。”有相当一些学生，像他一样，只是把中文作为一门必须要选修才能高中毕业的外语来学。有的觉得中文比较特别，有的觉得将来可以去中国做生意，就选了。至于将来是否会持续地学下去，学到什么程度，却并没有很明确的打算。

谭博士班上的徐杰夫看上去是个地道的中国青年，父母均来自上海，但他却仍然在很辛苦地提高中文水平。“我可以对付读和写，说话也OK，”他努力地用中文说到，“但是听就很难。我有一个坏习惯，一听中文，耳朵就关起来了，”他笑起来，“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学好中文。”

11岁的秋弘老家在安徽，长着一副南方人的柔美眉眼，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她刚刚开始跟白老师学中文，似乎还能用中文说出不少水果和颜色。每当白老师夸奖她的时候，坐在后面的妈妈就露出欣慰的笑容，“秋弘9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在合肥领养了她。从四岁起，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让她学中文。她喜欢自己的‘中国特色’”。秋弘妈妈说到。秋弘并不是白老师班上的特例，事实上有不少美国夫妇领养了中国孤儿后，千方百计地为这些孩子创作学习中文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根和文化有所关联。

有研究证明，说两种以上语言的孩子，比单语孩子要更擅长解决困难和问题。不论是波多马克小学“中文沉浸式教学”计划中天真烂漫的孩子，还是兰登中学里意气奋发的少年，选择学中文，证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比一般美国人要更具创意和勇气；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简单；但他们可能获得的成果，或许更出人意料。

教中文的老师们

          竹露茜老师在去年的全美外语教学学会（ACTFL）年会上，手持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者的小响板，来了一段自编的快板书。她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演讲中，列出了十大成功中文课程的要素，其中老师的激情名列首要，呼吁在会的所有中文老师都要用心去教学。

          曾经担任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三任会长，至今仍在一所高中和两所大学从事中文教学和中文老师培训的竹女士二十多年前就来美国了。“我觉得教中文的同时，我是在教‘做人的理念’”，她在电话采访中说到，“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不一样，比如中国人的‘仁爱’，中国故事中的‘回报’等等；透过中国文化，对学生的人生有帮助。”

          通过教语言来诠释文化、了解中国，是不少海外中文老师的理想。波多马克小学的蔡怡怡（Christine Wang）老师在给她的二年级班准备春节联欢节目时，早年学戏剧的她编了一出有关四川地震的小话剧《祝福四川》，以中英文翻译的方式，让学生家长们也体会了一番地震灾区的师生情。

         “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长大，所以我有我的教学风格，”蔡老师说，“我很注重家庭作业，比较严格。有些家长对我们的文化有隔膜，就会反应过激，但总的来说还好。”

          在美国对付学生不容易，对付家长更不容易。如果不了解美国的文化和习俗，中文老师们便会面临不少困难。大学理事会中国语言和文化项目主任康君娥（Selena Cantor）在谈到由她负责“引进”的客座中文老师时，毫不讳言一些中国来的老师无法适应美国的教学方式，“最成问题的应该是课堂管理，”她说，“美国的学生太不一样了。”

         客座中文老师落户美国学校是一桩耗资不菲的项目，由汉办补贴和学校赞助，这些中文老师的收入和美国老师的收入不相上下。但这样的美差委实也不轻松，老师们来美后，在生活、工作和文化上要适应相当一段时间，好不容易适应了，倒又要走了；虽说可续约至三年，但对有家庭在国内的老师来说，有相当的实际困难。

         “什么时候美国的中文老师队伍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那才说明我们这个行业成熟了。”谭博士评价到。

          “从长期来讲，要培养本土的师资力量。”竹女士坚定地说，“其实对‘空降部队’的老师来说，也不公平。如何处理学生和家长的关系，是没有手册可看的，搞不好还闹出官司。跑过来教一年，花那么多钱，成效并不大，只能解决暂时的短缺问题，不过是救救火而已。”

          母亲是浙江人的康主任承认中国老师来美后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她仍然对大学理事会的客座教师项目充满信心。“我经常想，如果我小时候能在学校里学中文该有多好啊！”她说，“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美国老师和学生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度，理解别人的想法。”

         若要美国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为人师表，必须要有执教资格证书，而每个州又都有不同的规定；倒是在私立学校执教未必需要证书，尽管薪水比不上公校。正因为正规教育系统对教师资格的严格要求，才导致能够上岗的中文老师供不应求。相当一部分华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大好良机，纷纷进修求学，转行中文教育事业，教师职业在美国虽算不上薪酬优厚，但工作稳定、福利不错，又有很多假期，是经济低迷期的极佳选择。

          有经验的业界人士如竹女士、谭博士等，却都不希望出现呼隆隆一哄而上的局面。中文本来就难学，如果糊里糊涂地只求数量不断开班，没有经验的老师教不好，学生学不好，最后有头无尾，“再翻身就难了！”感叹好不容易等了二十年，等到中文教学出头的竹女士语重心长地说到。

           在她看来，中文教学和中文教师要在美国扎根主流，必须吸取美国外语教学界的经验，而老师本身也要不断充电。“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学生上大学以后继续学中文，然后去中国发展，”她说，“中小学是撒种，真正发芽要等他们长大以后。”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自从为人父母，才知道天底下不仅女人的钱好赚，孩子的钱也好赚；而最好赚的，大概还是要算年轻爸妈们的钱了！

      奶粉和玩具，其实还算是正常开销，而且也不算夸张和过分。吃吃喝喝、玩玩跳跳，不就是孩子们的工作吗？我所要说的，是针对忙碌的年轻爸妈们的一系列服务项目，这些收费高昂的培训课程和服务，要是说给我的祖父母们听，可不得吓一跟斗，他们绝对想不到，现如今连训练三岁孩子自己上厕所，都可以花钱请人代办。

      纽约城里的“SOHO家长”中心，就提供包括训练如厕等各种培训。只要交上每小时185美金的咨询费，“拉屎专家”就会训练你的孩子摆脱尿布，自己上厕所。如果买350美金的套装，专家们还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一周的跟踪训练。说实话，几个月以前，当我面对已经三岁出头、却坚持不肯放弃尿布的大儿子，还真有要请专家的冲动。软硬兼施的马拉松式轮番劝说，对他无甚作用，而就在我彻底绝望、干脆放弃之时，他却自觉自愿地突然自己上厕所了。小家伙是不知道，他又替我省了一笔花销哩。

      同样在纽约，High 5公司以时价60美金教孩子骑自行车；我在大儿子同学的生日派对上，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塞了一张传单，说是推销“宝宝足球”，可以教18个月的孩子踢足球。这个小伙子之所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派对上，是因为小寿星的爸妈雇了他和他的同伴来，专门陪这帮精力旺盛的小家伙们一起玩“蹦蹦跳”和其他各项耗费体力的游戏。像他这样体格健壮的运动健将，其实作为“陪玩”或“陪练”，生意还真不错。好莱坞的一个大胖子喜剧演员杰夫·佳林也是雇主之一，只不过他并不心甘情愿。他的老婆因为嫌弃他不喜欢运动，整天当“沙发土豆”，就雇了一些小伙子们陪他们的孩子在花园里踢球。佳林对此十分反感，觉得看着一帮付钱请来的人和自己的孩子玩，自己等于像是被阉割了似的。于是他对他老婆说，“既然如此，你不会介意我花钱请个妓女回家，干些你不干的事情吧？”

     也许服务行业果真是发展到了某种堪称荒诞的高级阶段，而为父母们提供的服务名目繁多、分类细致，令人眼花缭乱而心智恍惚。不是说做父母该是人类的天职吗？大自然中的非高级动物们都会各尽职守地履行父母的义务，怎么二十一世纪的高管和律师们，面对满地乱爬、满脸口水、言语含糊的小精怪们，就都傻了呢？我认为《父母公司》（Parenting, Inc.）一书的作者潘美拉·保罗（Pamela Paul）说得好，她认为在现代社会，做父母已经是一件专业化的事情了。所谓的“父母工业”成功地说服了无数父母，令他们完全失去自信，认为凭自身能力，已经无法掌控孩子们的健康、快乐和成功。

      父母培训公司已然成为无数收费昂贵的咨询公司之一，其专业性及受欢迎程度毫不亚于经理人培训班。“正确父母”公司（Sound Parent）给身处各种情况之中的父母们进行各类培训，从如何挑选幼儿园到怎样整理家中空间，解决所有忙碌的现代父母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总是对来家中做客的小朋友们十分小气，不能一起共享玩乐，通过每小时75美金的咨询，就可以学到如何引导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大度，就没人来和你一起玩。这样的策略听上去似乎简单得不值得花钱咨询吧？其实很多培训项目，在我看来，几乎都是给生活白痴设计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一辈传统型家庭主妇们，谁不是整治家政的行家里手？难道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要培养的高智能爸爸妈妈们，非要通过Power Point和presentation，才能学会一些生活基本技能和普通常识吗？

      当然，现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更严峻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相信还是有其合理性。能够求助于Power Point来解决家庭问题的人，虽然有点可怜，但绝不可笑，因为他们至少能够正视问题且积极寻求答案，这本身就是还珍爱生活的一个表示。我也绝不会以五十步来笑百步，因为我自己这个当妈的，也积存着很多困惑和纠结。要是我真的做得那么游刃有余，倒不如参加“父母培训学院”的课程，摇身一变把自己培养成个“父母教练”得了，这倒真是桩顺理成章、一点儿也不亏本的生意。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正在我犹豫是否要续订Domino杂志，还是重新回头定Dwell杂志，传来了Domino关张大吉的消息。这算是2009年初，受美国经济惨淡影响，杂志业响动比较大的一件倒霉事儿吧。美国几家大的设计网站和博客，甚至政治博客The Huffington Post上，也传来众多业内人士和设计爱好者们的哀叹惋惜之声。

        Domino是Deborah Needleman于2004年卖给著名出版老大Conde Nast的点子，当时她还是House & Garden杂志的编辑。不同于Wallpaper、Dwell等设计杂志，Domino的定位是一本和普通读者对话，提供设计和购物指南的实用性设计手册。为了做到和读者互动，Domino的线上产品在我看来做得非常好，有时候甚至超过杂志本身。比如My Deco File，读者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和装修灵感统统收集在内，等于是一个随时可调动的设计点子库；画廊和资源栏目，都是浏览收集资料最快捷的渠道，点击粘帖保存功能，要远远快过整理一大堆剪报。论坛和博客所起到的沟通信息之功能就不言而喻了；而配合杂志内容的录像故事，能够给读者带来更立体和生动的空间介绍。

    说实话，Domino于我而言，是有点太女孩子气、太小可爱了点。她的忠实粉丝，大多是二十几岁的职业女性，甚至女学生。正因为如此，Domino的设计灵感总是以省钱为宗旨，如何自己动手DIY、如何到旧货市场淘宝、如何把宜家家具、甚至大卖场的超市货搞得与众不同，这些都是Domino的王牌贴士。便宜人人爱占，更何况是能把便宜货弄出艺术感觉来，怎会不受众人爱戴？事实上Domino杂志的订户和报摊零售销量一直在上升，读者群不断壮大而粉丝持续铁杆，而眼看着经济下滑没个底，这样教人少花钱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食粮怎么就会断档呢？

        Domino公司对于关门的决定，只有一句话，就是说纯粹是受经济气候影响所至。对于搞报刊业的内行人来说，也很清楚，其商业模式不在于销量，而是广告收入。就在Domino看似红火热闹之时，她的广告量却比2007年少了26%，只有另一本相似杂志《建筑文摘》的一半都不到。可见老板们对Domino前景甚忧，市场上同类杂志满天飞，广告商却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而且还都在紧缩银根。Domino纵然是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也不得不忍痛收手，以免赔得更多。

    也就是说，市场分析行家们基本肯定：Domino的读者们不再会像过去那么热衷于折腾自家的客厅厨房了。世道这么不景气，谁还有闲情雅致拿装修房子当爱好来玩啊？就算淘的都是便宜货，不也得花钱吗？眼看着失业率节节上升，而吃穿住行都要支出，可是没功夫玩小情调喽。

    才四岁的Domino就这样夭折了。惆怅之余，我不禁想，不知有多少设计师们和刚从学校毕业的准设计师们会失业呢？而但凡与设计相关的行业，如Apartment Therapy、My Deco等网站，又不知道能撑多久呢？不过在此艰难时世下，或许也能出那么几个逼急了另辟蹊径的英才也不一定，平日里总是被大品牌大公司压得抬不起头，所谓困境倒也未必不是良机。

    没有机会一睹Domino杂志风采的国内读者，若有兴趣可赴其网站“吊唁” （http://www.dominomag.com/）一番。乘着精彩内容仍然在线，还能扒点东西留作纪念，它们很快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地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号早上四点多，我先生就从地铁里给仍旧睡眼惺忪的我发了条短消息：“地铁车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

     这几周来，不论你打开电视还是广播，浏览报纸还是网站，说给全美人民，尤其是首都华府居民的事儿只有一件——两百多万人涌入城里观看总统就职大典，要乱套了，要封路了，气温又骤降至零下，大家要早做准备了，老弱病残都省省了！

      我这个临时起意的懒鸟，前一天晚上才忙着翻地图查线路，研究了半天，终于承认长久不练兵的自己无法一口气在严寒中骑上十几公里的自行车，还是老老实实回到地铁方案，说不定小时候那套挤公车的本事又能临场发挥一番呢？先生的短信和无缝不钻的媒体一样，令我稍稍慌张了一会儿，但仍强作镇静地先送孩子去学校，回家停好车，才信步走向地铁站。

      已经9点多，离就职典礼还有三个小时，但平时只要十几分钟的车程现在却说不准了。像我这样的懒鸟们还挺多，但终究属于广大亢奋民众中的少数，地铁车厢不仅一点儿不挤，我还找了个座儿。一个50多岁的男人正拿着DV拍身边的太太，一边拍一边解说，“我们在见证历史的路上！瞧，我们居然还有座儿！有一天，你要给你的孙辈们看这些啊！”太太忍不住笑出来，男人自己大概也觉得有点过，笑着放下了DV。

      说说笑笑的乘客随着一声“临时停车”的通告而担忧起来，接着便开开停停，磨叽得很。据说中国城地铁站有人失足掉下铁轨了，大家开始着急了，有人强作欢颜地开玩笑，说看来我们要在地铁里庆祝新总统就职了。但是几乎没人笑，反而更烦了。我立马重新翻开“作战图”，和邻座的人商量策略。那是《华盛顿邮报》的国家大道观礼排布图，封路路线、地铁车站开放情况、检查站、电视屏幕安置等非常详细，我们在交换了一些小道消息之后，迅速决定在地铁中心前一站就下车，虽然会有比较长的步行路线，但或许不会太拥挤，更能保证我们进入国家大道的主场草坪。

      一走上地面，逼人的寒气扑面而来，好在阳光灿烂。每三五步就有警察或协管人员指路，或许是事先的警告过于夸大，就算是没有封路的街道上也一辆车没有。我随着成百上千的人群往一个方向前行，大家摩肩接踵，却毫无推拉拥挤之势，所有人的步调都令人惊讶地保持着相同的节奏；人们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却又没有喧哗和嘈杂，只有适度的交谈和笑声，或者此起彼伏的相机咔嚓声。就这样，人群低调有序地前进着，散发出欲言又止的快乐，这种感觉奇妙极了，好似平和的欢喜。

     随着国家大道的接近，路边的移动厕所开始成排出现，身穿迷彩服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五花八门的小商贩们也都冒了出来。奥巴马别针、奥巴马海报、奥巴马旗子、奥巴马冰箱贴……，比较实用的，应该是奥巴马帽子和手套围巾了。最令我称奇的，是一个青年男子自己设计制作的椭圆形奥巴马头像耳环。抗议示威的人也没有错过这个良机，三三两两地举着标语和喇叭；有的甚至租了小货车，贴上海报，反反复复地开来开去。还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更有曝光率了呢？

     一到国家大道，我就直奔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虽然这里只看得到国会山的一小部分圆顶，离奥巴马的就职台有将近4公里，但略高的地势可稍稍一窥前后延绵不绝的人群，拍出来的照片也有明显的参照物。能亲眼看到新总统本人固然令人向往，但周围这些动情的人们，难道不是更令人值得感受和纪念的场景吗？他们中有美国黑人奴隶的后代、拉丁美洲的打工族；有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的第一批新英格兰移民后裔，还有和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不论什么肤色，来自何方，这一天国家大道上的人心所向，真可谓是高度一致。奥巴马和米歇尔一在大屏幕上出现，到处都是摇旗欢呼；布什和切尼一现身，立马嘘声一片，人们甚至自发地唱起“再见”歌，如此残酷而不留情面的评价，让我这个不喜欢布什的人也有点替他难过。

      也许是过于兴奋，又忙着拍照片，我和很多在场的人们一样，连冻和渴都顾不上了，似乎所有的感官都消失了，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激动。非裔美国人们尤为活跃，尤其是女性，奥巴马一宣誓完毕，她们就又哭又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前一天（19日）正好是美国黑人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日，对于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来说，奥巴马的当选犹如实践了四十多年前金博士所倡导的“我有一个梦”。金博士当年这篇著名的演讲，正是在和国会山遥遥相望的林肯纪念堂作的，今天在场的一些人的祖父辈，当年正是在国家大道的这同一片草坪上，伴随金博士一起示威游行，并聚集在此聆听演讲的。今非昔比，看奥巴马今日的成就，不仅是非裔，所有倡导人权和民主的人们都有理由以此为豪，怎样疯狂也不为过。

      奥巴马的演讲一过半，还没冻糊涂的我便开始悄悄找退路了。下午的游行是肯定不看了，等会儿仪式一结束，又将是一拨撤退大潮，要是和这百万大军一起，被堵在城里回不去，我那学校里的两个小儿可怎么办。归途还算顺畅，只有我和少数归心似箭的人快步往回赶着，垃圾桶边堆成小山一般的咖啡纸杯和食品袋在空旷的街上显得尤其落寞，地铁车厢更是空空如也。是啊，今晚的DC城里将有无数欢庆的派对，连酒吧和餐馆都可破例24小时营业，正在兴头上的人们怎舍得这么早就离开这千载难逢的狂欢呢？

      我连蹦带跳地（太冷！）回到自家地盘，一出地铁就先奔超市买点吃的。付账时，那个平时熟络的收银员看似随意地问道，“你在那儿吗？”，“是的，我刚回来，”我一边划卡，一边说，“棒极了！”

     “我知道。”他把袋子递给我。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眼看着中国春节又要到了，唐人街的舞狮舞龙队又要忙活了，中国超市的促销活动也要展开了，中国餐馆的年夜菜更是早早推了出来，吸引居住在美国首府地区的大批华人家庭。

      对于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春节究竟有多重要？在异国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和熏陶下，本土文化是逐渐淡出呢，还是愈发显得珍贵？这个问题，对于毫不在意任何节日的我来说，原本无所谓。所有的传统节日，就算在中国，也越来越商业化，节日本身的传统意义和习俗，尤其在年轻人看来，越来越模糊不清。作为一个聚集了多元化民族和种族的国家，美国的公共假期仍然以基督教教义为主，但各种不同的其他节日，还是颇为热闹。比如中国新年，也算是个比较广为人知的节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微妙和重要的角色，中国文化在美国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美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餐馆吃吃宫保鸡丁，他们想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渴望，逐渐强烈起来。

      今年春节，对我来说，已经是在海外度过的第N个了。以往怎么过的，完全没有印象，不过是糊里糊涂混过来的，顶多是叫些朋友吃一顿罢了。但这一次，我却早早地上了心，原因说来比较老套——为了教育下一代。

      我的朋友李老师，作为当地小学“中文浸透教育计划”的老师，上个月就开始发愁，要给她的学前班和一年级班学生安排春节演出和壁报。说起这个“浸透教育”，也就是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这几年来在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小学逐渐盛行。它的实施方法，就是班级老师采用全中文教学。数学、科学、手工等科目，全部用中文来教，一点儿英文不掺，至于中文课本身，当然更不用提了。报名参加“浸透计划”班的学生，并非清一色华裔。李老师的两个班，80%以上都是非华裔学生。中文作为一种外语，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中，越来越受重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把掌握中文作为孩子将来可以持有的一种特殊技能来培养。就像在中国的英语热，美国的中文热同样火爆，完全可以用“从娃娃抓起”来形容。

      为了让这些本来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孩子们了解春节，我和李老师搜肠刮肚地收集有关牛的童谣和资料，它们必须介绍一点春节的传统，但有趣而简单，才适合孩子们消化理解。毕竟，这些夏天才开始参加“浸透计划”的孩子们中文还很有限。于是，我们把《麦当劳农场》关于牛的那一段歌词翻译成中文，也算是有了和牛有关的节目，况且曲调是他们本来就熟悉的，不会太生疏。李老师把简单的问候祝贺语改编成朗朗上口的诗句，给孩子们人手配一个弗拉明戈舞者用的小响板，权当山东快板来表演了。至于壁报，找了一些牛的图案，以及家家户户吃团圆饭的景象，就算是一点春节小常识的介绍。

      这一阵忙活，让我对自家的春节也操上了心。我那俩小子，只知道有个可以带来很多礼物的圣诞老人和圣诞节，却压根不知还有个可以拿红包的春节。和众多带有宗教意义的圣诞活动相比，他们所接受的“春节教育”几乎等于零。我应该搞点儿什么招数，让他们也对春节印象深刻呢？我们也没有一个类似于圣诞老人这样的春节人物，可以“威胁”他们做好孩子听话，否则没有红包，而把财神爷当偶像来敬畏显然是不合适的。

      想来想去，还是去中国城看舞狮舞龙比较合适，然后叫些朋友们来一起包包饺子凑热闹，要不我再教他们做个揖说一声“恭喜发财”？希望让孩子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心情，恐怕只有海外华人才有。越是远离故土，越是不舍传统的根，更奢望孩子们能了解、认同自己的根，尽管做父母的自己可能都没怎么学好过。就像我身在美国，却坚持和孩子说普通话；而他们在中国的同龄人们，正努力地学着ABC，说着Merry Christmas，说不定还都有个英文名儿。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如果每个人只能许一个新年愿望，面对2009年的到来，很多美国人都无从说起。布什总算是要下台了，可房市、股市怎么办？医疗保险怎么办？日益缩水的退休金怎么办？也只有上帝知道，究竟先救哪样，才能解决所有问题。

      就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家附近突然发生水管大爆裂，那条名叫河街的马路真的成了一条河，被困车辆一片惊慌，当地救援队甚至出动了直升机把一对母子吊了出来。我家的水倒是没有停，却成了涓涓细流。这种意外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甚至对自来水在下午就恢复正常颇为惊讶，这样的效率还真是少见。记得夏天的时候，只要暴风雨一来，我们这一片就大停电；酷暑之中，停电一整夜并不稀罕。至于至少垄断全美一半市场的COMCAST服务，我可以完全负责地投诉其之低效和低能。有线电视、互联网络和电话这一条龙，不是这个断就是那个坏；我曾经有过一周每天给那个维修工打电话的记录，有时候他前脚刚走，设备后脚就不灵了。追其究竟，他每次都没有一样的版本，最后只好推诿于线路老化，或者昨晚下雨了。

      导致水管爆裂的冷空气，其实不过摄氏零下5度而已；所谓的夏日暴风雨，在我看来也比较普通，不算大规模；至于所谓导致电话线不通的夜雨，几乎就是毛毛雨。以上所述，如果发生在某个非洲或亚洲发展中国家，我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我们就住在美国的伟大首都地区，一个全美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差的，但绝对离令美国人自豪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如果说看个奥运会开幕式就让一些孤陋寡闻的美国人对中国跌破眼镜，等他身处上海和北京，一定会有另一种“文化震惊”——并非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服务行业和公共设施的高效便捷（至少在针对外宾方面）。

      著名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也提到了这个话题，并把自己在香港的经历作为强烈对比。从香港机场到纽约的火车站，美国自然是反面教材，他不禁问读者，也问他自己，美国的基础建设是怎么回事儿？美国需要的，恐怕不是紧急援助（bailout），而是重启（reboot）、重建（build out）。

     与此同时，当我看到RAM（偏远地区医疗志愿队）在肯塔基州服务的相关图像和录像，完全不敢相信那些半夜就聚集在医疗点排队看病的大批人群，并非难民，而是普通的美国民众。没有保险的人们不惜驱车几百哩，拖家带口地来看不要钱的医生。牙医是最忙的，因为牙科不仅收费昂贵，而且很多有医保的人却没有牙科保险。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些懵懂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正常的保健，却为此给他们一生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和看不起病的美国人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牢骚简直算不了什么，根本难以启口。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我想我至少还有一件牢骚事是可以和广大美国人民群众共享的：那就是噩梦般的机场。机场的建设就忽略不计了，我们也没必要去和北京首都机场或者上海浦东机场比较，免得心里再添一道堵。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后9/11时代的反恐安检。按说是为了旅客的安全，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其低效率、恶劣态度、污浊空气和嘈杂环境，无不令我们怒火中烧，甚至恶向胆边生。如果有谁因为机场环境诱因而发疯发狂成为恐怖份子，上演一出活生生的黑色幽默剧，我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自己就不止一次因为可笑或不可笑的原因和机场工作人员发生口角。美国国土安全局那种假设每个人都是犯罪份子的原则，充分体现在了美国的机场服务上。而效果呢？美国《亚特兰大》杂志记者和安全专家乔装打扮、假造登机卡，最后一路畅通无阻地走上飞机，尽管他穿着可疑的服装（比如印有本·拉登头像的T恤）、带着可疑的物品（比如小刀、打火机、火柴、防尘口罩等），甚至号称忘了带身份证。

      2007年，美国有四分之一航班延误，平均延误时间为55分钟。我“有幸”带着两个小儿享受了超出平均线的待遇——我们在深夜的飞机上足足坐了近两个小时，吃是肯定没得吃的，连喝也有限的很——谁让安检不让人带饮料上飞机呢？甚至婴儿的牛奶也有限量。

      所以，我至少希望在新的一年，在美国坐飞机可以是一件比较愉快的事情，要不然我真没有勇气继续游览美国的大好河山。而对于各有祈愿的美国人民来说，最希望的，恐怕是他们的新总统能够兑现诺言，给这个国家带来CHANGE，一个真正好的CHANGE。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