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

By continuing your visit to this site, you accept the use of cookies. These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our services. Learn more.

2016年08月21日

Kaisakirjasto, a library for all

Kaisakirjasto is the main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Helsinki in downtown Helsinki. The space was built on a parking lot between two old buildings in the middle of historical area. 

kaisatalo,kaisakirjasto,aoa,library design,helsinki library

 

 

 

 

 

 

 

In this short video Kaisakirjasto, A Library For All, the architects couple of AOA tells their winning idea. 

(photo from the video)

KIASMA, a space created with light

KIASMA is the meeting point for artists, friends of art and everyone in downtown Helsinki.

IMG_8861.jpg

 

 

 

 

 

 

 

IMG_8872.jpg

 

 

 

 

 

 

 

IMG_4519.JPG

 

 

 

 

 

 

 

IMG_4523.JPG

 

 

 

 

 

 

 

 

 

 

 

 

 

In this short video KIASMA,  A Space Created With Light, the chief curator of KIASMA tells the architectural idea of Steven Holl for this signature space.

 

(photos by YIN Zi)

Lokal, the showcase of Finnish design

Lokal in central Helsinki is a store and exhibiting platform of the best of contemporary Finnish design.

lokal,finnish design,nordic design,katja hagelstam

 

 

 

 

 

 

 

lokal,finnish design,nordic design,katja hagelstam

 

 

 

 

 

 

 

 

 

In this short video Lokal, 72% art, 28% coffee, the founder and owner of Lokal tells her inspiration behind the idea.

Pekka Väänänen, the man from the forest

Pekka Väänänen lives and works in Nuuksio, the national park near Helsinki, Finland. He loves and treasures nature. 

IMG_9595.jpg

 

 

 

 

 

 

 

 

 

IMG_9614.jpg

 

 

 

 

 

 

 

 

 

IMG_9438.jpg

 

 

 

 

 

 

 

 

 

IMG_9641.jpg

 

 

 

 

 

 

 

 

 

IMG_9439.jpg

 

 

 

 

 

 

 

 

 

 

 

 

 

 

 

In this short video The Man from the Forest, he talks about his passion for the land of dream.

 

(photos by YIN Zi)

Studio Aalto and Aalto House

The Finnish master Alvar Aalto's old home and studio are still well preserved in Munkkiniemi area of Helsinki, Finland.

aalto,alvar aalto,studio aalto,finnish design

 

 

 

 

 

 

 

 

aalto,alvar aalto,studio aalto,finnish design

 

 

 

 

 

 

 

 

aalto,alvar aalto,studio aalto,finnish design

 

 

 

 

 

 

 

 

In this short video Aalto House and Studio Aalto, the director of Aalto Foundation explains the master's idea behind the buildings.

 

(photos by YIN Zi)

 

 

2015年09月01日

The Home of Trash Design

Isa Kukkapuro-Enbom and Henrik Enbom are the founders of Trash Design.

Their beautiful country house near Helsinki of Finland is also the factory and workshop of their design experiment. 

 trash design,nordic,finnish design,isa and henrik,kukkapuro,finland

 

 

 

 

 

 

 

 

 

 trash design,nordic,finnish design,isa and henrik,kukkapuro,finland

 

 

 

 

 

 

 

 

 

trash design,nordic,finnish design,isa and henrik,kukkapuro,finland

 

 

 

 

 

 

 

 

 

 

 

In this short video Trash Design: Isa and Henrik, they tell the story of their life and work. 

(photo by YIN Zi) 

 

 

 

2014年09月01日

给过去的图像

    十一岁的时候,小姑娘米莉亚·劳瑞拉(Milja Laurila)在马尼拉突然失去了父亲。这一变故可以说在她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极其重要且不可逆转的影响,尽管当时的她并不完全明了。一年后,十二岁的她开始拍照,“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职业摄影师的劳瑞拉坐在赫尔辛基的工作室里,平静地表示她其实并不确定自己最终选择摄影和父亲的亡故是否有关联。劳瑞拉的父亲生前是个业余摄影师,为芬兰外交部工作。一家人在坦桑尼亚住了四年,劳瑞拉的父亲拍了成千上百张非洲的反转片。劳瑞拉那时候很小,她对那段生活完全没有丁点儿记忆。“我觉得摄影带来的,更多是忘记。”她说。

    劳瑞拉最突出的早期作品《记得》(To Remember)是建立在她父亲拍的老照片基础上创作而成的。通过多次曝光技术,她把过去和现在的影像重叠在一起。对她来说,合成元素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制作方法的不确定、图片的模糊感和渐退的色彩都反映了劳瑞拉遗忘和记忆的经历。“非洲的时光对我来说很重要,有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可是我一点儿都不记得,”她说,“所以我不认为可以通过摄影来唤起回忆,尽管人们通常总这样认为。”

    劳瑞拉的父亲曾有三个相机,他用一支绿色的笔在存放反转片的本子上做记号。有一页的反转片不见了,只剩下他的记号。劳瑞拉觉得这些遗失的反转片就好像她的记忆——失去了,却反而变得更强烈。她的摄影作品于她来说,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遗忘的影像和她所无法企及的记忆。

      2013年的《家庭相册》(The Family Album)同样选材于父亲在坦桑尼亚拍摄的35mm幻灯片素材。劳瑞拉还是孩子的时候,全家人常常用投影机放片子,父母则一边看一边给劳瑞拉讲和图片有关的故事和在非洲的生活。多年后,当劳瑞拉再次翻看这一堆杂乱无章、数量巨多的素材时,她意识到,没有了题图文字,这些图像是如此哑然。她所看到的,无非是陌生的面孔,风景和国家。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了唯一了解这些图片背景的人;于是劳瑞拉试图重建当年的情景:请母亲和她一起看幻灯片,边看边讲。在最终完成的作品中,图像全部消失了,呈现给观众的,只是母亲的描述。

    紧紧围绕着过往家庭回忆的另一件作品是《355个记忆》(355 memories)。劳瑞拉把自己所能记得的童年往事统统写下来,并且一一编号。这些文字印在她父亲的老照片背面,展览时就只给观众看背面文字。劳瑞拉的本意是不想让观众翻过来看照片的,因为她认为照片其实已经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故事,而观众籍由文字想像的画面应该更有意思。可是,总有观众要忍不住去翻看,劳瑞拉又不喜欢放“禁止触碰”那样的标志。“那就让他们看吧,哈哈。“她想起展览现场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十年前,当二十出头的劳瑞拉刚开始做《记得》系列的时候,是在实验室一边做一边哭的。依旧年轻的父亲因为脑梗突然过世十年了,母亲却从未对她有过任何解释,她曾经愤怒,为什么没有一个成人对她这个孩子有任何安慰和引导。“其实所有的人都对此震惊,但是谁都不提,我也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好像他从未存在过。”劳瑞拉回忆一家人从马尼拉搬回芬兰的情形。直到《记得》作品完成,她在展览新闻稿中写到这是她对父亲思念的表达方式,即使他死后没人提起过他。可是母亲看后,仍然什么也没说。“真是很奇怪”。如今,三十出头的她终于可以比较平静地讲述这些。从《记得》,《家庭相册》到《355个记忆》,劳瑞拉并没有对这三个疗伤系列的治愈功能有所评价。一再强调影像令人遗忘的她,仍然认为记忆就是一切,因为“它代表了我们是谁”。“可是你记得什么,忘记什么,不是你所能决定的。你无法控制,”她试图解释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关系,“过去就是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

    正在攻读摄影博士学位的劳瑞拉,在摄影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十八岁时报考赫尔辛基艺术和设计学院落榜,就跑到赫尔辛基大学学法语。学了三年,心里其实一直没有放弃的她又重新报考,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决定考不上就安心做媒体研究,结果倒考上了。劳瑞拉觉得那三年的学习对摄影无甚帮助,尽管她的阅读量很大。不过博物馆学给了她很多灵感,“比如讲回忆的作品,像是个人档案,”她说,“怎么保存,怎么记忆,怎么忘记,怎么理解,等等。那个学习对我围绕着回忆的作品来讲是很有启发的。”

    其实劳瑞拉对语言的兴趣极大,她不仅写很多东西,怎样表达对她来说也很重要。家庭回忆系列作品的后两部,文本占了相当重头的角色,她甚至承认她和智利裔美籍艺术家阿尔弗雷多·亚(Alfredo Jaar)一样,都喜欢文字甚于影像。“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个摄影师,我只是个艺术家,运用摄影手段罢了;说白了,摄影只是我的科目,但我不必非要用照片,”她坦白,“当然,我对摄影还是很看重的,虽然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但它的确很神奇。”

    劳瑞拉承认她对文本的着迷将以摄影为专业和职业的自己置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尽管她和纯文字工作者有很大区别,她的文字目的仍和视觉效果息息相关。然而这种困难并没有阻挡她继续有关影像和文字的探索。一直爱书爱阅读的她,发现一些旧版百科全书和几十年前的学校课本中的文字相当怪异,大声朗读时又非常好玩儿。“我挑选了一些句子,以诗的方式表现;我把句子的相关背景去除掉了,不告诉读者原本讲什么,”她说,“也从中挑选了一些图片,把背景给去掉了。”

    剥离了上下文的图像和文字,被劳瑞拉重新翻拍和编辑。对观者来说,他们的原本所附带的意义完全不复存在。“人们通常说摄影就像科学,是一种证据,显示了事实;可是我觉得当你光看一张照片时,它可以说明很多事情,”她指着一张她翻拍的老照片,“这张照片原本的题图是关于星星,可你不觉得像是有人在黑布上撒了一堆花生米吗?”

    作品《最新的知识》(The Latest Knowledge)就是这些被重新排列组合了的旧百科全书和教科书图文。劳瑞拉把当年的最新科学发现摆出来,既是问观者,又是自问:这是科学吗?今天的知识在五十或一百年后又将是什么样子?“人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写下来的文字。”她对此相当肯定。每当阅读报刊杂志,劳瑞拉总是不读图注,因为注重描写画面的新闻图注让她觉得很无聊。她对电影的选择也比较挑剔,却喜欢所有哈内克(Michael Haneke)的电影。

    从自己的家庭相册,到旧教科书,劳瑞拉的创作总是以别人的照片为起点;而文本部分,也包含了别人的写作(或母亲的口述)。“我只不过是做了编辑。”她指出,“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曾说过,他不是个摄影师,他只是利用摄影,就像用其他实物如报纸、桌子等;摄影对他来说,就是创作材料。”劳瑞拉认同波尔坦斯基的创作方式,强调自己如出一辙;除此以外,她对做展览的兴趣往往更大于作品制作,尤其在意观众在展览现场的反应。“女人尤其喜欢我的作品,将其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劳瑞拉对比自己作品在不同国家展出时,不同观众的反应。

    青睐劳瑞拉作品的,甚至还来自非艺术领域,比如从事精神病研究的;还有以她作品作为教学素材和用于“摄影治疗”的。这或许和她作品本身所触及的私人情感息息相关。“我忘记了整个童年,”她讲述自己对于创作的内心感受,“于是做作品的时候,我刻意地去回想,虽然我记不得在非洲的生活,但我做觉得它在我体内某个地方,我父亲也在那儿,虽然我无法触摸到。”

    “我努力想给过去以一个现在的图像。”她认真地说到。

原文刊登于《EIN 杂志》

2014年07月31日

图书馆与一座城市的对话

    赫尔辛基,这座曾经的波罗的海贸易港,两百年前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钦定为芬兰首都;她的重建以圣彼得堡为参照标本,至今仍保留着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城市景观。近年来赫尔辛基逐渐为亚洲旅行者熟悉,得益于芬航往返亚洲航线的增加,尤其针对中国,一下子把欧亚大陆的距离拉近了不少。三年前,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把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桂冠颁给了赫尔辛基,令世界对这座遥远的北方都市刮目相看。紧接着,赫尔辛基轮值“世界设计之都”,连带起整整持续了一年的“芬兰热”,给这个北欧小国做足了形象公关。

    事实上,不论有否“世界设计之都”的头衔,赫尔辛基的城市规划一直是世界领先的。“芬兰首都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为她具有根本的勇气重新考量其都市雄心,并具有才能,灵感和魄力大干一番。”Monocle杂志的这番评价应该可以献给每一代赫尔辛基的建设前辈们,而如此雄才大略,可以一直追溯至建城之初。赫尔辛基的“宜居性”,不仅体现在其公共交通,医疗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硬件配置,更突出在其人性化的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上。比如首都地区的图书馆网络,便是一个可作为典范的服务设计例子;而芬兰的图书馆系统,在全球亦属领先,这个只有五百多万人口的国家,除了人均咖啡喝得多,阅读量也多,芬兰孩子之所以在历年OECDPISA考试中成绩不错,并非是天天补课做题的结果,而是归功于松散自由的教育架构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赫尔辛基大学的崭新市区图书馆在“世界设计之都”这一年(2012)落成,一亮相便惊艳四方。地处市中心中央火车站附近,毗邻赫大主校园和参议院广场,新图书馆居于整个城市中最显要的地段,不仅连接着赫大原有的学习中心和主要地铁站,而且紧靠周边的商铺和其他服务设施。这是一个“以一代十”的重大决策,为了这座新图书馆,赫大关闭了十座遍布全城各分校园的小型图书馆,集合了一百五十万册的纸本图书资料于此。这对于芬兰这个从来不以尺度大小来权衡质量的国家里说,算得上是个比较大型的公共项目。

    赫大图书馆主任琶尔薇·凯博宁(Palvi Kaiponen)女士从头到尾参与了图书馆从立项,竞标到施工完成的整个过程。“我们公开招标,共有七十家建筑事务所登记竞标,”她回忆到,“我们挑选了十个方案作为候选,然后在剩下的方案中,又以抽签的方式挑出二十个。因为我们想多给年轻的建筑师一些机会。”

    维萨·奥义瓦(Vesa Oiva)和赛黎娜·安迪宁(Selina Anttinen)这对年轻夫妻以往的项目都是些小型建筑和室内设计,从来没有接手过如此大型的设计方案。然而他们的安迪宁·奥义瓦事务所(AOA)被幸运地抽中进入下一轮竞标,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方案最终胜出,成为新图书馆的设计定案。

    几乎在所有有关新图书馆的专题报道中,都提到AOA的成功在于他们聪明地招募了一位图书馆管理专家参与他们的设计团队。但其实这位专家的作用很可能被过份高估了,按照奥义瓦的说法,“我们的确找了一位专家,但他并没有全程参与设计。”奥义瓦认为他们胜出的原因当然有造型设计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其功能性。芬兰当代设计一直很崇尚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建筑设计上,同样注重其实用性,仅仅追求视觉效果不是芬兰人所热衷的。作为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功能性被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凯博宁女士“显然对以奥义瓦为主设计师的团队相当满意,她和她的同事有多年的图书馆管理经验,也曾赴全球考察各地典范图书馆,就奥义瓦的作品细节十分赞叹,“你现在看到的所有服务细节,有很多出自他们之手,我们管理员也出了不少点子。”

    服务设计,指的是具有创新意味和设计理念的服务项目,旨在给针对用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也达到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目的。服务设计的工作流程必须有用户的参与,否则难以真正了解用户需求。“聪明设计”(Smart Design)项目是为了更好地为图书馆用户提供服务的一项由针对用户参与的采访调查。项目负责人米高·考维斯托(MikkoKoivisto)认为,服务设计的精髓在于互动和交流。在开馆一年半前就展开的用户调查,以问卷、面对面采访、旁观和跟进采访等各种方式,将图书馆用户分为四种使用程度不同的群,并以他们不同的需求在空间和其他设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聪明设计”项目最大的成果之一是为赫大师生专设的休息室,微波炉和水壶等简单厨具可让忙于学业和教案的师生花半小时简单垫个饥、充个电;而这个时间长度,正好是工作台允许暂时空置的最长限度;于是,“马上回来”的标识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用户需要的服务之一。

    “从2012年秋季开馆到2013年底,我们有一百三十万左右的访客。”凯博宁主任说,“平均每天有五千人,而年初的四个月,可能是天气寒冷,每天有七千人左右。”如此大流量的空间,是如何保持井井有序的操作,并且保证在内学习和工作的用户拥有一个高效且高质的环境呢?“80%的藏书都在地底下,”凯博宁解释到。地面上的五层楼,合理而大度地分配给各种不同功能的开放区域,并且以色块提示区域功能。绿色区是社交区,允许聊天,开小会讨论;桔色区是工作区,但仍旧允许轻声交谈和使用手提电脑等;红色区则是绝对安静区,不仅不允许出声,也不允许使用电脑。在赫尔辛基,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用户不是冲着借书而去,而是使用图书馆的免费便利设施,比如无线网络和电脑,以及小会议室等。赫大新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虽然是赫大师生,但她面向全社会,所有年满15岁的芬兰居民都可以免费申请到图书卡。赫大图书馆数码服务处的特别计划官员薇拉·瑞斯提卡拉塔诺(Veera Ristikartano)女士认为,市中心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供人们长时间逗留,而图书馆是一个友好而开放的公共场所,她觉得这个新图书馆会很快受到众多自由职业者们的欢迎。

    或许只有在芬兰这样特别推崇平等和民主的北欧国家,才会产生拥有如此宽大胸襟的大学图书馆。在瑞斯提卡拉塔诺看来,如果学生和学者们介意其他公众使用大学图书馆设施,是狭隘而短视的。芬兰的科学图书馆从来都是向公众开放,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为荣。“大学的目的是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连社会上的其他人都不能共享这样的空间,又从何产生影响呢?”她问到。

    “我对结果是满意的。”奥义瓦肯定地说。人们对于AOA不曾有对应大型建筑的经验,却极其漂亮地交出这样一份完美的作品大为惊喜。公众、学术界,建筑界,甚至舆论都不吝夸赞。2012年春天,AOA以此获得芬兰评论协会的年度大奖,这也是协会第一次把大奖颁给一栋建筑,仿佛她就像一首交响曲或一幅油画那样,是一部艺术品。

    在奥义瓦看来,任何建筑师碰到这样的设计机会都会尖声欢叫,他当初自然是要迎难而上。他认为,这个项目的主旨在于展望未来,“将来的五十年里,图书馆的性质将会有颇大的变化;那就是所谓的随机应变的建筑系统解决方案。”他说。

    一由图书馆正门进入,椭圆型的回旋楼梯层层递进,直通最高点;天光透过如杏眼般的中庭洒将下来,这就是令所有初来乍到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的第一眼效果。她完全不似传统图书馆般中规中矩,有着如同剧院般的神奇和灵性,心情也随之愉悦且缓和。而拾级而上,每一处更有意想不到的安排,更不是传统苦读书的冷冰冰或干巴巴的装饰。经典的芬兰当代设计作品随处可见,看书的可以脱了鞋子缩在“椅子大王”约里奥·库卡波罗(Yrjo Kukkapuro)的大沙发中,也可以面对落地大窗对着热闹的城市发会儿呆,甚至眯一小会儿。工作台各种各样,最酷的大概要算最高层的椭圆环形桌,探出头去,即可一眼望到底层大厅。

    建筑工地经理马蒂·玉林(Matti Julin)回忆起建造工程,仍然称之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圆形是整个工程的主要建筑语言,无论是搭脚架还是表面工作都比平直的墙面要难得多。拆建工作也是他三十多年职业生涯中最难的,因为这是在闹市中心两栋建筑之间的定向拆除,时刻要照顾到街道的正常运作和交通状况。设计竞标一年,大楼落成四年,这样的速度在谨慎从事的芬兰属于相当快。有舆论曾嘲讽,此图书馆是全芬兰地价最昂贵的图书储藏室,此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渴求知识的读者和学子们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传递知识的书本更有价值的呢?新图书馆主要藏书用于人文和社科系,而这些学科恰恰是大学里阅读量最大的。底层的图书分拣室,特地做成了玻璃墙面,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机械手是如何分拣归还的图书的。这部分在传统图书馆被藏在墙后的幕后工作,居然成了最有看点的参观之处。

    然而正如奥义瓦所说,他的设计出发点是做一个经得起未来考验的建筑,她不是僵硬的钢筋水泥,而应该是可以随着需求和环境进行互动和转换,会和用户相呼应和对话的建筑。奥义瓦的想法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念和城市规划理念,而这对芬兰这样一个倡导绿色城市和环保生活方式的国家来说,更是契合得很。随着纸本印刷阅读材料的逐渐减量,也许未来的图书馆并不再需要如此庞大的存储空间。到时候,AOA所设计的图书馆空间有着高度调节性,以适应新的读者使用需求。

    这个地处闹市的图书馆和城市的对话,不止局限于她那标志性的宽大弧形长窗。站在顶楼的露台上,人们可以尽情饱览赫尔辛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屋顶。投石之遥,就有前辈大师卡尔·路德维格·恩格尔(Carl Ludwig Engel)所设计的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者仍然可以享受十九世纪的阅览室氛围。恩格尔几乎设计了赫尔辛基所有的重要建筑,可谓这座城市的设计之父,一百多年后的赫尔辛基市民,至今仍受惠于他的经典传奇。也许,一座建筑的真正价值,还需交由未来的人们来评判。

原文刊登于《iDEATIVE创意》

2014年06月08日

叠像般的中国当代艺术图景

   去年十月,随着曾梵志油画作品《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以1.6亿港元成交,创下中国当代艺术品世界最贵新纪录,也给2008年后由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跌落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注射了一针莫名的兴奋剂。

    当代艺术的门道和玄妙让很多圈外人无法参透。是谁决定了好和坏?又是谁操纵着巨额资金的走向?芬兰导演米迦·马迪拉(Mika Mattila)一直觉得这是个令他琢磨且颇为有趣的题材。2006年从赫尔辛基搬到北京南锣鼓巷居住后,他一下子又被北京的当代艺术圈深深吸引了。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权钱交易更加明显地浮于表面;但骨子里它和西方艺术圈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西方一切都更含蓄些,“人家毕竟练了有上百年了嘛。”他说。

    北京奥运过后,马迪拉决定拍他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镜头对准了他熟悉的当代艺术圈。“因为我不想拍一个笼统的反映中国的片子,”马迪拉说,“中国有很多有趣的题材,可大多数说实话我都没资格做;而北京的艺术圈在当时来讲,算是我的大本营,我熟悉。”那时候,除了一个美国女孩在拍艾未未,没有其他人拍这方面的电影。马迪拉认为,以中国当代艺术圈作为媒介,能够讲一个关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国际化,和文化冲突的好故事。

    《叠像》(Chimeras)以中国当代艺术老牌领军人物之一王广义和青年摄影艺术家刘钢为主角,通过两条平行的故事线,讲述了两位艺术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当代中国环境中的际遇,体现了他们对艺术、自身价值和身份的反思。只2013年大半年的时间,影片已在全球近20个国际电影节上映,包括赫尔辛基国际电影节,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等,观众和业界皆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美国《综艺》(Variety)杂志称之为“知性、视觉观感引人入胜,在试图与身份感相抗争的同时,凝固了中国的一个瞬间。”

    马迪拉一开始就很确定他需要采访什么样的人来当他电影的主角。“首先他必须要很有钱,其次他要一开始就在那儿了,”他解释说。按照第二个标准,他很快把张晓刚、岳敏君和曾梵志那些个排在前十位里的候选人都去掉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活跃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图景中。当时马迪拉已经定下了刘钢这个刚冒出名的美院毕业生,所以他要找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一个具有强悍的性格、喜欢作秀、镜头感好,并且有表达能力的人物。王广义就很自然地凸显出来了。“还得是个容易拍的,不仅是人物,还有作品,”他说,“王广义的作品可以是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作为电影素材,我就需要这样不复杂的。”艾未未也是个好素材,几乎符合马迪拉的选择标准,除了他在1980年并无甚影响力;可是艾未未已经被无数媒体当成不断咀嚼的素材,马迪拉觉得拍他很容易变得无聊乏味,没有新意。

    王广义没有让马迪拉失望。电影一开场,他那闪烁着火星的粗大雪茄在其作品的拍卖会声画中叠化出来,从吞吐的烟雾深处,一张毫无表情的脸逐渐明朗。“我经历了无数次洗脑。所有脑洗完之后,脑子是空的。”他的这句画外音,似乎给他将要在电影中或慷慨激昂、或沮丧无奈的各种质问和表白做了一个总结性铺垫。作为一个显然受惠于西方波普艺术风格而一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当代艺术家,王广义在《叠像》中一再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思想体系的强烈不满。“你为什么不拿东方作为佐证,而拿西方大革命作为佐证呢?”在一场延续至凌晨三点的聚会中,他愤怒地反问正与其辩论的朱青生。“所有留学的人,杀无赦!”他的话让在场的其他艺术界同行们爆笑起来,“我要有权力,你是第一个被杀的,”王广义仍然毫不犹豫地加上一句,“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最执着和在意的话题。”马迪拉就这一段有关东西方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之影响的争议评价到。而中国当代艺术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当代艺术家又是如何反思自身价值和身份,贯穿了整部电影。马迪拉其实并不想拍一部有所谓异国情调的片子,他想反映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北京,“就像纽约一样,”他说,“可结果我却拍了一部和我初衷完全相反的片子。”他无可奈何地笑着。一开始,马迪拉找了至少五个采访对象,他们中除了艺术家,还有策展人、评论家,和从事艺术品交易的商人等。在跟拍过程中,马迪拉发现,只要对话稍加引申,每个人都会谈到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家们更在乎自己和自己作品在整个当代艺术领域的位置。“这种对身份的困惑和疑问,和当时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点像,”他说,“我发现,无论我吃再多的中国菜,有再多的中国朋友,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马迪拉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是“文革后的三十年里,从西方整个装箱打包运过来的”。“它和中国艺术历史似乎没有一种有机的关系。”他说,“我不断地在拍摄中听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拷贝西方的东西’这样的讨论。”王广义是“反西方”的艺术家们中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有趣的是,令他在艺术和金钱上大获成功的《大批判》系列,具有显而易见的西方影响。正如他自己在片中所说,在经历了毛泽东思想洗脑之后,他又经历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脑,而那一时期的作品,正是这一轮洗脑的结果。在他激烈叱责朱青生的同时,也伴随着对他自己深深的无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呢?”影片中,王广义在他宽阔的豪宅中打乒乓,随后坐在夕阳下的大沙发上若有所思地问到。

    刘钢从外表上看,和王广义截然不同。他安静、少言;即使是在他事业上最关键的转折点——尤伦斯美术馆的个展开幕式上,面对无数闪光灯和鲜花的他,依然笑得很有分寸。刘钢并不关心所谓的西方影响,因为他就是在这样的西化进程中长大的,这对他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来应对。“你怎么逃也逃不出去。”他说。作为《叠像》中的另一主角,刘钢的反思和王广义很不同。随着影片的拍摄进程,当他回到四川老家面对父母的期望,女友在电话中的逼婚,以及拍摄题材遭到家乡长辈的强烈反对,他也陷入了艺术上和个人生活上的反思。“但他的反思,更多是关乎个人的,”马迪拉说,“刘钢这一代的思维方式是,我是个摄影师,我只对摄影感兴趣;他们和其他艺术家很少有互动,更不要说凑在一起搞什么运动(movement)了。”而王广义们,在一九八零年代扎堆成群,共同的共识、目标,甚至理想,也就催生了一系列的艺术团体、运动和思潮。

    相比较王广义在片中的大段大段侃侃而谈,镜头所到之处的刘钢也更私密一些。马迪拉和刘钢有约在先,亲自掌机全片的他可以拍下一切,但刘钢有最后的决定权。“有一段,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很担心。”马迪拉说,“他怕影响他和家人的关系,但他也理解这是剧情需要;最后我也尊重他要低调处理的意见,拿掉了30秒。”至于王广义,马迪拉曾剪辑了一个特别版本,作为感谢礼物送给他的个人回顾展,当然得到了非常赞赏的肯定。但电影成片寄出后,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回音。“最后,他来了一封只有两句话的电邮,大致是说很棒什么的。”马迪拉回忆到,“但是很难讲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不那么喜欢把自己和一个年轻艺术家放在一起?”

    王广义无论是外形还是言行看似豪爽,但是马迪拉也常常吃不准他。“我觉得有时候他是真实的,”马迪拉就王广义在影片中的表现说到,“但有时候他会进入王广义这个职业角色,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也是他的一部分。可也有些时候,我也不确定到底怎么回事儿。”

    王广义把西方的广告做进了自己的作品(《大批判》中的百事可乐标识),刘钢把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房地产报纸广告折皱了重新拍摄成自己的作品《纸上的梦想》,两人都以此获得了艺术生涯的重大突破。现在,王广义认为很多艺术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总是拿西方标准来衡量艺术好坏,“太自觉地强调这种山寨化”;他对自己在艺术史上的身份和位置更是多有考量,“几百年后,人们怎么看你的作品?”,他自问。而刘钢在探寻自己的位置时,却完全没有局限于所谓的艺术家身份,反而对自己是独身子这一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多表达社会的一部分,有一个大的上下文。”马迪拉试图分析艺术家们之间的不同;不仅是王广义和刘钢之间,也有中国艺术家和北欧艺术家之间。“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他说,“芬兰以及欧洲的当代艺术家,更多地讲个人感情,有时候作品就像是个理疗过程。而中国艺术家似乎并不过滤自己的感情,更讲究大环境,甚至更政治化。”

    这或许和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关,和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不同价值观的社会要求有关。马迪拉镜头下的中国,充满了文化和文明的交汇,这些场景是那么令人熟悉,以至于都有点落俗套了——卡蒂亚专卖店前练习太极的老太太们;前来参加迪奥开幕的大牌设计师和好莱坞明星们;奢侈品慈善晚宴上笑容满面、互相打着招呼的走红艺术家们。《叠像》并不是一部批判西方文化入侵,倡导中国文化复兴的电影,马迪拉既不想批评中国艺术家,更无意指出一条东方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我正在看关于明治维新的书,”他说,“我看到明治穿西装加冕,我就想,西装就意味着现代化吗?现代化进程是不是就非得拷贝西方?东方有可能有独立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吗?”

    一直对艺术题材感兴趣的马迪拉认为,他或许可以通过当代艺术这个切口来呈现这种矛盾。《叠像》的英文片名Chimeras原意指一种神秘的杂交动物,身体各部分取自于其他不同的动物;其引申意可指某样希望得到但事实上不可得到的幻想,或者某些由不同基因组织在混杂、融合和嫁接过程中形成的有机物。它似乎不仅隐喻中国当代艺术,也影射了整个大中国。“中国价值观能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基础吗?”王广义在片中问到。

 

   “没有答案。”马迪拉极其坦诚地承认,他的结局没有给出片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他自己对自身身份的疑问,也没有找到答案。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转载于《墙报》

 

2013年10月22日

芬兰人的福利:妈妈宝盒

    和瑞典、挪威,以及丹麦这三个北欧兄弟邻国不同,芬兰没有皇室;但这并不影响芬兰在某些皇室新闻中抢占风头。比如,英国王妃凯特生子,芬兰政府送了一只大纸盒,成为最瞩目的贺礼之一。

    这只被芬兰人成为“妈妈宝盒”的大纸盒,是芬兰社会福利部门免费赠送给在芬兰的每位准妈妈的大礼包。里面装有新生儿所需的若干衣物,尤其是御寒套装;另有尿布,洗漱和床上用品等一些小工具,甚至还有给爸妈的避孕套,以提醒新父母们先忙乎小生命为重,暂时别再添乱。最特别的,是一张海绵小床垫,垫在大纸盒中,正好给宝宝当人生中的第一张床。

    其实,芬兰宝宝们睡纸盒已经睡了有75个年头了。自1938年起,芬兰政府就开始发放“妈妈宝盒”,开始只是针对低收入家庭,但自1949年开始,向全芬兰每位妈妈和宝宝开放。不论贫富贵贱,人生都从这只纸盒开始,体现了芬兰的平等社会精神。

    由于准妈妈们必须去社会福利部门登记才能获得“宝盒”,她们和宝宝们也就顺势被纳入社保系统。在领取“宝盒”的同时,准妈妈们有义务必须在市立产检诊所进行产前和产后检查,也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就在今年五月的母亲节前夕,芬兰被国际独立组织“救助儿童会”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当妈妈的国家,也就是说芬兰妈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这项评比以收入、教育、女性政治权益和母子(女)存活率这五项作为关键衡量指标,北欧国家多居榜首。在本次评比的176个国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居第3068位,刚果列末位。

    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芬兰还是个穷国,当时的婴儿死亡率还比较高,每一千个新生儿中有六十五个死亡。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该比例大大降低,这和社会健保制度的提高息息相关;尤其是一九六零年代后芬兰实行全民健保体制和医院诊所网络。不仅是芬兰籍的准妈妈,持有芬兰居留证的外籍准妈妈,都可在全芬兰的公立诊所和医院享受免费的产前和产后检查。整个生产过程从医护人员、医疗设施到药品,统统免费。家庭病房收费也相当合理,如同普通旅馆价格,还包括全天餐饮。

    芬兰对下一代成长的重视,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一直延续到18岁成人。除了免费的医疗,还有高质量的免费教育。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娱乐等服务,都对孩童和青少年有很多的照顾和优惠。在芬兰当妈妈的确是比较轻松和省心的,她们不必为了孩子的健康、教育和安全问题过于焦虑,因为政府和社会为此提供了相当完善的服务和宜人的环境。而作为妈妈本人,亦有着堪称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和福利保障。

    这只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传统纸盒,乘着去年赫尔辛基轮值“世界设计之都”之际,首次投入设计概念,进行了新包装。纸盒中的衣物仍然遵循传统,以中性色彩为主,却比以往增添了更鲜亮的颜色,并使用了环保回收原料;一些小细节有所改进,更适合婴孩;盒子上的图案为一棵生命树,而衣物上的小动物则首次出现了一些芬兰没有的动物,比如大象,老虎和熊猫,似乎也反映了芬兰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其人口分布也开始逐渐走向多种族化。尤其是以目前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来看,芬兰的确需要更多的外来人口来添丁。

 

    “妈妈宝盒”在英国掀起了一阵热议,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件来自芬兰的特殊礼物,将其中物件纷纷晒出来。白金汉宫发言人表示这件礼物考虑周全,善解人意,一定会让王子和王妃倍感兴趣。而芬兰人也很是激动,小王子一出生,就有芬兰媒体画了一张漫画,描绘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围着纸盒里小宝宝逗乐,装饰豪华的皇家气派小床却闲置一旁。此景是否属实,当然无从考证,但芬兰人真心相信,睡纸盒的宝宝会健康成长;就像他们每天都要推着宝宝出门散步睡觉,哪怕是零下十五度,雨雪交加。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