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借着“世界设计之都”的由头，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购物步行街上设置展台，众多途径此地的观光客们未必知道INDEX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设计奖项。成立于2002年的INDEX设计奖项起源于丹麦，旨在推广丹麦的设计理念，并以设计为名促销丹麦旅游。之所以敢称“最大”，靠的是五十万欧元的现金奖金发放。INDEX的靠山有丹麦经贸部等政府部门，也有赞助商。面对不景气的欧洲经济，这个每两年颁发一次的奖项不仅要维持其高质量和高奖金，更要保持其国际合作和规模，应该不算件容易事儿。

INDEX设计奖的宗旨是“改善生活的设计”（DESIGN TO IMPROVE LIFE），并分为身体、家庭、工作、玩乐和社区五个类别。它代表了丹麦设计的价值观和宗旨，着重于人文精神、社会理解和民主思考。一位INDEX评委的话最能体现该奖项的评奖标准：“设计是一种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给予我们生活意义的方式来造就我们的环境的能力。”在INDEX看来，设计提供了环境、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工具，把世界变成一个对人类更安全和美好的地方；而设计的过程则是根据设计师的方法论、学识和责任感来锁定解决方案的思考和执行流程。所以，要问鼎INDEX奖，设计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评判标准，而所谓的“上下文”关系（context）亦相当重要——整个作品从构思到制作，每个环节都是检验设计师理念的证据。最终，作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它的美学感官，同样举足轻重。

在不久前公布的2011年INDEX评选中，评委会收到了来自78个国家的一千多部作品。经过严格删选所产生的六十部入围作品按照惯例制作成INDEX巡回展览。设置在户外公共场合、向所有人免费敞开，是INDEX展览的一大特色，正如目前赫尔辛基的展出场地是游客和市民最集中的地带。既然是一项着重于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奖项，理应向社会大众开放，越多人知道越好。相当多的百姓其实对设计并不了解，甚至误解为那只是就奢侈品而言；INDEX和某些设计行业奖项的最大不同之处，不仅仅是针对设计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关键贡献，更试图教育公众服务设计之重要性。除此之外，INDEX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启发设计和商业学生，甚至培训教师，以此推动设计的未来能量。去年和INDEX合作的学生多达一千三百名，来自35个国家的90所大学，他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一起执行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改进项目。

最新获奖作品中，颇有一些熟悉的作品和设计师。比如“拥抱”团队（EMBRACE）的早产儿暖包，荣获本届INDEX“身体”类的“人民选择”奖。这个利用特殊材料所设计的简单暖包，给出生在没有电力、地处偏远的乡村的早产婴儿们带来了生的希望；该设计自问世后相当轰动，频频出现在各大设计论坛和博物馆中，当选人民奖可谓名至实归。曾在2007年设计了“每个孩子一个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项目的前任INDEX获奖者伊夫·贝哈尔（Yves Behar）这次为墨西哥成千上万的6至18岁孩子设计了免费眼镜，“看得更清，学得更好”（See Better to Learn Better）项目获得INDEX“身体”类大奖，它给不计其数的墨西哥儿童带来了更健康的未来生活。

“家庭”类获奖作品是智利的廉价房屋项目；“社区”类大奖则颁给了“为首尔设计”项目，以肯定首尔的城市生活、环境和公共卫生等设计。“工作”类获奖作品是一套“为了改变的设计”（Design for Change）的游戏，学生通过玩模拟游戏来预见个人或公司的选择会给世界环境和气候带来的变化。它看上去有点像传统的“大富翁”房产游戏，却增添了许多带有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选择。

最有趣味的获奖作品当然是“玩乐”类得主——一只别具一格的自行车头盔。HOVDING头盔是带在脖子上的，看上去像个项圈或围巾，但它其实是个气囊，只有在事故发生之时，才会迅速弹跳出来成为头盔，安全地保护车主的脑壳。不愿意牺牲个人风格或完美发型而带头盔的骑车手们有福了，终于有设计师不再以“安全第一”为借口而强迫他们带上大头盔了。正如INDEX评委对HOVDING的评语——“设计给用户提供了他们从未奢望的。”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春风里还透着一丝寒意，赫尔辛基人就憋不住地要从厚重的冬衣里挣扎出来感受一下五月里的阳光了。此时，赫尔辛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扫舍日”隆重登场，真是太应时不过了。

所谓“扫舍日”，也就是趁着春光清扫房间、打理旧物，倒和中国人春节扫舍的习俗颇为相似；只不过因着地之北，节气上晚了一季。而赫尔辛基“扫舍日”最具特色且最有趣的是，在这一天，允许所有的人上街摆摊儿，把自己的破烂晒出来做小买卖。

晒破烂这件事儿，并不稀奇。每个街区隔三差五地都会组织各家各户把旧东西堆放在自家门口院前卖；就算不组织，勤于打扫的人家也总会把余货堆出来，给不给那几个零碎钱无所谓，能拿走就好。可是“扫舍日”第一次把赫尔辛基全城都变成了个跳蚤市场，这样大且广泛的规模真没见过。据统计，仅仅登记摆摊的就有四百五十个之多，没登记的更是占多数。所谓登记，只是到“扫舍日”的网站地图上把自己的摊位标注出来，无关任何工商或经营许可。也就是说，全城人民都可以在“扫舍日”当一回欢乐的无证摊贩。

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阳光灿烂，到了“扫舍日”这一天，兴奋的卖家们却被密布的阴云、呼呼的北风和偶尔几滴冰冷的雨水给冻得透心凉。本该熙熙攘攘的街区花园人丁稀落，卖家缩手缩脚，买家心不在焉，个个都微皱着眉，不情愿地挨着冷风。买卖旧物的乐趣本来就不在于价钱，而是因着对某件不起眼的小东西的共同乐趣而聊上几句，再讨价还价一番。但人们都被冻得没了这番心情，没生意的卖家干脆扔下摊位，跑得没了影儿，不知道是自己淘宝去了呢，还是跑到最受欢迎的摊位——咖啡茶水铺子里暖和去了。

“扫舍日”的初衷在于鼓励民众清理旧物，并且尽量发挥旧物的剩余价值，在把它们扔进垃圾桶之前低价或捐赠给需要的人。为了尽可能地发动群众，全城所有地方都可以任意摆摊，只要不阻碍交通、不造成安全隐患，不侵占私人领域。当然也有人趁机卖卖存货或小商品，似乎违背了“扫舍日”的初衷，有滥用契机之嫌，不过人们似乎并不对此恼火。卖咖啡和糕点的铺位就是个典型“违规”例子，可它们总是最受欢迎，逛累了都想吃点喝点儿，更何况冻得慌。

虽说首届“扫舍日”因为天气原因不太兴旺，但看得出来赫尔辛基老百姓对摆摊儿这件事热情高涨。相比之下， “饭店日”的运气好多了。只隔了一周时间，温度却至少升了10度。已是第五届的“饭店日”诚然像模像样，小有经验。这个也是源自赫尔辛基的独创点子自去年五月登场，一季度一次。它的概念和“扫舍日”几乎一致，任何人都可以在“饭店日”开食铺卖吃的，无需任何营业执照。开饭店要比卖杂货复杂些，所以除了可以在大街上开铺子，也可以在自己家里或办公室里开，只要你有本事作出广告让人来吃。只不过短短一年，这次在“饭店日”网站上注册饭店的人已经从第一届的四十家上升到了近七百家。当然这包括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城市，因为“饭店日”一出笼就大受广大食客和民间大厨们的喜爱，所以很快就被“出口”了。

“饭店日”的宗旨是为了发扬吃食文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乐趣。创立者们鼓励人们把自己的小饭店概念搞得越怪越好，而非传统类型。不过无论怎样怪，最好是做成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并且做自己愿意吃的东西。否则连自己都不喜欢，又怎能吸引其他顾客呢？就这点来说，“扫舍日”则恰好相反，卖的都是自己要扔掉的东西，不过俗话说你的垃圾我的宝，慧眼识货的人正是此时出动淘古董的。

无论是“扫舍日”还是“饭店日”，其实都提供了另类商机的可能性。尤其在经济低迷之际，一些人籍此灵感揽得好的生意点子也不可知。有软件开发商就立刻配合“饭店日”推出免费APP，帮助人们找食铺。而网络支付APP对于花光了现金的顾客和没有刷卡机的一日老板们来说，更是及时雨。对于那些犹豫着是否要开饭店为生的人来说，正好练练兵。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欧元区危机似乎捱过了最可怕的崩溃边缘，大家都暗暗松了口气。但事实上，整个欧洲，包括芬兰，都进入了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轻度萧条”的状态，而诺基亚一季度的巨额亏损报告更是给整个芬兰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像家里没钱要紧着花，欧洲的政府们都在呼吁紧缩开支；可大家也明白，光节约不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毕竟钱是挣出来的，所以促进经济增长更为关键。

如此淡薄经济状况下，环保和回收成了既热门又微妙的话题。可持续性生活方式肯定是人类必须要提倡的，尤其是就地球有限的资源而言。可如果人人都大幅度减缩消费，对本已日渐萧条的市场来说，也是不大妙的。不过有趣的是，目前市场上打着有机和环保设计旗号的产品，大多比较昂贵，有些甚至奢侈，所以事实上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族群，都是花钱的大主儿；和环保概念倡导的低消费正好相反，他们恰恰是买东西买得最多的人，也算是绿色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赫尔辛基一年一度的“回收工厂”（Recycling Factory）至今已举办了五届。每年五月初，原电缆厂的大厂房里便汇聚了来自芬兰各地的环保设计卖家们摆摊儿赚吆喝，其中大多是设计个体户或小型设计企业。活动组织者其实是电缆厂房产公司，每年两天把最大的空间腾出来作“回收工厂”。这个地方类似于北京798，集中了赫尔辛基的小型博物馆、画廊和文化艺术机构等。“回收工厂”的目的并非经济效益，在于宣传环保概念，推广可持续性生活方式，并给新生环保设计和环保产品零售商提供一个平台，最终成为芬兰环保设计产品的保护伞。

话是这么说，来设摊儿露脸儿的设计师和工作室们也不少，今年更是除了六十家环保设计和回收领域的公司参与外，还设置了论坛讲座和首届环保设计奖；但从行业经济的角度来讲，“回收工厂”的规模和效应似乎还是有点社区化，远未达到领头羊的实力和气势。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它的意义恰恰就在社区化和市民性，这是很多设计工业精英和老大们所忽视的层面，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领域，所谓强大的群众基础，就是靠这样的活动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来的。

“免费市场”是“回收工厂”活动中最有名、最受欢迎且最具有群众基础的一个角落。规则很简单，只要你从家里带一样你不要的东西过来，就可以免费拿一样别人不要的东西。由于场地有限，而人人家里都有太多剩余物资，所以只准带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也只拿自己需要的东西走。衣服和书始终是最受欢迎的，和孩子有关的用品如衣服、玩具甚至推车等，也相当实用。每年都有很多喜欢淘宝的人带着自己的宝来淘个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有些设计师和工作室也会为了宣传自己而开设一些免费的手工课程或娱乐活动，很得小朋友和妈妈们的欢心。比如自己动手用布头做衣服啊、利用废物做玩具等等，毕竟，对于家庭个体来说，如何节省开支而不失生活质量，还是经济不景气之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而另一个颇受欢迎的项目，大概要算专门扔电器垃圾的角落了。可别小看它，因为在赫尔辛基，电器不能随便扔，得专门扔到指定地点，且还得花钱。事实上，家俱等大型或另类家居、庭院垃圾也得花钱扔，所以赫尔辛基人从不想错过任何一次免费扔垃圾的机会。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两百年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芬兰首都从图尔库迁至赫尔辛基。那时候，这座紧傍波罗的海的贸易港仍未从四年前的一场大火浩劫中恢复元气；但正如涅磐之凤凰，从灰烬中重建的赫尔辛基竟籍此契机昌盛起来。以圣彼得堡为参照标本的城市呈新古典主义风格，至今仍持有其初建时的经典和风韵。

建都两百周年的2012年，恰逢赫尔辛基首次轮值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所谓好事成双。其实这座城市近年来出的风头一直很劲，《纽约时报》就在2012年旅游必去之处的名单上，把赫尔辛基排在了第二；而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也在去年年底把赫尔辛基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首位。

不知道是WDC挑了个好时机上马呢，还是所有的关注目光皆因WDC而投来。无论如何，芬兰作为北欧设计重镇，其威名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起就以斯堪迪纳维亚设计流派而享誉世界设计舞台。在二战后的经济萧条时期，设计是芬兰的救国大业；对于这片资源有限、气候恶劣且人口稀少的北方小国来说，没有什么要比想象力更为重要的了。而事实证明，芬兰人的创意总能出人意料。就在人们哀叹诺基亚终于难敌苹果之时，“愤怒的小鸟”横空出世了。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全世界的极客们一直都粉着另一个芬兰人里努斯·多瓦尔兹（Linus Torvalds）发明的LINUX系统。可见芬兰人在数据世界里，从来都是“黑马”。而所有这些，距离他们伐木挤奶的自然世界并不遥远，甚至近在咫尺。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府，赫尔辛基的沉静和清冷可能会让一些中国观光客们略感失望。的确，论繁华，它比不上纽约伦敦；论风情，它又不敌巴黎旧金山。要说购物，名牌店寥寥无几；芬兰设计品的简洁和功能性，更不如意大利设计的张扬出挑来得一博“先富起来的”中国消费者们的欢心。可是，要拿下世界设计之都的轮值权，仅凭商店橱窗里的漂亮玩意儿这样的表面功夫，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赫尔辛基之所以担当得起如此表率，和这座城市的设计产业，乃至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建构设计不无关联。

“健康、功能化，让居民更好地享受城市生活”，是赫尔辛基市长提出的城建计划，这也很符合WDC的口号之一——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设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来，设计一直是赫尔辛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贯穿全城南北的中央公园源自一个世纪前的题案，发展至今，这片覆盖700公顷原始森林面积的公园拥有长达100公里的慢跑林荫道和滑雪道，沿途连接着住宅和商业区。城际交通网络也是赫尔辛基最值得自豪的一项基础设施，大巴、电车，地铁和火车便捷而可靠；推着幼儿童车的大人可以直接上车停靠在童车区而不必买车票，这恐怕在全世界都难找第二家。据说赫尔辛基最终战胜苏黎世和哥本哈根，荣获全球最宜居之美名，其重要原因竟是商店延长了周末的营业时间。可见这座城市要在保有自然环境和闲适节奏的同时，仍然力求现代生活不得不具备的高效和高功能。

一转眼，WDC的大戏开幕已近半年。和其他设计周、设计节大为不同的，除了WDC是场长达一年的设计展示，更独树一帜的，是它并非一场设计秀。单纯设计产品和建筑的推介当然有，但赫尔辛基人谈得最多的，最愿意让世界了解的，还是他们渗透在社会、服务、教育和工业科技等各领域的设计观念。设计并非时尚概念，设计是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通盘考量，不仅有艺术和科学的参与，更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在内。仅服务设计这一项，学问就深得很，而芬兰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设计堪称世界领先。最近在赫尔辛基某大型超市试行推出的“慢通道”收银台，就是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研发出来的一项服务设计产品，专为残障人士、老年人、带婴幼儿的父母，以及任何因为种种原因快不起来的顾客设置。排在“慢通道”，动作再慢，也不会遭到后面人的白眼和催促。

赫尔辛基地区有近八千家创意产业公司，虽说只是全芬兰创意产业的四成不到，但创收却占六成以上。由赫尔辛基来代表芬兰设计中心，理所当然。赫尔辛基也常常被形容成“世界上最小的大城市”，对此评价，赫尔辛基人相当满足而自豪。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突然地，我陆续接到好些国内朋友从赫尔辛基机场发来的短信。他们目的地各不相同，却都在赫尔辛基转道，也让他们想起了我这个“发配在北方”的朋友。原以为芬兰远在天边，可芬航一促销，人们才发现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是贯穿欧亚大陆直线距离最短的中转站。事实上，赫尔辛基也是唯一可以从中国出发，只经陆路到达的欧洲城市。如果你在北京坐上火车，经莫斯科、圣彼得堡，最终到达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之时，或许还能穿越时空地想象一下近一个世纪以前，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是沿着相似的路线到此避难的。

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是由芬兰著名现代建筑大师艾利尔·沙利宁（Eliel Saarinen）于二十世纪之初设计建造的。作为沙利宁的浪漫古典主义代表作，它也体现了芬兰式的折中和功能主义。近一百年来火车站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虽然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生活，但建筑风格保留完整，当初的一些装饰艺术细节都一一健在。因岁月沉积而造就的稳重和厚实，给行色匆匆的旅人所带来的安全感，非任何仿古建筑所能达到。老沙利宁有生之年没能有机会设计机场，但他的儿子埃洛·沙利宁（Eero Saarinen）却设计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达拉斯国际机场。同是国家首府的交通枢纽中心，老小两代沙利宁所传递的建筑语言有一脉相承之处，更具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火车站总给人带来些许怀旧的浪漫情怀，飞机场总会令人有超现实的想象。只是近年来空中交通的繁忙和反恐措施的加强，机场越来越令人焦躁不安，甚至徒生无名火。和其他大城市的国际机场相比，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着实不算大，早些年在芬航尚未主攻亚洲航线之前，有时候其安静程度不亚于一个乡村加油站。现在虽然也忙碌嘈杂起来，所有的标识牌也都有了中文注释，但大多数第一次空降赫尔辛基的人，还是会一下子感受到一种北欧特有的沉静和清冷。这显然和机场内部空间所用的大量原木和金属色、大面积玻璃墙、线条简单干净的家具，以及对自然光和人造光极具敏感的捕捉有关。

事实上除了对安检程序不耐烦、对机场饭店不满意，对延误航班生怨气之外，机场也是有可能令人愉悦，甚至具有娱乐性的。布置在万塔机场的几件大型当代艺术装置，是对机场空间的又一概念挑战。这些出自芬兰艺术家之手的雕塑作品似乎专为机场高挑而宽敞的空间所订做，其视觉艺术效果相当成功。最具标志性的是艺术家马蒂·艾哈（Martti Aiha）的巨型木雕，高达八米，重达三吨，吸引了不少来往过客的镜头。该木雕的另一姐妹作也已入万塔机场的永久艺术收藏，只是实在无处摆放而不得不收入仓库。

仔细想来，机场的确很适合当代艺术展示。它具有空间和光线的绝对优势，它还比博物馆和画廊更能和穿梭往来的人群做互动感应。“坐下来，抓住瞬间”是万塔机场最近推出的一个椅子设计展览。这当然是为了迎合赫尔辛基作为2012年世界设计之都而所做的芬兰设计推广，但安放在此处，它必定要为旅客服务而不显得奇怪而呆板。写满了设计师背景介绍的布展板前，挂了一些隔音耳机，并且醒目地标注了如何享受这些舒服的椅子——带上耳机、坐下来，抓住瞬间！写下你的感受并贴在板上。

我猜想，带上耳机坐下来的人中，大概有不少会选择上网而不是便条纸来发表感言，“某某某的椅子不错！”，“航班延误，赶不上和朋友午饭了！”等等。尽管和策展人的初衷不太符合，把一段本该放松甚至放空的时间段又硬塞进了点儿东西，但这也是现实，并且也算是抓住了瞬间吧！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国际媒体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弈。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地势遥远的北欧小国芬兰，也到了总统换届的关键时刻。已经任职12年的首位芬兰女总统哈洛宁，终于圆满退场，把接力棒交给了在大选中胜出的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

63岁的尼尼斯托来自芬兰最大政党民族联合党，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冲刺总统宝座，2006年更是以微弱劣势败给哈洛宁。他的胜出似乎并无惊讶之处，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多年来蓄势待发的最终结果；而这个结果，也刷新了芬兰政治历史。首先，芬兰三十年来一直由社会民主党占据总统职位的时代终于结束；其次，芬兰现任总理卡泰宁同样来自民族联合党，这对这个温和保守党派来说是破天荒的。尽管按照芬兰政治上的历来规定，尼尼斯托必须先 ** 才能踏入总统办公室。其实他在决定再次参选后，就早已开始刻意疏远自家党派，强调他作为独立思想家的身份。

尼尼斯托如同小说故事般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极其有利的铺垫，尽管对他个人来说，这些经历是悲剧性的。1995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交通事故； 2004年12月海啸发生时，尼尼斯托和两个儿子正在泰国度假，大儿子逃到了一家旅馆的屋顶，他和小儿子攀吊在一根电话线柱子上长达几个小时。海水冲走了尼尼斯托的一切物品，他穿着一件浴袍飞回了芬兰。根据他母亲的说法，经此考验，尼尼斯托整个人脱胎换骨。

选民们自然最喜欢这种煽情剧情，可以说尼尼斯托借此获得不少友情票。尽管被评价为是一个要求甚多的老板和巧舌如簧的演讲家，尼尼斯托和他的团队很擅长人情笼络。竞选期间，他们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观光购物花园大道开出尼尼斯托咖啡馆，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交流平台。他的当选，被芬兰政治评论家认为是保守派抬头的又一征兆；律师出身的他最擅长经济政策，在慈善事业上也一直很活跃，他甚至还写过两本书，也算是个著作者了。

然而尼尼斯托会给芬兰和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这不是革命，也不会成为革命。”他在二月份的第二轮投票后如是说到。这句话，应该也可以成为他今后六年的执政准则。芬兰的外交政策不会有大变动，中芬关系也应该持续稳定。按照传统，他应该很快就走访瑞典、爱沙尼亚和俄罗斯这三家近邻。当然坊间更热衷于议论的，是他什么时候才能受邀赴白宫。

在大选获胜后的第二天早上，记者就在尼尼斯托家门口蹲点，拍到这位即任总统带着帽子手套铲雪的照片。事实上芬兰总统一直都有平民化的形象，哈洛宁以前就常常自个儿逛超市和商场。刚离任的她从总统官邸搬回赫尔辛基以前的家，和老公手挽手到附近商店买东西，也被记者逮住了拍照，裹着棉大衣的她看上去和普通芬兰大妈无甚区别；而她的邻居们对她重回社区当然很欢迎，在农贸市场的一家小咖啡店里，仍然保留了一张刻有“总统塔莉亚·哈洛宁之桌”铭牌的小圆桌，这是她和老姐妹们经常聚会聊天的地盘。

芬兰总统的这种平民化特征甚至表现在其工作职能上。尼尼斯托在一张竞选海报中，一副挽起袖子要干活的样子，题图为“总统是一份工作。”根据芬兰宪法，总统的特权相当有限，甚至有意被消减。芬兰民众更愿意把总统当成他们的最高统治代言人，管理那帮争吵不休的政治家们。总统仍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领导作用，尽管他不得不受政府内阁的牵制；芬兰是军队最高统帅，尤其在是否派遣芬兰部队解决国际争端和危机问题上是关键角色。但是，如果政府内阁和总统就某个问题不能达成共识，政府可越权提交给议会表决。

总统的确只是份公务，可是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像芬兰那样，不把自己国家的首脑当成大明星大英雄呢？作为一个不论从教育、社会福利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处力求创造人人平等环境的国家，产生如此平实的“总统观”，似乎也不足为奇。更值得一提的是，和尼尼斯托在大选中激烈竞争至最后回合的绿党对手哈维斯托，是一个公开同志；在去年岁末总统府的芬兰独立日派对上，更是张扬地带着年轻帅气的发型师同伴出席。虽然哈维斯托最终挫败了，但他却如同一匹令人惊讶的黑马大出风头。从某种程度上讲，哈维斯托在一大批总统竞选候选人中的突然崛起，也反衬出了芬兰民众的开明。他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进入第二轮投票的绿党候选人，也是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总统候选人。

本文参考了New president won’t start a revolution, Kyösti Karvonen, This is Finland（这就是芬兰）。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根据刚刚公布的《世界快乐报道》，芬兰是世界上第二快乐的国家，排在丹麦之后；紧随芬兰的几个国家依次是挪威、荷兰和加拿大。最不快乐的国家毫无悬念地都分布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如贝宁和塞拉利昂等。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赞誉，还没从漫长昏暗的严冬里缓过劲儿来的芬兰人大概有点儿哭笑不得吧。冬季抑郁症是很多芬兰居民要应对的季节性心理病症；由于日照时间短，不得不补充维生素D和在仿日照的暖光灯下“晒一晒”。或许也是因为又黑又冷的日子过于冗长，芬兰人喝咖啡量和阅读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他们发明了桑拿，就更顺理成章了；外面冰冻三尺，自家浴室却是“热带雨林”，真可谓“气候避难所”。当然，酗酒、抑郁和自杀，似乎也都可怪罪于黑和冷，这些也都是芬兰社会问题中几个不得不谈到的话题。

和一味公开强调追求快乐人生的美国人不同，芬兰人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深沉感。快乐不是芬兰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儿，“你快乐吗？”这样的问题也几乎从来不问；事实上芬兰人的面部表情普遍来讲都“没有表情”，他们总是显得比较严肃或者拘谨。如果把一个典型的芬兰人和美国人放在一起做对比，仅从外表观察，芬兰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更快乐的那一个。

但快乐的确是个很难凭表面来研判的东西，它也很难以量化的方式来衡定。一个成天皱着眉头的芬兰人其实未必比一个一天到晚笑嘻嘻的美国人来得更不快乐。尤其是有时候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快乐，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每天即时的琐碎和烦恼而缠绕。至于国家的快乐指数，要算1972年不丹国王发明的“国家快乐总值”（GNH）最为有名了，所以很多人似乎更熟悉和认同不丹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这要归功于不丹对其国家形象和旅游业的大力宣传。近年来有些心理学家对GNH重新定义，使其不再仅限于佛教教义。而批评者则指出，GNH的评定方式过于主观，无法适用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甚至有可能被政府拿来利用，制定符合政府利益的GNH指标。

今年首发的《世界快乐报道》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所应联合国要求而立项，不论它是否真的具有学术权威性，却很清楚地列举了报道的衡量依据。研究人员指出，仅仅财富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政治自由、强大的社会网络和清廉的政府才是拉开最快乐和最不快乐国家们之间距离的重要因素。工作保障和好的同事关系要比高收入更能给人带来满足感，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令父母子女更加开心。一般来说，生活标准提高后，人们会更快乐，但这并非绝对，比如美国的快乐指数就没有因生活质量提高而提升。

具有全民社会和医疗福利、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免费教育，再加上政府腐败指数全球最低的北欧国家们名列快乐之前茅，似乎不足为奇了。芬兰一直把“平等”和“透明”作为国家形象的关键词，而对于国家公民来说，一个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是快乐生活的基础。就算是冬天晒不够太阳这件事儿，善于创新的芬兰人也仍然孜孜不倦地“与天斗”。去年年底刚刚研发成功的“耳机日光灯”看上去像个IPOD，只不过耳机放出的是日光而非音乐。据发明者研究，光线经耳道直接照射至大脑，将是治疗季节性精神紊乱的重要方法，抑郁、情绪波动，甚至时差等可有所改善。芬兰科学家特别提醒大家别因为省钱而自个儿拿手电照耳朵，因为它不仅方向不对，光线也偏黄，纯属白费工夫。可见对芬兰来说，社会体制重要，晒太阳也重要。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在2011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上，有四部名列前茅的奖项提名片出自芬兰制作。最后获得纪录长片大奖的《蜗牛的星球》由芬兰一家电影公司联合制作，而纪录片节的开场电影《大使》也有个芬兰合作制作人。

或许这已足够说明芬兰纪录片的强悍能力。芬兰向来有“纪录片天堂”之称，而纪录片观众也总是把芬兰纪录片视为优秀国际纪录片之列。短短几年时间，芬兰的制作公司已具有相当的实力争取到国际资金；很难想象，就在十年前，要给芬兰纪录片做个英语版本还都不是想当然的事。

创立于2001年的赫尔辛基DocPoint纪录片电影节可能不为中国观众熟悉，但它却是北欧地区最大的年度纪录片节，并在纽约和拉丁美洲设有巡影活动。就算是天寒地冻的一月，每一年DocPoint总还是能吸引不少国际纪录片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今年的大师是富有争议的以色列导演艾亚·斯万（Eyal Sivan）。他带来了不少作品，最突出的要算1999年的《专家——一个现代罪犯的肖像》。这部黑白片从头到尾记录了前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庭审时的表现，摄像机镜头就没离开过法庭，却给观众带来极其恐怖和震惊的深刻印象。

选择斯万这个总是喜欢挑战权威和挖掘人性的导演作为2012年DocPoint明星，极其符合策展人们想通过本届纪录片节所传递的信息。整个欧洲正在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中摇曳不定，人们对未来心事重重，各种政治派别相互掐架，各种奇谈怪论和怨恨情绪也在四处蔓延；芬兰虽还未落入泥坑，却也开始担心自身难保，抵制移民、反对全球化和多文化的观点有所抬头，似乎自己关了门过小日子便可度过难关天下太平。此时，重新讨论欧洲的人道主义并非多余；利用纪录片节来回顾历史，用屏幕展示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文化，不失为电影人对公众所发出的大声疾呼。

今年参展的芬兰纪录片，有不少围绕着人道主义精神这一主题。其中既有和国际争端和战争相关的，更有和芬兰本国有密切联系的题材。居留芬兰的难民，却无法忘却昔日的严刑拷打而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疗；被多次遣返的罗马尼亚少女妈妈，始终无法重回学校开始新生活，再次回到赫尔辛基街头乞讨……。这些话题都正切时弊，提醒公众认真思考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尤其是在经济萧条之际，为保全自身的社会利益，是否就应该排挤甚至驱逐弱势人群？

《先知》是一部只有23分钟的纪录短片，却可以说是新芬兰纪录片流派的一个极端典型代表。片中主角是一个不喜欢和人接触的男子，他如隐士般居住在芬兰的树林中，自认为小时候遭到雷击后拥有了先知般的超能力。整部片子拍得如童话般梦幻而离奇，虽然短却制作精良得很，从配乐、三维后期，到文学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在编剧中的运用，都配合得相当流畅，一气呵成。极其艺术拍摄手法，非常明显的导演主观意识，大量的后期电脑加工，讲述真实的故事和人物，这是芬兰新纪录片的一个特点。乍看之下会被吓到，因为这和传统纪录片的线性叙事方式大相径庭；但细想之下，这也算是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好比报告文学，也一直有人争议其真实度。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芬兰纪录片都由芬兰本国的资金赞助。芬兰资深电影人认为，如果每部片子都要走国际路线，很可能拍都拍不成，因为国际投资者更看重商业利益。正因为定位本国市场和观众，上面提到的那些好片子才有机会应运而生。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现如今，每当你拿起一样标有‘Made in China’的东西，你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原材料很有可能来自非洲”。摄影记者保罗·伍兹（Paolo Woods）说到。

伍兹和时任法国《世界报》西非记者的瑞士人舍吉·米歇尔（Serge Michel）一同采写的《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China Safari: On the Trail of Beijing’s Expansion in Africa）一书，于2008年一经出版，便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种语言，引起世界各地关注中国和非洲问题的专业人士以及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作为该书的摄影作者，伍兹携带其中精华，受邀至遥远的芬兰，在离赫尔辛基不远的小城海美琳娜举办个展《中非》（Chinafrica）。中国和非洲始终是芬兰政府所关注的两块政治和经济重地，伍兹的作品无疑令芬兰民众大开眼界。

伍兹和米歇尔搭档十余年，这是他们一起写的第三本书。两人向来喜好挖掘有深度的题材，擅长讲述值得深究却被忽视的故事。当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突然发现居然有成百万的中国人涌现在那里，他们既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慈善机构工作人员，而是跑来修铁路、盖大坝的。凭着资深记者的敏锐嗅觉，米歇尔和伍兹迅速判断出，一场即将改变非洲面貌的，由中国人领导的巨大的“运动”正在进行，而却很少有世人意识到。当时虽然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关注非洲的中国现象，但大多数都持以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并没有详细的调查报告。

两人花了两年时间，探访了十二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完成了详实而精彩的第一手报道。“没有任何一家报社会花钱给你做这种项目，”伍兹在“谷歌作者”的演讲中解释到，“最难的就是接触到在非洲的中国官员。他们都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有一个月我一张照片都没拍，都在打电话和联系采访人。但我的电话总是被对方不由分说地挂断，一无所获。”

保持低调的不仅仅是在非洲的中国官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自身的“非洲大行动”都保持相当的低调和沉默，尽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响应着胡锦涛主席的号令“走向海外”，蜂拥而至非洲大陆。“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非洲和中国，”米歇尔在“谷歌作者”演讲中强调，“它关乎整个世界。这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个现象。中国利用非洲，把非洲当成蹦床，要让自己跳至世界顶端。”

石油、金属、铀矿、木材和天然气等，这一片让西方人束手无策的大地，蕴藏着充满经济利益的原材料。中国人一来，饱受西方殖民统治折磨、仰仗西方政权的非洲又有了新的生机。这并不是亚非兄弟们第一次携手，早在一九六零年代，我们就曾一起出现在热情洋溢的宣传海报上，挥舞着有力的拳头；那时候，是为了结成世界上最强势的无产阶级联盟，为了向苏联老大哥示威，证明咱们才是最好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现在，政治价值观被淡化甚至忽略了。中国人不管非洲当地政府的独裁统治，也不问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中国人很实际——你给我原材料，我给你公路和大坝；中国人搞好了基础设施，非洲官员们也就有了再次当选的资本。交易简单而有效。

“在刚果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看到一百多年的大树，只消五分钟便被砍下，心里非常困惑。”伍兹说，“因为我们刚刚采访了林业部长，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宣讲，说这些森林是刚果最大的财富。还给我们看他写的关于保护刚果林业资源的书。”

“可一转眼，我们在这个距离刚果首都八小时车程的国家公园，中国木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大肆砍伐。我禁不住问在场的中国负责人，他是如何得到砍伐这些百年大树的许可的呢？”伍兹讲述到，“他坏笑着说，‘你知道吗？林业部长是我们公司的股东。’”

西方政府不无担心中国在非洲日益强大的影响。尤其是持有“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经济利益对非洲进行政治“洗脑”。中国国企在非洲无视甚至纵容当地政府的独裁和腐败，将会带来无穷后患。中国人对非洲环境的破坏，也将最终给地球带来恶果。“但是中国也的确在给非洲做大好事。”两位作者一直认为。“你一个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的人，跑到那里，去跟当地人说，你们不要砍树，不要追求蓝莓手机，什么也不要做，就保持原样，一切都很美，”伍兹笑着说，“你说他们听得进去吗？只是因为你要拍摄《国家地理》？”

伍兹当然认为环境保护是亟需重视的议题。但是这就像许多令西方政府、组织和财团们陷入死胡同的死结一样，因为一些政策和原则上的矛盾，无数条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在非洲被搁置。“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一下子把这些基础设施都搞定了。他们在非洲的成就也一下子惊醒了西方国家”。

对美国和欧洲来说，非洲是个吃不了兜着走的烂摊子。当他们还在钻人道和民主的牛角尖的时候，中国迅速地拿下了非洲，以一种双赢的利益模式，策略性的长远眼光，逐个和非洲国家们达成伙伴关系。更不用提，以中国公司的低价位，没有一个西方公司可以在公开招标中与之竞争。西方公司也找不到像中国工程师和工人们那样发疯似连轴转苦干的员工。

“在这种条件下，如此地生活和工作，只有中国人。”米歇尔在评述伍兹的一张摄影作品时说，“没有一个西方公司和员工会这么干。”多数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员工住宅区，被伍兹形容成介于“集中营和迪斯尼乐园之间”。统一而整齐的宿舍通常被安置在远离当地人的地区，并且筑有围墙和大门，挂有一些励志的横幅。伍兹曾经尝试进去拍照，却被中方职员严厉阻止。“他那个腔调和样子，完全以为自己是中国大使馆，把那当成中国领土了。而我们被驱逐出境。”伍兹说。

这种隔离，暗示了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操作模式。当中国投资者们享受着非洲官方的支持和赞誉同时，身处底层的当地工人对中国人并不满意。低廉的薪资和恶劣的待遇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善，文化和习俗差异也令他们对中国人相当排斥。而中国人，似乎也对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并无多大兴趣，男工更不允许和当地女性谈恋爱。伍兹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被中国父亲抛弃的混血儿，他们同时亦不幸地被当地社区甚至大家庭所排斥。但或许自己是个混血儿吧，伍兹却对这些孩子抱有乐观的想法，“将来他们或许就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真正桥梁呢”。

九百家中国公司活跃在非洲大陆；仅南非就有七十五万中国移民；喀麦隆驻北京使馆所发的签证高达七十万；未来的非洲预计将有三亿中国移民。这些只是伍兹和米歇尔的部分“中非”数据。中国人的到来，或许是非洲独立四十年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安哥拉的铁道，到刚果的森林和尼日利亚的卡拉OK，伍兹摄取了中国探险家们的非洲纪行。未来的“中非”会是何等规模，何种景象，似乎胜券在握，却又险象丛生。或者，它又正如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在谈论非洲和西方以及中国的关系时所说——

“我们转向太阳升起的东方，背对太阳落下的西方。”

保罗·伍兹访谈录

殷：当你去非洲开始这个拍摄项目的时候，你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规模感到惊讶吗？

伍兹：我绝对印象深刻。那并不是街头随处可见的，也并非都在旅游区或贫民窟。你必须仔细观察。随着我们工作的进程，我们的确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如此之大。比如在机场，我们看到从中国飞来的频繁航班，然后是大批大批的中国乘客，他们看上去不像旅游者，然后我们明白过来，他们是来工作的工人。这和我们后来遭遇到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是有关系的。但你不会在街上看到上千的中国人散步，你看不到。另一方面，非洲现在到处是中国餐馆，这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现象。所以，中国是看中了非洲的廉价劳务，非洲也有很大的，销售中国产品的市场，比如电话等电信产品，空调什么的。有些非洲人到中国去进口东西，但更多的是中国商人在做这个生意。

殷：你觉得中国现在在非洲形成的影响和规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战略，还是只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伍兹：我觉得是你说的第一个原因吧，尽管这未必是个详细的战略，拿着地图，说，我们去这儿那儿的。这么说吧，首先，很多中国的私有企业，和政府有着相当的关联，不像在西方社会那样分得一清二楚。其次，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便宜的油、木材、铜和铁；很多这些在非洲的项目，都有中国的国营企业参与其中，也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产生直接关系，所以这一定是在政府层面上的交易。再次，就算是私企，比如这个吴先生，他绝对是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虽然他是独立的私企，但他受中国政府的鼓励。当你看到非洲有那么多新华社的记者，你就明白这绝对不只是民间行为，这是民间和官方相结合的层面。当然这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么做，比如当北美利用美国援助在非洲推销美洲大米，当法国政府去中国推销法国的火车，都是一回事儿。

殷：你觉得中国是在帮助非洲，还是破坏非洲？我们应该对中国在非洲的这种行为感到担心吗？

伍兹：我觉得我们应该一直都保持这种忧虑和担心。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文章都是负面的，什么共产党要统治非洲啦。而我们看到的，是各个方面。中国在非洲打开了一个封闭的市场，投入了非洲的基础建设，而这是非洲亟需的。以前，西方人跑到非洲，说我要这块地的石油开发权，多少钱？然后西方人拿了油，钱打到瑞士帐号上，当地人根本看不到钱。现在中国人跑去，说我要开发油，你想要什么？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一座大坝？还是一个你自己要住的宫殿？而且中国人有能力以更便宜的成本来和其他西方竞标者竞争项目。所以，我绝对认为，中国人在非洲有极其正面的影响。而且中国人非常诚实和直接，就是为资源而来，不给现金，就给造条路。你看这张在安哥拉的照片，四年前我去那里，完全没有办法从内陆到海岸，因为遍地是地雷。中国人一来，神速地造了条铁路线；再看这张，这是刚果的一座大坝，这个大坝从一九五零年代就做决定要造了，之后比利时人来造过，国际银行、军方，都来造过，都没造好。然后中国人一来，两年就造好了。这些都是在我看来十分有利和正面的影响。当然，也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对自然的破坏，资源的开发。另外，西方人到非洲，总是要进行民主说教，而中国人从来不说，这对非洲的独裁者来说，很舒服。当然西方人是说得多做得少，你能想象一个基础设施很糟糕，经济很落后的国家，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建设发展，一下子过度到民主国家吗？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伪善的。要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会有什么危险，其实和很多西方公司一样。如果有个独裁者垄断所有国家资源，他就可以靠基础设施而非民主选举来统治国家。

殷：非洲当地人是怎么看中国人的？他们觉得中国人好吗？双方相互有种族歧视吗？

伍兹：首先我想说，我做的故事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好那个坏，没有。很多新闻故事这么做，但我觉得这样做不有趣，我要呈现事情的复杂性。至于非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因为生意而产生的关系，而不是由爱产生的；这么说吧，我无法想象还有比非洲人和中国人的想法和性格之间差别更大的了，而且双方之间的种族歧视是极其强烈的。他们之间必须发生关系，因为他们需要对方，有些由此衍生出爱或友谊的真正关系，但总的来说，他们之间是分得很开的。中国人住在被分隔的、封闭的小区，不和当地人来往；而当地人则有很多关于中国人的谣传。在尼日利亚，当地人对中国人很忿恨，因为这么多中国人过来工作，而当地的就业率不过20%。还有就是中国人吃狗肉什么的，对穆斯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同时，也要看不同的社会层面。比如中国公司总是尽可能地给当地工人最低的报酬，最少的福利，没有病休、没有社保、没有假期，所以这些工人很可能恨中国雇主。但同时中国公司也创作了就业机会，尤其有些公司做技术培训的话，对当地人也有好处。如果你是政治家，那中国人对你来说棒极了，因为中国人不会让你搞民主机制，等到选举那天，你还能对老百姓说，是你建了高速公路，建了体育馆。还有一点，对我来说很有趣的是，对非洲人来说，中国是个非常有启发的故事，二十年前，中国比一些非洲国家都穷，而现在要变成世界第一强国；所以如果非洲人要找一个模式，不会以法国三百年前的革命为榜样，耗时太长了；中国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非洲人更愿意以中国为模式，而不是以前的殖民方式。中国人到非洲来，并不想把非洲变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不想让非洲人皈依新的宗教，不想教非洲人新的语言或文化，或新的饮食习惯，非洲人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中国人提供的，是颇有启发的生意模式。如果你是个加纳的小生意人，你要去中国，拿签证很容易；但你要去法国，根本不可能。我去中国使馆，一个胖胖的非洲大妈排着长队等签证，她跟我说，你知道我干什么吗？我到中国运一个集装箱的电话回来卖。我们也看到很多非洲人学中文，因为他们觉得那会有用。回过头来再说种族歧视，双方都有。我们看到一些中非伴侣，但不多。在广州的“巧克力村”更多，绝对的。因为去广州的非洲人是自由的，而去非洲的中国人是属于公司的，他们和公司签两年合约，通常都是从中国很穷的乡村去的，比如四川。他们甚至在非洲拿不到报酬，报酬直接在中国支付。看这张照片，很有趣的。当时我们刚刚采访了公司头头，这是个中国公司。我们问到中国工人的爱情生活，他说，中国工人不允许和当地妇女发生关系，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他还说，我们给工人一些药，这样他们不会导致妇女怀孕。我们听着觉得很奇怪。他说如果这种关系被发现，工人立刻被遣送回国。然后我们和他告别走出去，正好有个值夜班的中国工人在外面，他还抱着个非洲女人。我就拍了照片。等后来冲照片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的裤子拉链开着。这太讽刺了，一方面领导刚说不允许，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事情肯定有，你让一个男人离家两年，怎么可能没有这种事呢？

殷：这些照片中你自己觉得哪张最具代表性？

伍兹：这个很难讲。不过还是有几张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如伍德先生那张。从摄影的角度来讲，我不喜欢以新闻摄影的角度来工作。我用大相机工作，工作起来非常慢。我要花时间布光。

殷：人物要摆普士？

伍兹：是，但人物摆普士是他们知道我在拍照，我并不告诉他们怎么摆。但是我喜欢让图像感觉上似摆拍。

殷：为什么？

伍兹：因为我不喜欢“偷图像”的概念。我喜欢一个图像成为一个象征。我认为摄影有强大的力量，使得情景“象征化”。当我接近拍摄对象的时候，我不想以摄影报道的方式来做，我喜欢……，你知道中国一九七零年代的宣传画，有点那个意思吧，我想用这个方法，这里有一点讽刺。同时，也让人想起一点以前非洲殖民时期的画像，那时候把非洲塑造成颇有潜力的形象。所以这些都是从正面形象出发的。因为现在所有的非洲形象都是负面的，疾病啊，濒死的人啊，当然这也是真实的非洲，但这只是一方面，不是全面的非洲。所以我想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呈现非洲，完全不同于摄影报道的方式。但同时，我并没有导演和摆布人物和场景，所以我必须等待，等待很长时间，直到那个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出现。但因为我是和一个新闻记者一起工作，我希望图像能有多层面。我希望人们一看到画面，能立刻明白一个意思，但再仔细看，又有很多层次可读。比如这张伍德先生的照片，一冲眼看，你会觉得，啊这是个中国殖民者在非洲，但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个人在尼日利亚已经很多年了，他很有权势，因为他的私人保镖是国家警察；然后你看他造的房子，是给雪佛龙石油公司的；然后你又发现这个人还被任命为非洲酋长，他还讨了两个老婆，尽管都是中国人。所有的图像，都有一个第一眼阅读的意思，以及后面几层意思。这就是我要追求的效果，要达到这个效果，我不可能“偷图像”，我要在他身上花很多时间，我们跟他跟了好几天，我有几百张他的照片。所以对我来说，图像要有好几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构图啊，颜色啊，第一眼看到的；第二层面就是要给观众机会，让他们读到更多我所看到的东西。

保罗·伍兹简介：

保罗·伍兹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荷兰人，他成长于意大利，目前在海地工作。

1998年投入记录摄影前，伍兹在弗洛伦萨经营摄影画廊和冲印室。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新闻调查报道和长期摄影项目。2003年，伍兹和记者舍吉·米歇尔著书《原油世界》（A Crude World），描写了在俄罗斯、安哥拉，美国得克萨斯和伊拉克等地的石油产业。2004年，他出版了《美国混乱》（American Chaos），报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2008年，他的《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2010年，他完成了记录伊朗社会的《走在我眼睛上》（Walk On My Eyes）一书。

伍兹的摄影作品定期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和其他国际媒体上。他的作品被法国国家图书馆，FNAC等收藏，并获多个新闻摄影奖项。

原文刊登于《LENS·视觉》

早在1971年，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就说过，“关乎设计，唯一重要的就是它如何与人相关联。”

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开年后的第一个重头展《设计新世界》，可以说与四十年前的巴巴纳克遥相呼应。如何利用设计来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利用设计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和福利？甚至，如何利用设计来缓解人类的焦虑、不安乃至恐惧？在我们这个科技日益昌明，危险却也无处不在的新世界里，这些考量并非杞人忧天；相反，能对此有所反应的设计师，正是秉承了巴巴纳克所倡导的设计理念，以对社会和生态学负责为设计出发点。

意料之中，很多参展设计作品都催生于危险或落后环境中。比如以竹子为主要制作材料的扫雷器，犹如一颗巨大的蒲公英球，不需任何动力，只靠风力滚动来排除地雷。设计师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灵感来自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滚动玩具。再比如可以装50升水的环形储水器，即使是孩子也能用根绳子拖动，像滚动轮胎似地完成运输。

对于有幸享受和平都市生活的人，也有机会选择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品。“哥本哈根轮子”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感官实验室，三年前横空出世，即获得广泛关注。通过和智能手机相连接，骑车者可实时测量获知内外部各种数据，并将其结果和网友分享。这对在祖国首都北京，执着于空气质量和交通路况的两轮车友们来说，似乎相当诱惑，据说售价会定在六百美金左右，而任何有兴趣获得生产许可的厂家，该实验室都欢迎联络。

在所有作品中，批判式设计（Critical Design）作品恐怕是最令普通观众吃惊且有点摸不着头脑的了。一个像蘑菇云似的小凳子、一台以冲锋枪为座杆的台灯，以及其他稀奇古怪，不经解释便无从解读的东西。的确，批判式设计的思维更类似艺术家，其作品也更具艺术性。通常是以设计为载体探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其中不乏被忽视或极具争议的话题。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安东尼·顿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拉比（Fiona Raby）夫妇是近年来弘扬批判式设计这一概念的代表人物，前面说到的小凳子和台灯便出自他们之手。而名为“可拥抱的原子弹蘑菇”的小凳子们专供害怕核弹的焦虑人士使用，并被纽约现代美术馆收为馆藏。

《设计新世界》展览重在体现多元化和开放性思维，也请进巴西卡巴纳兄弟（Campana brothers）、荷兰托德·布歇尔（Tord Boontje）等国际大牌名字撑场。但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一代不乏精彩之作。比如来自美国加州旧金山地区的“拥抱”设计团队（embrace），只有一件产品，就是名为“拥抱”的恒温暖包，专供放置早产儿。根据数据调查，世界上每个小时就有450个早产儿逝去，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农村，只因无法赴医院，在保温箱内度过几周的危险期。“拥抱”让他们在家里就可得到类似保温箱的护理环境，平稳过渡至健康状况。

最令人欣慰的是，“拥抱”此时此刻正在帮助中国河南的一个早产儿，这是该项目帮助的第一个中国婴儿。作为一个非盈利慈善团队，他们仍然需要巨大财力支持，才能实现普济众生的宏愿。而更值得期待的，大概是“拥抱”团队可以尽早地公开其材料和制作技术，让更多人有可能制作类似暖包来挽救生命。没有什么比公开资源更能令人感受设计的大爱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