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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11日

想要多慢就多慢

没有什么比排队这件事更能显示人人平等的了,先来后到,公平合理。但人治社会照样可以把这件事搞成特权,比如VIP、会员专队之类的,证明钱权特尊和阶级的客观存在。同样,以人为本的服务设计,也可以把这件事搞得更合理化。比如购买商品15件以下的快速付费通道;或是两旁没有八卦恶俗小报和糖果的付费通道,专供带着孩子的消费者。后者在中国大概仍无施行者,既然电影电视都不分级,地铁电梯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有肆无忌惮的广告和电视节目,家长们根本来不及过滤。

芬兰艾斯堡城的K城市超市在去年底试行推出“慢通道”收银台,这在全世界应该是首例。整天在快节奏中疲于奔命的都市人,或许很难理解这一概念,怎么排队都嫌慢,谁还会想慢慢付钱?

“慢收银台”概念是由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MIND调研团队创意开发的。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工业工程管理和设计团队,“慢收银台”是他们专门为智障人士度身定做的服务设计产品。该团队认为,如果要提高任何服务设计的质量,首先要以残疾人作为主要用户来设计;当他们对艾斯堡城的年轻残疾人生活进行调查时,发现外出购物是这一群体每周的活动高潮,但同时,购物这件事对这一群体来说,又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在人流量大、商店繁忙的时候,排队付钱让他们觉得精神压力很大。

有了“慢收银台”通道,智障或身残消费者即可慢悠悠地把商品放到传输带上、也可慢吞吞地掏钱包、数钱或刷卡,总之他们可以想要多慢就多慢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不是像在正常收银通道时,感受跟在他身后的一长串焦躁不安、心急火燎的人的不耐烦。“慢收银台”有助于提升智障和身残消费者们的购物愉悦感,从而令他们更有信心地外出、介入社会活动和独立生活。当然,这样的服务之基础,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机制对残障人士的整体政策上的。从康复训练到特殊教育体制,以及无障碍通道和服务的全面普及,才有可能让残疾人尽可能地独立生活。没有这些作为铺垫,残障人士根本鲜有踏出家门,更奢谈自己出去买东西了,也不可能催生“慢收银台”这样的服务。

“慢收银台”试行后,发现受益者并非只是残障人士。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拖着哭闹幼童的爸妈,甚至任何不想感受背后灼热目光的普通人,都很享受慢慢来。老顾客亦可毫无内疚地和收银员拉家常侃大山,收银员一样慢条斯理地“磨洋工”,以配合顾客的节奏,当然也包括帮助有需要的顾客打包和搬运商品。事实上,任何经常去超市购物的人,都一定有过这种经历:一旦自己动作慢些,找不到钱包甚至要返回货架,免不了要低头回避后面排队者们沉默而有力的眼光;或者自己急着赶时间,前面的老兄却因为碰到了相熟的收银员,聊得不可收拾。“慢收银台”首先照顾了快不起来的人,也让要快的人自个儿快去。

世界首创的“慢收银台”还在试验中,希望不断听取店员和消费者的回馈,以提高和普及该项服务。有时候,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些,也不是特别难,以爱心为起点即可。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该为谁设计?

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奖章组委会选择了大师生日这天在赫尔辛基举行“建筑与设计一日谈”活动。这位现代建筑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著称;但仅以此,完全不能涵盖阿尔托在美学、环境社会学以及建筑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更不能揭示他在艺术上深厚造诣。

“只有两种艺术——人性化的和缺乏人性化的。仅凭形式和细节是无法创造人性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太多肤浅而糟糕的所谓现代建筑。”阿尔托于1957年所说的这段话,可谓阿尔托基金会和奖章组委会对好建筑和好设计的挑选标准。今年的获奖者保罗·戴维(Paulo David)来自葡萄牙,他花了很长时间,认真地通过翻译和幻灯,向现场观众诠释了他如何从自然环境出发,顺势而为,在葡萄牙某个小岛所建造的私宅和艺术中心。似乎没有人质疑他的建筑美学,但犀利的芬兰女作家毫不客气地抛出问题——你的雇主都是谁?你又怎么看“明星建筑师”这一现象?幸亏一批市政府项目为戴维解了围,而针对明星问题,他急忙表白自己身心都在工作室,但有留意到该现象,避重就轻地躲了过去。

同样是这位相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女作家,在之前的讨论中就已经发过飙,矛头直指正被火热激辩的赫尔辛基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以及一批已被市政府审核通过的奢侈商住楼。“他们说那是给精英们造的,”她有点激动,“要是阿尔托在坟墓里听到这话,一定也要翻来覆去了!”

在芬兰,社会主义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备受攻击。事实上这个施行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北欧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居民生活最接近社会主义化的理想地之一。任何以权威和财富为背景的公共项目,倘若不足以回馈普罗大众,都将遭受苛刻的公众质问。

在此背景下,无怪乎两位年轻的肯尼亚女孩成了当天活动中最有人气、获得掌声最多的设计师。由黛比·唐德(Debbie Donde)设计、詹妮丝·穆特惠(Janice Muthui)管理的“社区灶台”,是一个类似于传统炉灶的巨型装置。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鼓励贫民窟居民捡拾垃圾,将其处理成燃料;既缓解了当地垃圾成堆的不堪卫生状况,也解决了当地居民煮饭问题。煤块太贵,所以居民如果上交垃圾,便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在灶台上煮饭,或使用热水洗澡等。“社区灶台”刚刚获得2012年的“世界设计影响”大奖(World Design Impact Prize)。该奖项由一个加拿大的非盈利组织新近推出,提倡“设计更好的世界”(Design for a better world)。“社区灶台”这种改善发展中国家贫民生活质量的设计,夺冠可谓名至实归。唐德说“社区灶台”的造价为一万美金左右,目前完全造好的只有一台,在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运行,另一台还在规划之中。只要有当地政府和机构有意向,她认为灶台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

一万美金听上去似乎不算天文数字。但我们都知道,真正运作起这个灶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当地居民的配合、操作者的管理,甚至当地的政治背景和风俗习惯,都将是关键因素。事实上,要考验一个好设计,亦以待时日。没有什么比通不过人情世故这一关更让人绝望,却又不得不严正以待的设计考量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2月01日

设计之都,拉开序幕

每到年初,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45个必去之处》总是成为旅游爱好者们当年的风向标。今年的榜首巴拿马、第三名缅甸,均属意料之中的旅游胜地。可是第二名却爆了个大冷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原因无他,赫尔辛基轮值2012年的“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设计,把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这个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女儿”的城市。

对于这个北欧清冷小国来说,设计曾经是走出二战后贫困萧条境况的生存之道。作为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流派的重镇,设计早已融入芬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既不是稍瞬即逝的潮流,也不是肤浅流行的时尚;设计对于芬兰人,是一个观念,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其实也并不需要由“世界设计之都”这样的头衔来认可自身。不过事已至此,赫尔辛基这个刚刚被英国Monocle杂志评为“全世界最宜居城市”第一名的首府,肯定是要在龙年大出风头的了。

当设计成为一个国家的招牌,甚至关乎其形象和身份,那它一定不止是杯盘碗碟之小清新和手袋头花之小可爱了。自芬兰设计于1933年在米兰三年展上首次亮相至今,它经历了从传统手工到高新科技工业的漫长演变过程。但不论是一个伊达拉(Iittala)的手工吹制玻璃花瓶,还是Ipad上被疯狂下载的“愤怒的小鸟”,创意,始终是关键所在。 赫尔辛基就有将近八千家创意产业公司,都凭脑力激荡来赚钱。如果把但凡以设计起核心作用的工业都算在内,那么,首都地区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员都是靠设计过活的。

若从设计史的角度来梳理芬兰创意渊源,自然有不少专业解读。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当代芬兰社会之下,开放却是创意的关键词。开放(openness),正是本年度赫尔辛基“世界设计之都”所主打。乍听之下,它似乎和设计无甚关联,但事实上,芬兰作为一个连续多年在“全球最廉洁政府”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国家,透明和公开,不仅是公共机构的行事准则,也是公民百姓为人处事的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设计上,就是尽可能公平地向每一个人提供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权贵的奢侈品。

设计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创造一种更美好、更快乐和更易居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实行全民健保和福利、从幼儿园到大学均免费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把日常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设计好更重要的事情了。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系统之迅捷和高效,堪称全世界少有;推着婴童车的家长不必买车票,更是芬兰服务设计对人之关怀的典型例子。由1911年就提案而发展至今的赫尔辛基中央公园,贯穿城市南北,有长达100公里的林荫跑道和滑雪道,连接沿途民居,以最大限度提供健康自然的都市生活。

芬兰的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佳之一。在水品赏活动中,赫尔辛基的民用自来水轻易胜出法国依云瓶装水。的确, “千湖之国” 得上天眷顾,拥有纯净的水资源;但就在三十年前,繁荣的芬兰造纸工业也曾污染湖泊。这说明,在人治社会,没有昌明严谨的监管,再好的自然资源也能挥霍一空。芬兰人的好日子同样来之不易,而公平、人性的设计理念为其家园建设之基石。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1月01日

走出非洲

是的,你没看错。这是一个以非洲为主题的当代艺术展。

仅此标题,它或许已经成功了,因为很可能你对非洲当代艺术一无所知,甚至很可能你对非洲和当代艺术都一无所知。然而它或许注定失败。非洲可不是一个国家,她是一片拥有53个国家的辽阔土地,各种文化和语言千差万别,无以笼统概括。你见过敢冠以“欧洲当代艺术”之名的展览吗?

芬兰当代美术馆(简称KIASMA)就这样胆大包天地把非洲推上了重头大展ARS11的展台。自1961年首创的ARS展览是芬兰及北欧地区重要的当代艺术大展。五十年来,ARS总是力图给芬兰观众带来具有启发性,挑战性和令人震惊的当代艺术。这一次,ARS自信地宣称,它将改变观众对非洲和当代艺术的看法。

走进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史蒂文·霍尔(Steven Holl)设计的KIASMA底层大厅,即可看到加纳艺术家艾尔·阿纳祖(El Anatsui)的巨型挂毯,这条毯子用碾平了的汽水瓶盖和其他金属废料编织而成,看上去色彩斑斓而美丽精致,甚至气势恢宏,完全不露其材料的废物本色。这是阿纳祖特地为ARS11所作的新品,但艺术爱好者们对他的巨毯装置系列并不陌生,早在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它的亮相就引起公众的关注;而在全世界各大美术馆和画廊展出,每一次都迎来观众的惊叹和欢呼。

回收利用旧物,一直是非洲手工艺的长久传统,阿纳祖的毯子无论是技巧还是形式,都令人联想到加纳的传统纺织品“肯特”(Kente)。作为一个加纳雕塑家,阿纳祖总是擅长利用传统工艺,从传统的加纳传说和信仰中寻找创作灵感。但他更关注的,是材料背后的历史和故事;他的每一件巨型作品材料,都经过了无数人之手辗转而至。而他自己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他并不把自己的创作过程或目的称之为回收,而是不断地转型,再生和改造。

和阿纳祖的装置相比,贝宁艺术家罗马尔德·哈佐梅(Romuald Hazoume)的面具更显而易见地具有非洲特色。这些具有西非优如巴民族传统风格的面具是由西方文明垃圾——装汽油的塑料罐等不可分解的塑料垃圾制作而成的。1988年,哈佐梅在出席一个德国朋友的面具舞会时,带了自己做的一个用塑料桶改装的面具,结果众人惊艳,都以为那是木头的。哈佐梅灵光一现,从此开始做面具,也就从此成了个艺术家。有一次记者问他的面具有什么样的“角色特征”,哈佐梅说其实除了嘲弄,别无他意。他甚至在某次采访中谈到面具的利用,是因为“反正西方人就好这一口。”

任何一件源于传统工艺的当代艺术作品,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复制工艺本身而无他诠释。其实,二十年前的非洲艺术之概念,等同于面具和工艺品。越原始越粗糙越好,否则不足以体现其原汁原味及正宗。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人不仅依然对非洲当代艺术毫无概念,对非洲艺术的理解也仍然停留在手工艺阶段。传统和文化,好像被冷冻了。与此同时,以电视和互联网为首的视觉媒体,不断喂给大众“经典”的非洲形象——受饥荒和艾滋病折磨的嶙峋身躯,受战乱摧残的破落家园,被天灾人祸轮番蹂躏的污秽环境……。

“在你的文字里,最好把非洲当成一个国家。它热浪滚滚,尘土飞扬,有着随风翻滚的长草地,成群的动物,和又高又瘦的挨饿的人民。”肯尼亚作家,文学杂志Kwani的创始人宾亚万嘎·外奈纳(Binyavanga Wainaina)在他的散文《怎样描写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中不无讽刺地一一陈述西方媒体和作家笔下的那个所谓的非洲。“在你的书的结尾,一定要内尔森·曼德拉说点关于彩虹或复兴的话语,因为你在乎。”

在各种国际艺术展览中,非洲一样以外奈纳所讽刺的方式展示。“很多策展人并不关注艺术家的种族和文化身份,他们不过正好是非洲人而已。”埃及亚历山大的独立策展人纳贡·弗(N'gone Fall)曾撰文*指出。据她说,在2004年的达喀尔双年展上,瑞士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奇·奥布瑞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曾不无挑衅而嘲讽地公开质问,谁有权利开讲非洲当代艺术。对弗来说,这个问题肤浅而天真,因为它牵连着另一个更至关紧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忽视或误解艺术作品所潜藏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内涵,又怎能讲解作品本身呢?

“ARS11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上讲,是概括性的、开放的和多样的。但它并不试图涵盖所有的非洲当代艺术,”KIASMA馆长碧若柯·斯塔瑞(Pirkko Siitari)说,“我们只是通过两年的研究和准备工作,着重表现所选艺术家的观点。”

从两百多个候选艺术家删选到最后三十个,ARS11的策划人们认识到,要想仅凭一个展览来囊括整个非洲当代艺术图景,是既不可能又愚蠢的。与其徒劳地总结中心思想,不如通过不同艺术家和非洲的关系,利用他们的作品来探讨和诠释个人的非洲印象,借此呈现一个多面的,甚至矛盾重重的非洲。甚至于,未必要非裔艺术家;或者说,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裔,也未必要住在非洲大陆上。关于这一点,也是ARS11策划组引以为豪的创举。一个艺术家的种族身份和出生地显然不能作为定义他或她的唯一因素,更不能作为他或她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成功表达非洲观点的标准。所谓真诚(genuine)和正宗(authentic)的区别,也成为挑选作品的重要准绳。传统手工艺复制品虽然很正宗,却多无真诚的艺术观点。很显然,ARS11想对观众说,展现一个真诚的非洲,比展现一个正宗的非洲,要重要得多。

居住在美国的智利裔艺术家,建筑师及电影制作人阿尔弗雷多·贾(Alfredo Jaar)有两部电影作品入选ARS11。“《姆希玛》(Muxima)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他在采访中说,“我在安哥拉工作了两年,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安哥拉肖像,它是建立在音乐上的一部诗意作品。”多年收集非洲音乐的贾有一次在整理收藏时,发现自己拥有六十多个版本的《姆希玛》歌,最早的来自1956年,最新的是1998年。于是,一部电影的想法产生了。“通过不同版本,人们对这首歌的不同诠释,可以讲出一个安哥拉的历史故事。”他说。

贾的另一部影片“我们希望告诉你,我们不知道。”(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We Didn't Know)则是部沉重的作品。熟悉卢旺达大屠杀相关题材的人,一下子就能从这个片名知道内容。美国记者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的书《我们希望告诉你,明天我们将会和家人一起被杀害》(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成为人们了解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畅销书。贾对标题的反转,讽刺了国际社会的极度伪善,表达了他对联合国不作为的愤怒。当年,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一百万的无辜百姓惨遭种族清洗,但这是个原本可以阻止的惨剧。“三年前,我受卢旺达政府邀请,设计一个受害者纪念碑。”贾说,“从1994年到2000年,我其实一直在收集有关卢旺达屠杀题材的材料。所以等我回到卢旺达,我又收集了新的材料,看了数百个纪念碑,采访了很多幸存者和新一代卢旺达人。这部片子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个情感上的了结。”

学新闻出生的比利时人文森特·梅森(Vincent Meessen)是另一个把自己和作品置身于非洲语境中的西方艺术家。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都古的热闹大街上,从头到脚包裹着白色棉花的他招摇过市。棉花曾被认为“白色黄金”,是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最重要自然资源和出口产品。梅森自己认为这是个“正在发生”型的作品,着重体现“面具”(被包裹的自身)和路人之间的相互反应。

同样是乔装打扮,芬兰艺术家艾丽娜·萨洛瑞达(Elina Saloranta)示以真实面目,但她把自己打扮成修女的样子,在赞比亚的学校、医院等各处游走,并让她的艺术家朋友拍下过程。外表秀丽文静的萨洛瑞达很早就有装扮成修女的习惯,当她有机会到赞比亚担任美术老师,便把这个习惯给带了过去。“一开始,我很害羞,不好意思找人合照,”她说,“慢慢地,当地人的反应令我放松;我和我的同事都告诉他们这是个角色扮演,他们的反应都很自然,甚至帮助我们拍摄。”萨洛瑞达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照片和芬兰教会在非洲的工作老照片放在一起展出,她对记者说,自己并无宗教信仰。

与非洲的关系,是把这些ARS11参展艺术家们串在一起的关键。不论他们的肤色如何,家乡在何处,他们对非洲的思考,都必须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张力;他们也必须怀有强大的激情,才能

把“非洲”给做出来。而“非洲”这个词,在这里,正如策展人所提醒,不再仅仅是一片陆地的名称,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一种资源,一种结果。在展览的设计上,策展人也希望能够让观众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和理解非洲。

居住在芬兰的赞比亚艺术家巴巴·贾克·姜德(Baaba Jakeh Chande)把KIASMA门口的几棵树包上了红布;展览开幕那天,他穿着一身红衣,从头上的红色线帽上拉出无数根红线和树们相连,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树网。这就是一部激发观众以新的方式审视熟悉环境的作品,姜德说他每天遭遇的是两种生活方式——赞比亚的,和芬兰的,他的取材总是直接和人类日常生活相关,以此激发个人记忆或集体回忆、历史,悲剧和希望。像姜德这样旅居异国的艺术家,算得上是当下典型的国际当代艺术家模式。而姜德所提到的记忆,尤其是个人回忆和公众记忆,也正是ARS11的一个重要载体。

对艺术家来说,回忆是回到过去的一种方式,通过记忆的滤网,可以把当下做一番梳理。甚至艺术材质本身也可以有记忆,就像那些回收材料。更多的ARS11作品,是艺术家通过自己和家庭,朋友的生活经历,在记忆中重新塑造一段既个人又公共的历史。南非艺术家玛丽·斯阪德(Mary Sibande)的祖母们世代都是女佣,那是种族隔离时期,许多黑人妇女的被迫出路。斯阪德的巨型雕塑系列《女皇苏菲》(Queen Sophie)是她根据家族历史来塑造的。苏菲穿着宝蓝色盛装,既有维多利亚式风格,又有女佣制服的特色。她做着一切匪夷所思的举动,打破日常规则,颠覆女佣身份。对于斯阪德来说,灵感就是“个人历史”,就是“居住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乔治·阿戴阿格波(Georges Adeagbo)的作品《拿破仑和曼奈海姆的相遇——欧洲各国中的芬兰存在》(Encounter of Napoleon and Mannerheim---The Existence of Finland among the European States)令很多观众一时困惑不已。整个展厅的墙上和地板上到处都是经年收藏的报纸杂志、海报、衣服、录音带、照片等等应有尽有之物品,比跳蚤市场和二手商店还来得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事实上,这些带有强烈历史色彩、个人特征和怀旧味十足的材料一部分是阿戴阿格波从赫尔辛基淘到的,一部分是从贝宁的手工艺者处定做的。把日常物品聚集起来置于美术馆,阿戴阿格波这个“收藏强迫症患者”成了文化“发现者”,他总是说如果他亲历亲为他的巨型装置作品中的每一样东西,他非累死不可,更没有时间做真正的工作——观察、构思和写作。“每个人都有特长,我的特长就是展示我的观点。”在贝宁和德国工作的他说到。不给那些制作者们署名,并不给他带来丝毫困扰。阿戴阿格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目前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成功地让芬兰观众亲历两位历史人物在KIASMA的会见。

为什么在KIASMA?为什么在芬兰?当观众不可避免地发问,这些问题不仅抛给阿戴阿格波等艺术家,也抛给ARS11的策划人们。为什么非洲?仅仅因为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对非洲越来越有兴趣?或者因为芬兰公司也在非洲投资?

在ARS11人头攒动的开幕式上,人们看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非洲粉’”——总统哈洛宁。其实作为该展的赞助人,她的名字和头像早就印在了厚厚的画册上;但人们对她光临如此热闹的场合,还是颇感惊讶。或许这就是非洲的魅力。

原文刊登于<艺术财经>2012年1月刊

2011年12月10日

丹麦克里斯蒂亚娜——哥本哈根自由之城

在所有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啦啦队中,没有谁能比这群人更具鼓舞性的了。当他们在夜幕下一喊出 “我们是从丹麦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亚娜自由城来的!”,便迎来了人群的欢呼和鼓掌。“四十年前,我们推倒了哥本哈根的一道篱笆,成立了自给自足的自由城!四十年前,我们占领了那里;现在,我们仍然占领着!”围绕着他们的示威者们像跟着领袖喊口号似地逐句重复这些话,末了,人群更是爆发出兴奋而期待的喊叫。

四十年前的占领

他们并没有吹牛。四十年来,被称作“自由城”的克里斯蒂亚娜(Freetown Christiania)是嬉皮另类生活方式的鲜活明证。在这片地处哥本哈根市中心的绿荫地中,占领者们宣布独立,奉行着自己的法规条文,拥有自己的“国旗”,甚至发行自己的货币。这里没有汽车、没有武器;不许偷盗,却可以公开售卖大麻。这如同神话般的离奇故事,可不是安徒生笔下的虚构创作,它是如何发生在当代西方民主国家丹麦的?

1971年,一群嬉皮占领了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片废弃海军军营。这里曾经是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于1617年建造的堡垒和市镇的一部分,虽然经历了两百多年以来的战乱和政权变更,相当一部分建筑得以幸存,成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善的十七世纪军事防御工程。尽管一直有无家可归者偷偷潜入,直到1971年9月,一帮邻里居民拆除军营围墙,把闲置空地当成游乐场供孩子们玩耍,才算拉开了占领这片土地的序幕。当月26日,以一个小有名气的无政府主义记者雅克布·卢德文森(Jacob Ludvigsen)为首,在他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军事禁城》一文,宣布自由城的成立。卢德文森也是自由城宣言的作者之一,宣言中写到,“克里斯蒂亚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治社会,每个人都对整个社区的完善而尽责。我们的社会自给自足,我们的信念是避免身心的穷困。”

克里斯蒂亚娜精神很快成为嬉皮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而这片34公顷土地原本为军用,可谓其“前世”和“今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基于人权至上的理念,丹麦政府在克里斯蒂亚娜被占领后不久,宣布其为一项社会试验,虽未定其合法性,却也默认了它的存在权。从此,这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乌托邦”式的“城中城”和“国中国”就得以生存下来。但它从未停止过和其母城哥本哈根的对抗,无数次和警察的抗议和冲突,无数次和政府部门的谈判和交锋,无数次和历届当权者们成功了又失败的交易……;克里斯蒂亚娜始终没能被反对者们铲除, 似乎应验了当年的抗议歌曲《你不能杀死我们》(You Cannot Kill Us)中所唱的。自由城如愿以偿地成了丹麦首都最大的“钉子户”。

围墙之内,社会之外

自由城作为丹麦自由主义的象征,成了哥本哈根的一大著名景点。除了“美人鱼”之外,克里斯蒂亚娜也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而本地人似乎也很为之自豪,只要有客人来,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通常都会安排游览自由城。给自由城做导游,当然也成了一个创收途径。

要找到自由城相当容易。过了哥本哈根的河道,来到右岸,在典型的北欧老城区中,远远地就能看到克里斯蒂亚娜的外围墙,上面画满了各种色彩艳丽、风格迷幻、内容奇异的涂鸦;入口处有两根刻有图腾的巨大木桩,撑起一块长长的横匾,写着金色的“CHRISTIANIA”字样。一个被规划了的现代都市就近在咫尺,可一入墙内,好像是进了乡下的村子。残留的兵营砖房、年过半百的木屋,都被嬉皮艺术家们“粉饰”过一番;草地们显然都从未接受过割草机的检验,野花野草此起彼伏,倒也显得生趣盎然且自由烂漫;铺着碎石的小径甚至泥道随处可见,既然这里不允许汽车进入,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方便。菜园子、大棚和阁楼阳台等等一看就是自己搭建的“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多数还都花了点心思,搞得奇形怪状,算是创作吧。在自由城的章程里,特别指出,城民们有责任和义务参与自由城一切决定的同时,更有责任和义务“自我管理”。这包括了自己把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事情打理好,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府机构会来帮你。既然你不要政府管,就也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到底。所以,在克里斯蒂亚娜,基本上是看不到城市规划的痕迹,每棵树、每根草和每栋楼,似乎都随心所欲地伸着懒腰晒在太阳底下,说有点乱吧,却不闹腾,更不肮脏,一切都显得相当自然,算是秉承了创立者和居民们的自由宗旨。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最高领导机构的社区,每个居民需要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道德水准,才能维持其正常运作。自由城里的近一千名居民要共同照看领地,要共同开会讨论每一项重大决定,包括其中两百来号孩子。在这里,民主意味着任何决议的过程都是冗长、艰难甚至令人筋疲力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值得如此做。从克里斯蒂亚娜的先民起,跑到自由城里来的人,应该说都是正常社会中的少数、异类和弱者。所以克里斯蒂亚娜的民主进程,就绝对不会忽视任何一个自由城居民的微弱声音,不论他或她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是酒鬼还是残障智障。

不要以为自由城居民都是只会晒太阳的懒虫。事实上克里斯蒂亚娜的嬉皮们,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饭店、咖啡馆和剧场等,在自由城里经营得井井有条。最有特色的,应该是无数不少的手工业制造者,通常都相当具有创意,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和丹麦当地人。比如鼎鼎大名的“克里斯蒂亚娜自行车”就产自这里。它很像中国人常用的三轮车,只不过正好前后颠倒。骑车人居后,两个轮子载着个比较深的铁盒子在前位,即可装货物,也可供三四个孩子蹲坐其中。这项节能环保的交通工具发明可不便宜,一辆起码一千多欧元。“克里斯蒂亚娜自行车”是自由城绿色生活的典型代表。根据“克里斯蒂亚娜绿色计划”,居民们希望把自由城建成一个借助于有限的现代科技的原生态环保村。这将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仅需要居民们的高度自觉性和实际操作能力,也需要相当的财力和技术来支持。自由城居民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自由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香格里拉”,要像绿色计划中所描述的,让克里斯蒂亚娜回到接近于人类初始的小农经济社会模式,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事实上,自由城从来也没有完全和主流社会隔绝开来过,它甚至也没有真正做到过所谓的自给自足。从十几年起,他们就和政府定了协议,通过缴纳一定的税收,换取城市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水、电等必要生活能源。

充满荆棘的自由路

其实,最吸引外来者的,无疑是自由城中心著名的毒品一条街(Pusher Street)。这也是克里斯蒂亚娜创立后,和政府几番较量后达成的又一个交易。在政府的默许和警察的眼开眼闭下,这里可公开售卖大麻等软性毒品,但海洛因等烈性毒品是严格禁止的。

就如创立者之一卢德文森所说,既然无法彻底铲除毒品,吸毒者也无法在正常社会生存,不如圈一块地让他们过自己的日子。毒品一条街使吸毒者们成了企业家,也限制和规范了毒品交易,好过搞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和娼妓合法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围绕着毒品交易的纠纷经年来从未停止过。即使是自由城内的居民,也逐渐对此担忧起来。十几年前的毒品一条街,无非是一些与世无争的嬉皮们赚点零花小钱,多数毒品为自用;可现在却是被有组织的毒品犯罪集团钻了空子来谋取暴利,从而引来一些因为争抢地盘而发生的帮派枪战,这和克里斯蒂亚娜创建者们所倡导的利他主义和爱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房地产归属权也是自由城和政府之间的争议焦点。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房屋拆除问题,居民们和警察有过几次大规模冲撞。2009年的抗议游行中,自制火弹、路障、催泪瓦斯等等统统上场,双方打得相当激烈,最后导致一千五百人被丹麦警方逮捕。今年早些时候,克里斯蒂亚娜终于被迫对外关闭了一段时间,源于政府就房地产问题下达最后通牒,要居民们要么花一亿五千万丹麦克朗(相当于一千八百万英镑)买下物产,要么同意政府把自由城的房产归为公共房产所用。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自由城居民们终于忍气吞声地同意,他们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钱买下房子,或者向政府支付租金。

对于很多自由城居民们来说,这个决定并不糟糕,至少他们不必再担心哪天政府真的发飙,把他们统统赶将出去。毕竟,这个原本就属于丹麦海军的地盘,是他们跑来占地为王的。只是,随着贩毒组织利用自由城做毒品交易,似乎已经终结了自由城嬉皮乐园的梦想;现在房产也将商品化,是否等于宣告这个社会试验的结束甚至失败?自由城的货币从来也未曾成为过硬通货,居民们为了将来的现实生活,能够和围墙外的市场经济和商业金融大潮抵抗多久?它最终会沦落为一个名存实亡的,类似于“艺术区”或“民俗村”那样的旅游景点吗?

“占领华尔街”的人群已经逐渐散去。克里斯蒂亚娜的占领者们,还能当家做主多久?

哥本哈根之设计酒店

HOTEL NIMB

这家精品酒店只有14间房间,位于市中心著名的帝沃利公园之中。从家具设置到家电配备,都按照奢华标准行事,房内甚至配有真正的壁炉和桦树木柴供取暖用。这样的地方,当然少不了米其林餐厅做陪伴啦。

入住价格:250欧元起。

http://www.tivoli.dk/composite-8815.htm

HOTEL FOX

由21位国际艺术家设计的福克斯旅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意和趣味的旅馆了。每间房间都有一个主题,都是一件艺术品,从墙壁涂鸦到床单图案,凝聚了每位艺术家的精心创作和奇异灵感。喜欢当代艺术和设计,不怕尝试怪异空间和色彩的旅人,首选福克斯。

入住价格:100欧元起。

http://www.hotelfox.dk/

HOTEL ALEXANDRA

亚历桑德拉是哥本哈根唯一的怀旧旅馆,地处市中心的历史名楼中,1910年就开张营业至今。要感受老哥本哈根的气氛,以及一个世纪以来的丹麦新旧设计和建筑风格,来这里就没错。

入住价格:200欧元起。

http://www.hotelalexandra.dk

HOTEL SKT. PETRI

位于哥本哈根的拉丁区中心,到处是时尚小店和咖啡馆,彼德利旅馆理所当然地在去年被评为斯堪迪纳维亚地区最棒的商务旅馆。但这并不代表它像其他商务旅馆那样中规中矩。恰恰相反,设计理念也是彼德利的特色,所以说除了个性,它更实用。

入住价格:120欧元起

http://www.firsthotels.com/sktpetri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2月

2011年11月18日

女人,压力各不同

    在最近的调查中,表明芬兰大多数三岁以下的幼童每天在幼儿园的时间接近十个小时。而在最近的一些会议和媒体上,芬兰亟需外来移民提高人口增长率的呼声亦相当活跃。

    这些数据分析都直接体现了芬兰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是职业女性,她们不愿意生孩子。事实上,这些年芬兰的出生率节节上升,甚至达到四十年来最高,但对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她们生得还远远不够多。如果芬兰不想在2035年进入老年社会,就得自己多生,也得招人来帮着多生。

    其实,芬兰对于育龄妇女的政策在全世界来讲也算得上最好的了。从预产期前五周起到宝宝五个月大,为保证一定时期的母乳喂养,法律规定新妈妈不能工作。期间雇主或社保部门必须支付至少70%的薪酬,而这笔钱可以领到宝宝十个月大。之后,法律又规定,妈妈可以在家把孩子带到三岁大,而雇主不可在此期间解聘她。社保部门同样会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每月颁发“妈妈补贴”。在孩子读二年级之前,妈妈和爸爸都有权各向雇主申请每周减少一天工作量,薪水减至80%,社保部门给予少量补贴。

    和不得不把三个月大的孩子扔进托儿所的美国妈妈、以及有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作后备军的中国妈妈相比,芬兰妈妈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当一段时间全职妈妈而不至于抛弃自身事业。然而这并不代表芬兰女性就没有压力。芬兰爸爸一样有五个月的父亲假,可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爸爸停职带孩子,妈妈出去工作。这当然和母乳喂养不无关系,但男性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的投入,即使在芬兰这样女男平等的国家,普遍来讲还是不如女性来的多。

    与此同时,女性在养育孩子问题上,仍然要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负罪感。前面说到的三岁以下幼童每天在幼儿园时间长达十小时,便是一例。人们会更倾向于怪罪妈妈过早回到职场,却不太谅解职业女性对回归事业的焦虑;更别提带孩子本身的辛劳。全天候带两三个婴幼儿和上班相比,哪个更辛苦?

    中国的职业女性,通常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过于能干便会被指责不够传统贤淑。在中国,女性只要把家管好了,便不会遭来指责,其本人亦不会有太大的社会压力,哪怕她没什么事业心,甚至没有工作。在芬兰,女性向来强悍独立,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早就超越了那种“女人味”的低级阶段,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值也不会以“顺从”和“柔弱”为标杆。就这点来讲,芬兰女性要比中国和亚洲女性,要来得更为洒脱,因为从父母、男朋友,老公到公婆,谁都不敢以“女人”为由对她指手画脚。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平等,却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中国,女人只要事业上成功,哪怕家里一团糟,也会被冠以“女强人”。在芬兰,那可是很不合格的坏榜样。要称得上芬兰“女强人”,不仅得事业上风生水起,家庭生活也得顺手拈来。班要上好,孩子得带好,家务做饭等也得干好。和中国、美国不一样,芬兰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没有全职保姆,连兼职保姆也鲜见。这不仅和昂贵的劳动力有关,也和社会风气有关。整个北欧,是个以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为荣的大环境,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和看孩子,似乎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就连请自己父母帮忙,很多时候也不好开口。于是很多年轻的芬兰妈妈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平衡,更为了打造一个更完美的“女强人”形象,体力和精力都面临巨大挑战。

    今年夏天,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工作有利于妈妈的精神健康,但那些试图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全都摆平的妈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或精神崩溃。反倒是那些承认自己无法两全其美,不事事求完美的妈妈们来得更开心些。

    谁都不是超人,女性同样没有理由当女超人。已经相当聪慧和能干的芬兰女人,大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从小学习家务活儿,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比起很多娇生惯养的中国女生来,要实干和坚强得多。但即便如此,以现代社会的强度和节奏,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持,她们面临孩子和家庭这个坎儿的时候,和中国的职业女性一样,也会遭遇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的前因后果,又和中国女性不尽相同。对芬兰职业女性来说,那种力图保持平衡和完美的压力多半出于争强好胜的自身,不言而喻的社会期待值当然也要对她们的负疚感和挫折感负有相当的责任,但她们毕竟不会像中国女性那样,面临老公和婆家的直接挑战。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职业女性能得到的育儿帮助要比芬兰职业女性多得多,她们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更可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中国“女强人”的障碍,更多来自传统甚至封建思想,以及无可药救的男性沙文主义。而芬兰女性,在精神和思想上享有高度自由和独立性,她们的困难是实际操作性的,分身无术导致的;而这种状况,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比如远离大家庭,缺少亲密可靠的亲戚和朋友帮助;它也和北欧的社会体制有关,高税收高福利,法制严谨,但人工昂贵,无法依靠廉价或非法劳动力解决困难。

    在最近的芬兰媒体上,不止一次讨论到职业女性的负疚感问题。在相同的职位上,芬兰男人不仅还是比女人赚得多,芬兰男人也和世界上其他男人一样,在对待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平衡问题上,似乎也没有芬兰女人所承担的那么强的负疚感。个中缘由,除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男女性别的约定俗成,芬兰女人本身也要对这种负疚感负有一定责任。正如前面提到的研究项目员所称,有必要提醒女性不要对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这样当她们遭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过于沮丧,因为她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到,她们所作的一切,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要感谢北欧具有悠久的女性主义历史,北欧男人从来都是“矮(女)人一头”。现在的芬兰男人,早就被允许显得“弱势”而不失男子气。“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不足为奇,而且喂奶换尿布推着孩子去兜风买菜的男人不会被人看不起,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心理不平衡。这样的现象,尤其在高知阶层更为普遍。女性高层在芬兰是一道相当普通的风景线,毕竟,就连这个国家,都是由一个叫哈洛宁的女总统领导着。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2011年10月20日

垃圾改变生活

    “难道要让我自己吃成千个番茄罐头嘛?!”亨利克·安波穆(Henrik Enbom)指着他的LdS灯笑着说。这是他用吃空的番茄罐头设计并制作的台灯,虽然挂了个不起眼的小小的价码牌,他再三强调他的设计旨在启发大家自己动手变废为宝,而不是花钱买他的罐头灯。“我所有的设计都没有商业化,”他说,“批量生产不是我的目的,我也吃不了那么多罐头。”

    安波穆和他老婆依莎·库卡波罗-安波穆(Isa Kukkapuro-Enbom)一手操办了芬兰最大的年度家具和室内设计展览会Habitare中的“垃圾设计”(Trash Design)专区。这是Habitare首次设立这样的专区,而在各种或奢华、或精致,或高档的展位中,“垃圾设计” 掖在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落,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和Habitare签了三年的约,希望把这个‘垃圾专区’一直做下去,”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我们也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做到另一个高度,找到一些合作伙伴,或者形成工业化。”

    库卡波罗-安波穆的父亲约里奥·库卡波罗(Yrjo Kukkapuro)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设计大师,中国设计界和家具业应该对他很熟悉了。“我原先是个时装设计师,后来做厌了,就跑去做杂志,杂志做了一段时间,卖掉了,”她亮出一张名片,名字下面居然写着“记者”,“再后来和我老公一起做了个网站,就致力于垃圾设计。他是个‘垃圾设计’师!”

    环保设计,可持续性设计,这些都是近年来设计界一直反复唠叨的。然而“垃圾设计”,不仅听起来更另类,事实上和以上所提的两种设计术语,也有所不同。对此,可能每个有绿色意识的用户或设计师都有不同的理解。而对安波穆夫妇俩来说,“垃圾设计”和“垃圾设计”师应该是这样的——保持真诚;再次利用的东西绝对可以是美丽而有魅力的;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修理是新一轮回收;努力工作;对人友善。

   “我们正淹没在垃圾中。”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我认为设计师有责任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每设计一样东西,应该考虑到这东西的生命周期。如果它被扔掉,它必须进入循环回收系统。可是很显然,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进入这个循环。铁啊,塑料啊,都没办法回收。所以,我们的点子就是,重新利用旧东西,以旧东西为原料来做新东西。”

    经过八个多月,四十多个学生的参与,夫妻俩搭起了“垃圾设计”的展台。一些旧枕头做成的靠垫,一把旧椅子和一张旧沙发拼成的“双人座”,一只用软百叶帘带子编制的篮筐,一排用通风管做的储物架……。有些看上去面目全非,比如重新手工染印的回收被套被单;有些看上去比较简单,材料做工一目了然;还有一些并不实用,一看就是为了展览而做的概念化样品,比如用报纸做成的头盔、假发和礼服。“这些椅子在展览后会送回到一所高中去,”库卡波罗-安波穆指着一些用旧牛仔布重新绷过椅面的椅子说,“已经有很多人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感兴趣,问这个卖不卖,那个多少钱。”

    她的丈夫安波穆显然对生意不是很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鼓励所有的人来做垃圾设计。安波穆把LdS罐头灯的详细做法公布在网上,“这本来就是个开放资源的点子,”他说,“尤其是当你用垃圾来做尝试的时候,又担心什么呢?做不好就扔了再做,本来就是垃圾嘛,”他笑起来,“多吃几罐番茄咯。”

    安波穆说自己从小就是个“垃圾设计”师,“小时候我就喜欢修我的旧玩具,不是想着买新的,而是总想着怎么把旧的变成新的,”他说,“我喜欢旧东西,喜欢为旧货找到新生命。”长大到一定的年纪后,安波穆说“垃圾设计”变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当你没钱买新家具的时候”。

    夫妻俩自称,自从两人搬到一起,十二年来他们买的新东西不超过五件。而滑稽的是,其中一样是一个为厨房而买的新垃圾筒;而另一样印象深刻的,是为小时候的女儿买的新床。现如今已经25岁的女儿,和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垃圾事业”。《垃圾》(Trash)杂志籍由本次垃圾设计展览,新鲜出炉。这是一本中芬双语杂志,由女儿伊达·库卡波罗(Ida Kukkapuro)担任总编辑。“她力求国际化,”得意的妈妈说到,“要像她妈妈一样?哈哈。”

    看得出,“垃圾设计”的团队除了俩夫妻外,都以非常年轻的学生为主。“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能感受到他们的激情和创意,”库卡波罗-安波穆说,“而且他们的想法真的非常远大,没有界限,很全球化。”

    约拿坦·瓦荣(Jonatan Varon)是名纺织设计师,他用遗弃的电路板制作的拼贴式壁画《现代圣母玛丽夫人》(Mrs. Modern  Mother Mary)在展览中甚是引人驻足。创作材料主要来自十九台被大学丢掉的电脑,而制作过程相当漫长而困难。他把电路板切割成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方块,然后刷上颜色,贴在布料上。由于色块和色差组成的圣母玛丽脸庞,需要站在距离作品一定距离之外才辨认得出。

    如果说瓦荣的作品偏艺术创作,阿德里安·法柏(Adrian Faber)和奥斯卡·查(Oskar Zaar)设计的“光袋”(Bag of Light)则是极其实用的家居用品。把LED低能量灯泡放入塑料袋或纸袋中,这些原本要变成垃圾袋的袋子们就变成了一盏盏独特可爱的灯,就是这么简单。

    “枕头包”(Pillow Bag)和“消耗合成物”(Consumption Composites)虽然所用的垃圾不同,但功能相似。前者是把家里多余的靠垫和枕头往网兜里一塞,变成了个可放在地上或墙角的大靠垫座椅;后者则是把垃圾(当然要软的,搓成团的报纸也可以)塞进做成沙发套形状的聚乙烯织布,变成一个矮矮的软沙发。都是废物利用,价钱当然要比商店里买的豆袋沙发便宜多了。

   “你不能随便扔东西啊,”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没地方扔了呀!这些东西会像‘回飞棒’一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垃圾设计”的核心主旨,就是提倡维修旧物,给予他们新的功能。这甚至要比把旧东西送去回收中心更贴近可持续生活方式。

    这应该也是艺术家兼木匠艾若·于利-瓦库里(Eero Yli-Vakkuri)所推崇的环保理念。因为他正敲着二郎腿,坐在“垃圾设计”的展览区中央,和围在四周的观众说笑。而人们之所以围观他,是因为他的屁股下面,啥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坐在半空中。

    “这就是我的表演和宣言,”于利-瓦库里指着他两旁搭建的布景墙,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旧椅子,“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椅子了!我要挑战所有的设计师,要求他们在2012年不设计任何椅子。”

    于利-瓦库里设立了“无椅子设计”挑战网站,要求接受挑战的设计师在上面签名应战,鼓励大家宣传并挑战其他的设计师朋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椅子给所有的人了,”他说,“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再设计新椅子呢?如果你真的那么需要一把椅子,为什么不修一下破椅子呢?”于利-瓦库里诚恳地希望设计师们能思考一下可持续性生活方式,不要再给地球增加负担。当然,如果大家都需要修破椅子,他自己的木匠生意也就红火了。

    少一点消费,更有效地回收,“垃圾设计”的概念能够阻止更多的物品扔往垃圾场吗?所有这些被制造的旧产品能够有第二生命吗?新一轮的生命轮回能够取代物品本身的线性生命圈吗?而设计师们能够对此产生足够的影响吗?“垃圾设计”展览似乎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事实上,当它出现在以消费和订货为目的的Habitare展览会上的时候,人们一开始会以为那又是个时髦的商业伎俩,就像现在许多家具店和服装店以破旧和斑驳为潮流一样;可令人们惊讶的是,“垃圾设计”并不销售昂贵的“垃圾”,甚至,它把许多设计品的详细做法公布于众,鼓励大家模仿自制,最好独创消解自家垃圾的更多设计。

    安波穆夫妇把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大大地印在“垃圾设计”展区的白色帷幕上,“我们不需要新的景色,我们需要新的眼睛。”这,正是他们想传达给公众的思想。

创意DIY

    你想设计自己的垃圾设计品吗?安波穆夫妇已经注册了“垃圾设计”,并制定了“垃圾设计”规则,照此试着做做看吧!

×原材料必须是来自一件已经生产过的,或遭否决的,或被扔掉的,或视为无用的物品。

×形状必须是由原物品转化而来的。

×原物品的作用已改变,或者和其他物品相配,产生新的作用。

×物品来自另一时代,或者至少一部分产自回收材料。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0月

2011年10月10日

赫尔辛基,全球最宜居

    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一宣布最新的2011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整个芬兰颇感惊喜。大小媒体纷纷报道,赫尔辛基市长更是喜上眉梢。明年就是赫尔辛基轮值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整个城市正为了这场重头大戏兴奋而忙碌;这下金榜题名,风头更健了。

      阔别五年,我和家人刚刚重新搬回这座曾经居住过的城市。不知为何,这一次回来,似乎感到比以往更活跃而生动的城市节奏;而作为一个不谙熟芬兰语的外国人,这一次也似乎不觉得那么生分和不自在。和几位旅居赫尔辛基的外国友人交流,他们都证实,我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之想象。赫尔辛基在这短短几年里,的确更具国际化都市的范儿了,这不仅仅体现在万达机场的中文指示牌和旅游信息中心近十种外语版本的导游图,也反映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性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五年前,当我去警察局外国人管理处把居留证转到新护照,被告知需要三个月时间,尽管那只是贴一张粘纸而已;可现在,两周就搞定了。可见反移民的真芬兰人党(True Finns)应该还没有对赫尔辛基产生任何影响,警察局对我等假芬兰人的态度明显地开放和轻松多了。

      作为一个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北欧小国之都,赫尔辛基是芬兰最大的城市,也是各地年轻人毕业后蜂拥而至的目的地,聚集了10%左右的人口。这里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求学就业,甚至定居,尽管芬兰语是出了名的难学,而长达五个月的漫漫寒冬更是有着臭名昭著的无边暗夜。赫尔辛基难道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类栖息地吗?一个连晒个大太阳都算是奢侈的地方?

     monocle自称,他们的编辑花了两个月时间满世界跑,对候选城市的各项生活质量指标进行考察。人口密度低、休闲指数高,犯罪率低,且城市基础设施不超负荷运作的城市都属高排名之列。赫尔辛基一直以其良好的健保制度、完善的公共交通和高质量的教育著称,然而有趣的是,这次夺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排在第二的苏黎世和第三的哥本哈根都因为周日商店营业时间短于赫尔辛基而落败。而赫尔辛基和韩国、印度和中国这些经济崛起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也是一个因素。万达机场已经成为很多亚洲游客飞往欧洲的首选中转站,Monocle早就曾将其评选为全球最佳中转机场。在另一家或许更具权威性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2011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上,赫尔辛基仍和去年一样,停留在第六位,但这个成绩也算相当不错。

     “我们一直很努力地要把赫尔辛基建成一个健康的、功能化的,并让居民和游客都享受的城市,市长尤斯·帕宇能(Jussi Pajunen)对自己的城市夺冠当然非常高兴,不过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提高。这个自2005年当选的市长向来意识超前,要是他能一个人说了算的话,赫尔辛基周边的四个卫星城早就被赫尔辛基收入囊中,波罗的海海底也早就会有一条隧道,把赫尔辛基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连接起来,而所有的商店周日都开门。

      去年在赫尔辛基过夜的游客又创320万新记录,人们之所以对这座有着波罗的海的女儿之美誉的城市感兴趣,是因为其链接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处。这个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建于十六世纪中叶的贸易港一开始并没能如他所愿昌盛,反而饱受战乱、贫穷和疾病折磨而难以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初,芬兰落入俄国之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首都图尔库迁至赫尔辛基,并将图尔库皇家学院(现赫尔辛基大学前身)同时搬来,才令这个微不足道的破落小镇从此持续地繁荣起来。小镇被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重建,并以圣彼得堡为参照标本。

     直至今日,这座城市虽突破传统,新意迭出,却仍完美地保留着她初建时的经典建筑和街道。Monocle杂志尤其对赫尔辛基新旧建筑之间的平衡大加赞赏,而据我所知,这种来之不易的平衡感所反映的,也是权力和民主之间微妙的牵扯关系。比如,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多(Alvar Aalto)的俗称方糖大楼,是自五十年代起,至今仍颇受争议的现代作品;只因为大楼主人斯道拉恩索公司(Stora Enso)当时有钱有势买下海边黄金地段,方糖毫不费力地在港口竖立起来,完全不必听从民众意见。等到一九九零年代,美国建筑大师斯蒂文·霍(Steven Holl)中标KIASMA当代美术馆设计,要将芬兰著名政治家曼内海姆将军骑马的雕像迁走,却抵不过市民联名抗议,不得不妥协作罢。正如罗马非一日建成,赫尔辛基的现代蓝图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规划。贯穿全城南北的中央公园,是一项1911年的提案,现发展成城市中央的一片绿洲,覆盖700公顷森林面积,有长达100公里的慢跑林荫道和滑雪道,连接着沿途的体育场馆、居民住宅区和休闲花园。这听起来如同神话,因为中央公园不仅有着完全野生的自然保护区域,而且其他森林区也基本由大自然散养。尽管高速公路和现代文明仅咫尺之遥,林间却已是一派世外桃源。芬兰首都之所以独树一帜,因为她具有根本的勇气重新考量其都市雄心,并具有才能,灵感和魄力大干一番。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Monocle杂志的这番评价似乎更应该献给每一代赫尔辛基建设者们。

      对旅游者来说,赫尔辛基是个很易游的地方。她的市中心并不大,无论是聚集了设计专卖店的设计区,还是海港码头和岩石教堂等景点,均可步行或跳上有轨电车即到。她的名胜虽比不上埃菲尔铁塔,街道也不如香榭丽舍大街般繁华;她排不上人生必去之处这样的名单,更没有满大街的名牌店供亚洲客们血拼,可她兀自有种北欧才有的魅力和气场,让来者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无论全球化如何愈演愈烈,你很难在赫尔辛基感受到那种所谓的时代热浪。事实上,当下流行的慢节奏时尚,一直是北欧人的生活方式。芬兰人性格内敛坚韧,从设计到行为,都延承极少主义风格。早在一九四零年代,德国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曾用一句芬兰谚语来表达他对自己在赫尔辛基旅居生涯的感受:芬兰人用两种语言保持沉默(意指芬兰的官方语言:芬兰语和瑞典语)。

      在我看来,现在的赫尔辛基人其实相当开朗和健谈。虽然忧郁症、酗酒和高自杀率,仍然是北欧,包括芬兰在内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根据去年的盖洛普调查,芬兰仍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排在另一北欧小国丹麦之后;而美国《新闻周刊》的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排行榜上,芬兰也拿了个第一。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和收费低廉的全民健康保险,显然是减轻现代人生活焦虑的重要因素;而纯净的环境和新鲜的空气,比瓶装水质量还要高的自来水,更是注重健康的现代人不得不重视的生活指标。芬兰人常常自嘲他们的政府是保姆政府,为了民生健康管头管脚,高价烟酒就是变相修正大众不良习惯的政策。事实也证明,城市公共系统高效便民,绝对能给社会带来更友善平和的气氛,而不至于怨声载道。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系统是我所经历的世界上最好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公交车,专门留有空间给婴儿推车,而且只要推着孩子上车,家长就不需买票。赫尔辛基人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喜欢搭乘公共交通的城市人,如果没有好的系统设计,就很难要求一个忙碌的现代人采取这样的低碳出行方式。

      设计,一个靠想象力和创新为灵感的产业,一直是芬兰的经济主力军。而芬兰的设计,一直都以对人与环境的关怀为准绳。如果你想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就往北走吧。世界设计之都:赫尔辛基2012”的组织者们说出了设计对于芬兰人的重要性——“我们设计一个更好的生活。

     城市应该属于她的居住者,赫尔辛基为她的人民存在。


赫尔辛基的旅馆

芬兰不使用国际通用的星级制酒店系统,但赫尔辛基仍不乏从经济型到奢侈型的酒店,服务相当规范。去年赫尔辛基的酒店平均房价为97欧元,属十年来最低,入住率为67%。由于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旅游者即使选择非中心地段的旅馆,也不必担心出行问题。城中不乏特色酒店,尤其在建筑和设计方面独树一帜,是领略北欧式生活的上佳选择。

KLAUS K

入住价格:160欧元起

六年前KLAUS K开张之时,Wallpaper杂志评论到,赫尔辛基终于有了一家配得上芬兰首都之设计名誉的酒店了。位于市中心的设计区,座落于百年历史名楼中,一对学习酒店管理的同学夫妻将老店改造成了极富艺术色彩和设计概念的城市栖息地。Klaus K客房设计灵感取自芬兰神话史诗《卡莱瓦拉》,集神秘、激情、欲望,甚至嫉妒为不同主题。Klaus K也是芬兰第一家计算客房碳排放量的酒店,其酒店设备、用品和经营模式统统按照环保和可持续性标准来操作。

www.klauskhotel.com

Hotel Katajanokka

入住价格:102欧元起

这座躲在公园里的红砖房始建于十九世纪末,离赫尔辛基港口只几步之遥。如果你觉得它的高墙、铁栏和开阔的走廊有点奇怪的话,因为这里本是监狱和拘留所。作为历史一部分,其建筑格局受国家古董协会保护。当然,由牢房改造的客房不再有铁栅栏门了,你若想体验监狱风情,可以参加酒店组织的胜利大逃亡游戏。

www.bwkatajanokka.fi

SOKOS Hotel Torni

入住价格:82欧元起

SOKOS是芬兰最大的连锁酒店集团,这一家之所以有别于乏味的普通商务酒店,是因为其建于1928年的十四层高楼,而顶楼的Torni餐厅,以俯瞰赫尔辛基市貌为荣,自一九三零年代起,就是名流和艺术家出入频繁的热闹地盘。新装修后的酒店客房分别以装饰艺术风格、新艺术风格和功能主义这三个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流派为主题,老牌腔调十足。

www.sokoshotels.fi

Hotel Kämp

入住价格:230欧元起

曾接待皇室和国际大牌们的Hotel Kämp实属赫尔辛基最奢华的酒店。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毗邻港口、购物区和博物馆。其总统套房以芬兰最著名的将军(亦曾为总统)曼纳海姆命名,拥有六个房间和两个私人阳台,号称整个斯堪迪纳维亚地区之最;其他重要房间也多以芬兰著名人物命名,如西贝柳斯会议室等。如此顶级酒店的配套服务也颇有特色,其中包括乘坐豪华私人游艇游览赫尔辛基。

www.hotelkamp.com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0月

 

2011年10月01日

伪芬兰人,真艺术家

    当奥利弗·怀特海德(Oliver Whitehead)来到赫尔辛基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三家画廊,以及一只手便数得过来的博物馆。那是一九七零年初,拿到一笔奖学金,就从伦敦跑到芬兰继续搞艺术。这一呆,就是四十年。

      “我不是为了艺术呆在这里的。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活法。慢慢地,我开始质疑我们社会的艺术和价值。已经一头白发的怀特海德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边喝茶边说。

      芬兰,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国度。美国《新闻周刊》在去年对一百个国家进行各项指标考察后,把芬兰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北欧小国,是一个被大多数本国人形容为和谐的社会。它的全民健保和教育体系,是连美国都羡慕不已而无法做到的;它的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自然环境富足优美,是污染愈演愈烈的地球上一块难得的净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芬兰所吸引;像怀特海德这样的外国艺术家,在芬兰也逐渐多了起来。现在的赫尔辛基,当然已经有了数不清的画廊和博物馆,更有大小不一的各种艺术活动。这群逐渐庞大起来的外国艺术家圈,慢慢地,也加入了芬兰的文化风景。

      “FFFela的目的是表现这些外国艺术家对芬兰文化生活的各种贡献,威廉姆·维尔海姆斯(Willem Wilhelmus)说,他们的表演都必须突出主题——‘一日为客,终身为客?’”

      作为FFFela的创办人,荷兰人维尔海姆斯突然大出风头,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媒体曝光度。他笑着说。人们关注的原因,是FFFela这个名称——Fake Finn Festival of experimental live artsFake Finn —— 姑且翻它为伪芬兰人,不仅幽默地,押韵地点出了这些艺术家的身份和生存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正好和刚在国会大选中以19%的支持率一跃排第三的芬兰人党(The Finns)形成强烈对比,“芬兰人”党以所谓的“纯正芬兰人”为标杆,并且一度把党派英文名称为“真芬兰人”(True Finns)。没有真芬兰人给全国上下,乃至欧盟带来的冲击,伪芬兰人也不会如此吸引眼球。

      《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全球茶党名单》,芬兰人党名列榜首。这是个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党派,并且恰巧也是个反当代艺术的党派。在该党最有名的语录中,至少有两条和这些伪芬兰艺术家过不去。一条是他们提倡把不交税的无业外国移民和难民都安置到生活指数低的偏远地区;另一条则呼吁国家基金应该用来保护芬兰的文化遗产,而非当代艺术。可以想象,如若哪天真芬兰人党当权了,伪芬兰艺术家也就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名字和艺术节的点子我在一年前就想好了,维尔海姆斯说,直到两个月前,我才看到Perussuomalaiset把他们党的英文名字翻成True Finns。其实这个翻译也是不准确的,我觉得很好笑。

      归根结底,FFFela所要提出的,是个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移民艺术家,同时具有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无论我怎样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芬兰人,有着芬兰妻子,在芬兰居住了十七年的维尔海姆斯说,而当我回到荷兰,一切都觉得那么不同,我就像个陌生人。

      参加FFFela的二十一位外国艺术家由维尔海姆斯亲自择选,他们都是必须在芬兰居住三年以上的行为艺术家。据我所知,在赫尔辛基地区,应该有五六十个这一类外国艺术家吧。维尔海姆斯说。他们当中,怀特海德是伪龄最长的。我离开英国太长时间了,我其实是个伪英国人他说,“‘伪芬兰人不过是个标签,它让人们对此感兴趣,讨论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活动棒极了,当然它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是需要几十年的。现在在这里生活已经容易多了,文化上也灵活多了。

      年轻一点的,自然就比不上怀特海德这般心平气静。出生于波兰的托马斯·萨拉马(Tomasz Szrama)作为参与艺术家,同时也是组织者和现场技术员。在为期三天的艺术节上,他是第一个开场表演的。身穿红衬衫的他把小心剪下的玫瑰刺和钉子撒了一地,然后拿起一根长木棍,脱下袜子。趟过荆棘地之前,他问现场的观众,谁相信艺术家?谁相信外国艺术家?,等十几个脱了袜子的追随者在他身后排好队,萨马拉跪下身子,把自己的长发扎在长木棍一端,做成了拖把。由艺术节主持人甩动木棍,萨马拉甩动长发跪行着,给追随者们扫清了一条光滑的道路。

      高潮过后的表演继续进行,最后以萨马拉用砖头击碎左胸口袋里亮着的灯泡结束。芬兰令我心碎。几天后,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疗伤。现在我要抛掉这些情绪了。” 萨马拉也有个芬兰家庭,他真心认为自己是为芬兰文化而工作。和维尔海姆斯一起,他们常常代表芬兰去世界各地的艺术节表演。

      萨马拉为FFFela做了一个人人称赞的logo。那是一面由参展艺术家来自的国家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这面由十四面小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被清一色地过滤成了蓝白两色。我曾经看过一个女艺术家把很多国旗做成了透明的,她把国籍身份给彻底清洗掉了,萨马拉解释说,但我认为你是无法避免身份的,我要这些国旗仍然可识别,但它们都融成了芬兰国旗的蓝白色,因为我们都在塑造芬兰文化。

      艾格乐·奥多(Egle Oddo)这一次毫无疑问成了参展艺术家之中的明星。因为她的作品刚被意大利政府选中参加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展馆的展览,这是她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已在芬兰五年的她在一家摄影画廊工作,她觉得赫尔辛基具有人类关系的合适空间。奥多在一九九零年代毅然出走意大利,原因是贝卢斯科尼的登台,以及意大利当局对法西斯主义簇拥者公开挑衅的默许。我们看到有人在广场上挥舞着法西斯标志旗子,就打电话给警察,她回忆到,可他们居然说,让他们玩得尽兴点吧。

      游历并旅居过古巴、尼加拉瓜和法国等不少国家的奥多经一位芬兰摄影同行的介绍而落户于此。她对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独特而有趣的看法。你知道吗?芬兰那么多忧郁症,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她很认真地在自己工作的画廊咖啡馆里说到。给所有参展艺术家和观众做饭是她在FFFela的表演。那天晚上,她炸了芬兰的小鱼,做了土豆和米饭,买了上好的红酒,款待所有的人。同时也是艺术节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她的另一个作品是给所有艺术家拍了黑白大头像。每个人的肖像下都标注了他们在芬兰的居住期——三年、十年、二十年,甚至终身。这使得每个人看上去像被判了刑的罪犯。这是维尔海姆斯他们的主意,她笑着说,我只是个执行者。这个主意真的很棒。

      FFFela选在赫尔辛基外海的小岛芬兰堡上的一个画廊举行。这个被UNESCO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岛原先是瑞典的军事基地,现在是旅游者必到的一个景点,从赫尔辛基码头坐摆渡船过去,也就十分钟左右。可萨马拉觉得这样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现在的记者太懒了!他说。

      “这么说吧,如果同样是行为艺术表演,在伦敦,这算是成功的了。怀特海德说,大多数人一听行为艺术就溜掉了。他估计在后两天晚上,都有近一百左右的观众。而在那个周末,城里同时有几个艺术活动,包括比较大的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所以一个小小的、非主流的行为艺术节,能有此人气,怀特海德认为已经相当不错了,“‘伪芬兰人这个名字吸引人。

     “这关乎好的艺术,而不是表达沮丧的节日,萨拉马说,当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问题。

     “这是个我释放压力的好机会,奥多说,而不是批评或挤兑芬兰身份。它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来强调。只有维尔海姆斯能做到。

     事实上,六年以来,维尔海姆斯一直在组织行为艺术活动。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很多都是他长期合作的伙伴。他的新艺术接触组织(New Art Contact)办办停停,经费是个大问题。这次FFFela幸运地得到芬兰通力电梯基金会和HIAP的赞助。HIAP是芬兰最大的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组织,每年邀请十五到二十位国际艺术家到芬兰工作一到三个月,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艺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由他们来支持FFFela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尔海姆斯也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出,他应广州现场行为艺术节之邀,2010年在中国表演了两个节目。他的演出都和砖头有关,一个是在他的光头上徒劳地搭建红砖;另一个是用砖头拍打从枕头里飘出来的羽绒。前一个的创作基于和汶川地震相关的新闻故事;后一个则受启于他所看的描写文革的书。我表演了坐飞机这个文革中典型的受批斗姿势,他说,但是在场的年轻人好像完全没有反应,我以为这是个很明显的东西。

     行为艺术家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确要超强。一不感兴趣或看不懂,人们就悄悄走掉了。怀特海德说。他在FFFela的表演是一段十七分钟的视频直播,一开始大家都正襟危坐,觉得是看录像,他说,原来在芬兰,观众还没有熟悉视频直播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我不得不叫他们放松,告诉他们可以躺着斜着。怀特海德的作品是间隔排列的战斗机和圣诞树图案,随着不同光线,两种图案依次消失再现。虽然也配有他自己制作的背景音乐,但这毕竟不是故事片,干坐着看十七分钟的确不是回事儿。

     萨马拉的后半截表演让一位旅居芬兰多年的美国艺术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拿石头砸玻璃、砸灯泡的形式太没创意了。事实上,如果他连续不断地看FFFela的其他表演,就会发现,并非每个表演都称得上好作品,有些甚至被认为有点糟糕。但有关FFFela的新闻铺天盖地,从芬兰语、瑞典语到英语,各种网站和报纸等媒体都做了消息报道,评论认为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能抹杀FFFela的重大意义。能有多少外国艺术家可以聚集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异国热火朝天地搞行为艺术,而且一搞就是三天?

      维尔海姆斯一定是有意要把FFFela继续办下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在脸书上开了赫尔辛基的伪芬兰人群,一下子就吸引了三百多个成员,其中也有芬兰人。说到底,谁又敢说自己最真?那他一定是假的。维尔海姆斯说。FFFela开幕式上,主持人朗诵了维尔海姆斯的一首诗,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由衷掌声。它最能代表维尔海姆斯的心声,或许也令其他的异乡人感到些许共鸣吧。

      “把一棵植物从泥土中/连根拔起/扔得远远地/在花岗岩石上/好奇/它为何凋零

     在这片寂静之土/一种我不说的语言/我活了过来/以行动/代替话语/一路结交朋友/以此证明/我不是植物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10月刊

2011年09月30日

IHME,究竟啥是当代艺术啊?

    赫尔辛基港口,波罗的海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地盘,聚集了慕名北欧风光而来的游客和步履匆匆的当地人。他们当中稍有闲情的,会停下脚步看一眼港口旁不知何时架起来的大银幕。银幕上放的,正是背后的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大楼,好像一模一样,又好像不太一样。倘若是天天路过的上班族,可能会在某天下班时,突然发现银幕上的大楼开裂了,玻璃都碎了。震惊之余赶快再看那真的楼,便松一口气,这不好好的嘛!

      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不知道这大银幕上放的,是赫尔辛基,应该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部电影《永恒的现代时光》,它历时十整天,由丹麦艺术组合Superflex制作。它也为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也拉开了序幕。

      当代艺术,似乎总能轻易地令普通大众茫茫然,即使是在芬兰,一个以极少主义设计著称的国家,一个从不缺乏新奇创意的地方——诺基亚、Linux,愤怒的小鸟……。赫尔辛基的KIASMA当代美术馆,是北欧地区颇有影响的机构,展览向来具有高质量和国际水准;古根海姆也有了进驻赫尔辛基的计划,芬兰各界的反应都算良好,都认为这会提升民众对当代艺术的关注程度。事实上,作为一个北欧小国,芬兰当代艺术相当活跃,除了民间资金,政府和官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公开和鼓励的支持。比如最近KIASMA的非洲当代艺术大展,就获得芬兰总统哈罗能的鼎力相助,她不仅作为赞助人出现在展览图册上,更在开幕当天亲自捧场,和一大堆艺术爱好者们挤来挤去,乐此不彼。

 

     但在芬兰当代艺术界的有识之士看来,芬兰民众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对当代艺术并不了解的基础上就心存偏见,也不愿意花心思搞明白究竟是咋回事儿。在《永恒的现代时光》放映现场,虽然也有一些人会向IHME艺术节工作人员询问详情,但毕竟是少数。而对当代艺术有一定了解的民众,能意识到当代艺术对社会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的,亦不在多数。

 

      2007年创办IHME艺术节由Pro Arte基金会组办这是一个由芬兰艺术界的精英智囊团们组织的基金会,全部采用民间私人捐助,旨在公共场合举办当代艺术活动,让更多普通民众参与、讨论当代艺术,起到艺术教育之目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社区(Community)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sm)是IHME艺术节的三个关键词,所以无论是活动选题还是艺术家和专家的选择,都是以此为参照来甄选。英国著名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就曾在2009年应邀参与IHME艺术节,和赫尔辛基当地人在公园里大玩了一把陶土游戏,气氛相当火热。2010年,著名美国独立策展人玛丽·简·雅各布(Mary Jane Jacob)担任IHME讲座主讲人,和芬兰当代艺术家共同探讨如何参与公共艺术。以主题艺术家或专家为领头羊,围绕艺术家项目或专家讲座,举办一系列电影和讨论活动等,是艺术节的传统模式。 “IHME”,在芬兰语中原意为奇迹,在口语中也有好奇、奇怪的意思。艺术节以此为名,就是想吊起人们的好奇心,跑过来看看这到底是啥玩意儿。

 

      为期三天的IHME日总是放在周末,向公众免费开放。市中心的老学生大楼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讲座、电影、工作室等等,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今年的主题和城市建筑和规划相关,开场大戏就邀请了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学者克莱尔·朵提(Claire Doherty)和Superflex一起讨论《永恒的现代时光》。斯道拉恩索大楼由著名的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多(Alvar Aalto)于一九五零年代设计。这座被戏称为方糖的现代建筑一直颇受争议,反对者们对其恨之入骨。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斯道拉恩索公司能有钱买下海边黄金地段,无人竞争,所以这座楼也成为了权力的象征。Superflex选其为载体,当然是看中了其背景之隐喻。影片描述了大楼在今后几千年中的经历,所以Superflex戏称,能在十天里放完几千年进程,这部电影节奏算很快了。结尾不难猜测,但仍具有视觉冲击力——大楼变成了废墟,银幕上永恒的,只有蓝天白云。对于这样一部肯定不会有人从头看到尾的大片,讲座现场的观众发言相当活跃。一个女孩略微激动地说,有一天她起晚了,路过码头时发现,大楼只剩了小半,这令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人生之短暂;另一位曾参与大楼内部改建工程的建筑师则直言,为什么电影里除了大楼和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鸟没有?对此,Superflex强调,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突出时间的作用,而非其他外来因素,比如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尽管大楼废墟不由令人想到战争中的建筑,甚至有不少路人面对这大海前的银幕,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刚刚在日本发生的海啸和地震。

      如果说在码头偶尔驻足看电影的过客并非都了解这是一部当代艺术作品,那么一不小心参与Superflex《免费商店》作品里的顾客,就更不知所以然了。《免费商店》是Superflex这几年来在各国实践的一个作品,通过事先和商店店主协商并提供资金,不收取部分顾客的任何费用,直到资金用尽。顾客只有在收银台拿到总数为零的收据时,才突然发现自己被免费了,而根据Superflex的规定,收银员不允许作出任何解释,更不能说这是件当代艺术作品。

      大多数顾客的反应都是惊喜和疑惑,由于店员不许透露背景信息,几乎没有人联想到这是件当代艺术作品。面对追问,风趣的店员会反问,难道你对此不高兴吗?你还不乘我没改变主意之前就快点走啊?Superflex总是擅长质疑并挑战约定俗成,他们希望通过《免费商店》,挑战人类社会既定规则——货币交易,希望启发人们在突然被免费之时,做一些思考。是想获得更多免费的?或者想做点什么补偿?还是感到被侮辱了而愤怒?之所以不透露背景,就是不想让思考嘎然而止。更有趣的,是当IHME联系商店实践作品时,一些店主饶有趣味的拒绝。比如艺术家不是芬兰人,甚至一听是当代艺术就摇头,当然也有比较传统的生意人理由,我们尊重我们的顾客,可不想把他们给搞糊涂了。这应该也算是《免费商店》实践过程中,另一意外的反应和收获。

      也许正是由于很多普通民众对当代艺术这种陌生、疑虑,甚至抗拒的态度,才使IHME艺术节如此兴致勃勃地推广当代艺术。消失的城市漂浮的城市是更具娱乐性,拉动老少共同参与的活动。消失的城市是用饼干和糖搭建房子,搭完吃掉;漂浮的城市则用纸板搭建城市,然后系上氢气球到大街上放飞。两个活动都招来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玩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

    之所以会有IHME这样向公众开放的当代艺术活动,是因为始作俑者们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和日常生存的重要部分,可以成为民主社会的一种资源。而当代艺术,更是一种启发民众思维,挑战既定观念的有力载体。有趣的是,一个名叫“真芬兰人True Finns党在今年国会选举中从一个几年前没人关注的小党派一跃排全国支持率第三,而这个党正是以其反当代艺术的言论受到各界关注。他们曾大言不惭地宣称,政府“应该把钱花在芬兰传统艺术,而非当代艺术上”。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言论感到荒谬,而“真芬兰人”党和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党派一样,也是个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党派。可以说像IHME这一类当代艺术推广机构的宗旨,恰恰是和“真芬兰人”们唱对台戏。都说艺术不要泛政治化,但把当代艺术抽离政治语境,也恰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北欧国家。相信明年的IHME,因为政治氛围的微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局势的莫测,或会变得更有看头。

 

      原文刊登于《艺术财经》2011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