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了大半，美国政府开始警告市民，猪流感大有再掀浪头之势。学校一开学，又一阵流感高峰将随之而来，比先前所估计的十月高峰期要早得多。

    我四月底拖家带口回国之时，正赶在中国政府“撒网抓猪”之前。出了浦东机场，看到检疫部门正在关口安置工作，暗暗庆幸自己早了一步。比我晚些回国度假的朋友就多了一点麻烦，不得不连续一周天天汇报体温，但这也比他们先前所担心的隔离要好上几百倍了。

    鉴于SARS的教训，这一次中国政府针对猪流感，可谓反应迅捷，严防死守，“宁可错抓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也正是源于SARS的恐怖经历，有些中国老百姓一开始对猪流感亦抱有夸张的畏惧。受周围朋友的情绪感染，六月份我惴惴不安地回到疫区，至今两个多月来，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紧张气氛。猪流感绝对不是闲谈的热门话题，甚至根本没人讨论；地铁、图书馆、商店、餐厅等公共场所流量正常，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带口罩；亲朋好友之间的串门聚会亦热闹得很，正常生活并未打乱。

    根据五月份的盖洛普调查，有45%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夸大了猪流感的危险性，和认为媒体报道适当的人数比例几乎一样。自五月份以来，担心染上流感的人数比例逐渐下降，而42%的人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染上”，占调查人数之最。而七月份由哈佛公共卫生医学院所作的最新调查表明，很多人认为猪流感会在秋冬季卷土重来，但大多数人并不担心自己或家人会患病。倒是很多人，尤其是孩子还在学校的父母们，更担心学校停课会导致他们请假，从而影响收入；非裔和拉丁裔父母则害怕因此丢了工作或失掉生意机会。

    当然，美国人对猪流感坦然处之的态度，并不代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猪流感漫不经心。这不，还没开学，各种警告和预防措施就叫开了。与此同时，WHO宣布，计划停止对猪流感病例的追踪，因为流行病专家们指出，实际上已经有上百万的人受感染，再追踪计数已确诊病人，变得毫无意义。对此其他专家和媒体都有不同意见，认为该数据从理论上讲对各国公共卫生官员们还是有用的。

    也许真的是太低估了病毒，一个正在发烧的美国男孩子瞒着父母，跟随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暑假学生旅行团到了北京，结果一到就被“抓”，还连累了其他同学，22个学生有9个因为H1N1阳性而隔离，搞得一场愉快的旅游变成“飞越疯人院”。其中有个被隔离的女孩母亲正好是《纽约时报》记者，于是母女俩共同写了《隔离日记》刊登在时报上。尽管对中国的隔离政策表示理解，但她们还是对具体操作过程的一些不同做法颇有微词，其中最大的恐慌源于初始的沟通中断；当任何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在陌生的国家被隔离而毫无音讯，都会有点精神错乱的吧。

    事实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大多数享受隔离待遇的外国人，尽管觉得假期或公差被耽误了，但都对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表示满意，有些人甚至还收到当地旅游机关表达歉意的鲜花。不过也有人反映，他被“关”的旅馆墙壁斑驳、蚊虫老鼠肆虐，却安上了崭新的防盗门和栅栏；最惨的是一位慈善机构经理，她因为肚子疼而被当成“嫌疑犯”抓走，足足过了24小时潜伏期，才终于有个医生来检查她的肚子，结果发现是盲肠炎。当然，对她的抱怨，中国医生表示异议，认为他们并没有做错。

        WHO在猪流感爆发初始，反对实行隔离措施，一些专家也指出，病毒已广泛传播，隔离并不起作用，就像没有人会隔离一个普通流感患者一样，更直说中国虽然有SARS的惨痛教训，这次反应却并不恰当。但中国政府坚称其策略是有效的，并且至今没有死亡病例。

    不管怎么说，似乎慢慢平息的猪流感，又要冲浪而来了。我对我的美国朋友说，要去中国，就做好被隔离的准备吧；而准备工作可以是一些好看的书、游戏掌中机、手提电脑……，或者干脆大睡特睡一个星期，我们羡慕还来不及呢。当然，赶快跟我学几句中文，可以讨好护士小姐，改善隔离条件，也是很管用的。

原文刊登于《金融时报》FT中文网

    上周的3P新闻（professor, police, president），被美国媒体嚼了整整一周的舌头。一个破自家门的哈佛professor，因为邻居报警，被闻讯赶来的police拷走了，惊动了president，多嘴说了几句，于是事件被火上浇油，节节升温。最后的结果是president承认自己出言不慎，要求大家都平静下来，并盛邀professor和police共赴白宫喝啤酒。

    整件事情的关键，是因为professor是黑人，police是白人；整件事情的微妙，则在于professor是位名教授，而police也非等闲之辈，偏偏还是个专门在警官学校教“种族定性”问题的资深警官；而整件事情的巧妙，在于发生在美国第一任非裔president上任后不久，总统上过哈佛，和professor还是朋友。

    如果不是名教授，再多在街上被白人警官拷走的黑人兄弟也不可能在头条新闻里出声；如果奥巴马肤色惨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盯着这事儿看热闹。整桩案子，究竟是否“种族歧视”在作祟，难以判断，police已经放话绝不道歉，说professor吵闹侮辱，拒不合作，骂话中甚至还“涉及到了police的母亲”，（具体言辞自己想象）。大家都眼睁睁地等着本周四3P共聚白宫，看这“啤酒政策”能整出个什么结果。

    说起来，“种族歧视”这个话题，很少在中国得到讨论。只有到了外国的中国人，才会逐渐留意。稍有人际交往上的不顺，统统将其归结为“他们看不起中国人”；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奥运会令爱国华侨们如此扬眉吐气。然而“老墨”（指墨西哥人）、“黑鬼”，也都是中国人叫出来的，大家可以辩解语言和文化不同，却甚少追究和探讨深层次的缘由。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留学的很多非洲留学生心理上相当苦闷，相比白人留学生，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要少得多，要找个中国男朋友或女朋友，对方家庭的阻力更是排山倒海。现在广州有了个“巧克力城”，聚集了上万非洲人，也有了很多专门经营非洲烹饪的饭店，非洲文化和社区兴旺得很。然而治安管理等问题也应运而生，据说当地居民也开始抱怨，警察和这些非裔族群之间的“捉迷藏”，以及摩擦冲突成为家常便饭。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报道指责中国警察歧视非裔嫌疑犯的。当然，我也没有看到任何文章讨论中国警察犯有所谓的“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错误的。前面3P中的police，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专门教警察不要“以貌相取人”，用老生常谈的套路，以先入为主的偏见来对待少数民族，（哪怕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犯罪率较高）。然而，这样的话题在这几年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陌生啊，远的有孙志刚案件，近的有杨佳案件，他们虽然都是汉人，非少数民族，但整件事情的起因，不都是以一个外地人在陌生城市受歧视的遭遇而开头的吗？当有些人很顺口地把回族人叫做“回回”，很顺理成章地把河南人想象成骗子，把东北人说成强盗，不都是偏见吗？而这些偏见，都非常有生命力地代代相传。

    先后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暴力冲突事件，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种族冲突。本来就对少数民族暴有偏见的人会说，看，早知道他们都是坏的。但为什么不问问，这些疯狂的暴徒，是何以持有如此的愤怒和残酷呢？就像3P中的那个professor，身为教导非裔美国人文化历史的哈佛教授，为什么面对一位不期而至的白人police，就失去理智地乱骂一气呢？如果来的是个黑人警官，他还会这样生气吗？

    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每桩单独事件的上下文。奥巴马很快地意识到自己说警察“行为愚蠢”（act stupidly）是愚蠢的，他也很聪明地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一轮啤酒再来就种族问题说说事儿。作为第一任非裔总统，五颜六色的人民对他都是有不同寻常的期待的。

    当然，3P事件毕竟不能和中国刚刚发生的惨剧相提并论，但这一番联想似乎并没有毫不相干的牵连。再说，中南海请客喝一轮二锅头，我们在报上也未必能读到。

原文刊登于《金融时报》FT中文网

    国内的朋友问我，一小时人民币180元的课，放到美国算贵吗？

    贵。因为上这堂课的学生只有15个月大。就算这堂课的内容是“开发智力”，会使宝宝“心灵手巧”，是被初为人父人母们所顶礼膜拜的“早期教育”，我还是要说，贵，而且未必贵得值。

    所谓“早期教育”，专家们早有更严谨的定义，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地拷贝粘贴了。作为一个也正在边学边做的妈妈，我自己的体会是，宝宝从出生那一刻起，早期教育就算开始了。喂奶、换尿布、睡午觉，所有日常琐碎和流水，只要你有心，都是和宝宝交流和教育的契机。所谓“润物细无声”，我觉得此话最能带出婴幼早教的精髓，它讲究的是充满爱心和耐心的引导，而非立竿见影的速成和严厉刻板的训导。既然婴幼早教的对象是年幼的宝宝们，那么早教最好的老师则是爸爸妈妈，而非任何早教中心的老师。

    其实，中国人带孩子之仔细和周到，我个人认为，在全世界范围来讲，都是排在榜首的。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注重更是名列前茅，但中国在早期教育这块领域的研究，似乎不如西方来得历史悠久，成果深入。就我所居住过的北欧和美国地区，都比较注重对父母的早教培训。如果你自己比较用功，可以通过医院、社区等机构，获得不少有关早教的资料，参加一些讲座。而专业人士、社区组织和市民对早教也比较关心，会自发形成一些所谓的“play group”，也就是妈妈带着孩子，聚在一起进行唱歌、游戏等亲子活动。很多这一类活动，都是由研究早教的专业组织、专业教育组织、书店、商场和社区图书馆等公立或私立机构组办的，它们不仅定期、长期，而且大多数免费或者收费极少，而其质量在我看来，也相当不错，哪怕是出自非专业老师。比如我们这片图书馆的幼儿读书时间，是由一个图书管理员担任的，但其节目编排和讲解演唱相当卖力和投入，道具齐全，花样繁多，看得出是花了一定的功夫来设计的。相比之下，我在网上查到一些国内早教中心的录像，老师教得呆板单一，气氛沉闷无聊；有一段录像，好像是教一种宝宝健身操，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居然连话都懒得说，只是放一张喊口令的音乐碟片，（其语气不由令我想到小时候的广播操）。她机械地重复着一些对宝宝来说难度极高的动作，没有一点乐趣可言，也毫无互动；除了累坏那些陪练的外婆爷爷们，我看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当然，中国一定有好的早教中心，事实上中国一些幼儿园的师资水准和硬件相当不错，远远超过欧美的同类幼儿园。但我想说的是，欧美社会对早教的公民普遍意识比较成熟，会有不少机构就早教这件事情无偿为老百姓服务。而不同的社会体制和家庭结构也是原因之一，全职妈妈一多，自然会形成一个群体，便会衍生出不少民间的早教活动。只要社会上有了这样一股风气，职业妈妈们自然也被带动起来，利用双休日，带着宝宝投入到各种趣味盎然的玩耍活动中。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父母才是早教的主心骨儿，小宝宝们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爱的教育；稍大一些后，一般的幼儿园应该就是最好的早教机构，在那里，他们可以学到如何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如何玩耍、（小孩子的工作就是玩，玩才是他们学习的最佳途径）如何遵守规则，为他们将来步入更“作筋骨”的小学而做好准备。

    如果你实在是个忙得没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又不放心自家老人和保姆对孩子的教化，那么在孩子进幼儿园前，参加一些早教中心的活动也未尝不可。但最好是你自己带着宝宝们去早教中心一起接受教育，因为说到底，早教的关键是“教父母”，是教会父母如何引教孩子的一种方法，这样你可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和你付钱给辅导老师教会孩子加减乘除是完全两码事儿，不要指望早教中心的老师会成为你宝宝的人生导师。而由老人或保姆陪同早教，那宝宝就是他们而不是你早教出来的。

    同时，我觉得学费最好不要让你心惊肉跳，才有助于你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过分计较结果，（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结果不佳，更多是由于家长自己不坚持执行早教方法）。否则，超出你可承担的昂贵代价，会令你产生不切实际的奢望，导致一家老小日子都很难过。不如每天花上半小时和他一起有质量地玩，更符合早教精神。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你能想象崔永元的肖像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国宝收藏吗？

    美国当红电视主持人史蒂芬·科贝尔（Stephen Colbert）的大幅数码肖像就被扛进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尽管只是挂在了厕所旁边。他和芝麻街中的玩偶、迪斯尼童话里的小飞象，以及《绿野仙踪》电影主角多萝西穿的红宝石拖鞋，可都是美国国宝。

    都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她当然不只是个流行文化产地。重新开张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耗资八千五百万美金，历时两年，把三百多万件压箱宝的好货统统摆了出来。最稀罕的要数一面两百年前手工缝制的星条旗，她是美国国歌的创作灵感源泉。其他如林肯遇刺当日所带的高帽子、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所用的书桌、爱迪生申请专利的电灯泡等等，都称得上是镇馆之宝。

    作为全美唯一的一个美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博物馆，美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身份毋庸置疑。要想接受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那就一定要到这里来。眼下的美国麻烦可不少，从节节上升的失业率，到困难重重的健保改革，国家形象大不如从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也摇摆不定，博物馆要唱好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可不那么容易，但是馆长布兰特·格拉斯（Brent Glass）挺自信，称脱胎换骨的新馆要“让人们重新认识美国历史”。

    只要浏览一遍年度好莱坞大片，你就会发现，没有人比美国人更擅长爱国主义教育的了。正因为有了银幕的光芒，很多外国人对美国的模式化理解就是“美国梦”，而她的标志性符号便是爱丽丝岛上的自由女神像。没错，这片自由的土地对于当年的移民们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他们在实现自身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个国家。《一个变革中的国家之社区：十九世纪的美国承诺》是馆中“美国生活”部分里的一个展览，通过介绍自1800年至1900年间几个不同移民社区的发展，来讲述一个“美国梦”的打造过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犹太商人、康奈狄克州投入工业生产的工人和经理们，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非裔奴隶们——这些正是当年组建美国社会构架的顶梁柱。对比今天的美国，移民们的成功和富足，早就不仅仅局限于欧洲犹太人族群；而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则是非裔美国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典型范例；至于当年工业化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问题，在这经济低迷的世道间，似乎更值得探究：众志成城创造的财富，怎样来分配回馈社会，才算公平？

    这个答案，正是眼下美国民众和精英界咄咄逼问的。有趣的是，社区展览的出口正好是通往《美国第44届总统就职典礼》摄影展的进口，似乎把这棘手的世纪之问抛给了踌躇满志的奥巴马。照片上的他在国会山前风光无比，但四年后、二十年后，甚至更久以后，他又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这同一个博物馆中，才更令人深思遐想。

    历史，正是这样一种有距离的观察。不知是否要有意保持某种“客观性”，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并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展览讲述美国通史。战争、政治、科学、音乐……，观者的美国印象会由无数不同角度的故事和不计其数的藏品所组成，好似万花筒里支离破碎的形状，左看右看，正看倒看，看到了很多，可也看得头昏脑胀。事实上，新馆开张后，确有媒体恶评，说博物馆摊了一大堆东西出来，看似突出了每一件藏品，却忽略了整体效果；每一样物件都无比珍贵，但杂货铺风格的展示方式却过于刻意，搞得单品成了主角，从而失去了历史叙述所需要的宏大和流畅。

    历史博物馆曾经被戏称为“美国的阁楼”（America’s Attic），建筑师在装修过程中把部分墙面打通，使博物馆成了一栋采光通透的五层高罗马式中庭建筑。这好比打开了阁楼密室，历史记忆长河里遗散的珍珠一下子都滚落到人们面前来了，你要把她们串成一款什么样的项链，得出一个怎么样的美国印象，全在于你自己。

    实在看得精疲力竭，到博物馆的“星条旗”餐厅或“宪法”咖啡馆去品尝一下美国美味，倒也不错；但这是否会给美国印象加分，就又说不准了。

    原文刊登于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中文网

    早春三月的华府，仍旧寒意瑟瑟。我在一个细雨淅沥的周四下午不紧不慢往国家美术馆赶去。离我要参加的讲座还有两个小时，得知讲座设在五百人的大礼堂之后，我更是笃定地晃悠开了。一个大多数人正在上班的时间，一个摄影讲座，不至于火爆到提前排队吧？

    事实证明，我又一次低估了首都人民的艺术修养。等我一大圈转回来，礼堂门口的队伍已经从西馆一路排到了东馆，保安正在清点人头，他用手掌在我前面十几人处像切西瓜一样一切，高声叫到，“从这儿往后的人，估计进不去了。你们可以到另一个小会堂看现场录像。”我等一干人群开始低声抱怨，我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懊恼。环顾四周，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什么样的人都有。很多中青年看上去就像从事文化或艺术工作的，不少人拿着、背着大大小小的相机。

    这是一场拜见偶像的盛会。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本次讲座的主讲人，理应受得起众多摄影弟子们的这番厚爱，但这显然不是他五十年前可以预料得到的。1959年，美国终于在法国人率先出版了他的摄影集《美国人》（The Americans）之后，出版了这本集子，恶评如潮，以至于第一版只卖出了600本。

    就是这样一个被当年的《大众摄影》（Popular Photography）评为“一个痛恨收养他的国家的，沉闷的人”，作品“毫无意义地模糊、粗颗粒，曝光灰暗不清，倾斜的地平线，整个儿一粗制滥造”，半个世纪后又一次被艺术界奉为先知乃至神明，这事情本身就颇具某种美国特色和精神。弗兰克本人对现在围在他四周一味说好的人很讨厌，对他来说他的照片就像“存在银行里的钞票”，而他自己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就陆续把这些钞票捐给了国家美术馆。这一次的展览《看进去：罗伯特·弗兰克之<美国人>》中几乎所有照片都来自弗兰克本人的捐赠，将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巡展。

    提心吊胆地，我们一群坚持到最后的“尾巴”还是挤进了礼堂，这要托福于一批过早放弃而走开的人。在好友策展人莎拉·格林诺（Sarah Greenough）的陪同下，85岁的弗兰克平静入场。他穿着米色毛衣，犹如和蔼的邻居大爷。掌声、快门声、闪光灯顿时此起彼伏，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地前后奔走，制止拍照行为，我也莫名其妙地拿手机按了几张，明知在此昏暗灯光下，成像一定是模糊不清的，但管它呢，反正大家都像参加派对似的高兴，且带着某种违规的兴奋。

   “谢谢你们过来，”老爷子面对掌声说到，“这次来到华盛顿，我很荣幸。1947年，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来到这里，决定移民美国。”弗兰克语气平和地开始介绍自己美国的生涯，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嘴里含了个橄榄，虽然口齿还挺清楚，但慢慢吐出来的话语，好像是被打磨光滑了，圆乎乎地一个个冒出来，不像有些艺术家伶牙俐齿、话锋锐利的样子。我不知道年轻时的弗兰克是否就是这么说话的，反正现在的他，看上去绝不像一个沉闷而仇恨的人，更没有社会曾经给予他恶运而怨恨的痕迹。相反，已被冠为大师的他，居然带着令人惊讶的谦逊，好像一个年轻人去见工时一样，开始自我介绍，老老实实，简简单单。

       1953年的弗兰克可是处于极度失望的状态。当他从欧洲回到纽约，几乎是愤怒的。《生活》（LIFE）杂志不喜欢他，其他杂志也不喜欢用他的照片，认为他“过度表现视觉，而非观点”。玛格南（Magnum）图片社的一帮摄影同仁集体排斥他，反对他入伙，这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侮辱。玛格南是亨利·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于1947年在纽约创办的，弗兰克后来曾经对布列松有过相当犀利的批评，不知道和这段恶交是否有关。

    好在他还有个好朋友，也就是他的导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埃文斯当时很有影响力，他对促成弗兰克后来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是这三千美金，得以让弗兰克带着家小，开着辆二手车上路拍摄，一路聚集的成果，成就了《美国人》一书。

    “这些年来，我收到很多你的来信，这听上去可不太像你啊。”格林诺女士在给观众读了一段弗兰克当时写给古根海姆的申请信后，转头询问弗兰克。

    “嗯……，但反正是我签的名呀。”他在观众的哄笑声中回答到，“事实上，这封信大部分是埃文斯写的。他在当时很重要，我在帮他拍照的时候，学了很多东西。”接着，弗兰克跟格林诺及观众强调，走这样一个旅程，拍摄美国人的生活，然后成书，的确是他的点子，而非埃文斯的。埃文斯后来给他写的东西就不再有如此好运被重用了，他给《美国人》写的序言，弗兰克最终还是一弃了之，因为它读上去像“学术论文”。弗兰克曾经对别人说过，埃文斯虽然是他的朋友，但是个很傲慢的人，“穿英国制的鞋子，做作，血统对他来说很重要。”有一次埃文斯住院，弗兰克要去看他，他最后勉强同意，但要求弗兰克不许带着他的乌合之众，弗兰克没听懂，埃文斯只好明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我不喜欢那个人。”

    艾伦·金斯伯格，和“垮掉的一代”的其他艺术家和小说家们，恰巧是弗兰克的灵感源泉。杰克·凯鲁雅克（Jack Kerouac），弗兰克的另一个“损友”，《在路上》的作者，给美国版的《美国人》做了序言：“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不引人注目，友好；他举起小相机，就把美国哀伤的诗歌给吸到胶片上了，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悲剧诗人之一。”

    弗兰克一开口介绍自己，三分钟之内就说到了自己和“垮掉的一代”的关系，排在他移民美国，娶了第一任画家妻子之后。“‘垮掉的一代’对我有很大影响。能碰到这些人，我心存感激。他们的生活方式，比瑞士更自由的一种活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勇气，很受鼓励。”他说，“我可以做我所感受的东西，慢慢地，相信自己，当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书的点子也就应运而生。”

    一万英里的旅程，从东到西，七百多卷胶卷，两万七千多张照片。这个手持35毫米莱卡相机的犹太人，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敏捷、神秘、天才、悲伤和以前从未在胶片上看到过的阴影覆盖的场面，奇怪的秘密……，这些画面中的幽默、悲伤、所有一切，和美国特征！”凯鲁雅克是这样在序言中描述弗兰克的摄影的。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国刚刚赢得战争，富有，正大力鼓吹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大行其道，弗兰克镜头下所表现的美国，当然要令主流皱眉头。

   “这是一本很简洁的书，真的。”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它什么也没说，非政治化。这些照片里什么都没有。人们说它们充满了仇恨，我从未看到，从未感觉到过。我只是跑到街上找了一些有趣的人而已。好吧，我的确尽找极端了，但那是因为中不溜秋的东西令我乏味。”

    “现在看这些照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争议的。”

《美国人》可以说是美国一九六零年代性革命和民权运动的一个预示。当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弗兰克被所有的艺术家交口称赞，好像以前说过的关于他的坏话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他成了个天才。而当评论家们拿着放大镜分析他的照片、诠释每个场景和人物的重要性和历史性的时候，他往往无法回答他们关于某个细节的提问。《美国人》中的照片似有亲密的感觉，但同时也具有某种冷漠的特质。弗兰克说他总在不停地赶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他回忆到，他总是拍完就走人，几乎从没有和照片中的人物做过任何交流，甚少知道一些场合的背景。

    在弗兰克“杀入”摄影界以前，摄影的视觉倾向总是直接的，横竖分明。照片中的人物总是明显的，你也总能明白一张照片的意思。但弗兰克改变了角度，把粗颗粒变成了优点，光线不足变成了优势。他的图片乱糟糟的，你搞不清楚该怎么去感受，也吃不准该把视线聚焦在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上。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女作家珍妮特·迈尔康姆（Janet Malcolm）把弗兰克称之为“新摄影艺术中的莫奈”，她同时也说过，弗兰克是一个“被高估了的社会评论家和被低估了的摄影革新者”。

        2009年的今天，艺术界认为他的《美国人》仍旧像五十年前那样具有震撼力，甚至把他的《美国人》评价为“二战后最重要的摄影单本”。《纽约时报》则评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罗伯特·弗兰克对摄影的重要影响无人能比”。且不说这些论调是否有点过头，但的确没人会想到，仅凭一些模糊的快照，就能赚上几百万美金。快照谁都会拍，那么是不是只要有足够的运气，谁都能出名呢？

    弗兰克自己也有点心烦意乱。“现在太多图像，太多照相机了。”他曾经对人抱怨，“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其实没什么东西是那么特别的。这只是生活罢了。如果所有的瞬间都被记录，那么没什么是美丽的，也许摄影也不再是艺术了。也许它从来就不是。”

    弗兰克的父亲就是个摄影爱好者，一个成功的商人；母亲则来自巴塞尔的富裕家庭。当排行老二的弗兰克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之后，他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摄影师？我就是个摄影师。但是你得做生意才能谋生啊。”但弗兰克后来选择了只当摄影师，而不涉足任何其他生意。“我父亲，”他在讲座中回忆到，“他喜欢过好日子。他能拍好照片。”

    事实上他的父亲是个想当室内设计师，却成了个收音机销售员的失意者。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一战后他移居瑞士，娶了个并不爱的富家小姐。弗兰克于1924年出生于苏黎世，瑞士生活中最令他喜爱的是童子军、滑雪和爬山。后来，摄影成了他精神上的避难所，二战一结束，他就骑着摩托车逃到了巴黎，最终落足于纽约。

    “我移居美国后，从此快乐无比。”观众对此宣言又一次哄堂大笑，但从他那半开玩笑的语气中，你可以听出他口出此言确有真意。欧洲犹太人的价值观和他的家族包袱都被他抛掷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全身心地融入“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瑞士对他来说，“太小了”。曾经骂他仇视美国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他的。“我爱美国，我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美国人了。”他这样说过。

    “《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给我一些东西让我拍，一张照片25美金，这在当时是很好的报酬。”他说，“日子很好过。”

    但是一个月后弗兰克就辞职去了秘鲁，因为他受不了《时尚芭莎》要求他带黑领带。但纽约的确给了他“好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那些艺术家教会我很多东西，我不过是个小镇男孩，我连同性恋是什么都不知道。”

    早在苏黎世的时候，弗兰克就看沃利斯·贝瑞（Wallace Beery）的美国电影，到了美国后，他读大量美国作家的书，来熟悉了解这个国家，甚至包括棒球规则。金斯伯格和凯鲁克亚影响了他，鲍勃·迪伦影响了他，“本质上，一个美国人是个自由的人，”他曾说，“没有历史。任何事情有可能。”但弗兰克自己承认，他并不拥有“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自由，他无法追随那种生活方式，因为他有家庭和孩子，有责任和现实。

    他的确是个务实、机灵，且努力的人。在我看来，这似乎和他的犹太血统很有关系，但这完全可能只是我的个人偏见。他在讲座中被一再追问，当年他主动把自己介绍给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究竟从这些关系中获取到了什么，“让他们写推荐信呀，”他毫不犹豫地在观众的笑声中回答，“他们帮我搞到了古根海姆奖金。大家都想要，但不可能凭空发生，你得推动它，得……”，“利用制度。”格林诺女士帮他完成了犹疑的下半句话，然后开始念一封他曾写给摄影大师比尔·布莱特（Bill Brandt）的信，连他自己都有点尴尬地说，“哇，这写得可真漂亮”，稍作停顿，他又说，“我当时很想见他，就买了花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去看他，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记得他说了什么。”观众又笑，他自我解嘲地说，“我们还是不要谈那个了，但他和其他一些摄影大师的确是对我有影响的。”

    《美国人》终于令他成名后，弗兰克却跑去拍电影了，拍了很多实验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拉动我的雏菊》（Pull My Daisy, 1959），被认为是美国新电影的开始，一部相当重要的前卫电影，由凯鲁雅克旁白。而他最有名的一部片子却很少有人看过，《杂种布鲁斯》（Cocksucker Blues）是1972年跟拍滚石乐队巡演的一部摇滚纪录片，充斥了性、毒品等疯狂镜头，乐队的出格行为全部记录在案，最后乐队不得不通过法律程序禁止该片进行商业公映。“我完全没有头绪。后来我甚至都搞不清楚机器里到底有没有胶卷，我也不在乎究竟能否拍成片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雇了我吧，他们喜欢事情失控。”弗兰克在回忆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时，说他自己当时也被可卡因搞得晕头转向。

    但最终，他又回到了摄影。“可能电影没有给予我觉得应该有的那种认知吧。”弗兰克对此这样回答。迄今为止，他拍了25部电影，远远超过他所出的十几本书的数量，但人们始终还是把他当作《美国人》的作者弗兰克。他不愿意重复自己，所以跑去尝试全新的东西，但他似乎没能超越自己，这对他是一种相当的困扰，这种困扰可以在他后期的电影和摄影作品中明显地看到，《美国人》的照片时不时地作为道具或背景出现在其中，被扔掷、被捆绑、被悬挂、被破坏。

    事实上，在他后期的艺术追求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绝望和愤怒，甚至惨不忍睹。在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中的宝丽来相片上，他乱涂乱写，又刮又擦的，好像他要彻底毁坏艺术。那段时间的东西，给人又冷又硬，不寒而栗的感觉，但也颇为真实。真实，始终是弗兰克强调的东西。当别人问他作品意义，为什么要这样那样拍的时候，他常常会说，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人就是这么坐着的，那个人就是那么躺着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同时也说过“真实并不存在”这一类话，并引用美国女作家弗莱娜莉·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之语：“真实背后没有真实。”这让我想起我和朋友们常常会讨论的话题——新闻记者作为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带有本身的立场和偏见。在拍摄《美国人》的旅途上，弗兰克自己也说自己像是个记者，虽然他并没有采访任何人，但他总是说，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惊讶”，而他的镜头所取，正是反映了他的“内心感受”。至于观众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感受到了什么，是否和他感同身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这就像作家的小说，未必会获得所有读者的共鸣一样。

    美国国家美术馆礼堂讲台上的弗兰克，在柔和的晕黄灯光下，看上去和听上去都很柔和。不同于其他采访中的形象，他几乎没有说任何过头的话，毕竟这是在一个如此正式和主流的环境中，一个面对大众时时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场景里。仍旧处于工作状态的他，看得出还有相当清晰的思辨和睿智，并且没有任何敷衍或做作的词藻。面对一些显然有点“拔高”的问题，他常常话锋一转，轻轻带过，既不给自己机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也没有给策展人半点难堪。

    远远地，我依稀看见他满脸的皱纹和下垂的眼眉，甚至嘴角。他站起来和大家告别，胖胖的身形有点像个可爱的毛毛熊，想让人上前去抱抱，就像自家爷爷给孙辈们的感觉一样。但弗兰克没有孙辈，也不可能有孙辈了。他的大女儿安德鲁亚21岁时死于危地马拉的一架小型飞机失事，而他的儿子帕博罗受不了多年药物上瘾症和精神不稳定的折磨，于1994年自杀。

   “我过着好日子，”他平静地对礼堂里所有的人说，“我有个好妻子，我有好的回忆。”稍做停顿后，他接着说，“我尽量记住好的回忆。因为我父亲就一直拍好的回忆。”

   原文刊登于《财经·视觉》

    我从来没有买避孕套的经验，但是毛头小子因为买避孕套引起的尴尬笑话似乎有所耳闻。上个月回国，我无意中发现一些24小时便利店把避孕套都放入收银台旁边的一个玻璃小柜子里，距离之近，好像很有利于顾客和收银员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而完成交易。然而回到华盛顿特区的第二周，我就经历了一场和避孕套有关的示威活动，让我对那个玻璃小柜子又有了新的看法。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全美最大的日用品和药品连锁超市CVS在旗下的一些店铺中，把避孕套锁进了玻璃小柜子，但凡要买避孕套的顾客，都得把拿着钥匙的店员招呼出来，然后在店员的注视下完成挑选。引起公愤的，不仅是这种令人仓皇而尴尬的非人性化客服，而且避孕套上锁的店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根据调查，但凡上锁的店铺，都位于黑人或拉丁裔族聚集的区域，治安也相对比较差。CVS的用心昭然若揭，似乎也很能理解——在这些区域，小偷小摸实在猖狂，开架避孕套等于免费避孕套。商人重利，一把大锁就挂上了。

    我留意到，在美国的开架超市和商店里，珠宝等贵重物品都是锁进玻璃柜的，香烟虽不贵重，但也上了锁。为什么没人抗议给香烟上锁呢？原因很简单，香烟本来就对人体有害，把香烟卖给未成年人更是违法的。而避孕套就不同了，艾滋病和青少年怀孕已经成为美国十分重要的两件国事，把这个小小的塑胶套政治化，不是没有道理。

    数据证明，艾滋病仍然是25至34岁美国黑人妇女的第一杀手，黑人妇女受感染的比例是白人妇女的15倍，拉丁裔妇女受感染的比例则是白人妇女的4倍。十几年来，男同性恋和男双性恋者更是高危人群，专家们相信，已经有将近一半的黑人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染上了艾滋病。

    至于美国的青少年们，每年有三百万染上性病，七十五万怀孕。一个性生活频繁的青少年，如果不采取避孕措施，一年中怀孕的机率为百分之九十。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什么样的人会偷避孕套呢？是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白领？有头有脸的公职人员？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当然都不是。把“黑手”伸向开架避孕套的，是偷吃禁果的中学生，是捉襟见肘的钟点工，甚至是操皮肉生意的。换句话说，CVS所要防范的避孕套贼们，正是美国社会中最需要避孕套的族群，也是防范艾滋病和青少年怀孕问题的首要关注对象。在这些“下只角”区域，平困家庭居多，健康教育普遍缺失，他们恰恰该是接受免费避孕套的帮困人群。锁上这些避孕套，原本就羞羞答答的半大孩子们，对健康性生活不置可否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改变主意空手离开商店了。

        CVS自然有争辩，因为美国人最怕的就是被戴上“歧视”的帽子。但事实胜于雄辩，从洛杉矶到纽约，恰恰都是那些位于“有色”区域的店铺给避孕套上了锁。全美有两百多家社区民间组织、健保教育者和倡导者们声援这场倒戈CVS的活动。或许也有其他小店做着同样试图保护自身利润的事吧，为什么CVS那么倒霉呢？仅仅是因为树大招风吗？

    作为全美最大的药店，CVS有将近七千家店铺，号称一年处理10亿张医生处方，有1.5亿客户，也就是说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去CVS买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老大，美国社会和民众是有要求的，光赚钱不做善事不行，昧着良心赚钱更不行。给避孕套上锁这件事，虽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却体现了把人的需求、社会需求置于金钱利益之下的冷酷自私嘴脸。发起和参与本次抗议活动的众多积极分子和民众们直指CVS“没有良心”，而“治疗CVS”（Cure CVS）这一活动名称亦很好的体现了民众对CVS的期待。波士顿和费城地区已经被“治好”了，给避孕套开锁了，而更多的上锁店铺还需“被治”。

    良心、同情心，以及大爱和悲悯，是通过治疗可以获得的吗？我站在华盛顿特区著名的同性恋聚集社区杜邦圈，看着街区草坪上慷慨发言的组织者、举着标语牌静默的听众，不禁想到。人群并不庞大，声势也不强大，但他们都是对人类和人性抱有极大信心的普通人。哪怕是做一点点事，让这个世界变得好那么一点点，他们都认为是值得全力以赴去争取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避孕套，它的自由弥足珍贵。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从去年夏天起，我父母就开始在自家后院尝试开垦菜地，为此还专门跑到图书馆借了书来学习如何翻土种植。毕竟，从我爷爷外公辈起，我们家就再也没有人务过农了，就算我妈文革期间曾赴云南农场劳动，也只学了点儿皮毛功夫。

    城里人种菜养鸡，已经不再新鲜。此举除了自产绿色食品，符合环保概念，还相当经济实惠，在此萧条时期格外体现价值。于是，围绕着“业余农民”需求而诞生的相关设计产品也多了起来。一开春，我家附近的五金和园艺商店生意就好了起来，各式铲子耙子，盆啊桶的，被店家放在显要位置，最好卖的当然还有各种菜籽和泥土。

    去年，有英国人设计了一款看上去像爱斯基摩冰屋一般的鸡笼，取了个可爱的名字——Eglu，或叫Eggloo，（来自冰屋的英语Igloo）。一个标准大小的Eglu可以供两只中型鸡住宿并散步，也就等于是一室户加个小院子，定价六百美元左右。要想通过养鸡吃便宜鸡蛋的人肯定不会去买，流线型的漂亮Eglu是给时髦波波族准备的，并且他们都是头一回养鸡。这些鸡们，并不用发愁蛋的产量，只要把自己搞得美丽动人供主人们宠爱就行了。

    相对于五星级鸡笼，哥伦比亚大学的迪克森·德斯波弥亚（Dickson Despommier）教授搞得更大了。他在教学生寄生现象、环境分裂等科目的时候，班级开始研究城市屋顶花园，他们很快抛弃了这个规模太小的项目，30层楼的城市绿屋就此诞生了。

    人类在土地上搞农业已经有一万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造摩天大楼搞“垂直农业”（Vertical Farming）呢？因为到2050年，人类人口将达到90亿，我们将面临土地和水源的短缺。大多数人口增长发生在城市，而城市人民无法自给自足口粮。现代农业所涉及的森林砍伐、化学肥料和碳排放运输方式等问题，都会给地球环境和气候造成影响。所以“垂直农业”似乎一下子解决了未来农业的困境。据相关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垂直种植方法的用水量只有传统种植的5%，一栋30层高，透明墙面的“垂直农场”，可生产五万人的口粮。如果造160栋这样的高楼，就可喂饱整个纽约市。

    根据垂直种植方法的理论，科学家们已经设计了一些不同方案，有城市中的高楼，也有海洋中的高塔，有金字塔形的农场，也有集人类居住和种植与一体的寄居型建筑。然而就像那个非经济型的鸡笼一样，到目前为止，垂直农场还是一个成本颇高的项目——建筑和能源的高成本使得垂直农场比传统农场要昂贵的多，尽管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节约资源。由于技术原因，能够在垂直农场内种植的植物种类仍然有限，而要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这种绿色大楼，还是会有相当难度，尤其是为了创造自然生态环境，农场会养各种不同的动物。至于动物在这样的高楼里将受到怎样的对待才不至于有遭受虐待的嫌疑，则更是个在西方社会颇为重视的道德议题。

    当然，你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坐等科学家们来为你解决一切问题。随便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老式公寓楼去转转，人们为了种点小东西，在阳台上搭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架子，就很有创造力。新式公寓楼为了所谓的城市美观，连衣服都不许乱晾了，绿色植物更是屈指可数。“垂直农业”这种大规模设计虽然还未付诸于现实，但并不妨碍启发我们自己搞点小发明，开点自留地，吃点新鲜的、无毒的青菜。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就在一个周五下午，我出门倒垃圾，发现门把手上插了一张黄色的宣传纸。正要把它当一般广告扔掉之时，余光一瞥，却发现是郡警察局的通告。于是顺眼看下去，说是我家附近住有曾犯有性侵犯罪的居民，若需了解详情，可上警察局网站查询。

      由于早就受美剧和好莱坞电影的“教育”，我对此情节并不陌生，也就没有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地把通告放在了一边。倒是先生正好有空，出于好奇就拿了通告上网去了。谁知两秒钟不到，他就大叫起来，我跑去一看，乖乖！原来犯罪份子就在家门口呢！大头照、姓名，清清楚楚地在网上摆着，这位波菲顿先生就住在我家斜对面，近得不出一百米。最令我们猛然警惕的是，他的罪行是“儿童色情”，这对这条街上所有家长们来说，应该都不是好消息。

      美国社会历来讲究隐私权，个人权益堪为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法律规定，所有犯有性侵犯罪的人，在出狱后十年内，都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邻里社区更是有权查看这些人的基本资料。无需到警察局网站，比如去“家庭看门狗”网站（familywatchdog.us），只要输入邮政编码，就立马可看到地图上的无数“小点”，每个不同颜色的点，代表所犯的不同性侵犯罪行，该处是他（她）的住宅还是工作地点。继续点击，姓名照片等完全曝光。我虽然认同这些人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为他们所刻的“红字”而感到有些难过；这样的惩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坐牢更残酷。

      然而波菲顿先生在我们这条小街上掀起的风波可不一般。他住的那栋房子属于街头的教堂，后院就是教堂隶属幼儿园的游乐场，我们周末常常带着我家小子们去那儿玩荡秋千、滑滑梯。更令人称奇的是，波菲顿已经为教堂工作了将近一年，他的工作包括给幼儿园做常规维护、设备维修等。教堂在暑假举办少儿夏令营活动，猜猜谁是夏令营的摄影师？波菲顿！

      一个在警局挂了号的、曾因持有儿童色情商品而犯有性侵犯罪的人，居然天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左邻右舍们可炸开了锅，邻居图伦马上勒令他那对漂亮的女儿不准上街遛狗；对面的克莉丝汀马上着手张罗人马，商讨对策。与此同时，当地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像约好了似的，报道“波菲顿”事件，据称已经有五个孩子被家长撤出了幼儿园，而幼儿园园长十分无辜地说，波菲顿是教堂雇佣的，不是她，而她也从来不知道波菲顿的背景。短短两三个小时，波菲顿在华府地区出名了，我们这条小街也成了媒体焦点，这不得不令人感到警察局匆匆忙忙塞传单，有摆脱干系之嫌疑。

      虽说要被迫“晒”出来，但并没有法律阻止“波菲顿”们从事和孩子有关的工作，只要他们的雇主了解背景。说起来，那家教堂的本堂牧师也是这次事件的另一争议人物。因为他坚称自己没有做错，旨在给迷途羔羊再生机会，并指出波菲顿对孩子们毫无威胁。

      这样的话，对于家长们来说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社区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大家同仇敌忾地要把波菲顿赶出这条街。那总得有人和他做邻居吧？有人在社区会议上小心翼翼地说。那我不管，反正不能是我。立刻有更多的人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于是人们开始数落那位本堂牧师的一贯“劣迹”。最显著的，莫过于在出租那两栋教堂楼房时，常常招来不三不四的租客，成为这片高尚住宅区的害群之马。人们甚至提议集资把房子从教堂手里买下来，这样可以严格管理租赁，这个点子居然立刻获得人们回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之时，对于这条街上富裕的人们来说，花钱买到某种特殊的领地和保护，比什么都重要。

      从警察塞传单到社区举行紧急会议，48小时不到，波菲顿先生就被成功地驱逐出去了，他到哪里再去找新家和新工作，似乎没人关心。邻里们及时给教堂递交了要求妥善管理租户的请愿书，游乐场和幼儿园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小街也很快恢复了平静。那位牧师是对的，谁都应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但非得让戒酒的人卖酒、戒烟的人卖烟，才足够挑战性吗？

      重新带着小子们走在门前小街上，我仍旧享受着平静而安全的感受；只是每次路过波菲顿曾住过的房子，总会想起这段令人心情复杂的插曲，很难想象他在这里工作了那么久，却在闪电般的曝光事件中骤然退场。我想，那个“家庭看门狗”网站上星罗棋布的地区图，或许不看也罢，免得又给生活添一份焦虑。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当米歇尔·奥巴马和一群小学生们在早春的阳光下挥着锄头翻土，准备在白宫前开辟菜园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夫人想向美国人民所传递的迫切信息了。这是自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白宫首次开辟菜园。尽管白宫厨师们一直都希望烧自家种的菜，但这一呼吁直到米歇尔入主才得到响应。

        Green、Organic、Environment、Energy，这几个字眼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美国人来说，是目前最常挂在嘴边的。刚在首都华府举行的第17届环境电影节在全国经济低迷、人心消沉之际，不那么大张旗鼓却又平和坚定地散布着环保理念。141部纪录片、动画片和故事片等，12天内在不同的博物馆和剧院轮番上映，其中大部分片子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冲这一点，就已经很得人心了。

    参展电影主题自然都是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息息相关，其中中国导演贾樟柯的《24城记》和《河上的爱情》短片版亦在参展之列。由于放映时间是周末，又设在亚洲艺术馆，当晚票子被迅速一抢而光，一大批影迷们被挡在馆外，跟工作人员死缠烂打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奇迹出现，不得不怏怏散去。另一部与中国相关的短片只有五分钟不到，却足以令观众席上的中国人面红耳赤。由天空传媒亚洲记者彼得·夏普（Peter Sharp）制作的电视报道《中国的杀手动物园》（China’s Killer Zoos）把观众带入哈尔滨的野生动物园，通过偷藏的摄像机，观众看到活牛、活鸡、活鸭们被扔给一群西伯利亚老虎，供已经被养得太肥的它们捕杀蚕食。如果说捕食是自然界的动物本能，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为了旅游商业利益而人为造成的血腥场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倒不是那些活生生被吞噬的牛们的悲鸣，而是大声喧嚣叫嚷并且笑闹的旅游者们，甚至包括懵懂的孩子。也正是因为人的介入，使得这些画面和《动物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难怪电影《达尔文的自然后嗣》（Darwin’s Natural Heir）的制作者尼尔·彼得森（Neil Patterson）感叹到，“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侵略性物种。如果我们要拯救自然，我们有很多要学，有很多要做。”

    彼得森还提到，人是视觉物种。好的电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环境电影节的关键作用就是把正确的信号发送到正确的脑子里，以免为时过晚。只占全球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却是个消耗全球四分之一能源的“浪费大国”，这完全是所谓的“美国式生活方式”造成的。如果非要给经济不景气找点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大家在节省开支的同时，也可节约能源，改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坏习惯。绿色建筑、食物链、海洋和水，这些与生活和气候相关的题材，都是电影节的重头戏。《蓝金：世界水战》（Blue Gold: World Water Wars）一片就希望能令常常买瓶装水喝的人三思而行。这部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环境电影观众奖的纪录片告诉人们，每在超市里买一瓶水，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些大公司和发展中国家腐败政府的帮凶，造成人为的水源紧缺，变成政治和金钱交易链中的一环。

    平心而论，华府算是美国城市中相对比较环保的。大华府地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发达，不像一些典型的美国城市，一出门就要开车，甚至没有人行道。长达11英里的首都新月小径专供居民骑车跑步，而市区的骑车族也越来越壮大，只要是非上下班高峰时间，自行车都可搬上地铁或架在公交车车头。今年3月28日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华府亦表率参与，将在当天晚上8:30，熄灭所有大楼和标志建筑物上的不必要照明。说起来美国如此之大，其实只有九个城市参加了这次熄灯活动，可见奥巴马政府的确给首府带来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气，尤其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新政府一直采取相当鲜明的支持态度。WWF的气候变化项目副总裁李察·摩斯（Richard Moss）博士就说，“让我们的首都黑上一个小时，是给全世界传达一个十分有力的信息——美国将在面临地球严峻挑战之中，起到领导作用。通过熄灯，华府的人民将会在支持地球未来的行动中占有一票。”尼亚加拉大瀑布、旧金山金门大桥和拉斯维加斯酒店等美国境内的著名景点，届时都将熄灯。

    中国的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撇开宗教、不讲因果轮回，只活在现世的人类已经需要严肃地考虑地球家园的未来。这将会是好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熄灯一小时也好，电影节也好，所有的活动并不能改变一时的状况，却具有警世之功能。就像大为·铃木（David Suzuki）基金会创始人铃木先生所说，“环境电影节之潜在的教育价值是最重要的”。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陆怡颖，这个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在GOOGLE中文版上找到的名字，一个从上海跑到悉尼读设计的中国女孩，事实上已经小有名气了。有趣的是，你几乎很少有机会再在“原产地”看到令她一举成名的作品——一群红色小鸟衔着网绳，奋力拉升起一头巨大的鲸鱼。

    这头“失败鲸”（Fail Whale），是2007年夏天被陆怡颖上传到iStockphoto上的， 这是现在年轻设计师们为了给自己作品博取曝光率所采取的最常用的办法。没想到在网上晒了一年，突然被Twitter网的史东先生相中，他花了几个美刀，就把这张图用作Twitter网的宕机画面了。

    我可以很惭愧地坦白，我是在看到《纽约时报》撰文介绍陆怡颖之后，才头一回上Twitter网一探究竟的。从去年起，Twitter在美国之火爆着实吓人。好莱坞明星们忙着用，国会议员们忙着用，奥巴马这个时髦总统当然也用，可自从今年1月20日他登基后，就停止更新了，现在连麦侃这个老头也用了。你能想象正在北京开会的人大代表们一散会就忙着用手机上Twitter向其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汇报进展吗？华府的国会山，已然是这派景象了。

    由此可见，Twitter用户们的热情是高涨而偏执的。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陆怡颖那头可爱的鲸鱼，不遗余力地要宣传推广她，其效果当然也是迅速且显而易见的。虽然这头鲸鱼并没有让陆怡颖发财，却成了她名下的一个品牌，鲸鱼T-恤、鲸鱼茶杯、鲸鱼卡片，等等一系列鲸鱼产品，已经在网上卖开了，也算是个无形资产。鲸鱼迷们自发建了个网站failwhale.com，向设计师致敬；YouTube上关于“失败鲸”的录像仍在不断增加；Facebook和Twitter上鲸鱼迷们的活动亦十分频繁。甚至还有人把鲸鱼纹到了身上，其中一个这么做只是为了把自己的Twitter追随者数目突破三千。

    疯狂的“鲸迷”们，已经把“失败鲸”推广成了一个LOGO、一种心情，甚至一种现象。其实这个名字，也是网友给取的，陆怡颖原本给这个图案命名为“Lifting Up A Dreamer”，它所体现的那种振奋向上的团队合作精神正是当初史东先生看中的。不过Twitter对于鲸鱼并无意开发，它的走红也不是Twitter捧的。然而就在上个月，这头鲸鱼甚至把陆怡颖带到了纽约，获得一个互联网公司所颁发的奖项，以奖励Twitter上的各种网络标志图形。

    作为悉尼科技大学的一级优等毕业生，陆怡颖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设计；她甚至在2008年的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览中还得了金奖，却抵不过纽约本土的一个只为Twitter标志颁发的奖项来得令人侧目。一面在学校教书、一面做自由设计师的她，正在想方设法进一步把“失败鲸”做成一个真正的品牌。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超现实手法设计一系列的动物形象，做一些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尝试。

    也许是我没想像力，我在看了她的一系列动物图案后，从那些孔雀、仙鹤、猫头鹰和五彩祥云中，看到了中国的水墨、工笔和剪纸，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她就是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师；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前，我终于和在悉尼的她通上话，她对我的观察表示认可，但这也不意味着她就是想好了用中国画来设计。都怀念小时候上海美术制片厂动画片的我们，都同意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无语言限制，无国界。”陆怡颖在谈到自己的设计追求时说，“用最简单的、小小的视觉符号，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为了强调她的观点，她又引用她父亲的话，“设计，就是点穴的作用”。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