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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弹性思维 MoMA 现代设计 科学与设计 纽约现代美术馆

  • 为后天设计

        穿过由狭长的黑色过道,迎面而来的是一扇巨大的银色墙壁。仔细一看,那是十几块小的银色正方形金属板分别固定在七根由地板直插天花板的柱子上,不断开开合合;好像中国古代打仗的士兵正听从将军的指令,把手中的盾牌颇有节奏地调转方向,以抵御敌人的攻击。再往前,一把倒置的大伞犹如参天大树,网状结构的枝型散发着闪烁眩目的绿光,神秘而不可测。

        这个恍若未来世界的地方并非美国NASA总部,更不是梦境,而是纽约MoMA的当季大展“设计与弹性思维”(Design and Elastic Mind)的展览现场。愈往里走,当种种匪夷所思、闻所未闻之设计摆在你面前,惊或是喜,只是一念之差。而当更多连想都不敢想的假设转为现实,你还可能感到疑惑、不解,甚至愤怒和沮丧。

        “设计与弹性思维”被《纽约时报》评为自MoMA重新开馆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展览之一。毋庸置疑,它也是个极其消耗观众体力和精力的展览。250件大大小小的展品很难在短时间内看齐全,更别提要把这些怪形怪状的想法都看个明白、消化透彻。然而即使身心俱累,整个展览就像一趟新奇刺激的神秘旅行,令人在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同时,也徒生无数肾上激素,亢奋不已。

        一对全身赤裸的男女分别站在一堵墙的两侧,他们的下身、腋下都装着感应器,鼻子上罩着类似氧气罩的塑料口罩,通过各自汇聚在胸口的塑料软管,最终吸附在墙壁上。这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互动设计系的研究员詹姆斯·奥格(James Auger)和吉米·罗佐(Jimmy Loizeau)的项目“闻 +”,照片中这对男女正在实践一种新的相亲方式在没有见面之前,先通过互相闻各自的体味来决定是否值得继续交往。

        一串微笑的小脸,一如我们所熟悉的网络语言,但这些笑脸却是加州理工学院保罗·W·K·罗瑟蒙德(Paul W.K.Rothemund)用DNA 创作的“折纸艺术”。一个个蝌蚪般游动的精子,椭圆形的身体却不同寻常,每一个都是不同的英文字母;这是以色列字体设计师奥戴德·艾泽(Oded Ezer)的生物书法每个克隆精子都带有植入了字体信息的DNA,以此“创造一种新的转基因生物一半是人(精子),一半是字母。”

        人们通常误解设计师是只会设计漂亮却昂贵玩意儿的人。事实上设计和设计师的概念要远远大于椅子和花瓶。正如上述例子,“设计与弹性思维”不是个家居用品展览,它着重于富有争议的科技发明和成功设计演绎之间的结合,它体现了设计师是怎样从仅仅给物体造型发展成为一个阐述现实生活的关键人物。历史证明,专家们对人类未来做出过无数错误的预测,比如飞机、电视和个人电脑,都曾被怀疑其发展前景。而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因为科技产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我们的高智慧和极强的适应能力,我们从适应变化、习惯变化,到推动变化。逐渐地,我们开始具备“弹性”一种适应变化,却不让变化过度干涉个人节奏和目的的能力。这是一种将变化为己所用的能力,而设计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人们应对变化。设计师是站在革命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先锋,他们津津有味地研究人们的长处和不安全感,人们对物体和系统可轻易索取的需求,人们富有探险精神却谨慎的愿望……设计师抓住科技革命的瞬间变化,将其融入日常生活,这样人们可以理解并使用这些变革。

        “设计与弹性思维”聚集了全世界的设计师、科学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们的尖端创作和先锋思考,从纳米技术到有机设计,互动设计到感知设计,展览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剖析了设计在各个领域的重要角色。其中“可探讨的设计”(Design for Debate)就新技术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和道德问题进行了颇有深意的场景描述。“孤男装备”是八样专为孤家寡人设计的生活用品,如一团定时轻抚面庞有唤醒功能的头发、一根卷曲胸毛的铁手指,和一个自动陪人吸烟的机器等。“愿望管理”则是一系列令人发笑又伤感的黑色幽默短片,导演把镜头伸入私人领域,展示了普通人怎样将普通日用品用于不伦的变态用途。而长得像头发一样的眼睫毛是“未来农场计划”中的“纳米乌托邦”,这个恐怖的场景设想是麦克·伯顿(Michael Burton)对克隆和干细胞移植技术的大胆假设如果人体细胞可以用来无限复制,未来的穷人是否可以以无限制开发自身资源来发财呢?就像现在的农场养牛挤牛奶一样。至于“爱的身体修饰”,则看上去更加恶心手臂上母亲的毛发、肩膀上爱人的痣,还有腰间前任女友的乳头,只要你决定了,就可以把这些你爱的人的身体部件复制种植到自己身上,它们与你合为一体,需要你的照顾看护,与你共生共存。

        这些或许显示了高科技之黑暗面的设计,是对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对人文尺度的挑战。当人类自诩宇宙中心和主宰之时,设计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当代科技,进而对资源索取无度。科学令我们不断发展进步,科学也令我们步伐加快而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行进的方向。设计师是这趟高速运转的旅程的推动者,设计师令科技活泛起来;或者说是设计师才可将科技用于任何用途他们是劳苦功高的英雄 ,也是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评定何种发明。

        然而,正如MoMA资深策展人,“设计与弹性思维”的始作俑者宝拉·安东奈丽(Paola Antonelli)所说,这毕竟还是一个催人向上的展览,无意为人类的未来蒙上任何阴影。所有惊世骇俗的展览作品,都有及其珍贵的造福人类的利用价值,设计师们之所以将其“神话”,只不过是想给大众敲响警钟,科技并不可拿来为所欲为,其中涉及的社科、哲学和宗教领域的敏感话题,更是难以一言蔽之。

        革命,对于人类来说,从来都不是件容易事。好在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对于未来,我们身负不可推卸的重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设计师已然是当代文化的先行实践者,他们能够不负众望地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吗?“设计与弹性思维”是个极具超前意识的展览,它预测的不是我们的“明天”,而是“后天”,你对此是满怀憧憬还是心存恐惧呢?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08年4月号

  • 并非更值钱 而是更珍贵

        宝拉·安东奈丽(Paola Antonelli),1994年加入MoMA,自2000年任建筑与设计部门策展人,200712月荣升资深策展人。“设计与弹性思维”策展人。

        米兰工艺学院建筑硕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资深学者,英国堪星顿大学设计荣誉博士。安东奈丽多年来曾为MoMA策划多个重要的设计展览,著有多部设计书籍,并且一直活跃于各高校、会议和论坛讲课讲座。

             2006年,安东奈丽获得美国史密斯索尼亚研究院的国家设计奖;2007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5位最敏锐的设计思想家之一。

    YZ:《纽约时报》将您的“设计与弹性思维”展览称之为“自MoMA2004年重新开馆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展览”,您对此评价怎么看?

    PA:我很高兴他们这么说,但我自己无法来做这样的比较。无论什么时候,MoMA的设计展览,尤其是当代设计展览,当然都是令人振奋的。因为总的来说,设计,尤其是当代设计是很乐观的,同时以一种很现实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我热爱设计的地方。设计总是很有实际操作性的,即使是在科幻小说里。同时,设计也是很正面的,即使它是在讲一个被歪曲的主题。比如,在这个展览中,一些设计师探讨纳米技术的黑暗面,他们指出纳米技术在未来会进一步拉大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他们营造出一些令人害怕的场景,是为了想让事态有所转变。他们希望通过强调某种危害,可以提醒人们远离这些危害。

    所以我想,《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想唤醒设计意识的基础态度,我很高兴这个展览能有这样的启示。同时我也认为,评论和观众之所以对这个展览如此热衷,是因为这个展览中设计和科学的相交。设计使科学真正活了起来,我想人们对此的反应真的非常正面和积极向上。

    YZ:您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展览的点子的?

    PA:点子总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对世界的观察。我们每个人都有特长,我的特长就是观察到正在发生什么。我既非先知也非仲裁者,我只是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具有洞察力而已,我能在一个建成的世界里观察到发生了什么,对设计师、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工作非常敏感。我注意到,计算机已经对每个人,比如记者、科学家和设计师们,做了很多革命性的引导,并且产生了很多结果。其中一结果是把原本分隔的不同领域相互拉近了。就拿科学和设计来说吧,科学和设计原本被技术这面墙分开了,科学家和设计师要相互对话几乎不可能,必须依靠工程师,化学家或其他中间人来翻译制造语言。计算机却创造了新的语言,于是科学家和设计师们突然真正开始对话了。他们本来就互有好感,现在能够真正共事了。并不是说我们就此不需要工程师了,而是所有的人在同一平面了,不是以前的金字塔状态。在一个美丽的、卓有成效的团队中,大家可以相互对话。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而科学和设计的结合是我所有众多观察中的最先发现。我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由于计算机、无线技术和其他技术,我们变得,怎么说呢,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更容易接受变化和尺度了。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着无以计数的变化和尺度,你可以以高清晰度,也可以以超低像素来看生活中的每件事,但你并不在乎,你并不因为低像素而恶心,你的脑子在不停地转。你一心多用地迅速做很多事情,为了自己可以有休息的时间。这是非常有趣的,你非常舒服地跨越不同的时区工作,你和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一起工作,十年前我们的梦想和直觉现在都变成了现实,更美丽的是,我们对此完全适应,非常舒适。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第二人生”。我在“第二人生”大概有一年半了,最大问题是,软件一塌糊涂,机器一天到晚崩溃,否则我对第二人生还是很满意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涉及到隐私,就不那么好玩了。但是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通过这个,我意识到人类的重要性和人文尺度比以往都要更高更强大了。换句话说,设计师是很重要的,因为设计师总是考验我们的人文尺度。设计师们带来任何东西,大尺度、小尺度;科学革命、技术发明;他们把这些带到我们的生活中,带给我们新的尺度。他们将其转化为物体,让我们通过使用来理解。

    YZ:这个展览准备了多长时间?

    PA:一年零一个月。过程可以说很混乱,哈哈,你也可以说很“有机”。其实也就是我和同事派翠西亚.弘克萨.万奇瑞尼(Patricia Juncosa Vecchierini),我们坐下来给所有认识的人写EMAIL,我们读博客,看杂志,张大眼睛到处寻找;我们旅行,到处和人交谈;我常常去学校,看展览,慢慢地发展了一个很广泛的网,收集了两千件作品。然后开始过滤,在过滤过程中,展览的中心也慢慢地自然地冒了出来,观点和想法也越来越清晰。。MoMA对我的展览总是带有冒险的态度的,一年前我是说不出来这个展览到底怎么回事的,我只能说我大概感觉到些什么,好在MoMA相信我。我们挑选了更多的作品,更多的其他作品被淘汰,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后,因为空间的限制,展厅设计者又做出选择,不得不拿下一些作品,就这样我们最后从2000件作品中挑出了250件。

    YZ:那么当您回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你的选择?

    PA:你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当然你总是尽量做理性思考。我们也有一些分类目录,这样让选择相对简单点。可是很多时候是直觉,而且有些选择并不是我做的,而是我的同事派翠西亚做的,结果证明她是对的。所以身处这种情况中,不孤零零地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会有对话。

    YZ: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或开始不喜欢后来又喜欢的作品?                                   

    PA:嗯……,我喜欢所有的作品,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派翠西亚有很多好点子,比如那个自动喷漆的悬吊装置,本来就已经入选,但她提出将其用作开场作品,在墙面上喷出展览的标题。我开始很担心是否行得通,但事实证明这个点子棒极了,效果极佳。其实有一些作品,比如“影子魔鬼”等,肯定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但我们也收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反应,每个人喜欢的作品都不一样,有趣得很。

    YZ:开展后您有没有收到任何批评建议?至今为止我读到的都是赞扬之声。

    PA:还真没什么批评的声音。只有一个作家发出批评,但我想他是对自己没有入选撰写展览图册忿忿不平吧,哈哈,因为他的批评有点自相矛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并没有想到会这样,因为这个展览中有很多相当有争议的话题,我期待人们会说些什么,结果并没有。

    YZ:您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是怎样把MoMA的设计理念融合并化解在其中的?

    PA:这是非常清楚的。MoMA从一开始就推广设计,1929年建馆时,MoMA创始馆长阿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当时想的就是包豪斯,他认为表现现代艺术最好的方式是表现艺术的团结一致性,所以他认为摄影、电影、设计和建筑是理解艺术的关键,是平等的,是对绘画、素描,雕塑等艺术的赞美。从这个角度讲,对我来说一直就是很清楚的,当代设计是MoMA的任务之一。我的任务之一是以现代概念为由,把我所处的时代中的每一个因素表现出来;我的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下,什么是现代?它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就我所理解,它是能够接受时间考验的,我说的现代(modern)是个小m,它并不代表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它是设计过程的态度。

    所以MoMA处理当代设计的方法就是相信我和我的同事们,哈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展览Just In,展示的就是MoMA最近的馆藏精品。当代设计不仅仅是椅子和即时贴,所以在这个展览中我们着重于一些更具实验性的家具,不只是局限于装饰性,而是不断测试新技术和创造新物件的新方法。其中也有一些共享资源的设计。所以我们尽力有意识地表现当今设计关乎什么?表现当今设计和最初的、以往的设计概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YZ:我突然想起来几年前报纸上都在议论,说您要说服MoMA收藏波音747飞机;后来就没了下文,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PA:我还在努力说服呢。这件事情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不仅仅是因为747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我的想法并不是要把飞机放进博物馆,而是公共产业和虚拟拥有。当一件东西是公共产业的时候,你并不非要拥有它,因为人人拥有它。更甚者,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展示飞机本身,就算你不能坐747,你也可以跑到飞机场去看一眼747。所以我的想法是,找一家航空公司,挑出三架飞机以MoMA冠名,作为MoMA 747,一切都保持原有的样子,也许内部装饰和一些细节会有所不同,也许飞机上不仅仅有高尔夫杂志,也有一些建筑杂志,等等。所以这是个虚拟拥有的概念,以此推类,你可以有卫星,建筑等等,这无关拥有,只是轧一脚,显示你的支持。收藏也未必是真正物理概念的收藏,尤其是现在很多设计都是抽象的。但是这是个非常概念化的点子,所以现在我有点难于将其付诸现实,但我还在努力。

    YZ:祝你好运!您在MoMA工作多久了?

    PA14年。我仍然喜欢这里。每一个项目都不同,你在这里工作,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YZ:在这14年中,您所感受到的当代设计的变化有哪些?

    PA:我觉得,设计师们多多少少跟随文化,拥抱文化,支持文化。很多人的文化本身有很大变化,很多关系产生很大变化。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体和集体的关系,这对设计师很重要的。因为一些设计品的出现,有一种现象被我叫做“忍受极限”;比如你可以用一个IPOD,以前是WALKMAN,现在是IPOD,把自己从嘈杂的人群中隔离开来;你也可以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却通过电脑连接入巨大的社交圈内。所以针对隐私、个体和孤独的态度都很不同了。这非常有趣,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大的变化之一,而且这与设计非常相关,因为设计与这种变化如影随形。与此同时,无线技术成为现实,虽然现在还挺糟,但比以前好多了。个人责任感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在德国,人们要是看到包装太过分都会感到愤怒;现在,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被浪费了,就会觉得不舒服。这种消费文化的转变非常有趣,我都觉得它不那么消费主义了,至少在社会的某一方面。当然这些都是社科学方面的变化,算不上真正的设计变化,那么设计师们变得怎么样了呢?设计师们学会应对各种复杂性,成为一个通晓数门学识的杂家。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专家,因为我们有那么多需要学习,而设计师是链接者,连接着每个人。为了获得有效的工作,他们要学习宗教、政治、微生科技和生物学等等,所以我觉得当今的设计师是最好的设计师,和以往的都不一样,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很多东西,创造很多对话和网络。

    YZ:在每一个MoMA的设计展览中,但凡是您策划的,都是由您来决定入围者。比如刚才提到的Just In展览,展示的是近期馆藏。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取决了哪个设计师的哪样作品可以进入MoMA

    PA: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是Just In展览的前言,列举了MoMA挑选设计馆藏品的几条关键准则。基本的操作程序是这样的,有自动送上门的,也有我们不断张大眼睛寻找的设计品,大概每周一次,所有的策展人聚集在一起讨论上缴的设计品,决定是否要针对某件作品进行进一步讨论,这是第一层过滤;然后每年三次,一个由26个权威专家、建筑师、设计师、理事会成员等组成的团队进行评比投票,这些人是可以正式决定哪样作品进馆的人。

    YZ:设计师对自己入选一定很自豪。               

    PA:超级自豪,真的,这可是件大事。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些公司是捐赠设计品的,但对于一些年轻设计师,我们有时候会买。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但我们 并不想占便宜。

    YZ: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人把当代设计比作未来的古董,您怎么看?

    PA: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我的看法是,我并不在乎,爱谁谁。当我想到未来,我想到的是将来接我任的同事,我要向他们保证那些设计品还存在,不会在太阳下化掉、分解,消逝。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想法。我记得我和我的同事有一次美丽的讨论,认为宁可犯错误,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有时候我会诅咒我的前任没有收集一九五零年代的多彩软糖沙发,现在我发疯似地找也找不到一个。我可不要我的后任诅咒我。不过我猜想,也许他们没有收藏的原因是他们想太多未来,他们想这件东西也许没有持久性,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我认为,你只能以思考现在来努力做好你想做的事,你只能对设计的发展轨迹做建议性思考,你在Just In展览中看到的馆藏作品就代表了我们对设计发展轨迹的考量,当然我也希望影响设计。MoMA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未来的设计都有影响力,我非常明白这一点,这也是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这个平台是一个宣言,对想学习设计的学生、即将毕业的学生都很有启迪,会影响将来他们的选择,所以我们有相当的责任。但这个责任是当下的,是对未来发展起落的一个建议。我无法预测将来五十年后什么东西更值钱,我只可以想象什么哲学五十年后更珍贵。

    YZ:回答太棒了!谢谢您。

    PA:谢谢你。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08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