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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紫的剪贴簿 - Page 5

  • 晾碗柜、桑拿和自来水

        说起芬兰的发明和设计,如果你掏出诺基亚,那你就只是个普通消费者;如果你打开LINUX,那你是个极客;如果你抽出书架上阿尔瓦·阿尔托(AlvarAalto)的建筑集锦,那你应该算是个文青;如果你亮出玛丽美歌的花布裙,那你是个时尚中人;如果你点开手机里的“愤怒小鸟”,那你可能只有六岁。

        但如果你能抱出一只似河马非河马的大白家伙,并且还能叫上一声“姆明”(Moomin),那你作为一个“芬兰迷”,正从初级往中级阶段过渡。事实上,很多人对芬兰设计的概念,都停留在有形物上。作为北欧极少主义和功能主义设计流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芬兰的许多家具,建筑和家居用品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有相当的曝光度和知名度。直到“愤怒的小鸟”横空出世,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芬兰人也擅长虚拟世界,但稍了解数据空间的人,很快会联想到LINUX,也就不足为奇。而姆明这个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由作家兼插画家托芙·杨森(Tove Jansson)创造的可爱动画人物,一直是几代芬兰孩子们的最爱。在还没有电脑游戏的年代,姆明的故事极富想象和奇异色彩。说她是一种文化设计产品完全契合,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姆明为主题的各种衍生产品越卖越火,生命力相当强盛。小鸟们能否如此长寿倒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人类自从开始数码生活,对时间长度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弱,一切都在分秒间变幻莫测,而迎合数码生活的设计产品,也是以秒计算。两三年前的一款游戏,恐怕已可称为古董了。

        当你开始慢慢看够芬兰的有形设计品,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甚至社会基础设施和福利的时候,你才算跨过了芬兰设计的入门级。芬兰人有很多引以为豪的社会创新设计,全民医疗福利和基础教育应该算最强的两项了。在芬兰人自己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百个社会创新中,桑拿大概是最有名的了。当年芬兰人发明它的时候,可没想到过现代桑拿会所具有的各种娱乐功能。就像印度人发明瑜伽,桑拿于芬兰人来说,也是一种身心理疗。无论是排解压力,还是冥想沉思,芬兰人都喜欢在桑拿房的蒸汽中进行。诸如此类以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福祉为出发点的生活设计有很多,一九四零年代由一位名叫麦钰·格博哈德(Maiju Gebhard)老师为芬兰高效工作协会研发推广的晾碗橱柜就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橱柜的构造相当简单,就是在厨房洗碗槽上方的橱柜中安放可晾干杯盘碗碟的架子,并且将橱底也换成晾干架,这样流下来的少量水正好可滴入下方的洗碗槽。而把橱门一关,和旁边的橱柜融为一体,一点儿不妨碍美观性。这是一个典型的根据功能设计外形的典范,并且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家庭主妇想出来的,完全符合实用性。它的设计理念不仅不过时,而且更具前瞻性;没有油、电,甚至电池等任何能源,晾碗橱柜是可延续生活方式中一个不得忽视的代表。

        被誉为“千湖之国”的芬兰,其实有二十万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半个世纪前,芬兰就开始治理污染水域,并且成功清理完毕。目前芬兰在水处理方面的研发居世界领先,芬兰国内的自来水可直接饮用,味道甘美,多次在各种盲品评比中打败商业瓶装矿泉水。所以,当你在芬兰的公共厕所,拧开水龙头,给你的水壶灌水的时候,就已经在享用芬兰出色的水设计了,只不过这些工业设计都隐藏在后,其重要性不被轻易意识到。

        芬兰官方宣传网站最近选出十二个芬兰创新设计,以上这些均榜上有名。要从历年来的众多设计中选出十二个绝非易事,但其评判标准专门针对幸福小康生活而言——要从生理上,心理上和精神上都给日常生活带来便捷和乐趣。这听上去一点儿也不高深复杂,可是越简单的道理和事儿,有时候偏偏越难做到。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设计,不仅是为了好看

          2012世界设计之都的桂冠给今年的赫尔辛基算是赚足了人气。从来没有那么多媒体和博客把赫尔辛基作为旅游热点来介绍,赫尔辛基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举办那么多国际性设计展览和活动。好在芬兰人办事总是比较靠谱,花钱赚吆喝的同时,没有忘记之所以宣传设计理念,终极目标还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设计年的大多数活动,还是落实于本土和社区,以提升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思想境界为本。这些散落在各地区和郊县的零星事件,自然不在观光客们的视野内,大多数甚至也上不了当地媒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些周末图书馆或社区活动中心的免费设计工作坊里,老人孩子玩得开心;这样的设计推广,从想法到内容都相当扎实。

        上得了头版出得了风头的,当然也不尽是虚的。国产名牌理应得到隆重推介的丰厚待遇。本月底在上海举办的芬兰革新设计周就是个让芬兰名牌冲锋陷阵的平台。玛丽美歌(Marimekko)毫无悬念地荣任主角,将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拉开“炫彩设计生活——芬兰当代设计和玛丽美歌”。Marimekko在芬兰语中的原意是“玛丽的裙子”,所以当香港人将其中文名定为“美歌”后,对于懂芬兰语和中文的人来说,大概会觉得有点别扭吧。这个二战后由家庭主妇一手创办的花布设计印刷厂,经历了一九六零年代的崛起,并且以肯尼迪夫人身着“玛丽的裙子”上《体育画报》封面为高潮;一九九零年代濒临破产,由另一商界女强人接手,成功转型为跨国公司;不久前终于首次由男强人当家,明确了继续向国际市场挺进的野心,手笔相当大地相继在美国比华利山庄、波士顿和纽约等地投资旗舰店,并且高调开出香港店,瞄准了亚洲新兴中产阶级的荷包。在上个月的纽约国际时装周上,“玛丽的裙子”首次登上T台,并且启用一批“过时”的超龄模特,包括八十多岁的白发美婆,一时抢镜无数,风头出尽。

        根据玛丽美歌八月份的公司内部报告,在公司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季度主要营业额来自芬兰以外的市场。这对新当家来说是个很有鼓舞力的好消息,充分肯定了他重视北美和亚太市场的公司策略。全球化经济趋势对芬兰这个北欧小国来说,是个既兴奋又恐慌的话题。极右民粹份子们总是自认为抓到了要赶走移民,关上国门的把柄,但事实上整个经济发展趋势根本就不由如此幼稚的人说了算。芬兰在这场欧元危机中,表现还算稳定,以设计为核心的大小产业,都很清楚自身强项——创新能力。无论是高精尖科技、清洁技术,还是能源项目,都是芬兰对外输入的一些重要经济原动力。小企业主的潜力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在这个设计师满街一抓一大把的地盘,创意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亦相当可观。所以在革新设计周中,一些比较突出的创意个体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曝光,比如赫尔辛基“街拍时尚”网站的创始人、给Lady Gaga设计鞋子的年轻女鞋设计师等。这和玛丽美歌这样的品牌是一个挺可看的对比,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芬兰设计理念的纵深度。

        将逐渐迈向终点线的“世界设计之都”对芬兰来说究竟是否是件花了钱办了好事,又让人高兴,且值得的事情呢?要让人人满意恐怕有点苛刻,不过芬兰人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且不害怕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评估。有关设计年的权威评估要等明年开春才有结果,来自民间的各种评议早已纷纷扬扬,好话坏话到处飞。未到年终,主办方执行长官已不慌不忙地来了篇感怀小文,百分百肯定了设计年的活动旨在应用设计,而非仅仅展示设计。至于“世界设计之都”是否是个好项目,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要是不好,恐怕连当年申请就是个错误决定。字里行间,颇有一些辛酸意味。

        一承芬兰的透明行事作风,“世界设计之都”公开财政,预计从2010年筹办至2013年,将总共花销一千一百万欧元。其中六百万来自参与设计之都活动的五个城市纳税人,五百万来自芬兰政府,平摊下来,每个居民十欧元。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算一笔账,看看自己免费参加了哪些设计之都活动,捞到了哪些实惠;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要多捡回羊毛才划算啊。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Well-being”——人生终极目标?

        在新出炉的列格坦繁荣指数报告(Legatum Prosperity Index)中,芬兰继续稳占上一年的名次——第七名;挪威也蝉联冠军。这份繁荣指数报告是全世界唯一一份以财富和幸福指数为基数来衡量国家繁荣度的报告。指数包含了民主政府、创业机会和社会凝聚力等。报告范围涵盖世界人口的96%,调查对象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99%

        芬兰占优势的指数是创业机会和安全感,均居第三位;执政力和社会资本则居第五位。在今年早先联合国的“世界快乐报告”中,芬兰被列为世界上第二快乐的国家,最快乐的是丹麦。北欧国家在这一类评比中,向来领先;不论把happiness翻译成快乐还是幸福,总之这几个黑夜比白天多,冬天比春夏秋都要长的的国度,都是既快乐又幸福的。可见阳光沙滩、蓝天白云并非快乐人生的唯一图解。

        社会福利是北欧国家,包括芬兰在内的幸福关键。福利的涉及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并不仅限于医疗和社保。列格坦繁荣指数报告英文所用之辞为“well-being”,可谓相当准确地定义了这一社会功能。有人将其翻译成“福利”;也有“安康”、“幸福”,“健康快乐”和“小康”等说法。其实“well-being”似乎要以上下文来判断其真正含义,当用以形容一个国家和社会之时,也许“福利”是最接近的词义,但又似乎欠缺了些,因为它也反应了国民身心健康状况和幸福感。

        “well-being”也是近段时间以来,芬兰本国相当流行的一个词汇。其主攻领域是职场,也就是探讨帮助上班族们如何保持身心健康,提高职业竞争力;而对于老板们来说,就是如何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福祉,让员工们的班上得来劲儿。

        “925工程”取英文朝九晚五(nine to five)之意,号称要“重新设计朝九晚五”,是赫尔辛基一家顾问公司应“世界设计之都”之邀而搞出来的一个服务设计项目。这个为期一年的项目在采访了众多公司和职业人士之后,设计了一系列改善工作状况的提案,并结集出版成书《工作手册》。根据项目领导人的说法,企业文化很难改变,他们也不奢望改变,所以他们认为,要让人们更享受工作,关键是改变工作习惯,包括会议、电邮和日程安排。如果老板是以业绩来评估员工,员工就可以在上班时间抽空出去跑个步;而员工也不应该因为要早退参加孩子学校的球赛而内疚。

        这样的话听着是没错,但如果不改变企业文化,也就是说高层领导的观念,又如何贯彻实施新的工作习惯呢?难怪这家公司的精英团队叫“理想者”,大概也只有他们才想得出这样理想化的创意。“925”团队的生意就是到各大公司去对症下药地设计各种理想化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并解决内部矛盾。这又不禁令人想到很久以前的一部好莱坞电影《办公室》,公司请来外面的顾问公司来重新考核员工,重组团队;影片中的顾问们形象极其恶劣,最后被解雇员工在厕所里蒙了头暴打。

        但芬兰人一直是擅于创新的。“925”或有绝招也说不定,而且在芬兰这样以民主、规范和透明为基准的社会里,一切看似天方夜谭的新点子完全有可能以草根行为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一家以软件开发为主的芬兰公司Futurice就在今年被评为全欧洲最好的雇主;纵观他们的诀窍,似乎也无太大秘密,无非是消除传统的上下级领导关系,采取小团队,以及多功能和灵活的工作方式;任何员工可以尝试任何新方案。可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模式,很多公司却无法做到。开放、透明、脚踏实地,无领导阶层,几乎所有的芬兰民主体制特色,都体现在Futurice的管理方法中了。有趣的是,Futurice也很看重“快乐”,甚至将其列为公司宗旨之一,认为“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产生快乐的客户和终端用户”。

        换句话说,事实上工作也可以是快乐的,并且按照芬兰所推崇的“well-being”概念,工作也应该是快乐的。如果你的工作不令你快乐,你就应该对此作出调整和改变。像这种关于生活方式的创新思维和人生设计,正越来越得到重视。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国家如芬兰,人们对快乐人生的定义和设计未必与财富成正比。而经过无数心理学家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快乐的确也无关财富。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城市秘密

        前店后厂的传统制造销售模式,原本是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可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的二十一世纪都市里,却成了奢侈。原材料和人工不断提价,小本经营如何辛苦打拼,也是捉襟见肘;无论是以资本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论,所谓的国际化操作模式最能体现设计终端的效果和规模,也成为很多设计师的追求方向。可是真的一切都得如此宏大规模的操盘吗?城市本土的生产力就该毫不留情地消亡下去吗?对于芬兰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都有限,并且劳力和人口都逐渐高龄化的国家来说,这种对全球化经济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令人备受煎熬。

        阿穆·宋(Aamu Song)这个来自韩国的赫尔辛基人,自去年夏天起,就和其夫君约翰·奥林(Johan Olin)开始一场寻找“赫尔辛基制造”的旅程,并命名为“赫尔辛基的秘密”。公婆俩走访了大赫尔辛基地区的九个工人的自行车厂、四个家族成员运行的冰淇凌厂,以及各种小型手工艺者的工作室,而最大的要算芬兰国产名牌玛莉美歌的制造车间。虽说算得上芬兰的大企业,玛莉美歌仍然坚持绝大多数产品出自芬兰,赫尔辛基作为半多世纪前的创始地,始终是设计和生产重镇。设计部门和染印部门紧密相连,以便及时掌控。质检人员常开玩笑说他们得数每匹布上的花朵数量,但芬兰人之严谨工作态度可见一斑。

        宋和奥林夫妇作为独立设计师,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北欧设计界。去年伦敦设计周上,那条大出风头的红色巨型连衣裙,就是出自宋的手笔。一位歌手穿上用550米红布做成的《红裙》唱歌,而多至238个观众可一一藏进裙摆口袋里欣赏现场音乐会。俩人合作的工作室名为COMPANY,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具伙伴之意味。从来不走大众商业路线,却神奇地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地界、芬兰KIASMA当代美术馆前面开了一家小小的玻璃房,陈列了两人数量不多却怪异的作品。比如两个跟的高跟鞋、穿起来像企鹅似的母子或情侣连身衣,以及小鞋粘在大鞋上面的毛毡亲子对鞋。

        宋本人就很有趣且放松,所以她总是强调她的作品需要给观众一种亲近且有趣的经验,要通过设计来传递“快乐能量”。2010年,COMPANY荣获芬兰政府颁发的设计奖,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和项目,俩人似乎都更接近于艺术家。

        其实宋和奥林从2007年就开始着手寻找城市本土制造了,因为俩人都喜欢去一些偏僻的地方,也喜欢找“好人”一起工作,所以工作方式也就跟着个人喜好和生活方式走了。在造访传统手工艺人和制造者们的同时,他们也会在传统基础上设计自己的新产品,但多数时候是跟那些经年钻研的大师们学手艺。

        虽然传统小制作越来越难以为继,但“赫尔辛基的秘密”访谈纪录出人意料地带来些许宽慰和温馨之感。比如运行了半个世纪的家族冰淇凌厂,至今仍由两位孙女和她们的丈夫们操办着,第四代曾孙在夏季忙碌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这难道不是“品牌忠实度”最有力的解读吗?如果不是两代消费者的支持,这样的小厂子岂不早就被超市的大牌冰淇凌们排挤掉了。再比如一个专门做书籍装订的工作室,也是由曾祖父留传下来的产业;在这个电子阅读昌盛的时代,他们托赫尔辛基这座汇聚专家、学者和学子们的城市之福,仍可源源不断接手论文装订这样的活儿;漫画书、圣经等也是生意,总算不至让他们一手绝活无用武之地,尽管真正高级精致的装裱书籍需求,已经越来越来少了。

        能够坚持下来的,当然是出于一种对自身事业的热爱和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充分认定。不知道新一代的芬兰设计师们看了“赫尔辛基的秘密”,是惶惶然还是受鼓舞?这完全要看各自不同的追求了。但至少,在芬兰这样一个有足够福利保障的社会里,选择做一个不富裕的小设计师、小手艺人,或小制造商,似乎要容易些。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秋·设计周

    设计年已过大半,精彩的却姗姗来迟。九月份整个大赫尔辛基地区有将近两百个设计展览和活动,且大多免费,算是破了“2012世界设计之都”的活动纪录。最突出的,应该是一年一度的“赫尔辛基设计周”,除了强调芬兰本地和北欧地区的一些设计师作品,也融汇了国际性的设计展览和专题讨论。

    “Pecha Kucha之夜”对于设计和建筑业界的人来说大概不陌生了,这个在全球各城市风行的演说模式专门针对设计师和建筑师们。演讲者必须在二十张幻灯片播放结束之时,结束他的讲话,幻灯片以每张二十秒的播放速度进行,所以整个演讲总共才六分四十秒。出现在本次赫尔辛基“Pecha Kucha之夜”的演讲者们以欧洲新生力量为主。虽然源于日本的Pecha Kucha原意为“闲聊”、“喋喋不休”,但真正的Pecha Kucha演讲却需要言简意赅,主题鲜明。这对于本来话就不多的芬兰人来说,似乎不难,但芬兰人的演说有时候往往过于务实,虽然有料,却少了点技巧和噱头。

    为了配合设计周,赫尔辛基大街小巷的不少设计师工作室都开门迎客,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建筑也向参观团队开放,比如儿童医院和图书馆等等。不过在所有这类发现城市宝藏的活动中,最有意思的是“赫尔辛基标签”。参加者必须在十天之内,根据地图,找到遍布全城的八十个红色标签,它们都在赫尔辛基最有特色的建筑风景附近。谁发现最多的标签,并且抢先拍下照片上传,就能赢得奖品。虽然是个传统的寻宝游戏,却也类似芬兰人比较擅长的定向越野运动,只不过不在树林而在都市街巷。人们通常会忽略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中的点滴美丽,这八十个“赫尔辛基标签”都是赫尔辛基最值得欣赏的佳处,活动组织者们希望通过如此寻宝,提醒人们珍惜身边的瑰宝,保持一份对日常生活的新鲜感。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开放日活动,是一大批商家集体延迟营业时间,开放夜市。这对总体营业时间大大短于中国的芬兰来说,也算难得一有。而最难得的,是夜市开放阶段,欢迎所有狗主人带着狗进店。芬兰的狗们本来待遇就不错,很多公园里设有围栏圈起来的狗公园,供狗们在内撒欢,没狗的还不能进。狗们也能坐公共交通,公交车上司机后面的座位,专门注明了是给带狗人士,尤其是帮助残障人士的专业狗和他们的主人们坐的。可就算这样,狗们进专卖店的机会还是不多,所以狗主人们乐得乘此良机带狗们开开眼界,淘淘狗用设计品。

    芬兰年度最大的家居设计博览会Habitare当然也乘着设计周的热乎劲儿开张。这样的大型展览,更针对公司客户,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似乎显得过于铺张而缺乏实用性,尽管其中不乏家居用品。更多的展示,是向公众提供一个新概念或者所谓的流行趋势。今年Habitare中的“垃圾旅馆”颇为瞩目,吸引了很多观众。制作者仍为上届Habitare“垃圾设计”的始作俑者,经过两年的操练,这一次的展览规模更大,作品的观念性也更为突出。旅馆中每个房间都由一个设计团队负责打理,选材百分百垃圾,设计从理念到实际操作,都遵循环保和可持续准则。由旧电视机改制的照明和装饰摆设、由旧门板搭起的桌子,内藏可睡觉的席梦思垫……,绝大多数作品观念比较前卫、制作不那么简单,对于不具备一定动手能力和超前思想的普通人来说,似乎不是个可效仿的榜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垃圾设计”不能算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因为它的需求不会很广泛,尽管它的观念——变废为宝,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垃圾设计”的创始人也曾说,“垃圾设计”的展览并非为了卖这些设计品,更重要的是给人以灵感,自己开发自己的垃圾作品。

    设计周中另一项广受民众欢迎的活动就是蘑菇识别和烹饪大会了,尽管它和设计好像没什么关系。每年秋季是采摘赫尔辛基树林里美味蘑菇的好时节,可是每年总有不少人因误食毒蘑菇而进医院,可见大自然总是有她最神奇的设计,来应对贪得无厌的食客们;在呼吁不可过度采摘的同时,没有什么比要小心采摘更能让人心存敬畏而主动节制的了。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 一日饭店

    若干年前,各国城市在激烈角逐2012奥运举办权之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表示对英国的不屑,贬斥英国烹饪极其糟糕;可他偏偏还拖泥带水地顺便把芬兰也给贬了,“英国菜是世界上除了芬兰菜以外最难吃的菜了。”

    从来没有人会说自己的家乡菜难吃,芬兰人对此评论当然气愤填膺,却也有些无可奈何。因为相比世界各国美食,芬兰人自己也会承认芬兰菜之平淡无奇。土豆加点盐煮煮、大块肉加点盐炖炖,一看就是从物资贫乏年代流传下来的简朴烹饪风格。可是芬兰人也有擅长的,各种面包和糕点就做得相当出色,不仅品种繁多,选料和做法也很健康。

    事实上,芬兰的传统烹饪和家常菜,倒和芬兰设计的极简和功能主义一脉相承。一是大多数菜做法简单、步骤不多,配菜和用料也点到即止;二是不管好吃与否,一定营养均衡且管饱。比起一些花里胡哨的新式菜肴,芬兰菜显得特别实在。而由于其简单性,对原料的要求就更高了;不新鲜的食材,可是经不住芬兰烹饪的考验。

    上周日刚刚举行的第四届“饭店日”(Restaurant Day)算得上是芬兰人对食物之热情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个创办于去年五月份的“吃货狂欢节”源于赫尔辛基,其出处至今模糊不清,但概念清楚、执行简单,是个不折不扣的草根行为,以至于它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为又一个极其“潮”的芬兰出口产品,尽管现在芬兰境外响应的人并不多。

    所谓“饭店日”,就是在这一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餐馆,卖自己做的饭菜。客厅、前院、办公室、公园,甚至马路边,只要是不侵犯他人领地,不妨碍公共交通,打开窗户摆张桌子即可开张。这是不需要任何营业许可证、也不必交税的一天,只要你对自己的烹饪水平有信心,够胆摆摊儿就行。“饭店日”倡导者在网站上号召各位大厨充分发挥各自想象力,点子越怪越好,反正没有任何规矩,玩得就是个乐。一日老板们可以提前到“饭店日”网站地图上登记自己的饭店信息,届时吃客们即可下载“饭店日”APP至手机,循着地图,一家家地吃过来。

    去年五月 “饭店日”刚办时,整个芬兰也只有34家“盗版”饭店,可上周日已近七百家,其中赫尔辛基地区占了三分之二。“饭店日”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十一月份即将迎来新一届“饭店日”。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不管是老板还是顾客,都恨不得“饭店日”月月有,周周有,甚至天天有了。这也难怪,但凡吃过的人,都知道“饭店日”的一日老板们,很多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的民间英雄,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端出来的都是独家秘方。其次,像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国家,饭店价格普遍偏高;由于地广人稀,城市虽干净整洁却也乏善可陈,哪有街头小吃可觅。于是,“饭店日”便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人们在闹市街头寻找便宜小吃的心理需求。排个长队、掏出零钱,买块小饼儿,这样的过程倒也成了饶有趣味的一种娱乐,既饱了口福,也很有新鲜感。一样的城市和街道,因了那此起彼伏的小饭庄,一下子变得不一样起来了。尤其是移民们所带来的各国异乡口味,更令芬兰人趋之若鹜。

    目前为止,似乎还未见有任何政府部门插手干涉“饭店日”活动,甚至也没听说任何“注意事项”或“相关规定”。不过就饭店们在公共场所的分布情况看来,似乎仍有某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以至于大家都相安无事,气氛友好。很难想象,如果有朝一日“饭店日”发展到中国来,会遭遇到怎样的境况。有一点可以肯定,“盗版”店主们是肯定不能像在赫尔辛基那样满大街乱摆摊儿的。而中国并不缺又便宜又好吃的街头小吃,所以似乎可以预见,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店日”,大概会是在像欧阳应霁那样的美食家们的带领下,成为都市潮人们串胡同、走弄堂的精英消费项目。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高设计,低设计

    设计是个可高可低的概念。任何人都在居家生活中搞过一两样设计,有些甚至不亚于准专业水平。每个人似乎也都能说出点儿设计概念,评点优劣更是张口就来。而家庭主妇对锅碗瓢盆的选择标准,绝对堪称专家,通不过她们的检验,产品肯定死翘翘。

    但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设计,基本都停留在表面现象,通常都是看得见的。对于看不见的设计,人们乐在其中却浑然不知所以。不发大水不刮暴风雪,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应急机制就无法充分体现其好坏;而这,在阳光灿烂之时,大多无法体察。像芬兰这样气候恶劣、冬日黯淡冗长的国度,尤其注重高质量和高智能的城建,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在零下二十多度、满地积雪,一片黑暗的冬季保持一切正常运作。

    所以仔细想来,芬兰人擅长钻研高科技设计便不足为奇了。但凡自然条件太好的地域,人们反而耽于享乐,这也算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吧。既然这个国家雪多,芬兰人便顺理成章地设计出了高效的雪地摩托车;芬兰树木多,于是最好的伐木、运木等器械和车辆设计便也出自芬兰人之手。不过世界上还有其他雪多林子多的国家,却未见得能和芬兰一样搞出这些东西,可见把设计列为芬兰人特长应该不算夸张。

    “高·设计”(HI Design)展览中的“高”,本意指高科技,不过按中文理解,称其中展品设计实在是高,也很切题。这个全部呈现芬兰本土设计中不太被人看得见的高科技器械展览不同于一般的设计展览,既没有漂亮的花瓶和家俱,也没有鲜艳的时装和炫丽的图案,基本上全是冷冰冰的大家伙。除了雪地摩托、电脑操纵的伐木机械车,还有各种医疗器械,连电梯和有轨电车也搬了过来;最令人想不到的展品,大概是一辆硕大的军用坦克。看到它,人们似乎才会想到,这个似乎不怎么掺和国际战事的小国,至今仍然要求男性公民服义务兵役。尽管现在政策有所宽松,可以公职服务代替,但国防设计于芬兰来说绝对是头等大事。坦克前的标识牌上写着“不许触摸”,相比其他车辆和器械前的“请触摸”牌子,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

    普通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重型器械的设计,或者很少想到这一类设计,除了技术部分,其实也富含人性心理元素。通力电梯的两架参展电梯不仅是展览中唯一运行的大型机器,还把隐藏的操作盘暴露出来,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到电梯是如何运作的。其他的车辆和器械虽然没有运行,却也允许观众任意进出和把玩操纵盘,体验一下模拟场景。

    展览中最小的展品,却是铺得最大的,占了二楼满满一层,那就是芬兰高科技设计中不可不提的诺基亚手机。这个今年一季度刚刚亏损九亿欧元的世界手机巨头目前情形却很严峻,所以和“不许触摸”的坦克不同,两张展示台上接了好几个新款触屏手机,就是拼命鼓励观众多触摸、多把玩,恨不得大家都玩得爱不释手才好。除了新产品,诺基亚还花了相当的功夫铺陈历年拳头产品,尤其突出每样产品的科技亮点。有些手机虽然看起来已如古董,但其电池待机时间和强劲信号等功能,一点儿也不落伍,对一些特定用户来说,倒比触屏3G手机更实用。

    稍感讶异的是,诺基亚在展览中同时了播放两部精心制作的纪录片。一部是三位专业人士就手机通讯话题的讨论,另一部是采访普通人的手机使用心得。众多采访者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没有手机无法生活,也背不出任何电话号码,只有一位老人拿出口袋里的纸和笔,表示自己仍旧依靠这种传统方式来记忆。作为手机业界曾经的老大,诺基亚的确也有资格来讲述一部人类的手机历史,不过这样的总结现在看来,似乎也有点为时过早,甚至在诺基亚前景甚忧之时看,怎么都觉得这展览有点像博物馆的意味了,徒生一丝伤感。

    “高·设计”展览囊括了芬兰工业中的所有重要角色,清晰地点出了高科技对芬兰经济的巨大影响和推动力。尽管展品的陈列方式颇似产品推介会,但策展人刻意如此的理由是想让观众了解到这一类高科技工业产品背后的设计故事,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被忽视的设计元素。

    火遍全球的“愤怒的小鸟”并未在“高·设计”展览中现身。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工业在芬兰的科技设计中不重要。在军用坦克和有轨电车之间,几台可以刷信用卡的吃角子 ** 就很显眼。如此看起来害人的设计由芬兰吃角子机协会制造,而这个自1938年起就通过游戏行业集资的协会其实是个公共机构,由八家慈善组织和政府代表组成,七十年来一直支持芬兰的健康和社会福利。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都市农夫

    早在二十世纪之初,芬兰政府就开始给市民提供“自留地”服务。人们可以购买或租用一小块地,用以种植瓜果蔬菜。事实证明,这项一百年前的举措极具眼光,预见了城里人在享受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生活之时,将对耕种这一人类古老的生存方式愈发向往。这不仅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在作怪,更是由于资源渐缺、物价上涨和食品安全等现代城市生活所引发的需求。我们亟需一种更环保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而自己种植果蔬既比较容易实施,也颇有情趣。

    时至今日,芬兰已有约六千块配给小菜园,但这远不能满足城里人种菜的热情,以至于要登记当菜农的队伍越排越长。如果有人想出让自家菜园,连广告都不用登,招呼一声就会引来争先恐后的买主们;而菜园价格自然也飙升了好几倍,据说赫尔辛基的一些菜园已超过十万欧元。

    如此种菜的高成本至少已经违背了节约菜金的本意。何况需要租或买园子来种菜的,本身就是没有自家花园,住着公寓楼的人们。当寸土寸金的都市有了一块空闲之地,在申请如何合理利用土地的族群中,零散玩票菜农们的竞争力显然不会那么强劲,尽管芬兰在公用土地的利用上,有着极其严格、且为广大纳税人利益着想的审核程序。

    Dodo是芬兰的一个民间环境组织。从去年起,他们率先想出新点子,在距离赫尔辛基市中心仅一站之遥的火车中转站处,设立了“实验田”。这个中转站是所有长短途火车往返赫尔辛基的必经之处,也是货运仓库和火车交接之处;其占地面积大,四周相当空旷,是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区。Dodo打破了传统的农耕习惯,利用回收来的大型塑料包装袋、由废旧木板钉成的大木盒等作为“地基”,装上泥土,往火车沿线的空置地盘上一放,组建起了Dodo城市菜园。为抵御芬兰的低温气候,暖房也是用回收木条和塑料板搭成,里面的盆栽台则由淘汰的旧门板制作。

    这项被Dodo比喻为“游击队种植”的项目,以寻找铁路沿线的荒废地为起点,开辟了城市农耕的新路子。一开始的操作相当低调,很多参与者甚至从没种过东西,泥土和材料都来自回收和捐赠。可令人惊喜的是,收成却出乎意料地好,很快引来媒体曝光,并且启发了众多老百姓自寻耕种出路。木盒子菜园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荒废的水泥地,更适合在公寓楼住宅区中推广;房产商和建筑设计师们立刻效仿Dodo将此种植方案设入楼盘方案中。而更为宽阔的思路是不仅仅寻找荒地,甚至着眼于一些临时空间。比如有些空置地盘需要等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建成厂房或住宅区。与其将其闲置,不如就地利用起来。

    我可以到哪里去种菜?为什么这块地空闲多年无人利用?这些是都市菜农们穿梭于交通繁忙的钢筋丛林中所思考的问题。Dodo的铁路菜园之意义,犹如抛砖引玉,籍此激发大众灵感,希望整个社会从个人到组织,都积极探讨和寻找城市农耕方案。

    今夏启动的“转台”,是Dodo铁路菜园的又一衍生项目。她以最直接和直观的方式,呈现菜园的丰收成果。暖房、养蜂房、培植基地,还有一个夏日咖啡馆专供新鲜收成的果蔬所制饭菜。各种和环保有关的工作坊和文化活动等也都借此平台展开,持续不断地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技能。

    创新解决方案和生态系统服务是未来健康城市必不可少的因素。都市人种菜,是一种回归和怀旧,是未来生活的实际需求,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赠予。它不需要高科技来实施,只要一颗对家园负责的心。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 礼拜堂,UFO和亭子

    当“沉默的小礼拜堂”(Kamppi Chapel of Silence)在赫尔辛基最热闹的购物中心地带落成之时,正值这个城市全年最美的夏季。外形看上去像盏巨大的木制茶杯,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曾让无数匆忙的过路人猜测其究竟为何物。谁都不会想到,在这个整座城市最熙攘的地方,会找到一片寂静之地。

    占地只三百平方,这个小礼拜堂每日开放,给闹市中的人们提供一处隐退之席。圆弧形的内壁全由赤杨木板拼接而成,座椅为实木,全以原木色彩呈现。天光从十一米高的顶端,围绕着圆形屋顶呈光环状射下。十字架却不高高在上,坐下后仅略高于平视视线。外面的嘈杂被统统屏蔽,只有沉默之声。这个由芬兰建筑事务所K2S设计的礼拜堂在建造之前,就以其方案获得2010年芝加哥雅典娜国际建筑奖。

    一个小礼拜堂的宗教功能不言而喻。但“沉默的小礼拜堂”作为一个都市礼拜堂,似乎更具某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当建筑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不难想象,人们会为了非宗教理 由而前往。但和其他成为观光旅游热点的大教堂又不同,这个静谧的空间从设计到选址,似乎都是为忙碌的赫尔辛基都市人度身定做,让从闹市中走进来的他们将纷扰和焦虑都关在了门外。

    同样是给人类提供安全感,FUTURO——形似UFO的小房子,却与宗教毫无关系。这座有着一圈形似大眼睛的椭圆形玻璃窗的椭圆形小房子,是1968年由芬兰建筑师马蒂·苏洛宁(Matti Suuronen)为滑雪休息站设计的。它的塑料材质是为了快速取暖和便于在恶劣地势上建造,却由于造价太高和过于奇形怪状而未能打入市场,尽管当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现在,重新现身于公众的第一座FUTURO小屋,像古董似的展示在艾斯堡现代美术馆。这对于一个未能将作品投入广泛实用价值的建筑师来说,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但至少FUTURO并未被彻底遗忘,且凭借怀旧潮流晋升艺术界,大概也值得庆贺吧。高四米、直径八米的小屋内部设有六张躺椅,一个双人卧房,一个可烧火并烧烤的取暖炉,以及卫生间和厨房。据称拼装和拆卸小屋只需几天功夫,可用于森林或高山度假营地。但是很显然,FUTURO虽然很可爱,却不再会卷土重来了,因为伴随着展览,人们已经在讨论如何维护仅有的几座FUTURO小屋,并且收集一九七零年代的FUTUTO老照片了。这说明,作为一个民用建筑作品,FUTURO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但它却成功地跨入了艺术收藏品之列。

    这个夏天,建筑的确是赫尔辛基的热门话题。对于节奏偏缓慢的北欧来说,“沉默的小礼拜堂”和FUTURO的兀自突起,本身就够惊奇。而建筑博物馆和设计博物馆之间为“世界设计之都”年而快速搭起的亭子,更是超出常规的高效。由阿尔托大学设计的这座凉亭,仍然凸显了芬兰建筑和设计中对木质的运用;所有的椅子和茶几等家具,都由原木厚板条拼装而成,连清漆都不上。亭子一搭好,就不停歇地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演出和展览等建筑设计活动,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不消几日,这儿就成了城里最新的热门去处。哪怕没活动,人们也喜欢在亭子里歇个脚、乘个凉,喝喝咖啡看看书。

    功能主义为大的芬兰人,最看重实用的设计。不管是房子还是亭子,总要招得来人、留得住人才算好。不过这座目前大受欢迎的亭子,却是暂时的。“世界设计之都”年一过,便不会有如此多的活动,亭子也就会拆掉。可见好建筑也未必非要不朽,凉亭毕竟不是礼拜堂。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 赫尔辛基之夏

    当六月的北欧之光逐渐清朗绵长, “赫尔辛基周”(Helsinki Week)似乎也为这个城市正式拉开了夏的序幕。自然季节的变更,当然不需要任何官方认可,但对于天性内敛,又经历了黯淡长冬的芬兰人来说,这个由市政府主办的、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节庆周,也算起了点兴奋剂的作用,号召全市人民迎接盛夏。音乐会和舞台剧等等一系列活动统统免费,甚至还有和北欧风格完全不搭界的桑巴狂欢,总之想方设法把宅家里的人都勾出来才好。事实上这也应该算是城里人最多的一段时间,除了已经放暑假的学生,大多数上班族还都守着岗位。等月底仲夏节一过,苦作了大半年的人们都纷纷奔赴乡村。一座整年里最美丽的空城,就这样白白拱手让给了旅行者和观光客们。

    在今年6月12日的“赫尔辛基日”这一天,凭藉庆祝赫尔辛基建城两百周年,赫尔辛基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市中心所有人提供免费无限网络服务的城市。这显然又是一项造福于旅游客们的设计,因为绝大多数赫尔辛基人的手机若有上网功能,必定已有3G网络,且赫尔辛基的3G网络质量之高,和无线网络不相上下。这项市中心无线网络服务项目,以主要道路、公园和市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尤其是初来乍到者能更方便地上网。通过网络,可以快速查询公交线路和时刻表,也可以购买火车票。电子火车票以条形码的方式直接发送至手机,检票员只要扫描手机屏上的车票即可。

    同一天登陆的,还有在市政规划展厅的骑行展览。对芬兰的市政规划者来说,城市的形成取决于人们的出行方式;赫尔辛基是个绝佳的骑行城市,但还需要更多的骑行者才能把城市的骑行环境进一步提升。这个逻辑,倒似乎应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与其抱怨骑行道不够完善,不如踏上单车骑起来,骑的人多了,有了需求,道路自然也就扩展开了。目前为止,除了公交车,骑行者可把自行车搬上地铁和城际火车,方便了部分通勤。

    网络也好,骑行也好,都是为了让城市生活更加通畅。在白夜漫长的芬兰之夏,没有人再能找理由抑郁,那是上天给予这块大半年都在黑暗和冰冷中挣扎的土地的恩赐。于是居于年中的夏天,似乎比黑乎乎冷冰冰的元旦更像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夏天的新计划和新方案很多,而这些计划和方案,似乎也特别能让心情大好的人们接受并看好;夏天的派对和节日也特别多,一年就这么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人愿意再蹲办公室。午夜的阳光,让时间都失去了意义,日常的世俗生活消失了,似乎人生真的成了一场盛宴,只需尽情欢快畅饮。

    年度最好的音乐节们都放在夏天,也就不足为奇了。热门的Flow Festival年年火爆,不早点订票完全没可能挤进场。这个为时四天的音乐节在德国和英国同时出票,足以见其魅力;今年的压轴明星无疑是比约克,这位冰岛女歌手也算是北欧老乡了,撑撑自家地盘的场子倒也理所当然。同样放在八月份的另一大动作是所谓的“赫尔辛基节”,虽然名字取得缺乏新意,但内容从世界音乐、顶级马戏,到前卫艺术,都具有相当水准。可能今年“赫尔辛基节”中最令人期待的节目是“艺术之夜”当晚,由一万块砖搭起来的长达几公里的多米诺牌了。这副由一家英国表演公司制作、赫尔辛基市民参与的多米诺牌,届时将会贯穿赫尔辛基市中心主要景点和街道,能否一气呵成,也将成为兴奋的疑点。

    依照惯例,“赫尔辛基节”总是安排在八月底,似乎象征着夏末最后的狂欢。大家都知道,一入秋,整个城市就慢慢地越来越冷、越来越黑。此时的派对,恐怕是最令人流连忘返的了。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