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市中心的索菲亚街，虽然正对着雄伟的大教堂，却毫不起眼地掖在参议院广场一边，夹在两幢黄色建筑之间。索菲亚街是赫尔辛基最老的一条街之一，始于十九世纪。当夜幕降临之时，你踩着那石阶路，或能想象一百年前煤气街灯下的浪漫情怀。

     《城市生活——1930年代的赫尔辛基》正在索菲亚街上的市政厅维乐迦画廊展出。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展示旧时的赫尔辛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城市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科技和文明的洗礼，当然也有战争和萧条的磨炼。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赫尔辛基，到处洋溢着现代城市生活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乐观。兴建中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沙滩上沐浴日光的人们、树荫下的毕业派对，海港边忙碌的渔民和嘈杂的集市……。所有这些珍贵而温馨的影像记忆，都出自正当年的阿霍和索尔丹兄弟俩之手。

      黑琦·阿霍（Heikki Aho）和比约·索尔丹（Björn Soldan）堪称芬兰摄影艺术之开创先锋。或许他们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盛名阴影之下，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芬兰著名的国宝级作家，但凡介绍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约翰尼·阿霍（Juhani Aho）之子”。而他们的离奇身世也常常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

      尽管如此，时值约翰尼·阿霍诞辰150周年之际，兄弟俩扬眉吐气地登入艺术殿堂。除了市政厅的《城市生活》展览，芬兰阿黛浓国家美术馆同时推出俩人摄影和电影艺术大展，这是对阿霍和索尔丹艺术成就和地位的一个高度肯定。想当年，两人成立了公司，接单拍摄，多数生意来自芬兰政府和大公司，其作品不是为了国家宣传，就是公司形象而做的应景之作。所以两人生前从来不以艺术家自居，更像是广告人。而以当时的传统艺术眼光，摄影作为新技术，似乎还不登大雅之堂，所谓的正规艺术界都不把它当回正事儿。

      可事实上，阿霍和索尔丹不论是从摄影技术还是风格来论，都属于世界摄影史上的一个先锋组合。曾经就读机械工程的阿霍在德国学了色彩和色调新科学，研发了自己的曝光表；索尔丹则在慕尼黑工艺美术学院学习，两人都受了包豪斯的实验精神和蒙太奇电影的影响，将这些运用到自己的摄影和电影作品中。

      《城市生活》所展出的照片，侧重于1930年代赫尔辛基的日常生活。它们的调子是轻快的、随意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大众情绪。不难看出，人们很享受现代科技和经济带来的新生活，而摄影师本人应该也处于一种很放松的拍摄状态，他们不断尝试新的角度和方法，完全不拘泥于传统画面构成，但他们的构思仍然是严谨的，按下快门便意味着成品，并无后期PS加工。现在所谓的“街拍”潮流，或能从阿霍和索尔丹的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中找到源头。但是摄影师并没有做任何文字记载，以至于今天我们无法对这些照片进行时间或拍摄对象，以及事件的任何认定，我们甚至不知道哪张是阿霍拍的，哪张是索尔丹拍的。当然这并不太重要，因为他们两人早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创作团队。

      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七八十年前的黑白赫尔辛基，和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彩色赫尔辛基之对比。市中心那些带有新古典艺术风格的标志性建筑仍然伫立着；石阶路、有轨电车、街心花园咖啡亭子，一切都没变。海港边的集市仍然是小商贩和市民们最喜欢的聚集之地；那家剧院还在演戏，那家百货公司还在营业，那个牌子的冰淇淋还是那么受欢迎。当然，人们的装束变了，可他们闭着眼睛尽情享受阳光的样子一点儿没变，他们举杯庆祝毕业的笑脸一点儿没变。

    现在看来，这一段被定格了的无忧岁月竟是如此弥足珍贵。因为很快，二战来临，好日子嘎然而止，芬兰迅速卷入艰难时世。战后的芬兰身心俱创，不仅要重振经济，更要再建声誉，可谓咬紧牙关任重道远。而彼时的阿霍和索尔丹，已多为军队和政府工作，创作主题亦不再富有闲情雅致，而带有强烈的国家形象和民族意识感。这又是后话了。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