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达的城市，一群通达的女人。

雨中情

——周婕和karby

     “那是个下雨天，”周婕马上回答到。这个只有25岁的上海女孩快人快语，常常没等我把问题说完，坐在沙发上的她就连人带话地蹦啊蹦的了。

       1997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因为下大雨，还在广告公司打工的周婕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路过小卖部的时候，周婕叫司机停一会儿下车去买烟。“Karby就站在那儿，”周婕回忆到，“他一定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样的雨天很少有空车。”

    周婕让请求带一程的Karby上了车，却不知道这个美国男人就此踏入了她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小段上班的路程。

    这样浪漫的故事发生在了当时只有20岁的周婕身上，并且一如童话般顺利发展——“一年后，我们就登记了。”周婕又自己补充到，“很快。不过直到2000年才举行婚礼。”

       作为家中的独女，周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上海女孩。自私啊，任性啊，无理取闹啊，反正漂亮女孩子会有的毛病都有了。“Karby让我改变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成熟起来。”周婕认真地说。

     比周婕大8岁的karby从小父母离异，令他曾经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在日本读高中的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东方文化，“但是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他说，“她们太被动了，这样的关系是病态的。”周婕在他眼里，是个既自然又天真，既傻乎乎又很认真的女孩。“最重要的是，她跟我交往无所求，”Karby说，“我也曾和别的中国女人约会过，那种要从我身上有所图的念头我一下子就能嗅得到。”

      上海女人一向以会算计、讲求实惠、精明而著称，能获此评价女人大概是不多的。“现在说起上海女人来都是不好的，太不公平了，”周婕有点忿忿然，“要说精打细算，如果是用在持家上，有什么不好呢？”周婕性格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她说这是来自爸爸的影响。周婕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对于女儿找来个外国女婿倒没怎么反对，只要他对女儿好，从哪儿来都无所谓。再加上Karby的中文很好，拍拍岳父母的马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作为驻上海的外国记者，Karby的工作十分繁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去什么地方，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有时候你甚至还没搞清楚他去干吗，他人就不见了。”周婕说，“结婚后他下班早一些了，一般在七八点。以前十点下班是很正常的。”

      “西方的女人都非常独立，”Karby接着她的话茬说，“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如果我的工作需要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就需要我的妻子做出一定的牺牲，跟我一起走。我可不愿意分居，我要一个可以吃上热饭热菜的温暖的家，而不只是一天到晚的工作。”

      周婕对于这样的付出非常坦然，并且充满自信，“他是一家之主嘛，他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发展。等我哪天发达了，或许就该是他留在家里看孩子了。”

     “其实西方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就有这个问题，”karby又说，“夫妻俩都有工作，互相竞争力太强。要开BMW，要住大房子，什么都是争争争。可是到头来为了什么呢？孩子谁来管？家庭怎么办？如果我太太是个女强人，我就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夫’好了，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说到这儿，话题扯到了孩子身上，Karby大大咧咧地嚷着，“三四个不算多，七八个正正好。”全然没注意一旁的周婕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直摇头。

唱出来的爱

——海音和Dirk

       在去朋友家的电梯上，海音第一次碰到Dirk。“他哼吧哼吧地在唱那首《心雨》，”海音回忆到，“还老是那句‘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白痴极了。”

    难以忍受的海音终于对着根本不认识的Dirk说，“我最讨厌这首歌了，简直傻极了。”唱得正来劲的Dirk狠狠瞪了海音一眼，心想这个上海女人自以为是，多管闲事。

    出了电梯，他们才发现大家都是去同一个朋友家的派对，这样就算心存怨气地认识了。在Dirk眼里，谭海音是个事业有成的工作狂，一直在派对上大谈网络，而电梯里白白被训的经历让他感到备受侮辱。而在海音眼里，Dirk是个张扬的德国大男孩，一晚上都在又唱又跳地疯，居然还会唱那首大街小巷都唱烂了的《心雨》，大概品味也不怎么样。

    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餐聚会上，俩人又碰上了，又喝酒又聊天地还算开心，之后一伙人去了卡拉OK。这一次唱歌终于没让俩人再次反目为仇，相反，卡拉OK不仅让Dirk看到了海音柔弱深情的一面，也令海音了解到了Dirk善良、真诚的秉性。“人唱歌的时候，是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的。”海音说，“Dirk后来坦白，是我唱歌的神情把他打动了。”

       跟和哈佛同学一起成功创建易趣网的谭海音相比，Dirk的创业经历更为艰难辛苦。1996年他只身到西安学中文，第二年和一个中国哥们儿开始做帐篷生意。那时候他不得不不断地飞回德国打工，赚几个月钱再回中国花销。“我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破房子里，”Dirk说，“没有比那更差的居住环境了，我们就像外地民工一样。”

       然而这样的经历让Dirk比住豪宅的外籍白领们更透彻地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买几套明清家具，穿一身唐装那样的表面文章。当年拒绝贷款给他的德国银行开始邀请他回去做讲座，给要去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佬们讲授中国的生意之道。

   上海女人给Dirk感觉是很时髦，很有风情。经常去意大利的他注意到，一旦有什么流行时尚，上海女人跟风的速度与慕尼黑相比，一年比一年快。不仅仅是会打扮，“德国女人要么顾事业，要么顾家庭，”他说，“而上海女人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她们很聪明。”

      这样的夸奖对海音来说比什么都受用，“Dirk总是以我的成功为自豪，而他对感情和家庭的忠诚也让我逐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重要性。”

    自称具有上海女人的“适应性强”之特征的谭海音在别人眼里是个女强人，一切以事业为重。“结婚后，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了，”她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推到明天再做的。”

    有着爬山、打球、唱歌、美食等许多共同爱好的海音和Dirk不认为异国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各自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和观感。”海音说，“其他的差异都可以协调。”

       而深谙中国人相处之道的Dirk更知道如何当好上海的“毛脚女婿”。上门时背两句“听老婆的话，拎老婆的包”，围上围裙做一桌子西式大餐，足以哄得丈母娘开怀大笑。

    “上海女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们总能想尽办法，拐弯抹角地让男人们都听她们的话。”说这话时，Dirk全然不顾海音疑惑的眼光，一脸认真地说，“我这是夸奖，真厉害！”

爱就是信心

——Jessica和Bernd

     “Jessica不是典型的上海女人！”这是Bernd翻来覆去说的话。那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上海女人呢？Bernd又眨巴着他那双孩子般的大眼睛说不上来了。

    曾在德国生活过六年的Jessica独立、果断，为人处世风格鲜明。也许是她比Bernd还大一岁，按照Bernd的说法，她是两个人中的“决策者”、“领导者”。

    不怎么会中文的Bernd坦陈自己也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上海女人的本质，“对于外国人来说，总会听到很多关于上海女人的谣言，什么只认钱啦，跟你交往是为了护照啦什么的，”Bernd说，“ 可是我公司里也有一些女同事，她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好，有能力，坚强，比较国际化。”

       其实Jessica正是能干精明的上海职业女人之典范。这一点，Bernd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她的自立和自信颇受Bernd的赏识，并且不断地夸奖Jessica是“情人、主妇、妈妈”的完美结合，夸得一旁的Jessica自己都张大了嘴，有点不可置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无论到哪里，她都能成为人群的中心，让大家都围着她，”Bernd说，“她可以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性格略为内向的Bernd常常会在聚会上远远地望着自己的漂亮女友周旋于人群中，“我喜欢那样看着她，她棒极了！”他说。

    对于Jessica来说，Bernd纯真善良得就像个巴伐利亚农夫。“他是活雷锋啊，”Jessica说，“更难得的是，他并不傻。Bernd的情商极高，总能帮我分析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帮助我拨开表象，判断事物本质。”

    Jessica认为找男友也好，老公也好，要看大方向，比如人品。其他的生活小节，都可以马马虎虎混过去。所以这一对自称“工作狂”+“劳模”，一个一天吃一顿，一个一天吃三顿，倒也能过得恩恩爱爱。当然，Bernd烧得一手好菜，Bernd很会做家务，这让Jessica更心花怒放，“他总是对我说，即使两个人很穷，也要营造快乐的氛围！”

    更年轻的时候，Jessica还当过模特儿，“看那时候的照片，觉得年轻就是本钱啊，”Jessica说，“不过我并不泄气。很多女人一过三十就放弃了。我始终提着这口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告诉自己要勇敢。”

    这或许也是Bernd喜欢Jessica的地方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知道如何掌握分寸，“她总是充满活力，总能保持生活的平衡，总能化解压力。”

     “我为什么爱她？”Bernd自言自语道，“瞧瞧她！看看她的微笑！”

     新现代画报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