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关于人民，且为人民的”。如此具有社会主义语言风格的话是人民艺术家米罗（Joan Miro）说的。把这句话单挑出来作为展览题头的，是芬兰艾斯堡现代美术馆（简称EMMA）。芬兰是世界上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体制、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全民福利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芬兰的现代艺术也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事实上，芬兰艺术家的思想极其独特和活跃，他们从不在主流盘旋，也不迷信盛名。不过，这次的米罗展览囊括了一百多件作品，其规模和质量为芬兰本土有史以来之最。

      EMMA这次手笔，甚至可以和伦敦泰特美术馆以及巴黎马约尔美术馆别别苗头。前者四月份推出米罗大展，号称是半世纪来该城头一回，且最大；后者则紧跟EMMA，也推出以米罗雕塑为主的展览，据说是四十年来米罗的雕塑首次亮相巴黎。两大艺术之都的重要美术馆，无论是时间还是主题上，似乎都被芬兰首都旁边这个小小卫星城里的新晋美术馆给占了头筹。正如其馆长马勒库·瓦尔科能（Markku Valkonen）所指，EMMA的米罗，通过大量晚期雕塑作品，展现了人们所不太熟悉的另一面——更黑暗、深邃，甚至具有攻击性。

       更趣味盎然的，是与米罗展览并置的七位老一辈芬兰艺术家作品展览，也就是所谓的《米罗与芬兰幻想》。把外国艺术大家和芬兰艺术家做关联展览，是EMMA一直以来的传统。这次初选入围的艺术家有二十多个，其中不乏出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的年轻一代。“但最后我们定下这七个老一辈的，否则就太复杂了，”EMMA研究员汉奈尔·莎薇莱能（Hannele Savelainen）说，“我们只想作一个特定的挑选，展示一种艺术是怎样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作出影响。”

       如此简单而集中的挑选，也向观众清晰地展现了艺术产生的时代和历史背景。由于二战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一直到一九五零年代的战后时期，抽象流派才逐渐传至芬兰。米罗、毕加索和莫奈等都影响了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但他并没有影响很多人，他只是诸多影响之一，” 莎薇莱能说，“他并不是那唯一的真命天子。不过，所有这些受他影响的艺术家都被他的幽默感所打动。”

       芬兰人的幽默感素以冷和怪著称，让外国人听得一头雾水，笑不出来的笑话到处都是。但不知何故，米罗的幽默感倒是和芬兰人搭上了脉，他的爱玩性格也深得芬兰人共鸣。罗尔夫·杉德维斯特（Rolf Sandqvist）就只喜欢米罗对明亮色彩的“玩法”，他根本不在乎米罗那诡秘玄妙的超现实主义，甚至不相信所谓的艺术深度，他只喜欢和米罗一样玩弄这些欢快的颜色，给孩子们画插图。从麦克斯•萨尔米（Max Salmi)的《寿星》中，则可以轻易地发现和米罗一样的童真。正如米罗曾经说过，孩子拥有创造艺术的真正力量。

       抽象、柔软，有机的形状；清晰的色彩；大大的圆圈，（或者说是大头）；以及细细的黑线连接模糊的形状。这些都是他们和米罗的共同点。然而高果·莱赫迪能（Kauko Lehtinen）就不太一样了。当策展人找到这位已年届八十五、在芬兰很有名的老艺术家时，他连连摇头说他和米罗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当策展人又从馆藏中挖出了他于一九六一年所作的《橱窗里的男孩》时，老先生这才想起自己当年在巴黎的日子，的确曾受米罗的影响。画面上的喷墨也令人想到杰克逊·波洛克，正如一九六零年代抽象艺术在欧洲大行其道时，米罗也深受波洛克的启发。但有趣的是，据说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米罗第一次在纽约举办个展时，波洛克就对米罗印象深刻。真所谓世界是圆的，风水轮流转。

       加里·呼赫达摩（Kari Huhamo）是另一位仍然健在的参展老人。他一直对米罗柔软、弯曲的形状很感兴趣，即使是使用像钢铁如此坚硬的材料，他也做出了轻盈飘逸之感，正如米罗曾对书法相当感兴趣，形状和线条的自然和流动，或多或少也带了点书法的风骨。

       艺术世界本无边限，而灵感的来源从来都是五花八门且模棱两可的。毫无疑问，这七位“幻想家”们都各自具有独立的艺术语言，同时他们的艺术又反映了和米罗之间千丝万缕的牵扯。通过看他们的作品，或许也给观众提供了另一条思路理解米罗的艺术。

        至于他们是否构成芬兰现代艺术界的幻想传奇，莎薇莱能的回答一展芬兰人的坦诚厚道性格，毫无故弄玄虚之架势，“噢！为了取这个名字真是绞尽脑汁啊！”她笑着说，“我回到家，看到女儿在读一本幻想小说，就这么着了。”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5月号“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