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利弗·怀特海德（Oliver Whitehead）来到赫尔辛基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三家画廊，以及一只手便数得过来的博物馆。那是一九七零年初，他拿到一笔奖学金，就从伦敦跑到芬兰继续搞艺术。这一呆，就是四十年。

      “我不是为了艺术呆在这里的。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活法。慢慢地，我开始质疑我们社会的艺术和价值”。已经一头白发的怀特海德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边喝茶边说。

      芬兰，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国度。美国《新闻周刊》在去年对一百个国家进行各项指标考察后，把芬兰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北欧小国，是一个被大多数本国人形容为“和谐”的社会。它的全民健保和教育体系，是连美国都羡慕不已而无法做到的；它的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自然环境富足优美，是污染愈演愈烈的地球上一块难得的净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芬兰所吸引；像怀特海德这样的外国艺术家，在芬兰也逐渐多了起来。现在的赫尔辛基，当然已经有了数不清的画廊和博物馆，更有大小不一的各种艺术活动。这群逐渐庞大起来的外国艺术家圈，慢慢地，也加入了芬兰的文化风景。

      “FFFela的目的是表现这些外国艺术家对芬兰文化生活的各种贡献，”威廉姆·维尔海姆斯（Willem Wilhelmus）说，“他们的表演都必须突出主题——‘一日为客，终身为客？’”。

      作为FFFela的创办人，荷兰人维尔海姆斯突然大出风头，“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媒体曝光度。”他笑着说。人们关注的原因，是FFFela这个名称——Fake Finn Festival of experimental live arts。Fake Finn —— 姑且翻它为“伪芬兰人”，不仅幽默地，押韵地点出了这些艺术家的身份和生存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正好和刚在国会大选中以19%的支持率一跃排第三的“芬兰人”党（The Finns）形成强烈对比，“芬兰人”党以所谓的“纯正芬兰人”为标杆，并且一度把党派英文名称为“真芬兰人”（True Finns）。没有“真芬兰人”给全国上下，乃至欧盟带来的冲击，“伪芬兰人”也不会如此吸引眼球。

      《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全球“茶党”名单》，“芬兰人”党名列榜首。这是个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党派，并且恰巧也是个反当代艺术的党派。在该党最有名的语录中，至少有两条和这些伪芬兰艺术家过不去。一条是他们提倡把不交税的无业外国移民和难民都安置到生活指数低的偏远地区；另一条则呼吁国家基金应该用来保护芬兰的文化遗产，而非当代艺术。可以想象，如若哪天“真芬兰人”党当权了，伪芬兰艺术家也就“伪”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名字和艺术节的点子我在一年前就想好了，”维尔海姆斯说，“直到两个月前，我才看到Perussuomalaiset把他们党的英文名字翻成True Finns。其实这个翻译也是不准确的，我觉得很好笑。”

      归根结底，FFFela所要提出的，是个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移民艺术家，同时具有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无论我怎样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芬兰人，”有着芬兰妻子，在芬兰居住了十七年的维尔海姆斯说，“而当我回到荷兰，一切都觉得那么不同，我就像个陌生人。”

      参加FFFela的二十一位外国艺术家由维尔海姆斯亲自择选，他们都是必须在芬兰居住三年以上的行为艺术家。“据我所知，在赫尔辛基地区，应该有五六十个这一类外国艺术家吧。”维尔海姆斯说。他们当中，怀特海德是“伪龄”最长的。“我离开英国太长时间了，我其实是个‘伪英国人’，”他说，“‘伪芬兰人’不过是个标签，它让人们对此感兴趣，讨论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活动棒极了，当然它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是需要几十年的。现在在这里生活已经容易多了，文化上也灵活多了。”

      年轻一点的，自然就比不上怀特海德这般心平气静。出生于波兰的托马斯·萨拉马（Tomasz Szrama）作为参与艺术家，同时也是组织者和现场技术员。在为期三天的艺术节上，他是第一个开场表演的。身穿红衬衫的他把小心剪下的玫瑰刺和钉子撒了一地，然后拿起一根长木棍，脱下袜子。趟过荆棘地之前，他问现场的观众，“谁相信艺术家？谁相信外国艺术家？”，等十几个脱了袜子的追随者在他身后排好队，萨马拉跪下身子，把自己的长发扎在长木棍一端，做成了拖把。由艺术节主持人甩动木棍，萨马拉甩动长发跪行着，给追随者们扫清了一条光滑的道路。

      高潮过后的表演继续进行，最后以萨马拉用砖头击碎左胸口袋里亮着的灯泡结束。“芬兰令我心碎。”几天后，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疗伤。现在我要抛掉这些情绪了。” 萨马拉也有个芬兰家庭，他真心认为自己是为芬兰文化而工作。和维尔海姆斯一起，他们常常代表芬兰去世界各地的艺术节表演。

      萨马拉为FFFela做了一个人人称赞的logo。那是一面由参展艺术家来自的国家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这面由十四面小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被清一色地过滤成了蓝白两色。“我曾经看过一个女艺术家把很多国旗做成了透明的，她把国籍身份给彻底清洗掉了，”萨马拉解释说，“但我认为你是无法避免身份的，我要这些国旗仍然可识别，但它们都融成了芬兰国旗的蓝白色，因为我们都在塑造芬兰文化。”

      艾格乐·奥多（Egle Oddo）这一次毫无疑问成了参展艺术家之中的明星。因为她的作品刚被意大利政府选中参加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展馆的展览，这是她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已在芬兰五年的她在一家摄影画廊工作，她觉得赫尔辛基具有“人类关系的合适空间”。奥多在一九九零年代毅然出走意大利，原因是贝卢斯科尼的登台，以及意大利当局对法西斯主义簇拥者公开挑衅的默许。“我们看到有人在广场上挥舞着法西斯标志旗子，就打电话给警察，”她回忆到，“可他们居然说，让他们玩得尽兴点吧。”

      游历并旅居过古巴、尼加拉瓜和法国等不少国家的奥多经一位芬兰摄影同行的介绍而落户于此。她对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独特而有趣的看法。“你知道吗？芬兰那么多忧郁症，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她很认真地在自己工作的画廊咖啡馆里说到。给所有参展艺术家和观众做饭是她在FFFela的表演。那天晚上，她炸了芬兰的小鱼，做了土豆和米饭，买了上好的红酒，款待所有的人。同时也是艺术节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她的另一个作品是给所有艺术家拍了黑白大头像。每个人的肖像下都标注了他们在芬兰的居住期——三年、十年、二十年，甚至终身。这使得每个人看上去像被判了刑的罪犯。“这是维尔海姆斯他们的主意，”她笑着说，“我只是个执行者。这个主意真的很棒。”

      FFFela选在赫尔辛基外海的小岛芬兰堡上的一个画廊举行。这个被UNESCO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岛原先是瑞典的军事基地，现在是旅游者必到的一个景点，从赫尔辛基码头坐摆渡船过去，也就十分钟左右。可萨马拉觉得这样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现在的记者太懒了！”他说。

      “这么说吧，如果同样是行为艺术表演，在伦敦，这算是成功的了。”怀特海德说，“大多数人一听行为艺术就溜掉了。”他估计在后两天晚上，都有近一百左右的观众。而在那个周末，城里同时有几个艺术活动，包括比较大的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所以一个小小的、非主流的行为艺术节，能有此人气，怀特海德认为已经相当不错了，“‘伪芬兰人’这个名字吸引人。”

     “这关乎好的艺术，而不是表达沮丧的节日，”萨拉马说，“当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问题。”

     “这是个我释放压力的好机会，”奥多说，“而不是批评或挤兑芬兰身份。它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来强调。只有维尔海姆斯能做到。”

     事实上，六年以来，维尔海姆斯一直在组织行为艺术活动。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很多都是他长期合作的伙伴。他的“新艺术接触”组织（New Art Contact）办办停停，经费是个大问题。这次FFFela幸运地得到芬兰通力电梯基金会和HIAP的赞助。HIAP是芬兰最大的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组织，每年邀请十五到二十位国际艺术家到芬兰工作一到三个月，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艺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由他们来支持FFFela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尔海姆斯也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出，他应“广州现场”行为艺术节之邀，2010年在中国表演了两个节目。他的演出都和砖头有关，一个是在他的光头上徒劳地搭建红砖；另一个是用砖头拍打从枕头里飘出来的羽绒。前一个的创作基于和汶川地震相关的新闻故事；后一个则受启于他所看的描写文革的书。“我表演了‘坐飞机’这个文革中典型的受批斗姿势，”他说，“但是在场的年轻人好像完全没有反应，我以为这是个很明显的东西。”

     行为艺术家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确要超强。“一不感兴趣或看不懂，人们就悄悄走掉了。”怀特海德说。他在FFFela的表演是一段十七分钟的视频直播，“一开始大家都正襟危坐，觉得是看录像，”他说，“原来在芬兰，观众还没有熟悉视频直播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我不得不叫他们放松，告诉他们可以躺着斜着。”怀特海德的作品是间隔排列的战斗机和圣诞树图案，随着不同光线，两种图案依次消失再现。虽然也配有他自己制作的背景音乐，但这毕竟不是故事片，干坐着看十七分钟的确不是回事儿。

     萨马拉的后半截表演让一位旅居芬兰多年的美国艺术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拿石头砸玻璃、砸灯泡的形式太没创意了。事实上，如果他连续不断地看FFFela的其他表演，就会发现，并非每个表演都称得上好作品，有些甚至被认为有点糟糕。但有关FFFela的新闻铺天盖地，从芬兰语、瑞典语到英语，各种网站和报纸等媒体都做了消息报道，评论认为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能抹杀FFFela的重大意义。能有多少外国艺术家可以聚集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异国热火朝天地搞行为艺术，而且一搞就是三天？

      维尔海姆斯一定是有意要把FFFela继续办下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在脸书上开了“赫尔辛基的伪芬兰人”群，一下子就吸引了三百多个成员，其中也有芬兰人。说到底，谁又敢说自己最真？“那他一定是假的。”维尔海姆斯说。FFFela开幕式上，主持人朗诵了维尔海姆斯的一首诗，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由衷掌声。它最能代表维尔海姆斯的心声，或许也令其他的异乡人感到些许共鸣吧。

      “把一棵植物从泥土中/连根拔起/扔得远远地/在花岗岩石上/好奇/它为何凋零

     在这片寂静之土/一种我不说的语言/我活了过来/以行动/代替话语/一路结交朋友/以此证明/我不是植物”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