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芬兰人在美国
据说爱罗·沙瑞宁（Eero Saarinen）是二十世纪最没名气的著名建筑师。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如果你把他和同时代的其他鼎鼎大名建筑师们相比，此话毫不夸张。尤其是当你有幸亲临他在美国所设计的机场、纪念碑、礼堂和体育馆等大型建筑，便更会汗颜自己的孤陋寡闻。
1910年出生于芬兰的沙瑞宁少年时代随家人移民到美国，那时候他的父亲老沙瑞宁（Eliel Saarinen）已经功成名就。他所设计的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不仅是全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我住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坐M线往返于家和市中心之间，看到那稳重雄厚又不失现代感的车站大楼，就有一种安全感。好像茫茫宇宙中的太空站，火车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一种物理和心理上的航标作用；置身于火车站的人流中，我有一种蚁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常常会让我在归程的火车上陷入对大世界与小人类的遐想，从而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烦恼。
之后，我和家人移居美国。当我们拖着行李、抱着孩子踏入由沙瑞宁设计的首都杜拉斯国际机场之时，我心里不由一动。父子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所设计的建筑，目睹了茫茫人潮的旅行和迁徙，也算是超越时空的对话了。不过又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为了个人生活中与沙瑞宁家族的遭遇而自作多情地感叹一番呢？
沙瑞宁一家都是设计师，他母亲是个纺织设计师和雕塑家，姐姐是个室内设计兼装修师，当老沙瑞宁给底特律郊区的克蓝布鲁克校园做设计的时候，全家人都上了阵。这个项目对沙瑞宁后来的事业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家族建筑主张得以充分体现：建筑必须融入到“百分百的环境”之中，建筑师不仅要考虑从城市规划到建筑楼群、从室内设计到装饰物件的所有因素，更要融合相当的艺术元素。同样影响沙瑞宁的现代建筑理念的，是他后来在巴黎所上的雕塑课，以及他在欧洲、埃及和墨西哥的游历。
整个一九三零和四零年代中，沙瑞宁把现代建筑带入美国的建筑主流，其中很多当然是父子搭档的丰硕成果。五零年代初，（老沙瑞宁已过世），单飞的他离了婚，娶了《纽约时报》的一个建筑评论员。正是这个美国女子帮助沙瑞宁达到了自己事业上的追求，不仅成为一个“对文化有贡献”的建筑师，而自己俨然也成了一种文化（a person of culture）。遗憾的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沙瑞宁由于脑部肿瘤而于1961年撒手人间，令他如日中天的事业嘎然而止。他的猝死不仅留下了九栋尚未完成的大楼，也给研究他的评论家们带来了死无对证的无数难题；因此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他一生对现代建筑的杰出贡献大多都被忽视，身后的无尚荣耀姗姗来迟。
作为一个芬兰人，沙瑞宁却被认为是个塑造了“美国身份”的建筑师。机场、大使馆、纪念碑，所有这些建筑，都具有国家主义的成分，无不掺杂着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色彩，这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处理起来皆非轻而易举，尤其是在世事敏感之时。沙瑞宁生正逢时，二战后的美国正处经济蓬勃之势，乐观向上的美国精神正为世人喜爱，他不仅抓住了这一特征，而且在当时也绝对不讨人嫌。正在美国和欧洲巡展的《沙瑞宁：营造未来》是这位大师的第一个回顾展，美国人在赋予他多年来被轻视的赞誉的同时，通过展示上个世纪中后叶他所留下的辉煌建筑，似乎也在缅怀自己曾经拥有的伟大美丽形象。那个宛如天堂般人人向往的美国，如今显然已大打折扣。
北欧设计理念中的功能主义是沙瑞宁设计的重要宗旨之一。或许如此，他最擅长通过建筑设计来体现科技公司的形象，以至于人们一度批评他不关心社区建设。1956年他所设计的通用电气公司技术中心是他个人风格的重大亮相和定位，并为他赢得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其实，这位现代主义设计师也设计了不少大学校园，这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体现“在环境中设计建筑”的家风；他甚至从少年时起就一直在设计家具，他的椅子桌子们后来都成了战后设计的偶像家具，完全符合《花花公子》杂志对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家具风格的描述——“丰富、精细，并充满想象力”。
“设计一样东西的时候，永远要考虑更大的环境——房间里的椅子，房子里房间，环境里的房子，城市规划中的环境。”这位被誉为将建筑功能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设计师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言简意赅，很有芬兰人不说废话不绕圈子不故弄玄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