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追求暴力，他精通火药；他享受极端破坏带来的快感，他从东方一路炸到西方；他被称为“爆炸专家”，他被斥为“民族主义者”。戒备森严的APEC会议中，他居然炸到了上海滩！

      然而，他不是恐怖份子。

      立秋后的一个下午，我和他坐在浦东的一家酒店。他居然已经穿上了薄薄的毛衣，瘦削的身躯斜倚着，还有些微微的咳嗽。在看过了无数次千疮百孔的燃痕，想象过无数次惊心动魄，闪电霹雳般的瞬间，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书生般的男人就是缔造了无数次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艺术行为的蔡国强。

      这个被某些西方媒体认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被某些国内评论认为“剽窃侵权”的艺术家有着一张神态平和的脸，对于种种关于他的非议还以有条有理，语气缓和的解释。我随朋友一起称呼他为“老蔡”，在中国，当一个人被人称为“老 X”时，首先是一种尊称，是对这个人的各方面包括心理状态的一种认同，倒未必与年龄相关。

      44岁的老蔡看似相貌温和，甚至那我认为全中国最为刮噪的闽南方言从他嘴里吐出来，倒也细声慢语，声调适中。但是只要一谈到与创作相关的话题，他就“坐没坐像”，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老顽童”习性原形毕露了。

     “我就是个喜欢玩的人！”老蔡强调说，“艺术要好玩，但要好好玩！”

      这个泉州长大的老小子从小就是个贪玩的男孩。不仅贪玩而且乱想的习惯不可救药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演愈烈，玩出了个国际大师，也玩得很多人恼了火。

      三宅一生价值千金的名贵服装，被他撒上火药，炸得斑斑驳驳；台湾美术馆，被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炸了个遍；约翰内斯堡的发电厂，炸药穿堂而过，在玻璃窗和墙上留下一排窟窿；奥地利国家美术馆，被600米的导火线包围，他一声引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不过这些都是老蔡的经典之作，并没有人因为“挨”炸而去告他。相反，他越炸，人们越开心。于是他越玩越起劲，把家乡的一艘旧渔船装上中药在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时，开进了威尼斯的大运河，取名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等他玩得忘乎所以，玩出《草船借箭》和《威尼斯收租院》时，就真的有人不高兴了。

      然而对于老蔡来说，这些人的反应大概让他觉得“怎么这么玩不起呀”。自称对国际时政尤其关心，看报最关注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他，在很多作品中都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政治格局，文化体系等问题的考量和思虑。在一些专业的评论中，我们更可以体会到老蔡作品深远层次的内涵。可是就象许多记者都要启发他钟情于火药是否和童年经历有关，久而久之回答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了答案一样，某些内在的因果虽然存在，但是在表达形式上，老蔡的的确确是围绕着“好玩”的，甚至游戏的心态来呈现。如果他板着面孔说教，恐怕我们早就睡着了。

      2000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上，老蔡把99只石狮子搬进了展馆，并以每只500，800，1000美金的价格出售。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向老蔡表示，他觉得这个名为《你的风水有没有问题》 （How is your Fengshui?）的作品简直就是运了一大批石狮子
堆在一起，然后将其命名为艺术。而且美国人需要花那么多钱搬一狮子回家学习那卷着舌头都念不清的“风水”吗？

      对此，老蔡一笑了之。他告诉那个记者，他是最先从小在家里学到风水，然后才长大学习当代艺术的，两件事同样都是对空间的利用。买个狮子回家并不能改变你的命运，但是也许能让你重新思考，安排你的生活。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强调说，只有风水有问题的人才可以购买狮子。

      风水，中医，都是老蔡钟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有点文人士大夫情结的人，外表上和那些我们随处可见的稳重成熟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然而他天性中“好玩”（“好”字念四声）的成份时时在怂恿他去破坏－－破坏平衡，破坏秩序，破坏一切中规中矩的东西。

     “艺术可以乱搞！”这是老蔡最早研究西方现代艺术时得出的结论。“中国人喜欢做大！”这是老蔡告诉我的。于是，他每一次惊人的创意就越搞越大，那份游戏者乃至指挥者颐指气使的自信及豪迈令观者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

      喝药，泡澡，放风筝，炸美术馆，打高尔夫，看风水，吃螃蟹……

      去年的上海双年展上，老蔡把自己的作品象大字报似的贴在了馆外的宣传栏里，这样更多的过路人都可以上前看上一眼。他原来的想法是要玩个“人民奖”，到马路上请个“工农兵”来评选最佳艺术作品，然后在开幕上给艺术家颁奖。

     “你怎么知道农民就一定喜欢乒乒乓乓乱扔的焰火？”老蔡说起这次APEC焰火创意，“我们立一个金字塔在江面上，他们没准会觉得很棒呢。评论家老以为他要帮助百姓，而且认为百姓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其实老百姓在评论家之前。”

     传真纸筒塞上点火药，到了老蔡手里一放，就成了“蘑菇云”。1996年，老蔡站在纽约赫得森河边，右手执着“炮筒”，演绎他的《为二十世纪的计划－－有蘑菇云的世纪》之曼哈顿版。远处，高高耸立的两栋世贸大厦在蓝天白云下清晰可见。

      现在想起来，那一次老蔡算是玩在世界之前了。

INTERVIEW WITH CAI GUOQIANG

记者：中国人常说，“玩火者自焚”。而你却是以“玩火”出名，并且越玩越起劲。同时我发现你这个人一谈起创作，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好象个玩心极重的老顽童。如此童心未泯，是否这个“爱好”也和童年有关联？
蔡：和小时候经历是有关系的。不过这是我不断地接受采访，被问得多了，总结出来的。哈哈哈。我们福建乡下是很喜欢放鞭炮的。婚丧喜庆的，都少不了要放。有时候隔壁人家生孩子，只要听一下鞭炮声就知道，放得多是生了个男孩，放得少则是生了个女孩。我童年的时候，大陆和台湾关系很紧张，三天两头就听得到大炮的声音，火药味很浓。所以说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艺术家，我对火药的感受力或敏感度更深吧。

记者：那最早是什么时候，怎么想到利用火药创作的呢？
蔡：我在上戏念书的时候，最早是用鼓风机吹画布上的油画颜料，也没有出于什么特殊原因。只是因为搞现代艺术，想到在材料上作文章。鼓风机一吹，让颜料在画布上到处跑。后来用火烧油画，慢慢地我感到这些都还是意识可以控制的，有理智的。如果用火药炸在油画上，这种偶然性就更大了，相对我的反抗也就更强了。所以这一系列的演变是一个自我破坏的过程。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自我破坏？
蔡：我是一个本性保守的人。迷恋中国古典文化，尤其向往秦汉时期的文化。我感到自己和我们祖先的精神，灵魂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文化的支撑令我不寂寞。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我的情怀过于雅致，我的价值观也十分严肃，个性认真，做什么事都四平八稳的。我通过火药－－这个传统的，来自祖先的精神来打破我承自祖先的平稳。人往往在受到某种文化或精神的熏陶，塑造之后，会成为这种文化或精神气质的人，想摆脱其中的特质是很难的。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炸发电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象红卫兵似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不知不觉地也养成了说教的习惯。于是我要用我另一部分幽默，好（编者按：念四声）玩的天性来消化，破坏我传统古板的思路。艺术不好玩是不好的，但是要好好玩。

记者：我也感觉到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热爱的。除了火药，你的其他作品中都有用到中药的元素，如《文化大混浴》等，这是否也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崇拜？
蔡：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利用了古代方法论而已。我们也许可以用西方的方法论来表现世界，却很难用他们的认识论来表现，因为我们的心灵深处与他们用不同的价值观。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一样。那时候我在日本走红，把我当个英雄对待，倒不是我做得特别棒，而是他们一厢情愿加给我的。因为他们一直在自己的文化里寻找出路，但在表现力度和语言主张上难以放到国际天平上抗衡。他们的花道，茶道被认为没有创新。或者做个铁块放在那里，说是表现禅和空，但被西方认为是极少主义。所以这个矛盾没有做出来，没有在自己的文化里找到一种统一的表现的方法论。我对中医，风水都很相信，我认为从中可以学习简历自己内外一体的方法论，所谓内外相乘。所以拿中药用作题材不是目的，学习它的方法论才是重点。

记者：说到日本，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日本发展的？
蔡：不是我选择了日本，而是日本选择了我，是命运的选择。如果当时有机会去菲律宾，我也就去了。那个年代正好是出国风潮，而从小在福建，隔海相望，一直就有渴望要出去看一看。在上海读书，受上海的风气影响，我当时比较个人化，很孤独，谁也不讨好。总想着有个舞台或天地与人交流。到了日本以后，发现人家都是自顾自地搞艺术，都是很孤独的，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运动，那个现象的。我后来就慢慢反省，渐渐发现主流与非主流，体制与反体制，这两者之间虽然思考的问题和目标不同，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要通过艺术来改造社会，都想利用集体思想和集体意识来达到一个目标。

记者：那在日本呆得好好的，大红大紫的，怎么又去了美国呢？
蔡：刚开始我在日本也不容易。记得我曾经捧着自己的画去一家家画廊推销，别人就对我说，象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我们一星期要接待好几批。哈哈。等到后来出名了，每个美术馆都进过了，太多的采访和曝光，把我当成个战斗英雄似的，成天推出去做报告。时间长了，就不好了，尤其是对艺术家来说。当然，我在此期间，因为和不同的专家对话，学到了很多世界方面的思考。他们也愿意和我交谈，发现艺术原来可以是综合的思想，敏感地反映世界问题，虽然并不一定理性。正好当时美国的一个艺术机构有艺术交流的计划，我就去了。去了美国以后，应该说发展得更好了，很多国家我虽然没去做过作品，他们也知道了我，这大概是美国的力量吧。

记者：要是当时你没有选择走出去发展的道路，或许现在会有不同的光景了吧？
蔡：也许我成小说家了呢！哈哈哈。不同时代会造就不同的机会和人生。以我对火药的迷恋，如果我生长在抗战时期，或许打日本鬼子去了，也是用火药嘛，拿它炸火车去了！哈哈哈。

记者：你好象是挺喜欢写东西的吧？我看了你写的《胡思乱想》就很精彩的。
蔡：我还设想出一本有关艺术方面的小册子，可以供人们放在口袋里，上下班坐车时翻看。日本有出版社感兴趣，不过要是能在中国，用我的母语来先出这本书，我会更高兴。我小时候就写写古诗词什么的，二十岁左右还拍过武打片呢。也拉过小提琴，反正那时候比较盲目地爱好，有好有坏的。

记者：说起爱好，我觉得你是个关心时政的人吧？
蔡：是的。我看报基本上就看国际时政，很关心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记者：你作品中多次用到了龙，这是为什么？
蔡：这是在美国生活的影响。美国人特别关注中国，媒体上常常有龙的形象来体现中国的主题，我就干脆用龙来和他们开这个玩笑，他们是不高兴的。其实我用龙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哗众取宠，还有“草船借箭”那个作品，有人说你拿个成语骗老外。其实不然。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草船借箭”，他们也没有兴趣知道。他们更关心的是艺术家的主张，一种他们自身没有经历过的艺术张力，一种有意思的新鲜的视觉体验，至于它起源于何处根本无所谓。你要让他们感到你是带着有目的的任务和主张，带着课题在悄悄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的目标在前进。

记者：有人说，在国外的展览中，策展人会出于平衡的考虑，选择一些中国艺术家作为样板。是这种情况吗？
蔡：这种说法已经是很落伍的了。西方并没有要树立中国样板的意思。我们都是作为独立艺术家而存在的。这次威尼斯双年展时，说好了让几个艺术家作SERVICE，因为里面没有水，观众很不方便，我就挑了流动的卖水的活儿。我每次参加展览时，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带着助手，别人都有大使馆欢迎，大肆宴请什么的，而我就是在旅馆里睡觉，和助手在广场喝咖啡，就是靠作品好。

记者：现在你一年大概做多少作品？
蔡：一年大概十五件事吧。来找我合作的人很多，但我大概只做到十五件左右，其中有一两件是爆炸。有很多事常常是做到一半，就会象谈恋爱谈到一半谈不下去了一样，不是安全问题或技术问题比想象中的困难，就是觉得无聊而告终。

记者：你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现在开始回国办展览，搞创作，适应吗？
蔡：说实话，我在国外那么多年，在那里我知道做什么。回中国我不知道怎么做。去年上海双年展时，我只好把自己的作品和介绍向大字报似的贴在馆外，自我宣传，看看反应如何。出人意料的是，那些年纪大的老太太从头读到尾，也没有摇着头说艺术怎么是这样。老百姓对艺术没有条条框框，对他们来说，艺术也可以是这样的。西方人对艺术懂太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评论。这件事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的丰富性。

记者：你这次担任APEC艺术焰火晚会的艺术总监，是否考量到这里的接受能力？
蔡：有一定的考量。比如我原先的的计划是一上来就是那个“天梯”的焰火。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开场观众是要有一定基础的，要知道这是艺术家在做作品。这种瞬间的作品，你一定要集中精力才行。我在台湾那次做“飞弹”的表演，馆长在和人说话，开小差，一回头，“飞弹”都已经在空中变成降落伞下来了，他很生气。可是艺术没有第二遍，来第二遍就成广告，电影了。世界艺术紧张就紧张在这里，不可重复。那么说回APEC，黄菊市长说，那些领导人不可能一落座就象小学生那样乖乖等着，他们肯定要左右寒喧。你一下子就上了天，大家还没回过神来呢。我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因为我是以两种身份在做事，一是艺术家，一是人的身份。作为艺术家，我可以说NO，才不管，他没看到，早干嘛去了。可是作为人这方面，我要想到我花了人家多少钱，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当然我不会搞那种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的俗气做法，那时浪费了别人给你的钱。我就用焰火在外滩两岸开出一排椰子树，算是序幕，说明开始了，给人一点心理准备。

记者：在其他创作方面有没有妥协？
蔡：没有。相反，我说服他们不要用那种可怕的高强度的激光灯。其实国际时政在我的焰火总体设计上有体现。我们是表现一个开放开明的风格，还是虽然强悍有力，却离西方风格水准很远的东西？我们要表现一种强度，令他们担心，还是如耍把戏般的东方风味让他们放松放心？我个人认为让人担心是被人看得起，美国老找我们麻烦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要强大。

记者：虽说这次的焰火晚会算不上是你的作品，但可以说是你第一次在国内合作创作，在工作流程中和国外的有什么不同？
蔡：技术上没什么区别。这样一个晚会的准备首先要在设备上反复研究，要找空地演习，反复实验技术可行性。涉及到的专业人员有电脑师，焰火师，各种装置的工程人员，飞艇飞行员等等。而涉及到的部门如航管局，港务局，消防局等有二十多个。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要说和国外的不同，那就是就算克林顿要在23幢楼楼顶放焰火，也要一家一家敲门去问。要看你买多少保险，看人家高不高兴，完全建立在个人的意愿上。我的一些计划就有因为这类原因而不得不放弃的。但这次的合作，因为政府开了动员大会，各个单位都很配合，干起来真是爽。

记者：听说你即将在上海举办个展？
蔡：是的。大概明天二月我会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其中会有我的油画，以印象派画法画出爆炸的瞬间，叫做“印象的草图”。这里面有我不变的情感。经过这么多年上下起伏的变化，我要寻找我童年的回忆：为什么要做艺术家？以及我对艺术的爱。虽然我的爆炸VIDEO，装置作品可以被那些大美术馆收藏，但是我知道我的绘画可能一辈子都进不去。因为时代不同了，绘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不同时代的精英们不断地努力探索过，留给我们的空间所剩无几。清醒地选择绘画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是需要有非常的勇气和胆量的。不清醒的话就是自得其乐了，那是太美好了。

记者：你的选择是清醒的吗？
蔡：我自认为是清醒的装傻。

 艺术世界 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