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房子成了一件附庸风雅，体现品位的事。就象中装被外国设计师拿去摆弄，潮流又从西方吹回东方，外国人对老房子的热衷着实令中国的房产中介们上蹿下跳了一阵。

      然而除非是新天地那样的大手笔，把旧砖烂瓦都拆了修整，重新再盖；那些住着七十二家房客的老房子改造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邓当初看中这间底楼的房间，纯是因着墙顶那两条细细的嵌线。这是三十年代末设计师的创作，简单而不落俗套。这和老邓的想法有些不谋而合－－他不会从吴中路淘一大堆旧家具把这儿布置得跟家具展示厅似的；一个简单随意，并且实用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目标。

      等到施工队进场开工，老邓这才发现他所要的“简单”还不是件轻松的活儿。沉积了几十年的灰尘的楼道阴暗拥仄；盘根错结的电线拖着一只只笨重的电表占据了头顶的空间。老邓厚着脸皮一家一家地敲门，在遭遇了无数次的怀疑和一次举足轻重的居民表决大会之后，终于说服所有的人同意在绝不影响居民生活的前提下，由他出钱清理粉刷楼道。

      现在的电表都被装进了一只只小木箱，就象老式的邮箱钉在每户人家门口。大家进进出出也开始习惯了变成红色的楼道；尤其是楼梯下原来堆放垃圾的那个柜子，自从老邓擦洗干净，放上花瓶后，再也没有人随便往那儿存马甲袋，可乐瓶什么的了。一项居委会屡年解决不了的公共环境卫生问题，被一个想法奇怪的“冤大头”给治了。

      上海人大概是很难理解为何老邓要如此兴师动众地改造这块所谓的公共面积地。也正是中国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心态令多少曾经美丽，曾经整洁的老房子灰蒙蒙地淹没在了嘈杂的弄堂深处。老邓拒绝把他的所作所为升华到某种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他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无法忍受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环境。

      不过质量高未必要成本高。老邓始终觉得自己没怎么做所谓的设计，很多东西的形成或多或少地都出自省钱的目的。二百来块从旧货市场扛回来的老式浴缸想来想去不知怎么利用，最后涂了红色，放上一块玻璃，成了会议桌。咸菜缸里养上几条鱼，搁条玻璃，也成了天井里的茶几。电视机柜是人家不要的理发椅的底座改的，也就独一无二地变成可升降高度的电视机柜－－当然要用脚来踩的。

      办公桌也比较特别，是专门叫铁匠焊了架子，嵌上三夹板做成的。一来定制的尺寸比较窄，节约了不少空间；二来用料便宜，桌面连漆都没漆。长长的桌子顺着墙面延伸，老邓坦白这里有他的一个“同桌情节”－－扭头就能和并排坐着的同事说话，感觉特别亲切。

      办公室和会议室之间的落地门本来就有，不过是把半截的玻璃门继续往下挖，换了整幅的玻璃。因为用来做压玻璃条的木头太差，只得放弃油漆。结果这本色木条绕在磨沙玻璃和白色门板之间，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最花功夫，最“奢侈”的是洗手间。老邓承认蓝色的马赛克有点赶时髦的意味了，不过的确让这个狭长的空间有了点想象的余地。“干我们这行的……”老邓一开口有点犯职业病似的说起了广告台词，但是他强烈地表达了马桶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的重要性。唯一被老邓认为稍有设计理念的是洗手间的吊顶－－锯齿形的白色石膏板，和天井里的吊顶及储藏柜的橱门一样，算是呼应，同时也增强了空间的立体感。可就是这点设计，现在已经被潮湿的梅雨天气给糟蹋得斑斑点点了。

      其实仔细看一看室内的蓝色墙面，就会发现斑斑驳驳地都开始脱落了。这是每一户身居老屋的江南人家的尴尬。老邓说他哪天一咬牙一跺脚，干脆在屋里再围一圈防霉防潮的墙，宁可牺牲一点那本来就不大的面积。

      这大概是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讲这个想法有点黔驴技穷的味道。老邓和朋友合开的工作室做的是“视觉帮助”的活儿，听上去有点玄，他看上去也有点累。每天下午，老邓坐在天井里的长凳上想创意想到发呆，阳光穿过被雨水淋得脏兮兮的顶棚晒下来，缸里的金鱼不知什么原因奄奄一息。一不留神，他就眯着了。

 缤纷 2002/07

      幸运的是，现在的男生女生们不用撕花瓣来解决这样的困惑了。

      我的两个女朋友，一个哈佛毕业，一个哥伦比亚大学出身，却专门设计弱智得不得了的恋爱游戏，卖给电信公司，让等车等得百无聊赖的男生女生们在他们的手机上移动拇指，消遣娱乐。

      据说在港台地区她们的游戏颇受欢迎，每天能收到不少订户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性的方面。看来全世界都开放了，只要有中国人在的地方，父母和子女之间在这方面就不太可能有充分的沟通和科学的教育。一个19岁的女孩问道，吞下精液是否会怀孕？令我的朋友暴笑之余急急忙忙回信，生怕她思想负担过重有个三长两短。

      我倒是喜欢她们做的包含五个小问题的情爱测试，什么“你准备好承诺了吗？”，“她爱你的钱还是人？”，“他是花花公子吗？”。每个问题三个选择，每次你通过按键选择，马上回得到回复，知道自己是否答对，五道题目全部结束后，更会显示测试的结果。我喜欢的原因当然不是测试本身，而是我那两个朋友尽玩无厘头，你大概一边玩一边就会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胡扯嘛，可还会忍不住玩到底，看它最后又写了一句什么损话羞辱你。

      本来嘛，又不是算八卦，有准不准的。游戏而已，谁会真的把它当恋爱心水呢？那才真的弱智了呢。

      不过人越长越笨的事也是有的。〔SEX AND THE CITY〕这部四个八婆主演的剧集居然红火到了连盗版碟也出了，身边一些“Thirty-something”（套用剧中对白，指三十好几的人），仍然晃荡的女友更是常把剧中主角挂在嘴边，将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奉为楷模。

       可是这四个女人没有一个能正正常常地和男人交往，自己一百样可爱，男人总有男人的不对。编导居心叵测，存着心要让这些 “Thirty-something”憋到老，更何况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可以和电视上的美女演员一比的。

      还是那个19岁的妹妹可爱些吧。爱情这回事，不用象哲学般复杂，把简单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快乐轻松。我把一个“性对你来说是乐趣还是危险？”的游戏发给一帮狐朋狗友，居然有个公认为“party animal”的老兄测试结果是－－ 在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儿前，你还是在家乖乖呆着吧，少在外面混。

      这位老兄恼羞成怒，一个星期没接我电话。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07

      我们驱车在普罗旺斯的乡间小路上，沿途的中世纪风格小镇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老莫却无心一瞥，他一边疯狂地赶超前面的车辆，一边提醒我注意路标，“我们一定要在中午前找到那该死的圣约内，要不然就赶不上第一场球赛了！”

      圣约内是法国南部靠近尼斯的一个山间小村落，和法国的许多其他小镇一样，这里盛产葡萄酒。当我们终于根据长达一张A4纸的指示，拐入朋友租的别墅时，开幕式已经开始了。老莫和铁龙像两个中学生一样吵闹着要去村里的酒吧看球赛，理由很充分--要和法国人民一起为法国队加油。于是他们嗖地就窜了出去，留下一屋子女人，一对双胞胎婴儿和两位七十岁的印度老人。

      拉什是哈佛的退休地理教授，他对足球的了解几乎和我一样无知。于是在塞内刚进了一球之后，我也悄悄溜出了大门。找到老莫和铁龙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巴掌大的小村子就一个带电视的酒吧。他们和几个刻着纹身的年轻村民正打得火热，而当上届冠军队终于输给塞内刚时，那几个帅气的普罗旺斯农民虽然有些失望，却潇洒地耸耸肩，什么也没说，平静地离开了酒吧。倒是老莫和铁龙这一个来自北欧，一个来自英国的半大小子大呼小叫地瞎起劲。

      足球在很多时候可以是男人们的一个借口，即使在如世外桃源般的法国南部乡村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我在圣保罗村流连忘返于米罗，马蒂斯，毕加索等大师的足迹之时，这两个人还是一头钻进“体育酒吧”，为享受“世界杯的氛围”。可是一样有卫星电视，住所的沙发上是绝对留不住他们的，因为没有一杯又一杯的生啤。

      我们的旅程安排得还真有趣，当我们一离开法国，开往意大利，老莫第一个反应便是第二天他又可以和意大利人民站在一起观看意大利队的第一场球赛了。于是看着地图算时间，佛罗伦萨就成了我们理想的第一个停靠站。

       这当然不是一次“世界杯之旅”，要不然我们现在就不会在欧洲了。可是观看世界杯还是成了老莫旅程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好笑的是，当完全足球盲的我试图问他一些球星的名字时，他居然一无所知，同时也有些恼羞成怒，“我说过了我不是球迷！但是世界杯这么大的事我不想错过！”

      我不得不承认佛罗伦萨已经被旅游者们给毁了，(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再加上我们唯一的相机离奇失灵，连我都失去了在古城逗留的兴趣，和老莫一起一条街一条街地找电视。幸运的我们在开赛前五分钟终于找到了一家小咖啡馆在放实况转播，因为很快那个小咖啡馆就挤满了乘午休溜出来的男女老少，连站稳脚跟的空地都没有。可怜近视的我实在难以看清挂在墙角的那台小电视，不过意大利人的热情欢呼还是能让我明白谁进了球。

       这终于也解开了我一个早晨的疑惑——好多商店都关着门，大街上空空荡荡。晚上看意大利台的新闻，果然，很多人都在看球赛，连学校的教室里也组织集体观看。

       老莫对于这种氛围自然是十分满意的。他故作体贴地主动和我商量明天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地儿看中国队历史性的首场比赛最合适，一研究时间表，答案是饭店的床上，而且还千万不能忘了上闹钟。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