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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8日

有多少理由让老外爱上上海女人?

一个通达的城市,一群通达的女人。

雨中情

——周婕和karby

     “那是个下雨天,”周婕马上回答到。这个只有25岁的上海女孩快人快语,常常没等我把问题说完,坐在沙发上的她就连人带话地蹦啊蹦的了。

       1997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因为下大雨,还在广告公司打工的周婕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路过小卖部的时候,周婕叫司机停一会儿下车去买烟。“Karby就站在那儿,”周婕回忆到,“他一定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样的雨天很少有空车。”

    周婕让请求带一程的Karby上了车,却不知道这个美国男人就此踏入了她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小段上班的路程。

    这样浪漫的故事发生在了当时只有20岁的周婕身上,并且一如童话般顺利发展——“一年后,我们就登记了。”周婕又自己补充到,“很快。不过直到2000年才举行婚礼。”

       作为家中的独女,周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上海女孩。自私啊,任性啊,无理取闹啊,反正漂亮女孩子会有的毛病都有了。“Karby让我改变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成熟起来。”周婕认真地说。

     比周婕大8岁的karby从小父母离异,令他曾经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在日本读高中的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东方文化,“但是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他说,“她们太被动了,这样的关系是病态的。”周婕在他眼里,是个既自然又天真,既傻乎乎又很认真的女孩。“最重要的是,她跟我交往无所求,”Karby说,“我也曾和别的中国女人约会过,那种要从我身上有所图的念头我一下子就能嗅得到。”

      上海女人一向以会算计、讲求实惠、精明而著称,能获此评价女人大概是不多的。“现在说起上海女人来都是不好的,太不公平了,”周婕有点忿忿然,“要说精打细算,如果是用在持家上,有什么不好呢?”周婕性格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她说这是来自爸爸的影响。周婕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对于女儿找来个外国女婿倒没怎么反对,只要他对女儿好,从哪儿来都无所谓。再加上Karby的中文很好,拍拍岳父母的马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作为驻上海的外国记者,Karby的工作十分繁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去什么地方,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有时候你甚至还没搞清楚他去干吗,他人就不见了。”周婕说,“结婚后他下班早一些了,一般在七八点。以前十点下班是很正常的。”

      “西方的女人都非常独立,”Karby接着她的话茬说,“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如果我的工作需要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就需要我的妻子做出一定的牺牲,跟我一起走。我可不愿意分居,我要一个可以吃上热饭热菜的温暖的家,而不只是一天到晚的工作。”

      周婕对于这样的付出非常坦然,并且充满自信,“他是一家之主嘛,他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发展。等我哪天发达了,或许就该是他留在家里看孩子了。”

     “其实西方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就有这个问题,”karby又说,“夫妻俩都有工作,互相竞争力太强。要开BMW,要住大房子,什么都是争争争。可是到头来为了什么呢?孩子谁来管?家庭怎么办?如果我太太是个女强人,我就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夫’好了,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说到这儿,话题扯到了孩子身上,Karby大大咧咧地嚷着,“三四个不算多,七八个正正好。”全然没注意一旁的周婕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直摇头。

唱出来的爱

——海音和Dirk

       在去朋友家的电梯上,海音第一次碰到Dirk。“他哼吧哼吧地在唱那首《心雨》,”海音回忆到,“还老是那句‘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白痴极了。”

    难以忍受的海音终于对着根本不认识的Dirk说,“我最讨厌这首歌了,简直傻极了。”唱得正来劲的Dirk狠狠瞪了海音一眼,心想这个上海女人自以为是,多管闲事。

    出了电梯,他们才发现大家都是去同一个朋友家的派对,这样就算心存怨气地认识了。在Dirk眼里,谭海音是个事业有成的工作狂,一直在派对上大谈网络,而电梯里白白被训的经历让他感到备受侮辱。而在海音眼里,Dirk是个张扬的德国大男孩,一晚上都在又唱又跳地疯,居然还会唱那首大街小巷都唱烂了的《心雨》,大概品味也不怎么样。

    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餐聚会上,俩人又碰上了,又喝酒又聊天地还算开心,之后一伙人去了卡拉OK。这一次唱歌终于没让俩人再次反目为仇,相反,卡拉OK不仅让Dirk看到了海音柔弱深情的一面,也令海音了解到了Dirk善良、真诚的秉性。“人唱歌的时候,是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的。”海音说,“Dirk后来坦白,是我唱歌的神情把他打动了。”

       跟和哈佛同学一起成功创建易趣网的谭海音相比,Dirk的创业经历更为艰难辛苦。1996年他只身到西安学中文,第二年和一个中国哥们儿开始做帐篷生意。那时候他不得不不断地飞回德国打工,赚几个月钱再回中国花销。“我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破房子里,”Dirk说,“没有比那更差的居住环境了,我们就像外地民工一样。”

       然而这样的经历让Dirk比住豪宅的外籍白领们更透彻地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买几套明清家具,穿一身唐装那样的表面文章。当年拒绝贷款给他的德国银行开始邀请他回去做讲座,给要去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佬们讲授中国的生意之道。

   上海女人给Dirk感觉是很时髦,很有风情。经常去意大利的他注意到,一旦有什么流行时尚,上海女人跟风的速度与慕尼黑相比,一年比一年快。不仅仅是会打扮,“德国女人要么顾事业,要么顾家庭,”他说,“而上海女人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她们很聪明。”

      这样的夸奖对海音来说比什么都受用,“Dirk总是以我的成功为自豪,而他对感情和家庭的忠诚也让我逐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重要性。”

    自称具有上海女人的“适应性强”之特征的谭海音在别人眼里是个女强人,一切以事业为重。“结婚后,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了,”她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推到明天再做的。”

    有着爬山、打球、唱歌、美食等许多共同爱好的海音和Dirk不认为异国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各自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和观感。”海音说,“其他的差异都可以协调。”

       而深谙中国人相处之道的Dirk更知道如何当好上海的“毛脚女婿”。上门时背两句“听老婆的话,拎老婆的包”,围上围裙做一桌子西式大餐,足以哄得丈母娘开怀大笑。

    “上海女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们总能想尽办法,拐弯抹角地让男人们都听她们的话。”说这话时,Dirk全然不顾海音疑惑的眼光,一脸认真地说,“我这是夸奖,真厉害!”

爱就是信心

——JessicaBernd

     Jessica不是典型的上海女人!”这是Bernd翻来覆去说的话。那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上海女人呢?Bernd又眨巴着他那双孩子般的大眼睛说不上来了。

    曾在德国生活过六年的Jessica独立、果断,为人处世风格鲜明。也许是她比Bernd还大一岁,按照Bernd的说法,她是两个人中的“决策者”、“领导者”。

    不怎么会中文的Bernd坦陈自己也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上海女人的本质,“对于外国人来说,总会听到很多关于上海女人的谣言,什么只认钱啦,跟你交往是为了护照啦什么的,”Bernd说,“ 可是我公司里也有一些女同事,她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好,有能力,坚强,比较国际化。”

       其实Jessica正是能干精明的上海职业女人之典范。这一点,Bernd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她的自立和自信颇受Bernd的赏识,并且不断地夸奖Jessica是“情人、主妇、妈妈”的完美结合,夸得一旁的Jessica自己都张大了嘴,有点不可置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无论到哪里,她都能成为人群的中心,让大家都围着她,”Bernd说,“她可以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性格略为内向的Bernd常常会在聚会上远远地望着自己的漂亮女友周旋于人群中,“我喜欢那样看着她,她棒极了!”他说。

    对于Jessica来说,Bernd纯真善良得就像个巴伐利亚农夫。“他是活雷锋啊,”Jessica说,“更难得的是,他并不傻。Bernd的情商极高,总能帮我分析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帮助我拨开表象,判断事物本质。”

    Jessica认为找男友也好,老公也好,要看大方向,比如人品。其他的生活小节,都可以马马虎虎混过去。所以这一对自称“工作狂”+“劳模”,一个一天吃一顿,一个一天吃三顿,倒也能过得恩恩爱爱。当然,Bernd烧得一手好菜,Bernd很会做家务,这让Jessica更心花怒放,“他总是对我说,即使两个人很穷,也要营造快乐的氛围!”

    更年轻的时候,Jessica还当过模特儿,“看那时候的照片,觉得年轻就是本钱啊,”Jessica说,“不过我并不泄气。很多女人一过三十就放弃了。我始终提着这口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告诉自己要勇敢。”

    这或许也是Bernd喜欢Jessica的地方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知道如何掌握分寸,“她总是充满活力,总能保持生活的平衡,总能化解压力。”

     “我为什么爱她?”Bernd自言自语道,“瞧瞧她!看看她的微笑!”

     新现代画报 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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