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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98,再造的是娱乐

          2003年度一开春,沙尘暴没来,却来了个SARS,搞得京城里万人空巷。然而如此艰难时世,四月中一场名为“再造798”的活动仍然引来汹涌人潮,川流不息。798这三个简单的数字,犹如接头暗号,在时尚男女的嘴里吐来吐去;你要是不知所云,就被踢出了吃喝玩乐的精英队伍。

           798其实是原国营798、718、706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的简称。它位于北京城东北角、四环之外、机场路南侧的大山子地区,是50年代由前苏联援建、前东德负责设计建造的国家重点工业项目,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经济的重要地区之一。然而今日此地重新成为炙手可热的蒲点,肯定和工业大生产无关,凭借的是艺术家和文化人们的趋之若鹜。

          早到圆明园,近到宋庄、上苑,艺术家们在北京扎堆起哄也有年头了。不管是这个村还是那个庄,眼看着艺术家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扎堆的区域也因此越来越具规模。很快地,能在一块儿扎个像样的堆的,都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而发展到798,就不仅仅是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添砖加瓦搭个小院子那么简单的组合了,大概是受了房产商的启发,始作俑者们不旦招呼了一帮小康或发迹了的艺术家们进驻厂区,更吸引了大大小小的酒吧、俱乐部、餐厅,以及各类设计公司、媒体制作等等和文化产业沾边的房客们。

          这肯定不会是798厂物业管理人员们的初衷。被称为“北京七星集团物业管理部”的组成是仍然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原工厂工作人员,对他们来说,艺术家们到底相中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众多知名文化人们撰文立字的摆活,什么“包豪斯”啊,“后工业”啊,于是本来日渐破败的厂区人来人往越来越红火,闲置空房租得飞快。甚至还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跨国连锁超市进军厂区都不成问题,总而言之——艺术家们捧红了这块地价,搞活了地区经济。

          虽然要拆迁的传言从来没有中止过,然而艺术老中青们频频在媒体上发表高见,呼吁保护历史,再创辉煌,也就令厂里的同志们信心倍增。“Soho式艺术聚集”、“Loft生活方式”,这些所谓国际化色彩的字眼也开始频频出现在介绍798的宣传册子上,一不留神,还真以为又是一本某大款开发商的楼书呢。不过也别嫌俗气,早先上海“苏州河仓库”的夭折如同血的教训摆在面前。艺术家们只顾着自己爽,却没有和市场挂钩,创造经济效益。于是上书了半天,还是以灰溜溜的搬家告终。这回北京的精英们可学聪明了,先招上一揽子花天酒地的主儿,直接向新天地学习,先把这厂区改造成吃喝玩乐的去处,招引上无数时髦男女文艺青年,变成京城里继三里屯、什刹海之后又一潮流时尚之地。更何况有“文化艺术”和“历史见证”两面大旗撑腰,这名利双收的宝地,到时候谁要动恐怕也得背个千古罪人的恶名。

          早在三里屯开芥末坊的女老板冰冰再一次慧眼独具地走在了前面。厂部大食堂被她改造成了仁俱乐部——一个可唱可跳、静动皆宜的艺术中心。“现在要的是舒服。革命?已经过时了!”她充满自信地说到。事实证明,仁俱乐部在大部分场所还在装修,还在琢磨经营思路的时候,已经夜夜笙歌狂欢到天明了。从英国电子乐队莫奇芭的演出到香港贸发局的时装秀,北京城里的大小名人都能在此一觅踪迹,隔三差五的小型演出和舞会,也常常可以见到著名音乐人的客串玩票。

          冰冰的敢做先为,无疑是798的新劳模,好求上进者前脚跟后脚地追了上来。Vibes酒吧以实验音乐自成一路,内里装饰颇有欧洲小型lounge的风格。八十座空间是个把艺术与餐饮相结合的法国餐厅,其中的椅子千奇百怪,相比之下,吃饭反倒成了其次。八十座空间旁边就是一个1200平方米之大的时态空间,不定期策划一些当代艺术展览和活动;往左拐一点点,就是艺术圈内颇有名气的东京艺术工程,这个日本东京画廊的所属机构举办的都是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展览。百年印象摄影画廊创建胡同游的徐勇所开,这里所卖的摄影作品倒属价廉物美。而诸如AT Café,NOW Club,乃至大名鼎鼎的金谷仓等等,都是转悠累了可以随便坐坐的地方。

          这一派繁荣昌盛,进一步证明了798和早先艺术家们扎堆的不同。艺术家发现了798,却未必是成就798的最大功臣,只能说是在成功的道路上推了一大把。而现在,艺术家们也像退居二线的革命老同志一般,在厂区内保持比较低调的姿态。除了几个经常挑头组织活动的活跃策划人们,其他人基本上都在工作室或者家里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居住的区域也不像那些个酒吧餐厅那么显眼,不熟悉地形完全摸不着。赵半狄的黄色漂亮跑车算是个参照物,尽管他本人似乎不怎么在这个类似车间休息室的工作室里真正工作。倒是常常可以瞅见共租一室的刘野闲来在此教他的美丽太太画上几笔。马晗和他们相比,似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家一当都搬进了大车间,这边厢烧菜煮饭,那边厢摆个大乒乓台就练上了,当中就算是工作区域,真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白宜洛和陈羚羊是门挨着门的近邻,于是羚羊就常常钻进小白那间原本是女工浴室的斗室聊聊天、玩玩电脑什么的。

          至于刘索拉、洪晃一干人等的领地,和艺术家们则隔了一条主干道,无形中好像也算是个分水岭。尤其是洪晃,不仅带领一帮有志青年在一大车间里炮制各类时尚杂志,自己家的客厅也以两个带转盘的圆台面和一张麻将桌为开场白,真可谓玩到了家。而林菁则无意要凑这场热闹,她的工作室安静地藏在某个角落,人影也不见一个,只能看到工人们在院子里安静地给她的椅子作品上漆。

          以艺术或者不以艺术的名义,798“厂民”们各司其职地生活着。在仍然大干生产的隆隆机声之中,穿着蓝布褂的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衣着时髦另类的男男女女们则两班倒似地在天黑之际,从北京城里赶进厂来。这样的场景,不由令人想起张楚的一首老歌《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在此不妨对其中的一段歌词稍作篡改,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 ……
    保佑工人还有艺术家 小资产阶级 文化人和酒吧老板
    赚钱的赚钱 出名的出名 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保佑……
    …… ……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凤凰周刊 2003/06

  • Art Deco再现

          性别通常是区分这两者最简易的方法:新艺术(Art Nouveau)是女性化的,而装饰艺术(Art Deco)则是男性化的。“女性化”意味着曲线和器官,以及繁复的装饰,而“男性化”则意味着直线条、活力充沛、速度和效率。

          但是,正在伦敦“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V&A Museum)展出的令人震撼的奢华展览“装饰艺术 1910-1939”证明了这种男性化的诠释一直以来都被误导。展览全面地回顾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段最有趣的时光,并体现了这种设计风格不可思议地拥有不同特质:从现代艺术到新古典主义,从异国情趣到古埃及艺术。它盛行一时直至1929年开始衰落,影响了从水壶到摩天大楼,从孟买到斯德哥尔摩,任何东西任何地方的事物外观,而其风格始终围绕着女人为主题。

          我们叫它装饰艺术(或者说自1966年起如此称呼,之前则是“现代爵士派”),并且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一种男性化时代精神的摇曳,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具有女性的特征,至少是这种女性自由主义令它走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不仅要照顾家庭,还需要接管生意,在城镇与洲际间奔波,从而对自己重新定位。因此,当欧美经济复苏之时,新的机会产生了——工作、旅行、休闲、性。的确,滋生于二十年代性之冒险乐园的,不是新男性精神,而是多变的、新式的性感——嬉戏,多样,并带一点点任性和放纵。

          所以时尚——女性生活之重要部分,在装饰艺术运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当1926年夏奈尔的黑色小洋装问世之时,爱尔莎·斯查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将高级时装和性感相结合,吸引解放了的妇女。甚至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戴茜·布查婻(Daisy Buchanan)的舞蹈形象也成了一个大胆前卫的象征。

          浓缩众多元素,以至于成为装饰艺术深刻典型的一个代表人物及时代明星的是圣路易斯的一位黑人女性。她就是自13岁起就登台演出的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因为被她的祖国嫌弃“太黑太瘦”,她于1925年前往巴黎探险,而一段即兴的Charleston舞蹈一夜之间轰动全城。展览中可以观看到她的一小段舞蹈录像。

          非洲艺术最早先是吸引了前卫艺术圈,然后在1906年至07年之间,当马蒂斯和毕加索把非洲雕塑融入他们的绘画风格,巴黎的大众也被它所征服。贝克的到来正好将这种兴趣和对爵士的迷恋(尤其像贝克这样来自美国的黑人文化)汇聚在一起,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装饰艺术的设计灵感大量来源于爵士和“非洲文化”——不管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就是所谓的异国情调:被无知所点燃的热情)。“自从我在舞台上被定性为野蛮,”贝克说,“我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文明。”才华成就了她的名望,成为当时欧洲被争相拍摄,并且收入最高的艺人之一。许多最著名的装饰艺术家们纷纷将她融入作品之中,她成了顶级设计师们最尊敬的顾客。她进入法国上流社会和社交精英圈子,深受一大帮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爱慕,其中包括海明威,斯坦因和毕加索。

          但是在1925年的巴黎大展上,真正的明星却是尚克-艾米尔·鲁赫尔曼(Jecques-Emile Ruhlmann),第一个让人们想到装饰艺术的设计师。当时,贝克在大展的一个庆祝会上也表演了舞蹈。这个大展有意成为1851年伦敦大展和1900巴黎世界大展的接班人,旨在展示全世界最新的现代设计。

          鲁赫尔曼受聘设计几个亭子,包括一个大使馆沙龙和一个收藏家之阁。他乘此机会展示了他自己的家具设计——奢华昂贵,但是极其抢眼地现代化,并且丰富地运用了艺术元素,最有名的要算尚·杜帕(Jean Dupas)的《假发》,那幅裸体女人捧着色彩鲜艳的鹦鹉的巨大绘画。

          即使是鲁赫尔曼的用材也被认为是异国情调。那台收藏家之阁的音乐厅里的巨大钢琴是用马加撒黑檀木和亚洲杂色曲木做成的,并以象牙装饰细节。

          而如此奢华大胆的设计(他还喜欢用铬和龟壳做配料),却是出自鲁赫尔曼的经典之作。这使得鲁赫尔曼就此成为设计神话:手工艺品,典雅风格以及异国情调的的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精神。鲁赫尔曼是被邀请参与诺曼底号邮轮工程的最富盛名的设计师,要求给予装饰艺术新的可能性:休闲,魅力和豪华旅游集为一体。

          诺曼底号被设计成世界上最大、最快以及最豪华的邮轮。它1935年的处女航创下了横跨大西洋的速度之最。过去,定期轮船被公认为海上的国家大使,因此英国曾授予其船长爵士头衔,而许多政府则给予航行者们以房屋补贴。诺曼底号是法国先行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象征,不仅仅是机械上的领先,更是品位的体现。

           参与诺曼底号内部装潢的都是1925年巴黎大展上的大明星们,装饰艺术的领头羊们。如鲁赫尔曼、玻璃设计师若内·拉里克(Rene Lalique)、杜帕(Dupas)和尚·杜南德(Jean Dunand)。杜南德设计了甲板上的吸烟室和头等舱沙龙部分。他们都是埃及风格的(并且都被认为超现代),绘有钓鱼、舞蹈、骑马、采葡萄和打猎等图画。

          政府给予定期轮船的补贴往往另有所图:战时,它们便会转为战舰。这恰恰正是诺曼底号所遭遇的——其后果是一场悲剧。纳粹占领法国,令轮船滞留在纽约港两年之久。然后由于珍珠港袭击,罗斯福总统下令将诺曼底号征为军用。

          诺曼底号以美法联军的崇高荣誉被重新命名为“SS·拉法耶特”,其装饰艺术派的装修被不计后果地拆除了。1942年2月9日,在轮船开往波士顿前一周,焊机的火花点燃了救生衣,几分钟内诺曼底号便陷入火海,四小时后,轮船被彻底毁了。诺曼底号斥资6千万美金建造,其残骸最后只卖了16万1千美金。

          整场灾难标志着法式奢华在严酷的战争时期以悲惨告终;欧洲的自我耽溺主义被美国的实用主义淹没――同时也看到,事实上美国正是一些奢华装饰艺术的杰出典型之诞生地。

          二十年代后期,被摩天大厦环绕的纽约令人瞠目惊舌,证实了在陡峭高耸之中,没有权力,自由毫无价值。没有什么比克莱斯勒大厦更突出了,或许至今仍是纽约林立高楼中最显眼的标志。

          这栋高楼是两位野心勃勃的男人造就的产物:建筑师威廉姆·范·艾伦(William Van Alen)和百万富翁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令人痛心的是,1929年10月,范·艾伦还如此评价它那难以置信的高塔,“犹如破茧而出的蝴蝶”,而一个月之后,黑色星期四来临,这个华尔街的灾难彻底为奢华装饰艺术送了终。

          当时,互相攀比大楼高度,以获得赞扬和肯定成为一种发烧行为,而克莱斯勒的高塔的确令华尔街40号的曼哈顿银行独树一帜。不到一年,艾尔·史密斯(Al Smith)的帝国大厦将两者都带入了一场看不见的空中较量。

          那是一个华丽和铺张盛行的年代,克莱斯勒大厦尽可以成功地融入摩天楼的行列。而至今,它仍然令人眩目且极具象征意义地矗立着。范·艾伦,这个大楼一建成就失了宠且被遗忘的建筑师,“完美至极,”《纽约客》如此评价他,“犹如F·斯考特·费兹杰拉尔德和杜克·爱林顿,独一无二的美式拉格泰姆钢琴曲之美仑美奂――世界装饰艺术的奇迹。”

    *本文为编译。

             艺术世界 2003/06

  • 世界文化遗产的灭亡

          当人们正在为伊拉克的文化遗产遭到掠夺与摧毁而愤怒不已之时,其艺术市场上的生意却一如往常。

         在伦敦、巴黎和纽约,佳士得、苏富比、伯罕斯等拍卖行继续举行所谓的“伊斯兰”艺术大拍卖。

          没有一样刚刚被挖出来的文物和遗迹残骸是有出口许可证的。阿富汗、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商业挖掘,更别提破坏遗迹了。但是弱国们本身就被一大堆问题所困扰,以至于无法真正执行法律。外面的世界便理所当然地乘火打劫。

          如果国家文化遗产只是被非法出口,随意运送,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不幸的是,非法挖掘导致这些文物大量被损。锄头、斧头,再算上塑料炸弹,这就是挖掘的全部过程。铜制花瓶被弯曲,陶器和玻璃被打碎,象牙无几幸存。

          拍卖行对于这一问题却没有任何解释。在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只形似着靴的腿的酒瓶标着“大约9-10世纪,南伊朗”。想必这只瓶子一定完整地在地下保存过吧?陶土的瓶体上很少有裂痕,颜色红里带粉,裂缝中没有任何一千多年前遗留下来的土垢,而凿子的敲击痕迹却非常明显。

          破毁不仅仅停留在出土文物本身,这一类文物曾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根据1997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学报,这只酒瓶应该是用以贵族们的仪式和宴会上的。文物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发现便成为至关重要的信息——也许是在某个贵族官邸的废墟?针对植物残留物的碳14分析和硬币上统治者的名字或许可以令“9-10世纪”这样宽泛的时间猜测更加精确。

          对于地下埋藏情况记录的破坏简直是一场大灾难。

         在伯罕斯,在一些阿富汗和伊朗的文物中,一样轰动性的物件可能引起重要的发现。这个铜制的大徽章刻有统治者土耳其皇帝 Abu Shuja’ Farrukhzad的名字,以及穆斯林年历444年(公元1053年)的字样。那一年,土耳其皇帝在Ghazni,也就是喀布尔西南,东伊朗帝国的中心登基。徽章上明白地记录了统治者即位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禁不出猜想,其他的皇族用品和御用容器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不管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如果有精确的年份记录,我们在研究这些皇家财产的真实面目时,或许就可得到某些暗示。

          每年,在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都会发生无数类似的损失。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和塔利班的蓄意破坏毫无关系,却和西方市场息息相关。最近一系列的拍卖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稀有的Fatimid铜制大口水罐,埃及,10世纪”,这是出现在伯罕斯的注解。典型的东伊朗形状,在喀布尔博物馆有陈列,和在阿富汗、伊朗随处可见的其他水罐相差无几。

          出现如此怪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来自伊朗文化世界无数的铜制容器,不论是公有的还是私人财产,几乎都不是由考古学家开采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伊斯兰时期的叙利亚和埃及。年复一年,历史也就渐渐失去了被精确记录的机会。

          5,875英镑的价格是否可以抵消历史真相的失落呢?大概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这么认为吧?

          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对此表示关注并有所反应。最近苏富比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艺术”拍卖中就明显少了许多商业挖掘的文物。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重要的旋转凹刻玻璃大口罐,波斯,10世纪”令价格一路摇升至621,600英镑,主要原因是没有破损——如果掠夺者不工作,这个显著的特征会本是稀疏平常。

          对历史遗迹的损害是可恶的。打开木门,敲碎寺庙、陵墓和宫殿们光滑的护墙砖,这种恶行从19世纪就开始了。

          佳士得的建筑明星是一付木门,是从土耳其Rum帝国Seljukid朝代的首都Konya的遗迹中拆下来的。目录册中这样描写到,“来自一个19至20世纪周游土耳其的欧洲工程师的私人收藏”。他的后人一定对此颇感荣幸。这付木门以骇人的766,250英镑高价拍出。

          一根刻有Kufic题字的木樑被归为14世纪“摩洛哥或西班牙”物品。佳士得骄傲地注解道“一部分题刻于2002年4月23日很快被销售一空,货号135”。这根木樑带来了318,850英镑的收入。于是,被验明正身的建筑元素再一次被支离破碎地瓦解了。

          从伊朗寺庙和宫殿外墙上敲下的墙砖出现在任何一次拍卖中。在佳士得,你可以买下1265――1282年间在Takht-e Solayman宫殿墙上的砖。在苏富比,同样来自Takht-e Solayman,有两名战斗中的骑士图案的大砖块卖到8,400英镑。

          买家们还要多少历史遗迹的碎片?很难说――就如很难说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意识到核查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艺术品来源的重要性。

          最令人惊讶的例子是一个黄铜墨池和笔盒,分别刻有著名的伊朗大臣Shams od-Din Joveyni的名字和头衔,他在1283年被谋杀。

          赞扬的头衔表明他服务于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统治者Sultan Ahmad(1281-1283)。这是一个“国用墨池”,在巴尔的摩沃尔特艺术画廊1986年的期刊中,一个伊朗协会如此解释,并且说明了为何内壁的金银镶嵌如此光滑――一定是近年在伊朗的皇家宝库、抑或伊朗或伊拉克的某个重要什叶派圣堂中被完好地保存。

          如果这个文物已经长期在西方,那么当那个聪明的买家花了据称不到1000英镑买下时,这件事情早就曝光了。其对于伊朗文化历史的重要性获得了前所未闻的价格――112万英镑。仅仅知道其在东方精确的出处便是无价的历史信息。

          是时候制定规范如何慎重处理世界共有的文化遗产了。和平时期的破坏毫无借口。

    *本文为编译。

     艺术世界 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