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四十八岁的迪安·阿比斯（Diane Arbus）在自己家中吞了一把巴比妥盐酸，穿戴整齐地爬入浴缸中，用一把刀片切开了自己的双腕。她留在日记本上最后的词语是“最后的晚餐”，谁也不知道她何所指。

      二零零三年九月，我满怀激动地在哈佛摄影课上要求我的教授多讲述一些摄影师如何工作的背景故事，“比如《纽约时报》上回忆迪安·阿比斯那样的，”我有点卖弄，以为他会夸我学习认真，“很棒。“

      头发花白的教授操着一口纯正的伦敦口音，“完全没有必要，”他毫不留情地冲着我，“永远不要相信摄影师的话。摄影师自己介绍工作经验，创作灵感什么的，都是胡扯。”

      “迪安·阿比斯：泄露”（Diane Arbus Revelations）是阿比斯自杀身亡三十二年之后最具权威性的、规模最大的阿比斯作品展览。自去年十月在旧金山现代美术馆（SFMOMA）首展以来，便吸引了无数摄影爱好者。而我又怎能耐得住心中的好奇，乘寒假赴加州探望亲戚，毫不犹豫直奔SFMOMA。

      阿比斯一撒手人寰，当时二十六岁的女儿渡恩（Doon）便对外界采取封锁政策。阿比斯所有的日记、信件和笔记通通压箱底，谁也甭想看；任何媒体要刊登阿比斯的作品，必须经过渡恩审查；任何美术馆或画廊要举办阿比斯展览，必须由渡恩亲自参与，过问一切细节。就算有人甘愿忍受渡恩的干涉，递上去的申请也多数被大小姐一口回绝。

      多年来评论家和学者们对此怒气冲天，一些有关阿比斯的评论书籍甚至无法刊登她的代表作品。所以，囊括了两百多张照片的本次展览，以及同名画册的出版，可谓惊天动地。等待了那么久，阿比斯终于重见天日了。除了一些标志性作品（犹太巨人和他的父母，神态迥异的双胞胎，戴发卷的变性人等等），展览中还有很多从未发表、甚至从未印刷过的照片。而大量的信件和日记节选，令观众有机会了解到一个任性的、有趣的一流作家，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和一个对她的摄影对象全情投入的观察者。

      一个二十世纪最有力度的美国艺术家的全新形象浮出水面，未经裁剪。

      哈佛教授或许说得有道理。不过我在SFMOMA所体会到的阿比斯，却绝对不是电视访谈节目或者报刊杂志中被断章取义的艺术家形象。按照年份和系列分布的照片呈现了阿比斯不同时期的关注所在。纽约人，自然是阿比斯拍得最多的，而阿比斯镜头下的纽约人，大多都非同常人：白化病杂耍演员、异装癖、同性恋、智残病人等等，而更多的拍摄对象则是神情怪异，不可理喻。阿比斯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怪人摄影师”，面对这一系列铺排全面的照片，你不得不暗自同意这一说法。甚至有人直指她是个机会主义者，把自己的成就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然而纵览全展，你又找不出任何一张因为火烧、战争、毒液侵袭等等造成生理伤害的照片。

      “给阿比斯照相机，就象把一颗手榴弹交给一个婴儿。”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阿比斯为他拍完肖像后如此说到。似乎是为了呼应梅勒的评价，阿比斯曾经在纽约中央公园拍过一个手持玩具手榴弹的小男孩。男孩子直面镜头，双臂贴在身体两边，一手捏着玩具手榴弹，一手呈虚握状，最古怪的是他脸上的表情――瞪着眼、撇着嘴，带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一种莫名。而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张著名的照片，还有一系列首次曝光的同卷底片。那上面的小男孩活泼地做着各种动作，神态或天真或调皮。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产生如此戏剧性的一刻呢？而阿比斯又为何单单将那一张挑选出来呢？类似这样的对比，在整个展览中多次可见，给观众提供了从不角度和层面来尝试揣摩阿比斯。

      据说阿比斯其实是个十分害羞的人，但她同时又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可以让陌生人对她不设防。展厅中专门布置了两三间类似暗房的小屋，呈设阿比斯的日记甚至便条等手札。阿比斯的文笔轻松流畅、感情自然，在我看来甚至很有女人的优柔，和我原先凭借她中年后线条坚硬的面部肖像所猜想的形象截然不同。那张著名的犹太巨人艾迪·卡梅尔和他父母的照片，阿比斯是在认识了他十年以后才按下的快门。阿比斯死后，她的情人、同事、导师马文·伊斯拉尔（Marvin Israel）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提到，“对迪安来说，最具价值的不是拍摄本身和拍摄对象，而是整个过程和体验……”。

      和有妇之夫伊斯拉尔的相恋，对阿比斯来说是痛苦的。而前夫艾伦·阿比斯在迪安十八岁时将第一台相机放到她手中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她的摄影生涯会远远超越出给时尚杂志拍摄时装照片的范围。如果你很少看到大师们的拙作，那你这次会有幸看到阿比斯早年的时装摄影――当然，也是很精致漂亮的。

    尽管阿比斯声称她对“怪人”的爱好，是出于对他们的着迷和崇敬，而非人们想象中的丑陋猎奇心理，她生前关于智残群体的“无题”项目，还是备受争议。日光与出其不意的闪光灯的结合，拍摄对象无法预料的举动，和阿比斯以往的风格很不相同，她完全放弃了人为的控制，在给前夫艾伦的信中说，“……非常模糊和变化多端，但是有一些很棒。”

      阿比斯热爱摄影也厌恶摄影，她常常自问照片是否“够好呢，还是够真”；阿比斯直到和前夫离婚才开始学习暗房技术，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自己上阵；阿比斯看似娇小柔弱面带羞怯，她却可以跟着陌生人回家、和流浪汉闲逛、去裸体露营地拍摄――至今人们仍在讨论她是否真的也脱光了工作；朋友们记忆中阿比斯是开朗活泼的，她却郁郁终了；阿比斯和她的拍摄对象们有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故事，令人怀疑是否上天冥冥之中有所安排。

      就算最有心的观众把阿比斯的每一张破纸片都读遍，每一张照片底片都看够，似乎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这个带着秘密离去的女人，尽管有关她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已经尽可能地暴露在这里了。

      我最喜欢阿比斯的那幅双胞胎小女孩。那个时期，阿比斯迷上了拍摄双胞胎、三胞胎，以捕捉面容相同，却神态各异的瞬间。这幅双胞胎是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一幅，因为小女孩的父母并不想将女儿曝光于天下，谁知偏偏天下皆知。图中两个并排站列的小女孩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一个面带微笑，嘴角上翘，充满朝气，另一个却毫无笑容，眼角嘴角都微微下垂，仔细一看，她的头发似乎也乱一些，站得也不那么挺，连腿上的白色裤袜也在膝头打着皱褶，更显得邋遢而了无生气。这张照片如此奇妙，两个女孩不同的精神状态令人不禁联想她们的未来是否也将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是暗示也好，是天启也好，被阿比斯在一瞬间记录下来。

      可是命运是如此神奇的东西，天机又岂能泄露。

 艺术世界 2004/02

      岁末的波士顿已经下了几场大雪，寒意逼人。没想到走进剑桥的楼博戏剧中心，舞台上亦飘着雪片纷纷，足有一英尺厚，令刚刚脱了大衣的观众感觉冷飕飕的。

      当然，这不是一场真的雪。这是一场《六月雪》。

      由美籍华人导演陈士争改编执导，查尔斯·L·米（Charles L. Mee）编剧，保罗·缀薛（Paul Dresher）作曲的这部戏剧源自关汉卿的《窦娥冤》。然而对于美国观众来说，剧中的主要角色不过就是――女孩、寡妇、男孩和老头，窦娥那样绕口的发音显然过于复杂，而且也没有必要了。

     陈士争在美国素来以改编中国传统戏剧为名，这次的大胆尝试更是如同混合大杂烩，就象美国中餐厅里的中国菜，叫着中国名儿，尝着却是为了迎合美国人胃口的西式味道。至于好不好吃，则完全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的选择。

      大雪纷飞的舞台布置简洁突出，一块巨大的布景板上分别描绘着莲花荷叶、鲤鱼和金鱼，色彩鲜艳夺目，颇有苏州织锦缎的华丽。现代装束的演员一出场，在满台的“积雪”中挪移着步伐，好似京剧中的碎步，有那么点意思，却又差得很远。到底是功夫不到家，还是压跟演的就是两码事？对于我来说，在这台以动作形体表演为主的戏中，是个贯穿全场的重大悬念。

      太极、少林功夫、耍棍，甚至“呵！”、“哈！”之声，等等中华武林都被运用上身。所不同的是，身着花格衬衫、头戴棒球帽的青年男女们和着音乐边唱边打，倒更像是HIP-HOP街舞；人人一把发着光的银色扫帚，好像动画片里的星球战士，那几招花拳绣腿的生硬招术，倒也能博个不识好坏的老美们的彩。

      然而一到台词部分，就变成我不识好坏了。一副美国流氓打扮的男孩（张驴儿）和老头（张父）一张口就是一串串的乡土俚语，以及只有美国人才理解得了的双关幽默，惹得满场笑声不断。这样的美国乡村文化还体现在音乐上，缀薛的音乐可以说是整台戏中最出彩、且最没有文化障碍的部分，融合了布鲁斯、草根民谣（blue grass）、凯金音乐（cajun）、奋客音乐（funk）和昆曲元素，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不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是好听得很。可惜我看的那场正好主角钱怡（音译）生病，那个金发碧眼的B角窦娥演唱技术实在差强人意，不少重头唱段都被走调走到了九霄云外，害得现场乐队拼命追也追不回来。错失欣赏原本就是昆剧演员的钱怡的“如乐器般婉转歌喉”，不由地令我心痛四十美元的票价。

      洋窦娥头上扎俩小髻，可爱归可爱，却少了点我见犹怜的韵味，尤其是嗓音粗重，在和混帐法官对峙的戏中，虽正气懔然，却有点过分强悍，象美国片里的不甘屈辱的受害女性，几乎要令人以为她可以靠自己反败为胜。

      相比之下，扮演寡妇（蔡婆婆）的男演员大卫·派特里克·凯利（David Patrick Kelly）的精彩表演几乎令他成了角儿。尽管不加化妆，只是套了一身灰色套裙，系了一条红色围巾，挎了一只可笑的透明手袋，凯利在舞台上的言行举止俨然就是个糊涂又无能的老太婆。估计很多人都盯着他那张眼角起皱的老男人脸，不下一次核对节目单，对他的性别产生疑问。

      陈士争声称《六月雪》是一出黑色幽默喜剧，并且试图以美国演员说英文来演绎中国角色，不需要翻译中文，将整部戏放入美国意境中，让观众完成想象。一个“女鬼伸冤报复”的故事是简单的，大多数对中国文化毫无了解的美国人也看懂了情节，然而通过这个故事，导演想说什么呢？难道仅限于单纯拷贝关汉卿老人家的寓意？

      编剧一开场就设计了这样的声明：“我从不知道有人一大早起床会说，‘今天我打算干点坏事。’没有。最坏的人也不过说，‘今天，我会两恶相权取其轻。’。”可是整部戏看下来，还是好人是好人，恶人是恶人，似乎并没有更深层次的道德探讨，开场的声明也没了下文。如果说大部分演员的演技欠佳使整出戏的表现力削弱、流程不顺畅，那么女子唯有化成鬼魂才可为己报仇这样的故事放到二十一世纪的戏剧舞台，尤其是在西方，不免显得有点单薄无力。至于《波士顿环球报》评论“六月雪”现象可隐喻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的报复等等其他政治涵义，则有点让我莫名其妙了。

      也许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说故事罢了。奇奇怪怪的动作，眼花缭乱的场景，令人捧腹的表演，东西混合的唱腔，形式上可谓做足了功架，也算看得有滋有味。谢幕时，所有演员翘起兰花指，齐齐指向舞台右侧，以这种方式向乐队致敬。看着他们僵硬的动作，我不禁又一次笑出声来，真是难为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