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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3月31日

熄灯之后

    当米歇尔·奥巴马和一群小学生们在早春的阳光下挥着锄头翻土,准备在白宫前开辟菜园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夫人想向美国人民所传递的迫切信息了。这是自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白宫首次开辟菜园。尽管白宫厨师们一直都希望烧自家种的菜,但这一呼吁直到米歇尔入主才得到响应。

        GreenOrganicEnvironmentEnergy,这几个字眼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美国人来说,是目前最常挂在嘴边的。刚在首都华府举行的第17届环境电影节在全国经济低迷、人心消沉之际,不那么大张旗鼓却又平和坚定地散布着环保理念。141部纪录片、动画片和故事片等,12天内在不同的博物馆和剧院轮番上映,其中大部分片子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冲这一点,就已经很得人心了。

    参展电影主题自然都是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息息相关,其中中国导演贾樟柯的《24城记》和《河上的爱情》短片版亦在参展之列。由于放映时间是周末,又设在亚洲艺术馆,当晚票子被迅速一抢而光,一大批影迷们被挡在馆外,跟工作人员死缠烂打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奇迹出现,不得不怏怏散去。另一部与中国相关的短片只有五分钟不到,却足以令观众席上的中国人面红耳赤。由天空传媒亚洲记者彼得·夏普(Peter Sharp)制作的电视报道《中国的杀手动物园》(China’s Killer Zoos)把观众带入哈尔滨的野生动物园,通过偷藏的摄像机,观众看到活牛、活鸡、活鸭们被扔给一群西伯利亚老虎,供已经被养得太肥的它们捕杀蚕食。如果说捕食是自然界的动物本能,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为了旅游商业利益而人为造成的血腥场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倒不是那些活生生被吞噬的牛们的悲鸣,而是大声喧嚣叫嚷并且笑闹的旅游者们,甚至包括懵懂的孩子。也正是因为人的介入,使得这些画面和《动物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难怪电影《达尔文的自然后嗣》(Darwin’s Natural Heir)的制作者尼尔·彼得森(Neil Patterson)感叹到,“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侵略性物种。如果我们要拯救自然,我们有很多要学,有很多要做。”

    彼得森还提到,人是视觉物种。好的电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环境电影节的关键作用就是把正确的信号发送到正确的脑子里,以免为时过晚。只占全球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却是个消耗全球四分之一能源的“浪费大国”,这完全是所谓的“美国式生活方式”造成的。如果非要给经济不景气找点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大家在节省开支的同时,也可节约能源,改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坏习惯。绿色建筑、食物链、海洋和水,这些与生活和气候相关的题材,都是电影节的重头戏。《蓝金:世界水战》(Blue Gold: World Water Wars)一片就希望能令常常买瓶装水喝的人三思而行。这部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环境电影观众奖的纪录片告诉人们,每在超市里买一瓶水,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些大公司和发展中国家腐败政府的帮凶,造成人为的水源紧缺,变成政治和金钱交易链中的一环。

    平心而论,华府算是美国城市中相对比较环保的。大华府地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发达,不像一些典型的美国城市,一出门就要开车,甚至没有人行道。长达11英里的首都新月小径专供居民骑车跑步,而市区的骑车族也越来越壮大,只要是非上下班高峰时间,自行车都可搬上地铁或架在公交车车头。今年328日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华府亦表率参与,将在当天晚上8:30,熄灭所有大楼和标志建筑物上的不必要照明。说起来美国如此之大,其实只有九个城市参加了这次熄灯活动,可见奥巴马政府的确给首府带来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气,尤其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新政府一直采取相当鲜明的支持态度。WWF的气候变化项目副总裁李察·摩斯(Richard Moss)博士就说,“让我们的首都黑上一个小时,是给全世界传达一个十分有力的信息——美国将在面临地球严峻挑战之中,起到领导作用。通过熄灯,华府的人民将会在支持地球未来的行动中占有一票。”尼亚加拉大瀑布、旧金山金门大桥和拉斯维加斯酒店等美国境内的著名景点,届时都将熄灯。

    中国的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撇开宗教、不讲因果轮回,只活在现世的人类已经需要严肃地考虑地球家园的未来。这将会是好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熄灯一小时也好,电影节也好,所有的活动并不能改变一时的状况,却具有警世之功能。就像大为·铃木(David Suzuki)基金会创始人铃木先生所说,“环境电影节之潜在的教育价值是最重要的”。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09年03月17日

“失败鲸”上岸

    陆怡颖,这个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在GOOGLE中文版上找到的名字,一个从上海跑到悉尼读设计的中国女孩,事实上已经小有名气了。有趣的是,你几乎很少有机会再在“原产地”看到令她一举成名的作品——一群红色小鸟衔着网绳,奋力拉升起一头巨大的鲸鱼。

    这头“失败鲸”(Fail Whale),是2007年夏天被陆怡颖上传到iStockphoto上的, 这是现在年轻设计师们为了给自己作品博取曝光率所采取的最常用的办法。没想到在网上晒了一年,突然被Twitter网的史东先生相中,他花了几个美刀,就把这张图用作Twitter网的宕机画面了。

    我可以很惭愧地坦白,我是在看到《纽约时报》撰文介绍陆怡颖之后,才头一回上Twitter网一探究竟的。从去年起,Twitter在美国之火爆着实吓人。好莱坞明星们忙着用,国会议员们忙着用,奥巴马这个时髦总统当然也用,可自从今年120日他登基后,就停止更新了,现在连麦侃这个老头也用了。你能想象正在北京开会的人大代表们一散会就忙着用手机上Twitter向其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汇报进展吗?华府的国会山,已然是这派景象了。

    由此可见,Twitter用户们的热情是高涨而偏执的。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陆怡颖那头可爱的鲸鱼,不遗余力地要宣传推广她,其效果当然也是迅速且显而易见的。虽然这头鲸鱼并没有让陆怡颖发财,却成了她名下的一个品牌,鲸鱼T-恤、鲸鱼茶杯、鲸鱼卡片,等等一系列鲸鱼产品,已经在网上卖开了,也算是个无形资产。鲸鱼迷们自发建了个网站failwhale.com,向设计师致敬;YouTube上关于“失败鲸”的录像仍在不断增加;FacebookTwitter上鲸鱼迷们的活动亦十分频繁。甚至还有人把鲸鱼纹到了身上,其中一个这么做只是为了把自己的Twitter追随者数目突破三千。

    疯狂的“鲸迷”们,已经把“失败鲸”推广成了一个LOGO、一种心情,甚至一种现象。其实这个名字,也是网友给取的,陆怡颖原本给这个图案命名为“Lifting Up A Dreamer”,它所体现的那种振奋向上的团队合作精神正是当初史东先生看中的。不过Twitter对于鲸鱼并无意开发,它的走红也不是Twitter捧的。然而就在上个月,这头鲸鱼甚至把陆怡颖带到了纽约,获得一个互联网公司所颁发的奖项,以奖励Twitter上的各种网络标志图形。

    作为悉尼科技大学的一级优等毕业生,陆怡颖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设计;她甚至在2008年的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览中还得了金奖,却抵不过纽约本土的一个只为Twitter标志颁发的奖项来得令人侧目。一面在学校教书、一面做自由设计师的她,正在想方设法进一步把“失败鲸”做成一个真正的品牌。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超现实手法设计一系列的动物形象,做一些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尝试。

    也许是我没想像力,我在看了她的一系列动物图案后,从那些孔雀、仙鹤、猫头鹰和五彩祥云中,看到了中国的水墨、工笔和剪纸,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她就是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师;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前,我终于和在悉尼的她通上话,她对我的观察表示认可,但这也不意味着她就是想好了用中国画来设计。都怀念小时候上海美术制片厂动画片的我们,都同意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无语言限制,无国界。”陆怡颖在谈到自己的设计追求时说,“用最简单的、小小的视觉符号,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为了强调她的观点,她又引用她父亲的话,“设计,就是点穴的作用”。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09年03月11日

中文潮

         白老师的星期天总是很忙碌。从中午起,她要不停歇地教好几拨不同年龄的孩子学中文。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中国城文化中心就是她的教室,“花华!”白老师举着一张白纸,站在堆满玩具和大型画片的课桌前,夸张地对学生说到。

         没有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会把“画画”两个字说成这样。但是白老师,也就是伊丽莎 白·哈黛吉(Elizabeth Hardage),是个二十多岁的地道美国姑娘。拥有小学教育学士学位的她跑到中国教了两年英语,再跑回美国后,就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中文学校,教起了中文。

         洋腔洋调的她上起课来生动活泼,很受小朋友喜爱。同时担任华盛顿育英小学中文老师的她对自己的这份中文事业颇为自豪,“只要在首都,多少都会和中国搭点儿边,”老家弗罗里达的她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的成人班上反而多了不少学生。”

          根据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估计,明年全球将有一亿个外国人学中文。美国作为一个使用“世界普通话”——英语的国家,中文学习者近几年来急剧暴增。就像早年外国人跑到中国教英文一样,现在,只要你的母语是中文,就有机会在美国找到教中文的工作。一些急需中文老师的语言学校常常会贴出广告,招收母语是中文的代课老师,不需任何教师背景,只要会说普通话,学校就代为培训,收入为每小时20-35美金不等。

         美国著名的非赢利教育机构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自2006年起和汉办合作“客座中文老师”项目以来,已经从中国“进口”了两百名左右的中文老师到美国。这些老师一到美国,便被开有中文课程的学校们一抢而光,每年的“进口量”急速上升。

        根据华府应用语言中心(CAL)的最新调查报告,在2008年,有3%的美国小学设有中文课程,比1997年增长了十倍,属于所有外语课程中增幅最大的。正在努力解决经济危机的新任总统奥巴马明确肯定加强教育质量亦是创建美国未来的重要步骤,他在一次讲话中非常顺口地提到,要注重教育,我们的孩子将来才可能和北京的孩子们一比高下。

          与此同时,哈佛历史教授,英国历史学家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书《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不失时机地推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新词:Chimerica——一个在世界金融版图上由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所衍生的新国度。

          中国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中国文化和语言真的要气势汹涌地席卷全世界了吗?中文真的要和英语平起平坐了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不用再削尖脑袋背英文单词,张口说中文就能闯遍全世界了吗?

         面对中文狂潮,谭大立博士表现出相当的冷静,“二十年前,学日文也是一阵热,因为当时日本经济正火。结果呢?刮过拉倒,日本经济下滑了,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已经在马里兰州贝赛斯塔市兰登中学(Landon School)教了近十年中文的谭博士是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LASS)会长。2001年,她创办了“兰登在中国”项目,每年暑假带一批高中生到中国,两周旅游,四周上课,学生都住在不说英语的中方接待家庭中。一次旅程下来,这些美国孩子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上的收益非同小可,也培养了不少从此把中文和中国定为自己人生方向的有志青年。作为一个致力于中文教学,对中美文化交流及其重视的资深教育者,谭博士说起中文的前景,“把中文说成‘新的英语’,绝对是夸大其辞了。”她坐在自己的教室里,平静而肯定地说。

          毫无疑问,西班牙语和法语,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外语。2008年,有88%的美国小学开设西班牙语课,11%开设法语课;就连拉丁语,也占6%,排在名列第四的中文前面。应用语言中心外语教学部主任南希·柔兹(Nancy Rhodes)解释道,“如果说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来说,西班牙语和法语的难度是一级的话,中文难度则为三级。要是家里人都不说中文,学生很难坚持学下去。”

          美国人的外语水平似乎总是被欧洲人所不齿。除了英语,很多美国人不会任何外语。外语教学在美国也似乎并不十分受重视,过去十年以来,美国小学的外语教学课程甚至下降了6%。柔兹女士认为,外语课程常常是校方削减预算的头号牺牲品,而联邦政府的“一个不拉”法律(No Child Left Behind)给学校很大压力,数学能力成了头等大事。然而即便如此,中文课程却在增加,倒是个不争且欣慰的事实,尽管中文还算不上头号外语。

         中文是不是所谓的“未来语言”,在一些外语教学工作者看来,其实并不是关心的重点。“这不光是外文,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谭博士讲到她所理解的中文教育重要性,“去过中国的学生,就有理解不同文化差异的能力。”

          新总统奥巴马的家庭和文化背景,与他的前任相比非常不同。柔兹女士相信,新政府所代表的新气象,应该对促进外语教学,鼓励美国学生学习不同文化,会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人并没有学习外语的动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眼光是向内的,”柔兹说,“对于其他文化,我们总是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扩展我们的思维。我真的希望这种学习能够从小就开始。”

         刚被选上纽约州参议员的克丝汀·E·格里布兰德(Kirsten E Gillibrand)就有一个中文名字:陆天娜,她早年在中国的语言学习和工作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事业亮点。当一些美国人如梦初醒地从“Made in China”商标中读到良机,而非抵触的时候,陆天娜们早就准备就绪,大展身手了。然而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多少人是对自身前途的考量和商业利益的驱使,才兴致勃勃地学中文呢?倘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中文是否也就和当年的日文一样,沦落为昨日黄花呢?

          中文要像英语和法语一样,成为国际语言,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经济强盛或许是推广语言的催化剂,但它绝不会是赢得全世界人对中国文化无限崇尚的奠基石。全中国有超过三亿五千万人在学英语,大大超过了十万个学中文的美国人。然而正是这悬殊的比例,令美国人和政府开始感到自身的巨大知识漏洞。学中文不仅从华裔后代蔓延至洋人家庭,也被前任总统布什列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的“战略语言”之一。

          这或许也可以给中国的师生们一点启示。掌握英语固然重要,学好自己的母语似乎更义不容辞,何况中文愈来愈有用。中英文都通晓、东西方文化都了然,才能在未来的Chimerica中大展身手。

学中文的美国孩子们

          卡莉每周四上午都会回到她曾经学习过的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小学(Potomac Elementary School)低年级班。曾经教过她的李莉老师仍然在教学前班和一年级,但卡莉已经13岁了,并且可以游刃有余地用中文辅导小孩子们做加减法。

           波多马克小学是全美第一所实行中文“沉浸式教学”计划(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的学校。自1996年起,加入该计划的孩子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得面对用全中文教学的数学课和科学课,当然还有中文课。所谓“沉浸式教学”模式,最初是加拿大于1965年创造的法语教学方式,随后逐渐在美加地区推广。

当初波多马克小学的计划是在当地华裔家长们的压力下开办起来的。起先生源廖廖,现在要加入却要排队抽签,而且三分之二学生来自非华裔家庭。当朱莉·孔拉德-伯曼(Julie Conrad-Berman)接到校方电话,说有学生退出,是否还愿意把她五岁半的女儿伊丽莎白放入中文班的时候,高兴得像中了彩票。“我们家里只说英语,但伊丽莎白很喜欢李老师和中文班,”伯曼太太说,“有时候她会搞不清楚,但她从未沮丧过,她还会在家里教我们用中文数数。”

卡莉两岁半的时候,她父母给她请了个从哈尔滨来的中国阿姨陪她玩;而在此之前,有个巴拉圭护士每天和她一起玩,所以已经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小卡莉从此开始了对东方文化的追寻之旅。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卡莉的父亲正好在深圳办厂,只会少许法语的他,坚信中国是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相当投入而享受地坚持学中文。“我希望将来到中国工作,”卡莉的中文虽然发音还有待提高,但相当流利和自然,“我想从事环境和能源方面的工作,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很重要。”

像卡莉这样人小志大的美国孩子并不少见,更有一些从学语言学到一些文化精髓。毕业于兰登中学的马雷(Raleigh Martin)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在学校创办了“中国圆桌”,每年请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专家们来开讲。正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的他曾经只身赴南京读了一年中文,还曾扛了排队得来的虎跑泉和龙井茶,送给中文老师谭博士。

贺洪(Zach House)是谭博士目前班上的高年级生,他对为什么学中文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喜欢吃中国菜吧。”有相当一些学生,像他一样,只是把中文作为一门必须要选修才能高中毕业的外语来学。有的觉得中文比较特别,有的觉得将来可以去中国做生意,就选了。至于将来是否会持续地学下去,学到什么程度,却并没有很明确的打算。

谭博士班上的徐杰夫看上去是个地道的中国青年,父母均来自上海,但他却仍然在很辛苦地提高中文水平。“我可以对付读和写,说话也OK,”他努力地用中文说到,“但是听就很难。我有一个坏习惯,一听中文,耳朵就关起来了,”他笑起来,“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学好中文。”

11岁的秋弘老家在安徽,长着一副南方人的柔美眉眼,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她刚刚开始跟白老师学中文,似乎还能用中文说出不少水果和颜色。每当白老师夸奖她的时候,坐在后面的妈妈就露出欣慰的笑容,“秋弘9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在合肥领养了她。从四岁起,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让她学中文。她喜欢自己的‘中国特色’”。秋弘妈妈说到。秋弘并不是白老师班上的特例,事实上有不少美国夫妇领养了中国孤儿后,千方百计地为这些孩子创作学习中文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根和文化有所关联。

有研究证明,说两种以上语言的孩子,比单语孩子要更擅长解决困难和问题。不论是波多马克小学“中文沉浸式教学”计划中天真烂漫的孩子,还是兰登中学里意气奋发的少年,选择学中文,证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比一般美国人要更具创意和勇气;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简单;但他们可能获得的成果,或许更出人意料。

教中文的老师们

          竹露茜老师在去年的全美外语教学学会(ACTFL)年会上,手持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者的小响板,来了一段自编的快板书。她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演讲中,列出了十大成功中文课程的要素,其中老师的激情名列首要,呼吁在会的所有中文老师都要用心去教学。

          曾经担任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三任会长,至今仍在一所高中和两所大学从事中文教学和中文老师培训的竹女士二十多年前就来美国了。“我觉得教中文的同时,我是在教‘做人的理念’”,她在电话采访中说到,“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不一样,比如中国人的‘仁爱’,中国故事中的‘回报’等等;透过中国文化,对学生的人生有帮助。”

          通过教语言来诠释文化、了解中国,是不少海外中文老师的理想。波多马克小学的蔡怡怡(Christine Wang)老师在给她的二年级班准备春节联欢节目时,早年学戏剧的她编了一出有关四川地震的小话剧《祝福四川》,以中英文翻译的方式,让学生家长们也体会了一番地震灾区的师生情。

         “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长大,所以我有我的教学风格,”蔡老师说,“我很注重家庭作业,比较严格。有些家长对我们的文化有隔膜,就会反应过激,但总的来说还好。”

          在美国对付学生不容易,对付家长更不容易。如果不了解美国的文化和习俗,中文老师们便会面临不少困难。大学理事会中国语言和文化项目主任康君娥(Selena Cantor)在谈到由她负责“引进”的客座中文老师时,毫不讳言一些中国来的老师无法适应美国的教学方式,“最成问题的应该是课堂管理,”她说,“美国的学生太不一样了。”

         客座中文老师落户美国学校是一桩耗资不菲的项目,由汉办补贴和学校赞助,这些中文老师的收入和美国老师的收入不相上下。但这样的美差委实也不轻松,老师们来美后,在生活、工作和文化上要适应相当一段时间,好不容易适应了,倒又要走了;虽说可续约至三年,但对有家庭在国内的老师来说,有相当的实际困难。

         “什么时候美国的中文老师队伍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那才说明我们这个行业成熟了。”谭博士评价到。

          “从长期来讲,要培养本土的师资力量。”竹女士坚定地说,“其实对‘空降部队’的老师来说,也不公平。如何处理学生和家长的关系,是没有手册可看的,搞不好还闹出官司。跑过来教一年,花那么多钱,成效并不大,只能解决暂时的短缺问题,不过是救救火而已。”

          母亲是浙江人的康主任承认中国老师来美后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她仍然对大学理事会的客座教师项目充满信心。“我经常想,如果我小时候能在学校里学中文该有多好啊!”她说,“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美国老师和学生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度,理解别人的想法。”

         若要美国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为人师表,必须要有执教资格证书,而每个州又都有不同的规定;倒是在私立学校执教未必需要证书,尽管薪水比不上公校。正因为正规教育系统对教师资格的严格要求,才导致能够上岗的中文老师供不应求。相当一部分华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大好良机,纷纷进修求学,转行中文教育事业,教师职业在美国虽算不上薪酬优厚,但工作稳定、福利不错,又有很多假期,是经济低迷期的极佳选择。

          有经验的业界人士如竹女士、谭博士等,却都不希望出现呼隆隆一哄而上的局面。中文本来就难学,如果糊里糊涂地只求数量不断开班,没有经验的老师教不好,学生学不好,最后有头无尾,“再翻身就难了!”感叹好不容易等了二十年,等到中文教学出头的竹女士语重心长地说到。

           在她看来,中文教学和中文教师要在美国扎根主流,必须吸取美国外语教学界的经验,而老师本身也要不断充电。“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学生上大学以后继续学中文,然后去中国发展,”她说,“中小学是撒种,真正发芽要等他们长大以后。”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