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调查中，表明芬兰大多数三岁以下的幼童每天在幼儿园的时间接近十个小时。而在最近的一些会议和媒体上，芬兰亟需外来移民提高人口增长率的呼声亦相当活跃。

    这些数据分析都直接体现了芬兰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是职业女性，她们不愿意生孩子。事实上，这些年芬兰的出生率节节上升，甚至达到四十年来最高，但对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她们生得还远远不够多。如果芬兰不想在2035年进入老年社会，就得自己多生，也得招人来帮着多生。

    其实，芬兰对于育龄妇女的政策在全世界来讲也算得上最好的了。从预产期前五周起到宝宝五个月大，为保证一定时期的母乳喂养，法律规定新妈妈不能工作。期间雇主或社保部门必须支付至少70%的薪酬，而这笔钱可以领到宝宝十个月大。之后，法律又规定，妈妈可以在家把孩子带到三岁大，而雇主不可在此期间解聘她。社保部门同样会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每月颁发“妈妈补贴”。在孩子读二年级之前，妈妈和爸爸都有权各向雇主申请每周减少一天工作量，薪水减至80%，社保部门给予少量补贴。

    和不得不把三个月大的孩子扔进托儿所的美国妈妈、以及有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作后备军的中国妈妈相比，芬兰妈妈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当一段时间全职妈妈而不至于抛弃自身事业。然而这并不代表芬兰女性就没有压力。芬兰爸爸一样有五个月的父亲假，可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爸爸停职带孩子，妈妈出去工作。这当然和母乳喂养不无关系，但男性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的投入，即使在芬兰这样女男平等的国家，普遍来讲还是不如女性来的多。

    与此同时，女性在养育孩子问题上，仍然要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负罪感。前面说到的三岁以下幼童每天在幼儿园时间长达十小时，便是一例。人们会更倾向于怪罪妈妈过早回到职场，却不太谅解职业女性对回归事业的焦虑；更别提带孩子本身的辛劳。全天候带两三个婴幼儿和上班相比，哪个更辛苦？

    中国的职业女性，通常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过于能干便会被指责不够传统贤淑。在中国，女性只要把家管好了，便不会遭来指责，其本人亦不会有太大的社会压力，哪怕她没什么事业心，甚至没有工作。在芬兰，女性向来强悍独立，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早就超越了那种“女人味”的低级阶段，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值也不会以“顺从”和“柔弱”为标杆。就这点来讲，芬兰女性要比中国和亚洲女性，要来得更为洒脱，因为从父母、男朋友，老公到公婆，谁都不敢以“女人”为由对她指手画脚。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平等，却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中国，女人只要事业上成功，哪怕家里一团糟，也会被冠以“女强人”。在芬兰，那可是很不合格的坏榜样。要称得上芬兰“女强人”，不仅得事业上风生水起，家庭生活也得顺手拈来。班要上好，孩子得带好，家务做饭等也得干好。和中国、美国不一样，芬兰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没有全职保姆，连兼职保姆也鲜见。这不仅和昂贵的劳动力有关，也和社会风气有关。整个北欧，是个以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为荣的大环境，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和看孩子，似乎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就连请自己父母帮忙，很多时候也不好开口。于是很多年轻的芬兰妈妈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平衡，更为了打造一个更完美的“女强人”形象，体力和精力都面临巨大挑战。

    今年夏天，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工作有利于妈妈的精神健康，但那些试图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全都摆平的妈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或精神崩溃。反倒是那些承认自己无法两全其美，不事事求完美的妈妈们来得更开心些。

    谁都不是超人，女性同样没有理由当女超人。已经相当聪慧和能干的芬兰女人，大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从小学习家务活儿，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比起很多娇生惯养的中国女生来，要实干和坚强得多。但即便如此，以现代社会的强度和节奏，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持，她们面临孩子和家庭这个坎儿的时候，和中国的职业女性一样，也会遭遇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的前因后果，又和中国女性不尽相同。对芬兰职业女性来说，那种力图保持平衡和完美的压力多半出于争强好胜的自身，不言而喻的社会期待值当然也要对她们的负疚感和挫折感负有相当的责任，但她们毕竟不会像中国女性那样，面临老公和婆家的直接挑战。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职业女性能得到的育儿帮助要比芬兰职业女性多得多，她们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更可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中国“女强人”的障碍，更多来自传统甚至封建思想，以及无可药救的男性沙文主义。而芬兰女性，在精神和思想上享有高度自由和独立性，她们的困难是实际操作性的，分身无术导致的；而这种状况，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比如远离大家庭，缺少亲密可靠的亲戚和朋友帮助；它也和北欧的社会体制有关，高税收高福利，法制严谨，但人工昂贵，无法依靠廉价或非法劳动力解决困难。

    在最近的芬兰媒体上，不止一次讨论到职业女性的负疚感问题。在相同的职位上，芬兰男人不仅还是比女人赚得多，芬兰男人也和世界上其他男人一样，在对待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平衡问题上，似乎也没有芬兰女人所承担的那么强的负疚感。个中缘由，除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男女性别的约定俗成，芬兰女人本身也要对这种负疚感负有一定责任。正如前面提到的研究项目员所称，有必要提醒女性不要对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这样当她们遭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过于沮丧，因为她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到，她们所作的一切，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要感谢北欧具有悠久的女性主义历史，北欧男人从来都是“矮（女）人一头”。现在的芬兰男人，早就被允许显得“弱势”而不失男子气。“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不足为奇，而且喂奶换尿布推着孩子去兜风买菜的男人不会被人看不起，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心理不平衡。这样的现象，尤其在高知阶层更为普遍。女性高层在芬兰是一道相当普通的风景线，毕竟，就连这个国家，都是由一个叫哈洛宁的女总统领导着。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