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这个城市里的“精英女人”们一落座就开始纷纷议论，“晓得吗，有个法国女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手机里都存着杨澜靳羽西的电话号码，邓文迪来了也要约喝茶，至于嘛？！

      也难怪，此法国女人乃法国鼎鼎大名的摄影师，密特朗之密友。专拍玛当娜、莎朗斯通、索菲玛索等等明星名流，而这次专程赶来上海是要制作“Ladies in Shanghai”项目。

     女人们当然起劲啦。那还了得，要拍上海女人？她知道上海女人是怎么回事吗？她能拍到上海女人的精华吗？一时间，托儿们放风出去乱找人，隔日就有电话上门，“我有个阿姨的同事的表妹的朋友的邻居，灵是灵得来！”上海女人的形象代言人啊，可得认真，不能坏了这地方的名声。

      结果人家刚到上海，拍的第一个人是个“外地人”吕燕，还要拍北京搬来的舞者金星，有无搞错？！第二天饭桌上的新版本是歌手影子（倒总算是个上海人了）因不满那个老女人要摆布她成妓女形象而愤然离去。

      女人们更兴奋了，“喏，我说没甚么好事情吧？你看看她给玛当娜拍的样子呀，简直就是cheap hooker嘛。”

     “她以为她是谁，就来蹦达几天，就可以对上海女人评头论足了。嘁，开国际玩笑。”

     “听说她还要找K房小姐、洗头妹呢。唉，王革里啊，侬不要轻飘飘哦，赶快打电话回掉，不要答应她拍。”

      Ladies in Shanghai——在上海的女人，不完全等于“上海女人”。审题不仔细的上海女人们七嘴八舌，把个法国女人骂了个狗血淋头，继续享受她们的情调晚餐，顺便再骂骂男人，心想除了我们自己，谁敢说了解上海女人？照例沾沾自喜地度过了一晚。

      法国女人却不吃她们这一套，自顾自要扎根上海滩大干特干了。某时尚杂志的派对，美女云集，连绯闻频传的章美人也赏光前来，不过带着一家老小十几口人。法国女人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盛会，不断地被人介绍和介绍自己。问她准备拍多久，她歪着头轻松地说，“我可是要在这儿呆一阵了。”不明就里的小明星被频频介绍到她面前，她礼貌地和漂亮姑娘们招呼着，浅浅地笑，表情淡然，看不出心里在琢磨什么鬼点子。上海女人们在她背后指指戳戳，“哦哟，五十几岁的人倒看不出么”，“气质品位还蛮好，蛮低调的嘛”，“一幅巴黎人的势利样子！”

      女摄影师听不懂上海话，她正忙着巴结一个上海女人，因为那个女人说，现在的上海小姑娘算什么，我八十七岁的姨婆和她的女朋友们才叫精彩呢。于是法国女人浅浅的笑立马换成殷勤的恳求，那我可以去拍她们搓麻将吗？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10

一个通达的城市，一群通达的女人。

雨中情

——周婕和karby

     “那是个下雨天，”周婕马上回答到。这个只有25岁的上海女孩快人快语，常常没等我把问题说完，坐在沙发上的她就连人带话地蹦啊蹦的了。

       1997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因为下大雨，还在广告公司打工的周婕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路过小卖部的时候，周婕叫司机停一会儿下车去买烟。“Karby就站在那儿，”周婕回忆到，“他一定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样的雨天很少有空车。”

    周婕让请求带一程的Karby上了车，却不知道这个美国男人就此踏入了她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小段上班的路程。

    这样浪漫的故事发生在了当时只有20岁的周婕身上，并且一如童话般顺利发展——“一年后，我们就登记了。”周婕又自己补充到，“很快。不过直到2000年才举行婚礼。”

       作为家中的独女，周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上海女孩。自私啊，任性啊，无理取闹啊，反正漂亮女孩子会有的毛病都有了。“Karby让我改变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成熟起来。”周婕认真地说。

     比周婕大8岁的karby从小父母离异，令他曾经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在日本读高中的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东方文化，“但是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他说，“她们太被动了，这样的关系是病态的。”周婕在他眼里，是个既自然又天真，既傻乎乎又很认真的女孩。“最重要的是，她跟我交往无所求，”Karby说，“我也曾和别的中国女人约会过，那种要从我身上有所图的念头我一下子就能嗅得到。”

      上海女人一向以会算计、讲求实惠、精明而著称，能获此评价女人大概是不多的。“现在说起上海女人来都是不好的，太不公平了，”周婕有点忿忿然，“要说精打细算，如果是用在持家上，有什么不好呢？”周婕性格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她说这是来自爸爸的影响。周婕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对于女儿找来个外国女婿倒没怎么反对，只要他对女儿好，从哪儿来都无所谓。再加上Karby的中文很好，拍拍岳父母的马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作为驻上海的外国记者，Karby的工作十分繁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去什么地方，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有时候你甚至还没搞清楚他去干吗，他人就不见了。”周婕说，“结婚后他下班早一些了，一般在七八点。以前十点下班是很正常的。”

      “西方的女人都非常独立，”Karby接着她的话茬说，“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如果我的工作需要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就需要我的妻子做出一定的牺牲，跟我一起走。我可不愿意分居，我要一个可以吃上热饭热菜的温暖的家，而不只是一天到晚的工作。”

      周婕对于这样的付出非常坦然，并且充满自信，“他是一家之主嘛，他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发展。等我哪天发达了，或许就该是他留在家里看孩子了。”

     “其实西方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就有这个问题，”karby又说，“夫妻俩都有工作，互相竞争力太强。要开BMW，要住大房子，什么都是争争争。可是到头来为了什么呢？孩子谁来管？家庭怎么办？如果我太太是个女强人，我就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夫’好了，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说到这儿，话题扯到了孩子身上，Karby大大咧咧地嚷着，“三四个不算多，七八个正正好。”全然没注意一旁的周婕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直摇头。

唱出来的爱

——海音和Dirk

       在去朋友家的电梯上，海音第一次碰到Dirk。“他哼吧哼吧地在唱那首《心雨》，”海音回忆到，“还老是那句‘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白痴极了。”

    难以忍受的海音终于对着根本不认识的Dirk说，“我最讨厌这首歌了，简直傻极了。”唱得正来劲的Dirk狠狠瞪了海音一眼，心想这个上海女人自以为是，多管闲事。

    出了电梯，他们才发现大家都是去同一个朋友家的派对，这样就算心存怨气地认识了。在Dirk眼里，谭海音是个事业有成的工作狂，一直在派对上大谈网络，而电梯里白白被训的经历让他感到备受侮辱。而在海音眼里，Dirk是个张扬的德国大男孩，一晚上都在又唱又跳地疯，居然还会唱那首大街小巷都唱烂了的《心雨》，大概品味也不怎么样。

    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餐聚会上，俩人又碰上了，又喝酒又聊天地还算开心，之后一伙人去了卡拉OK。这一次唱歌终于没让俩人再次反目为仇，相反，卡拉OK不仅让Dirk看到了海音柔弱深情的一面，也令海音了解到了Dirk善良、真诚的秉性。“人唱歌的时候，是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的。”海音说，“Dirk后来坦白，是我唱歌的神情把他打动了。”

       跟和哈佛同学一起成功创建易趣网的谭海音相比，Dirk的创业经历更为艰难辛苦。1996年他只身到西安学中文，第二年和一个中国哥们儿开始做帐篷生意。那时候他不得不不断地飞回德国打工，赚几个月钱再回中国花销。“我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破房子里，”Dirk说，“没有比那更差的居住环境了，我们就像外地民工一样。”

       然而这样的经历让Dirk比住豪宅的外籍白领们更透彻地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买几套明清家具，穿一身唐装那样的表面文章。当年拒绝贷款给他的德国银行开始邀请他回去做讲座，给要去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佬们讲授中国的生意之道。

   上海女人给Dirk感觉是很时髦，很有风情。经常去意大利的他注意到，一旦有什么流行时尚，上海女人跟风的速度与慕尼黑相比，一年比一年快。不仅仅是会打扮，“德国女人要么顾事业，要么顾家庭，”他说，“而上海女人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她们很聪明。”

      这样的夸奖对海音来说比什么都受用，“Dirk总是以我的成功为自豪，而他对感情和家庭的忠诚也让我逐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重要性。”

    自称具有上海女人的“适应性强”之特征的谭海音在别人眼里是个女强人，一切以事业为重。“结婚后，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了，”她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推到明天再做的。”

    有着爬山、打球、唱歌、美食等许多共同爱好的海音和Dirk不认为异国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各自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和观感。”海音说，“其他的差异都可以协调。”

       而深谙中国人相处之道的Dirk更知道如何当好上海的“毛脚女婿”。上门时背两句“听老婆的话，拎老婆的包”，围上围裙做一桌子西式大餐，足以哄得丈母娘开怀大笑。

    “上海女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们总能想尽办法，拐弯抹角地让男人们都听她们的话。”说这话时，Dirk全然不顾海音疑惑的眼光，一脸认真地说，“我这是夸奖，真厉害！”

爱就是信心

——Jessica和Bernd

     “Jessica不是典型的上海女人！”这是Bernd翻来覆去说的话。那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上海女人呢？Bernd又眨巴着他那双孩子般的大眼睛说不上来了。

    曾在德国生活过六年的Jessica独立、果断，为人处世风格鲜明。也许是她比Bernd还大一岁，按照Bernd的说法，她是两个人中的“决策者”、“领导者”。

    不怎么会中文的Bernd坦陈自己也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上海女人的本质，“对于外国人来说，总会听到很多关于上海女人的谣言，什么只认钱啦，跟你交往是为了护照啦什么的，”Bernd说，“ 可是我公司里也有一些女同事，她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好，有能力，坚强，比较国际化。”

       其实Jessica正是能干精明的上海职业女人之典范。这一点，Bernd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她的自立和自信颇受Bernd的赏识，并且不断地夸奖Jessica是“情人、主妇、妈妈”的完美结合，夸得一旁的Jessica自己都张大了嘴，有点不可置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无论到哪里，她都能成为人群的中心，让大家都围着她，”Bernd说，“她可以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性格略为内向的Bernd常常会在聚会上远远地望着自己的漂亮女友周旋于人群中，“我喜欢那样看着她，她棒极了！”他说。

    对于Jessica来说，Bernd纯真善良得就像个巴伐利亚农夫。“他是活雷锋啊，”Jessica说，“更难得的是，他并不傻。Bernd的情商极高，总能帮我分析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帮助我拨开表象，判断事物本质。”

    Jessica认为找男友也好，老公也好，要看大方向，比如人品。其他的生活小节，都可以马马虎虎混过去。所以这一对自称“工作狂”+“劳模”，一个一天吃一顿，一个一天吃三顿，倒也能过得恩恩爱爱。当然，Bernd烧得一手好菜，Bernd很会做家务，这让Jessica更心花怒放，“他总是对我说，即使两个人很穷，也要营造快乐的氛围！”

    更年轻的时候，Jessica还当过模特儿，“看那时候的照片，觉得年轻就是本钱啊，”Jessica说，“不过我并不泄气。很多女人一过三十就放弃了。我始终提着这口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告诉自己要勇敢。”

    这或许也是Bernd喜欢Jessica的地方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知道如何掌握分寸，“她总是充满活力，总能保持生活的平衡，总能化解压力。”

     “我为什么爱她？”Bernd自言自语道，“瞧瞧她！看看她的微笑！”

     新现代画报 2002/10

      老挝。
      在我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之前，不仅对她无甚了解，而且因为前站柬埔寨“脏乱差”的遭遇，几乎要丧失了游玩的信心。

      然而这旅途中的沮丧在我到达首都万象后的半小时内就消失了。老挝是人困马乏的旅行中过于美丽的一处驿站，她甚至会令人从此驻足，永远停留在了异国他乡温柔的梦想里。

      这个地处中南半岛，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王国之一的澜沧王国自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后，便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纷争和殖民统治，成为西方霸权的政治阴谋中随意调遣的棋子和无辜受害的牺牲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无以计数的老挝人集体出走，移居国外，使原本人口稀少的国土更加荒凉。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老挝的美丽。她浓淡相宜的山水，恬静安宁的性格，以及因为磨难带来的忧伤，宛如一幅天然成就的中国画。

万象 Vientiane
      与其说万象是个冷清的首都，不如说是个较热闹的小镇。我在美丽幸福酒店安顿好行李，问了湄公河的方向，就上了街。夕阳下的街道空空荡荡，仅有三两个小贩和“突突”车夫聚着聊天。和在越南与柬埔寨的经历不同，他们并不大呼小叫地凑上来粘着你拉生意，只是点头示意，指指自己的车。我摇摇头，他们便又自顾自说话了。路上的司机开车十分礼让，时不时会看到六七十年代的跑车或那些粉色绿色的可爱的“甲壳虫”缓缓爬过。我在拐角处的超市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冰冻的健怡可乐，以及一路上遍寻不着的小东西。坐在超市外的长条木椅上，当冰凉的感觉滑过喉咙，紧张的神经便开始放松下来。

      这就是万象，她给我的感觉甚至像某个欧洲的小城，节奏缓慢而悠闲，生活方便而随意。许多旅行者经过此地，被这种舒适而慵懒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而放下了行囊。我在一家小店铺买项链时，和店里那个胖胖的白人经理闲聊起来。她原来是加拿大一家教育电视台的制片人，有着令人羡慕的薪水，地位和工作经历。“我跑遍了这个世界，”她说，“可是我像个上紧了的发条，一刻不得松懈，太累了。”和老挝的偶然相遇，令她有机会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现在，她在这家法国人开的店里打工，学习自己一直喜欢的编织，拿一份够养活自己的工资。下班后，她可以坐在湄公河边畔，叫一扎啤酒，发上两小时的呆。都市唯一令她想念的地方是电影，“所以忍不住时，我就飞到曼谷，整个周末都泡在电影院里。”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又有些兴奋。

      像这个加拿大女士如此生活的人在老挝有很多。万象市中心一栋三层楼的街面房年租金只要两万人民币左右，开个小店，只要能维持，享受几年异国风情的生活是很多西方人停留此地的目的。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道理在老挝也是一样的。正在学习泰国和越南的“新经济体制”的老挝九十年代初才向世界开放，很多政策尚不完善。比如外国人缴房租，电费要比本地人高上许多倍，还要付美金，这就导致了大家都在当地找“合作伙伴”注册公司。好在老挝人天性善良，平和，在合作方面都不会有什么纠纷或欺骗。然而曾和我交谈过的店主都表示，这里没有淘金者。地势复杂，交通落后的状况不得不使很多交易通过中间人来进行，价格的落差不会如人想象的那么大。至于开设工厂的业主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大量商品仍停留在手工业操作的结果是，虽然成本极低，却无法大批量生产。农妇们再能干也只有两只手，还要喂孩子忙家务。农忙时节，厂里就更难留得住人。因为老挝人认为粮食才是他们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万一工厂倒闭了，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填饱肚子。

      我一时冲动要倒买倒卖的念头逐渐被打消，看来“好吃懒做”的差事即使是在老挝也没有被发明。而像我这样纯粹来老挝旅游的中国人在当地勤奋劳作的华侨看来，也是“不思上进”的。大多数在万象的华侨都成功地经营着餐厅，旅馆，摩托车行等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本色。不少国内的大中型企业也看好老挝正在开发的市场，进口工业产品或承包市政建设工程。

      在一家广东人开的小饭店里，我正在大吃叉烧包，被邻座的上海话打断。一个住在虹口区的中年男子正和老板大谈他几天商业考察下来的心得，结论是卖上海的阳春面和小馄饨。

琅勃拉邦 Luang Prabang
     十小时的山路颠簸，翻越了无数或破败，或密集的村落，忍受了巴士司机反复播放的艳情小调，为赚钱不断招揽的乘客，甚至挤在过道上的摩托车，我终于在天色黯淡中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琅勃拉邦。

      早在1909年，一个名叫玛莎的法国女子在她的日志中描述了琅勃拉邦的美景，“在我们这个追逐金钱，利润和科技的世纪，琅勃拉邦会成为最后的游吟诗人，最后的恋人和最后的梦想家的避难所吗？”

      玛莎的疑问终于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了回答。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琅勃拉邦列在了世界遗产的名单上，并称其为“东南亚保护得最好的城市”。

      这个骑着自行车只要15分钟就可以从市区的这头赶到那头的小城依傍在湄公河畔，环绕着的群山中点缀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受14世纪泰国宗教文化和中国傣族文化的影响，古时的琅勃拉邦人搭建庙宇，并围绕庙宇结集公社。因为地势偏僻免受了战乱的摧毁，而老挝人始终虔诚地奉信佛教，这些上百年的古寺至今得以完好地保存。身着桔黄色袍子的年轻僧侣在琅勃拉邦的街头随处可见，他们少不更事的脸庞在游客举起照相机的一霎那常常露出羞涩的表情。

      即使是在UNESCO的保护下，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向琅勃拉邦步步逼近。去过中国丽江和越南惠安的人都知道，同是“世界遗产”的这两个小城难以抵御商业诱惑，快被酒吧和餐厅淹没了。在琅勃拉邦最大也是唯一的歌舞厅，我看到了中国八十年代王朔笔下的夜生活。年轻人坐在折叠铁椅上，围着方桌喝啤酒；台上的乐队用电子琴和吉它演奏着泰国流行歌曲；大家在廉价的彩球和旋转灯光下又笑又跳，尽情发泄骚动不安的青春热力。如果说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是这样单纯而不可抑制，老百姓们对基本生活的要求就更简单。在维护老房子的昂贵开支和钢筋水泥的结实耐用之间，他们选择后者，并无法理解“FARANG”（当地俚语，指老外）的做法。UNESCO也明白，以不让老百姓搭建卫生设施来保护老房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琅勃拉邦将不会是个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她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仍然具有功能性，并且发展着的城市。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下，UNESCO的工作人员为争取琅勃拉邦居民的人心，还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

      作为远道慕名而来的游客，我固然不希望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是也没有自私到让琅勃拉邦永远处在原始落后的境况中，事实上她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说实话，像蛛网一样四处支棱着的卫星天线还真让我羡慕来着，因为我住的旅馆没有电视。如果再没有街上的网吧，那我在琅勃拉邦的那一个星期可真要有点闷得慌了。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真的会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吗？琅勃拉邦会在二十一世纪消失吗？谁又真正有权利来决定琅勃拉邦人的去向？是琅勃拉邦人自己，还是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全球化的都市人？

      上个世纪玛莎的忧虑仍在继续，而这对于湄公河边苦难中求生的人民来说，则是又一个不曾触及的话题。

风瑟坊 Phonsavan
      在飞向风瑟坊的小飞机上，那平原上连绵不绝，大片大片的绿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飞机开始下降，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距离不等的黄色土炕。说得好听点，它让这片区域看上去像个高尔夫球场；而说得难听点，它就像个瘌痢头了。

      这些土炕是当年美军轰炸留下的炮弹坑。

      1964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北部发动了非法的秘密战争，安插无数CIA特工和空军便衣对北部进行摧毁性的轰炸。直至1973年，美军每天耗资200万美金，每隔8分钟，24小时不间断地投空满载的炮弹，扔向贫困无辜的土地。风瑟坊所在的先圹省是轰炸密集点之一，几乎每个村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样一个贫瘠偏僻的山区之所以能吸引旅游者，是因为散落在绿色平原上有着千年历史的石缸之谜。而另一些经常出入于此的外国人则别有目的，他们是为了吸食价格低廉的鸦片甚至贩毒。

      鸦片的种植在老挝北部山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人以此为药材，自给自足。“秘密战争”期间，CIA为筹备战争经费而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毒品买卖，促使毒品交易猖獗，而老挝北部连同泰国和缅甸北部成为了著名的“金三角”。如今，老挝的鸦片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列于缅甸和阿富汗之后。据专家估计，有超过两千多个村子，六万多个家庭种植鸦片，而其中一半产量通过泰国，中国和柬埔寨走私出境。另一半则为老挝人自己消费。

      给我们当导游的小伙子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毫不避讳晚上要和朋友们一起“放松一下”。老挝政府和联合国反毒署近年来花了不少力气宣传毒品的危害性，并呼吁旅游者不要鼓励当地农民的毒品买卖。然而这仍然侵蚀着青少年，成为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站在平原的高处眺望着被炸弹毁坏，从此一毛不长的土地，想到这个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国家仍有40％处在贫困中，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而每10个孩子中就有1个一岁不到就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就更为这荒凉山区的前景而担忧。一些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指非政府的民间机构）为了要帮助一个村子，不得不先贿赂村长。村民们失去了获得一台发电机或净水系统的机会，仅仅是因为NGO拒绝给村长买摩托车，而使整个赞助计划泡汤。

      荒唐吗？逆来顺受的老挝人已经习惯了。当他们向人暗示自己没钱时，就会口头禅似地说，“I am (one of the) people, I am not (one of the) government.”（我是平民，不是政府）。

      风瑟坊虽然有着独一无二的壮观的古迹风光，却成为老挝之旅中最令我心情沉重的一站。她让我接触到了老挝真实的另一面，这是坐在万象酒吧里豪饮啤酒的观光客们所不能想象的。为了避开仍然可能埋着地雷的区域，我们的吉普车延着坑坑洼洼的小径，一路“跳”过一个又一个破烂不堪的村子，（如果几十间茅草屋也可以叫村子的话）孩子们总是好奇地上前东张西望，喝空了可乐瓶也要争抢一番。我却不敢看他们那双明亮而渴望的眼睛，那会令我无所适从。

      离开风瑟坊的前一晚，我在回旅馆的路上迷了路。因为电力控制，街上已是一片漆黑。走着走着，马路开阔起来，两边有了农田，唧唧呱呱的鸣叫声也响了起来。时不时有摩托车从后面开过身边，车灯照亮了前方，却又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黑暗中。我抬起头，天上居然是我从未见过的星云。她是那么美丽，那么柔情，连片连片地如一张梦幻般的网罩着整个大地。

      我看得呆了，停下脚步站了很久。

 缤纷 2002/10

      一进门看到穿着旗袍的女店员在一角细心地在串珠帘灯饰，就似乎是走进了某个老电影场景。
     上个世纪犹太人的珠宝店，经过简洁的整修，重展房屋的原来线条。一眼就看出还是1931酒吧的风格，只不过时光又倒流更久远。二十年代的西式家俱和漂亮极了的古董灯具，还有二十年代法国化妆品的海报，各式小玩意等等，都体现了那个年代融入中国元素、具有欧陆色彩的独特风格。
      来这里并非一定买古董，挂着的女装都是最潮流时尚的。店主Rose在隔壁的1931忙好，又过来打点这家新店，脱下高领旗袍，换上牛仔T恤，令人心醉神迷不知今夕何年。

露  茂名南路124号

 城市画报 2002/10

      平日里吃来吃去都是鸳鸯，这次来点新鲜的。
      什么？巧克力火锅？奶酪火锅？这可怎么吃法？
      把巧克力融化了放在酒精炉上，然后叉着各式水果沾上热乎乎的巧克力！
      奶酪，当然也是热热的，稠稠的了。
      还有泰式火锅，欧陆式火锅。
      这种有着漂亮高脚锅子的“洋火锅”来自瑞士，在西方历史悠久，名叫Fondue。在上海这却是头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间接的装修风格和电子音乐背景，看上去像个时尚酒吧。
      让中国人最开心莫过于——中西式口味的调料有十几种，一切食物无限量供应！不过要先学会用那长长的叉子哦，根据西方习俗，谁要是不小心把食物掉落在锅中，必须献吻给右边邻座的异性。

天台 进贤路222号

城市画报 2002/10

      一个女强人成功转型为性感娇娃，终于要出嫁了，圈子里的朋友都舒了一口气，从此天下又太平了一点。女强人自己也觉得这虽不值得举国欢庆，但也算是上海发展大势中的第四大变样，于是她在前可一览外滩万国建筑群，后可仰望东方明珠的浦东滨江大道上大摆宴席。

      当晚好友损友同事领导同学老师三姑六姨一并到齐，签到处的架式如同某大品牌公司开FASHION SHOW。一绳之外，是路过公园看热闹的路人，伸长了脖子对里面穿得又薄又少的女客人们评头论足。堆得如小山包似的礼物没人搭理，让人忍不住想下手偷偷把自己那份抽回来。

     主持人一咋乎，好戏就上演了，舞龙的也来了，新娘果然得意地笑，新郎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背唐诗：“听老婆的话……洗老婆的臭袜子！”

      好容易该到吃饭时候了，还要先在告示牌上那两三百号人海中找自己的位子。居心叵测的人一看就泄了气，原来都事先扎好了堆，高中同学一堆，哈佛商校一拨，公司同事一块，三八婆们一圈。哪里还有机会找帅哥靓女搭讪？新娘果真是心狠手辣，赶尽杀绝啊！

      大家也只能无奈地跨入白色的帐篷对号入座。长长的桌子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由让人想起乡下人吃喜酒时，用长条桌在农村的小路上一路拼出三里地的阵势，不过乡下人是要连吃三天三夜不带停的。这种事情放到上海是做不出来的，就是有人肯吃，有关部门也不允许。APEC会议开幕式在滨江大道也不过是一晚上而已。

      不得不承认，为了讨好娱乐宾客，新人们可谓费尽心机。自灌的唱片，自制的MTV，更是跳上台去倾力出演主持人刁难的各种成人游戏。不过该揭短的还是揭短，该起哄的还是起哄，损友们一点情面都不留，好在新娘新郎临危不惧，轻伤不下火线，过五关斩六将地闯了关。谁说电视不影响人的生活？不开电视机，照样处处可见综艺娱乐节目的一招一式。请看下面这个真实情节让你想起哪台晚会——新郎发言到一半，突然手机乱响，这边刚接完电话，那边主持人声情并茂地宣布，刚才是好友XXX从遥远的XXX发来贺电！掌声雷动。

      熬到吃甜点，邻桌已经有人先撤了，就骗服务生说他走开了，一人独霸两份。这时新娘又换了新装来发礼物，又吃又有拿，同桌有人呵呵狂笑着要去找请柬——原是公关活动参加得太多，以为又是临走凭请柬换礼品呢！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10

      2002年上海双年展自今年初一曝光就引起了多方关注和媒体的好奇。源自上海双年展举办至此第四届，头一回有了个民营企业赞助商一跃成为“联合主办单位”。而阿兰娜·赫斯（Alanna Heiss）这样的大腕级人物担任海外主策展人，在上海美术馆历来的办展经历中也是前所未有的。

      “都市营造”是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说得简单通俗一点，就是建筑与艺术在当下都市发展中的相互关联和演绎，这也就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如此众多的国内外建筑师参与的艺术展览。尽管这被认为是一个既躲避意识形态又切合时尚的讨巧之举，但在一切以发展为领，以经济为纲的社会大环境下，都市空间和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确是一个亟需关注和研讨的问题。

      此次双年展组委会的筹备工作相当低调，以致于外界频有各种离奇谣传，甚至疑问是否还会按原方案如期举行。的确，融资状况始终是主办方闭口不谈，令各方不断猜疑的话题，但其他方面都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至于开展日期更不会有丝毫变更。

      或许是为了推动融资，双年展组委会和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七月二日举办了“都市营造”上海双年展主题讨论会，汇聚了六十多位来自建筑界，艺术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代表，专家。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师罗小未、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专家王德峰、著名文艺评论家吴亮、朱大可等人在发言中强调全体社会成员都有责任从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建筑的设计和都市规划，以期提升中国建筑与建设的文化内涵。而著名艺术家米丘、叶永青、汪建伟等人则提出，要充分重视本土文化资源和国际建筑风格的互动关系，重视历史文脉承传和文化创新的辩证关系，重视当代艺术与文化建筑的互渗关系。

      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企业界人士的参与，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恕、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著名建筑师刘家琨等人从建筑业发展角度提出了加强建筑界文化自觉和提高建筑产业文化意识的迫切性。他们认为，建筑在今天的含义与功能必须扣紧文化这一主题，唯其如此，才能营造出人类今日所需的具有文化色彩和人性价值的“家园”。

      讨论会多应该也算是本届双年展的一个特点。据透露，组委会还可能在双年展开展前两天举办“都市营造”国际论坛，不仅邀请更多的房产企业参加，一些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师亦会到场。而不同以往的是，除了“都市营造”主展，还有两个分展－－“2002年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和“上海建筑百年百座回顾展”。组委会正打算把这两个展览都安排在毗邻上海美术馆的人民公园，并在美术馆和人民公园之间架一座桥，将美术馆展区和人民公园展区连在一起。之前炒得火热的外滩三号楼分会场，因为施工问题而作罢，令人感到惋惜。

      但不管怎样，2002上海双年展还是在重重困难中艰难前行着。国际策展人阿兰娜·赫斯，克劳斯·贝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和长谷川佑子都分别来沪参加了四次艺委会会议，和国内策展人范迪安，李旭，伍江等艺委会成员商讨定夺参展名单。目前含有七十余名国内外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名单是几经讨论争辩的折衷结果，中方策展人从中国观众的角度出发，希望外方策展人能多带一些大师进来，而外方策展人则更希望给年轻新锐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展示的空间。在对待对方提名人选的态度上，两方策展人的观点或不谋而合，或截然不同，出现颇为有趣的思想碰撞，也可说是俱有建设性的沟通。

      虽说海外参展人选名单还有更动的可能性，但国内观众终有难得机会一见国际当代艺术作品，如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A12小组 ，艺术家 川俣正（Tadashi Kawamata）， 莫妮卡·邦文奇妮 （Monica Bonvicini）， 皮皮洛蒂·瑞斯特 （PipilottiRist）等。而国内人选已基本敲定，建筑师陈志华，王澍，刘家琨，马清运，艺术家陈邵雄，罗永进，杨福东，卢浩，徐冰等都已在列。部分国际参展艺术家和建筑师会在十月中下旬便赴沪，在一些参展院校学生的帮助下就地制作参展作品。

 典藏 2002/10

      要想在朋友面前摆谱显派自己在上海混得够拽，莫过于在周末午夜的复兴公园，穿越PARK97门口簇拥的人群，直奔加州俱乐部红色光环笼罩之下的舞池，在众目睽睽之中，堂而皇之的霸占那只放着“预定”牌子的诱人红沙发。

      会员的好处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有更多！

      会员一定是常客，常客却还未必是会员！不交会费的会员卡哪里是这么好拿的，据说WAITING LIST已经排到了几十里外。你说自己是常客？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朋友，还要继续努力混啊！

      每个季度第三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三，是例行的会员之夜。同志们大快朵颐地品尝免费小吃和酒水，可要把平时为了这张会员卡在这里扔的钱给吃回来。

      天下喜欢蒲夜店的也算是志同道合者。所以这张会员卡到了香港的加州俱乐部和C俱乐部一样可以通行无阻。

      笔者也算是自PARK 97开张以来一起成长起来的，却未有得这张通行证，每次为了抢座位总是临时抱佛脚地在门口给老板打电话，一番声嘶力竭秀给带座的伙计看，才博个好脸色。

       城市画报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