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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多少理由让老外爱上上海女人?

    一个通达的城市,一群通达的女人。

    雨中情

    ——周婕和karby

         “那是个下雨天,”周婕马上回答到。这个只有25岁的上海女孩快人快语,常常没等我把问题说完,坐在沙发上的她就连人带话地蹦啊蹦的了。

           1997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因为下大雨,还在广告公司打工的周婕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路过小卖部的时候,周婕叫司机停一会儿下车去买烟。“Karby就站在那儿,”周婕回忆到,“他一定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样的雨天很少有空车。”

        周婕让请求带一程的Karby上了车,却不知道这个美国男人就此踏入了她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小段上班的路程。

        这样浪漫的故事发生在了当时只有20岁的周婕身上,并且一如童话般顺利发展——“一年后,我们就登记了。”周婕又自己补充到,“很快。不过直到2000年才举行婚礼。”

           作为家中的独女,周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上海女孩。自私啊,任性啊,无理取闹啊,反正漂亮女孩子会有的毛病都有了。“Karby让我改变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成熟起来。”周婕认真地说。

         比周婕大8岁的karby从小父母离异,令他曾经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在日本读高中的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东方文化,“但是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他说,“她们太被动了,这样的关系是病态的。”周婕在他眼里,是个既自然又天真,既傻乎乎又很认真的女孩。“最重要的是,她跟我交往无所求,”Karby说,“我也曾和别的中国女人约会过,那种要从我身上有所图的念头我一下子就能嗅得到。”

          上海女人一向以会算计、讲求实惠、精明而著称,能获此评价女人大概是不多的。“现在说起上海女人来都是不好的,太不公平了,”周婕有点忿忿然,“要说精打细算,如果是用在持家上,有什么不好呢?”周婕性格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她说这是来自爸爸的影响。周婕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对于女儿找来个外国女婿倒没怎么反对,只要他对女儿好,从哪儿来都无所谓。再加上Karby的中文很好,拍拍岳父母的马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作为驻上海的外国记者,Karby的工作十分繁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去什么地方,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有时候你甚至还没搞清楚他去干吗,他人就不见了。”周婕说,“结婚后他下班早一些了,一般在七八点。以前十点下班是很正常的。”

          “西方的女人都非常独立,”Karby接着她的话茬说,“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如果我的工作需要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就需要我的妻子做出一定的牺牲,跟我一起走。我可不愿意分居,我要一个可以吃上热饭热菜的温暖的家,而不只是一天到晚的工作。”

          周婕对于这样的付出非常坦然,并且充满自信,“他是一家之主嘛,他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发展。等我哪天发达了,或许就该是他留在家里看孩子了。”

         “其实西方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就有这个问题,”karby又说,“夫妻俩都有工作,互相竞争力太强。要开BMW,要住大房子,什么都是争争争。可是到头来为了什么呢?孩子谁来管?家庭怎么办?如果我太太是个女强人,我就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夫’好了,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说到这儿,话题扯到了孩子身上,Karby大大咧咧地嚷着,“三四个不算多,七八个正正好。”全然没注意一旁的周婕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直摇头。

    唱出来的爱

    ——海音和Dirk

           在去朋友家的电梯上,海音第一次碰到Dirk。“他哼吧哼吧地在唱那首《心雨》,”海音回忆到,“还老是那句‘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白痴极了。”

        难以忍受的海音终于对着根本不认识的Dirk说,“我最讨厌这首歌了,简直傻极了。”唱得正来劲的Dirk狠狠瞪了海音一眼,心想这个上海女人自以为是,多管闲事。

        出了电梯,他们才发现大家都是去同一个朋友家的派对,这样就算心存怨气地认识了。在Dirk眼里,谭海音是个事业有成的工作狂,一直在派对上大谈网络,而电梯里白白被训的经历让他感到备受侮辱。而在海音眼里,Dirk是个张扬的德国大男孩,一晚上都在又唱又跳地疯,居然还会唱那首大街小巷都唱烂了的《心雨》,大概品味也不怎么样。

        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餐聚会上,俩人又碰上了,又喝酒又聊天地还算开心,之后一伙人去了卡拉OK。这一次唱歌终于没让俩人再次反目为仇,相反,卡拉OK不仅让Dirk看到了海音柔弱深情的一面,也令海音了解到了Dirk善良、真诚的秉性。“人唱歌的时候,是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的。”海音说,“Dirk后来坦白,是我唱歌的神情把他打动了。”

           跟和哈佛同学一起成功创建易趣网的谭海音相比,Dirk的创业经历更为艰难辛苦。1996年他只身到西安学中文,第二年和一个中国哥们儿开始做帐篷生意。那时候他不得不不断地飞回德国打工,赚几个月钱再回中国花销。“我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破房子里,”Dirk说,“没有比那更差的居住环境了,我们就像外地民工一样。”

           然而这样的经历让Dirk比住豪宅的外籍白领们更透彻地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买几套明清家具,穿一身唐装那样的表面文章。当年拒绝贷款给他的德国银行开始邀请他回去做讲座,给要去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佬们讲授中国的生意之道。

       上海女人给Dirk感觉是很时髦,很有风情。经常去意大利的他注意到,一旦有什么流行时尚,上海女人跟风的速度与慕尼黑相比,一年比一年快。不仅仅是会打扮,“德国女人要么顾事业,要么顾家庭,”他说,“而上海女人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她们很聪明。”

          这样的夸奖对海音来说比什么都受用,“Dirk总是以我的成功为自豪,而他对感情和家庭的忠诚也让我逐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重要性。”

        自称具有上海女人的“适应性强”之特征的谭海音在别人眼里是个女强人,一切以事业为重。“结婚后,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了,”她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推到明天再做的。”

        有着爬山、打球、唱歌、美食等许多共同爱好的海音和Dirk不认为异国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各自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和观感。”海音说,“其他的差异都可以协调。”

           而深谙中国人相处之道的Dirk更知道如何当好上海的“毛脚女婿”。上门时背两句“听老婆的话,拎老婆的包”,围上围裙做一桌子西式大餐,足以哄得丈母娘开怀大笑。

        “上海女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们总能想尽办法,拐弯抹角地让男人们都听她们的话。”说这话时,Dirk全然不顾海音疑惑的眼光,一脸认真地说,“我这是夸奖,真厉害!”

    爱就是信心

    ——JessicaBernd

         Jessica不是典型的上海女人!”这是Bernd翻来覆去说的话。那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上海女人呢?Bernd又眨巴着他那双孩子般的大眼睛说不上来了。

        曾在德国生活过六年的Jessica独立、果断,为人处世风格鲜明。也许是她比Bernd还大一岁,按照Bernd的说法,她是两个人中的“决策者”、“领导者”。

        不怎么会中文的Bernd坦陈自己也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上海女人的本质,“对于外国人来说,总会听到很多关于上海女人的谣言,什么只认钱啦,跟你交往是为了护照啦什么的,”Bernd说,“ 可是我公司里也有一些女同事,她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好,有能力,坚强,比较国际化。”

           其实Jessica正是能干精明的上海职业女人之典范。这一点,Bernd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她的自立和自信颇受Bernd的赏识,并且不断地夸奖Jessica是“情人、主妇、妈妈”的完美结合,夸得一旁的Jessica自己都张大了嘴,有点不可置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无论到哪里,她都能成为人群的中心,让大家都围着她,”Bernd说,“她可以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性格略为内向的Bernd常常会在聚会上远远地望着自己的漂亮女友周旋于人群中,“我喜欢那样看着她,她棒极了!”他说。

        对于Jessica来说,Bernd纯真善良得就像个巴伐利亚农夫。“他是活雷锋啊,”Jessica说,“更难得的是,他并不傻。Bernd的情商极高,总能帮我分析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帮助我拨开表象,判断事物本质。”

        Jessica认为找男友也好,老公也好,要看大方向,比如人品。其他的生活小节,都可以马马虎虎混过去。所以这一对自称“工作狂”+“劳模”,一个一天吃一顿,一个一天吃三顿,倒也能过得恩恩爱爱。当然,Bernd烧得一手好菜,Bernd很会做家务,这让Jessica更心花怒放,“他总是对我说,即使两个人很穷,也要营造快乐的氛围!”

        更年轻的时候,Jessica还当过模特儿,“看那时候的照片,觉得年轻就是本钱啊,”Jessica说,“不过我并不泄气。很多女人一过三十就放弃了。我始终提着这口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告诉自己要勇敢。”

        这或许也是Bernd喜欢Jessica的地方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知道如何掌握分寸,“她总是充满活力,总能保持生活的平衡,总能化解压力。”

         “我为什么爱她?”Bernd自言自语道,“瞧瞧她!看看她的微笑!”

         新现代画报 2002/10

  • 老挝--拉开序幕

          老挝。
          在我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之前,不仅对她无甚了解,而且因为前站柬埔寨“脏乱差”的遭遇,几乎要丧失了游玩的信心。

          然而这旅途中的沮丧在我到达首都万象后的半小时内就消失了。老挝是人困马乏的旅行中过于美丽的一处驿站,她甚至会令人从此驻足,永远停留在了异国他乡温柔的梦想里。

          这个地处中南半岛,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王国之一的澜沧王国自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后,便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纷争和殖民统治,成为西方霸权的政治阴谋中随意调遣的棋子和无辜受害的牺牲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无以计数的老挝人集体出走,移居国外,使原本人口稀少的国土更加荒凉。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老挝的美丽。她浓淡相宜的山水,恬静安宁的性格,以及因为磨难带来的忧伤,宛如一幅天然成就的中国画。

    万象 Vientiane
          与其说万象是个冷清的首都,不如说是个较热闹的小镇。我在美丽幸福酒店安顿好行李,问了湄公河的方向,就上了街。夕阳下的街道空空荡荡,仅有三两个小贩和“突突”车夫聚着聊天。和在越南与柬埔寨的经历不同,他们并不大呼小叫地凑上来粘着你拉生意,只是点头示意,指指自己的车。我摇摇头,他们便又自顾自说话了。路上的司机开车十分礼让,时不时会看到六七十年代的跑车或那些粉色绿色的可爱的“甲壳虫”缓缓爬过。我在拐角处的超市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冰冻的健怡可乐,以及一路上遍寻不着的小东西。坐在超市外的长条木椅上,当冰凉的感觉滑过喉咙,紧张的神经便开始放松下来。

          这就是万象,她给我的感觉甚至像某个欧洲的小城,节奏缓慢而悠闲,生活方便而随意。许多旅行者经过此地,被这种舒适而慵懒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而放下了行囊。我在一家小店铺买项链时,和店里那个胖胖的白人经理闲聊起来。她原来是加拿大一家教育电视台的制片人,有着令人羡慕的薪水,地位和工作经历。“我跑遍了这个世界,”她说,“可是我像个上紧了的发条,一刻不得松懈,太累了。”和老挝的偶然相遇,令她有机会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现在,她在这家法国人开的店里打工,学习自己一直喜欢的编织,拿一份够养活自己的工资。下班后,她可以坐在湄公河边畔,叫一扎啤酒,发上两小时的呆。都市唯一令她想念的地方是电影,“所以忍不住时,我就飞到曼谷,整个周末都泡在电影院里。”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又有些兴奋。

          像这个加拿大女士如此生活的人在老挝有很多。万象市中心一栋三层楼的街面房年租金只要两万人民币左右,开个小店,只要能维持,享受几年异国风情的生活是很多西方人停留此地的目的。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道理在老挝也是一样的。正在学习泰国和越南的“新经济体制”的老挝九十年代初才向世界开放,很多政策尚不完善。比如外国人缴房租,电费要比本地人高上许多倍,还要付美金,这就导致了大家都在当地找“合作伙伴”注册公司。好在老挝人天性善良,平和,在合作方面都不会有什么纠纷或欺骗。然而曾和我交谈过的店主都表示,这里没有淘金者。地势复杂,交通落后的状况不得不使很多交易通过中间人来进行,价格的落差不会如人想象的那么大。至于开设工厂的业主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大量商品仍停留在手工业操作的结果是,虽然成本极低,却无法大批量生产。农妇们再能干也只有两只手,还要喂孩子忙家务。农忙时节,厂里就更难留得住人。因为老挝人认为粮食才是他们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万一工厂倒闭了,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填饱肚子。

          我一时冲动要倒买倒卖的念头逐渐被打消,看来“好吃懒做”的差事即使是在老挝也没有被发明。而像我这样纯粹来老挝旅游的中国人在当地勤奋劳作的华侨看来,也是“不思上进”的。大多数在万象的华侨都成功地经营着餐厅,旅馆,摩托车行等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本色。不少国内的大中型企业也看好老挝正在开发的市场,进口工业产品或承包市政建设工程。

          在一家广东人开的小饭店里,我正在大吃叉烧包,被邻座的上海话打断。一个住在虹口区的中年男子正和老板大谈他几天商业考察下来的心得,结论是卖上海的阳春面和小馄饨。

    琅勃拉邦 Luang Prabang
         十小时的山路颠簸,翻越了无数或破败,或密集的村落,忍受了巴士司机反复播放的艳情小调,为赚钱不断招揽的乘客,甚至挤在过道上的摩托车,我终于在天色黯淡中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琅勃拉邦。

          早在1909年,一个名叫玛莎的法国女子在她的日志中描述了琅勃拉邦的美景,“在我们这个追逐金钱,利润和科技的世纪,琅勃拉邦会成为最后的游吟诗人,最后的恋人和最后的梦想家的避难所吗?”

          玛莎的疑问终于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了回答。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琅勃拉邦列在了世界遗产的名单上,并称其为“东南亚保护得最好的城市”。

          这个骑着自行车只要15分钟就可以从市区的这头赶到那头的小城依傍在湄公河畔,环绕着的群山中点缀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受14世纪泰国宗教文化和中国傣族文化的影响,古时的琅勃拉邦人搭建庙宇,并围绕庙宇结集公社。因为地势偏僻免受了战乱的摧毁,而老挝人始终虔诚地奉信佛教,这些上百年的古寺至今得以完好地保存。身着桔黄色袍子的年轻僧侣在琅勃拉邦的街头随处可见,他们少不更事的脸庞在游客举起照相机的一霎那常常露出羞涩的表情。

          即使是在UNESCO的保护下,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向琅勃拉邦步步逼近。去过中国丽江和越南惠安的人都知道,同是“世界遗产”的这两个小城难以抵御商业诱惑,快被酒吧和餐厅淹没了。在琅勃拉邦最大也是唯一的歌舞厅,我看到了中国八十年代王朔笔下的夜生活。年轻人坐在折叠铁椅上,围着方桌喝啤酒;台上的乐队用电子琴和吉它演奏着泰国流行歌曲;大家在廉价的彩球和旋转灯光下又笑又跳,尽情发泄骚动不安的青春热力。如果说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是这样单纯而不可抑制,老百姓们对基本生活的要求就更简单。在维护老房子的昂贵开支和钢筋水泥的结实耐用之间,他们选择后者,并无法理解“FARANG”(当地俚语,指老外)的做法。UNESCO也明白,以不让老百姓搭建卫生设施来保护老房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琅勃拉邦将不会是个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她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仍然具有功能性,并且发展着的城市。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下,UNESCO的工作人员为争取琅勃拉邦居民的人心,还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

          作为远道慕名而来的游客,我固然不希望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是也没有自私到让琅勃拉邦永远处在原始落后的境况中,事实上她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说实话,像蛛网一样四处支棱着的卫星天线还真让我羡慕来着,因为我住的旅馆没有电视。如果再没有街上的网吧,那我在琅勃拉邦的那一个星期可真要有点闷得慌了。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真的会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吗?琅勃拉邦会在二十一世纪消失吗?谁又真正有权利来决定琅勃拉邦人的去向?是琅勃拉邦人自己,还是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全球化的都市人?

          上个世纪玛莎的忧虑仍在继续,而这对于湄公河边苦难中求生的人民来说,则是又一个不曾触及的话题。

    风瑟坊 Phonsavan
          在飞向风瑟坊的小飞机上,那平原上连绵不绝,大片大片的绿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飞机开始下降,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距离不等的黄色土炕。说得好听点,它让这片区域看上去像个高尔夫球场;而说得难听点,它就像个瘌痢头了。

          这些土炕是当年美军轰炸留下的炮弹坑。

          1964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北部发动了非法的秘密战争,安插无数CIA特工和空军便衣对北部进行摧毁性的轰炸。直至1973年,美军每天耗资200万美金,每隔8分钟,24小时不间断地投空满载的炮弹,扔向贫困无辜的土地。风瑟坊所在的先圹省是轰炸密集点之一,几乎每个村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样一个贫瘠偏僻的山区之所以能吸引旅游者,是因为散落在绿色平原上有着千年历史的石缸之谜。而另一些经常出入于此的外国人则别有目的,他们是为了吸食价格低廉的鸦片甚至贩毒。

          鸦片的种植在老挝北部山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人以此为药材,自给自足。“秘密战争”期间,CIA为筹备战争经费而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毒品买卖,促使毒品交易猖獗,而老挝北部连同泰国和缅甸北部成为了著名的“金三角”。如今,老挝的鸦片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列于缅甸和阿富汗之后。据专家估计,有超过两千多个村子,六万多个家庭种植鸦片,而其中一半产量通过泰国,中国和柬埔寨走私出境。另一半则为老挝人自己消费。

          给我们当导游的小伙子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毫不避讳晚上要和朋友们一起“放松一下”。老挝政府和联合国反毒署近年来花了不少力气宣传毒品的危害性,并呼吁旅游者不要鼓励当地农民的毒品买卖。然而这仍然侵蚀着青少年,成为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站在平原的高处眺望着被炸弹毁坏,从此一毛不长的土地,想到这个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国家仍有40%处在贫困中,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而每10个孩子中就有1个一岁不到就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就更为这荒凉山区的前景而担忧。一些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指非政府的民间机构)为了要帮助一个村子,不得不先贿赂村长。村民们失去了获得一台发电机或净水系统的机会,仅仅是因为NGO拒绝给村长买摩托车,而使整个赞助计划泡汤。

          荒唐吗?逆来顺受的老挝人已经习惯了。当他们向人暗示自己没钱时,就会口头禅似地说,“I am (one of the) people, I am not (one of the) government.”(我是平民,不是政府)。

          风瑟坊虽然有着独一无二的壮观的古迹风光,却成为老挝之旅中最令我心情沉重的一站。她让我接触到了老挝真实的另一面,这是坐在万象酒吧里豪饮啤酒的观光客们所不能想象的。为了避开仍然可能埋着地雷的区域,我们的吉普车延着坑坑洼洼的小径,一路“跳”过一个又一个破烂不堪的村子,(如果几十间茅草屋也可以叫村子的话)孩子们总是好奇地上前东张西望,喝空了可乐瓶也要争抢一番。我却不敢看他们那双明亮而渴望的眼睛,那会令我无所适从。

          离开风瑟坊的前一晚,我在回旅馆的路上迷了路。因为电力控制,街上已是一片漆黑。走着走着,马路开阔起来,两边有了农田,唧唧呱呱的鸣叫声也响了起来。时不时有摩托车从后面开过身边,车灯照亮了前方,却又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黑暗中。我抬起头,天上居然是我从未见过的星云。她是那么美丽,那么柔情,连片连片地如一张梦幻般的网罩着整个大地。

          我看得呆了,停下脚步站了很久。

     缤纷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