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骑着28吋的永久自行车熟门熟路地停在我们约好的布那咖啡馆门口，好像他一直住在这个城市，和我这个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上一杯的人一样，对这一带了如指掌。

      弗洛伦背着一个好像从垃圾箱里检回来的破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不成样子。他的牛仔服也破得不像样，整个右肩几乎都露了出来。这种破法不是那种名牌牛仔故意做出来的摆设，而是真正穿破或者曾经历过一场战斗之后的成果。将近两米高的他因为瘦，感觉高得有点吓人，再加上那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黑发，我不得不承认，他整个人看上去很怪。

      事实上弗洛伦和他的伙伴是我前一天傍晚在一个小工棚里“发现”的。从美术馆的后门走到前门无数次，一直没在意那个搭在草地上的工棚，直到要离开时突然发现工棚前的小灌木上有个白色的牌牌，才知道原来这也是双年展的一个参展作品。心里想，这也太胡弄人了吧，没料到随手一推门，更是吓了一跳。小小的棚子里挤满了一堆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东西，仔细一看，居然还有五六个人！弗洛伦坐在最靠外，他伸出他的长脖子对我说，“嗨！进来吧！”

      这个被叫做“双赢项目”（Win-Win Project）的作品是弗洛伦和他的另三个伙伴——杰拉廷小组（Gelatin）到上海以后亲手搭建的。他们最初的方案被双年展艺委会否决了，因为那个被叫做“中国电话”（Chinese Telephone）的方案需要1000个观众共同参与。“他们担心会被法·轮·功或其他犯罪分子钻空子，非常害怕。我们把数目降到400人也不行，”弗洛伦瞪着他的圆眼睛说，“我们能够理解，反正我们的方案也不是第一次被否决。”

      其实我个人认为也许双年展的观众也没损失什么。所谓“中国电话”不过就是传话的游戏，这在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中早就被玩烂了，只不过弗洛伦他们把它的规模扩大了。“可是我们来中国是希望和中国人一起合作做点事的，”小组另一成员阿里说到，“我们又不是真的来搭工棚的。”

      所谓双赢，也许是一种双方无奈退让和妥协后的结果。有趣的是，双年展组织者无意中把这个作品的题目错写成了“双赢状态”（Win-Win Situation），倒也符合事实。

      到中国来是小组成员们三四年前就一直向往的事。所以当策展人克劳斯办公室邀请他们的时候，“我们根本没问上海双年展是怎么回事，”弗洛伦说，“我们就觉得能有机会来中国太好了。”而没有任何方案（原先的方案被否决了），两手空空地就来了这样的礼遇恐怕也是在别的双年展所得不到的。“我们发现外国艺术家拿5000美金，而中国艺术家只有800美金，这太不公平了。”小组成员们说到。

      四个人大约花了“昂贵的”1700元人民币在襄阳市场附近的一家发廊进行中国式的形象改造。他们要求发型师把他们一头卷曲的长长的黄褐色头发拉直、染黑，这令发廊里所有的人迷惑不解，因为满屋子的上海女孩都在忙着把她们的头发染黄、做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形状怪异，黑得像假发的产物就是他们筋疲力尽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的结果。然后四个人又冲到商店买睡衣，顿时给这堆本无人问津的滞销商品带来了小小的销售高潮。“我们一试穿，一下子来了一帮人也去争先恐后地翻那筐睡衣，”弗洛伦似乎得意洋洋，“后来有一天我穿着这睡衣在超市买东西，一起排队的一个阿姨和我穿得一模一样，真好玩！”

      我不得不告诉弗洛伦，我在法新社的记者朋友一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新闻稿，说上海人如何穿着睡衣上街买菜散步，被我斥为是我看到过的最无聊的新闻之一。没想到一年后，居然还有人把这个做进自己的艺术作品，实在令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在这个城市呆得太久而有点痴呆了。“可我们觉得上海人太棒了，他们穿着睡衣在自己的城市里旁若无人地闲逛，感觉好极了！”弗洛伦和阿里先后向我解释。

      美术馆草地上的工棚是个上海任何一个工地上民工们栖息之地的完全拷贝。从外表看，它的拙劣和杂乱一如工地，而令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大工地里的人可以在路过时毫无知觉地忽略它。工棚里的布置是四个人在上海SHOPPING之集大成——从英俊的藏族青年手里买来的羔羊皮铺在木板上，成了一张温暖的床；一个破收音机正放着地方戏曲；满屋子挂满了花毛巾、小纸灯、尼龙绳、睡衣等等因为太多太花里胡哨而搞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那里有电，有油汀，有饮料，展览看累了去那里休息正好，”阿里认真地说，“可舒服了。那是我们在上海的家，真的。我们和人谈事，见朋友什么的，都在那儿。”

      好像是四个顽皮的男孩子在过家家，玩得还挺过瘾。其实打开杰拉廷小组的网页，你就会发现这四个大男孩一直就是在“捣乱”。可能因为顾及到是在中国，他们的行为怎么说也比以往收敛了许多。

      2000年德国汉诺威的世界博览会上，他们做了一个项目，可是参观者必须脱光了潜到五米深的水底，才能看见他们所展示的“世界奇迹”。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也就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个什么“奇迹”。（据说是一间堆满了垃圾的房间。）我把这个信息写出来，也是想提醒刚刚申博成功的上海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把他们请过来。而在奥地利的一家画廊，他们挖了个地道到街对面的匹萨店，可以在地道里听见店里客人的喧哗声。这让我想起伍迪·艾伦的那部电影，一帮笨贼挖地道去珠宝店，却挖进了超级市场。总之杰拉廷小组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他们的另一个作品名字来概括：杰拉廷这次又搞砸了（Gelatin is getting it all wrong again）！

      “我们总是把事情搞砸，”弗洛伦自己也笑起来，“我们看上去很好玩，我们总是 表现很差。”这四个行为不端的坏小孩好像还挺受欢迎，总是被夜总会、戏剧节什么的邀请表演，也不断地去各种双年展包括威尼斯双年展以及各种美术馆包括P.S.1做展览。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一个照片作品，四个人脱光了像艳舞女郎一样搔首弄姿，名为“我喜欢我的工作”（I Like My Job），想想他们在上海再怎么折腾，也算乖了。

       弗洛伦他们对自己在这次双年展上似乎被忽略的地位倒也无所谓，“阿兰娜大概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吧，”弗洛伦咯咯笑着，“真的，不完全是开玩笑。至少我都没在工棚附近看到过她。”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宇宙，讲不同的语言，”阿里说，“我们住在单人房，她住在行政楼层；她是摩天大楼，我们是小破棚子。”

      曾光临“寒舍”的另一位策展人李旭却被他们称之为“Mr. Biennale”，因为“任何人有任何问题，都去找他”。弗洛伦对李旭是否喜欢他们的小工棚没有信心，不过他更关心有多少观众会否前往。“现在你写了文章，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个可以喝口水甚至躺下来休息放松的地方了。”他不失时机地推销，“这次展览上皮皮罗蒂的作品也特别棒，每一个进去的观众都在笑。这对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小组成员沃弗尔刚一进来，话题就扯了开去。即将搬出国际饭店的一伙人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便宜住所，“24小时桑拿！”弗洛伦激动地叫道，指给我看写在纸上的地址――那是局门路上的一个浴场。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策划怎么坐火车去武汉或其他乡下地方，因为“光到上海不算真正见过中国”；阿里则反复跟我学“糯米枣子”的发音，因为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道菜，他得天天点。

      就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收到弗洛伦从巴黎发来的邮件，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们后来到底去了那儿，反正特别高兴地和一大帮乡下孩子踢足球，和他们的老师们喝酒。然后他问我是否上得了他们的网站，有没有收到安东尼给他们拍的照片，“我为那个宜家展示感到遗憾”，他最后结尾。

      由于他颠三倒四的写信方式，我不知道他是指自己的小工棚呢还是双年展。

 艺术世界 2003/01

      关于这两个城市，已经有无数人花了不少笔墨和口水做了无数讨论；关于这两个城市里的人，至今仍然互相看不惯，在说不清楚是羡慕还是嫉妒、是讨厌还是暗恋的情绪中彼此叫着劲儿。在此，我真的不想再举那些举不完的例子，打那些打不完的比方，为任何一方辩护。事实上，这种对比无聊得很，也平常得很，就象纽约和洛杉矶，巴黎和马赛，伦敦和利物浦，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这种当地版的双城记。

      作为一个刚刚移居北京的上海人，东南西北还没辨清楚，对于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的路数，实在还没有摸清楚。尽管我以往有过很多次在北京度过的疯狂周末，但那时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路人，其感受和定居下来后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在旅途中曾经邂逅的那些小城，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永远美好的记忆，是因为当初我人没有留下来。现在的我，对北京已然没有了向往，生活的细节成了最卑微最琐碎也是最直接的感受。

      一个比我早到北京一年多的上海朋友在向我解释怎么去家乐福的路线时，特地跟我强调，“我一直喝光明奶！”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了他对北京本地或者说上海以外国境线以内产品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感从一罐牛奶一直延伸到他坐在办公室里对手下人的态度。

      然而我懒人一个，就近去了京客隆。离家最近的小超市有我们家的日常饮料——健怡可乐，我顺手也就把三元奶往篮子里搁了。说到这个小超市，不得不罗嗦两句。我在上海的家门口，大小不一地罗列着不少阿婆阿叔们开的小卖部，再加上超市、便利店，简直是乐坏了我们家两条懒虫，可是搬来北京后，就再没有半夜下楼买几串鱼丸的乐趣了。生活上的不方便，几乎是所有有过上海北京两地生活经验的人对北京的众口一词，存储白菜的日子是过去了，但仓储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对于我这种喜欢在回家路上顺手买一瓶汽水，写字写到凌晨突然想来一支巧克力雪糕的人来说，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冰箱苦笑了。

      说回前面提到的这个小超市，却出人意料地有品种齐全的奶酪，价格低廉的匈牙利萨拉米，各种早餐麦片甚至美国产的健怡可乐！总之西人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这种绝对具有针对性的生意头脑，从未出现在上海街头此起彼伏的小铺子，却突然像海市蜃楼般矗在我们北京家门口的大工地对面，着实令我迷惑不解。

      我尝试着分析：北京有钱人多，有车族多，就有周末开着车大肆采购的生活习惯。而大部分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买东西有规划，24小时便利店的功能似乎微乎其微；北京外国人来的早，数量多，就会有这种专做老外生意的小店。可是我又一想，那么像我这样对生活质量有点小小追求的穷人眼里的富人，富人眼里的穷人们呢？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怎样寻找一种较为舒适实惠又讲求情调的生活方式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个不言而喻的暗示——上海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而北京，一个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城市，似乎没有狡捷的中间路线。没钱买私家车，就只能硬着头皮钻进臭臭的夏利去赴宴；不像在上海，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地预定红旗出租车，起步价：10元。

      类似的例子只要一在有上海人的北京饭局上开讲，就没了刹车。最令我尴尬的是，每每有人介绍我时说，“这位是刚从上海移居过来的……”便总有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惊呼，“呦！这年月还有专门从上海搬来北京的？”弄得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被排挤出来的。是啊，上海如此的热门，连台北的朋友过年发来短信都开玩笑说，这个地方很快要人去岛空啦，全跑上海去啦！而我，居然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往沙尘暴里钻，大概也只能怪自己嫁错了人，随夫冲军了。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还是在叙叨文章开头我所说的那些无聊的例子和对比，这不得不让我承认这篇文章的无聊。已经申奥成功的北京和申博成功的上海哪个更好？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很无聊。我只清楚一点，我搬来北京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追求无聊，而我深信，在这一点上，北京绝不会令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