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华盛顿DC的时候，当地的美国朋友对我说，一定要去national mall逛一逛，那是首都最重要的景点。我听后大惊失色，什么时候购物中心也成了国家级的风景名胜？而且还冠名以“全国购物中心”？难道美国人已经物欲到如此不堪，并且如此疯狂地鼓励消费吗？仔细一问，才知自己才疏学浅，这个“猫”（mall），可不是购物中心的意思，而是林荫大道之解；尽管后来到国家大道一走，发现并无郁郁葱葱的林荫，而是日头直晒的超宽水泥马路，两边此起彼伏地临立着史密斯索尼亚旗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们，全部免费对公众开放。大道西面以林肯纪念堂为首，往东铺散着二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等饱含爱国主义情怀的建筑，东面以国会大厦、最高法院，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收尾。这的确算得上是我所去过的最有文化和历史气息的“猫”了。

    “猫”这玩意儿，中国人并不陌生。现如今在中国的每个大中型城市的市中心，不都竖着几个集购物、餐饮和娱乐等一体的购物中心？要明确指出的是，“猫”和百货公司有本质的区别，百货公司只是不同零售商摆摊儿罢了，而“猫”的规模要大得多，零售商们必须在里面设立专卖店；“猫”把不同的店家融会在一起，其中甚至包括规模相当的百货公司、电影院和餐厅等等。上海的梅陇镇广场和北京的东方广场都算得上是有中国特色的“猫”；而我到了美国，才领教了“大猫”的架势，原来真的是任何东西只要是美国尺寸的，都要大那么几号。“购物猫”的原产地是美国，要体会原汁原味的“猫”，当然也是在美国了。

     当腰包越来越鼓的中国旅游团千呼后拥地“杀”向“购物猫”“血拼”之时，当“猫迷”们赞叹聪明的美国人把各种店家集中起来，从而节约了购物狂们的宝贵时间之时，大家可能都没有料到，出产在美国的“购物猫”，却是一个欧洲人发明的。维克特·格鲁恩（Victor Gruen）是个从纳粹统治的维也纳逃出来的难民，作为一个游荡如波希米亚人般的犹太人，他到了纽约以后，开始以给同胞们设计店铺为生，他通常以简洁整齐的现代风格著称，这在一九三零年代的美国还是很前卫的。但他成功的真正秘诀是利用拱廊，把商品陈设在视平线的高度，不知不觉地把顾客引进门来，有人抱怨他设计的商店就像老鼠夹，而顾客自然就是那经不住诱惑的老鼠了。

     到了一九四零年代，美国的百货公司就已经往郊区发展了，并且有人开始建造好几家店连在一起的购物中心，试图模仿市中心的商业街。一九五六年，格鲁恩受雇为明尼苏达州的南代尔（Southdale）设计一个购物中心，他毫不犹豫地给这个中心加了个屋顶，并且把空调系统恒温在24摄氏度，创造“永恒的春天”——而世界上第一个“猫”也就此正式诞生了。

     格鲁恩一上来就做了几件及其英明正确的决定。他沿着“猫”造了一条盘旋而上的路，这样消费者们就自然而然地分批进入了底层和二楼，直到现在，这个进口的结构仍然被新建的“猫”们使用。“南代尔猫”内里的阳台扶手很低，消费者们无论是往上还是往下看，都能毫不费力地瞟到店家招牌。停车场里使用动物标志，帮助消费者记住自己的停车位置。格鲁恩的“猫”从一开始就有其鲜明的特征，并且一直是现代社会大型室内购物中心的坐标。半个多世纪以来，“南代尔猫”和它的模仿者们影响了世人的购物习惯和城市经济。

     有意思的是，这个体现美国郊区生活的发明，其实是要召唤起人们对欧洲小城的回忆。格鲁恩是个不折不扣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他痛恨汽车，因为他觉得它们嘈杂而不利于社交，这就是他把购物中心加个屋顶的重要原因，汽车因此就被彻底排斥在外了。大多数评论都认为格鲁恩成功地把都市化生活带到了郊区，“南代尔猫”与其说是个购物中心，更像一个市中心，“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说实话，在了解到这段历史之前，我一直觉得“猫”是美国社会文化产物之一，而且有点俗不可耐。尽管逛“猫”不必遭受日晒雨淋，买东西也可“一网打尽”，方便省时，但是每一个“猫”风格雷同、面目相似，无异于众店家之综合连锁店，逛多了趣味索然。“猫”所营造的氛围，让我想起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就是要让顾客和赌徒们一钻将进去，便日夜不分地沉溺于其中，不断地掏空腰包。一九七零年代底曾经有一部僵尸片，镇上的人们为了躲避僵尸，逃到了一个“猫”里，因为里面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片中女主角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大家会被这个地方催眠的。这里是那么窗明几净、整整齐齐，你们忽略了这里也可以是一座监狱。”影片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她的忧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媚俗而品位不高的空间，对于生活在郊县的美国人民来说，就好像是罗马的小广场，巴黎的小街小巷，甚至有个把喷泉和小礼拜堂也不稀奇。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递增，我们的城市规划蓝图早就逐渐画向近郊和远郊，如果说造房子、建社区硬件不算困难，要让居住在房子里的人逐渐形成真正的社区，却绝非易事。那些围绕着主要城市四周建起来的年轻的卫星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形象，而非仅仅一个名字和邮政编码。我小时候在上海的岁月，是在比较传统的里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老街老坊的生活形态，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格鲁恩的意思，就是让那些总是以车代步的郊区人走进“猫”里，在买东西的同时，也在“猫”里虚拟的街头咖啡馆里坐下来聊聊天、会会友。这其实是个很有创意且不错的点子，尽管它带有很浓重的商业气息，但看得出格鲁恩还是颇有理想主义色彩，或许被迫远离故土的他，只有以这种方式来凭吊他永远失去的往日生活，希望以此来慰藉一下思乡的情怀？

     只不过，“猫”再好，还是无法取代充满邻里温情的真正的小城风貌；就像拉斯维加斯酒店里永远蓝天白云的天幕和飘着刚朵拉的“小威尼斯”运河，你很清楚那不过是演戏的布景，如果你执意要当真，到头来还是会把自己搞得心灰意冷、甚至两手空空。但是由“猫”而发展起来的“猫文化”倒也是好生欣欣向荣了一阵子，据说在明尼苏达，还有所谓的“猫行者”，每天一大早围着“猫”走几圈锻炼身体。我在芬兰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个设计师，说他的父母退休后搬离市中心，现在每天的活动就变成了到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去坐坐走走，风雨无阻。如此看来，格鲁恩的初衷还是得到了贯彻。

     格鲁恩曾说，他不认为他的创造会影响市中心的商业区，“猫”不过是商业区的一个延伸而已。“猫”们在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于一九九零年代开始走下坡路，据说目前美国有一千一百多家“猫”即将关门大吉。“猫”似乎不久前才开始在亚洲和欧洲遍地开花，反倒在自己的老家衰败了。

     于是，又一个聪明人出现了。里克·卡如梭(Rick Caruso)这个时髦的有钱人开始四处大肆兴建所谓的“生活中心”（lifestyle center）。同样也是把店家们集中起来，这一次他干的，究其根本，不过就是把格鲁恩加上去的那个屋顶又给掀掉了。一个个模仿度假小城建筑风格的购物广场平地而起，卡如梭当然否认自己的创举是“猫”，想当年格鲁恩是要通过把美国现代化和欧洲化来提升市中心的质量，而卡如梭的理想更加宏大，他几乎要建造一个完美的市中心，甚至一个城中城，一个没有犯罪、没有流浪者，到处光鲜无比的地方，一个并不现实、却又确实存在的“肥皂泡”。

     当孤陋寡闻的我刚刚才知道这种“露天猫”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指点我最近的“露天猫”在哪里了。其实在我脑海中，已经可以料到它的样子，上海的“新天地”就提供了一个小型的样板。我不想否认它带给人们的娱乐休闲功能，但我对它的始作俑者所鼓吹的“完美中心”或“完美城市”论却心存疑虑。格鲁恩的“猫”不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要改变郊区人民的社区生活吗？最终它曾经改变的，只是人们的购物习惯，而就连这一点，现在也值得推敲了。

     记得简·亚克布斯（Jane Jacobs）曾经说过，“建造一个梦想中的城市是简单的，但重建一个现存的城市则需要想象力。”

本文参考文章：Birth, death and shopping, The Economist, Dec. 22^nd,2007.

           经济观察报

     据说爱罗·沙瑞宁（Eero Saarinen）是二十世纪最没名气的著名建筑师。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如果你把他和同时代的其他鼎鼎大名建筑师们相比，此话毫不夸张。尤其是当你有幸亲临他在美国所设计的机场、纪念碑、礼堂和体育馆等大型建筑，便更会汗颜自己的孤陋寡闻。

            1910年出生于芬兰的沙瑞宁少年时代随家人移民到美国，那时候他的父亲老沙瑞宁（Eliel Saarinen）已经功成名就。他所设计的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不仅是全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我住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坐M线往返于家和市中心之间，看到那稳重雄厚又不失现代感的车站大楼，就有一种安全感。好像茫茫宇宙中的太空站，火车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一种物理和心理上的航标作用；置身于火车站的人流中，我有一种蚁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常常会让我在归程的火车上陷入对大世界与小人类的遐想，从而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烦恼。

     之后，我和家人移居美国。当我们拖着行李、抱着孩子踏入由沙瑞宁设计的首都杜拉斯国际机场之时，我心里不由一动。父子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所设计的建筑，目睹了茫茫人潮的旅行和迁徙，也算是超越时空的对话了。不过又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为了个人生活中与沙瑞宁家族的遭遇而自作多情地感叹一番呢？

     沙瑞宁一家都是设计师，他母亲是个纺织设计师和雕塑家，姐姐是个室内设计兼装修师，当老沙瑞宁给底特律郊区的克蓝布鲁克校园做设计的时候，全家人都上了阵。这个项目对沙瑞宁后来的事业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家族建筑主张得以充分体现：建筑必须融入到“百分百的环境”之中，建筑师不仅要考虑从城市规划到建筑楼群、从室内设计到装饰物件的所有因素，更要融合相当的艺术元素。同样影响沙瑞宁的现代建筑理念的，是他后来在巴黎所上的雕塑课，以及他在欧洲、埃及和墨西哥的游历。

     整个一九三零和四零年代中，沙瑞宁把现代建筑带入美国的建筑主流，其中很多当然是父子搭档的丰硕成果。五零年代初，（老沙瑞宁已过世），单飞的他离了婚，娶了《纽约时报》的一个建筑评论员。正是这个美国女子帮助沙瑞宁达到了自己事业上的追求，不仅成为一个“对文化有贡献”的建筑师，而自己俨然也成了一种文化（a person of culture）。遗憾的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沙瑞宁由于脑部肿瘤而于1961年撒手人间，令他如日中天的事业嘎然而止。他的猝死不仅留下了九栋尚未完成的大楼，也给研究他的评论家们带来了死无对证的无数难题；因此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他一生对现代建筑的杰出贡献大多都被忽视，身后的无尚荣耀姗姗来迟。

     作为一个芬兰人，沙瑞宁却被认为是个塑造了“美国身份”的建筑师。机场、大使馆、纪念碑，所有这些建筑，都具有国家主义的成分，无不掺杂着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色彩，这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处理起来皆非轻而易举，尤其是在世事敏感之时。沙瑞宁生正逢时，二战后的美国正处经济蓬勃之势，乐观向上的美国精神正为世人喜爱，他不仅抓住了这一特征，而且在当时也绝对不讨人嫌。正在美国和欧洲巡展的《沙瑞宁：营造未来》是这位大师的第一个回顾展，美国人在赋予他多年来被轻视的赞誉的同时，通过展示上个世纪中后叶他所留下的辉煌建筑，似乎也在缅怀自己曾经拥有的伟大美丽形象。那个宛如天堂般人人向往的美国，如今显然已大打折扣。

     北欧设计理念中的功能主义是沙瑞宁设计的重要宗旨之一。或许如此，他最擅长通过建筑设计来体现科技公司的形象，以至于人们一度批评他不关心社区建设。1956年他所设计的通用电气公司技术中心是他个人风格的重大亮相和定位，并为他赢得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其实，这位现代主义设计师也设计了不少大学校园，这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体现“在环境中设计建筑”的家风；他甚至从少年时起就一直在设计家具，他的椅子桌子们后来都成了战后设计的偶像家具，完全符合《花花公子》杂志对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家具风格的描述——“丰富、精细，并充满想象力”。

    “设计一样东西的时候，永远要考虑更大的环境——房间里的椅子，房子里房间，环境里的房子，城市规划中的环境。”这位被誉为将建筑功能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设计师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言简意赅，很有芬兰人不说废话不绕圈子不故弄玄虚的特点。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