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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27日

印度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印度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艾乐娅·卜萨(Erja Pusa)向芬兰人民发问。

         作为赫尔辛基城市艺术馆的展览主任,由她一手操办的印度当代艺术展《印度:同时发生》通过十九位印度艺术家,向芬兰民众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印度当代社会。这句问话,激起的是芬兰人对当代印度的疑惑、好奇,甚至隐隐不安。和中国一样,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已经成为芬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许多芬兰企业都解雇了当地员工,把制造厂移至中国;印度,会成为芬兰下岗工人又一个无奈哀叹的伤心地吗?

      事实上,当大多数人说起印度时,首先想到孟买的贫民窟、雄伟的泰姬陵、艳俗的宝莱坞歌舞等熟悉而表面化的元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好莱坞方式让更多观众见识了一个比《流浪者之歌》更接近现实的印度社会,但它终究还是以那些讨巧的娱乐元素捏巴而成。究竟怎样的印度画面才是更真实的?《印度:同时发生》的参展艺术家们正是选取了印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题材,从宽度和深度上,以各种技巧作出或诗意、或艺术,或残酷的社会点评。妇女问题首当其冲,包办婚姻、农民自杀,以及城市化的副作用等,所有参展作品公然一致地政治化和社会化。与此同时,也保持了艺术的巧妙制作和美感,并且具有犀利的洞察和分析性。

      凭什么作印度当代艺术展览?为什么希望芬兰民众能够关注印度?事实上,这也是卜萨主任希望给大家带来的衍生思考。首先,它和艺术收藏毫无关系。在芬兰,并没有大批新生暴发户成天想着炒艺术品。尽管这次参展艺术家中有不少已活跃于国际舞台,颇有名声,而相当数量的展品来自欧洲的私人藏家之手。但卜萨认为,和中国当代艺术一样,印度当代艺术的泡沫也已经吹灭了,而这对真正好的印度艺术家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

      关注印度,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全球化不得不面临的思考。印度的科技、印度的棉花工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芬兰擅长绿色工业,印度的清洁科技市场已经吸引了众多芬兰企业前往投资。芬兰的国家经济和全民福利,似乎不得不仰仗着点芬兰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盈利。即使是在不同的大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相互影响、相互牵扯了。

     卜萨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有效地影响各自的生活,即使天各一方。艺术家们以当代艺术为媒介来提出印度当代社会的问题,也是希望观众能认识并思考这些问题,最终有可能产生改善问题的力量。“芬兰的年轻艺术家和摄影师们不关心政治了,”卜萨说,“他们不出产如此政治化的作品了。他们喜欢搞些美的东西,漂亮的东西。”

      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兴趣缺乏,是卜萨感到失望的,如若艺术家们都放弃了对政治的考量,她更感焦虑。但作为芬兰人,她又自觉颇有力度。“瑞典人的当代艺术很好,但是对我来说,太弱了。”她说,“你看,芬兰出很多重金属乐队。我们需要一些强的东西。”

      卜萨所说的“强的东西”,重口味的东西,主要是指瓦雷·欣德(Valay Shende)的作品。一套奢侈华丽的餐台,印度上层有钱阶层家中常见的摆设。桌上的托盘中,是同样普通的盐和胡椒罐。然而里面装的,却是含有自杀农民纳新鲁·卢克马瓦(Narsinglu Rukmawar)骨灰的尘土。作品体现了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开发,数以万计的农民负债累累,被逼走投无路的状况。自杀给家属带来的抚恤金使无数卢克马瓦们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家庭。这是不断城市化的印度每天所面对的忧虑,是光鲜的城市风光背后,苦难重重的农村现实。欣德的这部作品没有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展中出现,不仅有空间的原因,按卜萨的说法,更有“口味”原因。

      事实上,《印度:同时发生》展览中的每一个作品都相当沉重,尽管有些从表面看具有极其夸张的绚丽。图克拉和塔格拉(Thukral & Tagra)组合是广告人,他们的作品总是结合了广告元素和流行文化,并擅长运用幽默。装置《逃走了!就在我烧饭的时候》搭建了一个印度新婚家庭的漂亮客厅,但新娘却有着苦涩而伤心的命运。这又是一个每天发生的真实印度故事,在西方学习工作印度男子回到家乡挑选妻子,妻子娘家为了把女儿送往更美好的世界,奉上丰厚的彩礼。然而很多男子在婚后回到西方便渺无音讯,留下既破了财、又毁了名誉的妻子独守空房。装置中的白色大餐桌拦腰断裂,一台电视架在当中,播放着艺术家采访的一些受骗妻子们的访谈。

      女性,在印度社会始终受到压抑。参展的十九位艺术家中有十位女性,而她们的选题,多涉及女性在印度传统和宗教中的角色。安妮塔·坎姆卡(Anita Khemka)用镜头记录了她自己在车站和火车上的经历。画面中的她神情并不轻松,甚至沮丧,因为当时她刚刚离婚,处于人生低潮。然而更醒目的,是她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女性形象,独自出现在印度的公共场合,所遭受的瞪视和猜疑。即使在今天,印度女性在传统、宗教和社会约定俗成的框架下,需要更大的勇气冲破无形枷锁。去过印度的女性旅游者,多少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这在印度女性之中,是个非常普遍的话题,而每个人似乎都能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它。

     琦特拉·嘎内诗(Chitra Ganesh)是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女艺术家,这在印度社会中并不容易。她的卡通插画运用了历史和印度教神话,却篡改了其中的对话,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其效果相当滑稽,但也有反抗的,暴力的元素,挑战了顺从的传统女性形象和永恒不变的社会性别定位。

      和任何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一样,印度的贫富悬殊日益增大,中上阶层逐渐浮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阿内·曼(Anay Mann)年轻时是个摄影模特,后来成为摄影师。他的系列《平等的梦——印度肖像》拍摄了印度各地各个社会阶层的独立角色,富豪、明星,和农民,都坐在阿内提供的同一把黑色折椅上。在印度,椅子代表权力。

      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道德和宗教、国家利益和种族冲突,通过艺术家所挑选的主角和情节,逐渐铺陈开一个现代印度故事。他们关注被权力机构掌控的个人命运,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妇女生存状况的担忧;他们审视国家历史,尤其强调1947年印巴边界分割后对印度百姓至今留存的影响。“印度究竟发生了什么?”美术馆以提问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芬兰人已经走过了发展的阶段,”卜萨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大规模的拆迁,我们的城市已经建成了,我们都不想这些事了。可是这一切都还正在印度发生着。我们应该关注它,思考它。”

      当代艺术家,似乎仍不可能在政治中起到任何决策作用。但呼吁更多的人来思考、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却是一些艺术家们孜孜不倦的职责。《印度:同时发生》中的艺术家们很努力。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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