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艾乐娅·卜萨（Erja Pusa）向芬兰人民发问。

         作为赫尔辛基城市艺术馆的展览主任，由她一手操办的印度当代艺术展《印度：同时发生》通过十九位印度艺术家，向芬兰民众展示了一个全面的印度当代社会。这句问话，激起的是芬兰人对当代印度的疑惑、好奇，甚至隐隐不安。和中国一样，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已经成为芬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许多芬兰企业都解雇了当地员工，把制造厂移至中国；印度，会成为芬兰下岗工人又一个无奈哀叹的伤心地吗？

      事实上，当大多数人说起印度时，首先想到孟买的贫民窟、雄伟的泰姬陵、艳俗的宝莱坞歌舞等熟悉而表面化的元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好莱坞方式让更多观众见识了一个比《流浪者之歌》更接近现实的印度社会，但它终究还是以那些讨巧的娱乐元素捏巴而成。究竟怎样的印度画面才是更真实的？《印度：同时发生》的参展艺术家们正是选取了印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题材，从宽度和深度上，以各种技巧作出或诗意、或艺术，或残酷的社会点评。妇女问题首当其冲，包办婚姻、农民自杀，以及城市化的副作用等，所有参展作品公然一致地政治化和社会化。与此同时，也保持了艺术的巧妙制作和美感，并且具有犀利的洞察和分析性。

      凭什么作印度当代艺术展览？为什么希望芬兰民众能够关注印度？事实上，这也是卜萨主任希望给大家带来的衍生思考。首先，它和艺术收藏毫无关系。在芬兰，并没有大批新生暴发户成天想着炒艺术品。尽管这次参展艺术家中有不少已活跃于国际舞台，颇有名声，而相当数量的展品来自欧洲的私人藏家之手。但卜萨认为，和中国当代艺术一样，印度当代艺术的泡沫也已经吹灭了，而这对真正好的印度艺术家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

      关注印度，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全球化不得不面临的思考。印度的科技、印度的棉花工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芬兰擅长绿色工业，印度的清洁科技市场已经吸引了众多芬兰企业前往投资。芬兰的国家经济和全民福利，似乎不得不仰仗着点芬兰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盈利。即使是在不同的大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相互影响、相互牵扯了。

     卜萨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有效地影响各自的生活，即使天各一方。艺术家们以当代艺术为媒介来提出印度当代社会的问题，也是希望观众能认识并思考这些问题，最终有可能产生改善问题的力量。“芬兰的年轻艺术家和摄影师们不关心政治了，”卜萨说，“他们不出产如此政治化的作品了。他们喜欢搞些美的东西，漂亮的东西。”

      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兴趣缺乏，是卜萨感到失望的，如若艺术家们都放弃了对政治的考量，她更感焦虑。但作为芬兰人，她又自觉颇有力度。“瑞典人的当代艺术很好，但是对我来说，太弱了。”她说，“你看，芬兰出很多重金属乐队。我们需要一些强的东西。”

      卜萨所说的“强的东西”，重口味的东西，主要是指瓦雷·欣德（Valay Shende）的作品。一套奢侈华丽的餐台，印度上层有钱阶层家中常见的摆设。桌上的托盘中，是同样普通的盐和胡椒罐。然而里面装的，却是含有自杀农民纳新鲁·卢克马瓦（Narsinglu Rukmawar）骨灰的尘土。作品体现了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开发，数以万计的农民负债累累，被逼走投无路的状况。自杀给家属带来的抚恤金使无数卢克马瓦们选择牺牲自己来成全家庭。这是不断城市化的印度每天所面对的忧虑，是光鲜的城市风光背后，苦难重重的农村现实。欣德的这部作品没有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展中出现，不仅有空间的原因，按卜萨的说法，更有“口味”原因。

      事实上，《印度：同时发生》展览中的每一个作品都相当沉重，尽管有些从表面看具有极其夸张的绚丽。图克拉和塔格拉（Thukral & Tagra）组合是广告人，他们的作品总是结合了广告元素和流行文化，并擅长运用幽默。装置《逃走了！就在我烧饭的时候》搭建了一个印度新婚家庭的漂亮客厅，但新娘却有着苦涩而伤心的命运。这又是一个每天发生的真实印度故事，在西方学习工作印度男子回到家乡挑选妻子，妻子娘家为了把女儿送往更美好的世界，奉上丰厚的彩礼。然而很多男子在婚后回到西方便渺无音讯，留下既破了财、又毁了名誉的妻子独守空房。装置中的白色大餐桌拦腰断裂，一台电视架在当中，播放着艺术家采访的一些受骗妻子们的访谈。

      女性，在印度社会始终受到压抑。参展的十九位艺术家中有十位女性，而她们的选题，多涉及女性在印度传统和宗教中的角色。安妮塔·坎姆卡（Anita Khemka）用镜头记录了她自己在车站和火车上的经历。画面中的她神情并不轻松，甚至沮丧，因为当时她刚刚离婚，处于人生低潮。然而更醒目的，是她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女性形象，独自出现在印度的公共场合，所遭受的瞪视和猜疑。即使在今天，印度女性在传统、宗教和社会约定俗成的框架下，需要更大的勇气冲破无形枷锁。去过印度的女性旅游者，多少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这在印度女性之中，是个非常普遍的话题，而每个人似乎都能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它。

     琦特拉·嘎内诗（Chitra Ganesh）是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女艺术家，这在印度社会中并不容易。她的卡通插画运用了历史和印度教神话，却篡改了其中的对话，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其效果相当滑稽，但也有反抗的，暴力的元素，挑战了顺从的传统女性形象和永恒不变的社会性别定位。

      和任何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一样，印度的贫富悬殊日益增大，中上阶层逐渐浮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阿内·曼（Anay Mann）年轻时是个摄影模特，后来成为摄影师。他的系列《平等的梦——印度肖像》拍摄了印度各地各个社会阶层的独立角色，富豪、明星，和农民，都坐在阿内提供的同一把黑色折椅上。在印度，椅子代表权力。

      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道德和宗教、国家利益和种族冲突，通过艺术家所挑选的主角和情节，逐渐铺陈开一个现代印度故事。他们关注被权力机构掌控的个人命运，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妇女生存状况的担忧；他们审视国家历史，尤其强调1947年印巴边界分割后对印度百姓至今留存的影响。“印度究竟发生了什么？”美术馆以提问的方式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芬兰人已经走过了发展的阶段，”卜萨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大规模的拆迁，我们的城市已经建成了，我们都不想这些事了。可是这一切都还正在印度发生着。我们应该关注它，思考它。”

      当代艺术家，似乎仍不可能在政治中起到任何决策作用。但呼吁更多的人来思考、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却是一些艺术家们孜孜不倦的职责。《印度：同时发生》中的艺术家们很努力。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五月刊

    “虎妈”掀起一阵狂风，刮到北欧却成了微风。谁让这里是全世界最推崇散养育儿方式的地盘呢？问了几个芬兰妈妈，居然一个都不知道谁是“虎妈”，可见芬兰媒体对此类新闻的不待见。终于一个美国爸爸熬不住了，讪讪地问我对“虎妈”有何看法，我说不是所有亚洲妈妈都有神经质来着，何况你又落伍啦，你们美国又跳出个“熊猫爸爸”啦！

“熊猫爸爸”艾伦•保罗（Alan Paul），是个吉他手，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了三年有余。他刚写了一本描述北京生活的书，讲他是怎样在北京养育家庭，演奏布鲁斯和成为明星的。（请问北京的朋友，他有名吗？）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所谓“熊猫爸爸”，是不是又和“虎妈”一样，是出版商的一个宣传伎俩？保罗在博客中写道，“叫我‘熊猫爸爸’吧，我以拥抱的方式教育，但我也不怕露出爪子。”很显然，仅此和熊猫扯一块儿，远不如“虎妈”的叫法来得贴切，最多不过比较上口，想乘着“虎妈”的东风，给自己和新书搞出点大的响动来，就像他的英文书名——Big In China。

但“熊猫爸爸”还挺有理儿。他在看了“虎妈”的电视辩论后，问“爸爸们都去哪儿啦？”自从大儿子出生，保罗就担任了主要的育儿看护工作。他自认他的家庭管理方式是“可控制的混乱”，并且认为让孩子在这种混乱中成长，能够尽早地让他们接触真实生活。因为真实生活本身也是“有控制地混乱”，要学会如何成功地在其中遨游探索，而不是把一切都完美化。“熊猫爸爸”从男性角度出发，认为妈妈们总是很有秩序，讲究细节；而爸爸们能够忍受乱七八糟，更能着眼于大方向。保罗承认，如果他妻子来接管，他们的生活一定更有条不紊，但她不得不向他的风格投降，因为是保罗每天张罗家庭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也正因为他妻子的妥协，他们的夫妻关系才更稳固。

一到北京，保罗就被孩子所在的英国学校汇报演出给镇住了。中国孩子表演的是肖邦前奏曲和贝多芬协奏曲，而外国孩子们则是拍着手骄傲地唱ABC。好在“熊猫爸爸”没被吓住，他很快发现了貌似高效的中国教育制度下的问题，他仍旧选择以他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的目的是把他们养育成独立自信，有能力的成年人。 

如果说中国父母欢呼“虎妈”，似乎情有可原，可“虎妈”这次在中国遭到无数抨击，却令人惊讶地在美国赢得相当数量父母的认可。美国经济的衰退、教育体制的缺陷、美国人对中国的无名恐慌，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失望，都是“虎妈”受欢迎的背景。从表面上看，一个是能产生奥数高手和钢琴神童的体系，另一个是仍致力于“一个不能落”、尽力扫盲的机制，很容易令人产生神往的错觉。然而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虎妈”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斗不完的无数战争，“熊猫爸爸”则认为帮助孩子学会享受人生更重要。

迄今为止，我所读到过的最好的“虎妈”评论出自波士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之手。他在《今日心理学》博客中把“虎妈”比喻为驯兽师而非真正的虎妈。母老虎训练虎崽的生存能力，是放养于自然，因为她知道唯有经历厮杀和磨难，虎崽们才能成长为凶猛的森林之王。而驯兽师挥舞鞭子，只是逼迫老虎干他们不愿干的事，目的是为了炫耀一些他们并不愿意学的技艺来取悦他人。

对此，“熊猫爸爸”持相同观点。他尤其指出，“虎妈”禁止女儿们在朋友家玩耍过夜，恰恰是剥夺了她们锻炼沟通和社交能力的最佳机会。而这些，在她们成人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比弹一手好钢琴要重要得多。任何以为可以替孩子选择朋友和兴趣的父母，其实都在扮演驯兽师的角色，而我们都知道，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就冲“熊猫爸爸”在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就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的比较，他的书对中国父母或有某种借鉴作用。不过看的目的，是长见识；把他人育儿经验当成宝典来学，本身就是一种焦虑的误区。这一点，看看国内书市上那些频频上榜的“成功父母”书籍便可见一斑。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艺术是关于人民，且为人民的”。如此具有社会主义语言风格的话是人民艺术家米罗（Joan Miro）说的。把这句话单挑出来作为展览题头的，是芬兰艾斯堡现代美术馆（简称EMMA）。芬兰是世界上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体制、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全民福利的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芬兰的现代艺术也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事实上，芬兰艺术家的思想极其独特和活跃，他们从不在主流盘旋，也不迷信盛名。不过，这次的米罗展览囊括了一百多件作品，其规模和质量为芬兰本土有史以来之最。

      EMMA这次手笔，甚至可以和伦敦泰特美术馆以及巴黎马约尔美术馆别别苗头。前者四月份推出米罗大展，号称是半世纪来该城头一回，且最大；后者则紧跟EMMA，也推出以米罗雕塑为主的展览，据说是四十年来米罗的雕塑首次亮相巴黎。两大艺术之都的重要美术馆，无论是时间还是主题上，似乎都被芬兰首都旁边这个小小卫星城里的新晋美术馆给占了头筹。正如其馆长马勒库·瓦尔科能（Markku Valkonen）所指，EMMA的米罗，通过大量晚期雕塑作品，展现了人们所不太熟悉的另一面——更黑暗、深邃，甚至具有攻击性。

       更趣味盎然的，是与米罗展览并置的七位老一辈芬兰艺术家作品展览，也就是所谓的《米罗与芬兰幻想》。把外国艺术大家和芬兰艺术家做关联展览，是EMMA一直以来的传统。这次初选入围的艺术家有二十多个，其中不乏出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的年轻一代。“但最后我们定下这七个老一辈的，否则就太复杂了，”EMMA研究员汉奈尔·莎薇莱能（Hannele Savelainen）说，“我们只想作一个特定的挑选，展示一种艺术是怎样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作出影响。”

       如此简单而集中的挑选，也向观众清晰地展现了艺术产生的时代和历史背景。由于二战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一直到一九五零年代的战后时期，抽象流派才逐渐传至芬兰。米罗、毕加索和莫奈等都影响了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但他并没有影响很多人，他只是诸多影响之一，” 莎薇莱能说，“他并不是那唯一的真命天子。不过，所有这些受他影响的艺术家都被他的幽默感所打动。”

       芬兰人的幽默感素以冷和怪著称，让外国人听得一头雾水，笑不出来的笑话到处都是。但不知何故，米罗的幽默感倒是和芬兰人搭上了脉，他的爱玩性格也深得芬兰人共鸣。罗尔夫·杉德维斯特（Rolf Sandqvist）就只喜欢米罗对明亮色彩的“玩法”，他根本不在乎米罗那诡秘玄妙的超现实主义，甚至不相信所谓的艺术深度，他只喜欢和米罗一样玩弄这些欢快的颜色，给孩子们画插图。从麦克斯•萨尔米（Max Salmi)的《寿星》中，则可以轻易地发现和米罗一样的童真。正如米罗曾经说过，孩子拥有创造艺术的真正力量。

       抽象、柔软，有机的形状；清晰的色彩；大大的圆圈，（或者说是大头）；以及细细的黑线连接模糊的形状。这些都是他们和米罗的共同点。然而高果·莱赫迪能（Kauko Lehtinen）就不太一样了。当策展人找到这位已年届八十五、在芬兰很有名的老艺术家时，他连连摇头说他和米罗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当策展人又从馆藏中挖出了他于一九六一年所作的《橱窗里的男孩》时，老先生这才想起自己当年在巴黎的日子，的确曾受米罗的影响。画面上的喷墨也令人想到杰克逊·波洛克，正如一九六零年代抽象艺术在欧洲大行其道时，米罗也深受波洛克的启发。但有趣的是，据说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米罗第一次在纽约举办个展时，波洛克就对米罗印象深刻。真所谓世界是圆的，风水轮流转。

       加里·呼赫达摩（Kari Huhamo）是另一位仍然健在的参展老人。他一直对米罗柔软、弯曲的形状很感兴趣，即使是使用像钢铁如此坚硬的材料，他也做出了轻盈飘逸之感，正如米罗曾对书法相当感兴趣，形状和线条的自然和流动，或多或少也带了点书法的风骨。

       艺术世界本无边限，而灵感的来源从来都是五花八门且模棱两可的。毫无疑问，这七位“幻想家”们都各自具有独立的艺术语言，同时他们的艺术又反映了和米罗之间千丝万缕的牵扯。通过看他们的作品，或许也给观众提供了另一条思路理解米罗的艺术。

        至于他们是否构成芬兰现代艺术界的幻想传奇，莎薇莱能的回答一展芬兰人的坦诚厚道性格，毫无故弄玄虚之架势，“噢！为了取这个名字真是绞尽脑汁啊！”她笑着说，“我回到家，看到女儿在读一本幻想小说，就这么着了。”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5月号“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