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港口，波罗的海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地盘，聚集了慕名北欧风光而来的游客和步履匆匆的当地人。他们当中稍有闲情的，会停下脚步看一眼港口旁不知何时架起来的大银幕。银幕上放的，正是背后的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大楼，好像一模一样，又好像不太一样。倘若是天天路过的上班族，可能会在某天下班时，突然发现银幕上的大楼开裂了，玻璃都碎了。震惊之余赶快再看那真的楼，便松一口气，这不好好的嘛！

      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不知道这大银幕上放的，是赫尔辛基，应该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部电影《永恒的现代时光》，它历时十整天，由丹麦艺术组合Superflex制作。它也为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也拉开了序幕。

      当代艺术，似乎总能轻易地令普通大众茫茫然，即使是在芬兰，一个以极少主义设计著称的国家，一个从不缺乏新奇创意的地方——诺基亚、Linux，愤怒的小鸟……。赫尔辛基的KIASMA当代美术馆，是北欧地区颇有影响的机构，展览向来具有高质量和国际水准；古根海姆也有了进驻赫尔辛基的计划，芬兰各界的反应都算良好，都认为这会提升民众对当代艺术的关注程度。事实上，作为一个北欧小国，芬兰当代艺术相当活跃，除了民间资金，政府和官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公开和鼓励的支持。比如最近KIASMA的非洲当代艺术大展，就获得芬兰总统哈罗能的鼎力相助，她不仅作为赞助人出现在展览图册上，更在开幕当天亲自捧场，和一大堆艺术爱好者们挤来挤去，乐此不彼。

 

     但在芬兰当代艺术界的有识之士看来，芬兰民众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对当代艺术并不了解的基础上就心存偏见，也不愿意花心思搞明白究竟是咋回事儿。在《永恒的现代时光》放映现场，虽然也有一些人会向IHME艺术节工作人员询问详情，但毕竟是少数。而对当代艺术有一定了解的民众，能意识到当代艺术对社会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的，亦不在多数。

 

      自2007年创办的IHME艺术节由Pro Arte基金会组办，这是一个由芬兰艺术界的精英智囊团们组织的基金会，全部采用民间私人捐助，旨在公共场合举办当代艺术活动，让更多普通民众参与、讨论当代艺术，起到艺术教育之目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社区（Community）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sm）是IHME艺术节的三个关键词，所以无论是活动选题还是艺术家和专家的选择，都是以此为参照来甄选。英国著名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就曾在2009年应邀参与IHME艺术节，和赫尔辛基当地人在公园里大玩了一把陶土游戏，气氛相当火热。2010年，著名美国独立策展人玛丽·简·雅各布（Mary Jane Jacob）担任IHME讲座主讲人，和芬兰当代艺术家共同探讨如何参与公共艺术。以主题艺术家或专家为领头羊，围绕艺术家项目或专家讲座，举办一系列电影和讨论活动等，是艺术节的传统模式。 “IHME”，在芬兰语中原意为奇迹，在口语中也有好奇、奇怪的意思。艺术节以此为名，就是想吊起人们的好奇心，跑过来看看这到底是啥玩意儿。

 

      为期三天的IHME日总是放在周末，向公众免费开放。市中心的老学生大楼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讲座、电影、工作室等等，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今年的主题和城市建筑和规划相关，开场大戏就邀请了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学者克莱尔·朵提（Claire Doherty）和Superflex一起讨论《永恒的现代时光》。斯道拉恩索大楼由著名的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多（Alvar Aalto）于一九五零年代设计。这座被戏称为“方糖”的现代建筑一直颇受争议，反对者们对其恨之入骨。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斯道拉恩索公司能有钱买下海边黄金地段，无人竞争，所以这座楼也成为了权力的象征。Superflex选其为载体，当然是看中了其背景之隐喻。影片描述了大楼在今后几千年中的经历，所以Superflex戏称，能在十天里放完几千年进程，这部电影节奏算很快了。结尾不难猜测，但仍具有视觉冲击力——大楼变成了废墟，银幕上永恒的，只有蓝天白云。对于这样一部肯定不会有人从头看到尾的“大片”，讲座现场的观众发言相当活跃。一个女孩略微激动地说，有一天她起晚了，路过码头时发现，大楼只剩了小半，这令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人生之短暂；另一位曾参与大楼内部改建工程的建筑师则直言，为什么电影里除了大楼和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鸟都没有？对此，Superflex强调，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突出时间的作用，而非其他外来因素，比如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尽管大楼废墟不由令人想到战争中的建筑，甚至有不少路人面对这大海前的银幕，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刚刚在日本发生的海啸和地震。

      如果说在码头偶尔驻足看电影的过客并非都了解这是一部当代艺术作品，那么一不小心参与Superflex《免费商店》作品里的顾客，就更不知所以然了。《免费商店》是Superflex这几年来在各国实践的一个作品，通过事先和商店店主协商并提供资金，不收取部分顾客的任何费用，直到资金用尽。顾客只有在收银台拿到总数为零的收据时，才突然发现自己“被免费”了，而根据Superflex的规定，收银员不允许作出任何解释，更不能说这是件当代艺术作品。

      大多数顾客的反应都是惊喜和疑惑，由于店员不许透露背景信息，几乎没有人联想到这是件当代艺术作品。面对追问，风趣的店员会反问，难道你对此不高兴吗？你还不乘我没改变主意之前就快点走啊？Superflex总是擅长质疑并挑战约定俗成，他们希望通过《免费商店》，挑战人类社会既定规则——货币交易，希望启发人们在突然“被免费”之时，做一些思考。是想获得更多免费的？或者想做点什么补偿？还是感到被侮辱了而愤怒？之所以不透露背景，就是不想让思考嘎然而止。更有趣的，是当IHME联系商店实践作品时，一些店主饶有趣味的拒绝。比如艺术家不是芬兰人，甚至一听是当代艺术就摇头，当然也有比较传统的生意人理由，“我们尊重我们的顾客，可不想把他们给搞糊涂了”。这应该也算是《免费商店》实践过程中，另一意外的反应和收获。

      也许正是由于很多普通民众对当代艺术这种陌生、疑虑，甚至抗拒的态度，才使IHME艺术节如此兴致勃勃地推广当代艺术。“消失的城市”和“漂浮的城市”是更具娱乐性，拉动老少共同参与的活动。“消失的城市”是用饼干和糖搭建房子，搭完吃掉；“漂浮的城市”则用纸板搭建城市，然后系上氢气球到大街上放飞。两个活动都招来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玩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

    之所以会有IHME这样向公众开放的当代艺术活动，是因为始作俑者们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和日常生存的重要部分，可以成为民主社会的一种资源。而当代艺术，更是一种启发民众思维，挑战既定观念的有力载体。有趣的是，一个名叫“真芬兰人”（True Finns）的党在今年国会选举中从一个几年前没人关注的小党派一跃排全国支持率第三，而这个党正是以其反当代艺术的言论受到各界关注。他们曾大言不惭地宣称，政府“应该把钱花在芬兰传统艺术，而非当代艺术上”。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言论感到荒谬，而“真芬兰人”党和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党派一样，也是个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党派。可以说像IHME这一类当代艺术推广机构的宗旨，恰恰是和“真芬兰人”们唱对台戏。都说艺术不要泛政治化，但把当代艺术抽离政治语境，也恰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北欧国家。相信明年的IHME，因为政治氛围的微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局势的莫测，或会变得更有看头。

 

      原文刊登于《艺术财经》2011年9月刊

    当劳伦斯·史密斯（Laurence Smith）站在赫尔辛基大学的报告厅讲台上时，下面的座位和过道上挤满了面带好奇和希望的芬兰人。他们知道，史密斯将会给他们带来关于未来的好消息，而这和他们国家与后代的命运息息相关。

    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古根海姆学术奖得主，劳伦斯·史密斯自称气象科学家。他的一本《2050人类大迁徙》（The New North: the World in 2050）一上市，就引起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其实，我们似乎不缺对人类命运进行预测的预言家们，尤其是对政治前景的预测，我们总是在众说纷纭的嘈杂声中选择自己爱听的来相信。史密斯的预言当然也有历史记录为参照，但他是个科学家，他更注重的是数据和推理，当他打开他的地球气象图表幻灯片时，说这是他一直强迫他的学生们盯着看的东西，“现在，我也要强迫你们盯着看，听我分析。”他对满屋子的芬兰观众说。

    史密斯认为，随着气候的变化，也就是说全球变暖，北极圈附近地区会引起人口增长和发展趋势，使整个世界的重心往北偏移，阿拉斯加，加州，格陵兰，俄罗斯和斯堪迪纳维亚地区都将是迅速发展地带。因为温度上升，雨水量增，这些地方成为新的农耕大地；而充足的水源和森林植被，更适合生物居住。与此同时，当新北方成为人类新乐园之际，接近赤道的国家将由于人口老化、水源短缺，价格攀升和洪水侵袭，越来越衰落。

    尽管这一说法在一些业界专家看来并不算新颖，但劳伦斯的阐述仍然具有相当的启发，这从他生动而清晰的演讲中就可感觉到。人口分布、资源需求、全球化和气候变化是他的四大理论依据。即使你并不精通气象学，也不是个环境专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北冰洋的化冻，以及其他一些劳伦斯所摊开的证据，都是我们每天可以在新闻上看到的事实。有意思的是，劳伦斯在演讲中提到某些参考资料时，常常会补充说，这个不是由环境积极份子写的，大家不妨看一下。不知道观众中是否有铁杆环保份子被冒犯，但事实上，很多绿色“强硬派”的单方面论调，的确让很多人听不下去，也令坚决认为全球变暖只是一项政治阴谋的人们抓到把柄反击。劳伦斯的强项在于，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检测多方面因素。他提到了“零碳”能源的局限性、核能源的优势，以及地球南北极地区策略的重要性。“但我绝对不是让大家继续浪费，环保意识还是很重要的。”史密斯在演讲中不断强调。他坦承自己偏爱在Trader Joe（美国的一家连锁超市）买菜，因为这让自己“感觉好点儿”，可是事实上，“不论是Trader Joe还是沃尔玛，它们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样的，不论你在哪家购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几乎没什么差别。”他说。

    尽管海岸线在不断上升，水资源逐渐匮乏，史密斯对科技和人类创造力仍然抱有乐观和信心。“噢，我们不会灭亡的。”他就一位观众表达的忧虑回答到，引起一片笑声。他相信绿色能源的成本会下降，从淡水资源丰富的北方往贫瘠干旱地区开通水源渠道这样的巨型项目可以实现。他甚至提到了部分水源私有化或许是有利于帮助某些发展中国家解决缺水问题的，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让这样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变为私有，感觉很悚然。而北冰洋下不论藏着什么样的宝，到时候也将造成激烈的国际争端。“现在不是已经着手开发了嘛，”他说，“不过，真的要用钻头往下钻油，那还得过很多很多年。”

    史密斯的书和他的演讲一样，通俗易懂而引人入胜。他的分析更似科学演示，而非辩论。当所有这些由他经年调查研究获得的事实和信息展示在读者和听众面前时，史密斯更希望启发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时光在流逝，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未来的走向，如果我们无知无觉，毫无作为，他书中描写的北方新地也会荒芜一片。

   “你觉得芬兰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未来呢？”临近演讲尾声，终于有个芬兰观众鼓起勇气问了这个问题。

   “芬兰当然有着远大前景。”史密斯肯定地说，“但是她必须做好两件事：教育和移民。”

      《2050人类大迁徙》，时报出版社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赫尔辛基市中心的索菲亚街，虽然正对着雄伟的大教堂，却毫不起眼地掖在参议院广场一边，夹在两幢黄色建筑之间。索菲亚街是赫尔辛基最老的一条街之一，始于十九世纪。当夜幕降临之时，你踩着那石阶路，或能想象一百年前煤气街灯下的浪漫情怀。

     《城市生活——1930年代的赫尔辛基》正在索菲亚街上的市政厅维乐迦画廊展出。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展示旧时的赫尔辛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城市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科技和文明的洗礼，当然也有战争和萧条的磨炼。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赫尔辛基，到处洋溢着现代城市生活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乐观。兴建中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沙滩上沐浴日光的人们、树荫下的毕业派对，海港边忙碌的渔民和嘈杂的集市……。所有这些珍贵而温馨的影像记忆，都出自正当年的阿霍和索尔丹兄弟俩之手。

      黑琦·阿霍（Heikki Aho）和比约·索尔丹（Björn Soldan）堪称芬兰摄影艺术之开创先锋。或许他们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盛名阴影之下，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芬兰著名的国宝级作家，但凡介绍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约翰尼·阿霍（Juhani Aho）之子”。而他们的离奇身世也常常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

      尽管如此，时值约翰尼·阿霍诞辰150周年之际，兄弟俩扬眉吐气地登入艺术殿堂。除了市政厅的《城市生活》展览，芬兰阿黛浓国家美术馆同时推出俩人摄影和电影艺术大展，这是对阿霍和索尔丹艺术成就和地位的一个高度肯定。想当年，两人成立了公司，接单拍摄，多数生意来自芬兰政府和大公司，其作品不是为了国家宣传，就是公司形象而做的应景之作。所以两人生前从来不以艺术家自居，更像是广告人。而以当时的传统艺术眼光，摄影作为新技术，似乎还不登大雅之堂，所谓的正规艺术界都不把它当回正事儿。

      可事实上，阿霍和索尔丹不论是从摄影技术还是风格来论，都属于世界摄影史上的一个先锋组合。曾经就读机械工程的阿霍在德国学了色彩和色调新科学，研发了自己的曝光表；索尔丹则在慕尼黑工艺美术学院学习，两人都受了包豪斯的实验精神和蒙太奇电影的影响，将这些运用到自己的摄影和电影作品中。

      《城市生活》所展出的照片，侧重于1930年代赫尔辛基的日常生活。它们的调子是轻快的、随意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大众情绪。不难看出，人们很享受现代科技和经济带来的新生活，而摄影师本人应该也处于一种很放松的拍摄状态，他们不断尝试新的角度和方法，完全不拘泥于传统画面构成，但他们的构思仍然是严谨的，按下快门便意味着成品，并无后期PS加工。现在所谓的“街拍”潮流，或能从阿霍和索尔丹的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中找到源头。但是摄影师并没有做任何文字记载，以至于今天我们无法对这些照片进行时间或拍摄对象，以及事件的任何认定，我们甚至不知道哪张是阿霍拍的，哪张是索尔丹拍的。当然这并不太重要，因为他们两人早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创作团队。

      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七八十年前的黑白赫尔辛基，和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彩色赫尔辛基之对比。市中心那些带有新古典艺术风格的标志性建筑仍然伫立着；石阶路、有轨电车、街心花园咖啡亭子，一切都没变。海港边的集市仍然是小商贩和市民们最喜欢的聚集之地；那家剧院还在演戏，那家百货公司还在营业，那个牌子的冰淇淋还是那么受欢迎。当然，人们的装束变了，可他们闭着眼睛尽情享受阳光的样子一点儿没变，他们举杯庆祝毕业的笑脸一点儿没变。

    现在看来，这一段被定格了的无忧岁月竟是如此弥足珍贵。因为很快，二战来临，好日子嘎然而止，芬兰迅速卷入艰难时世。战后的芬兰身心俱创，不仅要重振经济，更要再建声誉，可谓咬紧牙关任重道远。而彼时的阿霍和索尔丹，已多为军队和政府工作，创作主题亦不再富有闲情雅致，而带有强烈的国家形象和民族意识感。这又是后话了。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