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要让我自己吃成千个番茄罐头嘛？！”亨利克·安波穆（Henrik Enbom）指着他的LdS灯笑着说。这是他用吃空的番茄罐头设计并制作的台灯，虽然挂了个不起眼的小小的价码牌，他再三强调他的设计旨在启发大家自己动手变废为宝，而不是花钱买他的罐头灯。“我所有的设计都没有商业化，”他说，“批量生产不是我的目的，我也吃不了那么多罐头。”

    安波穆和他老婆依莎·库卡波罗-安波穆（Isa Kukkapuro-Enbom）一手操办了芬兰最大的年度家具和室内设计展览会Habitare中的“垃圾设计”（Trash Design）专区。这是Habitare首次设立这样的专区，而在各种或奢华、或精致，或高档的展位中，“垃圾设计” 掖在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落，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和Habitare签了三年的约，希望把这个‘垃圾专区’一直做下去，”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我们也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做到另一个高度，找到一些合作伙伴，或者形成工业化。”

    库卡波罗-安波穆的父亲约里奥·库卡波罗（Yrjo Kukkapuro）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设计大师，中国设计界和家具业应该对他很熟悉了。“我原先是个时装设计师，后来做厌了，就跑去做杂志，杂志做了一段时间，卖掉了，”她亮出一张名片，名字下面居然写着“记者”，“再后来和我老公一起做了个网站，就致力于垃圾设计。他是个‘垃圾设计’师！”

    环保设计，可持续性设计，这些都是近年来设计界一直反复唠叨的。然而“垃圾设计”，不仅听起来更另类，事实上和以上所提的两种设计术语，也有所不同。对此，可能每个有绿色意识的用户或设计师都有不同的理解。而对安波穆夫妇俩来说，“垃圾设计”和“垃圾设计”师应该是这样的——保持真诚；再次利用的东西绝对可以是美丽而有魅力的；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修理是新一轮回收；努力工作；对人友善。

   “我们正淹没在垃圾中。”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我认为设计师有责任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每设计一样东西，应该考虑到这东西的生命周期。如果它被扔掉，它必须进入循环回收系统。可是很显然，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进入这个循环。铁啊，塑料啊，都没办法回收。所以，我们的点子就是，重新利用旧东西，以旧东西为原料来做新东西。”

    经过八个多月，四十多个学生的参与，夫妻俩搭起了“垃圾设计”的展台。一些旧枕头做成的靠垫，一把旧椅子和一张旧沙发拼成的“双人座”，一只用软百叶帘带子编制的篮筐，一排用通风管做的储物架……。有些看上去面目全非，比如重新手工染印的回收被套被单；有些看上去比较简单，材料做工一目了然；还有一些并不实用，一看就是为了展览而做的概念化样品，比如用报纸做成的头盔、假发和礼服。“这些椅子在展览后会送回到一所高中去，”库卡波罗-安波穆指着一些用旧牛仔布重新绷过椅面的椅子说，“已经有很多人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感兴趣，问这个卖不卖，那个多少钱。”

    她的丈夫安波穆显然对生意不是很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鼓励所有的人来做垃圾设计。安波穆把LdS罐头灯的详细做法公布在网上，“这本来就是个开放资源的点子，”他说，“尤其是当你用垃圾来做尝试的时候，又担心什么呢？做不好就扔了再做，本来就是垃圾嘛，”他笑起来，“多吃几罐番茄咯。”

    安波穆说自己从小就是个“垃圾设计”师，“小时候我就喜欢修我的旧玩具，不是想着买新的，而是总想着怎么把旧的变成新的，”他说，“我喜欢旧东西，喜欢为旧货找到新生命。”长大到一定的年纪后，安波穆说“垃圾设计”变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当你没钱买新家具的时候”。

    夫妻俩自称，自从两人搬到一起，十二年来他们买的新东西不超过五件。而滑稽的是，其中一样是一个为厨房而买的新垃圾筒；而另一样印象深刻的，是为小时候的女儿买的新床。现如今已经25岁的女儿，和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垃圾事业”。《垃圾》（Trash）杂志籍由本次垃圾设计展览，新鲜出炉。这是一本中芬双语杂志，由女儿伊达·库卡波罗（Ida Kukkapuro）担任总编辑。“她力求国际化，”得意的妈妈说到，“要像她妈妈一样？哈哈。”

    看得出，“垃圾设计”的团队除了俩夫妻外，都以非常年轻的学生为主。“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能感受到他们的激情和创意，”库卡波罗-安波穆说，“而且他们的想法真的非常远大，没有界限，很全球化。”

    约拿坦·瓦荣（Jonatan Varon）是名纺织设计师，他用遗弃的电路板制作的拼贴式壁画《现代圣母玛丽夫人》（Mrs. Modern  Mother Mary）在展览中甚是引人驻足。创作材料主要来自十九台被大学丢掉的电脑，而制作过程相当漫长而困难。他把电路板切割成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方块，然后刷上颜色，贴在布料上。由于色块和色差组成的圣母玛丽脸庞，需要站在距离作品一定距离之外才辨认得出。

    如果说瓦荣的作品偏艺术创作，阿德里安·法柏（Adrian Faber）和奥斯卡·查（Oskar Zaar）设计的“光袋”（Bag of Light）则是极其实用的家居用品。把LED低能量灯泡放入塑料袋或纸袋中，这些原本要变成垃圾袋的袋子们就变成了一盏盏独特可爱的灯，就是这么简单。

    “枕头包”（Pillow Bag）和“消耗合成物”（Consumption Composites）虽然所用的垃圾不同，但功能相似。前者是把家里多余的靠垫和枕头往网兜里一塞，变成了个可放在地上或墙角的大靠垫座椅；后者则是把垃圾（当然要软的，搓成团的报纸也可以）塞进做成沙发套形状的聚乙烯织布，变成一个矮矮的软沙发。都是废物利用，价钱当然要比商店里买的豆袋沙发便宜多了。

   “你不能随便扔东西啊，”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没地方扔了呀！这些东西会像‘回飞棒’一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垃圾设计”的核心主旨，就是提倡维修旧物，给予他们新的功能。这甚至要比把旧东西送去回收中心更贴近可持续生活方式。

    这应该也是艺术家兼木匠艾若·于利-瓦库里（Eero Yli-Vakkuri）所推崇的环保理念。因为他正敲着二郎腿，坐在“垃圾设计”的展览区中央，和围在四周的观众说笑。而人们之所以围观他，是因为他的屁股下面，啥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坐在半空中。

    “这就是我的表演和宣言，”于利-瓦库里指着他两旁搭建的布景墙，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旧椅子，“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椅子了！我要挑战所有的设计师，要求他们在2012年不设计任何椅子。”

    于利-瓦库里设立了“无椅子设计”挑战网站，要求接受挑战的设计师在上面签名应战，鼓励大家宣传并挑战其他的设计师朋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椅子给所有的人了，”他说，“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再设计新椅子呢？如果你真的那么需要一把椅子，为什么不修一下破椅子呢？”于利-瓦库里诚恳地希望设计师们能思考一下可持续性生活方式，不要再给地球增加负担。当然，如果大家都需要修破椅子，他自己的木匠生意也就红火了。

    少一点消费，更有效地回收，“垃圾设计”的概念能够阻止更多的物品扔往垃圾场吗？所有这些被制造的旧产品能够有第二生命吗？新一轮的生命轮回能够取代物品本身的线性生命圈吗？而设计师们能够对此产生足够的影响吗？“垃圾设计”展览似乎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事实上，当它出现在以消费和订货为目的的Habitare展览会上的时候，人们一开始会以为那又是个时髦的商业伎俩，就像现在许多家具店和服装店以破旧和斑驳为潮流一样；可令人们惊讶的是，“垃圾设计”并不销售昂贵的“垃圾”，甚至，它把许多设计品的详细做法公布于众，鼓励大家模仿自制，最好独创消解自家垃圾的更多设计。

    安波穆夫妇把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大大地印在“垃圾设计”展区的白色帷幕上，“我们不需要新的景色，我们需要新的眼睛。”这，正是他们想传达给公众的思想。

创意DIY

    你想设计自己的垃圾设计品吗？安波穆夫妇已经注册了“垃圾设计”，并制定了“垃圾设计”规则，照此试着做做看吧！

×原材料必须是来自一件已经生产过的，或遭否决的，或被扔掉的，或视为无用的物品。

×形状必须是由原物品转化而来的。

×原物品的作用已改变，或者和其他物品相配，产生新的作用。

×物品来自另一时代，或者至少一部分产自回收材料。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0月

    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一宣布最新的2011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整个芬兰颇感惊喜。大小媒体纷纷报道，赫尔辛基市长更是喜上眉梢。明年就是赫尔辛基轮值“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整个城市正为了这场重头大戏兴奋而忙碌；这下金榜题名，风头更健了。

      阔别五年，我和家人刚刚重新搬回这座曾经居住过的城市。不知为何，这一次回来，似乎感到比以往更活跃而生动的城市节奏；而作为一个不谙熟芬兰语的外国人，这一次也似乎不觉得那么生分和不自在。和几位旅居赫尔辛基的外国友人交流，他们都证实，我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之想象。赫尔辛基在这短短几年里，的确更具国际化都市的范儿了，这不仅仅体现在万达机场的中文指示牌和旅游信息中心近十种外语版本的导游图，也反映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性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五年前，当我去警察局外国人管理处把居留证转到新护照，被告知需要三个月时间，尽管那只是贴一张粘纸而已；可现在，两周就搞定了。可见反移民的“真芬兰人”党（True Finns）应该还没有对赫尔辛基产生任何影响，警察局对我等“假芬兰人”的态度明显地开放和轻松多了。

      作为一个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北欧小国之都，赫尔辛基是芬兰最大的城市，也是各地年轻人毕业后蜂拥而至的目的地，聚集了10%左右的人口。这里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求学就业，甚至定居，尽管芬兰语是出了名的难学，而长达五个月的漫漫寒冬更是有着臭名昭著的无边暗夜。赫尔辛基难道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类栖息地吗？一个连晒个大太阳都算是奢侈的地方？

     据monocle自称，他们的编辑花了两个月时间满世界跑，对候选城市的各项生活质量指标进行考察。人口密度低、休闲指数高，犯罪率低，且城市基础设施不超负荷运作的城市都属高排名之列。赫尔辛基一直以其良好的健保制度、完善的公共交通和高质量的教育著称，然而有趣的是，这次夺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排在第二的苏黎世和第三的哥本哈根都因为周日商店营业时间短于赫尔辛基而落败。而赫尔辛基和韩国、印度和中国这些经济崛起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也是一个因素。万达机场已经成为很多亚洲游客飞往欧洲的首选中转站，Monocle早就曾将其评选为全球最佳中转机场。在另一家或许更具权威性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2011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上，赫尔辛基仍和去年一样，停留在第六位，但这个成绩也算相当不错。

     “我们一直很努力地要把赫尔辛基建成一个健康的、功能化的，并让居民和游客都享受的城市，”市长尤斯·帕宇能（Jussi Pajunen）对自己的城市夺冠当然非常高兴，“不过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提高。”这个自2005年当选的市长向来意识超前，要是他能一个人说了算的话，赫尔辛基周边的四个卫星城早就被赫尔辛基收入囊中，波罗的海海底也早就会有一条隧道，把赫尔辛基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连接起来，而所有的商店周日都开门。

      去年在赫尔辛基过夜的游客又创320万新记录，人们之所以对这座有着“波罗的海的女儿”之美誉的城市感兴趣，是因为其链接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处。这个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建于十六世纪中叶的贸易港一开始并没能如他所愿昌盛，反而饱受战乱、贫穷和疾病折磨而难以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初，芬兰落入俄国之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首都图尔库迁至赫尔辛基，并将图尔库皇家学院（现赫尔辛基大学前身）同时搬来，才令这个微不足道的破落小镇从此持续地繁荣起来。小镇被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重建，并以圣彼得堡为参照标本。

     直至今日，这座城市虽突破传统，新意迭出，却仍完美地保留着她初建时的经典建筑和街道。Monocle杂志尤其对赫尔辛基新旧建筑之间的平衡大加赞赏，而据我所知，这种来之不易的平衡感所反映的，也是权力和民主之间微妙的牵扯关系。比如，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多（Alvar Aalto）的俗称“方糖”大楼，是自五十年代起，至今仍颇受争议的现代作品；只因为大楼主人斯道拉恩索公司（Stora Enso）当时有钱有势买下海边黄金地段，“方糖”毫不费力地在港口竖立起来，完全不必听从民众意见。等到一九九零年代，美国建筑大师斯蒂文·霍（Steven Holl）中标KIASMA当代美术馆设计，要将芬兰著名政治家曼内海姆将军骑马的雕像迁走，却抵不过市民联名抗议，不得不妥协作罢。正如罗马非一日建成，赫尔辛基的现代蓝图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规划。贯穿全城南北的中央公园，是一项1911年的提案，现发展成城市中央的一片绿洲，覆盖700公顷森林面积，有长达100公里的慢跑林荫道和滑雪道，连接着沿途的体育场馆、居民住宅区和休闲花园。这听起来如同神话，因为中央公园不仅有着完全野生的自然保护区域，而且其他森林区也基本由大自然“散养”。尽管高速公路和现代文明仅咫尺之遥，林间却已是一派世外桃源。“芬兰首都之所以独树一帜，因为她具有根本的勇气重新考量其都市雄心，并具有才能，灵感和魄力大干一番。”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Monocle杂志的这番评价似乎更应该献给每一代赫尔辛基建设者们。

      对旅游者来说，赫尔辛基是个很“易游”的地方。她的市中心并不大，无论是聚集了设计专卖店的“设计区”，还是海港码头和岩石教堂等景点，均可步行或跳上有轨电车即到。她的名胜虽比不上埃菲尔铁塔，街道也不如香榭丽舍大街般繁华；她排不上“人生必去之处”这样的名单，更没有满大街的名牌店供亚洲客们“血拼”，可她兀自有种北欧才有的魅力和气场，让来者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无论全球化如何愈演愈烈，你很难在赫尔辛基感受到那种所谓的时代热浪。事实上，当下流行的“慢节奏”时尚，一直是北欧人的生活方式。芬兰人性格内敛坚韧，从设计到行为，都延承极少主义风格。早在一九四零年代，德国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曾用一句芬兰谚语来表达他对自己在赫尔辛基旅居生涯的感受：芬兰人用两种语言保持沉默（意指芬兰的官方语言：芬兰语和瑞典语）。

      在我看来，现在的赫尔辛基人其实相当开朗和健谈。虽然忧郁症、酗酒和高自杀率，仍然是北欧，包括芬兰在内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根据去年的盖洛普调查，芬兰仍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排在另一北欧小国丹麦之后；而美国《新闻周刊》的“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排行榜上，芬兰也拿了个第一。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和收费低廉的全民健康保险，显然是减轻现代人生活焦虑的重要因素；而纯净的环境和新鲜的空气，比瓶装水质量还要高的自来水，更是注重健康的现代人不得不重视的生活指标。芬兰人常常自嘲他们的政府是“保姆政府”，为了民生健康管头管脚，高价烟酒就是变相修正大众不良习惯的政策。事实也证明，城市公共系统高效便民，绝对能给社会带来更友善平和的气氛，而不至于怨声载道。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系统是我所经历的世界上最好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公交车，专门留有空间给婴儿推车，而且只要推着孩子上车，家长就不需买票。赫尔辛基人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喜欢搭乘公共交通的城市人，如果没有好的系统设计，就很难要求一个忙碌的现代人采取这样的低碳出行方式。

      设计，一个靠想象力和创新为灵感的产业，一直是芬兰的经济主力军。而芬兰的设计，一直都以对人与环境的关怀为准绳。如果你想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就往北走吧。“世界设计之都：赫尔辛基2012”的组织者们说出了设计对于芬兰人的重要性——“我们设计一个更好的生活。”

     城市应该属于她的居住者，赫尔辛基为她的人民存在。

赫尔辛基的旅馆

芬兰不使用国际通用的星级制酒店系统，但赫尔辛基仍不乏从经济型到奢侈型的酒店，服务相当规范。去年赫尔辛基的酒店平均房价为97欧元，属十年来最低，入住率为67%。由于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旅游者即使选择非中心地段的旅馆，也不必担心出行问题。城中不乏特色酒店，尤其在建筑和设计方面独树一帜，是领略北欧式生活的上佳选择。

KLAUS K

入住价格：160欧元起

六年前KLAUS K开张之时，Wallpaper杂志评论到，“赫尔辛基终于有了一家配得上芬兰首都之设计名誉的酒店了。”位于市中心的设计区，座落于百年历史名楼中，一对学习酒店管理的同学夫妻将老店改造成了极富艺术色彩和设计概念的城市栖息地。Klaus K客房设计灵感取自芬兰神话史诗《卡莱瓦拉》，集神秘、激情、欲望，甚至嫉妒为不同主题。Klaus K也是芬兰第一家计算客房碳排放量的酒店，其酒店设备、用品和经营模式统统按照环保和可持续性标准来操作。

www.klauskhotel.com

Hotel Katajanokka

入住价格：102欧元起

这座躲在公园里的红砖房始建于十九世纪末，离赫尔辛基港口只几步之遥。如果你觉得它的高墙、铁栏和开阔的走廊有点奇怪的话，因为这里本是监狱和拘留所。作为历史一部分，其建筑格局受国家古董协会保护。当然，由牢房改造的客房不再有铁栅栏门了，你若想体验监狱风情，可以参加酒店组织的“胜利大逃亡”游戏。

www.bwkatajanokka.fi

SOKOS Hotel Torni

入住价格：82欧元起

SOKOS是芬兰最大的连锁酒店集团，这一家之所以有别于乏味的普通商务酒店，是因为其建于1928年的十四层高楼，而顶楼的Torni餐厅，以俯瞰赫尔辛基市貌为荣，自一九三零年代起，就是名流和艺术家出入频繁的热闹地盘。新装修后的酒店客房分别以装饰艺术风格、新艺术风格和功能主义这三个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流派为主题，老牌腔调十足。

www.sokoshotels.fi

Hotel Kämp

入住价格：230欧元起

曾接待皇室和国际大牌们的Hotel Kämp实属赫尔辛基最奢华的酒店。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毗邻港口、购物区和博物馆。其总统套房以芬兰最著名的将军（亦曾为总统）曼纳海姆命名，拥有六个房间和两个私人阳台，号称整个斯堪迪纳维亚地区之最；其他重要房间也多以芬兰著名人物命名，如西贝柳斯会议室等。如此顶级酒店的配套服务也颇有特色，其中包括乘坐豪华私人游艇游览赫尔辛基。

www.hotelkamp.com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0月

 

    当奥利弗·怀特海德（Oliver Whitehead）来到赫尔辛基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三家画廊，以及一只手便数得过来的博物馆。那是一九七零年初，他拿到一笔奖学金，就从伦敦跑到芬兰继续搞艺术。这一呆，就是四十年。

      “我不是为了艺术呆在这里的。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活法。慢慢地，我开始质疑我们社会的艺术和价值”。已经一头白发的怀特海德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边喝茶边说。

      芬兰，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国度。美国《新闻周刊》在去年对一百个国家进行各项指标考察后，把芬兰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北欧小国，是一个被大多数本国人形容为“和谐”的社会。它的全民健保和教育体系，是连美国都羡慕不已而无法做到的；它的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自然环境富足优美，是污染愈演愈烈的地球上一块难得的净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芬兰所吸引；像怀特海德这样的外国艺术家，在芬兰也逐渐多了起来。现在的赫尔辛基，当然已经有了数不清的画廊和博物馆，更有大小不一的各种艺术活动。这群逐渐庞大起来的外国艺术家圈，慢慢地，也加入了芬兰的文化风景。

      “FFFela的目的是表现这些外国艺术家对芬兰文化生活的各种贡献，”威廉姆·维尔海姆斯（Willem Wilhelmus）说，“他们的表演都必须突出主题——‘一日为客，终身为客？’”。

      作为FFFela的创办人，荷兰人维尔海姆斯突然大出风头，“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媒体曝光度。”他笑着说。人们关注的原因，是FFFela这个名称——Fake Finn Festival of experimental live arts。Fake Finn —— 姑且翻它为“伪芬兰人”，不仅幽默地，押韵地点出了这些艺术家的身份和生存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正好和刚在国会大选中以19%的支持率一跃排第三的“芬兰人”党（The Finns）形成强烈对比，“芬兰人”党以所谓的“纯正芬兰人”为标杆，并且一度把党派英文名称为“真芬兰人”（True Finns）。没有“真芬兰人”给全国上下，乃至欧盟带来的冲击，“伪芬兰人”也不会如此吸引眼球。

      《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全球“茶党”名单》，“芬兰人”党名列榜首。这是个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党派，并且恰巧也是个反当代艺术的党派。在该党最有名的语录中，至少有两条和这些伪芬兰艺术家过不去。一条是他们提倡把不交税的无业外国移民和难民都安置到生活指数低的偏远地区；另一条则呼吁国家基金应该用来保护芬兰的文化遗产，而非当代艺术。可以想象，如若哪天“真芬兰人”党当权了，伪芬兰艺术家也就“伪”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名字和艺术节的点子我在一年前就想好了，”维尔海姆斯说，“直到两个月前，我才看到Perussuomalaiset把他们党的英文名字翻成True Finns。其实这个翻译也是不准确的，我觉得很好笑。”

      归根结底，FFFela所要提出的，是个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移民艺术家，同时具有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无论我怎样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芬兰人，”有着芬兰妻子，在芬兰居住了十七年的维尔海姆斯说，“而当我回到荷兰，一切都觉得那么不同，我就像个陌生人。”

      参加FFFela的二十一位外国艺术家由维尔海姆斯亲自择选，他们都是必须在芬兰居住三年以上的行为艺术家。“据我所知，在赫尔辛基地区，应该有五六十个这一类外国艺术家吧。”维尔海姆斯说。他们当中，怀特海德是“伪龄”最长的。“我离开英国太长时间了，我其实是个‘伪英国人’，”他说，“‘伪芬兰人’不过是个标签，它让人们对此感兴趣，讨论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活动棒极了，当然它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是需要几十年的。现在在这里生活已经容易多了，文化上也灵活多了。”

      年轻一点的，自然就比不上怀特海德这般心平气静。出生于波兰的托马斯·萨拉马（Tomasz Szrama）作为参与艺术家，同时也是组织者和现场技术员。在为期三天的艺术节上，他是第一个开场表演的。身穿红衬衫的他把小心剪下的玫瑰刺和钉子撒了一地，然后拿起一根长木棍，脱下袜子。趟过荆棘地之前，他问现场的观众，“谁相信艺术家？谁相信外国艺术家？”，等十几个脱了袜子的追随者在他身后排好队，萨马拉跪下身子，把自己的长发扎在长木棍一端，做成了拖把。由艺术节主持人甩动木棍，萨马拉甩动长发跪行着，给追随者们扫清了一条光滑的道路。

      高潮过后的表演继续进行，最后以萨马拉用砖头击碎左胸口袋里亮着的灯泡结束。“芬兰令我心碎。”几天后，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疗伤。现在我要抛掉这些情绪了。” 萨马拉也有个芬兰家庭，他真心认为自己是为芬兰文化而工作。和维尔海姆斯一起，他们常常代表芬兰去世界各地的艺术节表演。

      萨马拉为FFFela做了一个人人称赞的logo。那是一面由参展艺术家来自的国家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这面由十四面小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被清一色地过滤成了蓝白两色。“我曾经看过一个女艺术家把很多国旗做成了透明的，她把国籍身份给彻底清洗掉了，”萨马拉解释说，“但我认为你是无法避免身份的，我要这些国旗仍然可识别，但它们都融成了芬兰国旗的蓝白色，因为我们都在塑造芬兰文化。”

      艾格乐·奥多（Egle Oddo）这一次毫无疑问成了参展艺术家之中的明星。因为她的作品刚被意大利政府选中参加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展馆的展览，这是她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已在芬兰五年的她在一家摄影画廊工作，她觉得赫尔辛基具有“人类关系的合适空间”。奥多在一九九零年代毅然出走意大利，原因是贝卢斯科尼的登台，以及意大利当局对法西斯主义簇拥者公开挑衅的默许。“我们看到有人在广场上挥舞着法西斯标志旗子，就打电话给警察，”她回忆到，“可他们居然说，让他们玩得尽兴点吧。”

      游历并旅居过古巴、尼加拉瓜和法国等不少国家的奥多经一位芬兰摄影同行的介绍而落户于此。她对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独特而有趣的看法。“你知道吗？芬兰那么多忧郁症，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她很认真地在自己工作的画廊咖啡馆里说到。给所有参展艺术家和观众做饭是她在FFFela的表演。那天晚上，她炸了芬兰的小鱼，做了土豆和米饭，买了上好的红酒，款待所有的人。同时也是艺术节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她的另一个作品是给所有艺术家拍了黑白大头像。每个人的肖像下都标注了他们在芬兰的居住期——三年、十年、二十年，甚至终身。这使得每个人看上去像被判了刑的罪犯。“这是维尔海姆斯他们的主意，”她笑着说，“我只是个执行者。这个主意真的很棒。”

      FFFela选在赫尔辛基外海的小岛芬兰堡上的一个画廊举行。这个被UNESCO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岛原先是瑞典的军事基地，现在是旅游者必到的一个景点，从赫尔辛基码头坐摆渡船过去，也就十分钟左右。可萨马拉觉得这样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现在的记者太懒了！”他说。

      “这么说吧，如果同样是行为艺术表演，在伦敦，这算是成功的了。”怀特海德说，“大多数人一听行为艺术就溜掉了。”他估计在后两天晚上，都有近一百左右的观众。而在那个周末，城里同时有几个艺术活动，包括比较大的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所以一个小小的、非主流的行为艺术节，能有此人气，怀特海德认为已经相当不错了，“‘伪芬兰人’这个名字吸引人。”

     “这关乎好的艺术，而不是表达沮丧的节日，”萨拉马说，“当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问题。”

     “这是个我释放压力的好机会，”奥多说，“而不是批评或挤兑芬兰身份。它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来强调。只有维尔海姆斯能做到。”

     事实上，六年以来，维尔海姆斯一直在组织行为艺术活动。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很多都是他长期合作的伙伴。他的“新艺术接触”组织（New Art Contact）办办停停，经费是个大问题。这次FFFela幸运地得到芬兰通力电梯基金会和HIAP的赞助。HIAP是芬兰最大的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组织，每年邀请十五到二十位国际艺术家到芬兰工作一到三个月，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艺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由他们来支持FFFela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尔海姆斯也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出，他应“广州现场”行为艺术节之邀，2010年在中国表演了两个节目。他的演出都和砖头有关，一个是在他的光头上徒劳地搭建红砖；另一个是用砖头拍打从枕头里飘出来的羽绒。前一个的创作基于和汶川地震相关的新闻故事；后一个则受启于他所看的描写文革的书。“我表演了‘坐飞机’这个文革中典型的受批斗姿势，”他说，“但是在场的年轻人好像完全没有反应，我以为这是个很明显的东西。”

     行为艺术家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确要超强。“一不感兴趣或看不懂，人们就悄悄走掉了。”怀特海德说。他在FFFela的表演是一段十七分钟的视频直播，“一开始大家都正襟危坐，觉得是看录像，”他说，“原来在芬兰，观众还没有熟悉视频直播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我不得不叫他们放松，告诉他们可以躺着斜着。”怀特海德的作品是间隔排列的战斗机和圣诞树图案，随着不同光线，两种图案依次消失再现。虽然也配有他自己制作的背景音乐，但这毕竟不是故事片，干坐着看十七分钟的确不是回事儿。

     萨马拉的后半截表演让一位旅居芬兰多年的美国艺术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拿石头砸玻璃、砸灯泡的形式太没创意了。事实上，如果他连续不断地看FFFela的其他表演，就会发现，并非每个表演都称得上好作品，有些甚至被认为有点糟糕。但有关FFFela的新闻铺天盖地，从芬兰语、瑞典语到英语，各种网站和报纸等媒体都做了消息报道，评论认为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能抹杀FFFela的重大意义。能有多少外国艺术家可以聚集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异国热火朝天地搞行为艺术，而且一搞就是三天？

      维尔海姆斯一定是有意要把FFFela继续办下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在脸书上开了“赫尔辛基的伪芬兰人”群，一下子就吸引了三百多个成员，其中也有芬兰人。说到底，谁又敢说自己最真？“那他一定是假的。”维尔海姆斯说。FFFela开幕式上，主持人朗诵了维尔海姆斯的一首诗，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由衷掌声。它最能代表维尔海姆斯的心声，或许也令其他的异乡人感到些许共鸣吧。

      “把一棵植物从泥土中/连根拔起/扔得远远地/在花岗岩石上/好奇/它为何凋零

     在这片寂静之土/一种我不说的语言/我活了过来/以行动/代替话语/一路结交朋友/以此证明/我不是植物”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