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利弗·怀特海德（Oliver Whitehead）来到赫尔辛基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三家画廊，以及一只手便数得过来的博物馆。那是一九七零年初，他拿到一笔奖学金，就从伦敦跑到芬兰继续搞艺术。这一呆，就是四十年。

      “我不是为了艺术呆在这里的。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活法。慢慢地，我开始质疑我们社会的艺术和价值”。已经一头白发的怀特海德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边喝茶边说。

      芬兰，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国度。美国《新闻周刊》在去年对一百个国家进行各项指标考察后，把芬兰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北欧小国，是一个被大多数本国人形容为“和谐”的社会。它的全民健保和教育体系，是连美国都羡慕不已而无法做到的；它的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自然环境富足优美，是污染愈演愈烈的地球上一块难得的净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芬兰所吸引；像怀特海德这样的外国艺术家，在芬兰也逐渐多了起来。现在的赫尔辛基，当然已经有了数不清的画廊和博物馆，更有大小不一的各种艺术活动。这群逐渐庞大起来的外国艺术家圈，慢慢地，也加入了芬兰的文化风景。

      “FFFela的目的是表现这些外国艺术家对芬兰文化生活的各种贡献，”威廉姆·维尔海姆斯（Willem Wilhelmus）说，“他们的表演都必须突出主题——‘一日为客，终身为客？’”。

      作为FFFela的创办人，荷兰人维尔海姆斯突然大出风头，“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媒体曝光度。”他笑着说。人们关注的原因，是FFFela这个名称——Fake Finn Festival of experimental live arts。Fake Finn —— 姑且翻它为“伪芬兰人”，不仅幽默地，押韵地点出了这些艺术家的身份和生存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正好和刚在国会大选中以19%的支持率一跃排第三的“芬兰人”党（The Finns）形成强烈对比，“芬兰人”党以所谓的“纯正芬兰人”为标杆，并且一度把党派英文名称为“真芬兰人”（True Finns）。没有“真芬兰人”给全国上下，乃至欧盟带来的冲击，“伪芬兰人”也不会如此吸引眼球。

      《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全球“茶党”名单》，“芬兰人”党名列榜首。这是个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党派，并且恰巧也是个反当代艺术的党派。在该党最有名的语录中，至少有两条和这些伪芬兰艺术家过不去。一条是他们提倡把不交税的无业外国移民和难民都安置到生活指数低的偏远地区；另一条则呼吁国家基金应该用来保护芬兰的文化遗产，而非当代艺术。可以想象，如若哪天“真芬兰人”党当权了，伪芬兰艺术家也就“伪”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名字和艺术节的点子我在一年前就想好了，”维尔海姆斯说，“直到两个月前，我才看到Perussuomalaiset把他们党的英文名字翻成True Finns。其实这个翻译也是不准确的，我觉得很好笑。”

      归根结底，FFFela所要提出的，是个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移民艺术家，同时具有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无论我怎样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芬兰人，”有着芬兰妻子，在芬兰居住了十七年的维尔海姆斯说，“而当我回到荷兰，一切都觉得那么不同，我就像个陌生人。”

      参加FFFela的二十一位外国艺术家由维尔海姆斯亲自择选，他们都是必须在芬兰居住三年以上的行为艺术家。“据我所知，在赫尔辛基地区，应该有五六十个这一类外国艺术家吧。”维尔海姆斯说。他们当中，怀特海德是“伪龄”最长的。“我离开英国太长时间了，我其实是个‘伪英国人’，”他说，“‘伪芬兰人’不过是个标签，它让人们对此感兴趣，讨论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活动棒极了，当然它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是需要几十年的。现在在这里生活已经容易多了，文化上也灵活多了。”

      年轻一点的，自然就比不上怀特海德这般心平气静。出生于波兰的托马斯·萨拉马（Tomasz Szrama）作为参与艺术家，同时也是组织者和现场技术员。在为期三天的艺术节上，他是第一个开场表演的。身穿红衬衫的他把小心剪下的玫瑰刺和钉子撒了一地，然后拿起一根长木棍，脱下袜子。趟过荆棘地之前，他问现场的观众，“谁相信艺术家？谁相信外国艺术家？”，等十几个脱了袜子的追随者在他身后排好队，萨马拉跪下身子，把自己的长发扎在长木棍一端，做成了拖把。由艺术节主持人甩动木棍，萨马拉甩动长发跪行着，给追随者们扫清了一条光滑的道路。

      高潮过后的表演继续进行，最后以萨马拉用砖头击碎左胸口袋里亮着的灯泡结束。“芬兰令我心碎。”几天后，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疗伤。现在我要抛掉这些情绪了。” 萨马拉也有个芬兰家庭，他真心认为自己是为芬兰文化而工作。和维尔海姆斯一起，他们常常代表芬兰去世界各地的艺术节表演。

      萨马拉为FFFela做了一个人人称赞的logo。那是一面由参展艺术家来自的国家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这面由十四面小国旗组成的芬兰国旗被清一色地过滤成了蓝白两色。“我曾经看过一个女艺术家把很多国旗做成了透明的，她把国籍身份给彻底清洗掉了，”萨马拉解释说，“但我认为你是无法避免身份的，我要这些国旗仍然可识别，但它们都融成了芬兰国旗的蓝白色，因为我们都在塑造芬兰文化。”

      艾格乐·奥多（Egle Oddo）这一次毫无疑问成了参展艺术家之中的明星。因为她的作品刚被意大利政府选中参加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展馆的展览，这是她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已在芬兰五年的她在一家摄影画廊工作，她觉得赫尔辛基具有“人类关系的合适空间”。奥多在一九九零年代毅然出走意大利，原因是贝卢斯科尼的登台，以及意大利当局对法西斯主义簇拥者公开挑衅的默许。“我们看到有人在广场上挥舞着法西斯标志旗子，就打电话给警察，”她回忆到，“可他们居然说，让他们玩得尽兴点吧。”

      游历并旅居过古巴、尼加拉瓜和法国等不少国家的奥多经一位芬兰摄影同行的介绍而落户于此。她对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独特而有趣的看法。“你知道吗？芬兰那么多忧郁症，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她很认真地在自己工作的画廊咖啡馆里说到。给所有参展艺术家和观众做饭是她在FFFela的表演。那天晚上，她炸了芬兰的小鱼，做了土豆和米饭，买了上好的红酒，款待所有的人。同时也是艺术节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她的另一个作品是给所有艺术家拍了黑白大头像。每个人的肖像下都标注了他们在芬兰的居住期——三年、十年、二十年，甚至终身。这使得每个人看上去像被判了刑的罪犯。“这是维尔海姆斯他们的主意，”她笑着说，“我只是个执行者。这个主意真的很棒。”

      FFFela选在赫尔辛基外海的小岛芬兰堡上的一个画廊举行。这个被UNESCO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岛原先是瑞典的军事基地，现在是旅游者必到的一个景点，从赫尔辛基码头坐摆渡船过去，也就十分钟左右。可萨马拉觉得这样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现在的记者太懒了！”他说。

      “这么说吧，如果同样是行为艺术表演，在伦敦，这算是成功的了。”怀特海德说，“大多数人一听行为艺术就溜掉了。”他估计在后两天晚上，都有近一百左右的观众。而在那个周末，城里同时有几个艺术活动，包括比较大的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所以一个小小的、非主流的行为艺术节，能有此人气，怀特海德认为已经相当不错了，“‘伪芬兰人’这个名字吸引人。”

     “这关乎好的艺术，而不是表达沮丧的节日，”萨拉马说，“当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问题。”

     “这是个我释放压力的好机会，”奥多说，“而不是批评或挤兑芬兰身份。它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来强调。只有维尔海姆斯能做到。”

     事实上，六年以来，维尔海姆斯一直在组织行为艺术活动。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们很多都是他长期合作的伙伴。他的“新艺术接触”组织（New Art Contact）办办停停，经费是个大问题。这次FFFela幸运地得到芬兰通力电梯基金会和HIAP的赞助。HIAP是芬兰最大的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组织，每年邀请十五到二十位国际艺术家到芬兰工作一到三个月，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艺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由他们来支持FFFela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尔海姆斯也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出，他应“广州现场”行为艺术节之邀，2010年在中国表演了两个节目。他的演出都和砖头有关，一个是在他的光头上徒劳地搭建红砖；另一个是用砖头拍打从枕头里飘出来的羽绒。前一个的创作基于和汶川地震相关的新闻故事；后一个则受启于他所看的描写文革的书。“我表演了‘坐飞机’这个文革中典型的受批斗姿势，”他说，“但是在场的年轻人好像完全没有反应，我以为这是个很明显的东西。”

     行为艺术家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确要超强。“一不感兴趣或看不懂，人们就悄悄走掉了。”怀特海德说。他在FFFela的表演是一段十七分钟的视频直播，“一开始大家都正襟危坐，觉得是看录像，”他说，“原来在芬兰，观众还没有熟悉视频直播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我不得不叫他们放松，告诉他们可以躺着斜着。”怀特海德的作品是间隔排列的战斗机和圣诞树图案，随着不同光线，两种图案依次消失再现。虽然也配有他自己制作的背景音乐，但这毕竟不是故事片，干坐着看十七分钟的确不是回事儿。

     萨马拉的后半截表演让一位旅居芬兰多年的美国艺术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拿石头砸玻璃、砸灯泡的形式太没创意了。事实上，如果他连续不断地看FFFela的其他表演，就会发现，并非每个表演都称得上好作品，有些甚至被认为有点糟糕。但有关FFFela的新闻铺天盖地，从芬兰语、瑞典语到英语，各种网站和报纸等媒体都做了消息报道，评论认为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能抹杀FFFela的重大意义。能有多少外国艺术家可以聚集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异国热火朝天地搞行为艺术，而且一搞就是三天？

      维尔海姆斯一定是有意要把FFFela继续办下去，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在脸书上开了“赫尔辛基的伪芬兰人”群，一下子就吸引了三百多个成员，其中也有芬兰人。说到底，谁又敢说自己最真？“那他一定是假的。”维尔海姆斯说。FFFela开幕式上，主持人朗诵了维尔海姆斯的一首诗，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由衷掌声。它最能代表维尔海姆斯的心声，或许也令其他的异乡人感到些许共鸣吧。

      “把一棵植物从泥土中/连根拔起/扔得远远地/在花岗岩石上/好奇/它为何凋零

     在这片寂静之土/一种我不说的语言/我活了过来/以行动/代替话语/一路结交朋友/以此证明/我不是植物”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10月刊

    赫尔辛基港口，波罗的海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地盘，聚集了慕名北欧风光而来的游客和步履匆匆的当地人。他们当中稍有闲情的，会停下脚步看一眼港口旁不知何时架起来的大银幕。银幕上放的，正是背后的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大楼，好像一模一样，又好像不太一样。倘若是天天路过的上班族，可能会在某天下班时，突然发现银幕上的大楼开裂了，玻璃都碎了。震惊之余赶快再看那真的楼，便松一口气，这不好好的嘛！

      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不知道这大银幕上放的，是赫尔辛基，应该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部电影《永恒的现代时光》，它历时十整天，由丹麦艺术组合Superflex制作。它也为一年一度的IHME当代艺术节也拉开了序幕。

      当代艺术，似乎总能轻易地令普通大众茫茫然，即使是在芬兰，一个以极少主义设计著称的国家，一个从不缺乏新奇创意的地方——诺基亚、Linux，愤怒的小鸟……。赫尔辛基的KIASMA当代美术馆，是北欧地区颇有影响的机构，展览向来具有高质量和国际水准；古根海姆也有了进驻赫尔辛基的计划，芬兰各界的反应都算良好，都认为这会提升民众对当代艺术的关注程度。事实上，作为一个北欧小国，芬兰当代艺术相当活跃，除了民间资金，政府和官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公开和鼓励的支持。比如最近KIASMA的非洲当代艺术大展，就获得芬兰总统哈罗能的鼎力相助，她不仅作为赞助人出现在展览图册上，更在开幕当天亲自捧场，和一大堆艺术爱好者们挤来挤去，乐此不彼。

 

     但在芬兰当代艺术界的有识之士看来，芬兰民众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对当代艺术并不了解的基础上就心存偏见，也不愿意花心思搞明白究竟是咋回事儿。在《永恒的现代时光》放映现场，虽然也有一些人会向IHME艺术节工作人员询问详情，但毕竟是少数。而对当代艺术有一定了解的民众，能意识到当代艺术对社会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的，亦不在多数。

 

      自2007年创办的IHME艺术节由Pro Arte基金会组办，这是一个由芬兰艺术界的精英智囊团们组织的基金会，全部采用民间私人捐助，旨在公共场合举办当代艺术活动，让更多普通民众参与、讨论当代艺术，起到艺术教育之目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社区（Community）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sm）是IHME艺术节的三个关键词，所以无论是活动选题还是艺术家和专家的选择，都是以此为参照来甄选。英国著名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就曾在2009年应邀参与IHME艺术节，和赫尔辛基当地人在公园里大玩了一把陶土游戏，气氛相当火热。2010年，著名美国独立策展人玛丽·简·雅各布（Mary Jane Jacob）担任IHME讲座主讲人，和芬兰当代艺术家共同探讨如何参与公共艺术。以主题艺术家或专家为领头羊，围绕艺术家项目或专家讲座，举办一系列电影和讨论活动等，是艺术节的传统模式。 “IHME”，在芬兰语中原意为奇迹，在口语中也有好奇、奇怪的意思。艺术节以此为名，就是想吊起人们的好奇心，跑过来看看这到底是啥玩意儿。

 

      为期三天的IHME日总是放在周末，向公众免费开放。市中心的老学生大楼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讲座、电影、工作室等等，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今年的主题和城市建筑和规划相关，开场大戏就邀请了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学者克莱尔·朵提（Claire Doherty）和Superflex一起讨论《永恒的现代时光》。斯道拉恩索大楼由著名的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多（Alvar Aalto）于一九五零年代设计。这座被戏称为“方糖”的现代建筑一直颇受争议，反对者们对其恨之入骨。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斯道拉恩索公司能有钱买下海边黄金地段，无人竞争，所以这座楼也成为了权力的象征。Superflex选其为载体，当然是看中了其背景之隐喻。影片描述了大楼在今后几千年中的经历，所以Superflex戏称，能在十天里放完几千年进程，这部电影节奏算很快了。结尾不难猜测，但仍具有视觉冲击力——大楼变成了废墟，银幕上永恒的，只有蓝天白云。对于这样一部肯定不会有人从头看到尾的“大片”，讲座现场的观众发言相当活跃。一个女孩略微激动地说，有一天她起晚了，路过码头时发现，大楼只剩了小半，这令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人生之短暂；另一位曾参与大楼内部改建工程的建筑师则直言，为什么电影里除了大楼和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鸟都没有？对此，Superflex强调，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突出时间的作用，而非其他外来因素，比如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尽管大楼废墟不由令人想到战争中的建筑，甚至有不少路人面对这大海前的银幕，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刚刚在日本发生的海啸和地震。

      如果说在码头偶尔驻足看电影的过客并非都了解这是一部当代艺术作品，那么一不小心参与Superflex《免费商店》作品里的顾客，就更不知所以然了。《免费商店》是Superflex这几年来在各国实践的一个作品，通过事先和商店店主协商并提供资金，不收取部分顾客的任何费用，直到资金用尽。顾客只有在收银台拿到总数为零的收据时，才突然发现自己“被免费”了，而根据Superflex的规定，收银员不允许作出任何解释，更不能说这是件当代艺术作品。

      大多数顾客的反应都是惊喜和疑惑，由于店员不许透露背景信息，几乎没有人联想到这是件当代艺术作品。面对追问，风趣的店员会反问，难道你对此不高兴吗？你还不乘我没改变主意之前就快点走啊？Superflex总是擅长质疑并挑战约定俗成，他们希望通过《免费商店》，挑战人类社会既定规则——货币交易，希望启发人们在突然“被免费”之时，做一些思考。是想获得更多免费的？或者想做点什么补偿？还是感到被侮辱了而愤怒？之所以不透露背景，就是不想让思考嘎然而止。更有趣的，是当IHME联系商店实践作品时，一些店主饶有趣味的拒绝。比如艺术家不是芬兰人，甚至一听是当代艺术就摇头，当然也有比较传统的生意人理由，“我们尊重我们的顾客，可不想把他们给搞糊涂了”。这应该也算是《免费商店》实践过程中，另一意外的反应和收获。

      也许正是由于很多普通民众对当代艺术这种陌生、疑虑，甚至抗拒的态度，才使IHME艺术节如此兴致勃勃地推广当代艺术。“消失的城市”和“漂浮的城市”是更具娱乐性，拉动老少共同参与的活动。“消失的城市”是用饼干和糖搭建房子，搭完吃掉；“漂浮的城市”则用纸板搭建城市，然后系上氢气球到大街上放飞。两个活动都招来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玩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

    之所以会有IHME这样向公众开放的当代艺术活动，是因为始作俑者们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和日常生存的重要部分，可以成为民主社会的一种资源。而当代艺术，更是一种启发民众思维，挑战既定观念的有力载体。有趣的是，一个名叫“真芬兰人”（True Finns）的党在今年国会选举中从一个几年前没人关注的小党派一跃排全国支持率第三，而这个党正是以其反当代艺术的言论受到各界关注。他们曾大言不惭地宣称，政府“应该把钱花在芬兰传统艺术，而非当代艺术上”。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言论感到荒谬，而“真芬兰人”党和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党派一样，也是个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党派。可以说像IHME这一类当代艺术推广机构的宗旨，恰恰是和“真芬兰人”们唱对台戏。都说艺术不要泛政治化，但把当代艺术抽离政治语境，也恰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北欧国家。相信明年的IHME，因为政治氛围的微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局势的莫测，或会变得更有看头。

 

      原文刊登于《艺术财经》2011年9月刊

    当劳伦斯·史密斯（Laurence Smith）站在赫尔辛基大学的报告厅讲台上时，下面的座位和过道上挤满了面带好奇和希望的芬兰人。他们知道，史密斯将会给他们带来关于未来的好消息，而这和他们国家与后代的命运息息相关。

    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古根海姆学术奖得主，劳伦斯·史密斯自称气象科学家。他的一本《2050人类大迁徙》（The New North: the World in 2050）一上市，就引起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其实，我们似乎不缺对人类命运进行预测的预言家们，尤其是对政治前景的预测，我们总是在众说纷纭的嘈杂声中选择自己爱听的来相信。史密斯的预言当然也有历史记录为参照，但他是个科学家，他更注重的是数据和推理，当他打开他的地球气象图表幻灯片时，说这是他一直强迫他的学生们盯着看的东西，“现在，我也要强迫你们盯着看，听我分析。”他对满屋子的芬兰观众说。

    史密斯认为，随着气候的变化，也就是说全球变暖，北极圈附近地区会引起人口增长和发展趋势，使整个世界的重心往北偏移，阿拉斯加，加州，格陵兰，俄罗斯和斯堪迪纳维亚地区都将是迅速发展地带。因为温度上升，雨水量增，这些地方成为新的农耕大地；而充足的水源和森林植被，更适合生物居住。与此同时，当新北方成为人类新乐园之际，接近赤道的国家将由于人口老化、水源短缺，价格攀升和洪水侵袭，越来越衰落。

    尽管这一说法在一些业界专家看来并不算新颖，但劳伦斯的阐述仍然具有相当的启发，这从他生动而清晰的演讲中就可感觉到。人口分布、资源需求、全球化和气候变化是他的四大理论依据。即使你并不精通气象学，也不是个环境专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北冰洋的化冻，以及其他一些劳伦斯所摊开的证据，都是我们每天可以在新闻上看到的事实。有意思的是，劳伦斯在演讲中提到某些参考资料时，常常会补充说，这个不是由环境积极份子写的，大家不妨看一下。不知道观众中是否有铁杆环保份子被冒犯，但事实上，很多绿色“强硬派”的单方面论调，的确让很多人听不下去，也令坚决认为全球变暖只是一项政治阴谋的人们抓到把柄反击。劳伦斯的强项在于，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检测多方面因素。他提到了“零碳”能源的局限性、核能源的优势，以及地球南北极地区策略的重要性。“但我绝对不是让大家继续浪费，环保意识还是很重要的。”史密斯在演讲中不断强调。他坦承自己偏爱在Trader Joe（美国的一家连锁超市）买菜，因为这让自己“感觉好点儿”，可是事实上，“不论是Trader Joe还是沃尔玛，它们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样的，不论你在哪家购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几乎没什么差别。”他说。

    尽管海岸线在不断上升，水资源逐渐匮乏，史密斯对科技和人类创造力仍然抱有乐观和信心。“噢，我们不会灭亡的。”他就一位观众表达的忧虑回答到，引起一片笑声。他相信绿色能源的成本会下降，从淡水资源丰富的北方往贫瘠干旱地区开通水源渠道这样的巨型项目可以实现。他甚至提到了部分水源私有化或许是有利于帮助某些发展中国家解决缺水问题的，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让这样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变为私有，感觉很悚然。而北冰洋下不论藏着什么样的宝，到时候也将造成激烈的国际争端。“现在不是已经着手开发了嘛，”他说，“不过，真的要用钻头往下钻油，那还得过很多很多年。”

    史密斯的书和他的演讲一样，通俗易懂而引人入胜。他的分析更似科学演示，而非辩论。当所有这些由他经年调查研究获得的事实和信息展示在读者和听众面前时，史密斯更希望启发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时光在流逝，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未来的走向，如果我们无知无觉，毫无作为，他书中描写的北方新地也会荒芜一片。

   “你觉得芬兰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未来呢？”临近演讲尾声，终于有个芬兰观众鼓起勇气问了这个问题。

   “芬兰当然有着远大前景。”史密斯肯定地说，“但是她必须做好两件事：教育和移民。”

      《2050人类大迁徙》，时报出版社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