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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11日

中国的非洲生意

“现如今,每当你拿起一样标有‘Made in China’的东西,你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原材料很有可能来自非洲”。摄影记者保罗·伍兹(Paolo Woods)说到。

伍兹和时任法国《世界报》西非记者的瑞士人舍吉·米歇尔(Serge Michel)一同采写的《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China Safari: On the Trail of Beijing’s Expansion in Africa)一书,于2008年一经出版,便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种语言,引起世界各地关注中国和非洲问题的专业人士以及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作为该书的摄影作者,伍兹携带其中精华,受邀至遥远的芬兰,在离赫尔辛基不远的小城海美琳娜举办个展《中非》(Chinafrica)。中国和非洲始终是芬兰政府所关注的两块政治和经济重地,伍兹的作品无疑令芬兰民众大开眼界。

伍兹和米歇尔搭档十余年,这是他们一起写的第三本书。两人向来喜好挖掘有深度的题材,擅长讲述值得深究却被忽视的故事。当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突然发现居然有成百万的中国人涌现在那里,他们既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慈善机构工作人员,而是跑来修铁路、盖大坝的。凭着资深记者的敏锐嗅觉,米歇尔和伍兹迅速判断出,一场即将改变非洲面貌的,由中国人领导的巨大的“运动”正在进行,而却很少有世人意识到。当时虽然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关注非洲的中国现象,但大多数都持以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并没有详细的调查报告。

两人花了两年时间,探访了十二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完成了详实而精彩的第一手报道。“没有任何一家报社会花钱给你做这种项目,”伍兹在“谷歌作者”的演讲中解释到,“最难的就是接触到在非洲的中国官员。他们都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有一个月我一张照片都没拍,都在打电话和联系采访人。但我的电话总是被对方不由分说地挂断,一无所获。”

保持低调的不仅仅是在非洲的中国官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自身的“非洲大行动”都保持相当的低调和沉默,尽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响应着胡锦涛主席的号令“走向海外”,蜂拥而至非洲大陆。“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非洲和中国,”米歇尔在“谷歌作者”演讲中强调,“它关乎整个世界。这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个现象。中国利用非洲,把非洲当成蹦床,要让自己跳至世界顶端。”

石油、金属、铀矿、木材和天然气等,这一片让西方人束手无策的大地,蕴藏着充满经济利益的原材料。中国人一来,饱受西方殖民统治折磨、仰仗西方政权的非洲又有了新的生机。这并不是亚非兄弟们第一次携手,早在一九六零年代,我们就曾一起出现在热情洋溢的宣传海报上,挥舞着有力的拳头;那时候,是为了结成世界上最强势的无产阶级联盟,为了向苏联老大哥示威,证明咱们才是最好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现在,政治价值观被淡化甚至忽略了。中国人不管非洲当地政府的独裁统治,也不问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中国人很实际——你给我原材料,我给你公路和大坝;中国人搞好了基础设施,非洲官员们也就有了再次当选的资本。交易简单而有效。

“在刚果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看到一百多年的大树,只消五分钟便被砍下,心里非常困惑。”伍兹说,“因为我们刚刚采访了林业部长,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宣讲,说这些森林是刚果最大的财富。还给我们看他写的关于保护刚果林业资源的书。”

“可一转眼,我们在这个距离刚果首都八小时车程的国家公园,中国木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大肆砍伐。我禁不住问在场的中国负责人,他是如何得到砍伐这些百年大树的许可的呢?”伍兹讲述到,“他坏笑着说,‘你知道吗?林业部长是我们公司的股东。’”

西方政府不无担心中国在非洲日益强大的影响。尤其是持有“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经济利益对非洲进行政治“洗脑”。中国国企在非洲无视甚至纵容当地政府的独裁和腐败,将会带来无穷后患。中国人对非洲环境的破坏,也将最终给地球带来恶果。“但是中国也的确在给非洲做大好事。”两位作者一直认为。“你一个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的人,跑到那里,去跟当地人说,你们不要砍树,不要追求蓝莓手机,什么也不要做,就保持原样,一切都很美,”伍兹笑着说,“你说他们听得进去吗?只是因为你要拍摄《国家地理》?”

伍兹当然认为环境保护是亟需重视的议题。但是这就像许多令西方政府、组织和财团们陷入死胡同的死结一样,因为一些政策和原则上的矛盾,无数条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在非洲被搁置。“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一下子把这些基础设施都搞定了。他们在非洲的成就也一下子惊醒了西方国家”。

对美国和欧洲来说,非洲是个吃不了兜着走的烂摊子。当他们还在钻人道和民主的牛角尖的时候,中国迅速地拿下了非洲,以一种双赢的利益模式,策略性的长远眼光,逐个和非洲国家们达成伙伴关系。更不用提,以中国公司的低价位,没有一个西方公司可以在公开招标中与之竞争。西方公司也找不到像中国工程师和工人们那样发疯似连轴转苦干的员工。

“在这种条件下,如此地生活和工作,只有中国人。”米歇尔在评述伍兹的一张摄影作品时说,“没有一个西方公司和员工会这么干。”多数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员工住宅区,被伍兹形容成介于“集中营和迪斯尼乐园之间”。统一而整齐的宿舍通常被安置在远离当地人的地区,并且筑有围墙和大门,挂有一些励志的横幅。伍兹曾经尝试进去拍照,却被中方职员严厉阻止。“他那个腔调和样子,完全以为自己是中国大使馆,把那当成中国领土了。而我们被驱逐出境。”伍兹说。

这种隔离,暗示了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操作模式。当中国投资者们享受着非洲官方的支持和赞誉同时,身处底层的当地工人对中国人并不满意。低廉的薪资和恶劣的待遇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善,文化和习俗差异也令他们对中国人相当排斥。而中国人,似乎也对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并无多大兴趣,男工更不允许和当地女性谈恋爱。伍兹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被中国父亲抛弃的混血儿,他们同时亦不幸地被当地社区甚至大家庭所排斥。但或许自己是个混血儿吧,伍兹却对这些孩子抱有乐观的想法,“将来他们或许就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真正桥梁呢”。

九百家中国公司活跃在非洲大陆;仅南非就有七十五万中国移民;喀麦隆驻北京使馆所发的签证高达七十万;未来的非洲预计将有三亿中国移民。这些只是伍兹和米歇尔的部分“中非”数据。中国人的到来,或许是非洲独立四十年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安哥拉的铁道,到刚果的森林和尼日利亚的卡拉OK,伍兹摄取了中国探险家们的非洲纪行。未来的“中非”会是何等规模,何种景象,似乎胜券在握,却又险象丛生。或者,它又正如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在谈论非洲和西方以及中国的关系时所说——

“我们转向太阳升起的东方,背对太阳落下的西方。”

保罗·伍兹访谈录

殷:当你去非洲开始这个拍摄项目的时候,你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规模感到惊讶吗?

伍兹:我绝对印象深刻。那并不是街头随处可见的,也并非都在旅游区或贫民窟。你必须仔细观察。随着我们工作的进程,我们的确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如此之大。比如在机场,我们看到从中国飞来的频繁航班,然后是大批大批的中国乘客,他们看上去不像旅游者,然后我们明白过来,他们是来工作的工人。这和我们后来遭遇到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是有关系的。但你不会在街上看到上千的中国人散步,你看不到。另一方面,非洲现在到处是中国餐馆,这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现象。所以,中国是看中了非洲的廉价劳务,非洲也有很大的,销售中国产品的市场,比如电话等电信产品,空调什么的。有些非洲人到中国去进口东西,但更多的是中国商人在做这个生意。

殷:你觉得中国现在在非洲形成的影响和规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战略,还是只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伍兹:我觉得是你说的第一个原因吧,尽管这未必是个详细的战略,拿着地图,说,我们去这儿那儿的。这么说吧,首先,很多中国的私有企业,和政府有着相当的关联,不像在西方社会那样分得一清二楚。其次,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便宜的油、木材、铜和铁;很多这些在非洲的项目,都有中国的国营企业参与其中,也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产生直接关系,所以这一定是在政府层面上的交易。再次,就算是私企,比如这个吴先生,他绝对是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虽然他是独立的私企,但他受中国政府的鼓励。当你看到非洲有那么多新华社的记者,你就明白这绝对不只是民间行为,这是民间和官方相结合的层面。当然这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么做,比如当北美利用美国援助在非洲推销美洲大米,当法国政府去中国推销法国的火车,都是一回事儿。

殷:你觉得中国是在帮助非洲,还是破坏非洲?我们应该对中国在非洲的这种行为感到担心吗?

伍兹:我觉得我们应该一直都保持这种忧虑和担心。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文章都是负面的,什么共产党要统治非洲啦。而我们看到的,是各个方面。中国在非洲打开了一个封闭的市场,投入了非洲的基础建设,而这是非洲亟需的。以前,西方人跑到非洲,说我要这块地的石油开发权,多少钱?然后西方人拿了油,钱打到瑞士帐号上,当地人根本看不到钱。现在中国人跑去,说我要开发油,你想要什么?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一座大坝?还是一个你自己要住的宫殿?而且中国人有能力以更便宜的成本来和其他西方竞标者竞争项目。所以,我绝对认为,中国人在非洲有极其正面的影响。而且中国人非常诚实和直接,就是为资源而来,不给现金,就给造条路。你看这张在安哥拉的照片,四年前我去那里,完全没有办法从内陆到海岸,因为遍地是地雷。中国人一来,神速地造了条铁路线;再看这张,这是刚果的一座大坝,这个大坝从一九五零年代就做决定要造了,之后比利时人来造过,国际银行、军方,都来造过,都没造好。然后中国人一来,两年就造好了。这些都是在我看来十分有利和正面的影响。当然,也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对自然的破坏,资源的开发。另外,西方人到非洲,总是要进行民主说教,而中国人从来不说,这对非洲的独裁者来说,很舒服。当然西方人是说得多做得少,你能想象一个基础设施很糟糕,经济很落后的国家,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建设发展,一下子过度到民主国家吗?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伪善的。要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会有什么危险,其实和很多西方公司一样。如果有个独裁者垄断所有国家资源,他就可以靠基础设施而非民主选举来统治国家。

殷:非洲当地人是怎么看中国人的?他们觉得中国人好吗?双方相互有种族歧视吗?

伍兹:首先我想说,我做的故事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好那个坏,没有。很多新闻故事这么做,但我觉得这样做不有趣,我要呈现事情的复杂性。至于非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因为生意而产生的关系,而不是由爱产生的;这么说吧,我无法想象还有比非洲人和中国人的想法和性格之间差别更大的了,而且双方之间的种族歧视是极其强烈的。他们之间必须发生关系,因为他们需要对方,有些由此衍生出爱或友谊的真正关系,但总的来说,他们之间是分得很开的。中国人住在被分隔的、封闭的小区,不和当地人来往;而当地人则有很多关于中国人的谣传。在尼日利亚,当地人对中国人很忿恨,因为这么多中国人过来工作,而当地的就业率不过20%。还有就是中国人吃狗肉什么的,对穆斯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同时,也要看不同的社会层面。比如中国公司总是尽可能地给当地工人最低的报酬,最少的福利,没有病休、没有社保、没有假期,所以这些工人很可能恨中国雇主。但同时中国公司也创作了就业机会,尤其有些公司做技术培训的话,对当地人也有好处。如果你是政治家,那中国人对你来说棒极了,因为中国人不会让你搞民主机制,等到选举那天,你还能对老百姓说,是你建了高速公路,建了体育馆。还有一点,对我来说很有趣的是,对非洲人来说,中国是个非常有启发的故事,二十年前,中国比一些非洲国家都穷,而现在要变成世界第一强国;所以如果非洲人要找一个模式,不会以法国三百年前的革命为榜样,耗时太长了;中国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非洲人更愿意以中国为模式,而不是以前的殖民方式。中国人到非洲来,并不想把非洲变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不想让非洲人皈依新的宗教,不想教非洲人新的语言或文化,或新的饮食习惯,非洲人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中国人提供的,是颇有启发的生意模式。如果你是个加纳的小生意人,你要去中国,拿签证很容易;但你要去法国,根本不可能。我去中国使馆,一个胖胖的非洲大妈排着长队等签证,她跟我说,你知道我干什么吗?我到中国运一个集装箱的电话回来卖。我们也看到很多非洲人学中文,因为他们觉得那会有用。回过头来再说种族歧视,双方都有。我们看到一些中非伴侣,但不多。在广州的“巧克力村”更多,绝对的。因为去广州的非洲人是自由的,而去非洲的中国人是属于公司的,他们和公司签两年合约,通常都是从中国很穷的乡村去的,比如四川。他们甚至在非洲拿不到报酬,报酬直接在中国支付。看这张照片,很有趣的。当时我们刚刚采访了公司头头,这是个中国公司。我们问到中国工人的爱情生活,他说,中国工人不允许和当地妇女发生关系,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他还说,我们给工人一些药,这样他们不会导致妇女怀孕。我们听着觉得很奇怪。他说如果这种关系被发现,工人立刻被遣送回国。然后我们和他告别走出去,正好有个值夜班的中国工人在外面,他还抱着个非洲女人。我就拍了照片。等后来冲照片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的裤子拉链开着。这太讽刺了,一方面领导刚说不允许,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事情肯定有,你让一个男人离家两年,怎么可能没有这种事呢?

殷:这些照片中你自己觉得哪张最具代表性?

伍兹:这个很难讲。不过还是有几张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如伍德先生那张。从摄影的角度来讲,我不喜欢以新闻摄影的角度来工作。我用大相机工作,工作起来非常慢。我要花时间布光。

殷:人物要摆普士?

伍兹:是,但人物摆普士是他们知道我在拍照,我并不告诉他们怎么摆。但是我喜欢让图像感觉上似摆拍。

殷:为什么?

伍兹:因为我不喜欢“偷图像”的概念。我喜欢一个图像成为一个象征。我认为摄影有强大的力量,使得情景“象征化”。当我接近拍摄对象的时候,我不想以摄影报道的方式来做,我喜欢……,你知道中国一九七零年代的宣传画,有点那个意思吧,我想用这个方法,这里有一点讽刺。同时,也让人想起一点以前非洲殖民时期的画像,那时候把非洲塑造成颇有潜力的形象。所以这些都是从正面形象出发的。因为现在所有的非洲形象都是负面的,疾病啊,濒死的人啊,当然这也是真实的非洲,但这只是一方面,不是全面的非洲。所以我想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呈现非洲,完全不同于摄影报道的方式。但同时,我并没有导演和摆布人物和场景,所以我必须等待,等待很长时间,直到那个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出现。但因为我是和一个新闻记者一起工作,我希望图像能有多层面。我希望人们一看到画面,能立刻明白一个意思,但再仔细看,又有很多层次可读。比如这张伍德先生的照片,一冲眼看,你会觉得,啊这是个中国殖民者在非洲,但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个人在尼日利亚已经很多年了,他很有权势,因为他的私人保镖是国家警察;然后你看他造的房子,是给雪佛龙石油公司的;然后你又发现这个人还被任命为非洲酋长,他还讨了两个老婆,尽管都是中国人。所有的图像,都有一个第一眼阅读的意思,以及后面几层意思。这就是我要追求的效果,要达到这个效果,我不可能“偷图像”,我要在他身上花很多时间,我们跟他跟了好几天,我有几百张他的照片。所以对我来说,图像要有好几个层面,第一层面就是构图啊,颜色啊,第一眼看到的;第二层面就是要给观众机会,让他们读到更多我所看到的东西。

保罗·伍兹简介:

保罗·伍兹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荷兰人,他成长于意大利,目前在海地工作。

1998年投入记录摄影前,伍兹在弗洛伦萨经营摄影画廊和冲印室。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新闻调查报道和长期摄影项目。2003年,伍兹和记者舍吉·米歇尔著书《原油世界》(A Crude World),描写了在俄罗斯、安哥拉,美国得克萨斯和伊拉克等地的石油产业。2004年,他出版了《美国混乱》(American Chaos),报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2008年,他的《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2010年,他完成了记录伊朗社会的《走在我眼睛上》(Walk On My Eyes)一书。

伍兹的摄影作品定期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和其他国际媒体上。他的作品被法国国家图书馆,FNAC等收藏,并获多个新闻摄影奖项。

原文刊登于《LENS·视觉》

新世界的设计

早在1971年,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就说过,“关乎设计,唯一重要的就是它如何与人相关联。”

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开年后的第一个重头展《设计新世界》,可以说与四十年前的巴巴纳克遥相呼应。如何利用设计来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利用设计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和福利?甚至,如何利用设计来缓解人类的焦虑、不安乃至恐惧?在我们这个科技日益昌明,危险却也无处不在的新世界里,这些考量并非杞人忧天;相反,能对此有所反应的设计师,正是秉承了巴巴纳克所倡导的设计理念,以对社会和生态学负责为设计出发点。

意料之中,很多参展设计作品都催生于危险或落后环境中。比如以竹子为主要制作材料的扫雷器,犹如一颗巨大的蒲公英球,不需任何动力,只靠风力滚动来排除地雷。设计师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灵感来自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滚动玩具。再比如可以装50升水的环形储水器,即使是孩子也能用根绳子拖动,像滚动轮胎似地完成运输。

对于有幸享受和平都市生活的人,也有机会选择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品。“哥本哈根轮子”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感官实验室,三年前横空出世,即获得广泛关注。通过和智能手机相连接,骑车者可实时测量获知内外部各种数据,并将其结果和网友分享。这对在祖国首都北京,执着于空气质量和交通路况的两轮车友们来说,似乎相当诱惑,据说售价会定在六百美金左右,而任何有兴趣获得生产许可的厂家,该实验室都欢迎联络。

在所有作品中,批判式设计(Critical Design)作品恐怕是最令普通观众吃惊且有点摸不着头脑的了。一个像蘑菇云似的小凳子、一台以冲锋枪为座杆的台灯,以及其他稀奇古怪,不经解释便无从解读的东西。的确,批判式设计的思维更类似艺术家,其作品也更具艺术性。通常是以设计为载体探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其中不乏被忽视或极具争议的话题。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安东尼·顿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拉比(Fiona Raby)夫妇是近年来弘扬批判式设计这一概念的代表人物,前面说到的小凳子和台灯便出自他们之手。而名为“可拥抱的原子弹蘑菇”的小凳子们专供害怕核弹的焦虑人士使用,并被纽约现代美术馆收为馆藏。

《设计新世界》展览重在体现多元化和开放性思维,也请进巴西卡巴纳兄弟(Campana brothers)、荷兰托德·布歇尔(Tord Boontje)等国际大牌名字撑场。但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一代不乏精彩之作。比如来自美国加州旧金山地区的“拥抱”设计团队(embrace),只有一件产品,就是名为“拥抱”的恒温暖包,专供放置早产儿。根据数据调查,世界上每个小时就有450个早产儿逝去,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农村,只因无法赴医院,在保温箱内度过几周的危险期。“拥抱”让他们在家里就可得到类似保温箱的护理环境,平稳过渡至健康状况。

最令人欣慰的是,“拥抱”此时此刻正在帮助中国河南的一个早产儿,这是该项目帮助的第一个中国婴儿。作为一个非盈利慈善团队,他们仍然需要巨大财力支持,才能实现普济众生的宏愿。而更值得期待的,大概是“拥抱”团队可以尽早地公开其材料和制作技术,让更多人有可能制作类似暖包来挽救生命。没有什么比公开资源更能令人感受设计的大爱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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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多慢就多慢

没有什么比排队这件事更能显示人人平等的了,先来后到,公平合理。但人治社会照样可以把这件事搞成特权,比如VIP、会员专队之类的,证明钱权特尊和阶级的客观存在。同样,以人为本的服务设计,也可以把这件事搞得更合理化。比如购买商品15件以下的快速付费通道;或是两旁没有八卦恶俗小报和糖果的付费通道,专供带着孩子的消费者。后者在中国大概仍无施行者,既然电影电视都不分级,地铁电梯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有肆无忌惮的广告和电视节目,家长们根本来不及过滤。

芬兰艾斯堡城的K城市超市在去年底试行推出“慢通道”收银台,这在全世界应该是首例。整天在快节奏中疲于奔命的都市人,或许很难理解这一概念,怎么排队都嫌慢,谁还会想慢慢付钱?

“慢收银台”概念是由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MIND调研团队创意开发的。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工业工程管理和设计团队,“慢收银台”是他们专门为智障人士度身定做的服务设计产品。该团队认为,如果要提高任何服务设计的质量,首先要以残疾人作为主要用户来设计;当他们对艾斯堡城的年轻残疾人生活进行调查时,发现外出购物是这一群体每周的活动高潮,但同时,购物这件事对这一群体来说,又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在人流量大、商店繁忙的时候,排队付钱让他们觉得精神压力很大。

有了“慢收银台”通道,智障或身残消费者即可慢悠悠地把商品放到传输带上、也可慢吞吞地掏钱包、数钱或刷卡,总之他们可以想要多慢就多慢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不是像在正常收银通道时,感受跟在他身后的一长串焦躁不安、心急火燎的人的不耐烦。“慢收银台”有助于提升智障和身残消费者们的购物愉悦感,从而令他们更有信心地外出、介入社会活动和独立生活。当然,这样的服务之基础,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机制对残障人士的整体政策上的。从康复训练到特殊教育体制,以及无障碍通道和服务的全面普及,才有可能让残疾人尽可能地独立生活。没有这些作为铺垫,残障人士根本鲜有踏出家门,更奢谈自己出去买东西了,也不可能催生“慢收银台”这样的服务。

“慢收银台”试行后,发现受益者并非只是残障人士。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拖着哭闹幼童的爸妈,甚至任何不想感受背后灼热目光的普通人,都很享受慢慢来。老顾客亦可毫无内疚地和收银员拉家常侃大山,收银员一样慢条斯理地“磨洋工”,以配合顾客的节奏,当然也包括帮助有需要的顾客打包和搬运商品。事实上,任何经常去超市购物的人,都一定有过这种经历:一旦自己动作慢些,找不到钱包甚至要返回货架,免不了要低头回避后面排队者们沉默而有力的眼光;或者自己急着赶时间,前面的老兄却因为碰到了相熟的收银员,聊得不可收拾。“慢收银台”首先照顾了快不起来的人,也让要快的人自个儿快去。

世界首创的“慢收银台”还在试验中,希望不断听取店员和消费者的回馈,以提高和普及该项服务。有时候,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些,也不是特别难,以爱心为起点即可。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该为谁设计?

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奖章组委会选择了大师生日这天在赫尔辛基举行“建筑与设计一日谈”活动。这位现代建筑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著称;但仅以此,完全不能涵盖阿尔托在美学、环境社会学以及建筑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更不能揭示他在艺术上深厚造诣。

“只有两种艺术——人性化的和缺乏人性化的。仅凭形式和细节是无法创造人性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太多肤浅而糟糕的所谓现代建筑。”阿尔托于1957年所说的这段话,可谓阿尔托基金会和奖章组委会对好建筑和好设计的挑选标准。今年的获奖者保罗·戴维(Paulo David)来自葡萄牙,他花了很长时间,认真地通过翻译和幻灯,向现场观众诠释了他如何从自然环境出发,顺势而为,在葡萄牙某个小岛所建造的私宅和艺术中心。似乎没有人质疑他的建筑美学,但犀利的芬兰女作家毫不客气地抛出问题——你的雇主都是谁?你又怎么看“明星建筑师”这一现象?幸亏一批市政府项目为戴维解了围,而针对明星问题,他急忙表白自己身心都在工作室,但有留意到该现象,避重就轻地躲了过去。

同样是这位相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女作家,在之前的讨论中就已经发过飙,矛头直指正被火热激辩的赫尔辛基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以及一批已被市政府审核通过的奢侈商住楼。“他们说那是给精英们造的,”她有点激动,“要是阿尔托在坟墓里听到这话,一定也要翻来覆去了!”

在芬兰,社会主义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备受攻击。事实上这个施行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北欧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居民生活最接近社会主义化的理想地之一。任何以权威和财富为背景的公共项目,倘若不足以回馈普罗大众,都将遭受苛刻的公众质问。

在此背景下,无怪乎两位年轻的肯尼亚女孩成了当天活动中最有人气、获得掌声最多的设计师。由黛比·唐德(Debbie Donde)设计、詹妮丝·穆特惠(Janice Muthui)管理的“社区灶台”,是一个类似于传统炉灶的巨型装置。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鼓励贫民窟居民捡拾垃圾,将其处理成燃料;既缓解了当地垃圾成堆的不堪卫生状况,也解决了当地居民煮饭问题。煤块太贵,所以居民如果上交垃圾,便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在灶台上煮饭,或使用热水洗澡等。“社区灶台”刚刚获得2012年的“世界设计影响”大奖(World Design Impact Prize)。该奖项由一个加拿大的非盈利组织新近推出,提倡“设计更好的世界”(Design for a better world)。“社区灶台”这种改善发展中国家贫民生活质量的设计,夺冠可谓名至实归。唐德说“社区灶台”的造价为一万美金左右,目前完全造好的只有一台,在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运行,另一台还在规划之中。只要有当地政府和机构有意向,她认为灶台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

一万美金听上去似乎不算天文数字。但我们都知道,真正运作起这个灶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当地居民的配合、操作者的管理,甚至当地的政治背景和风俗习惯,都将是关键因素。事实上,要考验一个好设计,亦以待时日。没有什么比通不过人情世故这一关更让人绝望,却又不得不严正以待的设计考量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