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地，我陆续接到好些国内朋友从赫尔辛基机场发来的短信。他们目的地各不相同，却都在赫尔辛基转道，也让他们想起了我这个“发配在北方”的朋友。原以为芬兰远在天边，可芬航一促销，人们才发现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是贯穿欧亚大陆直线距离最短的中转站。事实上，赫尔辛基也是唯一可以从中国出发，只经陆路到达的欧洲城市。如果你在北京坐上火车，经莫斯科、圣彼得堡，最终到达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之时，或许还能穿越时空地想象一下近一个世纪以前，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是沿着相似的路线到此避难的。

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是由芬兰著名现代建筑大师艾利尔·沙利宁（Eliel Saarinen）于二十世纪之初设计建造的。作为沙利宁的浪漫古典主义代表作，它也体现了芬兰式的折中和功能主义。近一百年来火车站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虽然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生活，但建筑风格保留完整，当初的一些装饰艺术细节都一一健在。因岁月沉积而造就的稳重和厚实，给行色匆匆的旅人所带来的安全感，非任何仿古建筑所能达到。老沙利宁有生之年没能有机会设计机场，但他的儿子埃洛·沙利宁（Eero Saarinen）却设计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达拉斯国际机场。同是国家首府的交通枢纽中心，老小两代沙利宁所传递的建筑语言有一脉相承之处，更具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火车站总给人带来些许怀旧的浪漫情怀，飞机场总会令人有超现实的想象。只是近年来空中交通的繁忙和反恐措施的加强，机场越来越令人焦躁不安，甚至徒生无名火。和其他大城市的国际机场相比，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着实不算大，早些年在芬航尚未主攻亚洲航线之前，有时候其安静程度不亚于一个乡村加油站。现在虽然也忙碌嘈杂起来，所有的标识牌也都有了中文注释，但大多数第一次空降赫尔辛基的人，还是会一下子感受到一种北欧特有的沉静和清冷。这显然和机场内部空间所用的大量原木和金属色、大面积玻璃墙、线条简单干净的家具，以及对自然光和人造光极具敏感的捕捉有关。

事实上除了对安检程序不耐烦、对机场饭店不满意，对延误航班生怨气之外，机场也是有可能令人愉悦，甚至具有娱乐性的。布置在万塔机场的几件大型当代艺术装置，是对机场空间的又一概念挑战。这些出自芬兰艺术家之手的雕塑作品似乎专为机场高挑而宽敞的空间所订做，其视觉艺术效果相当成功。最具标志性的是艺术家马蒂·艾哈（Martti Aiha）的巨型木雕，高达八米，重达三吨，吸引了不少来往过客的镜头。该木雕的另一姐妹作也已入万塔机场的永久艺术收藏，只是实在无处摆放而不得不收入仓库。

仔细想来，机场的确很适合当代艺术展示。它具有空间和光线的绝对优势，它还比博物馆和画廊更能和穿梭往来的人群做互动感应。“坐下来，抓住瞬间”是万塔机场最近推出的一个椅子设计展览。这当然是为了迎合赫尔辛基作为2012年世界设计之都而所做的芬兰设计推广，但安放在此处，它必定要为旅客服务而不显得奇怪而呆板。写满了设计师背景介绍的布展板前，挂了一些隔音耳机，并且醒目地标注了如何享受这些舒服的椅子——带上耳机、坐下来，抓住瞬间！写下你的感受并贴在板上。

我猜想，带上耳机坐下来的人中，大概有不少会选择上网而不是便条纸来发表感言，“某某某的椅子不错！”，“航班延误，赶不上和朋友午饭了！”等等。尽管和策展人的初衷不太符合，把一段本该放松甚至放空的时间段又硬塞进了点儿东西，但这也是现实，并且也算是抓住了瞬间吧！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国际媒体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弈。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地势遥远的北欧小国芬兰，也到了总统换届的关键时刻。已经任职12年的首位芬兰女总统哈洛宁，终于圆满退场，把接力棒交给了在大选中胜出的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

63岁的尼尼斯托来自芬兰最大政党民族联合党，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冲刺总统宝座，2006年更是以微弱劣势败给哈洛宁。他的胜出似乎并无惊讶之处，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多年来蓄势待发的最终结果；而这个结果，也刷新了芬兰政治历史。首先，芬兰三十年来一直由社会民主党占据总统职位的时代终于结束；其次，芬兰现任总理卡泰宁同样来自民族联合党，这对这个温和保守党派来说是破天荒的。尽管按照芬兰政治上的历来规定，尼尼斯托必须先 ** 才能踏入总统办公室。其实他在决定再次参选后，就早已开始刻意疏远自家党派，强调他作为独立思想家的身份。

尼尼斯托如同小说故事般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极其有利的铺垫，尽管对他个人来说，这些经历是悲剧性的。1995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交通事故； 2004年12月海啸发生时，尼尼斯托和两个儿子正在泰国度假，大儿子逃到了一家旅馆的屋顶，他和小儿子攀吊在一根电话线柱子上长达几个小时。海水冲走了尼尼斯托的一切物品，他穿着一件浴袍飞回了芬兰。根据他母亲的说法，经此考验，尼尼斯托整个人脱胎换骨。

选民们自然最喜欢这种煽情剧情，可以说尼尼斯托借此获得不少友情票。尽管被评价为是一个要求甚多的老板和巧舌如簧的演讲家，尼尼斯托和他的团队很擅长人情笼络。竞选期间，他们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观光购物花园大道开出尼尼斯托咖啡馆，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交流平台。他的当选，被芬兰政治评论家认为是保守派抬头的又一征兆；律师出身的他最擅长经济政策，在慈善事业上也一直很活跃，他甚至还写过两本书，也算是个著作者了。

然而尼尼斯托会给芬兰和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这不是革命，也不会成为革命。”他在二月份的第二轮投票后如是说到。这句话，应该也可以成为他今后六年的执政准则。芬兰的外交政策不会有大变动，中芬关系也应该持续稳定。按照传统，他应该很快就走访瑞典、爱沙尼亚和俄罗斯这三家近邻。当然坊间更热衷于议论的，是他什么时候才能受邀赴白宫。

在大选获胜后的第二天早上，记者就在尼尼斯托家门口蹲点，拍到这位即任总统带着帽子手套铲雪的照片。事实上芬兰总统一直都有平民化的形象，哈洛宁以前就常常自个儿逛超市和商场。刚离任的她从总统官邸搬回赫尔辛基以前的家，和老公手挽手到附近商店买东西，也被记者逮住了拍照，裹着棉大衣的她看上去和普通芬兰大妈无甚区别；而她的邻居们对她重回社区当然很欢迎，在农贸市场的一家小咖啡店里，仍然保留了一张刻有“总统塔莉亚·哈洛宁之桌”铭牌的小圆桌，这是她和老姐妹们经常聚会聊天的地盘。

芬兰总统的这种平民化特征甚至表现在其工作职能上。尼尼斯托在一张竞选海报中，一副挽起袖子要干活的样子，题图为“总统是一份工作。”根据芬兰宪法，总统的特权相当有限，甚至有意被消减。芬兰民众更愿意把总统当成他们的最高统治代言人，管理那帮争吵不休的政治家们。总统仍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领导作用，尽管他不得不受政府内阁的牵制；芬兰是军队最高统帅，尤其在是否派遣芬兰部队解决国际争端和危机问题上是关键角色。但是，如果政府内阁和总统就某个问题不能达成共识，政府可越权提交给议会表决。

总统的确只是份公务，可是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像芬兰那样，不把自己国家的首脑当成大明星大英雄呢？作为一个不论从教育、社会福利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处力求创造人人平等环境的国家，产生如此平实的“总统观”，似乎也不足为奇。更值得一提的是，和尼尼斯托在大选中激烈竞争至最后回合的绿党对手哈维斯托，是一个公开同志；在去年岁末总统府的芬兰独立日派对上，更是张扬地带着年轻帅气的发型师同伴出席。虽然哈维斯托最终挫败了，但他却如同一匹令人惊讶的黑马大出风头。从某种程度上讲，哈维斯托在一大批总统竞选候选人中的突然崛起，也反衬出了芬兰民众的开明。他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进入第二轮投票的绿党候选人，也是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总统候选人。

本文参考了New president won’t start a revolution, Kyösti Karvonen, This is Finland（这就是芬兰）。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根据刚刚公布的《世界快乐报道》，芬兰是世界上第二快乐的国家，排在丹麦之后；紧随芬兰的几个国家依次是挪威、荷兰和加拿大。最不快乐的国家毫无悬念地都分布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如贝宁和塞拉利昂等。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赞誉，还没从漫长昏暗的严冬里缓过劲儿来的芬兰人大概有点儿哭笑不得吧。冬季抑郁症是很多芬兰居民要应对的季节性心理病症；由于日照时间短，不得不补充维生素D和在仿日照的暖光灯下“晒一晒”。或许也是因为又黑又冷的日子过于冗长，芬兰人喝咖啡量和阅读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他们发明了桑拿，就更顺理成章了；外面冰冻三尺，自家浴室却是“热带雨林”，真可谓“气候避难所”。当然，酗酒、抑郁和自杀，似乎也都可怪罪于黑和冷，这些也都是芬兰社会问题中几个不得不谈到的话题。

和一味公开强调追求快乐人生的美国人不同，芬兰人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深沉感。快乐不是芬兰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儿，“你快乐吗？”这样的问题也几乎从来不问；事实上芬兰人的面部表情普遍来讲都“没有表情”，他们总是显得比较严肃或者拘谨。如果把一个典型的芬兰人和美国人放在一起做对比，仅从外表观察，芬兰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更快乐的那一个。

但快乐的确是个很难凭表面来研判的东西，它也很难以量化的方式来衡定。一个成天皱着眉头的芬兰人其实未必比一个一天到晚笑嘻嘻的美国人来得更不快乐。尤其是有时候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快乐，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每天即时的琐碎和烦恼而缠绕。至于国家的快乐指数，要算1972年不丹国王发明的“国家快乐总值”（GNH）最为有名了，所以很多人似乎更熟悉和认同不丹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这要归功于不丹对其国家形象和旅游业的大力宣传。近年来有些心理学家对GNH重新定义，使其不再仅限于佛教教义。而批评者则指出，GNH的评定方式过于主观，无法适用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甚至有可能被政府拿来利用，制定符合政府利益的GNH指标。

今年首发的《世界快乐报道》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所应联合国要求而立项，不论它是否真的具有学术权威性，却很清楚地列举了报道的衡量依据。研究人员指出，仅仅财富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政治自由、强大的社会网络和清廉的政府才是拉开最快乐和最不快乐国家们之间距离的重要因素。工作保障和好的同事关系要比高收入更能给人带来满足感，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令父母子女更加开心。一般来说，生活标准提高后，人们会更快乐，但这并非绝对，比如美国的快乐指数就没有因生活质量提高而提升。

具有全民社会和医疗福利、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免费教育，再加上政府腐败指数全球最低的北欧国家们名列快乐之前茅，似乎不足为奇了。芬兰一直把“平等”和“透明”作为国家形象的关键词，而对于国家公民来说，一个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是快乐生活的基础。就算是冬天晒不够太阳这件事儿，善于创新的芬兰人也仍然孜孜不倦地“与天斗”。去年年底刚刚研发成功的“耳机日光灯”看上去像个IPOD，只不过耳机放出的是日光而非音乐。据发明者研究，光线经耳道直接照射至大脑，将是治疗季节性精神紊乱的重要方法，抑郁、情绪波动，甚至时差等可有所改善。芬兰科学家特别提醒大家别因为省钱而自个儿拿手电照耳朵，因为它不仅方向不对，光线也偏黄，纯属白费工夫。可见对芬兰来说，社会体制重要，晒太阳也重要。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在2011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上，有四部名列前茅的奖项提名片出自芬兰制作。最后获得纪录长片大奖的《蜗牛的星球》由芬兰一家电影公司联合制作，而纪录片节的开场电影《大使》也有个芬兰合作制作人。

或许这已足够说明芬兰纪录片的强悍能力。芬兰向来有“纪录片天堂”之称，而纪录片观众也总是把芬兰纪录片视为优秀国际纪录片之列。短短几年时间，芬兰的制作公司已具有相当的实力争取到国际资金；很难想象，就在十年前，要给芬兰纪录片做个英语版本还都不是想当然的事。

创立于2001年的赫尔辛基DocPoint纪录片电影节可能不为中国观众熟悉，但它却是北欧地区最大的年度纪录片节，并在纽约和拉丁美洲设有巡影活动。就算是天寒地冻的一月，每一年DocPoint总还是能吸引不少国际纪录片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今年的大师是富有争议的以色列导演艾亚·斯万（Eyal Sivan）。他带来了不少作品，最突出的要算1999年的《专家——一个现代罪犯的肖像》。这部黑白片从头到尾记录了前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庭审时的表现，摄像机镜头就没离开过法庭，却给观众带来极其恐怖和震惊的深刻印象。

选择斯万这个总是喜欢挑战权威和挖掘人性的导演作为2012年DocPoint明星，极其符合策展人们想通过本届纪录片节所传递的信息。整个欧洲正在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中摇曳不定，人们对未来心事重重，各种政治派别相互掐架，各种奇谈怪论和怨恨情绪也在四处蔓延；芬兰虽还未落入泥坑，却也开始担心自身难保，抵制移民、反对全球化和多文化的观点有所抬头，似乎自己关了门过小日子便可度过难关天下太平。此时，重新讨论欧洲的人道主义并非多余；利用纪录片节来回顾历史，用屏幕展示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文化，不失为电影人对公众所发出的大声疾呼。

今年参展的芬兰纪录片，有不少围绕着人道主义精神这一主题。其中既有和国际争端和战争相关的，更有和芬兰本国有密切联系的题材。居留芬兰的难民，却无法忘却昔日的严刑拷打而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疗；被多次遣返的罗马尼亚少女妈妈，始终无法重回学校开始新生活，再次回到赫尔辛基街头乞讨……。这些话题都正切时弊，提醒公众认真思考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尤其是在经济萧条之际，为保全自身的社会利益，是否就应该排挤甚至驱逐弱势人群？

《先知》是一部只有23分钟的纪录短片，却可以说是新芬兰纪录片流派的一个极端典型代表。片中主角是一个不喜欢和人接触的男子，他如隐士般居住在芬兰的树林中，自认为小时候遭到雷击后拥有了先知般的超能力。整部片子拍得如童话般梦幻而离奇，虽然短却制作精良得很，从配乐、三维后期，到文学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在编剧中的运用，都配合得相当流畅，一气呵成。极其艺术拍摄手法，非常明显的导演主观意识，大量的后期电脑加工，讲述真实的故事和人物，这是芬兰新纪录片的一个特点。乍看之下会被吓到，因为这和传统纪录片的线性叙事方式大相径庭；但细想之下，这也算是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好比报告文学，也一直有人争议其真实度。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芬兰纪录片都由芬兰本国的资金赞助。芬兰资深电影人认为，如果每部片子都要走国际路线，很可能拍都拍不成，因为国际投资者更看重商业利益。正因为定位本国市场和观众，上面提到的那些好片子才有机会应运而生。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