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

By continuing your visit to this site, you accept the use of cookies. These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our services. Learn more.

2008年04月30日

搞事搞成盛典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初春早晨,我从纽约第五大道跳上地铁,赶往下东区。那里离SOHO不远,离中国城更近;在新旧商铺错综交叉的鲍威里大街上,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纽约著名的下只角因为当代艺术界的介入而显得兴奋且活泛起来。蔡国强工作室就在相对安静的第一大道上,涂得一片血红的大门在一排灰白暗红的沿街砖楼中显得格外耀眼。叫开门进入楼内,又是一扇颇为庄严的灰黑色双开大铁门,右侧贴着倒福字——这才是工作室的大门,门脚下有一只静静的小石狮子,低调而不招摇,却令人丝毫忽略不得。

    1995年蔡国强举家从东京移师纽约,从此扎下根来。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尽管西方的艺术界大腕、策展人和艺评人们还是怎么也发不清楚他的姓“蔡”,只能以英文“sign”来注音代替,但他们说起蔡国强,绝非“叹息”之情,而是充满欣赏和崇敬之心。正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我想要相信”(I WANT TO BELIEVE)蔡国强艺术回顾展获得空前成功,是该馆有史以来最受公众欢迎的一次展览,观众人数超过了毕加索展览。我去博物馆的那天,正赶上复活节假期,排队买票的队伍从第五大道的门口一直拐弯到88街上,至少有两百米开外。老老少少在古根海姆因为装修外墙而搭建的脚手架下吃着冷风,毫无怨言。蔡国强说,其实天天都那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纽约住了十几年,从来没见过看个展览要排一个多小时队的事情。“大概只能说是我受了社会主义教育,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吧。”他笑着在电话里对我说。 

都搞了哪些事

    我上一次给《艺术世界》做蔡国强的访问,是在2001年的上海。当时他受上海东方电视台委托,为APEC会议闭幕仪式设计焰火。这一次,我跑到了他家门口,却无法和他做面对面的交流,因为他正在北京忙着策划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焰火。

    主办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当然具有多层面的重大意义。而参与策划一个预计拥有四十亿电视观众的庆典,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艺术探索的一个主题就是‘盛典艺术’,历来盛典都很难成为艺术,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问题。更何况我还是中国人,回来和一些艺术家共同工作,把奥运搞得更好,对我来说是一个责任。”蔡国强说到。

    在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当中,蔡国强的确是最喜欢“搞事”的,他喜欢追求事件,也喜欢创造事件,尤其愿意花力气在艺术事件和历史事件中建立某种沟通。不论是“仪式”也好,“典礼”也好,他总是能很好地把自己置于事件中心,籍此自我表达。主动竞标奥运会项目的举动,非常符合他一贯喜欢“做大”的手笔,用艺术语言向最广阔的受众面传达某种信息。

    蔡国强自己曾经谈到过,参与奥运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成长的机会,这似乎主要是针对艺术角度而言,而对外界就其动机的种种猜测,并无直接回应。“他之所以能够上升为这样一个公众角色,只是因为他的信念多多少少正和这代领导人的口味,他们也希望这个国家项目以这样的方式被观看。”评论家菲利普·提纳利(Philip Tinari)曾经这样说到。

    其实对于蔡国强来说,奥运远不是他第一次和有政府背景的项目打交道。他和他的家乡泉州的当地政府机构关系非常火热,当他以华侨的身份衣锦还乡之时,故乡和他相互引以为豪。APEC项目应该是他第一次参与中国政府的大型活动,那时候他在国内,尤其是艺术圈外,并非声名远扬。等到黄浦江两岸的绚烂烟花一放,人们对这个“爆炸专家”产生了兴趣之时,他却像个放完焰火就跑掉的孩子,立马走人了。而他的名字真正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也并不久远,那是因为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收租院》事件”。这桩官司被我的朋友,当时《纽约时报》的驻京记者艾瑞克·爱康姆(Erik Eckholm)写了个整版,不仅反映了当时国内对此事争议之大,也显示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一九九零年代末期经济极速发展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关注。如果我们继续像倒带一样往回追寻蔡国强的踪迹,他是1986年留学去的日本,也正是在日本的九年里,他到处“放火爆炸”,逐渐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从一个普通留学生慢慢出落成受日本当代艺术界刮目相看的艺术家。在此之前的四年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读舞台设计,开始搞火药画;后来证明,他的这个学科选择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颇有帮助。

    继APEC之后,他紧接着在2002年于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他在中国的首次个展蔡国强艺术展,似乎是打了个回马枪,要乘热打铁地让国人熟悉他。可是展览办完,他又跑了。之后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在中国内地有何大举动,媒体鲜有报道,艺术爱好者们也搞不清楚他在干嘛。这种沉寂终于在去年年底打破,在香港佳士得的“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会上,他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以7,424万港元成交,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界拍卖记录。

    参与奥运、古根海姆办回顾展,都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先后浮出水面。就像烟花约好了此起彼伏地同时开放,蔡国强又被拉回了国人的视线之中。而且每一次“复出”都比上一次声势更大,这是艺术家的战略方针呢,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据称比较迷信的蔡国强一直很讲究风水和气场,如果说他对自己走的每一步都有深思熟虑的安排,则不足为奇。有人说这次纽约的展览如此人山人海,和中国日益强盛或有关联,言下之意,好像蔡国强是搭了“中国热”的顺风车。从某种角度来讲,蔡国强的艺术发展曲线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的确有不约而同的平行线和契合点,连古根海姆的策展人亚历山大·姆柔(Alexandra Munroe)在专文中都有所提到。但这并不等于说蔡国强只办了个中国文化普及展,更不能佐证他就是个投机份子。

    “这和中国主题完全没有关系,”蔡国强在电话采访中强调,“你去那边搞个奥运展销,你看会有谁去看?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太关心中国,有点一厢情愿。”

   “也不是说现在我们经济好了,我要赶快回来,”他继续说,“我现在忙奥运,开幕完了我还是回纽约和家人在一起,该是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吧。”

 搞到痒再搞到痛

       如果你想像不出蔡国强将来还会做什么,古根海姆回顾展至少可以帮助你了解他已经做了什么。对于在2002年看过他上美展览的人来说,更是个机会好好瞅瞅这六七年里他又做了些什么。这是一段对世界、对中国都不寻常的时间,曼哈顿的两座高楼被飞机撞塌了,美国又进入了战争,世界格局微妙而恍惚。“我也是和这个世界一样,问题越来越模糊和复杂。我自己的东西也越来越复杂和模糊。”他说,“汽车爆炸、老虎、撞墙的狼啊,看起来针对现在的社会说了一些话,但好像这么也没说。但我就是这样子的。”

    对于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来说,看蔡国强展览不想到911是不可能的。一进门就可看到的那九辆白色雪佛莱汽车,浑身插满闪烁的霓虹电缆,形态各异地翻滚着从天而降,最后一辆稳稳落在大厅中央的地板上。这个视觉效果极其辉煌灿烂且震惊的作品叫《不合时宜:舞台一——爆炸的汽车》,灵感来源于人肉自杀炸弹。用如此漂亮、干净甚至堪称美丽的造型和颜色来表现恐怖主义,似乎是给恐怖主义涂上了浪漫美好的色彩,倒底是在抨击还是赞扬恐怖主义呢?有人干脆直指蔡国强是在同情恐怖主义。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立足点都是过去冷战时代的,”蔡国强说,“我觉得我这次展览整体是比较真实的。一是对我艺术的传达是真实的,二是我观察社会的角度是真实的。”

   “现在的社会情况就是,自杀爆炸过后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整理干净了,地上的血就洗干净了,阳光灿烂了,酒吧该开就开,公共汽车该经过就经过,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和战争年代不一样了。”

         2006年,蔡国强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屋顶上做了一个装置“透明纪念碑”。那是一块巨大的玻璃,脚下有几只死鸟模型。很多人一看到这个装置就联想到飞机撞世贸大厦,但也有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对蔡国强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911事件启发他做了这个作品。而早在1996年他刚定居纽约不久,第一个作品就是他拿着塞上火药的传真纸,跑到赫德森河旁边,放了一朵“蘑菇云”。回顾展中当然把《有蘑菇云的世纪》的作品照片也贴了出来,清晰的画面中触目惊心地竖着已不复存在的双子塔。

    “我也是从那边开始的,但是我不会在那边结束,”他说,“你可以从那边开始,但你不要从那边结束。这才有意思,是吧?”

    当西方记者隐隐地指出他模棱两可的政治倾向时,蔡国强并不急于辩解。他一直就是表明艺术家不是法官,并不需要指明好与坏,对与错,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客观反映时代。在尤其强调“政治正确”的美国,很多人都热切地渴望蔡国强能表个态,站个队。蔡国强却反问,那你能说得清楚吗?911到底怎么回事?你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就要说清楚呢?“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是既不想说,也不想说清楚。”他举例说到,“我的态度,我的东西的造型、颜色,以及它的呈现,还有观众在看我的作品时的复杂心态,我感到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而不是像过去艺术家们表现灾难和战争时那种责任感和态度。我们现在也要这样,不太现实。”

    蔡国强擅于“挠痒痒”,经常会“挠到痒处”或“点到痛处”,总之你不愿意看什么,他就做什么给你看。1994年他曾在日本广岛做过《地球也有黑洞:为外星人做的计划第16号》的爆炸作品,就在广岛中央公园的前日本军事指挥部,距离当年的广岛原子弹着陆点非常之近。他最先想让一架直升飞机在原子弹着陆点上空盘旋,由飞机上的一名运动员逐渐引燃地面火炬,但这个计划因为遭到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们的强烈反对而被放弃。可见他向来是勇于挑战历史事件,不忌讳政治灾难的,至于他到底想说什么,是幸灾乐祸呢还是黑色幽默,他自己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评论更没有评明白过,但有一点蔡国强自己很明确地表示过,仅仅把他的作品简单图像化来分析肯定是不对的。

    《不合时宜:舞台二》进一步 试探观众的承受能力,随着古根海姆盘旋而上的过道,与人们正面相迎的是九只形状和色彩都极其逼真的老虎。它们的身上射满了箭,看起来已经不再像汽车上霓虹灯管那么富有娱乐性了,而它们痛苦且狰狞的表情至少令我感到不寒而栗。再往上走,99头气贯长虹般跟随、跳跃,最终撞上玻璃墙瘫倒在地的狼群,更是把观众的情绪推到了极至。用凶残的动物来寓意人性,是911以后才出现在蔡国强的创作中的,这其中暗示了暴力、自我保护和英雄主义等。“老虎身上那么多箭插着,你看着很漂亮还是很痛苦,这是你的事,”蔡国强解释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很矛盾很复杂的。”

    这些箭会让熟悉蔡国强的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他的十年前的作品《草船借箭》,这艘隐喻一九九零年代末期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船又一次出现在古根海姆,船上小小的五星红旗还在船头插着,惹得时不时有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拿出相机拍照留念。越随着古根海姆螺旋形的塔楼往上走,越能追溯到蔡国强艺术的最早起源所在针灸、风水、中药,以及支撑他创作思维的关键——道家理论。蔡国强曾经承认,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一些文人士大夫思想,中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他的一部分,他甚至把他父亲的一幅传统国画《百虎图》也放入展览中,以此交待他最初的艺术启蒙源泉。

观众喜欢这么搞 

    但他当然没有仅仅禁锢于中国文化,他是把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和后现代结构哲学相结合来进行随机的、过程性的创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这么多观众根本对中国画和中国成语不甚了解,却也能被他的作品打动的原因之一。“观众才是最好玩的,”蔡国强说,“观众才不管这么多事。”

    的确,源于自杀炸弹的汽车装置,在一位曾经旅居中国的美国观众看来,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现在不是对汽车都很狂热兴奋吗?”他后来跟我解释观感,“而那些闪亮的霓虹装饰,我在中国的时候到处可见。这个装置从地面到屋顶,好像是在庆祝消费主义直升天堂,不是吗?”

    在介绍蔡国强早期的大型爆破作品录像和火药画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问导览员,“花这么多钱、费那么多人力,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导览员眼珠子整整转了一圈之后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些胆子小的女孩子不忍直视龇牙咧嘴的老虎,甚至开始询问家长,这些是否是真老虎。而在《收租院》前,一个满脸胡子的年轻导览员认真地给一帮小学生讲解作品意义。“这是对曾经的政府、曾经的权威意识的一种挑战和质疑,”他非常努力地挑选简单易懂的词句,“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到美国政府,会觉得‘哇’,好大,好高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

    这种热烈而投入的观展场面,蔡国强自己看到的话,一定是会很开心的。而著名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早就把蔡国强的作品比喻为“业余的乱搞”,说他的魅力在于我们很难将他的作品放到“当代艺术”的语境中,他不停地变换手法,变化和表达都杂乱无章,没有内在逻辑。可我们偏偏又被他的作品对“当代艺术”所带来的启发而震动。蔡国强千变万化、反复无常的艺术形式、天马行空的艺术主题,甚至他到底先是中国艺术家然后国际艺术家,还是反之,都使他成为一个不仅在地理范围内,而且在艺术领域中的游牧人。“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他曾经如此宣布,“我们的时代已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属于任何分类。我们想成为什么都可以。”

乱搞也要有思路 

   一面敬畏阴阳力量,尊重风水轮回,一面又欣赏***的“不破不立”,蔡国强本身就是个矛盾结合体,但这些于他,又都是自然而然的。他的童年和故乡给予的传统文化熏陶,他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经历文化大革命,他远渡重洋、重新反省和思索东西方文化和社会体系,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思想方法。“我忽略不同文化传统的分界,我在中国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甚至任何地方的文化中自由航行。我可以把一样东西从一个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到另一个语境中,我可以忽略所有的边界和社会所建立的限制。”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到。

    都是箭,船上的和老虎身上的,就不一样,等转型成霓虹棒插到汽车身上,就更起了说不清楚的变化。蔡国强的“乱搞”和“好玩”其实并不乱,他有自己清晰的思路。不止一个圈内人士在提起他时,说他是个很讲究战术的战略家,说他是个聪明、有天赋,并且噱头很多的人。他总是给自己进退两可、游刃有余的机会,以至于他的作品阅读层次多,解读起来比较丰富,就像剥洋葱一样,很有得剥。他自己在和汪晖的一次谈话录中也承认,媒体和评论界说来说去搞不懂他的作品,这种状况对于形成他的艺术风格其实很有用,对他作品价值的判断也很有积极因素。

    “历史五十年一百年后,会说汽车这样翻滚,涂上这样的颜色,等等,”蔡国强在跟我谈到“艺术家是否要把事情说清楚”这一问题时说,“那时候跟现在这个事件会有距离,时间上也有距离。所以要给我们一个距离往前看。如果我们都说完了,就没什么距离了。”

         这次《纽约时报》在为蔡国强做专题报道的时候,专门拍了一个小短片,放在时报网站上。片子拍得非常唯美和精致,颇有日本的禅文化风格。神情严肃的蔡国强像个武功大师,或者说巫师道士什么的,一招一式在空灵的配乐和慢镜头中充满悬念。缓缓剥离的白纸、匍匐前行的双脚、扭曲的绿色火药导管,还有一个个像中药罐头或香料盒似的火药罐,以及那轻撒药粉的潇洒手势……影片的高潮在老蔡点火引爆火药的刹那间完成,一幅类似中国传统屏风一样的连幅火药板画产生了——那是一头展翅飞翔的鹰,和一棵长青松。据说,这将是他为美国驻京大使馆新官邸所创作的火药画主题——又一个可以让人从无数角度来解读的画喻。

有怀疑才能搞相信 

    当蔡国强正围着和北京有关的一切忙得团团转的时候,我正在他下东区的工作室环顾四壁。爆竹挂件、贺年红纸,看得出都是刚刚过去的春节所产生的剩余物资。我在窗台上发现一组彩色瓷雕,很像上海东台路古董一条街上的货色,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着绿军装的女兵和头戴鸭舌帽的工人在批斗跪着的地主刘文彩。

    就在紧挨着刘文彩的墙上,有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旧海报,上面是一个浮在空中的UFO,下面印着两行粗粗的大写标题:I WANT TO BELIEVE

    这次蔡国强回顾展的标题,就是来自这张电视连续剧《X档案》的海报。一个创作涉及宇宙主题的艺术家,要说喜欢《X档案》,似乎也顺理成章。“这个标题比较象征和开拓我的艺术特点吧,”他说,“我对看不见的力量的好奇和探索,对社会和政治的一种怀疑。”

    那你到底要相信什么呢,我问他。

    他给了我一个非常老蔡的回答,“它看起来像一个窗口,给人可以看这边也可以看那边;就是说我要相信。它传达了一种积极的,但也是消极的东西,因为还没有相信嘛。”

本文参考文章:

Alexandra MunroeCai Guo-Qiang: I Want To Believe. CAI GUO-QIANG: I WANT TO BELIEVE, KRENS, MUNROE, Guggenheim Museum, 2008.

Arthur Lubow: The Pyrotechnic Imagin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08.2.17.

费大为:业余的乱搞——关于蔡国强的作品,《今日先锋》,2001/3.

蔡国强、汪晖:爆破的仪式,《东方艺术》2007/11.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08年4月号

The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