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米勒（Lee Miller）的人其实并不多。这并不奇怪，她在自动结束了作为一个摄影师的生涯之后，便把所有的底片资料都藏在了自家阁楼上，甚至对所有问她索取资料的人撒谎说一切都在战争中遗失毁坏了。她唯一的儿子安东尼·潘若斯（Antony Penrose）对母亲的早年职业毫不知情，直到她过世后整理遗物，才拉开了这个在现代摄影史上的一段传奇。

    由英国V&A博物馆巡游而来的李·米勒作品展在费城美术馆隆重却含蓄地展出。展厅设在地下一层，正对着美术馆商店，店里的客人总是比展厅里的观众要多得多。楼上大厅内，蜂拥的人群正排着长队争相一睹另一个和米勒同在1907年出生的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卡罗和米勒都曾被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列·布勒东（Andre Breton）称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但两人不仅性格相左，艺术风格和人生道路都截然不同。事实上这两个女人也没有任何可比性，按照米勒的性格，她应该不会在乎自己的“票房”不比卡罗，倒是美术馆时不时提醒来访者这两个“巧遇”的女人，让人觉得不虚此行。

    出生于纽约州泊基普斯市的米勒受洗时名为伊丽莎白，她的父亲狄奥多尔是个爱好摄影的工程师，常常说服米勒的母亲——一个来自体面家庭的加拿大护士，脱光了给他当模特儿；他甚至有本事说服米勒的女伴们也都脱光了给他拍裸体群照。在米勒八岁生日的两周前，狄奥多尔给她拍了一张名为“十二月的黎明”的照片，小米勒只穿了一双拖鞋，裸身站在自家房子前。值得令人探究的是，就在这张照片被拍的不久之前，还叫着伊丽莎白的米勒被一个至今身份不明、所谓的“家庭朋友”强奸了，更糟糕的是，她因此染上了淋病。这是一段难以启齿的痛苦经历，小米勒由母亲陪着，在医院里接受消毒冲洗，治疗这在当时仍为不可治愈的疾病。家人也求助于心理医生，告诉小米勒性只是一种机械运动，和爱无关，所以她所受的伤害并不是永久性的。“十二月的黎明”很可能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过程，用来治疗小女孩心中所遭受的深深的羞耻感。但不管算不算治疗，狄奥多尔对女儿的裸体拍摄一直延续到她二十多岁，而米勒后来的人生故事也暗示我们，美可以是一件“迷彩服”，她可以成功地欺骗旁观者，而对拥有者无甚保护。

    我们似乎可以想象伊丽莎白成长的生活环境，她的哥哥约翰喜欢着女装，她的母亲曾经试图自杀，她自己几乎被每一个就读过的学校开除；但她显然注定就是个异类，并不费心要成为一个传统社会观念中的好孩子。18岁那年，她说服父母让她远赴巴黎学习舞台设计，实验戏剧就此走进她的生活，也因此影响了她的命运。回美后她继续学习舞台美术，并进修舞蹈和表演，很快就在表演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然而对她一生最关键的际遇是在纽约街头和出版大亨康泰·纳什（Conde Nast）的邂逅，当然这个故事信不信则由你了。据说是纳什把正在过马路险些撞上汽车的米勒一把抓住，米勒也就一把抓住了和Vogue杂志主编的面试机会。剪着一头男孩似的短发的米勒开始以她的昵称李出现在Vogue杂志的封面上，很快成为时尚界的宠儿，成为当时的著名摄影师们的热门模特。

    不得不承认，米勒是个很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独特美色的，尤其是在她风华正茂之时。她似乎很早就比较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像大多数面容姣好却头脑简单的模特同行们。“就是放到现在这个时代，我相信她也是个独立特行的女人，”费城美术馆的合作策展人朱莉娅·多兰（Julia Dolan）评价到。很多女人折腾到这一步，似乎也心满意足了，找个有钱靠山嫁了享受荣华富贵，这显然不是米勒的追求，她那波希米亚人的性格鞭打着她不断挑战自己，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专业领域中蹦达。1929年，她突然告别了灯红酒绿的社交场，重新跑回巴黎，打算跑到照相机的另一头。她在巴黎适时地碰到了美国同胞曼·瑞（Man Ray），一个在纽约和杜尚共同创立了达达主义运动，又即刻跑到巴黎继续他的实验摄影的摄影师。当时39岁的曼·瑞告诉22岁的米勒他不收学生，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一同踏上了旅程，也开始了一段爱恨纠错的师生和情侣关系。

    聪明过人的米勒作为曼·瑞的徒弟，很快娴熟于摄影技术。一次暗室的意外开灯，米勒发现了“负感现象”，也就是一种曝光过度的照片效果。多年后，针对曼·瑞的那些著名的负感照片，米勒声称自己也有份，但又假装不在乎究竟谁是始作俑者，因为“我们一起工作时，几乎就是同一个人”。曼·瑞是个慷慨的导师，同时也是个嫉妒的男人。当米勒开始和其他艺术家合作，并且作为独立摄影师工作的时候，他怒火中烧，对她的偷师行为异常气恼。“你是那么地年轻、漂亮且自由，”曼·瑞写信给米勒，“我恨自己既羡慕你又痛苦不堪。”

    经过和曼·瑞在一起三年风雨岁月，米勒又突然回到了纽约，就像她当年突然去巴黎一样。当她再次出现在纽约客的视线中，已经是个职业摄影师，她利用各方资源，顺理成章地开起了工作室，专拍时尚摄影。美国正值大萧条期间，没有太多人会关心高级时装和超现实主义，可米勒居然还有钱雇一个煮饭的女佣，拍拍广告和名人肖像。就在《名利场》杂志评她为七位最杰出的活着的摄影师之一时，她又突然关张大吉，跑去减肥了。很快，减肥的目的就揭晓了，两个月后她带着夫婿——一位埃及铁路巨头露面了。埃及奢华的异域生活对米勒来说就像个长假，一开始还兴致盎然，久而久之也就趣味索然了。年仅30岁、经历了各种不同生活形态的米勒逃离了丈夫，在巴黎和罗兰德·潘若斯（Roland Penrose）相遇。潘若斯是个双性恋，当时正和一个女同性恋诗人结婚，两人一起和他们崇拜的毕加索，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们，包括前情曼·瑞等，过着日日笙歌的派对生活，他们相互给对方做模特，相互交换性伴侣，相互促发艺术灵感，倒是一派天堂般地景象。但意外的怀孕使得埃及丈夫对米勒的原谅变得关键起来，这样米勒才得以在最后时刻获准离婚，和潘若斯结婚，给很快出生的儿子一个合法身份。

    安东尼·潘若斯和母亲米勒的早期关系并不亲密，他在感情上对带他大的保姆更为亲近。他们之间因为安东尼的妻子才逐渐缓解，而如今，作为米勒档案馆的馆长，安东尼整理研究母亲的作品达三十多年之久。“李·米勒是个超现实主义者，她的生活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安东尼针对这次展览谈到，“她会从日常生活中，以独特的角度发现超现实主义。”

    从米勒早期的时尚摄影中，我们很容易捕捉到曼·瑞的影响和超现实主义风格。然而如果她的摄影生涯到此为止，人们还不会对她有今日这样的关注，因为就连当时给她办过唯一一次个人展览的画廊老板妻子也曾私下承认，他们认为米勒的照片也不咋地，但很奇怪，放在一起就能成一个效果不错的展览。合作策展人多兰对此评价表示理解，“因为当时她做很多商业摄影，你也知道，作为商业摄影你所能做的也很有限。”或许如此，米勒对她的工作才心生厌倦，跑去嫁人了？她的弟弟艾瑞克当时帮她负责暗房工作，说她“懒得出奇”，一天顶多拍一套景，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玩牌，要么就是和戏剧界的朋友搞疯狂派对。

    平淡和无聊简直就是米勒的激情杀手，不知道总在追求刺激的个性是否是促使她跑上二战战场的动力之一。1942年，米勒被正式任命为美军随军记者，可在此之前，她已经在为英国版Vogue拍摄手袋和漂亮脸蛋的间隙，迫不及待地开始记录被炸弹摧毁的房屋了。米勒并不是唯一一个二战时期的女摄影记者，但她确是少数身处交战火力之中，从近距离报道前线的女记者之一，而她居然从没有在战役中受过伤，也算是奇迹。米勒发给美国版Vogue杂志的照片和文字具有相当的震撼力，尤其是刊登在1945年6月刊的美国Vogue上的一张整页——一堆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的人山，似是尸体重叠，但那些微张的双眼似乎还有余光……，“Believe it”，米勒如此标题，让美国人见识了希特勒的罪证。如果有什么值得现在的摄影记者的学习的话，我们显然在米勒的新闻照片中看到了毋庸置疑的艺术美感。早期时尚摄影的灯光训练和摆拍，令她驾轻就熟地处理画面结构，一具河水中浮起的纳粹军官的尸体、自杀身亡的纳粹高官女儿，在她的镜头下，并不恐怖恶心，反而具有古典油画肃静哀伤的情调，挑起人们对战争、对罪恶和人性的另一面思考。超现实主义手法，作为米勒的人生信条，当然更是有意无意地融入在她的记录摄影中，尽管这并不违反新闻纪录的职业操守。

    也许是她的宿命，米勒最著名的一张战时照片偏偏不是由她拍，而是由她当模特的。在被盟军解放了的慕尼黑，希特勒的一所私人住宅内，她和她的情人兼导师——《生活》杂志的记者戴夫·佘曼（Dave Scherman），以及其他记者们得以放松长久紧绷的神经和身躯。佘曼拍下了他的情人兼战友在希特勒的澡缸里沐浴的镜头。对佘曼来说，这是个绝妙的新闻图片点子，侧面记录了一个历史时刻——澡缸上希特勒的照片、梳妆台上的古典裸女雕像、椅子上折叠着的衣服和地上的军靴，以及作势洗澡的米勒。这张明显摆拍的照片给拍摄者和被拍者都带来了名气，尽管它并不能体现米勒在战地记者这一行所作出的辛苦贡献。断章取义地来看这张照片，米勒似乎又在作秀，好像她早年的那些时装照。但事实上，这也是战地记者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展览中另有一张其他记者躺在希特勒床上看书的照片，很好地给这一段故事提供了合理的上下文。当然，对于米勒这样一个性格强悍的女人来说，在希特勒澡缸里洗澡这样的行为，显然要超越仅仅清洁身体的基本功能。安东尼也认为，这张照片应该是米勒自己最喜欢的战争照片，因为这会给她一种战胜恶魔的胜利成就感。

    战后的米勒像个鼓足了气的皮球终于泄了气，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精神紧张而恐慌，尽管从旁人看来，她终于又有了一个稳定的婚姻，甚至还有个孩子，应该可以过上正常的幸福生活了。一家人搬到英国乡下的农场，她迷上了烹饪，再次把超现实主义运用到烧菜之中，做出蓝色面条和粉色花菜这样的东西，她自创的“潘若斯”开口三明治甚至还在一个挪威的比赛中获得头等奖，可见她这个人在任何需要创意的领域中都能拔得头筹。然而她不再对她的美丽外表过多关心，尽管六十岁左右，她居然去做了拉皮手术。但她毕竟是个发了胖的老妇了，不再是那个Vogue封面上的妙龄少女了，而且长期酗酒和猛烈抽烟不仅毁了她的美貌，也毁了她的健康，以至于她在七十岁的时候死于肺癌。在一张她自拍的午睡照中，或许是故意的，她的手臂遮住了脸的一部分，使我们只看到她闭着的双眼，她的身上盖了几张小毯子，只露出还算修长的小腿在沙发上，但脚指甲上的深色指甲油有点斑驳，似乎透露出主人的漫不经心和倦怠。

    模特生涯、巴黎求学、纽约工作室、埃及婚姻生活、战争摄影，到战后的农妇生活，米勒自己曾经评价她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如同被水浸过的拼图，湿透了的每一块拼图无论是形状还是图案都不能相互配接。”不知道她是否想说她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的一生，如果是的话，倒算是对难以参透她的旁观者们一种安慰了。她大胆的性史始终和她的作品一样富有谈资，作品中遮盖与暴露、魅力与残暴的张力令观众总是隐隐感到色情的暗示，哪怕作品主题本身根本不色情。在曼·瑞为她拍的著名肖像“超现实主义革命”中，赤裸上身的米勒眼神迷离，头上罩着一个金属网格面具。这幅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对米勒的痴迷，说出了他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和米勒生活中的态度——一种既崇拜又亵渎女性身体的矛盾冲动。米勒声称男人的性自由特权和嫉妒心令她感到窒息，所以她总是在突破自己，不论在私生活上还是职业选择上；她的工作离不开她的美丽，可她同时也在为尊敬和自尊苦苦挣扎；她的努力终于给她带来现代摄影史上的一席之地，并对后来的摄影师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虽然她始终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

    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在米勒的所有肖像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张半侧或者全侧的面庞，她总是紧闭双唇、眼神柔和，面部表情平淡无奇；她从来没有直视过镜头、也没有过开口大笑，可以说没有任何可以判断的喜怒哀乐。这或许是当时流行的时尚风格，不像现在那么张扬直接；这也很有可能是她故意为之，这样她就和我们永远保持着距离，使我们怎么也看不透她的心思；又或者，如果她不保持这样一个谜一般的形象，反倒不像李·米勒了。安东尼在米勒档案馆的网站上，专门设置了FAQ，代替米勒迷们问出了许多迷惑不解的问题，他甚至自设了十个问题给母亲，因为他这个米勒专家也不那么十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

    毕加索在1937年为米勒画的一幅肖像堪称珍品。在毕加索眼里，米勒是个一头绿发的金脸怪物，活泼的侧面上眼球内陷，一颗泪珠顺着红色眼眶滴下来；蓝色的耳垂上是蓝色耳钉；她咧着嘴露出牙齿，挤出一个狞笑；她双肩耸起，两个白色的球状物裹着棕色外壳，像是措置的胸部，也像是膨爆的心；而她的身体则像是个深不可测的无底黑洞。

    米勒的儿子安东尼曾说，“一旦你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你永远是个超现实主义者”。毕加索的这幅画，肯定不是李·米勒最漂亮的一张肖像，但或许却是最能诠释她的，因为它似乎从超现实主义的角度画出了安东尼对他母亲的评价——生是超现实主义人，死是超现实主义鬼。

本文参考文章：

The Art of Lee Miller. by Mark Haworth-Booth, V&A.

The Roving Eye, Lee Miller, artist and muse. by Judith Thurman, The New Yorker, Jan 21,2008.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08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