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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11日

INDEX,设计造福人民

若不是借着“世界设计之都”的由头,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购物步行街上设置展台,众多途径此地的观光客们未必知道INDEX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设计奖项。成立于2002年的INDEX设计奖项起源于丹麦,旨在推广丹麦的设计理念,并以设计为名促销丹麦旅游。之所以敢称“最大”,靠的是五十万欧元的现金奖金发放。INDEX的靠山有丹麦经贸部等政府部门,也有赞助商。面对不景气的欧洲经济,这个每两年颁发一次的奖项不仅要维持其高质量和高奖金,更要保持其国际合作和规模,应该不算件容易事儿。

INDEX设计奖的宗旨是“改善生活的设计”(DESIGN TO IMPROVE LIFE),并分为身体、家庭、工作、玩乐和社区五个类别。它代表了丹麦设计的价值观和宗旨,着重于人文精神、社会理解和民主思考。一位INDEX评委的话最能体现该奖项的评奖标准:“设计是一种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给予我们生活意义的方式来造就我们的环境的能力。”在INDEX看来,设计提供了环境、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工具,把世界变成一个对人类更安全和美好的地方;而设计的过程则是根据设计师的方法论、学识和责任感来锁定解决方案的思考和执行流程。所以,要问鼎INDEX奖,设计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评判标准,而所谓的“上下文”关系(context)亦相当重要——整个作品从构思到制作,每个环节都是检验设计师理念的证据。最终,作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它的美学感官,同样举足轻重。

在不久前公布的2011年INDEX评选中,评委会收到了来自78个国家的一千多部作品。经过严格删选所产生的六十部入围作品按照惯例制作成INDEX巡回展览。设置在户外公共场合、向所有人免费敞开,是INDEX展览的一大特色,正如目前赫尔辛基的展出场地是游客和市民最集中的地带。既然是一项着重于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奖项,理应向社会大众开放,越多人知道越好。相当多的百姓其实对设计并不了解,甚至误解为那只是就奢侈品而言;INDEX和某些设计行业奖项的最大不同之处,不仅仅是针对设计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关键贡献,更试图教育公众服务设计之重要性。除此之外,INDEX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启发设计和商业学生,甚至培训教师,以此推动设计的未来能量。去年和INDEX合作的学生多达一千三百名,来自35个国家的90所大学,他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一起执行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改进项目。

最新获奖作品中,颇有一些熟悉的作品和设计师。比如“拥抱”团队(EMBRACE)的早产儿暖包,荣获本届INDEX“身体”类的“人民选择”奖。这个利用特殊材料所设计的简单暖包,给出生在没有电力、地处偏远的乡村的早产婴儿们带来了生的希望;该设计自问世后相当轰动,频频出现在各大设计论坛和博物馆中,当选人民奖可谓名至实归。曾在2007年设计了“每个孩子一个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项目的前任INDEX获奖者伊夫·贝哈尔(Yves Behar)这次为墨西哥成千上万的6至18岁孩子设计了免费眼镜,“看得更清,学得更好”(See Better to Learn Better)项目获得INDEX“身体”类大奖,它给不计其数的墨西哥儿童带来了更健康的未来生活。

“家庭”类获奖作品是智利的廉价房屋项目;“社区”类大奖则颁给了“为首尔设计”项目,以肯定首尔的城市生活、环境和公共卫生等设计。“工作”类获奖作品是一套“为了改变的设计”(Design for Change)的游戏,学生通过玩模拟游戏来预见个人或公司的选择会给世界环境和气候带来的变化。它看上去有点像传统的“大富翁”房产游戏,却增添了许多带有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选择。

最有趣味的获奖作品当然是“玩乐”类得主——一只别具一格的自行车头盔。HOVDING头盔是带在脖子上的,看上去像个项圈或围巾,但它其实是个气囊,只有在事故发生之时,才会迅速弹跳出来成为头盔,安全地保护车主的脑壳。不愿意牺牲个人风格或完美发型而带头盔的骑车手们有福了,终于有设计师不再以“安全第一”为借口而强迫他们带上大头盔了。正如INDEX评委对HOVDING的评语——“设计给用户提供了他们从未奢望的。”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6月10日

五月里来摆摊儿忙

春风里还透着一丝寒意,赫尔辛基人就憋不住地要从厚重的冬衣里挣扎出来感受一下五月里的阳光了。此时,赫尔辛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扫舍日”隆重登场,真是太应时不过了。

所谓“扫舍日”,也就是趁着春光清扫房间、打理旧物,倒和中国人春节扫舍的习俗颇为相似;只不过因着地之北,节气上晚了一季。而赫尔辛基“扫舍日”最具特色且最有趣的是,在这一天,允许所有的人上街摆摊儿,把自己的破烂晒出来做小买卖。

晒破烂这件事儿,并不稀奇。每个街区隔三差五地都会组织各家各户把旧东西堆放在自家门口院前卖;就算不组织,勤于打扫的人家也总会把余货堆出来,给不给那几个零碎钱无所谓,能拿走就好。可是“扫舍日”第一次把赫尔辛基全城都变成了个跳蚤市场,这样大且广泛的规模真没见过。据统计,仅仅登记摆摊的就有四百五十个之多,没登记的更是占多数。所谓登记,只是到“扫舍日”的网站地图上把自己的摊位标注出来,无关任何工商或经营许可。也就是说,全城人民都可以在“扫舍日”当一回欢乐的无证摊贩。

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阳光灿烂,到了“扫舍日”这一天,兴奋的卖家们却被密布的阴云、呼呼的北风和偶尔几滴冰冷的雨水给冻得透心凉。本该熙熙攘攘的街区花园人丁稀落,卖家缩手缩脚,买家心不在焉,个个都微皱着眉,不情愿地挨着冷风。买卖旧物的乐趣本来就不在于价钱,而是因着对某件不起眼的小东西的共同乐趣而聊上几句,再讨价还价一番。但人们都被冻得没了这番心情,没生意的卖家干脆扔下摊位,跑得没了影儿,不知道是自己淘宝去了呢,还是跑到最受欢迎的摊位——咖啡茶水铺子里暖和去了。

“扫舍日”的初衷在于鼓励民众清理旧物,并且尽量发挥旧物的剩余价值,在把它们扔进垃圾桶之前低价或捐赠给需要的人。为了尽可能地发动群众,全城所有地方都可以任意摆摊,只要不阻碍交通、不造成安全隐患,不侵占私人领域。当然也有人趁机卖卖存货或小商品,似乎违背了“扫舍日”的初衷,有滥用契机之嫌,不过人们似乎并不对此恼火。卖咖啡和糕点的铺位就是个典型“违规”例子,可它们总是最受欢迎,逛累了都想吃点喝点儿,更何况冻得慌。

虽说首届“扫舍日”因为天气原因不太兴旺,但看得出来赫尔辛基老百姓对摆摊儿这件事热情高涨。相比之下, “饭店日”的运气好多了。只隔了一周时间,温度却至少升了10度。已是第五届的“饭店日”诚然像模像样,小有经验。这个也是源自赫尔辛基的独创点子自去年五月登场,一季度一次。它的概念和“扫舍日”几乎一致,任何人都可以在“饭店日”开食铺卖吃的,无需任何营业执照。开饭店要比卖杂货复杂些,所以除了可以在大街上开铺子,也可以在自己家里或办公室里开,只要你有本事作出广告让人来吃。只不过短短一年,这次在“饭店日”网站上注册饭店的人已经从第一届的四十家上升到了近七百家。当然这包括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城市,因为“饭店日”一出笼就大受广大食客和民间大厨们的喜爱,所以很快就被“出口”了。

“饭店日”的宗旨是为了发扬吃食文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乐趣。创立者们鼓励人们把自己的小饭店概念搞得越怪越好,而非传统类型。不过无论怎样怪,最好是做成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并且做自己愿意吃的东西。否则连自己都不喜欢,又怎能吸引其他顾客呢?就这点来说,“扫舍日”则恰好相反,卖的都是自己要扔掉的东西,不过俗话说你的垃圾我的宝,慧眼识货的人正是此时出动淘古董的。

无论是“扫舍日”还是“饭店日”,其实都提供了另类商机的可能性。尤其在经济低迷之际,一些人籍此灵感揽得好的生意点子也不可知。有软件开发商就立刻配合“饭店日”推出免费APP,帮助人们找食铺。而网络支付APP对于花光了现金的顾客和没有刷卡机的一日老板们来说,更是及时雨。对于那些犹豫着是否要开饭店为生的人来说,正好练练兵。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2012年05月21日

回收经济

欧元区危机似乎捱过了最可怕的崩溃边缘,大家都暗暗松了口气。但事实上,整个欧洲,包括芬兰,都进入了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轻度萧条”的状态,而诺基亚一季度的巨额亏损报告更是给整个芬兰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像家里没钱要紧着花,欧洲的政府们都在呼吁紧缩开支;可大家也明白,光节约不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毕竟钱是挣出来的,所以促进经济增长更为关键。

如此淡薄经济状况下,环保和回收成了既热门又微妙的话题。可持续性生活方式肯定是人类必须要提倡的,尤其是就地球有限的资源而言。可如果人人都大幅度减缩消费,对本已日渐萧条的市场来说,也是不大妙的。不过有趣的是,目前市场上打着有机和环保设计旗号的产品,大多比较昂贵,有些甚至奢侈,所以事实上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族群,都是花钱的大主儿;和环保概念倡导的低消费正好相反,他们恰恰是买东西买得最多的人,也算是绿色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赫尔辛基一年一度的“回收工厂”(Recycling Factory)至今已举办了五届。每年五月初,原电缆厂的大厂房里便汇聚了来自芬兰各地的环保设计卖家们摆摊儿赚吆喝,其中大多是设计个体户或小型设计企业。活动组织者其实是电缆厂房产公司,每年两天把最大的空间腾出来作“回收工厂”。这个地方类似于北京798,集中了赫尔辛基的小型博物馆、画廊和文化艺术机构等。“回收工厂”的目的并非经济效益,在于宣传环保概念,推广可持续性生活方式,并给新生环保设计和环保产品零售商提供一个平台,最终成为芬兰环保设计产品的保护伞。

话是这么说,来设摊儿露脸儿的设计师和工作室们也不少,今年更是除了六十家环保设计和回收领域的公司参与外,还设置了论坛讲座和首届环保设计奖;但从行业经济的角度来讲,“回收工厂”的规模和效应似乎还是有点社区化,远未达到领头羊的实力和气势。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它的意义恰恰就在社区化和市民性,这是很多设计工业精英和老大们所忽视的层面,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领域,所谓强大的群众基础,就是靠这样的活动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来的。

“免费市场”是“回收工厂”活动中最有名、最受欢迎且最具有群众基础的一个角落。规则很简单,只要你从家里带一样你不要的东西过来,就可以免费拿一样别人不要的东西。由于场地有限,而人人家里都有太多剩余物资,所以只准带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也只拿自己需要的东西走。衣服和书始终是最受欢迎的,和孩子有关的用品如衣服、玩具甚至推车等,也相当实用。每年都有很多喜欢淘宝的人带着自己的宝来淘个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有些设计师和工作室也会为了宣传自己而开设一些免费的手工课程或娱乐活动,很得小朋友和妈妈们的欢心。比如自己动手用布头做衣服啊、利用废物做玩具等等,毕竟,对于家庭个体来说,如何节省开支而不失生活质量,还是经济不景气之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而另一个颇受欢迎的项目,大概要算专门扔电器垃圾的角落了。可别小看它,因为在赫尔辛基,电器不能随便扔,得专门扔到指定地点,且还得花钱。事实上,家俱等大型或另类家居、庭院垃圾也得花钱扔,所以赫尔辛基人从不想错过任何一次免费扔垃圾的机会。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5月01日

赫尔辛基轮值WDC

两百年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芬兰首都从图尔库迁至赫尔辛基。那时候,这座紧傍波罗的海的贸易港仍未从四年前的一场大火浩劫中恢复元气;但正如涅磐之凤凰,从灰烬中重建的赫尔辛基竟籍此契机昌盛起来。以圣彼得堡为参照标本的城市呈新古典主义风格,至今仍持有其初建时的经典和风韵。

建都两百周年的2012年,恰逢赫尔辛基首次轮值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所谓好事成双。其实这座城市近年来出的风头一直很劲,《纽约时报》就在2012年旅游必去之处的名单上,把赫尔辛基排在了第二;而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也在去年年底把赫尔辛基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首位。

不知道是WDC挑了个好时机上马呢,还是所有的关注目光皆因WDC而投来。无论如何,芬兰作为北欧设计重镇,其威名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起就以斯堪迪纳维亚设计流派而享誉世界设计舞台。在二战后的经济萧条时期,设计是芬兰的救国大业;对于这片资源有限、气候恶劣且人口稀少的北方小国来说,没有什么要比想象力更为重要的了。而事实证明,芬兰人的创意总能出人意料。就在人们哀叹诺基亚终于难敌苹果之时,“愤怒的小鸟”横空出世了。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全世界的极客们一直都粉着另一个芬兰人里努斯·多瓦尔兹(Linus Torvalds)发明的LINUX系统。可见芬兰人在数据世界里,从来都是“黑马”。而所有这些,距离他们伐木挤奶的自然世界并不遥远,甚至近在咫尺。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府,赫尔辛基的沉静和清冷可能会让一些中国观光客们略感失望。的确,论繁华,它比不上纽约伦敦;论风情,它又不敌巴黎旧金山。要说购物,名牌店寥寥无几;芬兰设计品的简洁和功能性,更不如意大利设计的张扬出挑来得一博“先富起来的”中国消费者们的欢心。可是,要拿下世界设计之都的轮值权,仅凭商店橱窗里的漂亮玩意儿这样的表面功夫,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赫尔辛基之所以担当得起如此表率,和这座城市的设计产业,乃至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建构设计不无关联。

“健康、功能化,让居民更好地享受城市生活”,是赫尔辛基市长提出的城建计划,这也很符合WDC的口号之一——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设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来,设计一直是赫尔辛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贯穿全城南北的中央公园源自一个世纪前的题案,发展至今,这片覆盖700公顷原始森林面积的公园拥有长达100公里的慢跑林荫道和滑雪道,沿途连接着住宅和商业区。城际交通网络也是赫尔辛基最值得自豪的一项基础设施,大巴、电车,地铁和火车便捷而可靠;推着幼儿童车的大人可以直接上车停靠在童车区而不必买车票,这恐怕在全世界都难找第二家。据说赫尔辛基最终战胜苏黎世和哥本哈根,荣获全球最宜居之美名,其重要原因竟是商店延长了周末的营业时间。可见这座城市要在保有自然环境和闲适节奏的同时,仍然力求现代生活不得不具备的高效和高功能。

一转眼,WDC的大戏开幕已近半年。和其他设计周、设计节大为不同的,除了WDC是场长达一年的设计展示,更独树一帜的,是它并非一场设计秀。单纯设计产品和建筑的推介当然有,但赫尔辛基人谈得最多的,最愿意让世界了解的,还是他们渗透在社会、服务、教育和工业科技等各领域的设计观念。设计并非时尚概念,设计是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通盘考量,不仅有艺术和科学的参与,更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在内。仅服务设计这一项,学问就深得很,而芬兰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设计堪称世界领先。最近在赫尔辛基某大型超市试行推出的“慢通道”收银台,就是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研发出来的一项服务设计产品,专为残障人士、老年人、带婴幼儿的父母,以及任何因为种种原因快不起来的顾客设置。排在“慢通道”,动作再慢,也不会遭到后面人的白眼和催促。

赫尔辛基地区有近八千家创意产业公司,虽说只是全芬兰创意产业的四成不到,但创收却占六成以上。由赫尔辛基来代表芬兰设计中心,理所当然。赫尔辛基也常常被形容成“世界上最小的大城市”,对此评价,赫尔辛基人相当满足而自豪。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2012年04月30日

起飞前的瞬间

突然地,我陆续接到好些国内朋友从赫尔辛基机场发来的短信。他们目的地各不相同,却都在赫尔辛基转道,也让他们想起了我这个“发配在北方”的朋友。原以为芬兰远在天边,可芬航一促销,人们才发现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是贯穿欧亚大陆直线距离最短的中转站。事实上,赫尔辛基也是唯一可以从中国出发,只经陆路到达的欧洲城市。如果你在北京坐上火车,经莫斯科、圣彼得堡,最终到达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之时,或许还能穿越时空地想象一下近一个世纪以前,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是沿着相似的路线到此避难的。

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是由芬兰著名现代建筑大师艾利尔·沙利宁(Eliel Saarinen)于二十世纪之初设计建造的。作为沙利宁的浪漫古典主义代表作,它也体现了芬兰式的折中和功能主义。近一百年来火车站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虽然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生活,但建筑风格保留完整,当初的一些装饰艺术细节都一一健在。因岁月沉积而造就的稳重和厚实,给行色匆匆的旅人所带来的安全感,非任何仿古建筑所能达到。老沙利宁有生之年没能有机会设计机场,但他的儿子埃洛·沙利宁(Eero Saarinen)却设计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达拉斯国际机场。同是国家首府的交通枢纽中心,老小两代沙利宁所传递的建筑语言有一脉相承之处,更具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火车站总给人带来些许怀旧的浪漫情怀,飞机场总会令人有超现实的想象。只是近年来空中交通的繁忙和反恐措施的加强,机场越来越令人焦躁不安,甚至徒生无名火。和其他大城市的国际机场相比,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着实不算大,早些年在芬航尚未主攻亚洲航线之前,有时候其安静程度不亚于一个乡村加油站。现在虽然也忙碌嘈杂起来,所有的标识牌也都有了中文注释,但大多数第一次空降赫尔辛基的人,还是会一下子感受到一种北欧特有的沉静和清冷。这显然和机场内部空间所用的大量原木和金属色、大面积玻璃墙、线条简单干净的家具,以及对自然光和人造光极具敏感的捕捉有关。

事实上除了对安检程序不耐烦、对机场饭店不满意,对延误航班生怨气之外,机场也是有可能令人愉悦,甚至具有娱乐性的。布置在万塔机场的几件大型当代艺术装置,是对机场空间的又一概念挑战。这些出自芬兰艺术家之手的雕塑作品似乎专为机场高挑而宽敞的空间所订做,其视觉艺术效果相当成功。最具标志性的是艺术家马蒂·艾哈(Martti Aiha)的巨型木雕,高达八米,重达三吨,吸引了不少来往过客的镜头。该木雕的另一姐妹作也已入万塔机场的永久艺术收藏,只是实在无处摆放而不得不收入仓库。

仔细想来,机场的确很适合当代艺术展示。它具有空间和光线的绝对优势,它还比博物馆和画廊更能和穿梭往来的人群做互动感应。“坐下来,抓住瞬间”是万塔机场最近推出的一个椅子设计展览。这当然是为了迎合赫尔辛基作为2012年世界设计之都而所做的芬兰设计推广,但安放在此处,它必定要为旅客服务而不显得奇怪而呆板。写满了设计师背景介绍的布展板前,挂了一些隔音耳机,并且醒目地标注了如何享受这些舒服的椅子——带上耳机、坐下来,抓住瞬间!写下你的感受并贴在板上。

我猜想,带上耳机坐下来的人中,大概有不少会选择上网而不是便条纸来发表感言,“某某某的椅子不错!”,“航班延误,赶不上和朋友午饭了!”等等。尽管和策展人的初衷不太符合,把一段本该放松甚至放空的时间段又硬塞进了点儿东西,但这也是现实,并且也算是抓住了瞬间吧!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4月20日

总统这份工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国际媒体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弈。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地势遥远的北欧小国芬兰,也到了总统换届的关键时刻。已经任职12年的首位芬兰女总统哈洛宁,终于圆满退场,把接力棒交给了在大选中胜出的新任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

63岁的尼尼斯托来自芬兰最大政党民族联合党,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冲刺总统宝座,2006年更是以微弱劣势败给哈洛宁。他的胜出似乎并无惊讶之处,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多年来蓄势待发的最终结果;而这个结果,也刷新了芬兰政治历史。首先,芬兰三十年来一直由社会民主党占据总统职位的时代终于结束;其次,芬兰现任总理卡泰宁同样来自民族联合党,这对这个温和保守党派来说是破天荒的。尽管按照芬兰政治上的历来规定,尼尼斯托必须先 ** 才能踏入总统办公室。其实他在决定再次参选后,就早已开始刻意疏远自家党派,强调他作为独立思想家的身份。

尼尼斯托如同小说故事般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极其有利的铺垫,尽管对他个人来说,这些经历是悲剧性的。1995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交通事故; 2004年12月海啸发生时,尼尼斯托和两个儿子正在泰国度假,大儿子逃到了一家旅馆的屋顶,他和小儿子攀吊在一根电话线柱子上长达几个小时。海水冲走了尼尼斯托的一切物品,他穿着一件浴袍飞回了芬兰。根据他母亲的说法,经此考验,尼尼斯托整个人脱胎换骨。

选民们自然最喜欢这种煽情剧情,可以说尼尼斯托借此获得不少友情票。尽管被评价为是一个要求甚多的老板和巧舌如簧的演讲家,尼尼斯托和他的团队很擅长人情笼络。竞选期间,他们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观光购物花园大道开出尼尼斯托咖啡馆,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交流平台。他的当选,被芬兰政治评论家认为是保守派抬头的又一征兆;律师出身的他最擅长经济政策,在慈善事业上也一直很活跃,他甚至还写过两本书,也算是个著作者了。

然而尼尼斯托会给芬兰和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这不是革命,也不会成为革命。”他在二月份的第二轮投票后如是说到。这句话,应该也可以成为他今后六年的执政准则。芬兰的外交政策不会有大变动,中芬关系也应该持续稳定。按照传统,他应该很快就走访瑞典、爱沙尼亚和俄罗斯这三家近邻。当然坊间更热衷于议论的,是他什么时候才能受邀赴白宫。

在大选获胜后的第二天早上,记者就在尼尼斯托家门口蹲点,拍到这位即任总统带着帽子手套铲雪的照片。事实上芬兰总统一直都有平民化的形象,哈洛宁以前就常常自个儿逛超市和商场。刚离任的她从总统官邸搬回赫尔辛基以前的家,和老公手挽手到附近商店买东西,也被记者逮住了拍照,裹着棉大衣的她看上去和普通芬兰大妈无甚区别;而她的邻居们对她重回社区当然很欢迎,在农贸市场的一家小咖啡店里,仍然保留了一张刻有“总统塔莉亚·哈洛宁之桌”铭牌的小圆桌,这是她和老姐妹们经常聚会聊天的地盘。

芬兰总统的这种平民化特征甚至表现在其工作职能上。尼尼斯托在一张竞选海报中,一副挽起袖子要干活的样子,题图为“总统是一份工作。”根据芬兰宪法,总统的特权相当有限,甚至有意被消减。芬兰民众更愿意把总统当成他们的最高统治代言人,管理那帮争吵不休的政治家们。总统仍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领导作用,尽管他不得不受政府内阁的牵制;芬兰是军队最高统帅,尤其在是否派遣芬兰部队解决国际争端和危机问题上是关键角色。但是,如果政府内阁和总统就某个问题不能达成共识,政府可越权提交给议会表决。

总统的确只是份公务,可是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像芬兰那样,不把自己国家的首脑当成大明星大英雄呢?作为一个不论从教育、社会福利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处力求创造人人平等环境的国家,产生如此平实的“总统观”,似乎也不足为奇。更值得一提的是,和尼尼斯托在大选中激烈竞争至最后回合的绿党对手哈维斯托,是一个公开同志;在去年岁末总统府的芬兰独立日派对上,更是张扬地带着年轻帅气的发型师同伴出席。虽然哈维斯托最终挫败了,但他却如同一匹令人惊讶的黑马大出风头。从某种程度上讲,哈维斯托在一大批总统竞选候选人中的突然崛起,也反衬出了芬兰民众的开明。他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进入第二轮投票的绿党候选人,也是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总统候选人。

本文参考了New president won’t start a revolution, Kyösti Karvonen, This is Finland(这就是芬兰)。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2012年04月16日

你快乐吗?

根据刚刚公布的《世界快乐报道》,芬兰是世界上第二快乐的国家,排在丹麦之后;紧随芬兰的几个国家依次是挪威、荷兰和加拿大。最不快乐的国家毫无悬念地都分布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如贝宁和塞拉利昂等。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赞誉,还没从漫长昏暗的严冬里缓过劲儿来的芬兰人大概有点儿哭笑不得吧。冬季抑郁症是很多芬兰居民要应对的季节性心理病症;由于日照时间短,不得不补充维生素D和在仿日照的暖光灯下“晒一晒”。或许也是因为又黑又冷的日子过于冗长,芬兰人喝咖啡量和阅读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他们发明了桑拿,就更顺理成章了;外面冰冻三尺,自家浴室却是“热带雨林”,真可谓“气候避难所”。当然,酗酒、抑郁和自杀,似乎也都可怪罪于黑和冷,这些也都是芬兰社会问题中几个不得不谈到的话题。

和一味公开强调追求快乐人生的美国人不同,芬兰人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深沉感。快乐不是芬兰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儿,“你快乐吗?”这样的问题也几乎从来不问;事实上芬兰人的面部表情普遍来讲都“没有表情”,他们总是显得比较严肃或者拘谨。如果把一个典型的芬兰人和美国人放在一起做对比,仅从外表观察,芬兰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更快乐的那一个。

但快乐的确是个很难凭表面来研判的东西,它也很难以量化的方式来衡定。一个成天皱着眉头的芬兰人其实未必比一个一天到晚笑嘻嘻的美国人来得更不快乐。尤其是有时候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快乐,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每天即时的琐碎和烦恼而缠绕。至于国家的快乐指数,要算1972年不丹国王发明的“国家快乐总值”(GNH)最为有名了,所以很多人似乎更熟悉和认同不丹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这要归功于不丹对其国家形象和旅游业的大力宣传。近年来有些心理学家对GNH重新定义,使其不再仅限于佛教教义。而批评者则指出,GNH的评定方式过于主观,无法适用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甚至有可能被政府拿来利用,制定符合政府利益的GNH指标。

今年首发的《世界快乐报道》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所应联合国要求而立项,不论它是否真的具有学术权威性,却很清楚地列举了报道的衡量依据。研究人员指出,仅仅财富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政治自由、强大的社会网络和清廉的政府才是拉开最快乐和最不快乐国家们之间距离的重要因素。工作保障和好的同事关系要比高收入更能给人带来满足感,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令父母子女更加开心。一般来说,生活标准提高后,人们会更快乐,但这并非绝对,比如美国的快乐指数就没有因生活质量提高而提升。

具有全民社会和医疗福利、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免费教育,再加上政府腐败指数全球最低的北欧国家们名列快乐之前茅,似乎不足为奇了。芬兰一直把“平等”和“透明”作为国家形象的关键词,而对于国家公民来说,一个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是快乐生活的基础。就算是冬天晒不够太阳这件事儿,善于创新的芬兰人也仍然孜孜不倦地“与天斗”。去年年底刚刚研发成功的“耳机日光灯”看上去像个IPOD,只不过耳机放出的是日光而非音乐。据发明者研究,光线经耳道直接照射至大脑,将是治疗季节性精神紊乱的重要方法,抑郁、情绪波动,甚至时差等可有所改善。芬兰科学家特别提醒大家别因为省钱而自个儿拿手电照耳朵,因为它不仅方向不对,光线也偏黄,纯属白费工夫。可见对芬兰来说,社会体制重要,晒太阳也重要。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4月08日

DocPoint,北欧最大纪录片节

2011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上,有四部名列前茅的奖项提名片出自芬兰制作。最后获得纪录长片大奖的《蜗牛的星球》由芬兰一家电影公司联合制作,而纪录片节的开场电影《大使》也有个芬兰合作制作人。

或许这已足够说明芬兰纪录片的强悍能力。芬兰向来有“纪录片天堂”之称,而纪录片观众也总是把芬兰纪录片视为优秀国际纪录片之列。短短几年时间,芬兰的制作公司已具有相当的实力争取到国际资金;很难想象,就在十年前,要给芬兰纪录片做个英语版本还都不是想当然的事。

创立于2001年的赫尔辛基DocPoint纪录片电影节可能不为中国观众熟悉,但它却是北欧地区最大的年度纪录片节,并在纽约和拉丁美洲设有巡影活动。就算是天寒地冻的一月,每一年DocPoint总还是能吸引不少国际纪录片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今年的大师是富有争议的以色列导演艾亚·斯万(Eyal Sivan)。他带来了不少作品,最突出的要算1999年的《专家——一个现代罪犯的肖像》。这部黑白片从头到尾记录了前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庭审时的表现,摄像机镜头就没离开过法庭,却给观众带来极其恐怖和震惊的深刻印象。

选择斯万这个总是喜欢挑战权威和挖掘人性的导演作为2012DocPoint明星,极其符合策展人们想通过本届纪录片节所传递的信息。整个欧洲正在岌岌可危的经济危机中摇曳不定,人们对未来心事重重,各种政治派别相互掐架,各种奇谈怪论和怨恨情绪也在四处蔓延;芬兰虽还未落入泥坑,却也开始担心自身难保,抵制移民、反对全球化和多文化的观点有所抬头,似乎自己关了门过小日子便可度过难关天下太平。此时,重新讨论欧洲的人道主义并非多余;利用纪录片节来回顾历史,用屏幕展示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文化,不失为电影人对公众所发出的大声疾呼。

今年参展的芬兰纪录片,有不少围绕着人道主义精神这一主题。其中既有和国际争端和战争相关的,更有和芬兰本国有密切联系的题材。居留芬兰的难民,却无法忘却昔日的严刑拷打而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疗;被多次遣返的罗马尼亚少女妈妈,始终无法重回学校开始新生活,再次回到赫尔辛基街头乞讨……。这些话题都正切时弊,提醒公众认真思考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尤其是在经济萧条之际,为保全自身的社会利益,是否就应该排挤甚至驱逐弱势人群?

《先知》是一部只有23分钟的纪录短片,却可以说是新芬兰纪录片流派的一个极端典型代表。片中主角是一个不喜欢和人接触的男子,他如隐士般居住在芬兰的树林中,自认为小时候遭到雷击后拥有了先知般的超能力。整部片子拍得如童话般梦幻而离奇,虽然短却制作精良得很,从配乐、三维后期,到文学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在编剧中的运用,都配合得相当流畅,一气呵成。极其艺术拍摄手法,非常明显的导演主观意识,大量的后期电脑加工,讲述真实的故事和人物,这是芬兰新纪录片的一个特点。乍看之下会被吓到,因为这和传统纪录片的线性叙事方式大相径庭;但细想之下,这也算是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好比报告文学,也一直有人争议其真实度。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芬兰纪录片都由芬兰本国的资金赞助。芬兰资深电影人认为,如果每部片子都要走国际路线,很可能拍都拍不成,因为国际投资者更看重商业利益。正因为定位本国市场和观众,上面提到的那些好片子才有机会应运而生。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2月01日

设计之都,拉开序幕

每到年初,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45个必去之处》总是成为旅游爱好者们当年的风向标。今年的榜首巴拿马、第三名缅甸,均属意料之中的旅游胜地。可是第二名却爆了个大冷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原因无他,赫尔辛基轮值2012年的“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设计,把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这个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女儿”的城市。

对于这个北欧清冷小国来说,设计曾经是走出二战后贫困萧条境况的生存之道。作为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流派的重镇,设计早已融入芬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既不是稍瞬即逝的潮流,也不是肤浅流行的时尚;设计对于芬兰人,是一个观念,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其实也并不需要由“世界设计之都”这样的头衔来认可自身。不过事已至此,赫尔辛基这个刚刚被英国Monocle杂志评为“全世界最宜居城市”第一名的首府,肯定是要在龙年大出风头的了。

当设计成为一个国家的招牌,甚至关乎其形象和身份,那它一定不止是杯盘碗碟之小清新和手袋头花之小可爱了。自芬兰设计于1933年在米兰三年展上首次亮相至今,它经历了从传统手工到高新科技工业的漫长演变过程。但不论是一个伊达拉(Iittala)的手工吹制玻璃花瓶,还是Ipad上被疯狂下载的“愤怒的小鸟”,创意,始终是关键所在。 赫尔辛基就有将近八千家创意产业公司,都凭脑力激荡来赚钱。如果把但凡以设计起核心作用的工业都算在内,那么,首都地区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员都是靠设计过活的。

若从设计史的角度来梳理芬兰创意渊源,自然有不少专业解读。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当代芬兰社会之下,开放却是创意的关键词。开放(openness),正是本年度赫尔辛基“世界设计之都”所主打。乍听之下,它似乎和设计无甚关联,但事实上,芬兰作为一个连续多年在“全球最廉洁政府”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国家,透明和公开,不仅是公共机构的行事准则,也是公民百姓为人处事的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设计上,就是尽可能公平地向每一个人提供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权贵的奢侈品。

设计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创造一种更美好、更快乐和更易居的生活环境。对于一个实行全民健保和福利、从幼儿园到大学均免费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把日常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设计好更重要的事情了。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系统之迅捷和高效,堪称全世界少有;推着婴童车的家长不必买车票,更是芬兰服务设计对人之关怀的典型例子。由1911年就提案而发展至今的赫尔辛基中央公园,贯穿城市南北,有长达100公里的林荫跑道和滑雪道,连接沿途民居,以最大限度提供健康自然的都市生活。

芬兰的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佳之一。在水品赏活动中,赫尔辛基的民用自来水轻易胜出法国依云瓶装水。的确, “千湖之国” 得上天眷顾,拥有纯净的水资源;但就在三十年前,繁荣的芬兰造纸工业也曾污染湖泊。这说明,在人治社会,没有昌明严谨的监管,再好的自然资源也能挥霍一空。芬兰人的好日子同样来之不易,而公平、人性的设计理念为其家园建设之基石。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1年12月10日

丹麦克里斯蒂亚娜——哥本哈根自由之城

在所有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啦啦队中,没有谁能比这群人更具鼓舞性的了。当他们在夜幕下一喊出 “我们是从丹麦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亚娜自由城来的!”,便迎来了人群的欢呼和鼓掌。“四十年前,我们推倒了哥本哈根的一道篱笆,成立了自给自足的自由城!四十年前,我们占领了那里;现在,我们仍然占领着!”围绕着他们的示威者们像跟着领袖喊口号似地逐句重复这些话,末了,人群更是爆发出兴奋而期待的喊叫。

四十年前的占领

他们并没有吹牛。四十年来,被称作“自由城”的克里斯蒂亚娜(Freetown Christiania)是嬉皮另类生活方式的鲜活明证。在这片地处哥本哈根市中心的绿荫地中,占领者们宣布独立,奉行着自己的法规条文,拥有自己的“国旗”,甚至发行自己的货币。这里没有汽车、没有武器;不许偷盗,却可以公开售卖大麻。这如同神话般的离奇故事,可不是安徒生笔下的虚构创作,它是如何发生在当代西方民主国家丹麦的?

1971年,一群嬉皮占领了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片废弃海军军营。这里曾经是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于1617年建造的堡垒和市镇的一部分,虽然经历了两百多年以来的战乱和政权变更,相当一部分建筑得以幸存,成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善的十七世纪军事防御工程。尽管一直有无家可归者偷偷潜入,直到1971年9月,一帮邻里居民拆除军营围墙,把闲置空地当成游乐场供孩子们玩耍,才算拉开了占领这片土地的序幕。当月26日,以一个小有名气的无政府主义记者雅克布·卢德文森(Jacob Ludvigsen)为首,在他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军事禁城》一文,宣布自由城的成立。卢德文森也是自由城宣言的作者之一,宣言中写到,“克里斯蒂亚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治社会,每个人都对整个社区的完善而尽责。我们的社会自给自足,我们的信念是避免身心的穷困。”

克里斯蒂亚娜精神很快成为嬉皮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而这片34公顷土地原本为军用,可谓其“前世”和“今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基于人权至上的理念,丹麦政府在克里斯蒂亚娜被占领后不久,宣布其为一项社会试验,虽未定其合法性,却也默认了它的存在权。从此,这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乌托邦”式的“城中城”和“国中国”就得以生存下来。但它从未停止过和其母城哥本哈根的对抗,无数次和警察的抗议和冲突,无数次和政府部门的谈判和交锋,无数次和历届当权者们成功了又失败的交易……;克里斯蒂亚娜始终没能被反对者们铲除, 似乎应验了当年的抗议歌曲《你不能杀死我们》(You Cannot Kill Us)中所唱的。自由城如愿以偿地成了丹麦首都最大的“钉子户”。

围墙之内,社会之外

自由城作为丹麦自由主义的象征,成了哥本哈根的一大著名景点。除了“美人鱼”之外,克里斯蒂亚娜也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而本地人似乎也很为之自豪,只要有客人来,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通常都会安排游览自由城。给自由城做导游,当然也成了一个创收途径。

要找到自由城相当容易。过了哥本哈根的河道,来到右岸,在典型的北欧老城区中,远远地就能看到克里斯蒂亚娜的外围墙,上面画满了各种色彩艳丽、风格迷幻、内容奇异的涂鸦;入口处有两根刻有图腾的巨大木桩,撑起一块长长的横匾,写着金色的“CHRISTIANIA”字样。一个被规划了的现代都市就近在咫尺,可一入墙内,好像是进了乡下的村子。残留的兵营砖房、年过半百的木屋,都被嬉皮艺术家们“粉饰”过一番;草地们显然都从未接受过割草机的检验,野花野草此起彼伏,倒也显得生趣盎然且自由烂漫;铺着碎石的小径甚至泥道随处可见,既然这里不允许汽车进入,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方便。菜园子、大棚和阁楼阳台等等一看就是自己搭建的“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多数还都花了点心思,搞得奇形怪状,算是创作吧。在自由城的章程里,特别指出,城民们有责任和义务参与自由城一切决定的同时,更有责任和义务“自我管理”。这包括了自己把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事情打理好,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府机构会来帮你。既然你不要政府管,就也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到底。所以,在克里斯蒂亚娜,基本上是看不到城市规划的痕迹,每棵树、每根草和每栋楼,似乎都随心所欲地伸着懒腰晒在太阳底下,说有点乱吧,却不闹腾,更不肮脏,一切都显得相当自然,算是秉承了创立者和居民们的自由宗旨。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最高领导机构的社区,每个居民需要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道德水准,才能维持其正常运作。自由城里的近一千名居民要共同照看领地,要共同开会讨论每一项重大决定,包括其中两百来号孩子。在这里,民主意味着任何决议的过程都是冗长、艰难甚至令人筋疲力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值得如此做。从克里斯蒂亚娜的先民起,跑到自由城里来的人,应该说都是正常社会中的少数、异类和弱者。所以克里斯蒂亚娜的民主进程,就绝对不会忽视任何一个自由城居民的微弱声音,不论他或她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是酒鬼还是残障智障。

不要以为自由城居民都是只会晒太阳的懒虫。事实上克里斯蒂亚娜的嬉皮们,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饭店、咖啡馆和剧场等,在自由城里经营得井井有条。最有特色的,应该是无数不少的手工业制造者,通常都相当具有创意,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和丹麦当地人。比如鼎鼎大名的“克里斯蒂亚娜自行车”就产自这里。它很像中国人常用的三轮车,只不过正好前后颠倒。骑车人居后,两个轮子载着个比较深的铁盒子在前位,即可装货物,也可供三四个孩子蹲坐其中。这项节能环保的交通工具发明可不便宜,一辆起码一千多欧元。“克里斯蒂亚娜自行车”是自由城绿色生活的典型代表。根据“克里斯蒂亚娜绿色计划”,居民们希望把自由城建成一个借助于有限的现代科技的原生态环保村。这将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仅需要居民们的高度自觉性和实际操作能力,也需要相当的财力和技术来支持。自由城居民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自由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香格里拉”,要像绿色计划中所描述的,让克里斯蒂亚娜回到接近于人类初始的小农经济社会模式,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事实上,自由城从来也没有完全和主流社会隔绝开来过,它甚至也没有真正做到过所谓的自给自足。从十几年起,他们就和政府定了协议,通过缴纳一定的税收,换取城市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水、电等必要生活能源。

充满荆棘的自由路

其实,最吸引外来者的,无疑是自由城中心著名的毒品一条街(Pusher Street)。这也是克里斯蒂亚娜创立后,和政府几番较量后达成的又一个交易。在政府的默许和警察的眼开眼闭下,这里可公开售卖大麻等软性毒品,但海洛因等烈性毒品是严格禁止的。

就如创立者之一卢德文森所说,既然无法彻底铲除毒品,吸毒者也无法在正常社会生存,不如圈一块地让他们过自己的日子。毒品一条街使吸毒者们成了企业家,也限制和规范了毒品交易,好过搞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和娼妓合法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围绕着毒品交易的纠纷经年来从未停止过。即使是自由城内的居民,也逐渐对此担忧起来。十几年前的毒品一条街,无非是一些与世无争的嬉皮们赚点零花小钱,多数毒品为自用;可现在却是被有组织的毒品犯罪集团钻了空子来谋取暴利,从而引来一些因为争抢地盘而发生的帮派枪战,这和克里斯蒂亚娜创建者们所倡导的利他主义和爱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房地产归属权也是自由城和政府之间的争议焦点。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房屋拆除问题,居民们和警察有过几次大规模冲撞。2009年的抗议游行中,自制火弹、路障、催泪瓦斯等等统统上场,双方打得相当激烈,最后导致一千五百人被丹麦警方逮捕。今年早些时候,克里斯蒂亚娜终于被迫对外关闭了一段时间,源于政府就房地产问题下达最后通牒,要居民们要么花一亿五千万丹麦克朗(相当于一千八百万英镑)买下物产,要么同意政府把自由城的房产归为公共房产所用。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自由城居民们终于忍气吞声地同意,他们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钱买下房子,或者向政府支付租金。

对于很多自由城居民们来说,这个决定并不糟糕,至少他们不必再担心哪天政府真的发飙,把他们统统赶将出去。毕竟,这个原本就属于丹麦海军的地盘,是他们跑来占地为王的。只是,随着贩毒组织利用自由城做毒品交易,似乎已经终结了自由城嬉皮乐园的梦想;现在房产也将商品化,是否等于宣告这个社会试验的结束甚至失败?自由城的货币从来也未曾成为过硬通货,居民们为了将来的现实生活,能够和围墙外的市场经济和商业金融大潮抵抗多久?它最终会沦落为一个名存实亡的,类似于“艺术区”或“民俗村”那样的旅游景点吗?

“占领华尔街”的人群已经逐渐散去。克里斯蒂亚娜的占领者们,还能当家做主多久?

哥本哈根之设计酒店

HOTEL NIMB

这家精品酒店只有14间房间,位于市中心著名的帝沃利公园之中。从家具设置到家电配备,都按照奢华标准行事,房内甚至配有真正的壁炉和桦树木柴供取暖用。这样的地方,当然少不了米其林餐厅做陪伴啦。

入住价格:250欧元起。

http://www.tivoli.dk/composite-8815.htm

HOTEL FOX

由21位国际艺术家设计的福克斯旅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意和趣味的旅馆了。每间房间都有一个主题,都是一件艺术品,从墙壁涂鸦到床单图案,凝聚了每位艺术家的精心创作和奇异灵感。喜欢当代艺术和设计,不怕尝试怪异空间和色彩的旅人,首选福克斯。

入住价格:100欧元起。

http://www.hotelfox.dk/

HOTEL ALEXANDRA

亚历桑德拉是哥本哈根唯一的怀旧旅馆,地处市中心的历史名楼中,1910年就开张营业至今。要感受老哥本哈根的气氛,以及一个世纪以来的丹麦新旧设计和建筑风格,来这里就没错。

入住价格:200欧元起。

http://www.hotelalexandra.dk

HOTEL SKT. PETRI

位于哥本哈根的拉丁区中心,到处是时尚小店和咖啡馆,彼德利旅馆理所当然地在去年被评为斯堪迪纳维亚地区最棒的商务旅馆。但这并不代表它像其他商务旅馆那样中规中矩。恰恰相反,设计理念也是彼德利的特色,所以说除了个性,它更实用。

入住价格:120欧元起

http://www.firsthotels.com/sktpetri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