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KIASMA当代美术馆的夏季开锣大展一登场就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一尊巨大的用铁皮等材料搭建的芬兰女总统塔利娅·哈罗能的头像触目惊心地耸立在美术馆大门口。这显然不是一件为政治领袖歌功颂德的作品，但也称不上刻意丑化，哈罗能一头耀眼的红发在夏日亮晃晃的阳光下闪烁着，直射不远处的国会大厦。

    《另一个世界》是一个云集了芬兰和国际当代民间艺术作品的展览。这种先后被冠以原生艺术（Art Brut）、外来者艺术（Outsider Art）、自学艺术（Self-taught Art）和当代民间艺术等各类名称的艺术流派被芬兰人概括成更加通俗和国际化的名字：ITE艺术，也就是英语“DIY艺术”（Do-It-Yourself Art）的芬兰语缩写。根据欧洲有关专家们的说法，芬兰DIY艺术明显有别于外来者艺术领域中的其他任何作品，它特别具有独创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艺术在芬兰只是音乐和舞蹈，本次展览扩充了历史并不很长的芬兰DIY艺术范围，全面呈现了当代艺术语境中的芬兰民间艺术，它们是想象力、洞察力、幽默感的综合体，同时也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独处性和拯救世界的焦虑。芬兰农村文化和教育联盟和KIASMA美术馆花了很长时间在芬兰各地征集作品，其征集方式也采用了比较“原始”的作法――通过散发传单，口口相传，挖掘了一大批“窝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出色艺术家们。很多农民艺术家基本上是从自己的工具箱开始进行创作，被称之为“工棚毕加索”。当策展人不无疑惑地问一位来自东北地区的艺术家，他怎么可能做出那么多作品，他说那是因为电视节目太糟糕了，除了八点半新闻时间，他都在自己的工棚里不停地倒腾。

    和职业艺术家不同的是，外来者艺术家或者当代民间艺术家并不注重作品的未来，更不会刻意在乎作品和观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对他们来说，仅仅创作本身就足够了，他们甚至会在完成作品后一举销毁它。而面对作品，究竟是自说自话还是一场对话，完全取决于观者的个人理解。比如很多精神病患和残障人士的作品，有很多都属于外来者艺术，观者要理解这些作品是有一定难度的。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故事，作品是他们各自精神世界和封闭心灵的窗口，观者只能通过一窥而略知一二。

    正因为其业余性和另类化，人们往往会接受外来者艺术作品中的种种错误和不妥，而这些创作者具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享受其创作过程，既不需要害怕犯低级错误、也不需要提高自身技术。当然有人会质疑，这究竟算不算艺术？

    至少这个夏天，赫尔辛基人还颇为享受这场DIY集体大派对，面对稀奇古怪的发明和幽默好玩的艺术作品，人们时不时报以会心一笑。我想算不算艺术这样的学术问题，可能需要以具体个案来一一考量，而不能一概而论。或者干脆将其抛之脑后，只要大家开心，都来动手DIY，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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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芬兰给人的感觉是天高地远，但作为北欧的一个小国，她仍然免不了卷入全球化的滚滚洪流。对此芬兰本国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其他行业且不去说它，对于芬兰本土的设计师们来说，全球化肯定不失为一件好事。

   《全球·本土――赫尔辛基》展览囊括了在国际舞台走红的十几位芬兰设计师。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或许十分陌生，但如若在伦敦、纽约或东京等大都市的设计精品店中，他们的作品都是城市新鲜人们的抢手货。年仅三十五岁就被同辈同行们称为大腕的哈里·考斯基宁（Harri Koskinen）可以说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一盏“冰砖灯”令他在国际上一炮打红，从此佳作连篇。他的新作品“灯笼”玻璃烛台颇有东方风情，只是材质不再是传统的竹片，而是晶莹剔透的各色琉璃，而线条形状更是流畅简洁，不失为现代经典。“蝴蝶”组合（Perhonen）将祖母的蕾丝花边和新材料相结合所设计的“银莲花”落地灯和餐桌在伦敦一亮相，就引起媒体和评论界的一片惊呼。英国《ELLE》杂志将其评为年度最佳家具，这两位极尽所能创造新女性浪漫主义色彩的女设计师也就一举成名。

    芬兰设计早在1950年代就蜚声世界，从阿尔瓦·阿尔多到卡伊·弗兰克，都是设计界顶礼膜拜的大师。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芬兰设计的状况是否仍然停留在前辈们的保护伞下呢？我想《全球·本土》展览多少给出了一点答案。

    实用、简洁并且美观毫无疑问仍是芬兰设计的主流思潮，如今的年轻设计师们比前辈们更勇于尝试新材料，并且在实用的基础上，更大胆地发挥奇思异想，挑战消费新观念和新习惯。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银莲花”，“瓦尔弗摩”（Valvomo）组合的“吹气灯”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仅仅是加了一个类似小风扇一样的结构，并且使用了新型面料，“吹气灯”关着的时候就像一只憋了气的气球，瘫软在一旁毫不起眼，可是一开开关，它就像只气球似的慢慢地鼓了起来，并形成柔和温暖的光线。仅仅实用早就失去了竞争力，怎样在保有极少主义风格的同时，开发产品的多功能，并且在美感和趣味感上做足文章，是新生代设计师们的追求。

    芬兰设计论坛（Design Forum Finland）在举办该展览的同时，推出和英国领事馆合办《进口·出口》展览，展现英国现代设计师的佳作。事实上这些设计师有好些并非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是在英国接受设计教育之后就此留守的，其中当然包括芬兰裔女设计师安妮·可柔·奎因（Anne Kyyro Quinn），她所设计的具有雕塑感的面料目前大为走红，尤其是色彩鲜艳、形状怪异的靠垫。于是两个展览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十分有趣的互动对话，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谓“英雄不问出处”，设计师们的灵感来自各个国度和民族，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如同“空中飞人”，地理位置也不再是衡量设计风格的唯一标准。而在人人追求所谓的国际接轨的同时，具有强烈传统文化和工艺色彩的设计同样以出奇制胜的方式鹤立鸡群。但这绝对不是把老祖宗的玩艺儿照搬照抄了事，事实上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拿来主义”颇需要一些功底。

    如此背景之下，所谓“进口”和“出口”已不再是单向传输。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芬兰年轻设计师都是先在国际上打响名声，然后再一个回马枪折回老家才站稳江山，看来先“进”还是先“出”，很要有一点战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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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赫尔辛基街头，出现了一辆粉红色的有轨电车，在初夏美丽的阳光下妖娆地穿行于市区。这是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们的手笔，这辆6路电车将人们从市中心直接带到学院，带到同样是粉红色的毕业作品展览MoA2005现场。

       汇集了近70部作品的展览内容丰富多样，从工业设计到电影，油画到服装设计，以及装置和多媒体作品，囊括了学院各系学生的所长。和以往毕业作品展不同的是，这一次策展人用流行杂志的栏目标题来划分作品――生活、时代、世界、颜色和图像等，以此暗示作为文化产业的新闻之巨大影响。就像现实生活中人们志趣相投而成为同道中人一样，展览不仅将“臭味相投”的作者分组归类，也希望以此激发观者的个人兴趣，并产生互动效应。所谓“艺术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令什么发生了。”

    但凡学生作品展，多为探讨实验性质居多，本次展览也不例外。尽管如此，MoA2005中有不少作品已经是相当成熟，比如和芬兰著名纺织品牌marimekko合作的花布设计，和享誉全球的琉璃陶瓷产品老厂牌Iittala合作的餐具等等。教育质量世界闻名的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学院一直是艺术类学生们趋之若鹜的追求，入学考试向来是千里挑一。然而进了学校并不等于进了保险箱，在“毕业即失业”的威胁下，学生很早就开始了和社会大市场的接触，而学校也十分鼓励学生自行创业，不仅提供各种免费设施等便利条件，更尽量提供各种机会让学生参与展览和项目研发。有的学生赖了八、九年才毕业，但期间产出了不少好作品，这就是典型的重质量而非仅仅为拿文凭的例子。当然，芬兰的免学费教育制度也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学习方式很重要的支撑。展览名称MoA2005意为“Masters of Arts 2005”，即点明了这是一场硕士毕业作品展，又一语双关地把“硕士”的意思转换成了“大师”，充分显示了学校和学生们的自信心。

   “创造性经济”可以说是本次学生展最大的特色。如果说从卡通漫画书的设计延伸至手机、互联网等相关系列产品设计不算希奇的话，将灯具和纺织品相结合的会发亮的面料、将现代艺术和美食相结合的糕点制作表演、集故事、音乐、图案等各类设计于一体的浴室装潢概念、把时装设计和录像作品融合在一起的新媒体艺术，都是既具有新意和艺术性，又具有实际市场操作性的尝试。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叫做“男人的感情”的新媒体作品。一组由一名男性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被编排在一起，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任意挑选舞蹈片段，有“高兴”、“爱”、“恐惧”、“害怕”、“伤心”等等。你既可以让那个男人像白痴一样不停地蹦达，表达“高兴”，也可以让他没完没了哀怨地“伤心”。坦白地说，手拿摇控器，随心所欲地操纵男人的感觉的确不错，以往我对大多数的新媒体艺术都是一头雾水，这次总算过了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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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说了两期美国人，有点刹不住车。但这毕竟不是“美国来信”，不如顺着美佬的话题继续说说芬佬。就像美国人常被人形容成“哇啦哇啦”的“大嘴巴”一样，芬兰人的沉默寡言也是出了名的。早在一九四零年代，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旅居芬兰，就颇有感触地借用一句芬兰老话来表达没人可说话的心情：“芬兰人用两种语言来保持沉默”。
         仍然要感谢民族工业。自从有了短信，芬兰人说话就更少了，他们宁愿移动大拇指，也不愿动嘴皮子。电视台有类似网络聊天室的节目，所不同的是观众发的手机短信在屏幕上没完没了的滚动着。一到夏天，地铁里、公车上倒是有了一些“话匣子”，絮絮叨叨地可以把一地鸡毛都跟毫不认识的你倾吐。这些都是有点喝高了的，等他们彻底高了，就趴下了，就又说不了话了。这让我联想到我所去过的展览开幕式，只有酒精，没有一滴水或软饮料，害得我渴着嗓子看了好几个展览。是不是主人觉得只有乘着酒性，场面才能热闹活络起来，而不至于死气沉沉呢？
        有个天才，就另想了个办法来套人的话。Noriko Show是一个电视谈话节目，女主持Noriko自称日本人，一头黑发，带副黑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日本蹩脚英语。她的问题也很愚蠢可笑，常常令那些芬兰名流们不知所措，但或许是顾忌国际影响吧，无论多尴尬，他们还是十分耐心礼貌地应付着这位具有东方风情的女子，并且不厌其烦地向她解释芬兰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最后Noriko说，你带照片了吗？我们互赠照片留念吧。这当然又是个古怪的要求，嘉宾们在第N次露出短暂惊讶表情之后，都纷纷歉意地说，啊呀我没带照片，回去马上给你寄。这时Noriko亮出她的照片，大家一看就傻眼了，马上从英语切换到芬兰语，大叫搞什么搞啊。原来这个Noriko其实是芬兰有名的女演员假扮的，整个节目就是把这些政治家，明星等名人找来捉弄了一番。人在说非母语的时候，其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而面对外国媒体，每个人出于各自原因都有不同寻常的表现，更会说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话。Noriko Show看似无厘头般搞笑，却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调查研究。
        芬兰人的英语水平其实不差，只是很多人的口音太重而已。有些人碰到外国人还来得个喜欢说英语，大概是平常母语说得不多，外语更没机会练习，好不容易逮着个活教材，赶快把肚子里那点货色倒出来晒晒。可见芬兰也不是人人害羞的，只是苦了我这个一心想练芬兰语的，疙疙瘩瘩两句话还没吐完整，就被他们用英语给扭转了形势。

      和美国人一见面就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不同，芬兰人初次见面说个“你好”就闭嘴了，尽管课本上也有“很高兴认识你”这句俗语，但我几乎从来没听人说过。这可不是人家装酷，理由很简单，我才见你，怎么知道和你谈不谈得来，处得高不高兴呢？芬兰人就是这么实心眼，没有半句虚言假势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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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看着由《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写的BLOG“芬兰日记” （http://blogs.washingtonpost.com/finlanddiary），担任《华盛顿邮报》网络版执行主编的朋友就来信问我对“芬兰日记”的看法。“很有启发，”我对她说，“因为我也正好在写一个关于芬兰的专栏，看看别人怎么写很有帮助。”我同时也不客气地向她指出，两位作者对芬兰的了解明显还是“蜻蜓点水”。就冲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夸奖一切的劲头，便明白是距离造成的美感。

    在芬兰住了两年多的美国IT工程师菲尔就不那么天真了。打开他的BLOG“芬兰思考――美国和芬兰的政治、时政和文化”（http://www.finlandforthought.net ），可以读到他时不时对美国政府的抨击和芬兰政治家们的嘲讽。和“芬兰日记”相比，菲尔的感同身受更加真实，而非观光客般地大呼小叫，他对邮报的两位老乡显然也有不少意见，不断指出他们报道中的偏颇之处。

    菲尔当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喜欢芬兰的美国人，他的文笔也非上乘，“芬兰思考”至多不过是个个人抒怀的网上空间，其“思考”因为作者有限的空闲也比较肤浅，应该说“随想”更为贴切。然而他还是集中涉及了不少对芬兰和美国的时政讨论，在对芬兰社会现象和新闻事件的分析上，也不乏自己独特的见解，甚至有时还带有芬兰式的幽默。

    很多芬兰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对美国人持有某种偏见，认为老美头脑简单，要是有哪个芬兰人说一口带美国口音的英语，一定会遭到嘲笑，尽管芬兰口音的英语在我看来实在是硬梆梆地令人头皮发麻。然而这并不代表芬兰人不关心美国，去年美国大选之时，赫尔辛基街头突然出现好多布什和克里的巨幅滚动广告牌，搞得我以为自己芬兰语学昏了，出现幻觉。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广告公司出的主意，以此吸引众人眼球罢了，同时还鼓励人们上其公司网站，正儿八经地进行投票。结果证明，如果克里在芬兰，他就当上总统了。

    回到邮报的两位前辈，他们之所以那么欢欣鼓舞地享受着芬兰美丽的初夏，证明他们所到之处，一定是受到了善良纯朴的芬兰人民友好热情的接待。以至于身处摇滚音乐会，他们居然体会不到年轻人酗酒这个日见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暂居在赫尔辛基的黄金地段，他们也居然声称物价合理。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芬兰人吃得又健康又美味！这可是我头一回听人称赞芬兰菜，恐怕连芬兰人自己都要受宠若惊了，而两位恐怕不知道，昂贵的蔬菜水果则正是产生肥胖这个芬兰人健康杀手的原因之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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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前来探望，问我除了忙小毛头，还在做些什么。我说刚在国内的一份报纸开了个专栏，写关于芬兰的种种。“那你岂不是很快就没东西可写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朋友是个汉学家，十足的中国文化狂，刚把整部《孙子兵法》翻译成芬兰语，可见作为外国人的他，其汉语程度比很多中国人都要胜出一筹。对他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要比有着悠久历史，正处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更有趣了。至于他的小小祖国芬兰，在他的谦虚之下似乎变得微不足道。

      事实上不用他提醒，我自己对这个专栏早就有点底气不足。中国人现在最关心什么，我尚无发言权，但肯定不会是遥远的北欧。芬兰这弹丸之地那些个事儿，人家要看吗？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记者却不像我这般见识短浅。罗伯特·凯撒和鲁西安·柏金斯千里迢迢来到芬兰，进行为期三周的全国旅行，路途所见均以图文方式发表在邮报的“芬兰日记”BLOG上。按照凯撒的说法，美国人对芬兰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国家之一所知甚少，他就是要给邮报读者一个现代芬兰的面貌，并揭开这个世界上人均拥有手机最多、教育制度最完善，高新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神秘面纱。

      如果说凯撒和柏金斯的冷门之举令我感到惊讶，让我更加吃惊的是读者的反应。打开网上最新输入的文章，讲的是两位在北部城市奥鲁的所见所闻，评论竟多达147条（并且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再回看以前的文章，每一篇都有不少评论。粗粗浏览，读者中有在美国的美国人，有在芬兰的芬兰人，也有在芬兰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芬兰人。有的人是因为祖上有芬兰血统，尤其关注芬兰；也有人和芬兰毫无关系，纯粹为这个介绍异域风情的日志所吸引。

      作为美国人，尤其是讨厌布什政府的美国人，对于北欧的现行体制和生活环境无不称赞有加。上个学期我芬兰语班上的美国同学April就算一个，布什当选第二天，她来上学整个没精打采的。她老公在诺基亚上班，她在家照顾一儿一女，当我问他们打算在芬兰呆多久，“越久越好，”她老公说，“但愿吧”。

      芬兰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凯撒好像也有点犯了“人家碗里的总是更香”的毛病。尽管他会错误拼写芬兰最有名的“赫氏堡”快餐，并且将其称之为麦当劳翻版，引起“赫氏堡”拥戴者们的网上围攻；他笔下的芬兰基本上是个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人人幸福的香格里拉。

      借着这股“芬兰热”，我无意中又发现不少和芬兰有关的BLOG，在赫尔辛基居住了两年的Phil就是其中一个，他的BLOG标题说：“芬兰思考――美国和芬兰的政治、时政和文化”。

      下期就接着说说这个有趣的美国IT工程师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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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芬兰的设计之年，同时也是瑞典的设计之年。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两个国家相互对掐。曾被瑞典王权统治了六百年的芬兰虽然仍保留瑞典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但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现在设计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向来以严肃著称的芬兰人这一次倒是极具幽默感。一个叼着奶嘴的小男孩是“设计2005”的招牌海报，标题口号为“DESIGN ON”；而另一张海报则是同一个小男孩，被拿掉了奶嘴的他瘪着嘴泪水盈盈，配以标题“DESIGN OFF”。

      设计对于民众来说，果真如奶嘴对于婴孩那么重要吗？至少这是芬兰政府要极力强调并推广的概念。事实上，设计一直是芬兰经济发展中及其重要的原动力，诺基亚便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对于这个不算大的北欧国家来说，设计这回事小可小到锅碗瓢盆，大可大到国家形象问题，究竟谁才算得上“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领头羊？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设计又被政治化了。

      芬兰人民的设计祖师爷Kaj Franck半个世纪前设计的杯盘碗碟到现在还是商店里的热卖，尤其是一款存放奶油的小瓷瓶，其大小尺寸正好可卡在老式双层玻璃窗之间。那是Franck二战后经济萧条时期的作品，专为买不起冰箱的老百姓冬天存放奶油所作的周到考虑。现如今虽然每家每户都有了冰箱，但一回想起这个温馨的小故事，人们仍然为之动容。Franck所推崇的设计实用主义成为每一代芬兰设计师的座右铭。套用中国人的俗话，设计在芬兰，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四月在芬兰设计博物馆开展的“幻想曲”是设计年众多展览和活动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所有展出作品都出自学生之手。这个历时三年的计划在芬兰、丹麦、挪威，苏格兰和比利时五国的学校进行实验教育，有目的地教授孩子们一些基本设计技能：解决问题、文化思考、艺术表达和发明创造的态度。谁要是以为小孩子们顶多是做做手工课的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的创造能力不禁让人对未来的设计力量充满信心。

      另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SHOW是新近在国际上日渐走红的年轻女时装设计师Paola Suhonen。Suhonen的服装既轻松随意又大方雅致，并结合了她童年记忆中七十年代的露营文化。其具有民族风格和环保意识的设计恰巧应了眼下时尚潮流的节拍，也是她成为时尚界新宠的原因之一。

      夏天将至，北欧美丽的白夜也将随之而来。尽管四五月份的天气仍然时不时地来几天飘着雪花的“回冬”，但好不容易从黑乎乎的寒冷中钻出来的芬兰人早就按耐不住地伸胳膊伸腿了。更多精彩的设计和艺术展览也安排在夏季开锣，但保不齐前去赏光的还是旅游者居多，因为本地人都迫不及待地扑往乡村郊外去了，谁还有工夫窝在室内扮文艺青年装深沉，简直是对不起高照的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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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几乎所有的赫尔辛基人都在讨论电影《战壕街》（Trench Road），芬兰总理甚至带着内阁成员集体观摩。这部以一个为挽回妻女而发了痴的男人为主角的影片改编自芬兰著名作家伽利·侯达盖能（Kari Hotakainen）的同名小说，曾经先后获得芬兰文学最高荣誉奖项“芬兰迪亚”奖和北欧协会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准确地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马蒂是一个普通极了的工人，干着一份枯燥无聊的工作。他的满腔激情倾注于煮饭烧菜和照顾家人：火候恰到好处的意大利面、松脆可口的甜甜圈、每天晚上不厌其烦地给女儿读故事、为疲惫的妻子按摩敲背。然而妻子却对他庸庸碌碌不求上进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甚至嘲笑他“已经不再是个男人”了。正是这句话激怒了马蒂，一拳打散了完满的家庭。

    和经历过战争的父辈们不同，马蒂的男性雄风体现在对家庭无微不至的关照上。父辈们为捍卫国土手持机关枪，马蒂为维护家庭和睦，手里拿着的是锅铲和尿布。为了唤回妻女，他开始筹划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和房地产经纪、房屋原主人和其他购房者之间的“殊死战争”。

    《战壕街》之所以在整个芬兰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很多芬兰人的梦想，也正是这个并非人人可轻易达到的目标令无数奋战在“家庭前线”的男人们疲惫不堪。片中被马蒂称为“已经失去战斗力”了的中年房产经纪人，为了儿子要把房子卖掉的二战退伍军人，再加上为了买房而进入颠狂状态的马蒂，都是围绕着这个“芬兰之梦”的老中青三代“战士”。

    安祥富足的北欧拥有全世界少有的高福利社会体系。在外人看来，美丽的斯堪的纳维亚阳光照耀下，这片郁郁葱葱的大地犹如世外桃源。可是，逐年上升的离婚率、人与人之间日渐冷漠的态度，都是阳光下的阴影。和经历了战后经济大萧条的父辈们相比，生活条件日渐优越的年轻一代反而更容易不满足和不快乐。不断膨胀的物欲、追求永无止境的成就感，让人在“我要、我要、我要”和“我买、我买、我买”的疯狂竞赛中忘了生活的本质，陷入深不见底的漩涡。

    小说灵感来自作家本人在赫尔辛基郊区购买房子的经历，北欧福利制度江河日下的状况和人们对传统男性角色的社会期望经他描述，尤其具有讽刺意味。作家表示，他所要描述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逐渐增强的孤独感。赫尔辛基这个都市挤满了从不同地方搬来求生的人们，他们每一个都是孤独的个体。

    放眼世界各地的其他都市，又何尝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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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道测试题：你在马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对着你微笑，你认为a)他是个疯子，b)他醉了，c)他是美国人。我的芬兰朋友们说，如果我能一下子指出标准答案b，就说明我已经在芬兰住了有一阵子了。

    诸如此类给旅居芬兰的外国人自我解嘲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包里随时都放个空塑料袋，因为超市的塑料袋要算钱；比如你的英语变得越来越差，常常会说出“open the television”、“close the light off”这样的句子；比如你不再觉得商店统统关门大吉的星期天乏味，而学会了轻松地在家休息；比如你把80度的桑拿叫做“凉飕飕”，而户外20度则是“热极了”；再比如你坐上去爱沙尼亚的游轮，目的并非旅游，只是为了到船上免税店买便宜啤酒。

    税收比例高到被喻为“惩罚制度”的芬兰有着许多令初来乍到者称奇的社会法规和现象。在所有的抱怨和不习惯名单上，恶劣漫长的冬季和复杂难学的芬兰语可谓高居榜首。我的女朋友们在我离美赴芬之时，纷纷来信来电报以十二万份的同情，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几年前我离沪赴京时她们所表达的遗憾。事实证明，小女子们的担心有些不无道理，千篇一律淡了巴叽的芬兰菜首当其冲；然而事实同样也证明，偏远的北欧虽然令人感到遥不可及孤寂清冷，但其成熟的社会发展、美丽清新的自然环境、水准不俗的文化艺术，也都是令我生活愉悦的重要元素。

    托儿子的福，我这个“老外”一到芬兰，首先享受到的是作为母亲的种种优惠政策。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个女总统，鼓励生育政策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由来已久，再结合全民免费医疗和生生不息的女权主义运动，使得母亲这个角色在芬兰社会备受尊敬。孩子还在肚子里，福利机构就送来巨大的“妈妈礼包”，囊括了从宝宝的衣服玩具奶瓶到妈妈的乳垫卫生巾，甚至避孕套等等一切你想到或没想到的生活用品。孩子一降生，母子每月都能领到相当数目的津贴。津贴数目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亦不断上升，以至于有些“不求上进”的夫妻不需工作，只要靠生孩子，再加上其他各项补贴，就可以舒服地过过小日子了。

    芬兰职业妇女的带薪产假长达11个月，这足以使很多其他国家的事业妈妈眼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北欧女性的形象虽然坚韧强干，这并不等于男人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干。事实上，北欧男人在长期“重女轻男”的社会氛围下，对于烧饭干家务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芬兰前总理因为享受三周的产假而暂停办公，回家带孩子时，英国媒体曾兴奋得大作文章。

    这种反应在芬兰人看来自然是大惊小怪，总理也是人嘛，是人就有权获得平等权益。在我看来，人人平等的理想在北欧大地上基本上得以生根开花，学费全免的小中大学教育制度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当然，男人们有时候会聊胜于无地挣扎着喊几句“女男不平等”，但当他们推着童车搭乘公共交通时，不得不承认作为爸爸的他们和妈妈们一样享有免票的资格。不过，车里装的是必须是小宝宝，而不是他们沉重的购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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