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调查中，表明芬兰大多数三岁以下的幼童每天在幼儿园的时间接近十个小时。而在最近的一些会议和媒体上，芬兰亟需外来移民提高人口增长率的呼声亦相当活跃。

    这些数据分析都直接体现了芬兰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是职业女性，她们不愿意生孩子。事实上，这些年芬兰的出生率节节上升，甚至达到四十年来最高，但对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她们生得还远远不够多。如果芬兰不想在2035年进入老年社会，就得自己多生，也得招人来帮着多生。

    其实，芬兰对于育龄妇女的政策在全世界来讲也算得上最好的了。从预产期前五周起到宝宝五个月大，为保证一定时期的母乳喂养，法律规定新妈妈不能工作。期间雇主或社保部门必须支付至少70%的薪酬，而这笔钱可以领到宝宝十个月大。之后，法律又规定，妈妈可以在家把孩子带到三岁大，而雇主不可在此期间解聘她。社保部门同样会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每月颁发“妈妈补贴”。在孩子读二年级之前，妈妈和爸爸都有权各向雇主申请每周减少一天工作量，薪水减至80%，社保部门给予少量补贴。

    和不得不把三个月大的孩子扔进托儿所的美国妈妈、以及有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作后备军的中国妈妈相比，芬兰妈妈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当一段时间全职妈妈而不至于抛弃自身事业。然而这并不代表芬兰女性就没有压力。芬兰爸爸一样有五个月的父亲假，可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爸爸停职带孩子，妈妈出去工作。这当然和母乳喂养不无关系，但男性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的投入，即使在芬兰这样女男平等的国家，普遍来讲还是不如女性来的多。

    与此同时，女性在养育孩子问题上，仍然要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负罪感。前面说到的三岁以下幼童每天在幼儿园时间长达十小时，便是一例。人们会更倾向于怪罪妈妈过早回到职场，却不太谅解职业女性对回归事业的焦虑；更别提带孩子本身的辛劳。全天候带两三个婴幼儿和上班相比，哪个更辛苦？

    中国的职业女性，通常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过于能干便会被指责不够传统贤淑。在中国，女性只要把家管好了，便不会遭来指责，其本人亦不会有太大的社会压力，哪怕她没什么事业心，甚至没有工作。在芬兰，女性向来强悍独立，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早就超越了那种“女人味”的低级阶段，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值也不会以“顺从”和“柔弱”为标杆。就这点来讲，芬兰女性要比中国和亚洲女性，要来得更为洒脱，因为从父母、男朋友，老公到公婆，谁都不敢以“女人”为由对她指手画脚。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平等，却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中国，女人只要事业上成功，哪怕家里一团糟，也会被冠以“女强人”。在芬兰，那可是很不合格的坏榜样。要称得上芬兰“女强人”，不仅得事业上风生水起，家庭生活也得顺手拈来。班要上好，孩子得带好，家务做饭等也得干好。和中国、美国不一样，芬兰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没有全职保姆，连兼职保姆也鲜见。这不仅和昂贵的劳动力有关，也和社会风气有关。整个北欧，是个以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为荣的大环境，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和看孩子，似乎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就连请自己父母帮忙，很多时候也不好开口。于是很多年轻的芬兰妈妈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平衡，更为了打造一个更完美的“女强人”形象，体力和精力都面临巨大挑战。

    今年夏天，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证明工作有利于妈妈的精神健康，但那些试图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全都摆平的妈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或精神崩溃。反倒是那些承认自己无法两全其美，不事事求完美的妈妈们来得更开心些。

    谁都不是超人，女性同样没有理由当女超人。已经相当聪慧和能干的芬兰女人，大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从小学习家务活儿，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比起很多娇生惯养的中国女生来，要实干和坚强得多。但即便如此，以现代社会的强度和节奏，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持，她们面临孩子和家庭这个坎儿的时候，和中国的职业女性一样，也会遭遇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的前因后果，又和中国女性不尽相同。对芬兰职业女性来说，那种力图保持平衡和完美的压力多半出于争强好胜的自身，不言而喻的社会期待值当然也要对她们的负疚感和挫折感负有相当的责任，但她们毕竟不会像中国女性那样，面临老公和婆家的直接挑战。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职业女性能得到的育儿帮助要比芬兰职业女性多得多，她们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更可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中国“女强人”的障碍，更多来自传统甚至封建思想，以及无可药救的男性沙文主义。而芬兰女性，在精神和思想上享有高度自由和独立性，她们的困难是实际操作性的，分身无术导致的；而这种状况，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比如远离大家庭，缺少亲密可靠的亲戚和朋友帮助；它也和北欧的社会体制有关，高税收高福利，法制严谨，但人工昂贵，无法依靠廉价或非法劳动力解决困难。

    在最近的芬兰媒体上，不止一次讨论到职业女性的负疚感问题。在相同的职位上，芬兰男人不仅还是比女人赚得多，芬兰男人也和世界上其他男人一样，在对待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平衡问题上，似乎也没有芬兰女人所承担的那么强的负疚感。个中缘由，除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男女性别的约定俗成，芬兰女人本身也要对这种负疚感负有一定责任。正如前面提到的研究项目员所称，有必要提醒女性不要对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这样当她们遭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过于沮丧，因为她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到，她们所作的一切，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要感谢北欧具有悠久的女性主义历史，北欧男人从来都是“矮（女）人一头”。现在的芬兰男人，早就被允许显得“弱势”而不失男子气。“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不足为奇，而且喂奶换尿布推着孩子去兜风买菜的男人不会被人看不起，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心理不平衡。这样的现象，尤其在高知阶层更为普遍。女性高层在芬兰是一道相当普通的风景线，毕竟，就连这个国家，都是由一个叫哈洛宁的女总统领导着。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虎妈”掀起一阵狂风，刮到北欧却成了微风。谁让这里是全世界最推崇散养育儿方式的地盘呢？问了几个芬兰妈妈，居然一个都不知道谁是“虎妈”，可见芬兰媒体对此类新闻的不待见。终于一个美国爸爸熬不住了，讪讪地问我对“虎妈”有何看法，我说不是所有亚洲妈妈都有神经质来着，何况你又落伍啦，你们美国又跳出个“熊猫爸爸”啦！

“熊猫爸爸”艾伦•保罗（Alan Paul），是个吉他手，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了三年有余。他刚写了一本描述北京生活的书，讲他是怎样在北京养育家庭，演奏布鲁斯和成为明星的。（请问北京的朋友，他有名吗？）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所谓“熊猫爸爸”，是不是又和“虎妈”一样，是出版商的一个宣传伎俩？保罗在博客中写道，“叫我‘熊猫爸爸’吧，我以拥抱的方式教育，但我也不怕露出爪子。”很显然，仅此和熊猫扯一块儿，远不如“虎妈”的叫法来得贴切，最多不过比较上口，想乘着“虎妈”的东风，给自己和新书搞出点大的响动来，就像他的英文书名——Big In China。

但“熊猫爸爸”还挺有理儿。他在看了“虎妈”的电视辩论后，问“爸爸们都去哪儿啦？”自从大儿子出生，保罗就担任了主要的育儿看护工作。他自认他的家庭管理方式是“可控制的混乱”，并且认为让孩子在这种混乱中成长，能够尽早地让他们接触真实生活。因为真实生活本身也是“有控制地混乱”，要学会如何成功地在其中遨游探索，而不是把一切都完美化。“熊猫爸爸”从男性角度出发，认为妈妈们总是很有秩序，讲究细节；而爸爸们能够忍受乱七八糟，更能着眼于大方向。保罗承认，如果他妻子来接管，他们的生活一定更有条不紊，但她不得不向他的风格投降，因为是保罗每天张罗家庭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也正因为他妻子的妥协，他们的夫妻关系才更稳固。

一到北京，保罗就被孩子所在的英国学校汇报演出给镇住了。中国孩子表演的是肖邦前奏曲和贝多芬协奏曲，而外国孩子们则是拍着手骄傲地唱ABC。好在“熊猫爸爸”没被吓住，他很快发现了貌似高效的中国教育制度下的问题，他仍旧选择以他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的目的是把他们养育成独立自信，有能力的成年人。 

如果说中国父母欢呼“虎妈”，似乎情有可原，可“虎妈”这次在中国遭到无数抨击，却令人惊讶地在美国赢得相当数量父母的认可。美国经济的衰退、教育体制的缺陷、美国人对中国的无名恐慌，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失望，都是“虎妈”受欢迎的背景。从表面上看，一个是能产生奥数高手和钢琴神童的体系，另一个是仍致力于“一个不能落”、尽力扫盲的机制，很容易令人产生神往的错觉。然而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虎妈”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斗不完的无数战争，“熊猫爸爸”则认为帮助孩子学会享受人生更重要。

迄今为止，我所读到过的最好的“虎妈”评论出自波士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之手。他在《今日心理学》博客中把“虎妈”比喻为驯兽师而非真正的虎妈。母老虎训练虎崽的生存能力，是放养于自然，因为她知道唯有经历厮杀和磨难，虎崽们才能成长为凶猛的森林之王。而驯兽师挥舞鞭子，只是逼迫老虎干他们不愿干的事，目的是为了炫耀一些他们并不愿意学的技艺来取悦他人。

对此，“熊猫爸爸”持相同观点。他尤其指出，“虎妈”禁止女儿们在朋友家玩耍过夜，恰恰是剥夺了她们锻炼沟通和社交能力的最佳机会。而这些，在她们成人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比弹一手好钢琴要重要得多。任何以为可以替孩子选择朋友和兴趣的父母，其实都在扮演驯兽师的角色，而我们都知道，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就冲“熊猫爸爸”在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就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的比较，他的书对中国父母或有某种借鉴作用。不过看的目的，是长见识；把他人育儿经验当成宝典来学，本身就是一种焦虑的误区。这一点，看看国内书市上那些频频上榜的“成功父母”书籍便可见一斑。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回杭州暂居半年，提前和先生讲好，进了商店，不许在脑子里把人民币换成欧元或美元。我们以为，这种换算会混淆我们的消费指数，乱买一气。于是大家相约，要把每一块人民币当回事儿，像真正的当地人一样过日子。

谁知安顿好了，一逛超市，才发现我们的担忧真是OUT了。只看绝对价格，最实惠的光明牌全脂鲜奶的单价，就比之前我们所居住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要贵上两块左右；光明优倍的无脂牛奶价格和美国比，更可谓高价。再看其它的鱼、肉、菜、蛋类等食品，以绝对价格相比较，根本便宜不了多少，甚至还有更贵的；以相对价格来比，那就贵得大了去了。想当年我刚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那会儿，也曾被五欧元的一小块冬瓜吓着过，但谁让咱贪图“异域奇葩”呢，咱们这儿的挪威三文鱼和阿拉斯加雪蟹不也是贵得离谱吗？真正过起日子来，我发现国外超市的吃喝日用品相当实惠。要是你掌握打折规律，更能省下不少钱。

随着通胀，有关各国消费指数的对比被网友们纷纷晒出来。同样一套房子，是人家五年的中等收入，却是中国人二十年的中等收入。同样价格的公寓，人家可以月租两三千美金，中国人却只能租个三四千人民币。各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房调政策尚未出现明显效果，轮番滚动的上涨物价却已明明白白地摊在了老百姓面前。我记得五年前回沪杭的时候，对商店里的物价还没有如此强烈的高价印象，呼隆隆地不顾超重危险，还买了不少东西塞满箱子带回北欧，（却偏偏没买万科那每平米一万人民币的公寓，真是不该买的乱买，该买的不买）。可这一次回来，房子肯定是买不起了，就连商店里的东西也不敢乱买了。旧金山老同学特地带了俩空箱子回国省亲，箱子没塞满就回去了，到家后在MSN上跟我说，“回到美国，真是看啥啥便宜啊！”

以往回国省亲，我总喜欢和朋友们唠叨芬兰的高价汽油，或是美国幼儿园那超过大学教育的学费。芬兰是个被本国人称之为“保姆”的国家，不利于环境和健康的东西严加控制，其他商品价格亦不低。每次去商店，那发票上白底黑字的22%增值税就看得你心惊肉跳。可芬兰人从11个月大起，就可享受免费教育，只要你读得上去，上不封顶；芬兰人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也很有名（有长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及其子女可同样享受这些待遇）。如果在芬兰违反交通规则，罚款是要根据车主收入的。所以在芬兰居住，虽然大家也会嘀咕东西贵，尤其是芬兰马克刚转换成欧元那一阵，可人们还是很明白纳税人的钱都花在了哪儿，心底里还是很服贴的。

美国自奥巴马上台后，坎坎坷坷地走上了全民健保改革的道路，民众反应不一而足。美国的大学教育学费同样是个话题，穷人家的孩子上不了学也并非司空见怪。但无论如何，只要你住在美国，哪怕是非法移民，美国的公校总是会负责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的。虽说学校质量参差不齐，不像芬兰教育那么高质量，但赞助费、塞红包这类事情是绝对没有的。同样是外来民工，美国西裔民工的孩子们要比安徽民工子女幸运多了。由于他们属于低收入、甚至零收入阶层，当地政府都会为他们提供住处、生活费和免费医疗。但这，当然也成了那些反移民法支持者们的藉口。

现在，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国内的朋友抱怨北欧的物价了。孩子上学不用花钱，不用交赞助费；看病的帐单也不会如无底洞，更无各种强制实行的隐形消费。我更不好意思抱怨吃不到新鲜竹笋等中国生鲜菜的苦衷了，和各种来路不明、甚至有毒的食品相比，这点儿嘴馋算得上什么呢？我只能安慰他们，国内便宜的地方还是有的。没看我带了一大堆要钉鞋掌、修拉链和改裤脚的鞋子和裤子吗？而我家男生们的每月剪发费用在小区理发室已降为一个头十元人民币。精打细算的小日子也是能过的。至于如何抗击毒食毒饮，我有些朋友已经找到了极端方案，那就是只在进口食品超市购物，他们连水都只喝日本的。但这样的方案，显然有很大问题，更无法在广大人民中普及。除非大家都像川子歌里唱的那样，都养个女儿叫“郑钱花”。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就在祖国人民欢庆“五一黄金周”的时候，芬兰和北欧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们也在欢庆五一节，不过这个五一节和国际劳动节一点儿都不沾边，而是一个地地道道以欢迎夏天为借口，乘机狂喝滥饮，疯颠痴狂的节日。

    要说这个五一节的历史渊源，还真不靠谱。就连芬兰人自己也没有太大兴趣追究，它应该和古时候德国的某个修道院女主持有关。然而如果你问大街上的芬兰人，十之八九说不上来这复杂的背景故事，他们只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日子，因为在熬过了漫长黑暗的寒冬之后，芬兰人终于苦尽甘来地等到了美丽的夏天，尽管脾气古怪的芬兰老天爷常常会很扫心地在这一天撒点雨水甚至雪水。有趣的是，倘若真是如此，警察叔叔们就开心了。五一节期间的治安问题是最头疼的，要想减少公共场合的混乱和事故，只能指望恶劣的天气把人们关在家里。

    确切地说，除了劳动人民，学生们也是芬兰五一节的主角。他们纷纷穿上传统的学生装，一种宽大的连衣裤，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学科，衣服上还贴了许多平时收集的各种粘纸、标志和徽章。在五一节前夜，也就是通常的狂欢高潮时间，上千名头戴象征毕业的白帽子的学生们纷纷聚集在赫尔辛基港口，给著名雕像――美丽的裸女哈维斯·阿曼达带上白色学生帽。老实说，欢庆学有所成或许是这场荒诞的饮宴中最有意义的事了，虽然全民免费教育制度养了一些懒学生，但觍着一张老脸毕业总比不毕业要好吧。

    若非亲身体验，你很难想象芬兰各大城市，尤其是首都赫尔辛基在五一节期间的乱劲儿。这么说吧，走在大街上，清醒的人没几个，大多数都手持啤酒摇摇晃晃、大喊大叫，个性内向的芬兰人好像都在这一天激情大爆发了。冲突和骚扰是难以避免的，除非你面无表情目不斜视地疾走而过。作为旅游者，如果一开始你还觉得坐看整个城市醉成一片还挺有趣的话，很快你就会觉得难以忍受或者恐怖起来。随地的呕吐物，撞上身来的傻笑着的脸，带有攻击或挑逗性的语言，对于漂亮女生来说，在此期间实在不适合一个人瞎转悠。不过，严重的犯罪事件倒是极少有，多数只是令人不愉快的插曲，反而是因为醉酒产生的自伤或交通事故频频发生，据统计，五一期间芬兰人因酒精中毒致死率是平时的两倍。

    所有这些“五一节劣迹”都已是老生常谈了，然而今年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节似乎有点玩过了。事情的起因是百十来个年轻人在赫尔辛基火车站的旧仓库前点起了篝火开派对，滚滚浓烟招来了警察，结果一场开心演变成了武装警察和青年人群的激烈冲突。尽管大多数人还是冲着找乐子去的，可还是有那么一些“愤青”们开始了和警察们的石块、瓶子“投掷游戏”。

    这个旧仓库可有年头了，从1899年建立，一直勤勤恳恳工作到1980年，近年来这块地盘早就成了跳蚤市场、艺术家工作室、音乐会等文化事件的活动场所。虽然芬兰民众对这个仓库的去留问题颇有争议，但终于被判下了“死刑”，准备今年8月正式拆除。也正是如此，在仓库附近的集会总是比较敏感，而有人“玩火”，警察们就更不敢怠慢了。

    谁知上个周末，也就是五一节刚过了一个星期，这片仓库突然在晚八点左右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和浓烟在毫无高楼大厦的赫尔辛基上空颇为壮观。西临国会大厦，南面中央火车站、赫尔辛基新闻大楼和芬兰当代美术馆，地处赫尔辛基最最市中心的这场大火可把人吓坏了。自然而然地，人们把这场大火和五一节的冲突联想起来，是不是蓄意报复，存心给警察一点颜色看看呢？

    要是抓得到纵火犯，事情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不管怎么说，一片狼藉的旧仓库已经提前开始了拆除工作，这下不管是支持派还是反对派，都不用再争论下去了。这个令人颇为伤感而无奈的五一节续曲，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长久的注意力，因为高照的艳阳、温暖的微风和渐渐吐绿的大地，这一切都太令人心情舒畅了。还是心怀愉悦和尊敬，迎接崇高的夏季吧。

    第一财经

        ARS系列是芬兰及斯堪迪纳维亚地区最大且最知名的国际型当代艺术展览。对于芬兰这个北欧小国来说，每一次ARS展览都不失为在国际艺术界小出风头的一个机会。今年的ARS06是ARS自1961年成立以来的第七次展览，开幕当天虽然飘着满天雪花，却挡不住滚滚人潮簇拥而至芬兰当代美术馆KIASMA，以至于馆长即将致词时，大门口仍然乱作一团，挥舞着请贴的，手持名片的，还有两手空空仍然和守门的工作人员据理力争的，结果通通被赶到后门才得以鱼贯而入。

    今年的展览有点特别，因为KIASMA馆长申明从一开始挑选作品，就没有严格限制范围，而是宽松自由的。所谓的主题也是在策展过程中慢慢明朗敲定下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策展人们想以艺术的形式来检验人类的基本感情和体验。

    我不知道“真实的感觉”一词是否能言明人类的基本感受，但这就是ARS06狡猾的展览名称――Sense of the Real。事实上，感受（Sense），并非完全代表真实。现代人生活在自己混乱的感情空间之中，已经没有能力百分百确定对与错，任何事情都息息相关，变得复杂难辨。ARS06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们不再浪费时间讨论“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而是一锤定音地判决人类是善恶美丑爱恨之混合物。陌生和熟悉、快乐和悲伤、梦想和清醒，所有这些都在对话和对比之中互相否定。没有恶的丑陋，哪显得善的美好？这一点，很多作品都做了非常形象的视觉阐述。

    瑞士艺术家斯德纳和蓝兹林格（Gerda Steiner＆ Jorg Lenzlinger）的“天鹅湖”装置是进门最抢眼的。几只姿态优美的白天鹅错落有致地悬在中厅，飞向二楼平台上搭建的水塘。远远望去，那水塘边繁华簇锦春意盎然，各种动物栖息在旁其乐融融；可走近一看，才发现这片美景竟是垃圾堆蹴。所有繁花枝叶、山羊、小鸟，甚至那只突兀的北极熊，都是废物利用造就，而那听上去令人遐想无限的天鹅湖，则是黑色橡胶布围起的一堆废机油。

    一圈走下来，像这样“只可远观，不可近看”的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屏幕上一个闲坐树梢的美艳少女莺莺而歌，可久看下去，少女的舌头变成了蛇信吞吐着，手指也如同“梅超风”一般不断变形伸长，如同伊甸园一般的树林也开始险象从生。有些作品画面平和安宁，可仔细观察思考后，却令人感到危机四伏，不寒而栗。德国艺术家尼尔森（Lars Nilsson）的“狂欢”就是一个典型。这段录像显示了一片艺术家用电脑合成的“人间天堂”。黄昏中的郊外，美丽的夕阳，男孩们在踢球，归家的人们拎着购物袋穿梭往来；然而同时，一个无家可归的老男人在无言地兜售报纸，一群年轻人在争吵推搡，甚至一群脱得光光的男男女女在群交淫乐。

    漂亮与恶心、寻常与荒诞、安全与危险、和平与战争，在ARS06中，仅一秒一念之差。然而最微妙的，是所有这些感受并非呈单一方向发展，观者不同，理解不同，所感觉到的作品信息更有可能大相径庭，所谓一个人的天堂，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这应该也是ARS06策展人想体现的艺术本位。

    最令我和我的朋友们摸不找头脑的是美术馆顶楼走廊尽头的一滩水。这滩水极其难看地濑在走廊上一条极其难看的灰色廉价地毯上，由天花板自上而下滴漏的水珠而成。尽管我回家后一再查阅展览网站，一再确认，都难以相信这也是个作品，而且叫“喷泉”。据说这位来自波兰的女艺术家最擅长在意想不到的空间营造意想不到的效果，达到影响人的情绪的目的。

    如此说来，这滩水倒也真是达到目的了，它让我先是疑惑不解，然后仿佛恍然大悟，最后回到惶惶不知所以然。

   第一财经

    本该是浪漫的四月天，赫尔辛基却仍然寒风朔朔。大街上人们依旧背着厚厚的冬装，哭丧着脸匆匆赶路，不住抱怨赖着不走的冬天。这是全年最难看的时节，满眼望去是化得七零八落的脏兮兮的雪。白色的童话世界渐渐谢幕，取而代之的是满地流淌的灰色脏水和黑色泥浆，到处湿漉漉的邋遢不已。

    就在我餐桌花瓶里非法摘来的桦树枝条不好意思地冒出细绿嫩叶之时，流感病毒也跟着儿子果尔从托儿所一路尾随，迅速在我家生根落户。病情最轻的老公终于担负起照顾全家的重任，并且做了他经年少有的举动――请病假。

    根据芬兰职业健康研究所对10个城市的最新调查，上班族的病假越请越多，每年呈递增状态。其中女性指数要比男性高，去年职业妇女平均病假20天，而男性则是13天。

    这样的结果，按照专家的说法，并非意味着工作是生病的唯一原因，也有可能是人们对自身照顾不周所致。女性除了全职工作，还要费心料理繁琐家事，这也许是她们请假更多的原因之一；然而女性病假多并不意味着男人就一定那么健康，专家们又说，或许男人们常常更愿意带病工作。

    这种推测很有道理，因为我家这位就是“轻伤不下火线”的典型模范。在这个崇尚生活质量的高福利国家，芬兰人每年拥有四至六星期的带薪假期，还不包括公共假日和周末。如若哪位“林妹妹”再采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方式，那真正到岗上班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别看芬兰人外表高大结实，却未必货真价实，“空心汤团”多的是。我家小姑子从前年起突患无名头晕，症状是一进办公室就犯，一出办公室就好，无数次试验检查，才发现原来她对办公室所在的百年老屋之霉菌过敏。无独有偶，过不了多久，我家大姑子又南下赫尔辛基职业病防治中心检测认证她的哮喘是源于其工作单位建筑问题。两位大小姐的“工伤”一经裁定，立即获得人道关怀和经济补助，小姑子还因此特许在家办公，每周只去一次“恐怖城堡”。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的健康，对于芬兰举国上下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当年SARS时期，居然有一芬兰籍联合国官员不幸染病去世，令民众惊恐悲伤不已，一年之后的纪念日，电视台还请来其遗孀和专家回忆来龙去脉，分析事件过程，听来如同惊憟小说。当前禽流感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芬兰卫生署立即下文制定方案，一旦本国爆发，马上全民注射疫苗。就连夏天要在码头摆摊卖小吃的小商贩也早早收到通知，必须搭棚营业，以防过路海欧和鸽子们的污物骚扰。

    根据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新闻报》的民调，86％的芬兰人对于政府的防禽流感措施还是比较满意的，并且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禽流感会在芬兰爆发成灾。但是，芬兰人对于媒体却更为苛刻，几乎一半芬兰人认为新闻报道过分夸大禽流感恐慌，尤其是相对于芬兰的状况而言。

    在外人看来，芬兰的全民免费医疗福利如同人间神话，再加上这个国家清新的空气和低污染的环境，简直是世外桃源了。然而事实总是不如想象来得完美，芬兰的医疗机构和就医状况始终是本国人不断争论挑剔的话题，医疗人员的低收入导致整个系统工作人员短缺而不堪重负。我感冒期间致电预约医生，护士一听我没有发烧，立刻反复问我是否真的要看医生，就差没说你多喝点水睡睡觉不就行了，在我一再坚持下，才极不情愿地给我做了预定。

    其实要不是为了拿到处方药，我也不愿意在这流感季节跑到医院排队凑热闹。为此我还受了老公的一顿数落，指责我小题大作，给已经忙得气喘吁吁的医生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抢占了真正需要看病的重病号的宝贵时间。

    真有那么严重吗？我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认真地思考。

      看到这个标题，你一定会想到中国乡下的田园风景，而且还是记忆中的。因为如今的中国农村，只要富裕点的，都向城市学习，那份质朴和纯真正在日渐消逝……

      所以当我在遥远的北欧，看到那一块块色彩鲜艳跳跃的大花布和线条流畅的竹躺椅，便不由想起故乡。尽管布是芬兰的布，椅也是芬兰的椅。

       玛依亚·伊索拉（Maija Isola）是个农民的女儿，却在一九五零年代给二战后一片灰暗的芬兰带来了绮丽的春色。当年才22岁的她是玛丽麦高公司（Marimekko）第一个领固定薪水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玛丽麦高最终成就国际知名品牌立下汗马功劳。三十多年，五百多种图案，伊索拉于四年前仙逝，而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布匹却仍然哗哗地在厂房里生产着，流向世界各地千家万户。伊索拉的设计以大胆的图形线条和丰富的色彩著称，其灵感来源于大自然、民间艺术和现代视觉艺术。农村里的人看到她的花布有一种亲切感，城里人则觉得具有独特的风情，五十年前的人雀跃于她的创新，五十年后的人则感知于怀旧，伊索拉的花布流行半个世纪，不得不说是奇迹，是她的个人艺术魅力和玛丽麦高成功商业策略之连袂佳绩。

      刚看完设计博物馆的“生活，艺术，玛丽麦高”展览，还在回味芬兰花布，感叹中国花布，设计协会的展览“竹的灵感”则进一步把我带入怀念江南的思绪。策展人找了些硬纸板做成的大纸筒，顶天立地参差不齐地耸立在会场，在幽暗的灯光下，倒也有些竹林的意境，只是九溪十八涧的秀竹又怎会有如此肥硕的腰身。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老人家绝想不到千年后会有那么一批北欧设计师们成为他的信徒。或许是“外行”的缘故吧，西人看竹子，完全是全新的角度，更没有东方人对竹文化的传统概念。经过他们的摆弄，这些竹子基本上“面目全非”，无论是水果盘，小桌子，还是躺椅，现代感十足。就好比竹们换掉了穿了几千年一成不变的外套，一下子从老古董变成了时髦的都市新鲜人。其实中国人对竹子的利用算是老祖宗了，只不过传统守得太紧，反而渐失生命力。日本人在竹子的当代设计应用上走得很先，更带动了西方设计师对竹子这一天然环保材料的兴趣。芬兰设计师把竹子和不锈钢、铬钢等各种现代材料结合在一起使用，不仅在视觉上形成强烈而有趣的对比，在功能上亦更为实用，贴近现代生活。

      具有芬兰特色的竹子显示出了简约风格的一面，着实令我这个从小用竹壳热水瓶、爬竹梯子的中国人开了眼界。于是在躺椅上放下身子，闭起眼睛，听着耳边的电子音乐，虽非江南丝竹，倒是更合我口味来着呢。

第一财经

      3＋3＝1是今年夏天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的一个精彩展览，却和实用设计艺术基本无甚关联。三位女艺术家分别来自三片不同的大陆，以三种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体现了我们居住的同一个世界。

      宝拉·维诺克（Paola Winokur）是美国人，以陶瓷塑造自然景观而闻名艺术界；玛格里特·怀斯特（Margaret West）来自澳洲，作品以天然石为材料，早就以她的珠宝和概念作品广为人知；克里斯蒂娜·瑞斯卡（Kristina Riska）则是芬兰本地人，擅长制作陶瓷雕塑和塔，构造脆弱的建筑。

      三人的共同点在于，她们都曾经有手工艺制作的丰富经验，却都将自己的作品渐渐发展成了主流艺术作品。维诺克和怀斯特都已是七十高龄，称德高望重不为过，瑞斯卡45岁，算是最年轻的。三个女人一台戏，可以说代表了其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

      维诺克装置作品一眼望去，便知与自然息息相关。冰川河流、大地土壤，在她手下成为凝固的雕塑。作为一名大自然的捍卫者，维诺克一直以她的艺术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2005年的新作“全球警告”由72个瓷球组成，排列整齐的白色小球上用陶瓷铅笔分别写了人类一味追求发展而对地球母亲犯下的劣行。每只球体都有些裂缝、突起或重重刻记，像是地球模型，却又似累累伤痕。尤其是裂缝中所上的兰色釉彩，好像枯竭的海洋，又像伤心的眼泪。维诺克的作品十分讲究内容和形状之间的平衡，陶瓷和谐的感觉、恰到好处的线条和精雕细琢的色彩，构成了她的作品之美。

      和维诺克相比，怀斯特的作品恐怕要令人费解一些。这位“无时不刻利用任何机会逛墓地”的女艺术家将1249朵黑陶、大理石、花岗岩和石板瓦制成的花瓣平铺在黑色的地上，其排列方式和彼此空间正如墓穴一般。“静止的生命”令人联想到繁花簇锦却娇弱不堪的花园，生命的轮回和自然的稍纵即逝。四叶形的花瓣如同十字架，具有宗教隐喻，同时也似指南针，暗示着力量、伦理和历史。刚刚看过维诺克的白色世界，转而进入怀斯特的一片幽暗中，思维在强烈的对比之下不禁急速震荡。一个是开门见山气势夺人，一个是温婉细腻，看似波澜不惊，却有一股更令人震撼的暗流，荡漾着彭湃的激情。

      作为这场展览中最年轻的艺术家，瑞斯卡在材料和技术上挑战最为大胆。她曾经做过一堵极其薄的墙，以至于外墙和内墙几乎重叠。虽然瑞斯卡在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时选择了陶瓷，但她很早就知道自己不会满足于摆弄些传统的小玩意儿。粘土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常用的材料，在她手里，粘土成为文化。和两位前辈一样，瑞斯卡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关注历史，思考未来，在时间和空间的长河中游走。她所搭建的一堵堵墙、一座座塔，并非阻挡去路，而是探寻墙后面通向未来的出路。

      三种声音，一个呼吁，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