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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6月15日

白天拍照 晚上跳肚皮舞

    只穿着一条小小的三角裤,艾莉诺·卡鲁奇(Elinor Carucci)光着身子盘坐在家中的红色沙发上,从一堆皱巴巴的零钞中拣出一张张抚平清点。

   《数小费》是职业摄影师艾莉诺·卡鲁奇无数张自拍像之一。“我跳完舞回到家中,就是这样的。”同时身为职业肚皮舞娘的她说到。

    1971年出身于耶路撒冷的卡鲁奇从15岁起由父亲的一架旧佳能开始了她的摄影生涯。母亲是她的第一个模特,接着父亲、弟弟、祖父母等其他家人陆续加入进来。和《数小费》一样,卡鲁奇的大多数照片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摄影师,她当然不是第一个记录家人生活和私密空间的人。美国女摄影师南·格丁(Nan Goldin)和蒂纳·巴内(Tina Barney)常常作为前辈在卡鲁奇的专访中被提及和比较。由于卡鲁奇大胆的自拍像,她也曾与一些“人体艺术家”被相提并论。然而卡鲁奇自己认为她和所有这些艺术家无论是出发点和表现方式都很不同,至于蒂纳·巴内,在她24岁赴纽约之前,都不知道是谁。

    卡鲁奇所拍摄的家人“快照”的确与众不同。她所捕捉的家庭生活瞬间往往是我们所忽略的;她所创造的是令人震惊的亲密感。卡鲁奇和父亲并排坐在床沿,上身都赤裸着;卡鲁奇和弟弟在卫生间剪头发,都只穿着内裤。“我家里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她解释说,“我和父亲、弟弟在一起的时候,有点佝背。坦然的同时,也有那么一点点害羞和尴尬,都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一些带有明显摆拍痕迹的照片对卡鲁奇来说并不造成任何困扰,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凭空捏造事实,只不过“再现”了她生活中的种种场景罢了。作为一个在耶路撒冷巴扎乐尔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的严肃艺术家,卡鲁奇对待影像有着近乎完美主义和浪漫色彩的追求,这也将她和采用数码相机、宝丽来,傻瓜相机为记录方式的艺术家们轻易地区分了开来。鲜艳并不轻浮的色调、精致不失即兴的构图,是她作为专业摄影师有着深厚基础和技术训练的佐证。当代摄影常常会混淆业余和专业之间的区别,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甚至艺术家和观者的身份也会一时模糊。但对卡鲁奇来说,她的照片绝对私人,绝对自我。通过曝光,她展示了她世界里的爱和包容。“有时候我拿着相机,突然发现我自己和周遭围着我的一切。”卡鲁奇说。她保留下来的瞬间是她的生活主题,是她生命中的重心,也是一种自我反射和怀念。

     女性化主题是卡鲁奇摄影作品中的另一重头戏。探其渊源,应该说来自她崇拜的偶像,也是她的第一个模特――母亲。母亲无论在卡鲁奇的生活还是照片中都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她不仅是卡鲁奇生理上的自然出发点,也是她艺术生涯中灵感的起点。在一张照片中,母亲为卡鲁奇涂抹口红,她的手托着卡鲁奇的面庞,显得关切又带有控制欲。随着卡鲁奇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成人的卡鲁奇仍像小女孩一样好奇地试穿母亲的鞋子;我们也看到微妙的变化在她每年和母亲的合影中逐渐发生。

    “我有了照片,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了。”年轻的卡鲁奇于1995年闯荡纽约,她的世界一下子冷清下来。丈夫艾朗是她生活的全部,唯一的模特。曾是同学,同为摄影师,却从事网络设计的艾朗对卡鲁奇百分百支持,“如果我是建筑师,他会跟我一起爬上屋顶。”卡鲁奇忍不住满足的笑容,“我嫁给他就是为了可以拍他的裸体照。他爱我,所以他支持我,因为照相机是我的一部分。”

    于是,我们看到,照片的重心逐渐改变了,对母亲那种孩子撒娇似的不知足的索取转移到了丈夫身上。“但是拍照在某种情况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她说,“有时候我宁愿说说话、抱抱他、倾听。”相机的确是一种入侵,卡鲁奇不得不承认。但是她尽量做到不干扰她的家人,她也曾经“谋杀”过很多个动人的场景,“只不过我从不展示出来罢了。”她说。

    正是她的这种温柔和小心,使画中人的关系得以多方面的展示;也正是她这种令人不易设防的轻巧,使得她的镜头越拉越近,直至胸口的床单睡痕,背后胸罩带子的勒痕,一排小小的牙印,一块浅浅的伤疤。“拉得越近,我想要表现的主题越广泛,”卡鲁奇说,“有时候这种近距离也并非体现在物理距离上。”

    从物理距离上讲,卡鲁奇远远地离开了她所爱的大家庭。客居异乡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尽管她获得了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的奖学金,尽管她的作品被纽约MoMA收藏,尽管她获得了ICP给年轻摄影师的“无穷”奖项,尽管连哈佛大学如此讲求学术性的学府也邀请她当客座讲师。“纽约给了我很多,令我以不同的方式成长起来,”卡鲁奇说,“但是远离故乡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这种艰涩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深。”

    刚从耶路撒冷奔丧回来的卡鲁奇最终还是没能见上祖母最后一面。神色黯然的她将手搭在隆得老高的肚子上,就不由地微笑起来,“是双胞胎,”她说,“我现在觉得特别完整,不太拍照,”她笑得更开心,“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么开心,不那么有创造力了,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渴望拍照了。”

访谈

Art World:你的摄影事业是从拍摄家人开始的。人们把你和南·格丁和蒂纳·巴内相比较,你对此有何看法?你曾经受她们的作品启发吗?你认为你和她们之间有何区别?

卡鲁奇:我记得只有过一次有人把我和蒂纳·巴内相比较。南·格丁被比较过很多次。当然,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赞许。因为我的作品属于这一类风格。总是有其他作品在我之前或之后,被比较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受过她们的启发,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和谁都不像,我也不知道她们任何一个人。当我开始上艺术学院的时候,我开始受一位美国摄影师的启发,他叫艾迈特·格温(Emmet Gowin),是一位一九六零年代的摄影师,拍黑白照片的。至于蒂纳·巴内,我来到美国后才开始接触她的作品,我认为她和我十分不同。她所发现的现实和我很不一样。所以说,格温是唯一我受之启发的摄影师,其他的,都很不一样。

Art World:你曾经说过你的作品是私人的,也是现实。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发现,你的很多照片都是摆拍的。有些作品甚至有些侵扰性,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体会到其中的亲密感,你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结合?

卡鲁奇:我是尽量避免侵扰性的。我的意思是,这是事实,但不是纯粹的事实。当然一切都是通过我的眼睛,是一种观点。我所描述的是一个身体自由的家庭,在那样的状况下,我在工作。我并没有凭空创作出这样一个自由,温暖,和民主的家庭。我所描述的事实当然不是客观的,是我如何观察人们的结果,未必是他们本身。我很清楚我的作品只能代表我自己。

Art World:你怎么来决定摆拍或不摆拍呢?

卡鲁奇:我不决定,是自然发生的。我有几种工作方式,一些更像是拍傻瓜照片,快照一类的。一些则是重新创造刚刚发生过的瞬间,因为我错过了,我没能及时拿到我的相机。于是我要求人们,你是不是能回到这里?你能不能再次抱着这个人?还有一些就是摆拍,让我们干点什么吧,让我们来拍照吧。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介于“重新创造”和“摆拍”之间。如果我要计划什么,我会失败的。

Art World:你曾经说过你不想自己的照片过于刺激,引起人们争论。但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照片会让很多观者感到震惊,比如说你分别和你父亲、你弟弟半裸上身的照片。

卡鲁奇:我尽量(不让照片过于刺激),但一些照片的本身具有争论性,让人们感到不舒服。我不会存心去制造刺激,但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就不可以刺激。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有争议的,但这不是我的意图。我会尽量避免有争议的主题,但如果我家里有一些事实情形是有争议的,刺激的,又是我正好在描述的,我不会回避,尽管这不是我的出发点。

Art World:你祖父真的如你所说主动要求拍裸照吗?

卡鲁奇:真的。那一次把我吓坏了,他突然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为什么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被拍裸照的人,他要求我给他也拍一张。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我就给他拍了。这令我开始了解家里人是怎样开始思考的。为了成为家中一员,至少在我眼里,你必须得有一张裸照!有时候他们在做一些事,我没有拍照,他们又会觉得被侮辱了。拍照成了事件发生的证明了。

Art World:家人对你的照片又有何看法?

卡鲁奇:尤其是我父母,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是很支持的。拍照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一种负担或者伤害。他们对我把家庭作为事业的一种兴趣非常骄傲。当然他们对于我的照片都有自己的看法,大多数看法我还是留给自己,不要说出来为好。我母亲和表妹不希望有些作品发表,我就没有公布于众。他们可以对我的作品进行审查制度,我尊重他们。有时候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拍成这样,为什么要摆拍成那样,我们就会开始讨论,这使我们相互之间靠得更近。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戏剧化的效果出来,我们也讨论。我会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会是这样,我很抱歉,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想他们也从我的照片中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就象是用另一种语言来沟通似的。他们用我的方式重新来观察事物,这是他们通常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或许不喜欢,或许不认同。这是另一种层次上的感知。

Art World:观者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你来说,你想说的是什么?除了体现家庭,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还是说这就是一本家庭相册?

卡鲁奇:通过摄影,通过拍摄我家人之间的亲密,我想说的是人类的状况。对我来说,这是我能够到达最深的地步了。我表现的是人,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感情,弱点,和力量。这就像是我的语言,就象我说西伯来语,这是我表达自己的方式,拍照就是我在说话。

Art World:你的摄影元素是否有来自你出身背景的东西?

卡鲁奇:我想这其中的关联就是我来自中东。那里的家庭文化就是大家彼此紧密相连,很亲密。有时候在外面人看来,几乎亲密得都有点过分了。我想这是文化,是性格,我来自这个文化。从政治因素上来讲,比如我弟弟去参军,我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在自杀炸弹中受过伤。恐惧令人们靠得更近。你知道你能拥有的就是你的家庭。

Art World:你在给自己拍照的时候,是否常常有“退一步看自己”那样的感觉?

卡鲁奇:自己从自身分离出来?太多时候了。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比如我和我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我走开,拿相机,回来,有一个动作来里面,让我感到自己和自己分离,甚至想那些技术上的问题。可是你知道,我正在他的怀里,赤裸着。然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善,成为我的第二天性,自然而然地去拿相机,设定光圈等等。我是双子座的,也许我天生能同时干两件事吧。当然肯定的是,当我在画面中,有一种更明显的自我感知。我给别人拍照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那里,而当我把自己放进画面的时候,是另一种过程。

Art World:当照片印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片中的自己的?

卡鲁奇:让我了解到自己。因为如果没有照相机,我无法看到自己和别人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比如说艾朗和我的照片,我和我母亲的照片,我在她身边的身体语言,我抓住她的样子。我记得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我抚摸我母亲,一张是我抚摸我父亲。我发现,对于母亲,我体现的是要求;对于父亲,则是给予。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令我思考很多。没有相机,你就看不到这些,因为本来自己看自己就是不自然的,这是一个制造的过程。

Art World:你又是怎么对身体印迹着迷的呢?

卡鲁奇:这很有趣,那是因为当时我没东西可拍了。刚搬到纽约的时候,我只有艾朗,不像在以色列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我变得没有素材了。我试图拍一切可拍的,拍朋友,街道什么的,但是都行不通。所以有一次我突然对准了身体拉近镜头,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发现了一个我未曾开发的世界,可以拍个没完没了。艾朗的身体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可以旅行的国家。回到以色列后,我也这么拍家人。你知道,当你训练自己的眼睛之后,(你就看什么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了)。

Art World:你是怎么成为一名肚皮舞娘的呢?对你来说这是爱好还是工作?和摄影生活又有什么不同?

卡鲁奇:这是一份不同的职业,我以此非常自豪。我少年时期就开始学舞,跟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和工作室,学得很认真。和摄影相比,舞蹈是即兴的,立刻的。尤其是肚皮舞,因为它是舞台秀,人们对于你的每一个舞蹈动作都给予不同反应。而摄影则是一个更私人的过程。你不是在表演,你以自己的方式工作,拍照,冲印,送到画廊,直到人们看到,得花上一段时间。你甚至不知道观众对你的作品有何看法,他们又是谁。可以说,如果我有个展览,99%的观众我都碰不到,有时候挺让人沮丧的。

Art World:你是个害羞的人吗?

卡鲁奇:不!你说什么呀!一个肚皮舞娘,摄影师?不,完全不。不过我很柔和。我拍照的时候,不会去事先问别人,不是因为我害羞,而是我对人很柔和。如果我觉得我和我的相机带有侵扰性和进攻性,我就会停下来。我感到有一点点不舒服,我的照片就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害羞,但是我对人很小心翼翼,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侵犯他们的生活,没有权力可以要求进入他们的生活。除非我爱他们,比如我的母亲,我的丈夫。

Art World: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是否会拍一些别的题材的东西?

卡鲁奇:没有。我的工作随着我的生活而定。去年我身体有点病,这是意料之外的,我就拍下来了。你要是问我将来十年内在哪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工作。我很快乐地随波逐流,这也是我唯一的方式。这是我工作,观察,思考,以及获得灵感和创造力的方式,我不可能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拍照。这只是我的方式,也许是我的局限性。我知道自己的局限。

Art World:摄影对你来说是一种心理治疗过程吗?

卡鲁奇:的确,从不同角度来讲都是。有时候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当我感觉我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我拍照片,它给予我慰籍。我不知道为什么,很难解释清楚。它帮助我保存一些东西,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当然这是一种幻象,因为我其实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不过是一张底片罢了。这是一种错误的幻象,但是它帮助我留下了,偷下了一些东西,我可以继续看它们。

Art World:你用什么器材拍照?

卡鲁奇:尼康35mm,我不用数码相机。我平时也不拍快照,甚至旅行时我也不拍照。有时候我会记录一些家庭聚会什么的。他们知道我的风格,一看到我靠近,马上会警告我,停!停!我们不要艺术照,我们要真正的家庭聚会照片。

     艺术世界 2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