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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31日

图书馆与一座城市的对话

    赫尔辛基,这座曾经的波罗的海贸易港,两百年前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钦定为芬兰首都;她的重建以圣彼得堡为参照标本,至今仍保留着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城市景观。近年来赫尔辛基逐渐为亚洲旅行者熟悉,得益于芬航往返亚洲航线的增加,尤其针对中国,一下子把欧亚大陆的距离拉近了不少。三年前,英国生活杂志Monocle把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桂冠颁给了赫尔辛基,令世界对这座遥远的北方都市刮目相看。紧接着,赫尔辛基轮值“世界设计之都”,连带起整整持续了一年的“芬兰热”,给这个北欧小国做足了形象公关。

    事实上,不论有否“世界设计之都”的头衔,赫尔辛基的城市规划一直是世界领先的。“芬兰首都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为她具有根本的勇气重新考量其都市雄心,并具有才能,灵感和魄力大干一番。”Monocle杂志的这番评价应该可以献给每一代赫尔辛基的建设前辈们,而如此雄才大略,可以一直追溯至建城之初。赫尔辛基的“宜居性”,不仅体现在其公共交通,医疗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硬件配置,更突出在其人性化的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上。比如首都地区的图书馆网络,便是一个可作为典范的服务设计例子;而芬兰的图书馆系统,在全球亦属领先,这个只有五百多万人口的国家,除了人均咖啡喝得多,阅读量也多,芬兰孩子之所以在历年OECDPISA考试中成绩不错,并非是天天补课做题的结果,而是归功于松散自由的教育架构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

    赫尔辛基大学的崭新市区图书馆在“世界设计之都”这一年(2012)落成,一亮相便惊艳四方。地处市中心中央火车站附近,毗邻赫大主校园和参议院广场,新图书馆居于整个城市中最显要的地段,不仅连接着赫大原有的学习中心和主要地铁站,而且紧靠周边的商铺和其他服务设施。这是一个“以一代十”的重大决策,为了这座新图书馆,赫大关闭了十座遍布全城各分校园的小型图书馆,集合了一百五十万册的纸本图书资料于此。这对于芬兰这个从来不以尺度大小来权衡质量的国家里说,算得上是个比较大型的公共项目。

    赫大图书馆主任琶尔薇·凯博宁(Palvi Kaiponen)女士从头到尾参与了图书馆从立项,竞标到施工完成的整个过程。“我们公开招标,共有七十家建筑事务所登记竞标,”她回忆到,“我们挑选了十个方案作为候选,然后在剩下的方案中,又以抽签的方式挑出二十个。因为我们想多给年轻的建筑师一些机会。”

    维萨·奥义瓦(Vesa Oiva)和赛黎娜·安迪宁(Selina Anttinen)这对年轻夫妻以往的项目都是些小型建筑和室内设计,从来没有接手过如此大型的设计方案。然而他们的安迪宁·奥义瓦事务所(AOA)被幸运地抽中进入下一轮竞标,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方案最终胜出,成为新图书馆的设计定案。

    几乎在所有有关新图书馆的专题报道中,都提到AOA的成功在于他们聪明地招募了一位图书馆管理专家参与他们的设计团队。但其实这位专家的作用很可能被过份高估了,按照奥义瓦的说法,“我们的确找了一位专家,但他并没有全程参与设计。”奥义瓦认为他们胜出的原因当然有造型设计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其功能性。芬兰当代设计一直很崇尚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建筑设计上,同样注重其实用性,仅仅追求视觉效果不是芬兰人所热衷的。作为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功能性被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凯博宁女士“显然对以奥义瓦为主设计师的团队相当满意,她和她的同事有多年的图书馆管理经验,也曾赴全球考察各地典范图书馆,就奥义瓦的作品细节十分赞叹,“你现在看到的所有服务细节,有很多出自他们之手,我们管理员也出了不少点子。”

    服务设计,指的是具有创新意味和设计理念的服务项目,旨在给针对用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也达到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目的。服务设计的工作流程必须有用户的参与,否则难以真正了解用户需求。“聪明设计”(Smart Design)项目是为了更好地为图书馆用户提供服务的一项由针对用户参与的采访调查。项目负责人米高·考维斯托(MikkoKoivisto)认为,服务设计的精髓在于互动和交流。在开馆一年半前就展开的用户调查,以问卷、面对面采访、旁观和跟进采访等各种方式,将图书馆用户分为四种使用程度不同的群,并以他们不同的需求在空间和其他设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聪明设计”项目最大的成果之一是为赫大师生专设的休息室,微波炉和水壶等简单厨具可让忙于学业和教案的师生花半小时简单垫个饥、充个电;而这个时间长度,正好是工作台允许暂时空置的最长限度;于是,“马上回来”的标识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用户需要的服务之一。

    “从2012年秋季开馆到2013年底,我们有一百三十万左右的访客。”凯博宁主任说,“平均每天有五千人,而年初的四个月,可能是天气寒冷,每天有七千人左右。”如此大流量的空间,是如何保持井井有序的操作,并且保证在内学习和工作的用户拥有一个高效且高质的环境呢?“80%的藏书都在地底下,”凯博宁解释到。地面上的五层楼,合理而大度地分配给各种不同功能的开放区域,并且以色块提示区域功能。绿色区是社交区,允许聊天,开小会讨论;桔色区是工作区,但仍旧允许轻声交谈和使用手提电脑等;红色区则是绝对安静区,不仅不允许出声,也不允许使用电脑。在赫尔辛基,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用户不是冲着借书而去,而是使用图书馆的免费便利设施,比如无线网络和电脑,以及小会议室等。赫大新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虽然是赫大师生,但她面向全社会,所有年满15岁的芬兰居民都可以免费申请到图书卡。赫大图书馆数码服务处的特别计划官员薇拉·瑞斯提卡拉塔诺(Veera Ristikartano)女士认为,市中心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供人们长时间逗留,而图书馆是一个友好而开放的公共场所,她觉得这个新图书馆会很快受到众多自由职业者们的欢迎。

    或许只有在芬兰这样特别推崇平等和民主的北欧国家,才会产生拥有如此宽大胸襟的大学图书馆。在瑞斯提卡拉塔诺看来,如果学生和学者们介意其他公众使用大学图书馆设施,是狭隘而短视的。芬兰的科学图书馆从来都是向公众开放,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为荣。“大学的目的是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连社会上的其他人都不能共享这样的空间,又从何产生影响呢?”她问到。

    “我对结果是满意的。”奥义瓦肯定地说。人们对于AOA不曾有对应大型建筑的经验,却极其漂亮地交出这样一份完美的作品大为惊喜。公众、学术界,建筑界,甚至舆论都不吝夸赞。2012年春天,AOA以此获得芬兰评论协会的年度大奖,这也是协会第一次把大奖颁给一栋建筑,仿佛她就像一首交响曲或一幅油画那样,是一部艺术品。

    在奥义瓦看来,任何建筑师碰到这样的设计机会都会尖声欢叫,他当初自然是要迎难而上。他认为,这个项目的主旨在于展望未来,“将来的五十年里,图书馆的性质将会有颇大的变化;那就是所谓的随机应变的建筑系统解决方案。”他说。

    一由图书馆正门进入,椭圆型的回旋楼梯层层递进,直通最高点;天光透过如杏眼般的中庭洒将下来,这就是令所有初来乍到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的第一眼效果。她完全不似传统图书馆般中规中矩,有着如同剧院般的神奇和灵性,心情也随之愉悦且缓和。而拾级而上,每一处更有意想不到的安排,更不是传统苦读书的冷冰冰或干巴巴的装饰。经典的芬兰当代设计作品随处可见,看书的可以脱了鞋子缩在“椅子大王”约里奥·库卡波罗(Yrjo Kukkapuro)的大沙发中,也可以面对落地大窗对着热闹的城市发会儿呆,甚至眯一小会儿。工作台各种各样,最酷的大概要算最高层的椭圆环形桌,探出头去,即可一眼望到底层大厅。

    建筑工地经理马蒂·玉林(Matti Julin)回忆起建造工程,仍然称之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圆形是整个工程的主要建筑语言,无论是搭脚架还是表面工作都比平直的墙面要难得多。拆建工作也是他三十多年职业生涯中最难的,因为这是在闹市中心两栋建筑之间的定向拆除,时刻要照顾到街道的正常运作和交通状况。设计竞标一年,大楼落成四年,这样的速度在谨慎从事的芬兰属于相当快。有舆论曾嘲讽,此图书馆是全芬兰地价最昂贵的图书储藏室,此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渴求知识的读者和学子们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传递知识的书本更有价值的呢?新图书馆主要藏书用于人文和社科系,而这些学科恰恰是大学里阅读量最大的。底层的图书分拣室,特地做成了玻璃墙面,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机械手是如何分拣归还的图书的。这部分在传统图书馆被藏在墙后的幕后工作,居然成了最有看点的参观之处。

    然而正如奥义瓦所说,他的设计出发点是做一个经得起未来考验的建筑,她不是僵硬的钢筋水泥,而应该是可以随着需求和环境进行互动和转换,会和用户相呼应和对话的建筑。奥义瓦的想法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念和城市规划理念,而这对芬兰这样一个倡导绿色城市和环保生活方式的国家来说,更是契合得很。随着纸本印刷阅读材料的逐渐减量,也许未来的图书馆并不再需要如此庞大的存储空间。到时候,AOA所设计的图书馆空间有着高度调节性,以适应新的读者使用需求。

    这个地处闹市的图书馆和城市的对话,不止局限于她那标志性的宽大弧形长窗。站在顶楼的露台上,人们可以尽情饱览赫尔辛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屋顶。投石之遥,就有前辈大师卡尔·路德维格·恩格尔(Carl Ludwig Engel)所设计的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者仍然可以享受十九世纪的阅览室氛围。恩格尔几乎设计了赫尔辛基所有的重要建筑,可谓这座城市的设计之父,一百多年后的赫尔辛基市民,至今仍受惠于他的经典传奇。也许,一座建筑的真正价值,还需交由未来的人们来评判。

原文刊登于《iDEATIVE创意》

2013年10月22日

芬兰人的福利:妈妈宝盒

    和瑞典、挪威,以及丹麦这三个北欧兄弟邻国不同,芬兰没有皇室;但这并不影响芬兰在某些皇室新闻中抢占风头。比如,英国王妃凯特生子,芬兰政府送了一只大纸盒,成为最瞩目的贺礼之一。

    这只被芬兰人成为“妈妈宝盒”的大纸盒,是芬兰社会福利部门免费赠送给在芬兰的每位准妈妈的大礼包。里面装有新生儿所需的若干衣物,尤其是御寒套装;另有尿布,洗漱和床上用品等一些小工具,甚至还有给爸妈的避孕套,以提醒新父母们先忙乎小生命为重,暂时别再添乱。最特别的,是一张海绵小床垫,垫在大纸盒中,正好给宝宝当人生中的第一张床。

    其实,芬兰宝宝们睡纸盒已经睡了有75个年头了。自1938年起,芬兰政府就开始发放“妈妈宝盒”,开始只是针对低收入家庭,但自1949年开始,向全芬兰每位妈妈和宝宝开放。不论贫富贵贱,人生都从这只纸盒开始,体现了芬兰的平等社会精神。

    由于准妈妈们必须去社会福利部门登记才能获得“宝盒”,她们和宝宝们也就顺势被纳入社保系统。在领取“宝盒”的同时,准妈妈们有义务必须在市立产检诊所进行产前和产后检查,也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就在今年五月的母亲节前夕,芬兰被国际独立组织“救助儿童会”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当妈妈的国家,也就是说芬兰妈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这项评比以收入、教育、女性政治权益和母子(女)存活率这五项作为关键衡量指标,北欧国家多居榜首。在本次评比的176个国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居第3068位,刚果列末位。

    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芬兰还是个穷国,当时的婴儿死亡率还比较高,每一千个新生儿中有六十五个死亡。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该比例大大降低,这和社会健保制度的提高息息相关;尤其是一九六零年代后芬兰实行全民健保体制和医院诊所网络。不仅是芬兰籍的准妈妈,持有芬兰居留证的外籍准妈妈,都可在全芬兰的公立诊所和医院享受免费的产前和产后检查。整个生产过程从医护人员、医疗设施到药品,统统免费。家庭病房收费也相当合理,如同普通旅馆价格,还包括全天餐饮。

    芬兰对下一代成长的重视,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一直延续到18岁成人。除了免费的医疗,还有高质量的免费教育。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娱乐等服务,都对孩童和青少年有很多的照顾和优惠。在芬兰当妈妈的确是比较轻松和省心的,她们不必为了孩子的健康、教育和安全问题过于焦虑,因为政府和社会为此提供了相当完善的服务和宜人的环境。而作为妈妈本人,亦有着堪称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和福利保障。

    这只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传统纸盒,乘着去年赫尔辛基轮值“世界设计之都”之际,首次投入设计概念,进行了新包装。纸盒中的衣物仍然遵循传统,以中性色彩为主,却比以往增添了更鲜亮的颜色,并使用了环保回收原料;一些小细节有所改进,更适合婴孩;盒子上的图案为一棵生命树,而衣物上的小动物则首次出现了一些芬兰没有的动物,比如大象,老虎和熊猫,似乎也反映了芬兰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其人口分布也开始逐渐走向多种族化。尤其是以目前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来看,芬兰的确需要更多的外来人口来添丁。

 

    “妈妈宝盒”在英国掀起了一阵热议,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件来自芬兰的特殊礼物,将其中物件纷纷晒出来。白金汉宫发言人表示这件礼物考虑周全,善解人意,一定会让王子和王妃倍感兴趣。而芬兰人也很是激动,小王子一出生,就有芬兰媒体画了一张漫画,描绘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围着纸盒里小宝宝逗乐,装饰豪华的皇家气派小床却闲置一旁。此景是否属实,当然无从考证,但芬兰人真心相信,睡纸盒的宝宝会健康成长;就像他们每天都要推着宝宝出门散步睡觉,哪怕是零下十五度,雨雪交加。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2013年03月25日

人生如游戏

    根据致力于倡导“游戏化”(gamification)的企业家盖比·齐伽曼(Gabe Zichermann),电子游戏是“G一代”(Generation G)最主要的娱乐方式。电子游戏在教育、社交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引起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广泛研究。孩子在玩电子游戏时所需要的手脑并用和战略思维等技能,并不亚于练习钢琴或同时扔四五个苹果的杂耍。

    芬兰人在目前的世界游戏工业中颇为领先。除了有名的“愤怒的小鸟”、“部落战争”和“卡通农场”,芬兰的游戏行业正热火朝天地生产着更多还不被中国游戏玩家们熟悉的产品。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小国家,目前已有一百五十家游戏公司,其中近半数是在2009年至2012年间成立的。去年,诺基亚仅在芬兰就裁了三千七百个员工,而游戏行业倒是招了一千五百个,其中大概有不少是直接从诺基亚滑过来的。

    两亿五千万欧元的交易额对于芬兰整体经济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就过去十年来芬兰游戏行业的长势来讲,这样的成果还是很突出的。凭着年均交易额50%的增长率,芬兰游戏逐渐成为芬兰最大的文化出口工业之一。据行业预测,十年后芬兰游戏业的交易额将增长十倍,高达十五亿欧元,而相关就业量也将有大幅度增长。

    虽然娱乐性是电子游戏的主要功能,但有两个重要的游戏分支正慢慢地成为芬兰游戏制造商们的关注点。首先是针对老年人生活的应有程序:随着芬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为未来相当重要的一项社会工作。无论是用于消遣闲时、社交往来、检测健康状况,或用于及时联络家人和医护,游戏化的应用程序都应该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其次则是教育应用程序。芬兰的教育体制一直居社会领先,其成功之处除了学费全免(从学前班到博士后),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和终身学习的习惯。虽然芬兰没有大量世界闻名的顶尖高等学府,但其基础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普及和水平,为全社会的大众素质打下了良好结实的基础。利用电子游戏来提升教育质量,是目前世界上很多有远见的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们大声疾呼的,尤其是针对男生和来自社会弱势家庭的孩子,电子游戏教学法已经在多次的试验中被证明远远超出传统教学法的成果。

    作为一个电子游戏倡导者,齐伽曼认为一味埋怨现在的孩子没有耐心在传统课堂上听课、却能专注地打上两三个小时的游戏是片面的。且不说已有科学证据表明,暴力游戏和现实生活暴力行为并无直接关联;他认为,不是孩子们太没耐心,而是现实教学环境过于缓慢。齐伽曼的说法虽然在一些人听来过于激进,但事实上他并非是唯一持有这一观点的社会活动家。比如英国著名的教育专家肯·罗宾森(Ken Robinson)就多次指出传统教育方式已远远滞后于社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连对五年后的世界都无法准确估测,又有什么资格可以自信地保证为未来培养合格的人才。

    更激进的游戏设计师则认为人应该玩更多的电子游戏,才有助于适应未来的环境而生存下去。他们的论据之一来自于人类自古以来就发明的各种棋盘游戏;他们也通过一些科学和心理实验,证明人在游戏中,会拥有无限自信和想象力,认为没有自己不可逾越的难关;而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则被面对困难的种种沮丧和焦虑情绪所代替。所以如果人能像玩游戏那样面对人生,一定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这些观点或许匪夷所思,但电子产物对人类的强大掌控力已经毋庸置疑。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电子大潮流中,商业利益亦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推动力。芬兰人就企望游戏工业能够为未来芬兰经济带来最大化经济利润。不过,我们有理由对擅长社会创新,并注重社会福利的芬兰人有更高的期待;毕竟,所谓“游戏化”理论,最终受益者应该还是人和人的生活,而非仅仅制造者们。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11月01日

“Well-being”——人生终极目标?

    在新出炉的列格坦繁荣指数报告(Legatum Prosperity Index)中,芬兰继续稳占上一年的名次——第七名;挪威也蝉联冠军。这份繁荣指数报告是全世界唯一一份以财富和幸福指数为基数来衡量国家繁荣度的报告。指数包含了民主政府、创业机会和社会凝聚力等。报告范围涵盖世界人口的96%,调查对象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99%

    芬兰占优势的指数是创业机会和安全感,均居第三位;执政力和社会资本则居第五位。在今年早先联合国的“世界快乐报告”中,芬兰被列为世界上第二快乐的国家,最快乐的是丹麦。北欧国家在这一类评比中,向来领先;不论把happiness翻译成快乐还是幸福,总之这几个黑夜比白天多,冬天比春夏秋都要长的的国度,都是既快乐又幸福的。可见阳光沙滩、蓝天白云并非快乐人生的唯一图解。

    社会福利是北欧国家,包括芬兰在内的幸福关键。福利的涉及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并不仅限于医疗和社保。列格坦繁荣指数报告英文所用之辞为“well-being”,可谓相当准确地定义了这一社会功能。有人将其翻译成“福利”;也有“安康”、“幸福”,“健康快乐”和“小康”等说法。其实“well-being”似乎要以上下文来判断其真正含义,当用以形容一个国家和社会之时,也许“福利”是最接近的词义,但又似乎欠缺了些,因为它也反应了国民身心健康状况和幸福感。

    “well-being”也是近段时间以来,芬兰本国相当流行的一个词汇。其主攻领域是职场,也就是探讨帮助上班族们如何保持身心健康,提高职业竞争力;而对于老板们来说,就是如何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福祉,让员工们的班上得来劲儿。

    “925工程”取英文朝九晚五(nine to five)之意,号称要“重新设计朝九晚五”,是赫尔辛基一家顾问公司应“世界设计之都”之邀而搞出来的一个服务设计项目。这个为期一年的项目在采访了众多公司和职业人士之后,设计了一系列改善工作状况的提案,并结集出版成书《工作手册》。根据项目领导人的说法,企业文化很难改变,他们也不奢望改变,所以他们认为,要让人们更享受工作,关键是改变工作习惯,包括会议、电邮和日程安排。如果老板是以业绩来评估员工,员工就可以在上班时间抽空出去跑个步;而员工也不应该因为要早退参加孩子学校的球赛而内疚。

    这样的话听着是没错,但如果不改变企业文化,也就是说高层领导的观念,又如何贯彻实施新的工作习惯呢?难怪这家公司的精英团队叫“理想者”,大概也只有他们才想得出这样理想化的创意。“925”团队的生意就是到各大公司去对症下药地设计各种理想化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并解决内部矛盾。这又不禁令人想到很久以前的一部好莱坞电影《办公室》,公司请来外面的顾问公司来重新考核员工,重组团队;影片中的顾问们形象极其恶劣,最后被解雇员工在厕所里蒙了头暴打。

    但芬兰人一直是擅于创新的。“925”或有绝招也说不定,而且在芬兰这样以民主、规范和透明为基准的社会里,一切看似天方夜谭的新点子完全有可能以草根行为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一家以软件开发为主的芬兰公司Futurice就在今年被评为全欧洲最好的雇主;纵观他们的诀窍,似乎也无太大秘密,无非是消除传统的上下级领导关系,采取小团队,以及多功能和灵活的工作方式;任何员工可以尝试任何新方案。可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模式,很多公司却无法做到。开放、透明、脚踏实地,无领导阶层,几乎所有的芬兰民主体制特色,都体现在Futurice的管理方法中了。有趣的是,Futurice也很看重“快乐”,甚至将其列为公司宗旨之一,认为“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产生快乐的客户和终端用户”。

    换句话说,事实上工作也可以是快乐的,并且按照芬兰所推崇的“well-being”概念,工作也应该是快乐的。如果你的工作不令你快乐,你就应该对此作出调整和改变。像这种关于生活方式的创新思维和人生设计,正越来越得到重视。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国家如芬兰,人们对快乐人生的定义和设计未必与财富成正比。而经过无数心理学家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快乐的确也无关财富。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9月10日

秋·设计周

设计年已过大半,精彩的却姗姗来迟。九月份整个大赫尔辛基地区有将近两百个设计展览和活动,且大多免费,算是破了“2012世界设计之都”的活动纪录。最突出的,应该是一年一度的“赫尔辛基设计周”,除了强调芬兰本地和北欧地区的一些设计师作品,也融汇了国际性的设计展览和专题讨论。

“Pecha Kucha之夜”对于设计和建筑业界的人来说大概不陌生了,这个在全球各城市风行的演说模式专门针对设计师和建筑师们。演讲者必须在二十张幻灯片播放结束之时,结束他的讲话,幻灯片以每张二十秒的播放速度进行,所以整个演讲总共才六分四十秒。出现在本次赫尔辛基“Pecha Kucha之夜”的演讲者们以欧洲新生力量为主。虽然源于日本的Pecha Kucha原意为“闲聊”、“喋喋不休”,但真正的Pecha Kucha演讲却需要言简意赅,主题鲜明。这对于本来话就不多的芬兰人来说,似乎不难,但芬兰人的演说有时候往往过于务实,虽然有料,却少了点技巧和噱头。

为了配合设计周,赫尔辛基大街小巷的不少设计师工作室都开门迎客,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建筑也向参观团队开放,比如儿童医院和图书馆等等。不过在所有这类发现城市宝藏的活动中,最有意思的是“赫尔辛基标签”。参加者必须在十天之内,根据地图,找到遍布全城的八十个红色标签,它们都在赫尔辛基最有特色的建筑风景附近。谁发现最多的标签,并且抢先拍下照片上传,就能赢得奖品。虽然是个传统的寻宝游戏,却也类似芬兰人比较擅长的定向越野运动,只不过不在树林而在都市街巷。人们通常会忽略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中的点滴美丽,这八十个“赫尔辛基标签”都是赫尔辛基最值得欣赏的佳处,活动组织者们希望通过如此寻宝,提醒人们珍惜身边的瑰宝,保持一份对日常生活的新鲜感。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开放日活动,是一大批商家集体延迟营业时间,开放夜市。这对总体营业时间大大短于中国的芬兰来说,也算难得一有。而最难得的,是夜市开放阶段,欢迎所有狗主人带着狗进店。芬兰的狗们本来待遇就不错,很多公园里设有围栏圈起来的狗公园,供狗们在内撒欢,没狗的还不能进。狗们也能坐公共交通,公交车上司机后面的座位,专门注明了是给带狗人士,尤其是帮助残障人士的专业狗和他们的主人们坐的。可就算这样,狗们进专卖店的机会还是不多,所以狗主人们乐得乘此良机带狗们开开眼界,淘淘狗用设计品。

芬兰年度最大的家居设计博览会Habitare当然也乘着设计周的热乎劲儿开张。这样的大型展览,更针对公司客户,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似乎显得过于铺张而缺乏实用性,尽管其中不乏家居用品。更多的展示,是向公众提供一个新概念或者所谓的流行趋势。今年Habitare中的“垃圾旅馆”颇为瞩目,吸引了很多观众。制作者仍为上届Habitare“垃圾设计”的始作俑者,经过两年的操练,这一次的展览规模更大,作品的观念性也更为突出。旅馆中每个房间都由一个设计团队负责打理,选材百分百垃圾,设计从理念到实际操作,都遵循环保和可持续准则。由旧电视机改制的照明和装饰摆设、由旧门板搭起的桌子,内藏可睡觉的席梦思垫……,绝大多数作品观念比较前卫、制作不那么简单,对于不具备一定动手能力和超前思想的普通人来说,似乎不是个可效仿的榜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垃圾设计”不能算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因为它的需求不会很广泛,尽管它的观念——变废为宝,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垃圾设计”的创始人也曾说,“垃圾设计”的展览并非为了卖这些设计品,更重要的是给人以灵感,自己开发自己的垃圾作品。

设计周中另一项广受民众欢迎的活动就是蘑菇识别和烹饪大会了,尽管它和设计好像没什么关系。每年秋季是采摘赫尔辛基树林里美味蘑菇的好时节,可是每年总有不少人因误食毒蘑菇而进医院,可见大自然总是有她最神奇的设计,来应对贪得无厌的食客们;在呼吁不可过度采摘的同时,没有什么比要小心采摘更能让人心存敬畏而主动节制的了。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一日饭店

若干年前,各国城市在激烈角逐2012奥运举办权之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表示对英国的不屑,贬斥英国烹饪极其糟糕;可他偏偏还拖泥带水地顺便把芬兰也给贬了,“英国菜是世界上除了芬兰菜以外最难吃的菜了。”

从来没有人会说自己的家乡菜难吃,芬兰人对此评论当然气愤填膺,却也有些无可奈何。因为相比世界各国美食,芬兰人自己也会承认芬兰菜之平淡无奇。土豆加点盐煮煮、大块肉加点盐炖炖,一看就是从物资贫乏年代流传下来的简朴烹饪风格。可是芬兰人也有擅长的,各种面包和糕点就做得相当出色,不仅品种繁多,选料和做法也很健康。

事实上,芬兰的传统烹饪和家常菜,倒和芬兰设计的极简和功能主义一脉相承。一是大多数菜做法简单、步骤不多,配菜和用料也点到即止;二是不管好吃与否,一定营养均衡且管饱。比起一些花里胡哨的新式菜肴,芬兰菜显得特别实在。而由于其简单性,对原料的要求就更高了;不新鲜的食材,可是经不住芬兰烹饪的考验。

上周日刚刚举行的第四届“饭店日”(Restaurant Day)算得上是芬兰人对食物之热情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个创办于去年五月份的“吃货狂欢节”源于赫尔辛基,其出处至今模糊不清,但概念清楚、执行简单,是个不折不扣的草根行为,以至于它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成为又一个极其“潮”的芬兰出口产品,尽管现在芬兰境外响应的人并不多。

所谓“饭店日”,就是在这一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餐馆,卖自己做的饭菜。客厅、前院、办公室、公园,甚至马路边,只要是不侵犯他人领地,不妨碍公共交通,打开窗户摆张桌子即可开张。这是不需要任何营业许可证、也不必交税的一天,只要你对自己的烹饪水平有信心,够胆摆摊儿就行。“饭店日”倡导者在网站上号召各位大厨充分发挥各自想象力,点子越怪越好,反正没有任何规矩,玩得就是个乐。一日老板们可以提前到“饭店日”网站地图上登记自己的饭店信息,届时吃客们即可下载“饭店日”APP至手机,循着地图,一家家地吃过来。

去年五月 “饭店日”刚办时,整个芬兰也只有34家“盗版”饭店,可上周日已近七百家,其中赫尔辛基地区占了三分之二。“饭店日”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十一月份即将迎来新一届“饭店日”。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不管是老板还是顾客,都恨不得“饭店日”月月有,周周有,甚至天天有了。这也难怪,但凡吃过的人,都知道“饭店日”的一日老板们,很多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的民间英雄,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端出来的都是独家秘方。其次,像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国家,饭店价格普遍偏高;由于地广人稀,城市虽干净整洁却也乏善可陈,哪有街头小吃可觅。于是,“饭店日”便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人们在闹市街头寻找便宜小吃的心理需求。排个长队、掏出零钱,买块小饼儿,这样的过程倒也成了饶有趣味的一种娱乐,既饱了口福,也很有新鲜感。一样的城市和街道,因了那此起彼伏的小饭庄,一下子变得不一样起来了。尤其是移民们所带来的各国异乡口味,更令芬兰人趋之若鹜。

目前为止,似乎还未见有任何政府部门插手干涉“饭店日”活动,甚至也没听说任何“注意事项”或“相关规定”。不过就饭店们在公共场所的分布情况看来,似乎仍有某种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以至于大家都相安无事,气氛友好。很难想象,如果有朝一日“饭店日”发展到中国来,会遭遇到怎样的境况。有一点可以肯定,“盗版”店主们是肯定不能像在赫尔辛基那样满大街乱摆摊儿的。而中国并不缺又便宜又好吃的街头小吃,所以似乎可以预见,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店日”,大概会是在像欧阳应霁那样的美食家们的带领下,成为都市潮人们串胡同、走弄堂的精英消费项目。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8月13日

高设计,低设计

设计是个可高可低的概念。任何人都在居家生活中搞过一两样设计,有些甚至不亚于准专业水平。每个人似乎也都能说出点儿设计概念,评点优劣更是张口就来。而家庭主妇对锅碗瓢盆的选择标准,绝对堪称专家,通不过她们的检验,产品肯定死翘翘。

但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设计,基本都停留在表面现象,通常都是看得见的。对于看不见的设计,人们乐在其中却浑然不知所以。不发大水不刮暴风雪,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应急机制就无法充分体现其好坏;而这,在阳光灿烂之时,大多无法体察。像芬兰这样气候恶劣、冬日黯淡冗长的国度,尤其注重高质量和高智能的城建,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在零下二十多度、满地积雪,一片黑暗的冬季保持一切正常运作。

所以仔细想来,芬兰人擅长钻研高科技设计便不足为奇了。但凡自然条件太好的地域,人们反而耽于享乐,这也算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吧。既然这个国家雪多,芬兰人便顺理成章地设计出了高效的雪地摩托车;芬兰树木多,于是最好的伐木、运木等器械和车辆设计便也出自芬兰人之手。不过世界上还有其他雪多林子多的国家,却未见得能和芬兰一样搞出这些东西,可见把设计列为芬兰人特长应该不算夸张。

“高·设计”(HI Design)展览中的“高”,本意指高科技,不过按中文理解,称其中展品设计实在是高,也很切题。这个全部呈现芬兰本土设计中不太被人看得见的高科技器械展览不同于一般的设计展览,既没有漂亮的花瓶和家俱,也没有鲜艳的时装和炫丽的图案,基本上全是冷冰冰的大家伙。除了雪地摩托、电脑操纵的伐木机械车,还有各种医疗器械,连电梯和有轨电车也搬了过来;最令人想不到的展品,大概是一辆硕大的军用坦克。看到它,人们似乎才会想到,这个似乎不怎么掺和国际战事的小国,至今仍然要求男性公民服义务兵役。尽管现在政策有所宽松,可以公职服务代替,但国防设计于芬兰来说绝对是头等大事。坦克前的标识牌上写着“不许触摸”,相比其他车辆和器械前的“请触摸”牌子,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

普通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重型器械的设计,或者很少想到这一类设计,除了技术部分,其实也富含人性心理元素。通力电梯的两架参展电梯不仅是展览中唯一运行的大型机器,还把隐藏的操作盘暴露出来,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到电梯是如何运作的。其他的车辆和器械虽然没有运行,却也允许观众任意进出和把玩操纵盘,体验一下模拟场景。

展览中最小的展品,却是铺得最大的,占了二楼满满一层,那就是芬兰高科技设计中不可不提的诺基亚手机。这个今年一季度刚刚亏损九亿欧元的世界手机巨头目前情形却很严峻,所以和“不许触摸”的坦克不同,两张展示台上接了好几个新款触屏手机,就是拼命鼓励观众多触摸、多把玩,恨不得大家都玩得爱不释手才好。除了新产品,诺基亚还花了相当的功夫铺陈历年拳头产品,尤其突出每样产品的科技亮点。有些手机虽然看起来已如古董,但其电池待机时间和强劲信号等功能,一点儿也不落伍,对一些特定用户来说,倒比触屏3G手机更实用。

稍感讶异的是,诺基亚在展览中同时了播放两部精心制作的纪录片。一部是三位专业人士就手机通讯话题的讨论,另一部是采访普通人的手机使用心得。众多采访者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没有手机无法生活,也背不出任何电话号码,只有一位老人拿出口袋里的纸和笔,表示自己仍旧依靠这种传统方式来记忆。作为手机业界曾经的老大,诺基亚的确也有资格来讲述一部人类的手机历史,不过这样的总结现在看来,似乎也有点为时过早,甚至在诺基亚前景甚忧之时看,怎么都觉得这展览有点像博物馆的意味了,徒生一丝伤感。

“高·设计”展览囊括了芬兰工业中的所有重要角色,清晰地点出了高科技对芬兰经济的巨大影响和推动力。尽管展品的陈列方式颇似产品推介会,但策展人刻意如此的理由是想让观众了解到这一类高科技工业产品背后的设计故事,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被忽视的设计元素。

火遍全球的“愤怒的小鸟”并未在“高·设计”展览中现身。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工业在芬兰的科技设计中不重要。在军用坦克和有轨电车之间,几台可以刷信用卡的吃角子 ** 就很显眼。如此看起来害人的设计由芬兰吃角子机协会制造,而这个自1938年起就通过游戏行业集资的协会其实是个公共机构,由八家慈善组织和政府代表组成,七十年来一直支持芬兰的健康和社会福利。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8月10日

都市农夫

早在二十世纪之初,芬兰政府就开始给市民提供“自留地”服务。人们可以购买或租用一小块地,用以种植瓜果蔬菜。事实证明,这项一百年前的举措极具眼光,预见了城里人在享受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生活之时,将对耕种这一人类古老的生存方式愈发向往。这不仅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在作怪,更是由于资源渐缺、物价上涨和食品安全等现代城市生活所引发的需求。我们亟需一种更环保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而自己种植果蔬既比较容易实施,也颇有情趣。

时至今日,芬兰已有约六千块配给小菜园,但这远不能满足城里人种菜的热情,以至于要登记当菜农的队伍越排越长。如果有人想出让自家菜园,连广告都不用登,招呼一声就会引来争先恐后的买主们;而菜园价格自然也飙升了好几倍,据说赫尔辛基的一些菜园已超过十万欧元。

如此种菜的高成本至少已经违背了节约菜金的本意。何况需要租或买园子来种菜的,本身就是没有自家花园,住着公寓楼的人们。当寸土寸金的都市有了一块空闲之地,在申请如何合理利用土地的族群中,零散玩票菜农们的竞争力显然不会那么强劲,尽管芬兰在公用土地的利用上,有着极其严格、且为广大纳税人利益着想的审核程序。

Dodo是芬兰的一个民间环境组织。从去年起,他们率先想出新点子,在距离赫尔辛基市中心仅一站之遥的火车中转站处,设立了“实验田”。这个中转站是所有长短途火车往返赫尔辛基的必经之处,也是货运仓库和火车交接之处;其占地面积大,四周相当空旷,是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区。Dodo打破了传统的农耕习惯,利用回收来的大型塑料包装袋、由废旧木板钉成的大木盒等作为“地基”,装上泥土,往火车沿线的空置地盘上一放,组建起了Dodo城市菜园。为抵御芬兰的低温气候,暖房也是用回收木条和塑料板搭成,里面的盆栽台则由淘汰的旧门板制作。

这项被Dodo比喻为“游击队种植”的项目,以寻找铁路沿线的荒废地为起点,开辟了城市农耕的新路子。一开始的操作相当低调,很多参与者甚至从没种过东西,泥土和材料都来自回收和捐赠。可令人惊喜的是,收成却出乎意料地好,很快引来媒体曝光,并且启发了众多老百姓自寻耕种出路。木盒子菜园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荒废的水泥地,更适合在公寓楼住宅区中推广;房产商和建筑设计师们立刻效仿Dodo将此种植方案设入楼盘方案中。而更为宽阔的思路是不仅仅寻找荒地,甚至着眼于一些临时空间。比如有些空置地盘需要等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建成厂房或住宅区。与其将其闲置,不如就地利用起来。

我可以到哪里去种菜?为什么这块地空闲多年无人利用?这些是都市菜农们穿梭于交通繁忙的钢筋丛林中所思考的问题。Dodo的铁路菜园之意义,犹如抛砖引玉,籍此激发大众灵感,希望整个社会从个人到组织,都积极探讨和寻找城市农耕方案。

今夏启动的“转台”,是Dodo铁路菜园的又一衍生项目。她以最直接和直观的方式,呈现菜园的丰收成果。暖房、养蜂房、培植基地,还有一个夏日咖啡馆专供新鲜收成的果蔬所制饭菜。各种和环保有关的工作坊和文化活动等也都借此平台展开,持续不断地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技能。

创新解决方案和生态系统服务是未来健康城市必不可少的因素。都市人种菜,是一种回归和怀旧,是未来生活的实际需求,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赠予。它不需要高科技来实施,只要一颗对家园负责的心。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

2012年07月30日

礼拜堂,UFO和亭子

当“沉默的小礼拜堂”(Kamppi Chapel of Silence)在赫尔辛基最热闹的购物中心地带落成之时,正值这个城市全年最美的夏季。外形看上去像盏巨大的木制茶杯,它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曾让无数匆忙的过路人猜测其究竟为何物。谁都不会想到,在这个整座城市最熙攘的地方,会找到一片寂静之地。

占地只三百平方,这个小礼拜堂每日开放,给闹市中的人们提供一处隐退之席。圆弧形的内壁全由赤杨木板拼接而成,座椅为实木,全以原木色彩呈现。天光从十一米高的顶端,围绕着圆形屋顶呈光环状射下。十字架却不高高在上,坐下后仅略高于平视视线。外面的嘈杂被统统屏蔽,只有沉默之声。这个由芬兰建筑事务所K2S设计的礼拜堂在建造之前,就以其方案获得2010年芝加哥雅典娜国际建筑奖。

一个小礼拜堂的宗教功能不言而喻。但“沉默的小礼拜堂”作为一个都市礼拜堂,似乎更具某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当建筑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不难想象,人们会为了非宗教理 由而前往。但和其他成为观光旅游热点的大教堂又不同,这个静谧的空间从设计到选址,似乎都是为忙碌的赫尔辛基都市人度身定做,让从闹市中走进来的他们将纷扰和焦虑都关在了门外。

同样是给人类提供安全感,FUTURO——形似UFO的小房子,却与宗教毫无关系。这座有着一圈形似大眼睛的椭圆形玻璃窗的椭圆形小房子,是1968年由芬兰建筑师马蒂·苏洛宁(Matti Suuronen)为滑雪休息站设计的。它的塑料材质是为了快速取暖和便于在恶劣地势上建造,却由于造价太高和过于奇形怪状而未能打入市场,尽管当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现在,重新现身于公众的第一座FUTURO小屋,像古董似的展示在艾斯堡现代美术馆。这对于一个未能将作品投入广泛实用价值的建筑师来说,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但至少FUTURO并未被彻底遗忘,且凭借怀旧潮流晋升艺术界,大概也值得庆贺吧。高四米、直径八米的小屋内部设有六张躺椅,一个双人卧房,一个可烧火并烧烤的取暖炉,以及卫生间和厨房。据称拼装和拆卸小屋只需几天功夫,可用于森林或高山度假营地。但是很显然,FUTURO虽然很可爱,却不再会卷土重来了,因为伴随着展览,人们已经在讨论如何维护仅有的几座FUTURO小屋,并且收集一九七零年代的FUTUTO老照片了。这说明,作为一个民用建筑作品,FUTURO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但它却成功地跨入了艺术收藏品之列。

这个夏天,建筑的确是赫尔辛基的热门话题。对于节奏偏缓慢的北欧来说,“沉默的小礼拜堂”和FUTURO的兀自突起,本身就够惊奇。而建筑博物馆和设计博物馆之间为“世界设计之都”年而快速搭起的亭子,更是超出常规的高效。由阿尔托大学设计的这座凉亭,仍然凸显了芬兰建筑和设计中对木质的运用;所有的椅子和茶几等家具,都由原木厚板条拼装而成,连清漆都不上。亭子一搭好,就不停歇地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演出和展览等建筑设计活动,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不消几日,这儿就成了城里最新的热门去处。哪怕没活动,人们也喜欢在亭子里歇个脚、乘个凉,喝喝咖啡看看书。

功能主义为大的芬兰人,最看重实用的设计。不管是房子还是亭子,总要招得来人、留得住人才算好。不过这座目前大受欢迎的亭子,却是暂时的。“世界设计之都”年一过,便不会有如此多的活动,亭子也就会拆掉。可见好建筑也未必非要不朽,凉亭毕竟不是礼拜堂。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7月10日

赫尔辛基之夏

当六月的北欧之光逐渐清朗绵长, “赫尔辛基周”(Helsinki Week)似乎也为这个城市正式拉开了夏的序幕。自然季节的变更,当然不需要任何官方认可,但对于天性内敛,又经历了黯淡长冬的芬兰人来说,这个由市政府主办的、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节庆周,也算起了点兴奋剂的作用,号召全市人民迎接盛夏。音乐会和舞台剧等等一系列活动统统免费,甚至还有和北欧风格完全不搭界的桑巴狂欢,总之想方设法把宅家里的人都勾出来才好。事实上这也应该算是城里人最多的一段时间,除了已经放暑假的学生,大多数上班族还都守着岗位。等月底仲夏节一过,苦作了大半年的人们都纷纷奔赴乡村。一座整年里最美丽的空城,就这样白白拱手让给了旅行者和观光客们。

在今年6月12日的“赫尔辛基日”这一天,凭藉庆祝赫尔辛基建城两百周年,赫尔辛基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市中心所有人提供免费无限网络服务的城市。这显然又是一项造福于旅游客们的设计,因为绝大多数赫尔辛基人的手机若有上网功能,必定已有3G网络,且赫尔辛基的3G网络质量之高,和无线网络不相上下。这项市中心无线网络服务项目,以主要道路、公园和市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尤其是初来乍到者能更方便地上网。通过网络,可以快速查询公交线路和时刻表,也可以购买火车票。电子火车票以条形码的方式直接发送至手机,检票员只要扫描手机屏上的车票即可。

同一天登陆的,还有在市政规划展厅的骑行展览。对芬兰的市政规划者来说,城市的形成取决于人们的出行方式;赫尔辛基是个绝佳的骑行城市,但还需要更多的骑行者才能把城市的骑行环境进一步提升。这个逻辑,倒似乎应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与其抱怨骑行道不够完善,不如踏上单车骑起来,骑的人多了,有了需求,道路自然也就扩展开了。目前为止,除了公交车,骑行者可把自行车搬上地铁和城际火车,方便了部分通勤。

网络也好,骑行也好,都是为了让城市生活更加通畅。在白夜漫长的芬兰之夏,没有人再能找理由抑郁,那是上天给予这块大半年都在黑暗和冰冷中挣扎的土地的恩赐。于是居于年中的夏天,似乎比黑乎乎冷冰冰的元旦更像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夏天的新计划和新方案很多,而这些计划和方案,似乎也特别能让心情大好的人们接受并看好;夏天的派对和节日也特别多,一年就这么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人愿意再蹲办公室。午夜的阳光,让时间都失去了意义,日常的世俗生活消失了,似乎人生真的成了一场盛宴,只需尽情欢快畅饮。

年度最好的音乐节们都放在夏天,也就不足为奇了。热门的Flow Festival年年火爆,不早点订票完全没可能挤进场。这个为时四天的音乐节在德国和英国同时出票,足以见其魅力;今年的压轴明星无疑是比约克,这位冰岛女歌手也算是北欧老乡了,撑撑自家地盘的场子倒也理所当然。同样放在八月份的另一大动作是所谓的“赫尔辛基节”,虽然名字取得缺乏新意,但内容从世界音乐、顶级马戏,到前卫艺术,都具有相当水准。可能今年“赫尔辛基节”中最令人期待的节目是“艺术之夜”当晚,由一万块砖搭起来的长达几公里的多米诺牌了。这副由一家英国表演公司制作、赫尔辛基市民参与的多米诺牌,届时将会贯穿赫尔辛基市中心主要景点和街道,能否一气呵成,也将成为兴奋的疑点。

依照惯例,“赫尔辛基节”总是安排在八月底,似乎象征着夏末最后的狂欢。大家都知道,一入秋,整个城市就慢慢地越来越冷、越来越黑。此时的派对,恐怕是最令人流连忘返的了。

原文刊登于《商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