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前来探望，问我除了忙小毛头，还在做些什么。我说刚在国内的一份报纸开了个专栏，写关于芬兰的种种。“那你岂不是很快就没东西可写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朋友是个汉学家，十足的中国文化狂，刚把整部《孙子兵法》翻译成芬兰语，可见作为外国人的他，其汉语程度比很多中国人都要胜出一筹。对他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要比有着悠久历史，正处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更有趣了。至于他的小小祖国芬兰，在他的谦虚之下似乎变得微不足道。

      事实上不用他提醒，我自己对这个专栏早就有点底气不足。中国人现在最关心什么，我尚无发言权，但肯定不会是遥远的北欧。芬兰这弹丸之地那些个事儿，人家要看吗？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记者却不像我这般见识短浅。罗伯特·凯撒和鲁西安·柏金斯千里迢迢来到芬兰，进行为期三周的全国旅行，路途所见均以图文方式发表在邮报的“芬兰日记”BLOG上。按照凯撒的说法，美国人对芬兰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国家之一所知甚少，他就是要给邮报读者一个现代芬兰的面貌，并揭开这个世界上人均拥有手机最多、教育制度最完善，高新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神秘面纱。

      如果说凯撒和柏金斯的冷门之举令我感到惊讶，让我更加吃惊的是读者的反应。打开网上最新输入的文章，讲的是两位在北部城市奥鲁的所见所闻，评论竟多达147条（并且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再回看以前的文章，每一篇都有不少评论。粗粗浏览，读者中有在美国的美国人，有在芬兰的芬兰人，也有在芬兰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芬兰人。有的人是因为祖上有芬兰血统，尤其关注芬兰；也有人和芬兰毫无关系，纯粹为这个介绍异域风情的日志所吸引。

      作为美国人，尤其是讨厌布什政府的美国人，对于北欧的现行体制和生活环境无不称赞有加。上个学期我芬兰语班上的美国同学April就算一个，布什当选第二天，她来上学整个没精打采的。她老公在诺基亚上班，她在家照顾一儿一女，当我问他们打算在芬兰呆多久，“越久越好，”她老公说，“但愿吧”。

      芬兰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凯撒好像也有点犯了“人家碗里的总是更香”的毛病。尽管他会错误拼写芬兰最有名的“赫氏堡”快餐，并且将其称之为麦当劳翻版，引起“赫氏堡”拥戴者们的网上围攻；他笔下的芬兰基本上是个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人人幸福的香格里拉。

      借着这股“芬兰热”，我无意中又发现不少和芬兰有关的BLOG，在赫尔辛基居住了两年的Phil就是其中一个，他的BLOG标题说：“芬兰思考――美国和芬兰的政治、时政和文化”。

      下期就接着说说这个有趣的美国IT工程师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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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芬兰的设计之年，同时也是瑞典的设计之年。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两个国家相互对掐。曾被瑞典王权统治了六百年的芬兰虽然仍保留瑞典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但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现在设计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向来以严肃著称的芬兰人这一次倒是极具幽默感。一个叼着奶嘴的小男孩是“设计2005”的招牌海报，标题口号为“DESIGN ON”；而另一张海报则是同一个小男孩，被拿掉了奶嘴的他瘪着嘴泪水盈盈，配以标题“DESIGN OFF”。

      设计对于民众来说，果真如奶嘴对于婴孩那么重要吗？至少这是芬兰政府要极力强调并推广的概念。事实上，设计一直是芬兰经济发展中及其重要的原动力，诺基亚便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对于这个不算大的北欧国家来说，设计这回事小可小到锅碗瓢盆，大可大到国家形象问题，究竟谁才算得上“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领头羊？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设计又被政治化了。

      芬兰人民的设计祖师爷Kaj Franck半个世纪前设计的杯盘碗碟到现在还是商店里的热卖，尤其是一款存放奶油的小瓷瓶，其大小尺寸正好可卡在老式双层玻璃窗之间。那是Franck二战后经济萧条时期的作品，专为买不起冰箱的老百姓冬天存放奶油所作的周到考虑。现如今虽然每家每户都有了冰箱，但一回想起这个温馨的小故事，人们仍然为之动容。Franck所推崇的设计实用主义成为每一代芬兰设计师的座右铭。套用中国人的俗话，设计在芬兰，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四月在芬兰设计博物馆开展的“幻想曲”是设计年众多展览和活动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所有展出作品都出自学生之手。这个历时三年的计划在芬兰、丹麦、挪威，苏格兰和比利时五国的学校进行实验教育，有目的地教授孩子们一些基本设计技能：解决问题、文化思考、艺术表达和发明创造的态度。谁要是以为小孩子们顶多是做做手工课的水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的创造能力不禁让人对未来的设计力量充满信心。

      另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SHOW是新近在国际上日渐走红的年轻女时装设计师Paola Suhonen。Suhonen的服装既轻松随意又大方雅致，并结合了她童年记忆中七十年代的露营文化。其具有民族风格和环保意识的设计恰巧应了眼下时尚潮流的节拍，也是她成为时尚界新宠的原因之一。

      夏天将至，北欧美丽的白夜也将随之而来。尽管四五月份的天气仍然时不时地来几天飘着雪花的“回冬”，但好不容易从黑乎乎的寒冷中钻出来的芬兰人早就按耐不住地伸胳膊伸腿了。更多精彩的设计和艺术展览也安排在夏季开锣，但保不齐前去赏光的还是旅游者居多，因为本地人都迫不及待地扑往乡村郊外去了，谁还有工夫窝在室内扮文艺青年装深沉，简直是对不起高照的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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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几乎所有的赫尔辛基人都在讨论电影《战壕街》（Trench Road），芬兰总理甚至带着内阁成员集体观摩。这部以一个为挽回妻女而发了痴的男人为主角的影片改编自芬兰著名作家伽利·侯达盖能（Kari Hotakainen）的同名小说，曾经先后获得芬兰文学最高荣誉奖项“芬兰迪亚”奖和北欧协会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准确地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马蒂是一个普通极了的工人，干着一份枯燥无聊的工作。他的满腔激情倾注于煮饭烧菜和照顾家人：火候恰到好处的意大利面、松脆可口的甜甜圈、每天晚上不厌其烦地给女儿读故事、为疲惫的妻子按摩敲背。然而妻子却对他庸庸碌碌不求上进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甚至嘲笑他“已经不再是个男人”了。正是这句话激怒了马蒂，一拳打散了完满的家庭。

    和经历过战争的父辈们不同，马蒂的男性雄风体现在对家庭无微不至的关照上。父辈们为捍卫国土手持机关枪，马蒂为维护家庭和睦，手里拿着的是锅铲和尿布。为了唤回妻女，他开始筹划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和房地产经纪、房屋原主人和其他购房者之间的“殊死战争”。

    《战壕街》之所以在整个芬兰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很多芬兰人的梦想，也正是这个并非人人可轻易达到的目标令无数奋战在“家庭前线”的男人们疲惫不堪。片中被马蒂称为“已经失去战斗力”了的中年房产经纪人，为了儿子要把房子卖掉的二战退伍军人，再加上为了买房而进入颠狂状态的马蒂，都是围绕着这个“芬兰之梦”的老中青三代“战士”。

    安祥富足的北欧拥有全世界少有的高福利社会体系。在外人看来，美丽的斯堪的纳维亚阳光照耀下，这片郁郁葱葱的大地犹如世外桃源。可是，逐年上升的离婚率、人与人之间日渐冷漠的态度，都是阳光下的阴影。和经历了战后经济大萧条的父辈们相比，生活条件日渐优越的年轻一代反而更容易不满足和不快乐。不断膨胀的物欲、追求永无止境的成就感，让人在“我要、我要、我要”和“我买、我买、我买”的疯狂竞赛中忘了生活的本质，陷入深不见底的漩涡。

    小说灵感来自作家本人在赫尔辛基郊区购买房子的经历，北欧福利制度江河日下的状况和人们对传统男性角色的社会期望经他描述，尤其具有讽刺意味。作家表示，他所要描述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逐渐增强的孤独感。赫尔辛基这个都市挤满了从不同地方搬来求生的人们，他们每一个都是孤独的个体。

    放眼世界各地的其他都市，又何尝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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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道测试题：你在马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对着你微笑，你认为a)他是个疯子，b)他醉了，c)他是美国人。我的芬兰朋友们说，如果我能一下子指出标准答案b，就说明我已经在芬兰住了有一阵子了。

    诸如此类给旅居芬兰的外国人自我解嘲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包里随时都放个空塑料袋，因为超市的塑料袋要算钱；比如你的英语变得越来越差，常常会说出“open the television”、“close the light off”这样的句子；比如你不再觉得商店统统关门大吉的星期天乏味，而学会了轻松地在家休息；比如你把80度的桑拿叫做“凉飕飕”，而户外20度则是“热极了”；再比如你坐上去爱沙尼亚的游轮，目的并非旅游，只是为了到船上免税店买便宜啤酒。

    税收比例高到被喻为“惩罚制度”的芬兰有着许多令初来乍到者称奇的社会法规和现象。在所有的抱怨和不习惯名单上，恶劣漫长的冬季和复杂难学的芬兰语可谓高居榜首。我的女朋友们在我离美赴芬之时，纷纷来信来电报以十二万份的同情，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几年前我离沪赴京时她们所表达的遗憾。事实证明，小女子们的担心有些不无道理，千篇一律淡了巴叽的芬兰菜首当其冲；然而事实同样也证明，偏远的北欧虽然令人感到遥不可及孤寂清冷，但其成熟的社会发展、美丽清新的自然环境、水准不俗的文化艺术，也都是令我生活愉悦的重要元素。

    托儿子的福，我这个“老外”一到芬兰，首先享受到的是作为母亲的种种优惠政策。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个女总统，鼓励生育政策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由来已久，再结合全民免费医疗和生生不息的女权主义运动，使得母亲这个角色在芬兰社会备受尊敬。孩子还在肚子里，福利机构就送来巨大的“妈妈礼包”，囊括了从宝宝的衣服玩具奶瓶到妈妈的乳垫卫生巾，甚至避孕套等等一切你想到或没想到的生活用品。孩子一降生，母子每月都能领到相当数目的津贴。津贴数目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亦不断上升，以至于有些“不求上进”的夫妻不需工作，只要靠生孩子，再加上其他各项补贴，就可以舒服地过过小日子了。

    芬兰职业妇女的带薪产假长达11个月，这足以使很多其他国家的事业妈妈眼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北欧女性的形象虽然坚韧强干，这并不等于男人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干。事实上，北欧男人在长期“重女轻男”的社会氛围下，对于烧饭干家务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芬兰前总理因为享受三周的产假而暂停办公，回家带孩子时，英国媒体曾兴奋得大作文章。

    这种反应在芬兰人看来自然是大惊小怪，总理也是人嘛，是人就有权获得平等权益。在我看来，人人平等的理想在北欧大地上基本上得以生根开花，学费全免的小中大学教育制度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当然，男人们有时候会聊胜于无地挣扎着喊几句“女男不平等”，但当他们推着童车搭乘公共交通时，不得不承认作为爸爸的他们和妈妈们一样享有免票的资格。不过，车里装的是必须是小宝宝，而不是他们沉重的购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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