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了大半，美国政府开始警告市民，猪流感大有再掀浪头之势。学校一开学，又一阵流感高峰将随之而来，比先前所估计的十月高峰期要早得多。

    我四月底拖家带口回国之时，正赶在中国政府“撒网抓猪”之前。出了浦东机场，看到检疫部门正在关口安置工作，暗暗庆幸自己早了一步。比我晚些回国度假的朋友就多了一点麻烦，不得不连续一周天天汇报体温，但这也比他们先前所担心的隔离要好上几百倍了。

    鉴于SARS的教训，这一次中国政府针对猪流感，可谓反应迅捷，严防死守，“宁可错抓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也正是源于SARS的恐怖经历，有些中国老百姓一开始对猪流感亦抱有夸张的畏惧。受周围朋友的情绪感染，六月份我惴惴不安地回到疫区，至今两个多月来，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紧张气氛。猪流感绝对不是闲谈的热门话题，甚至根本没人讨论；地铁、图书馆、商店、餐厅等公共场所流量正常，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带口罩；亲朋好友之间的串门聚会亦热闹得很，正常生活并未打乱。

    根据五月份的盖洛普调查，有45%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夸大了猪流感的危险性，和认为媒体报道适当的人数比例几乎一样。自五月份以来，担心染上流感的人数比例逐渐下降，而42%的人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染上”，占调查人数之最。而七月份由哈佛公共卫生医学院所作的最新调查表明，很多人认为猪流感会在秋冬季卷土重来，但大多数人并不担心自己或家人会患病。倒是很多人，尤其是孩子还在学校的父母们，更担心学校停课会导致他们请假，从而影响收入；非裔和拉丁裔父母则害怕因此丢了工作或失掉生意机会。

    当然，美国人对猪流感坦然处之的态度，并不代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猪流感漫不经心。这不，还没开学，各种警告和预防措施就叫开了。与此同时，WHO宣布，计划停止对猪流感病例的追踪，因为流行病专家们指出，实际上已经有上百万的人受感染，再追踪计数已确诊病人，变得毫无意义。对此其他专家和媒体都有不同意见，认为该数据从理论上讲对各国公共卫生官员们还是有用的。

    也许真的是太低估了病毒，一个正在发烧的美国男孩子瞒着父母，跟随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暑假学生旅行团到了北京，结果一到就被“抓”，还连累了其他同学，22个学生有9个因为H1N1阳性而隔离，搞得一场愉快的旅游变成“飞越疯人院”。其中有个被隔离的女孩母亲正好是《纽约时报》记者，于是母女俩共同写了《隔离日记》刊登在时报上。尽管对中国的隔离政策表示理解，但她们还是对具体操作过程的一些不同做法颇有微词，其中最大的恐慌源于初始的沟通中断；当任何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在陌生的国家被隔离而毫无音讯，都会有点精神错乱的吧。

    事实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大多数享受隔离待遇的外国人，尽管觉得假期或公差被耽误了，但都对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表示满意，有些人甚至还收到当地旅游机关表达歉意的鲜花。不过也有人反映，他被“关”的旅馆墙壁斑驳、蚊虫老鼠肆虐，却安上了崭新的防盗门和栅栏；最惨的是一位慈善机构经理，她因为肚子疼而被当成“嫌疑犯”抓走，足足过了24小时潜伏期，才终于有个医生来检查她的肚子，结果发现是盲肠炎。当然，对她的抱怨，中国医生表示异议，认为他们并没有做错。

        WHO在猪流感爆发初始，反对实行隔离措施，一些专家也指出，病毒已广泛传播，隔离并不起作用，就像没有人会隔离一个普通流感患者一样，更直说中国虽然有SARS的惨痛教训，这次反应却并不恰当。但中国政府坚称其策略是有效的，并且至今没有死亡病例。

    不管怎么说，似乎慢慢平息的猪流感，又要冲浪而来了。我对我的美国朋友说，要去中国，就做好被隔离的准备吧；而准备工作可以是一些好看的书、游戏掌中机、手提电脑……，或者干脆大睡特睡一个星期，我们羡慕还来不及呢。当然，赶快跟我学几句中文，可以讨好护士小姐，改善隔离条件，也是很管用的。

原文刊登于《金融时报》FT中文网

    上周的3P新闻（professor, police, president），被美国媒体嚼了整整一周的舌头。一个破自家门的哈佛professor，因为邻居报警，被闻讯赶来的police拷走了，惊动了president，多嘴说了几句，于是事件被火上浇油，节节升温。最后的结果是president承认自己出言不慎，要求大家都平静下来，并盛邀professor和police共赴白宫喝啤酒。

    整件事情的关键，是因为professor是黑人，police是白人；整件事情的微妙，则在于professor是位名教授，而police也非等闲之辈，偏偏还是个专门在警官学校教“种族定性”问题的资深警官；而整件事情的巧妙，在于发生在美国第一任非裔president上任后不久，总统上过哈佛，和professor还是朋友。

    如果不是名教授，再多在街上被白人警官拷走的黑人兄弟也不可能在头条新闻里出声；如果奥巴马肤色惨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盯着这事儿看热闹。整桩案子，究竟是否“种族歧视”在作祟，难以判断，police已经放话绝不道歉，说professor吵闹侮辱，拒不合作，骂话中甚至还“涉及到了police的母亲”，（具体言辞自己想象）。大家都眼睁睁地等着本周四3P共聚白宫，看这“啤酒政策”能整出个什么结果。

    说起来，“种族歧视”这个话题，很少在中国得到讨论。只有到了外国的中国人，才会逐渐留意。稍有人际交往上的不顺，统统将其归结为“他们看不起中国人”；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奥运会令爱国华侨们如此扬眉吐气。然而“老墨”（指墨西哥人）、“黑鬼”，也都是中国人叫出来的，大家可以辩解语言和文化不同，却甚少追究和探讨深层次的缘由。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留学的很多非洲留学生心理上相当苦闷，相比白人留学生，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要少得多，要找个中国男朋友或女朋友，对方家庭的阻力更是排山倒海。现在广州有了个“巧克力城”，聚集了上万非洲人，也有了很多专门经营非洲烹饪的饭店，非洲文化和社区兴旺得很。然而治安管理等问题也应运而生，据说当地居民也开始抱怨，警察和这些非裔族群之间的“捉迷藏”，以及摩擦冲突成为家常便饭。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报道指责中国警察歧视非裔嫌疑犯的。当然，我也没有看到任何文章讨论中国警察犯有所谓的“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错误的。前面3P中的police，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专门教警察不要“以貌相取人”，用老生常谈的套路，以先入为主的偏见来对待少数民族，（哪怕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犯罪率较高）。然而，这样的话题在这几年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陌生啊，远的有孙志刚案件，近的有杨佳案件，他们虽然都是汉人，非少数民族，但整件事情的起因，不都是以一个外地人在陌生城市受歧视的遭遇而开头的吗？当有些人很顺口地把回族人叫做“回回”，很顺理成章地把河南人想象成骗子，把东北人说成强盗，不都是偏见吗？而这些偏见，都非常有生命力地代代相传。

    先后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暴力冲突事件，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种族冲突。本来就对少数民族暴有偏见的人会说，看，早知道他们都是坏的。但为什么不问问，这些疯狂的暴徒，是何以持有如此的愤怒和残酷呢？就像3P中的那个professor，身为教导非裔美国人文化历史的哈佛教授，为什么面对一位不期而至的白人police，就失去理智地乱骂一气呢？如果来的是个黑人警官，他还会这样生气吗？

    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每桩单独事件的上下文。奥巴马很快地意识到自己说警察“行为愚蠢”（act stupidly）是愚蠢的，他也很聪明地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一轮啤酒再来就种族问题说说事儿。作为第一任非裔总统，五颜六色的人民对他都是有不同寻常的期待的。

    当然，3P事件毕竟不能和中国刚刚发生的惨剧相提并论，但这一番联想似乎并没有毫不相干的牵连。再说，中南海请客喝一轮二锅头，我们在报上也未必能读到。

原文刊登于《金融时报》FT中文网

    国内的朋友问我，一小时人民币180元的课，放到美国算贵吗？

    贵。因为上这堂课的学生只有15个月大。就算这堂课的内容是“开发智力”，会使宝宝“心灵手巧”，是被初为人父人母们所顶礼膜拜的“早期教育”，我还是要说，贵，而且未必贵得值。

    所谓“早期教育”，专家们早有更严谨的定义，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地拷贝粘贴了。作为一个也正在边学边做的妈妈，我自己的体会是，宝宝从出生那一刻起，早期教育就算开始了。喂奶、换尿布、睡午觉，所有日常琐碎和流水，只要你有心，都是和宝宝交流和教育的契机。所谓“润物细无声”，我觉得此话最能带出婴幼早教的精髓，它讲究的是充满爱心和耐心的引导，而非立竿见影的速成和严厉刻板的训导。既然婴幼早教的对象是年幼的宝宝们，那么早教最好的老师则是爸爸妈妈，而非任何早教中心的老师。

    其实，中国人带孩子之仔细和周到，我个人认为，在全世界范围来讲，都是排在榜首的。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注重更是名列前茅，但中国在早期教育这块领域的研究，似乎不如西方来得历史悠久，成果深入。就我所居住过的北欧和美国地区，都比较注重对父母的早教培训。如果你自己比较用功，可以通过医院、社区等机构，获得不少有关早教的资料，参加一些讲座。而专业人士、社区组织和市民对早教也比较关心，会自发形成一些所谓的“play group”，也就是妈妈带着孩子，聚在一起进行唱歌、游戏等亲子活动。很多这一类活动，都是由研究早教的专业组织、专业教育组织、书店、商场和社区图书馆等公立或私立机构组办的，它们不仅定期、长期，而且大多数免费或者收费极少，而其质量在我看来，也相当不错，哪怕是出自非专业老师。比如我们这片图书馆的幼儿读书时间，是由一个图书管理员担任的，但其节目编排和讲解演唱相当卖力和投入，道具齐全，花样繁多，看得出是花了一定的功夫来设计的。相比之下，我在网上查到一些国内早教中心的录像，老师教得呆板单一，气氛沉闷无聊；有一段录像，好像是教一种宝宝健身操，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居然连话都懒得说，只是放一张喊口令的音乐碟片，（其语气不由令我想到小时候的广播操）。她机械地重复着一些对宝宝来说难度极高的动作，没有一点乐趣可言，也毫无互动；除了累坏那些陪练的外婆爷爷们，我看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当然，中国一定有好的早教中心，事实上中国一些幼儿园的师资水准和硬件相当不错，远远超过欧美的同类幼儿园。但我想说的是，欧美社会对早教的公民普遍意识比较成熟，会有不少机构就早教这件事情无偿为老百姓服务。而不同的社会体制和家庭结构也是原因之一，全职妈妈一多，自然会形成一个群体，便会衍生出不少民间的早教活动。只要社会上有了这样一股风气，职业妈妈们自然也被带动起来，利用双休日，带着宝宝投入到各种趣味盎然的玩耍活动中。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父母才是早教的主心骨儿，小宝宝们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爱的教育；稍大一些后，一般的幼儿园应该就是最好的早教机构，在那里，他们可以学到如何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如何玩耍、（小孩子的工作就是玩，玩才是他们学习的最佳途径）如何遵守规则，为他们将来步入更“作筋骨”的小学而做好准备。

    如果你实在是个忙得没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又不放心自家老人和保姆对孩子的教化，那么在孩子进幼儿园前，参加一些早教中心的活动也未尝不可。但最好是你自己带着宝宝们去早教中心一起接受教育，因为说到底，早教的关键是“教父母”，是教会父母如何引教孩子的一种方法，这样你可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和你付钱给辅导老师教会孩子加减乘除是完全两码事儿，不要指望早教中心的老师会成为你宝宝的人生导师。而由老人或保姆陪同早教，那宝宝就是他们而不是你早教出来的。

    同时，我觉得学费最好不要让你心惊肉跳，才有助于你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过分计较结果，（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结果不佳，更多是由于家长自己不坚持执行早教方法）。否则，超出你可承担的昂贵代价，会令你产生不切实际的奢望，导致一家老小日子都很难过。不如每天花上半小时和他一起有质量地玩，更符合早教精神。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你能想象崔永元的肖像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国宝收藏吗？

    美国当红电视主持人史蒂芬·科贝尔（Stephen Colbert）的大幅数码肖像就被扛进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尽管只是挂在了厕所旁边。他和芝麻街中的玩偶、迪斯尼童话里的小飞象，以及《绿野仙踪》电影主角多萝西穿的红宝石拖鞋，可都是美国国宝。

    都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她当然不只是个流行文化产地。重新开张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耗资八千五百万美金，历时两年，把三百多万件压箱宝的好货统统摆了出来。最稀罕的要数一面两百年前手工缝制的星条旗，她是美国国歌的创作灵感源泉。其他如林肯遇刺当日所带的高帽子、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所用的书桌、爱迪生申请专利的电灯泡等等，都称得上是镇馆之宝。

    作为全美唯一的一个美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博物馆，美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身份毋庸置疑。要想接受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那就一定要到这里来。眼下的美国麻烦可不少，从节节上升的失业率，到困难重重的健保改革，国家形象大不如从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也摇摆不定，博物馆要唱好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可不那么容易，但是馆长布兰特·格拉斯（Brent Glass）挺自信，称脱胎换骨的新馆要“让人们重新认识美国历史”。

    只要浏览一遍年度好莱坞大片，你就会发现，没有人比美国人更擅长爱国主义教育的了。正因为有了银幕的光芒，很多外国人对美国的模式化理解就是“美国梦”，而她的标志性符号便是爱丽丝岛上的自由女神像。没错，这片自由的土地对于当年的移民们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他们在实现自身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个国家。《一个变革中的国家之社区：十九世纪的美国承诺》是馆中“美国生活”部分里的一个展览，通过介绍自1800年至1900年间几个不同移民社区的发展，来讲述一个“美国梦”的打造过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犹太商人、康奈狄克州投入工业生产的工人和经理们，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非裔奴隶们——这些正是当年组建美国社会构架的顶梁柱。对比今天的美国，移民们的成功和富足，早就不仅仅局限于欧洲犹太人族群；而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则是非裔美国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典型范例；至于当年工业化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问题，在这经济低迷的世道间，似乎更值得探究：众志成城创造的财富，怎样来分配回馈社会，才算公平？

    这个答案，正是眼下美国民众和精英界咄咄逼问的。有趣的是，社区展览的出口正好是通往《美国第44届总统就职典礼》摄影展的进口，似乎把这棘手的世纪之问抛给了踌躇满志的奥巴马。照片上的他在国会山前风光无比，但四年后、二十年后，甚至更久以后，他又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这同一个博物馆中，才更令人深思遐想。

    历史，正是这样一种有距离的观察。不知是否要有意保持某种“客观性”，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并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展览讲述美国通史。战争、政治、科学、音乐……，观者的美国印象会由无数不同角度的故事和不计其数的藏品所组成，好似万花筒里支离破碎的形状，左看右看，正看倒看，看到了很多，可也看得头昏脑胀。事实上，新馆开张后，确有媒体恶评，说博物馆摊了一大堆东西出来，看似突出了每一件藏品，却忽略了整体效果；每一样物件都无比珍贵，但杂货铺风格的展示方式却过于刻意，搞得单品成了主角，从而失去了历史叙述所需要的宏大和流畅。

    历史博物馆曾经被戏称为“美国的阁楼”（America’s Attic），建筑师在装修过程中把部分墙面打通，使博物馆成了一栋采光通透的五层高罗马式中庭建筑。这好比打开了阁楼密室，历史记忆长河里遗散的珍珠一下子都滚落到人们面前来了，你要把她们串成一款什么样的项链，得出一个怎么样的美国印象，全在于你自己。

    实在看得精疲力竭，到博物馆的“星条旗”餐厅或“宪法”咖啡馆去品尝一下美国美味，倒也不错；但这是否会给美国印象加分，就又说不准了。

    原文刊登于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中文网

    我从来没有买避孕套的经验，但是毛头小子因为买避孕套引起的尴尬笑话似乎有所耳闻。上个月回国，我无意中发现一些24小时便利店把避孕套都放入收银台旁边的一个玻璃小柜子里，距离之近，好像很有利于顾客和收银员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而完成交易。然而回到华盛顿特区的第二周，我就经历了一场和避孕套有关的示威活动，让我对那个玻璃小柜子又有了新的看法。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全美最大的日用品和药品连锁超市CVS在旗下的一些店铺中，把避孕套锁进了玻璃小柜子，但凡要买避孕套的顾客，都得把拿着钥匙的店员招呼出来，然后在店员的注视下完成挑选。引起公愤的，不仅是这种令人仓皇而尴尬的非人性化客服，而且避孕套上锁的店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根据调查，但凡上锁的店铺，都位于黑人或拉丁裔族聚集的区域，治安也相对比较差。CVS的用心昭然若揭，似乎也很能理解——在这些区域，小偷小摸实在猖狂，开架避孕套等于免费避孕套。商人重利，一把大锁就挂上了。

    我留意到，在美国的开架超市和商店里，珠宝等贵重物品都是锁进玻璃柜的，香烟虽不贵重，但也上了锁。为什么没人抗议给香烟上锁呢？原因很简单，香烟本来就对人体有害，把香烟卖给未成年人更是违法的。而避孕套就不同了，艾滋病和青少年怀孕已经成为美国十分重要的两件国事，把这个小小的塑胶套政治化，不是没有道理。

    数据证明，艾滋病仍然是25至34岁美国黑人妇女的第一杀手，黑人妇女受感染的比例是白人妇女的15倍，拉丁裔妇女受感染的比例则是白人妇女的4倍。十几年来，男同性恋和男双性恋者更是高危人群，专家们相信，已经有将近一半的黑人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染上了艾滋病。

    至于美国的青少年们，每年有三百万染上性病，七十五万怀孕。一个性生活频繁的青少年，如果不采取避孕措施，一年中怀孕的机率为百分之九十。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什么样的人会偷避孕套呢？是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白领？有头有脸的公职人员？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当然都不是。把“黑手”伸向开架避孕套的，是偷吃禁果的中学生，是捉襟见肘的钟点工，甚至是操皮肉生意的。换句话说，CVS所要防范的避孕套贼们，正是美国社会中最需要避孕套的族群，也是防范艾滋病和青少年怀孕问题的首要关注对象。在这些“下只角”区域，平困家庭居多，健康教育普遍缺失，他们恰恰该是接受免费避孕套的帮困人群。锁上这些避孕套，原本就羞羞答答的半大孩子们，对健康性生活不置可否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改变主意空手离开商店了。

        CVS自然有争辩，因为美国人最怕的就是被戴上“歧视”的帽子。但事实胜于雄辩，从洛杉矶到纽约，恰恰都是那些位于“有色”区域的店铺给避孕套上了锁。全美有两百多家社区民间组织、健保教育者和倡导者们声援这场倒戈CVS的活动。或许也有其他小店做着同样试图保护自身利润的事吧，为什么CVS那么倒霉呢？仅仅是因为树大招风吗？

    作为全美最大的药店，CVS有将近七千家店铺，号称一年处理10亿张医生处方，有1.5亿客户，也就是说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去CVS买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老大，美国社会和民众是有要求的，光赚钱不做善事不行，昧着良心赚钱更不行。给避孕套上锁这件事，虽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却体现了把人的需求、社会需求置于金钱利益之下的冷酷自私嘴脸。发起和参与本次抗议活动的众多积极分子和民众们直指CVS“没有良心”，而“治疗CVS”（Cure CVS）这一活动名称亦很好的体现了民众对CVS的期待。波士顿和费城地区已经被“治好”了，给避孕套开锁了，而更多的上锁店铺还需“被治”。

    良心、同情心，以及大爱和悲悯，是通过治疗可以获得的吗？我站在华盛顿特区著名的同性恋聚集社区杜邦圈，看着街区草坪上慷慨发言的组织者、举着标语牌静默的听众，不禁想到。人群并不庞大，声势也不强大，但他们都是对人类和人性抱有极大信心的普通人。哪怕是做一点点事，让这个世界变得好那么一点点，他们都认为是值得全力以赴去争取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避孕套，它的自由弥足珍贵。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就在一个周五下午，我出门倒垃圾，发现门把手上插了一张黄色的宣传纸。正要把它当一般广告扔掉之时，余光一瞥，却发现是郡警察局的通告。于是顺眼看下去，说是我家附近住有曾犯有性侵犯罪的居民，若需了解详情，可上警察局网站查询。

      由于早就受美剧和好莱坞电影的“教育”，我对此情节并不陌生，也就没有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地把通告放在了一边。倒是先生正好有空，出于好奇就拿了通告上网去了。谁知两秒钟不到，他就大叫起来，我跑去一看，乖乖！原来犯罪份子就在家门口呢！大头照、姓名，清清楚楚地在网上摆着，这位波菲顿先生就住在我家斜对面，近得不出一百米。最令我们猛然警惕的是，他的罪行是“儿童色情”，这对这条街上所有家长们来说，应该都不是好消息。

      美国社会历来讲究隐私权，个人权益堪为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法律规定，所有犯有性侵犯罪的人，在出狱后十年内，都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邻里社区更是有权查看这些人的基本资料。无需到警察局网站，比如去“家庭看门狗”网站（familywatchdog.us），只要输入邮政编码，就立马可看到地图上的无数“小点”，每个不同颜色的点，代表所犯的不同性侵犯罪行，该处是他（她）的住宅还是工作地点。继续点击，姓名照片等完全曝光。我虽然认同这些人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为他们所刻的“红字”而感到有些难过；这样的惩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坐牢更残酷。

      然而波菲顿先生在我们这条小街上掀起的风波可不一般。他住的那栋房子属于街头的教堂，后院就是教堂隶属幼儿园的游乐场，我们周末常常带着我家小子们去那儿玩荡秋千、滑滑梯。更令人称奇的是，波菲顿已经为教堂工作了将近一年，他的工作包括给幼儿园做常规维护、设备维修等。教堂在暑假举办少儿夏令营活动，猜猜谁是夏令营的摄影师？波菲顿！

      一个在警局挂了号的、曾因持有儿童色情商品而犯有性侵犯罪的人，居然天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左邻右舍们可炸开了锅，邻居图伦马上勒令他那对漂亮的女儿不准上街遛狗；对面的克莉丝汀马上着手张罗人马，商讨对策。与此同时，当地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像约好了似的，报道“波菲顿”事件，据称已经有五个孩子被家长撤出了幼儿园，而幼儿园园长十分无辜地说，波菲顿是教堂雇佣的，不是她，而她也从来不知道波菲顿的背景。短短两三个小时，波菲顿在华府地区出名了，我们这条小街也成了媒体焦点，这不得不令人感到警察局匆匆忙忙塞传单，有摆脱干系之嫌疑。

      虽说要被迫“晒”出来，但并没有法律阻止“波菲顿”们从事和孩子有关的工作，只要他们的雇主了解背景。说起来，那家教堂的本堂牧师也是这次事件的另一争议人物。因为他坚称自己没有做错，旨在给迷途羔羊再生机会，并指出波菲顿对孩子们毫无威胁。

      这样的话，对于家长们来说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社区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大家同仇敌忾地要把波菲顿赶出这条街。那总得有人和他做邻居吧？有人在社区会议上小心翼翼地说。那我不管，反正不能是我。立刻有更多的人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于是人们开始数落那位本堂牧师的一贯“劣迹”。最显著的，莫过于在出租那两栋教堂楼房时，常常招来不三不四的租客，成为这片高尚住宅区的害群之马。人们甚至提议集资把房子从教堂手里买下来，这样可以严格管理租赁，这个点子居然立刻获得人们回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之时，对于这条街上富裕的人们来说，花钱买到某种特殊的领地和保护，比什么都重要。

      从警察塞传单到社区举行紧急会议，48小时不到，波菲顿先生就被成功地驱逐出去了，他到哪里再去找新家和新工作，似乎没人关心。邻里们及时给教堂递交了要求妥善管理租户的请愿书，游乐场和幼儿园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小街也很快恢复了平静。那位牧师是对的，谁都应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但非得让戒酒的人卖酒、戒烟的人卖烟，才足够挑战性吗？

      重新带着小子们走在门前小街上，我仍旧享受着平静而安全的感受；只是每次路过波菲顿曾住过的房子，总会想起这段令人心情复杂的插曲，很难想象他在这里工作了那么久，却在闪电般的曝光事件中骤然退场。我想，那个“家庭看门狗”网站上星罗棋布的地区图，或许不看也罢，免得又给生活添一份焦虑。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当米歇尔·奥巴马和一群小学生们在早春的阳光下挥着锄头翻土，准备在白宫前开辟菜园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夫人想向美国人民所传递的迫切信息了。这是自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之后，白宫首次开辟菜园。尽管白宫厨师们一直都希望烧自家种的菜，但这一呼吁直到米歇尔入主才得到响应。

        Green、Organic、Environment、Energy，这几个字眼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美国人来说，是目前最常挂在嘴边的。刚在首都华府举行的第17届环境电影节在全国经济低迷、人心消沉之际，不那么大张旗鼓却又平和坚定地散布着环保理念。141部纪录片、动画片和故事片等，12天内在不同的博物馆和剧院轮番上映，其中大部分片子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冲这一点，就已经很得人心了。

    参展电影主题自然都是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息息相关，其中中国导演贾樟柯的《24城记》和《河上的爱情》短片版亦在参展之列。由于放映时间是周末，又设在亚洲艺术馆，当晚票子被迅速一抢而光，一大批影迷们被挡在馆外，跟工作人员死缠烂打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奇迹出现，不得不怏怏散去。另一部与中国相关的短片只有五分钟不到，却足以令观众席上的中国人面红耳赤。由天空传媒亚洲记者彼得·夏普（Peter Sharp）制作的电视报道《中国的杀手动物园》（China’s Killer Zoos）把观众带入哈尔滨的野生动物园，通过偷藏的摄像机，观众看到活牛、活鸡、活鸭们被扔给一群西伯利亚老虎，供已经被养得太肥的它们捕杀蚕食。如果说捕食是自然界的动物本能，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为了旅游商业利益而人为造成的血腥场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倒不是那些活生生被吞噬的牛们的悲鸣，而是大声喧嚣叫嚷并且笑闹的旅游者们，甚至包括懵懂的孩子。也正是因为人的介入，使得这些画面和《动物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难怪电影《达尔文的自然后嗣》（Darwin’s Natural Heir）的制作者尼尔·彼得森（Neil Patterson）感叹到，“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侵略性物种。如果我们要拯救自然，我们有很多要学，有很多要做。”

    彼得森还提到，人是视觉物种。好的电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环境电影节的关键作用就是把正确的信号发送到正确的脑子里，以免为时过晚。只占全球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却是个消耗全球四分之一能源的“浪费大国”，这完全是所谓的“美国式生活方式”造成的。如果非要给经济不景气找点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大家在节省开支的同时，也可节约能源，改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坏习惯。绿色建筑、食物链、海洋和水，这些与生活和气候相关的题材，都是电影节的重头戏。《蓝金：世界水战》（Blue Gold: World Water Wars）一片就希望能令常常买瓶装水喝的人三思而行。这部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环境电影观众奖的纪录片告诉人们，每在超市里买一瓶水，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些大公司和发展中国家腐败政府的帮凶，造成人为的水源紧缺，变成政治和金钱交易链中的一环。

    平心而论，华府算是美国城市中相对比较环保的。大华府地区的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发达，不像一些典型的美国城市，一出门就要开车，甚至没有人行道。长达11英里的首都新月小径专供居民骑车跑步，而市区的骑车族也越来越壮大，只要是非上下班高峰时间，自行车都可搬上地铁或架在公交车车头。今年3月28日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华府亦表率参与，将在当天晚上8:30，熄灭所有大楼和标志建筑物上的不必要照明。说起来美国如此之大，其实只有九个城市参加了这次熄灯活动，可见奥巴马政府的确给首府带来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气，尤其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新政府一直采取相当鲜明的支持态度。WWF的气候变化项目副总裁李察·摩斯（Richard Moss）博士就说，“让我们的首都黑上一个小时，是给全世界传达一个十分有力的信息——美国将在面临地球严峻挑战之中，起到领导作用。通过熄灯，华府的人民将会在支持地球未来的行动中占有一票。”尼亚加拉大瀑布、旧金山金门大桥和拉斯维加斯酒店等美国境内的著名景点，届时都将熄灯。

    中国的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撇开宗教、不讲因果轮回，只活在现世的人类已经需要严肃地考虑地球家园的未来。这将会是好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熄灯一小时也好，电影节也好，所有的活动并不能改变一时的状况，却具有警世之功能。就像大为·铃木（David Suzuki）基金会创始人铃木先生所说，“环境电影节之潜在的教育价值是最重要的”。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白老师的星期天总是很忙碌。从中午起，她要不停歇地教好几拨不同年龄的孩子学中文。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中国城文化中心就是她的教室，“花华！”白老师举着一张白纸，站在堆满玩具和大型画片的课桌前，夸张地对学生说到。

         没有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会把“画画”两个字说成这样。但是白老师，也就是伊丽莎 白·哈黛吉（Elizabeth Hardage），是个二十多岁的地道美国姑娘。拥有小学教育学士学位的她跑到中国教了两年英语，再跑回美国后，就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中文学校，教起了中文。

         洋腔洋调的她上起课来生动活泼，很受小朋友喜爱。同时担任华盛顿育英小学中文老师的她对自己的这份中文事业颇为自豪，“只要在首都，多少都会和中国搭点儿边，”老家弗罗里达的她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的成人班上反而多了不少学生。”

          根据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估计，明年全球将有一亿个外国人学中文。美国作为一个使用“世界普通话”——英语的国家，中文学习者近几年来急剧暴增。就像早年外国人跑到中国教英文一样，现在，只要你的母语是中文，就有机会在美国找到教中文的工作。一些急需中文老师的语言学校常常会贴出广告，招收母语是中文的代课老师，不需任何教师背景，只要会说普通话，学校就代为培训，收入为每小时20-35美金不等。

         美国著名的非赢利教育机构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自2006年起和汉办合作“客座中文老师”项目以来，已经从中国“进口”了两百名左右的中文老师到美国。这些老师一到美国，便被开有中文课程的学校们一抢而光，每年的“进口量”急速上升。

        根据华府应用语言中心（CAL）的最新调查报告，在2008年，有3%的美国小学设有中文课程，比1997年增长了十倍，属于所有外语课程中增幅最大的。正在努力解决经济危机的新任总统奥巴马明确肯定加强教育质量亦是创建美国未来的重要步骤，他在一次讲话中非常顺口地提到，要注重教育，我们的孩子将来才可能和北京的孩子们一比高下。

          与此同时，哈佛历史教授，英国历史学家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书《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不失时机地推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新词：Chimerica——一个在世界金融版图上由中国（China）和美国（America）所衍生的新国度。

          中国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中国文化和语言真的要气势汹涌地席卷全世界了吗？中文真的要和英语平起平坐了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不用再削尖脑袋背英文单词，张口说中文就能闯遍全世界了吗？

         面对中文狂潮，谭大立博士表现出相当的冷静，“二十年前，学日文也是一阵热，因为当时日本经济正火。结果呢？刮过拉倒，日本经济下滑了，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已经在马里兰州贝赛斯塔市兰登中学（Landon School）教了近十年中文的谭博士是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LASS）会长。2001年，她创办了“兰登在中国”项目，每年暑假带一批高中生到中国，两周旅游，四周上课，学生都住在不说英语的中方接待家庭中。一次旅程下来，这些美国孩子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上的收益非同小可，也培养了不少从此把中文和中国定为自己人生方向的有志青年。作为一个致力于中文教学，对中美文化交流及其重视的资深教育者，谭博士说起中文的前景，“把中文说成‘新的英语’，绝对是夸大其辞了。”她坐在自己的教室里，平静而肯定地说。

          毫无疑问，西班牙语和法语，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外语。2008年，有88%的美国小学开设西班牙语课，11%开设法语课；就连拉丁语，也占6%，排在名列第四的中文前面。应用语言中心外语教学部主任南希·柔兹（Nancy Rhodes）解释道，“如果说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来说，西班牙语和法语的难度是一级的话，中文难度则为三级。要是家里人都不说中文，学生很难坚持学下去。”

          美国人的外语水平似乎总是被欧洲人所不齿。除了英语，很多美国人不会任何外语。外语教学在美国也似乎并不十分受重视，过去十年以来，美国小学的外语教学课程甚至下降了6%。柔兹女士认为，外语课程常常是校方削减预算的头号牺牲品，而联邦政府的“一个不拉”法律（No Child Left Behind）给学校很大压力，数学能力成了头等大事。然而即便如此，中文课程却在增加，倒是个不争且欣慰的事实，尽管中文还算不上头号外语。

         中文是不是所谓的“未来语言”，在一些外语教学工作者看来，其实并不是关心的重点。“这不光是外文，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谭博士讲到她所理解的中文教育重要性，“去过中国的学生，就有理解不同文化差异的能力。”

          新总统奥巴马的家庭和文化背景，与他的前任相比非常不同。柔兹女士相信，新政府所代表的新气象，应该对促进外语教学，鼓励美国学生学习不同文化，会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人并没有学习外语的动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眼光是向内的，”柔兹说，“对于其他文化，我们总是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扩展我们的思维。我真的希望这种学习能够从小就开始。”

         刚被选上纽约州参议员的克丝汀·E·格里布兰德（Kirsten E Gillibrand）就有一个中文名字：陆天娜，她早年在中国的语言学习和工作经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事业亮点。当一些美国人如梦初醒地从“Made in China”商标中读到良机，而非抵触的时候，陆天娜们早就准备就绪，大展身手了。然而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多少人是对自身前途的考量和商业利益的驱使，才兴致勃勃地学中文呢？倘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中文是否也就和当年的日文一样，沦落为昨日黄花呢？

          中文要像英语和法语一样，成为国际语言，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经济强盛或许是推广语言的催化剂，但它绝不会是赢得全世界人对中国文化无限崇尚的奠基石。全中国有超过三亿五千万人在学英语，大大超过了十万个学中文的美国人。然而正是这悬殊的比例，令美国人和政府开始感到自身的巨大知识漏洞。学中文不仅从华裔后代蔓延至洋人家庭，也被前任总统布什列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的“战略语言”之一。

          这或许也可以给中国的师生们一点启示。掌握英语固然重要，学好自己的母语似乎更义不容辞，何况中文愈来愈有用。中英文都通晓、东西方文化都了然，才能在未来的Chimerica中大展身手。

学中文的美国孩子们

          卡莉每周四上午都会回到她曾经学习过的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小学（Potomac Elementary School）低年级班。曾经教过她的李莉老师仍然在教学前班和一年级，但卡莉已经13岁了，并且可以游刃有余地用中文辅导小孩子们做加减法。

           波多马克小学是全美第一所实行中文“沉浸式教学”计划（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的学校。自1996年起，加入该计划的孩子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得面对用全中文教学的数学课和科学课，当然还有中文课。所谓“沉浸式教学”模式，最初是加拿大于1965年创造的法语教学方式，随后逐渐在美加地区推广。

当初波多马克小学的计划是在当地华裔家长们的压力下开办起来的。起先生源廖廖，现在要加入却要排队抽签，而且三分之二学生来自非华裔家庭。当朱莉·孔拉德-伯曼（Julie Conrad-Berman）接到校方电话，说有学生退出，是否还愿意把她五岁半的女儿伊丽莎白放入中文班的时候，高兴得像中了彩票。“我们家里只说英语，但伊丽莎白很喜欢李老师和中文班，”伯曼太太说，“有时候她会搞不清楚，但她从未沮丧过，她还会在家里教我们用中文数数。”

卡莉两岁半的时候，她父母给她请了个从哈尔滨来的中国阿姨陪她玩；而在此之前，有个巴拉圭护士每天和她一起玩，所以已经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小卡莉从此开始了对东方文化的追寻之旅。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卡莉的父亲正好在深圳办厂，只会少许法语的他，坚信中国是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相当投入而享受地坚持学中文。“我希望将来到中国工作，”卡莉的中文虽然发音还有待提高，但相当流利和自然，“我想从事环境和能源方面的工作，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很重要。”

像卡莉这样人小志大的美国孩子并不少见，更有一些从学语言学到一些文化精髓。毕业于兰登中学的马雷（Raleigh Martin）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在学校创办了“中国圆桌”，每年请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专家们来开讲。正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的他曾经只身赴南京读了一年中文，还曾扛了排队得来的虎跑泉和龙井茶，送给中文老师谭博士。

贺洪（Zach House）是谭博士目前班上的高年级生，他对为什么学中文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喜欢吃中国菜吧。”有相当一些学生，像他一样，只是把中文作为一门必须要选修才能高中毕业的外语来学。有的觉得中文比较特别，有的觉得将来可以去中国做生意，就选了。至于将来是否会持续地学下去，学到什么程度，却并没有很明确的打算。

谭博士班上的徐杰夫看上去是个地道的中国青年，父母均来自上海，但他却仍然在很辛苦地提高中文水平。“我可以对付读和写，说话也OK，”他努力地用中文说到，“但是听就很难。我有一个坏习惯，一听中文，耳朵就关起来了，”他笑起来，“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学好中文。”

11岁的秋弘老家在安徽，长着一副南方人的柔美眉眼，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她刚刚开始跟白老师学中文，似乎还能用中文说出不少水果和颜色。每当白老师夸奖她的时候，坐在后面的妈妈就露出欣慰的笑容，“秋弘9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在合肥领养了她。从四岁起，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让她学中文。她喜欢自己的‘中国特色’”。秋弘妈妈说到。秋弘并不是白老师班上的特例，事实上有不少美国夫妇领养了中国孤儿后，千方百计地为这些孩子创作学习中文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根和文化有所关联。

有研究证明，说两种以上语言的孩子，比单语孩子要更擅长解决困难和问题。不论是波多马克小学“中文沉浸式教学”计划中天真烂漫的孩子，还是兰登中学里意气奋发的少年，选择学中文，证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比一般美国人要更具创意和勇气；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简单；但他们可能获得的成果，或许更出人意料。

教中文的老师们

          竹露茜老师在去年的全美外语教学学会（ACTFL）年会上，手持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者的小响板，来了一段自编的快板书。她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演讲中，列出了十大成功中文课程的要素，其中老师的激情名列首要，呼吁在会的所有中文老师都要用心去教学。

          曾经担任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三任会长，至今仍在一所高中和两所大学从事中文教学和中文老师培训的竹女士二十多年前就来美国了。“我觉得教中文的同时，我是在教‘做人的理念’”，她在电话采访中说到，“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不一样，比如中国人的‘仁爱’，中国故事中的‘回报’等等；透过中国文化，对学生的人生有帮助。”

          通过教语言来诠释文化、了解中国，是不少海外中文老师的理想。波多马克小学的蔡怡怡（Christine Wang）老师在给她的二年级班准备春节联欢节目时，早年学戏剧的她编了一出有关四川地震的小话剧《祝福四川》，以中英文翻译的方式，让学生家长们也体会了一番地震灾区的师生情。

         “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长大，所以我有我的教学风格，”蔡老师说，“我很注重家庭作业，比较严格。有些家长对我们的文化有隔膜，就会反应过激，但总的来说还好。”

          在美国对付学生不容易，对付家长更不容易。如果不了解美国的文化和习俗，中文老师们便会面临不少困难。大学理事会中国语言和文化项目主任康君娥（Selena Cantor）在谈到由她负责“引进”的客座中文老师时，毫不讳言一些中国来的老师无法适应美国的教学方式，“最成问题的应该是课堂管理，”她说，“美国的学生太不一样了。”

         客座中文老师落户美国学校是一桩耗资不菲的项目，由汉办补贴和学校赞助，这些中文老师的收入和美国老师的收入不相上下。但这样的美差委实也不轻松，老师们来美后，在生活、工作和文化上要适应相当一段时间，好不容易适应了，倒又要走了；虽说可续约至三年，但对有家庭在国内的老师来说，有相当的实际困难。

         “什么时候美国的中文老师队伍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了，那才说明我们这个行业成熟了。”谭博士评价到。

          “从长期来讲，要培养本土的师资力量。”竹女士坚定地说，“其实对‘空降部队’的老师来说，也不公平。如何处理学生和家长的关系，是没有手册可看的，搞不好还闹出官司。跑过来教一年，花那么多钱，成效并不大，只能解决暂时的短缺问题，不过是救救火而已。”

          母亲是浙江人的康主任承认中国老师来美后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她仍然对大学理事会的客座教师项目充满信心。“我经常想，如果我小时候能在学校里学中文该有多好啊！”她说，“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美国老师和学生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度，理解别人的想法。”

         若要美国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为人师表，必须要有执教资格证书，而每个州又都有不同的规定；倒是在私立学校执教未必需要证书，尽管薪水比不上公校。正因为正规教育系统对教师资格的严格要求，才导致能够上岗的中文老师供不应求。相当一部分华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大好良机，纷纷进修求学，转行中文教育事业，教师职业在美国虽算不上薪酬优厚，但工作稳定、福利不错，又有很多假期，是经济低迷期的极佳选择。

          有经验的业界人士如竹女士、谭博士等，却都不希望出现呼隆隆一哄而上的局面。中文本来就难学，如果糊里糊涂地只求数量不断开班，没有经验的老师教不好，学生学不好，最后有头无尾，“再翻身就难了！”感叹好不容易等了二十年，等到中文教学出头的竹女士语重心长地说到。

           在她看来，中文教学和中文教师要在美国扎根主流，必须吸取美国外语教学界的经验，而老师本身也要不断充电。“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学生上大学以后继续学中文，然后去中国发展，”她说，“中小学是撒种，真正发芽要等他们长大以后。”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自从为人父母，才知道天底下不仅女人的钱好赚，孩子的钱也好赚；而最好赚的，大概还是要算年轻爸妈们的钱了！

      奶粉和玩具，其实还算是正常开销，而且也不算夸张和过分。吃吃喝喝、玩玩跳跳，不就是孩子们的工作吗？我所要说的，是针对忙碌的年轻爸妈们的一系列服务项目，这些收费高昂的培训课程和服务，要是说给我的祖父母们听，可不得吓一跟斗，他们绝对想不到，现如今连训练三岁孩子自己上厕所，都可以花钱请人代办。

      纽约城里的“SOHO家长”中心，就提供包括训练如厕等各种培训。只要交上每小时185美金的咨询费，“拉屎专家”就会训练你的孩子摆脱尿布，自己上厕所。如果买350美金的套装，专家们还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一周的跟踪训练。说实话，几个月以前，当我面对已经三岁出头、却坚持不肯放弃尿布的大儿子，还真有要请专家的冲动。软硬兼施的马拉松式轮番劝说，对他无甚作用，而就在我彻底绝望、干脆放弃之时，他却自觉自愿地突然自己上厕所了。小家伙是不知道，他又替我省了一笔花销哩。

      同样在纽约，High 5公司以时价60美金教孩子骑自行车；我在大儿子同学的生日派对上，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塞了一张传单，说是推销“宝宝足球”，可以教18个月的孩子踢足球。这个小伙子之所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派对上，是因为小寿星的爸妈雇了他和他的同伴来，专门陪这帮精力旺盛的小家伙们一起玩“蹦蹦跳”和其他各项耗费体力的游戏。像他这样体格健壮的运动健将，其实作为“陪玩”或“陪练”，生意还真不错。好莱坞的一个大胖子喜剧演员杰夫·佳林也是雇主之一，只不过他并不心甘情愿。他的老婆因为嫌弃他不喜欢运动，整天当“沙发土豆”，就雇了一些小伙子们陪他们的孩子在花园里踢球。佳林对此十分反感，觉得看着一帮付钱请来的人和自己的孩子玩，自己等于像是被阉割了似的。于是他对他老婆说，“既然如此，你不会介意我花钱请个妓女回家，干些你不干的事情吧？”

     也许服务行业果真是发展到了某种堪称荒诞的高级阶段，而为父母们提供的服务名目繁多、分类细致，令人眼花缭乱而心智恍惚。不是说做父母该是人类的天职吗？大自然中的非高级动物们都会各尽职守地履行父母的义务，怎么二十一世纪的高管和律师们，面对满地乱爬、满脸口水、言语含糊的小精怪们，就都傻了呢？我认为《父母公司》（Parenting, Inc.）一书的作者潘美拉·保罗（Pamela Paul）说得好，她认为在现代社会，做父母已经是一件专业化的事情了。所谓的“父母工业”成功地说服了无数父母，令他们完全失去自信，认为凭自身能力，已经无法掌控孩子们的健康、快乐和成功。

      父母培训公司已然成为无数收费昂贵的咨询公司之一，其专业性及受欢迎程度毫不亚于经理人培训班。“正确父母”公司（Sound Parent）给身处各种情况之中的父母们进行各类培训，从如何挑选幼儿园到怎样整理家中空间，解决所有忙碌的现代父母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总是对来家中做客的小朋友们十分小气，不能一起共享玩乐，通过每小时75美金的咨询，就可以学到如何引导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大度，就没人来和你一起玩。这样的策略听上去似乎简单得不值得花钱咨询吧？其实很多培训项目，在我看来，几乎都是给生活白痴设计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一辈传统型家庭主妇们，谁不是整治家政的行家里手？难道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要培养的高智能爸爸妈妈们，非要通过Power Point和presentation，才能学会一些生活基本技能和普通常识吗？

      当然，现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更严峻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相信还是有其合理性。能够求助于Power Point来解决家庭问题的人，虽然有点可怜，但绝不可笑，因为他们至少能够正视问题且积极寻求答案，这本身就是还珍爱生活的一个表示。我也绝不会以五十步来笑百步，因为我自己这个当妈的，也积存着很多困惑和纠结。要是我真的做得那么游刃有余，倒不如参加“父母培训学院”的课程，摇身一变把自己培养成个“父母教练”得了，这倒真是桩顺理成章、一点儿也不亏本的生意。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

     20号早上四点多，我先生就从地铁里给仍旧睡眼惺忪的我发了条短消息：“地铁车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

     这几周来，不论你打开电视还是广播，浏览报纸还是网站，说给全美人民，尤其是首都华府居民的事儿只有一件——两百多万人涌入城里观看总统就职大典，要乱套了，要封路了，气温又骤降至零下，大家要早做准备了，老弱病残都省省了！

      我这个临时起意的懒鸟，前一天晚上才忙着翻地图查线路，研究了半天，终于承认长久不练兵的自己无法一口气在严寒中骑上十几公里的自行车，还是老老实实回到地铁方案，说不定小时候那套挤公车的本事又能临场发挥一番呢？先生的短信和无缝不钻的媒体一样，令我稍稍慌张了一会儿，但仍强作镇静地先送孩子去学校，回家停好车，才信步走向地铁站。

      已经9点多，离就职典礼还有三个小时，但平时只要十几分钟的车程现在却说不准了。像我这样的懒鸟们还挺多，但终究属于广大亢奋民众中的少数，地铁车厢不仅一点儿不挤，我还找了个座儿。一个50多岁的男人正拿着DV拍身边的太太，一边拍一边解说，“我们在见证历史的路上！瞧，我们居然还有座儿！有一天，你要给你的孙辈们看这些啊！”太太忍不住笑出来，男人自己大概也觉得有点过，笑着放下了DV。

      说说笑笑的乘客随着一声“临时停车”的通告而担忧起来，接着便开开停停，磨叽得很。据说中国城地铁站有人失足掉下铁轨了，大家开始着急了，有人强作欢颜地开玩笑，说看来我们要在地铁里庆祝新总统就职了。但是几乎没人笑，反而更烦了。我立马重新翻开“作战图”，和邻座的人商量策略。那是《华盛顿邮报》的国家大道观礼排布图，封路路线、地铁车站开放情况、检查站、电视屏幕安置等非常详细，我们在交换了一些小道消息之后，迅速决定在地铁中心前一站就下车，虽然会有比较长的步行路线，但或许不会太拥挤，更能保证我们进入国家大道的主场草坪。

      一走上地面，逼人的寒气扑面而来，好在阳光灿烂。每三五步就有警察或协管人员指路，或许是事先的警告过于夸大，就算是没有封路的街道上也一辆车没有。我随着成百上千的人群往一个方向前行，大家摩肩接踵，却毫无推拉拥挤之势，所有人的步调都令人惊讶地保持着相同的节奏；人们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却又没有喧哗和嘈杂，只有适度的交谈和笑声，或者此起彼伏的相机咔嚓声。就这样，人群低调有序地前进着，散发出欲言又止的快乐，这种感觉奇妙极了，好似平和的欢喜。

     随着国家大道的接近，路边的移动厕所开始成排出现，身穿迷彩服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五花八门的小商贩们也都冒了出来。奥巴马别针、奥巴马海报、奥巴马旗子、奥巴马冰箱贴……，比较实用的，应该是奥巴马帽子和手套围巾了。最令我称奇的，是一个青年男子自己设计制作的椭圆形奥巴马头像耳环。抗议示威的人也没有错过这个良机，三三两两地举着标语和喇叭；有的甚至租了小货车，贴上海报，反反复复地开来开去。还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更有曝光率了呢？

     一到国家大道，我就直奔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虽然这里只看得到国会山的一小部分圆顶，离奥巴马的就职台有将近4公里，但略高的地势可稍稍一窥前后延绵不绝的人群，拍出来的照片也有明显的参照物。能亲眼看到新总统本人固然令人向往，但周围这些动情的人们，难道不是更令人值得感受和纪念的场景吗？他们中有美国黑人奴隶的后代、拉丁美洲的打工族；有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的第一批新英格兰移民后裔，还有和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不论什么肤色，来自何方，这一天国家大道上的人心所向，真可谓是高度一致。奥巴马和米歇尔一在大屏幕上出现，到处都是摇旗欢呼；布什和切尼一现身，立马嘘声一片，人们甚至自发地唱起“再见”歌，如此残酷而不留情面的评价，让我这个不喜欢布什的人也有点替他难过。

      也许是过于兴奋，又忙着拍照片，我和很多在场的人们一样，连冻和渴都顾不上了，似乎所有的感官都消失了，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激动。非裔美国人们尤为活跃，尤其是女性，奥巴马一宣誓完毕，她们就又哭又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前一天（19日）正好是美国黑人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日，对于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来说，奥巴马的当选犹如实践了四十多年前金博士所倡导的“我有一个梦”。金博士当年这篇著名的演讲，正是在和国会山遥遥相望的林肯纪念堂作的，今天在场的一些人的祖父辈，当年正是在国家大道的这同一片草坪上，伴随金博士一起示威游行，并聚集在此聆听演讲的。今非昔比，看奥巴马今日的成就，不仅是非裔，所有倡导人权和民主的人们都有理由以此为豪，怎样疯狂也不为过。

      奥巴马的演讲一过半，还没冻糊涂的我便开始悄悄找退路了。下午的游行是肯定不看了，等会儿仪式一结束，又将是一拨撤退大潮，要是和这百万大军一起，被堵在城里回不去，我那学校里的两个小儿可怎么办。归途还算顺畅，只有我和少数归心似箭的人快步往回赶着，垃圾桶边堆成小山一般的咖啡纸杯和食品袋在空旷的街上显得尤其落寞，地铁车厢更是空空如也。是啊，今晚的DC城里将有无数欢庆的派对，连酒吧和餐馆都可破例24小时营业，正在兴头上的人们怎舍得这么早就离开这千载难逢的狂欢呢？

      我连蹦带跳地（太冷！）回到自家地盘，一出地铁就先奔超市买点吃的。付账时，那个平时熟络的收银员看似随意地问道，“你在那儿吗？”，“是的，我刚回来，”我一边划卡，一边说，“棒极了！”

     “我知道。”他把袋子递给我。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原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