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莎是衡山路上出道最早的美人。

      后来这一路上跟风的小美女们都没成什么大气。如今莎莎老了，风韵犹存。老客人还是喜欢捧她的场。

      曾经是老蒋和美玲新婚时的“爱庐”呢，也算经历了沧桑岁月。落到英国老板手里后，倒是又逢“第二春”了，怎么打扮也不过分。

      去莎莎最随便了，可不要被她灯光大作的架式吓着。进门就是“啤酒朋友”相聚的吧，人声鼎沸，当年老蒋高朋满座时也不过如此罢。花园烧烤也文雅不到那儿去，只听得“咝咝”的烤肉声，吃得满嘴是油，喝得满脸通红都藏在了夜色里。

     上了小阁楼就象进了闺房。扬起了JAZZ；红酒，雪茄拿出来了；壁炉的火点起来了。往事？不用聊了，就这么陪着，尽在不言中。

     这里终究还是男人多。

     大家都爱莎莎。

Sasha's  上海市东平路9号11号楼

 城市画报 2001/10

      茂名路失宠后，人群就涌向了 California Club。好在路口都有个LAWSON，是跳舞族们深夜的“加油站”。

      过了午夜，就休想再挤进去，只能拿一杯酒在隔壁BACI的吧台边靠着。有人钻出来透气，一股热浪在门开关瞬间从那红色的洞穴中也钻了出来，脚底还能感受到一两个蹦出来的节拍。想得通的就到门外的公园里去了，伴着不齐全的音乐在花坛边扭啊扭，抬头偶尔还能看见月亮。

      加里福尼亚的红色光芒更象吸血鬼的精灵，当太阳出来，它的光芒也就随之消隐。如果一不小心在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会被某个慈祥的老伯伯拍醒，问要不要加入他们的行列练太极。

     你的脸色一定很恐怖。

California Club  皋兰路2号 复兴公园内

 城市画报 2001/10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40年在赫尔辛基度过了一段了无生气的旅居生活之后，在一段感受中引用了这句芬兰老话：芬兰人用两种语言保持沉默－－意指芬兰的两种官方语言：芬兰语和瑞典语。

      然而，寡言的芬兰人如今却以让人类说个不停的产品－－NOKIA而领先世界。赫尔辛基也不再是个无精打采的地方。时髦的赫尔辛基人不再认同美国为心目中的文化模式，也不必再特地飞往巴黎去欣赏现代艺术，因为赫尔辛基有了KIASMA，它的成立进一步证明了芬兰人打破陈规，标新立意的现代作派。

      第一次知道KIASMA，是应朋友之邀去KIASMA咖啡厅聊天。迷幻的TECHO背景音乐若有若无，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有的在阅读区翻阅杂志，有的赖在长凳上一边抽烟，一边等着免费上网区的计算机空出来。这样的气氛，使我一直以为这里只是赫尔辛基又一个时髦的据点。直到走出咖啡厅，看到大堂的前台，经朋友解释，才知道KIASMA不只是咖啡厅的名字，而是芬兰当代美术馆的昵称。

      这当然是我所到过的最没有“权威感”而花样百出的美术馆。她的奇形怪状，包括那怪里怪气的字典上查不到的名字，都要归功于一手造就她的美国人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一个被喻为思想性建筑师的艺术家。

      作为一个外乡人，霍尔能够在1993年的516件竞标作品中兑服生性保守的芬兰人认同他的设计，自然是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大胆地将馆址选在几座赫赫有名的建筑中间：西临国会大厦，东靠中央火车站，北面芬兰音乐厅，同时和海港遥相呼应。出于这样的空间理念，霍尔将这座建筑取名为chiasma－－源自于希腊文的医学用词，指（视束）交叉，交叉融合的意思。后来为了适应芬兰语音，以K取代了同音的ch，就成了现在的KIASMA－－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霍尔反对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或总体化，他心中理想的建筑，是既合乎个人生存的文化境遇和环境境遇，又具有某种异质性因素的建筑。KIASMA正是这样一个处在整个城市视觉中心的神奇空间，她的功能性之强大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美术馆；她的形式感之丰富令所有身临其境的人身心愉悦。习惯了传统博物馆的人刚进KIASMA的展厅，可能会以为到了尚未完工的工地。这里没有“房间”的概念，为艺术家提供的也不仅仅是一块墙面或一片地板，而是从方法到技术上的全面支持。大小不一的七个展厅不再是墨守陈规的矩形立方体，总是有一面墙随建筑体呈不同度数的弧形，给予展品安静却灵动的背景。展厅的大小则根据建筑体的曲型墙面而裁定，令自然光以不同角度柔和地照射进来。霍尔得意于自己这一曲线条的创意，认为其既具有神秘感，又不断创造惊奇。“现代艺术概念及其宽泛，我所要营造的空间要切合所有不同风格，不可预测的艺术家们的需求。”

      不过，就我在KIASMA的逗留经验，霍尔的这个“空间站”远远超出了仅切合艺术家的需求。如同文章开头提到的KIASMA咖啡馆，你在这里见到最多的不是艺术家，而是普通市民。他们中有的是艺术爱好者，有的仅仅是来喝咖啡。而我在赫尔辛基期间，每天吃过午饭都要去那里消磨一段时间，因为那里有最酷的TECHO音乐，最好喝的拿铁咖啡，还可以让我免费上网给朋友发EMAIL。不仅如此，在这个自称为“Art Forum”的地方，可以举办舞蹈，电影，行为表演，话剧，研讨会等等各种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前任馆长杜拉（Tuula  Arkio）甚至把KIASMA称为“赫尔辛基的会客厅”，形象地道出了其为艺术服务的平民姿态：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聚会地；一个体验新视觉艺术和艺术信息科技的展厅；一个欣赏实验表演的剧场；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活动中心。

      杜拉在KIASMA工作了十年，“她就象我的孩子”，已经荣升为国家画廊（下属包括KIASMA在内的四家博物馆总称）总监的她说，“真舍不得离开。”1992年，芬兰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而国家画廊终于痛下决心摆脱当代美术馆拥挤的场馆状况，大兴土木。KIASMA工程耗资4500万美金，历时五年，于1998年5月落成。

      和世界上每一个艺术机构一样，KIASMA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虽然不求盈利，为保持收支平衡也不是件容易事。芬兰政府每年给KIASMA的预算约650万芬兰马克，这些钱大多用于筹办展览或活动经费，并不包括近100人的员工工资和维修费用等。如果光靠门票，自然不能维持庞大的开支。于是KIASMA推行“合作伙伴”制度，让其赞助资金或服务。KIASMA所回馈的则是会刊上的广告，入口处的公司标识张贴，打折门票等特殊需求。每年来自合作伙伴的赞助大约有400万芬兰马克，这些钱则大多消费在美术馆自身的市场营销上。说实话，我除了在会刊上看到过NOKIA的广告，在美术馆内几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令人讨厌的商业标识。也许是善于设计的芬兰人将广告和环境融为了一体，也许是赞助商本身就很“识相”。我不由想到每次在国内看古典音乐会，总会有一条醒目的大红横幅挂在指挥头上，上面粘着“XXXXXXX之夜”等文体不通的不干胶白色字样，令人觉得在开大会。

      芬兰并不是世界上艺术环境最好的国家，KIASMA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提高了很多芬兰观众的对当代艺术的品味。2000年KIASMA的参观人流量是二十六万三千人次，几乎占了国家画廊流量的一半，（这个数值也是赫尔辛基人口的一半）。而在她的前后左右，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博物馆起码有十几个。我曾经问过一起参观的芬兰朋友，他们中很多人对现代艺术作品也不是很看得懂，但是他们都很愿意随着KIASMA来接近现代艺术。因为她的多媒体设备可以让观众用1000种方式随意调看关于当代艺术的知识；她的导览手册在每个角落随手可取；她的网站上活动资讯一应俱全；她的WORKSHOP欢迎每一位观众亲身体验如何创造艺术。这一切，都让普通人更亲近前卫艺术，而不是望而生畏。

      在即将完成此文之时，顺便上KIASMA的网站看看最新讯息，有两条还算有趣。一是前不久第一百万位KIASMA的参观者获得了美术馆赠送的免费旅游券；二是在KIASMA正在进行的“三度空间”主题的大型展览中，有三位中国艺术家参展。

 艺术世界 2001/09

      第一次路过这栋房子时，完全是因为看到里面忙碌的工人才停下脚步。真奇怪，一直去左边的Sasha’s喝酒，右边的Simply Life买东西，却从来未曾留意到当中还有这样一栋房子，它好象一夜之间兀然而起。

      Lapis Lazuli这个名字实在有些拗口，大多数人要查了字典才知道它的意思－－天青石。如果不是走了进去，坐了下来，我更不会知道原来这儿是个餐厅加酒吧。

      但至少我猜到了老板是台湾人。就凭墙上的几幅苏绣牡丹，和茶几上插着开张贺喜帖子的几盆名贵花卉。学不来的道地。

      魏先生早先来内地是做音乐的，在上海呆了也有些日子了。说起这里的潮流文化，他并不比我这个本地人差。 Lapis Lazuli分两个部分，餐厅酒吧是一部分，叫“青珑工坊”；另一部分是经营由专人设计的陶瓷，玻璃，竹艺等家居用品的小店，叫“藏珑坊”。近年来，明清家具也好，东南亚风格也好，都是专卖店和餐饮业的热门。乍一看， Lapis Lazuli 好象也在凑热闹，其实不然。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魏先生认为，他所要追求的是“新古典主义”。

      延着音乐学院附中的围墙，这里也算是当年蒋介石和宋美玲“爱庐”的一部分。几十年的老房子到了魏先生手里，并没有按现今流行的做法保持原有本色。不仅在沿街墙面上打了几扇通透简洁的大玻璃，兼做橱窗，更是把外墙也翻了个新。难怪很多人经过都会以为这是一座新造的楼，更记不起原先此地是个什么样。

      玄关启用了顶天立地的窗格门扇，脚下是两条散着幽光的长长的玻璃。轻轻跨过去，就让我想起了小桥流水的庭院人家。深棕色的竹帘是特别定制的，每一根竹子针般细巧，如纱似的映照着窗外的街景。

      江南大户人家的意境就这样慢慢地被点化了出来，然而细心观察，会发现每一样来自中国元素的设计却都是度身定做的新创意。墙上的青花瓷瓶光泽丰满，美艳动人；走近才知是针针线线缠绕的苏绣！古人的诗词被拓在了玻璃屏风上，全然没了书法老气横秋的厚重感。沉沉的黑陶在艺术家手里化成了香槟桶；那些线条干脆，有棱有角的沙发椅子居然仍是藤竹编制的！

      吸引我一连几次光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这里的背景音乐。如果真来点江南丝竹什么的，相信象我这样孵夜店的年轻人还是消受不起的。节奏分明，韵味十足的House Music轻轻盈盈地屋内悠荡，间或伴有黑人歌手“咿－呀－”的人声伴唱，竟然让我联想到了昆曲的妖娆。魏先生大概绝不会同意我这样的胡思乱想，但是他在音乐上的精心选配的确令这个似是而非的环境有了更加超凡脱俗的突破。我去过太多装修还算有品位，音乐却极烂的地方。很多老板在注重视觉效果的同时，却忽略了听觉的享受。殊不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及其敏锐的相互通感，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影迷无法忍受说粤语的周星驰，而宁愿听那精彩的普通话配音呢。

      这样的比喻可能跑了题。不过环境意象的创造的确是一个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好的室内设计师不会只关心建筑材料，他讲究的是空间与人的关系。套用中国人的话，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气”。青珑工坊虽然不要求人人衣冠楚楚，但肯定也吸引不了大声喧哗的食客。菜单是亚洲风味的，日式，西式，都经过了改良。餐具自然是出自藏珑坊，别致有趣。这样的晚餐一定是受“小资”或“雅青”们的欢迎的。

      这也正是老板的用意所在。眼见着他对藏珑坊的热情日渐高涨，终于忍不住告诉我，楼下的酒吧在不久的将来要经营新古典风格的家具。为了打消我立刻浮现在脸上的怀疑，他马上说明，一不是吴中路的旧家具，二不是改良的明清家具，而是完完全全用新的材料，新的创意体现古典元素，可以说是青珑工坊设计理念的进一步延伸。能把那些去宜家的年轻买家们争取过来，就算是商业上的成功了。

      想法不算新鲜，铺垫倒已做足了十分。在材质的重新设计利用上，魏先生的确有他与众不同的角度。我最先看到吧台上藤编的套子裹着那只大肚酒杯，倒真想问问他的创意是否来自竹编热水瓶，不过冰镇饮料放在里面，拿起来手感是舒服不少。无论是吧台后麻质墙面的运用，还是楼梯处贯穿上下的铜管扶手，设计师的手法既有点大胆，也有点节制。在这一张一弛的中庸之道间，始终保持虽然不张扬锐利，但却恒久耐看的调调。如果在家具的设计上也是如此的话，倒是可以吸引一大批蠢蠢欲动搞搞新意思的看客。

      青珑工坊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中国制造，除了设计师是台湾人，大多数东西都是由魏先生面授技艺，在上海或附近地区的工厂加工。这里面包括了耗时三个月的苏绣，根本上铲除了我对苏绣＝双面绣的恶俗错误印象。还有花样别致的青花或彩绘瓷砖，竹制的大口凉水壶等等。说到这里，魏先生就笑言自己快成了各个厂家的产品研发部主任了。不过他这个主任的角色当得还算开心，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本地专业技术对艺术设计的需求。

      几次转悠下来，我也在藏珑坊觅到了心目中理想的竹帘。一卷在握，算是点小小的收获吧。

 缤纷 2001/09

      印度支那（Indochina），一片风情万种，令人向往的土地。然而因为千百年来外族的统治和侵略，其烽火连连的战地印象让许多旅游者望而却步。

      两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越南，惊讶地发现战争的痕迹竟是如此深刻而明显。这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乱的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都会是不可思议的。更令我诧异和感动的是，那里的老百姓面对苦难与生俱来的坚忍和宽容。

     正是这片土地的热情和纯朴，以及她历久风霜仍然顽强生存的本能，吸引我又一次踏上了旅程。

柬埔寨  高棉人的辉煌与悲情

      四十几年来的内乱及战事，加上极度不安定的政局，令如今的柬埔寨仍然给人以“脏、乱、差”的感觉。虽然红色高棉政权已瓦解，但是政府腐败、暴力充斥、高失业率、文盲，以及地雷造成伤亡等问题仍然困扰着这里的人民。在到达首都金边的第一个晚上，我就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迷路事件”。好在及时回到了吃晚饭的餐厅，才摆脱了一大帮纠缠不休的“飞车党”。天黑以后的金边街道并不只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处处隐藏着持枪歹徒抢劫甚至袭击的危险。

      如此的混乱并非耸人听闻。马路上随时窜上来讨钱的乞丐拖着被地雷炸断的双腿，也会令我产生一时间的错觉，好像这里的硝烟并未散尽。事实上，大片农田仍然埋有尚未排清的地雷，致使农民无法耕作而造成粮食短缺。根据统计，柬埔寨的截肢者比例居世界之首－－每250人中就有一个。直到现在，每月仍有75人因为踩上地雷而伤亡，让人难以置信是发生在一个已经宣布和平的国家。对于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地下战争”仍在进行。

      如果对历史不感兴趣，金边绝不是个度假的好去处。虽然在城市里不用担心误踩地雷，但是上面提到的治安问题，一起风就飞沙走石的环境，不断和小商贩及车夫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就足以令人精疲力竭。而参观“万人冢”（Killing Fields）和S-21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只会令人心情沉重，悲伤愤怒甚至发恶梦。

      1975年，尼克松政府终于决定从越南撤军，同时也停止了在柬埔寨的轰炸和CIA秘密行动。当人们沉浸在停战的喜悦之中时，谁也未曾料到一场更大的浩劫正呼啸而来。红色高棉四年的暴政行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世人所知，法国人法朗索在1976年经过仔细周到的调查采访后，第一个在他的著作《零年代》（Year Zero）中揭露柬埔寨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可是由于书中的引述实在可怕得匪夷所思，而所有证据都只是收集自逃亡在外的难民，引发了一场众说纷纭的议论。今天的旅游者在参观“万人冢”和S－21屠杀博物馆时，终于可以亲身感受到原来法朗索所描写的人间地狱真的有过，而且事隔多年后的遗迹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

      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离开了金边，乘上了开往吴哥窟的游船。这个高棉文明辉煌的见证才是大多数游客朝拜的目的地。柬埔寨在公元800至1431年间是东南亚最强盛的王国，有着丰富的宇宙论和经济观，从石窟的壁画上就可一窥当时的繁荣昌盛。然而今天的吴哥窟如果没有世界各地的基金资助，恐怕早已不复存在。当地的老妪们常常守着一尊残缺的石佛，清扫出一块自己的地盘，借以向过客乞讨香火钱。她们满是皱纹的脸上流露出平静和温和的神态，似乎忽略了自己饱受苦难的一生。或许依傍着这旧日的光荣，她们的内心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然而什么时候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呢？没有人因为这些罪行而遭到制裁，没有人对柬埔寨人民说一声抱歉。唯有那些屹立千年的佛像仍然带着诡异的微笑，似乎对这一系列近代悲剧早有预料。  

老挝  被忽视的土地，“另一个剧院”

      美丽，静谧的老挝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人民善良、平和，与世无争。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性情，使得她在无数次战争和阴谋中，成为一只让邻国左右调遣的棋子。

      1964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违反日内瓦协议，安插无数CIA特工和空军便衣对老挝北部进行摧毁性的轰炸。直至1973年，美军每天耗资200万美金，每隔8分钟，24小时不间断地投空满载的炮弹，扔向贫困无辜的土地。

      这场秘密的，非法的战争是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对此有所知。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越南，却不料这个小小的邻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在五角大楼的所有文件中，为掩掖阴谋，老挝被“另一个剧院”（the Other Theater）的称呼所代替。

      然而今天，这所“剧院”着实令人出乎意料。和吵闹的金边相比，万象会让你觉得回到了文明世界。空旷的街道异常整洁，司机开车非常礼让；所有的人礼节周到，笑脸相迎。万象给我留下的回忆过于美好，她甚至像欧洲的某个小镇：慵懒，安宁，友善。

      这种印象一路延续到琅勃拉邦，我都似乎无法体会丝毫战争的阴影。老挝人平和的性格中带着一丝懒散，连做生意都爱搭不理的，三次讨价还价后，你就休想再把价钱往下压，他也绝对不会把佯装要走的你叫住。在琅勃拉邦，住家的房子造得有模有样，带车库的二层洋房比比皆是，此起彼伏的小卫星像蛛网似的到处散落着。

      这一切应该都不是假象。实行新经济体制的老挝向越南和中国看齐，改革开放的进度日益加快。然而就像中国也存在落后山区，老挝的北部——当年的轰炸集中地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飞机在绿色的平原上空缓缓下降，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仍然巨大的一个个炮弹坑，令整片区域像个高尔夫球场。

      先圹因为有散落在平原上的千年石缸之谜而引来无数旅游者。然而也有不为观光而来的客人，那就是毒品贩子。鸦片的种植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当地人以此为药材，自给自足。然而“秘密战争”期间，CIA为筹备战争经费而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毒品买卖，促使毒品交易猖獗，而老挝北部连同泰国和缅甸北部成为了著名的“金三角”。

      当我身处山区的村落，在为无水无电的赤贫状况痛心的同时，又不得不疑惑地打量那些看上去财大气粗的村民。老挝至今是世界上鸦片产量第三位的国家，北部两千多个少数民族村落，约六万户家庭从事种植、走私毒品的买卖。如果这是战争后遗症，那我们又如何理解在老挝的大部分NGO组织都要先贿赂官员，才能达到帮助村民的目的呢？一些村民失去了得到一台发电机的机会，只是因为他们的村长开口要一辆摩托车被拒绝，整个赞助计划也就被拒绝了。

      一位经历了战争的老大爷向我描述当年轰炸的情形，那半片炮弹壳现在成了他家的马槽。“你恨美国人吗？”我问。

     不等翻译，他听懂了“American”，连忙说，“American，OK，OK！”

     这个答案让我郁闷了很久。

越南  废墟中重建的家园

      因为1964年至1975年这一场震撼全球的战事悲剧，开启了越南的知名度。事实上在此之前，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就没消停过。她曾经接受中国、法国，以及日本人长达千年之久的统辖，这些外族长期的治理和压制带给越南文化深刻的影响。然而越南人在这些异族权利和文化的入侵过程中，始终没有丧失其固有的文化遗产，并以其顽强的生存本能引以自豪。

      下龙湾是个类似桂林山水风景的小岛，因为中国旅行团的剧增，饭店的小姑娘会说中文，岛内物价普遍居高，按摩桑拿等行业也日渐繁荣。但是越南决不是泰国，下龙湾也不是另一个普吉岛，只可惜那些膀大腰圆肥臀的阔佬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只要有钱，哪里都是一样的。

      下龙湾与我此次旅行目的毫不相干，原本只是想偷闲轻松一下，却不料如此无趣。不是风景不美，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尴尬。从河内乘上开往顺化的火车，我一夜无眠，不仅是因为车厢闷热酸臭，而且心里七想八想的，又生怕错过DMZ。

      后来我才知道，DMZ的那大片大片触目惊心的荒凉是没法错过的。面对烈日下追着火车挥手的孩子，我总是尽量热情也向他们招呼，似乎这样能多给他们一点希望。而那一双双渴望世界的眼睛看了令人痛心。灾难就像传染病，一路延伸到了顺化，这个越南曾经的三朝古都，宗教和文化中心。

      1968年的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北越军队出其不意地发动自卫反击战（Tet offensive），袭击了包括顺化在内的100多个城镇。虽然美军事实上赢取了这场战役，却因为美国媒体“缺乏技巧的报道和解释”，引发了美国公众大规模的反战情绪。所以这场北越军队损失惨重的战役却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令他们向胜利又迈进了一步。

      美国人怎会想到越南人会在这理应合家团聚的时刻发动进攻呢？他们不要命地冲杀，千年古都的紫禁城倒下了都在所不惜。注重家庭观念的美国人虽然未曾理会过战争给无数越南家庭带来的痛苦，却被越南人这种不顾一切，无所畏惧的疯狂劲儿吓坏了。

      这种恐惧演变成的丧心病狂引发了两个月后的“米来大屠杀” (My Lai Massacre)。因为怀疑村民掩护北越军队，美军的三个排对整个村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难道几个月的婴儿也是共产党吗？我不得不怀疑当时参与屠杀的所有美国兵都已神经失常。威廉·凯力中尉是事件败露后唯一判刑的当事人，可是他在坐了三年牢后即获假释，悠哉游哉地帮老婆做起钻石生意来了。然而这又如何？美国的律师可以口若悬河地为威廉·凯力伸冤，说他也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却没有人来追究审判战争的始作俑者。

      旅途中我一直很关心地看新闻，退伍军人麦堪维的“死刑秀”铺天盖地地被报道，然而我更关心米洛舍维奇的去向。他之送往海牙或许能给全世界尤其是在战火中幸存甚至仍在煎熬的人们带来一丝希望：那就是，没有人可以以任何理由来残害无辜的老百姓。

      在老挝时，碰到一位从加利佛尼亚来的“牛仔女”，一个背包独闯天下的样子。当我告诉她在米来的故事，以及一些美国游客哭着参观纪念馆时，她惊讶极了。因为首先她对这段历史甚不了解，其次她出门前被政府部门告知“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去越南”。

      电影《杀戮之地》中，《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问他的柬埔寨助手普伦，为什么这些经历战乱的人们如此友善，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普伦说，我们和你们唯一的区别是，悲伤只在我们脸上匆匆而过；当它渗入心间，会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

      我想那个美国牛仔女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也就咽下了其余的话。

 新周刊 2001/09

      曾经一度，时尚界流行“海洛因潮流”，以凯特。摩斯为首的模特们个个皮包骨头，化一个惨白的妆，微红的眼圈，活脱脱一个瘾君子的形象。继而，模特们又开始了对自己身体的蹂躏：要么满身刀伤，鲜血淋漓；要么污秽斑驳，似乎一身恶臭。人们不禁要问：这都是怎么了？这也叫美吗？

      其实，虐待人体并不是时尚广告的发明和专利，早在行为艺术家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伤残，凌辱的时候，我们就有幸看到了一幕幕令人震惊，好奇，害怕甚至恶心的表演。如果说艺术家的行为是探索人体和环境的关系，那么模特们的表演则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和偷窥欲。这一点和艺术家们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美的破坏，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然而无论是恐惧还是快感，被施暴的人体带来的冲击力已经在第一时间赢得了观众的注目。

      这一切和商品之间已没有什么因果关联，重要的是给受众以深刻的印象。在美女如云，甜得发腻的一大堆广告中，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刚从泥泞中滚爬出来的性感身体更让你目瞪口呆的呢？一股趋之若鹜的类似行为艺术的“模仿”迅速成为一股风潮，它并非一定具有学术上的研究性，抑或艺术上的实践性；它更不理会评论家们自以为是的评头论足或者是民众讨厌或愤怒的反应，因为这种玩弄艺术概念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商业效果－－记住她，也就记住了品牌。

      时尚艺术发展至今，在人们不假思索的情形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而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也同时牵动着时尚艺术的走向。当这种暴力和虐待成为流行，我们不得不开始思索究竟是时尚在强迫我们还是我们在怂恿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游戏的操纵者大多数都是世界知名的品牌，鲜有名不见经传的初来乍到者。也许是大品牌更有自信去玩这类“危险游戏”，开拓新产品市场或更年轻的潜在客户群，而新品牌都不愿在未被人了解之前，就冒险背一个“变态”的恶名吧。

       ELLE 世界时装之苑 2001/07

      我下了地铁，就到了被称为赫尔辛基“下只角”的加里欧区。一个妓女在车站内晃来晃去，高跟鞋敲得地面得得乱响；两个流浪汉坐在台阶上，神情木纳。很难想象现任的芬兰女总统塔丽亚·哈罗能就来自这个地区。这好比我们在上海时议论某个名人是从大杨浦出来的。

      然而我要采访的芬兰赫赫有名的画家嘉以·斯旦弗（Kaj Stenvall）也居住在这个区的某幢老房子内。这个名字对大多数芬兰人来说十分耳熟，如果你再补充说就是那个画唐老鸭的，每个人都会恍然大悟道，是他啊，那只鸭子太可爱了。

      这就是斯旦弗，多数人把他和这个迪斯尼的卡通人物相联系。尽管斯旦弗笔下的老鸭和他那卡通表兄不尽相同，但流行文化的强大映射力令斯旦弗自己也无法躲避。事实上，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是个忠实的流行文化追随者。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波普艺术的影响；在他后来为他的老鸭设置的各种情景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电影场景，尤其是来自好莱坞三十年代的黑白片。甚至，你会发现麦当劳的标志被他当成了眼镜架到了老鸭的鼻子上。

      这种幽默也是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原因。传统势力认为他只是个投机取巧的卖弄者。尤其是当他把老鸭作品设计成一系列实用的明信片，笔记本和日历等商品后，更被当成了一个不入流的商人。然而斯旦弗对此十分坦然，在过了漫漫二十几年近乎隐居的乡村生活之后，他似乎清醒地认识到在如今的世道，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艺术家等于不存在。

      传统艺术观念中，艺术的价值，或者说视觉艺术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而斯旦弗的艺术价值在于一系列相近题材（各种各样的老鸭）的轻微差异。一个平淡乏味的标志被他无限制地使用；一个流行文化的产物被他塑造得精疲力竭，却又寓意不断。

      斯旦弗是矛盾的：作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年轻的他曾经是七十年代芬兰左翼艺术家中的一员，与他自身的社会背景相违；作为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他又拒绝服兵役；他对大师们是崇敬的，而他对大师作品匪夷所思的“再创作”又是出于艺术权威们对天才神话狂热崇拜和迷信的报复。斯旦弗是嘲讽的：他反复追问生命的意义，却在严肃和幽默之间给出一个个没有答案的答案。

      这种离经叛道的性格使斯旦弗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方法上，都更象一个摇滚音乐家或独立制片人，而不是权威或精英眼中认可的视觉艺术家。而在后现代主义成为风行多年的艺术模式的今天称斯旦弗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也似乎可行。在他或者富有叙述性，或者不知所谓的画作中，无价值的有了假设的价值，无意义的有了假想的意义。争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与观察者之间可能的对话是现代艺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斯旦弗的老鸭那么有趣。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对话斯旦弗

我：我去年夏天来芬兰，偶尔看到您的唐老鸭。我当时的反应是哗地一下傻了，觉得太有趣了。您是怎么想到画唐老鸭的？

斯旦弗：我不是一开始就画这些的。我从十五六岁开始习画，期间受美国波普艺术的影响较深。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一些政治运动，我也成为芬兰新现实主义流派中的一员。我总是试图把不同文化的东西结合流行艺术以我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有些题材来自于摄影作品，杂志，甚至广告，等等任何东西，然后我有意以传统的技法来表现。这方面我主要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名画家的熏陶。在不断结合不同矛盾题材的过程中，我开始以传统的手法画一些杂志上的东西。然后我想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有自己背景的标志性人物，放到一个不同的背景中来画，一定会很有意思。这个创意非常重要，那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慢慢地就发展下去了。

我：您是一开始就选了唐老鸭吗？还是先试过其他角色？

斯旦弗：开始我画过米老鼠和高飞狗，还有其他一些卡通人物。后来我觉得唐老鸭更有特性，可以放入不同的角色中。一九八九年我画了第一幅唐老鸭的作品。

我：所以他才是真命天子？

斯旦弗：嗯，也许是吧。从这个方面来看他就是真命天子了。我开始进行这项创作的时候，基于三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时间原则，也可以解释为背景原则，要首先确定他的背景。其次是性格的冲击力，这是我的工作。不论是伤感，希望，还是其他感情，我都期待和观者有一种沟通。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应该仅仅是把两样东西混在一起，应该有我自己的思想或想法，加入生命的意义。不论它是讽刺性的还是严肃性的。讽刺性指的是，有时候生命中的一切你无能为力，你只是个见证人，这就是讽刺。

我：所以我们不应该叫这个小家伙唐老鸭，他已经不是唐老鸭了，他是个“老鸭”。

斯旦弗：是的。

我：评论对您怎么看？

斯旦弗：我不是特别合群的一个，因为我一直都不住在赫尔辛基，我差不多是个住在乡下的局外人。我和艺术圈子也不太熟。不过他们还是挺尊敬我的。

我：有批评的吗？

斯旦弗：这些年来总是有一些的。当我八九年，九零年刚开始画老鸭的时候，很多艺术评论都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尝试，和我以往的作品不同，他们的态度相当热情。但也有一些保守的评论认为搞不懂我到底在干嘛。但是我仍然坚持，他们的态度转变了很多，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把我的画作印刷制作成日历，笔记本等副产品，不象个传统艺术家的做法，他们就认为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认为这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画的一种途径，不是为了钱。我卖画已经撰了足够的钱，我不需要靠卖这些东西赚钱。主要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欣赏他。

我：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喜欢老鸭？

斯旦弗：两个原因吧。一个是他比较容易看。清晰的画面，传统的技法，传统的用光，温暖的色调，不象抽象画。这种画总是会有很多观众的，这是事实。另一个是他们一直喜欢这个人物。当然，这一点至少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通过老鸭，他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事物，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或者是我的。因为我一直在努力以人的因素来和观者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沟通。

我：有时候我在这些画里能体会到一些我熟悉的感受，伤感，快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我似曾相识的境地。

斯旦弗：是的，很多人通过老鸭体会他们自己的人生。

我：您是不是也把自己的感受融了进去？

斯旦弗：这是很必需的。我不画自己的肖像，但是我可以运用自己对生命，情感和恐惧的经历。或者是我如何理解别人的情感。正因为有了人的感情特质，才有那么多人喜欢这只老鸭。另外我总是把好的一面和阴影，也就是不好的一面同时融合在一起。就象这幅“新鲜的透视”，天空如此晴朗，这是乐观的一面，可是你看他坐在轮椅上，手上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就是这么回事。

我：您试图解释生活的两面性，每个人必须面对他。

斯旦弗：你必须意识到这两方面在你的生活中同时存在。如果你看我的画，你会发现要做到正视这一点并不容易。然后就要有幽默感。对于这一点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仍然很难说清楚。我的画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是非常超现实的，不是梦幻般的，不过取名非常关键。我总是会在一幅画中蕴藏某个秘密，情感，或其他抽象的东西，有时候你无法了解这究竟是什么。你必须把自己的生活或性格融入进去，才能琢磨出一点来。这也就是所谓透过画来看你自己的人生。

我：看得懂的人能琢磨出你的秘密，而看不懂的人也能喜欢这些画，因为他们简单好看，是吗？

斯旦弗：正是这样。如果你不想懂我的画，就不需要去懂。就象游戏，你必须遵循某种规则。在我的游戏中，你必须知道是讥讽的，有些东西上下颠倒，有些东西里外颠倒，这是我的规则，你得这么玩。

我：您现在一共有多少幅画？

斯旦弗：三百三十幅左右吧。

我：卖掉了多少？

斯旦弗：大多数都卖了。有私人收藏的，也有博物馆收藏的。90％是被私人收藏。

我：您的画多少钱一幅？

斯旦弗：两万五千芬兰马克到四万五千芬兰马克。

我：您一般画一幅画要多长时间？

斯旦弗：嗯。要看，一般五天到两个星期左右。每个月总是两到四幅画。一年三十到四十幅画吧。

我：您是个勤奋的人吗？

斯旦弗：是的，我对自己工作很严格。每周工作五天，尽量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一天八个小时，我尽量做到。

我：那您很勤奋啦！

斯旦弗：嗯，也不完全是。有时候我会只是坐那儿听音乐。但是对我来说，和绘画保持某种接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我不得不被迫几天不画画，但是我总是尽可能地画。

我：您画画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吗？

斯旦弗：没什么特别的，听音乐和广播。
（随手指指凌乱的卧室兼画室：除了一大堆画和颜料，一个席梦思，一把吉它和一只收音机被作为生活必需品扔在地上。）

我：您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斯旦弗：传统的摇滚，美国摇滚，还有爵士和布鲁斯，我最喜欢布鲁斯。

我：您还有什么其他爱好？

斯旦弗：我喜欢摄影。我所有的画都是自己拍照片的，要掌握那些光线，拍画并不容易。八三年八四年的时候我还办过摄影展。另外我喜欢看电影，最喜欢褒格曼，罗伯特艾尔特曼和贝托鲁齐的电影。还有就是音乐了，我自己也弹弹吉它。

我：这些日历，笔记本等副产品都是您自己的主意吗？还是有经纪人帮你操作？

斯旦弗：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没有经纪人，只有一位律师帮我打点一些相关事宜。在欧洲有些城市有人帮我张罗展览的事，但算不上正式的经纪。现在除了日历，笔记本等，你还可以在书店里买到我的画的拼图游戏，一个高科技公司正在制作以我的画为原型的鼠标，不过他们设计的广告文案太可怕了，把我的形象印得老大，我又不是卖鼠标的，老鸭才是主角，我已经叫他们修改了。还有一家瑞典公司在和我谈，把老鸭印在他们的酒杯上，你瞧，就是这些，不太好看，我想我不太会和他们合作。

我：您刚刚搬来赫尔辛基，为什么要搬来？准备住多久？

斯旦弗：我从一九七二年到二零零零年都一直住在乡下，二十七年，这也太久了点吧。几个星期前我刚在这个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所以你看一切都乱糟糟的。虽然只有两间房间，（卧室兼画室，客厅兼厨房）但是就我简单的生活来说就足够了，我太太和两个孩子仍然住在乡下。我想搬来这里也许是个挑战，也不知道要在这儿住多久。看吧。

我：今年有什么计划？

斯旦弗：在芬兰各个城市会有一些展览。纽约的展览还在商谈中，还没定。另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的展览，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有人在帮我张罗。

我：将来除了画老鸭，还有画其他东西的想法和计划吗？

斯旦弗：这很难说。有时候会有其他题材的诱惑，但是我不能确定。唯一确定的是，不论画什么，我不会再找到比老鸭更灵活，更兴奋的主题了。

我：谢谢，我们先聊到这儿。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斯旦弗：好的。

 艺术世界 2001/06

文 Pekka Mykkanen，《赫尔辛基新闻报》记者
译 殷紫

      东京。一只巨大的阴茎形状的气球在东京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天花板上已经挂了一年多了。究其原因得回到三十年代，当草间弥生最初感到害怕的时候。

     “我在我的房间里看到圆点花纹，于是我跑出房间，不小心碰伤了自己。但是我仍然看到那些圆点花纹。”草间在她东京的工作室里说到。

      阴茎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在眼前，当时她十岁。她严厉的妈妈总是告诉她男人是多么地肮脏和邪恶。

      现在，七十岁的草间觉得好多了。但是以防万一，她不停地以圆点花纹和阴茎为主题作画或雕塑。

     “当我把他们化为普通平常的东西，象沙发或桌子，我就不再恐惧。”

      艺术家不断地站起来摆弄包裹着她的毯子，从手提包里倒出大把的药。她说圆点花纹和阴茎仍然在梦中追逐她，有时候甚至是醒着的时候。

     “现在我看不到圆点花纹，”草间一边说，一边眯起眼睛，似乎要证实一下她所说的。

      在草间的艺术里，基本上只有两种，或者更确切些，三种不同的主题。在她成千上百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要么是圆点花纹，要么是阴茎，还有就是带有圆点花纹的阴茎。

      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聚集体：一千艘船”。在一间屋子里，浅色的阴茎重复布满在黑色的屋顶、墙面和地板上。屋子中央是一艘装满了同样器官的手划船。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跟我说这太富有幻想力了。他问我他是不是可以复制，我拒绝了。”她回忆起六十年代初的一次会晤。

     “大多数安迪的作品都是模仿我的。所有模仿我的人现在都有钱了，住在纽约。”草间声称到。

      但是她并不生气，“我喜欢安迪的作品。”

      草间说，她在童年时期就开始这种重复某种东西的行为。她曾经在森林的小河边搭石子，一块接一块，形状相似。

     日本在二次大战时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个保守的社会，无法接受草间的艺术。“我偷偷地做，不给朋友甚至是父母看。”

     “她父母觉得为什么可以买艺术品还要自己做。”草间的经理人高仓功说到草间做植物种子生意的父母。当艺术家紧张地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的时候，他就代替回答。

      1958年，草间搬到纽约。她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感到失望，离开日本只是因为医生说这样对她最有利。四年后，她永久性地搬到了东京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她可以把整天的时间都奉献给艺术。因为她不用烧饭和洗衣服。”高仓这样解释他老板的生活方式。

      草间是自愿进精神病疗养院的，所以她来去自由。大多数时间她在离疗养院不远的工作室，那里有她最新的作品——圆点花纹、阴茎和带有圆点花纹的阴茎。

      草间弥生这辈子只有过一次恋爱。她和艺术家约瑟夫·考恩（Joseph Corn）同居了十年。两人都觉得性是浪费时间，所以从来没有性生活。

      因为总是缺乏人类朋友，草间说她和植物、动物作伴，“我能和他们交谈。”

     “我跟他们谈我的苦恼。他们非常有帮助，比人类好多了。我不断地看到同样的幻景，粉色的天空，绿色的大地。两千头奶牛在奔跑。我看见过太多的动物，记不住全部……太多的幻景。”她说。

      草间成为很多朋友眼中现代艺术的偶像。彼得·加布里尔（Peter Gabriel）给他的歌《爱之镇》做过一个MTV，所有草间的艺术主题在梦幻般的色彩之海中摇晃。MTV的高潮是一艘装满了阴茎的手划船漂浮在圆点花纹的水中。

      加布里尔在录制好后给草间寄了一份特别的版本。当草间看到音乐家用塑料号角敲打自己的脸，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望着镜头的时候，她仰着头哈哈大笑。

      草间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来自她的艺术作品，十几本小说和几本诗集。但是她说卖作品所得的钱又会投入到新的创作中。

     “大野洋子开劳斯莱斯。我也可以，我能买二十辆劳斯莱斯，但是我是个艺术家。我不想开劳斯莱斯。我的工作不是社交。”她说。

      她把她的日常工作称之为“着迷的艺术”。她年轻的时候曾经裸体出现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她躺在一张布满了阴茎的沙发上，头发和皮肤上全是圆点花纹。

      她的有些作品非常晦暗，甚至恶心，比如说盛满了阴茎的高跟鞋。她的诗歌充满了焦虑。

      两年前她出版了一本诗集，“紫罗兰迷恋”描写了她的世界。而其他一些则如“粪土青年”、“沼泽上的收容所”、“迷失”、“疯人院厕所清洁女工”、“倾覆的坟墓”、“无眠的午夜”等等。

      草间现在的作品不象1978年时的那么欢快了。诗歌“自杀之歌”以这样的文字结尾：“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艺术世界 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