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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2月04日

晾碗柜、桑拿和自来水

    说起芬兰的发明和设计,如果你掏出诺基亚,那你就只是个普通消费者;如果你打开LINUX,那你是个极客;如果你抽出书架上阿尔瓦·阿尔托(AlvarAalto)的建筑集锦,那你应该算是个文青;如果你亮出玛丽美歌的花布裙,那你是个时尚中人;如果你点开手机里的“愤怒小鸟”,那你可能只有六岁。

    但如果你能抱出一只似河马非河马的大白家伙,并且还能叫上一声“姆明”(Moomin),那你作为一个“芬兰迷”,正从初级往中级阶段过渡。事实上,很多人对芬兰设计的概念,都停留在有形物上。作为北欧极少主义和功能主义设计流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芬兰的许多家具,建筑和家居用品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有相当的曝光度和知名度。直到“愤怒的小鸟”横空出世,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芬兰人也擅长虚拟世界,但稍了解数据空间的人,很快会联想到LINUX,也就不足为奇。而姆明这个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由作家兼插画家托芙·杨森(Tove Jansson)创造的可爱动画人物,一直是几代芬兰孩子们的最爱。在还没有电脑游戏的年代,姆明的故事极富想象和奇异色彩。说她是一种文化设计产品完全契合,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姆明为主题的各种衍生产品越卖越火,生命力相当强盛。小鸟们能否如此长寿倒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人类自从开始数码生活,对时间长度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弱,一切都在分秒间变幻莫测,而迎合数码生活的设计产品,也是以秒计算。两三年前的一款游戏,恐怕已可称为古董了。

    当你开始慢慢看够芬兰的有形设计品,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甚至社会基础设施和福利的时候,你才算跨过了芬兰设计的入门级。芬兰人有很多引以为豪的社会创新设计,全民医疗福利和基础教育应该算最强的两项了。在芬兰人自己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百个社会创新中,桑拿大概是最有名的了。当年芬兰人发明它的时候,可没想到过现代桑拿会所具有的各种娱乐功能。就像印度人发明瑜伽,桑拿于芬兰人来说,也是一种身心理疗。无论是排解压力,还是冥想沉思,芬兰人都喜欢在桑拿房的蒸汽中进行。诸如此类以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福祉为出发点的生活设计有很多,一九四零年代由一位名叫麦钰·格博哈德(Maiju Gebhard)老师为芬兰高效工作协会研发推广的晾碗橱柜就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橱柜的构造相当简单,就是在厨房洗碗槽上方的橱柜中安放可晾干杯盘碗碟的架子,并且将橱底也换成晾干架,这样流下来的少量水正好可滴入下方的洗碗槽。而把橱门一关,和旁边的橱柜融为一体,一点儿不妨碍美观性。这是一个典型的根据功能设计外形的典范,并且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家庭主妇想出来的,完全符合实用性。它的设计理念不仅不过时,而且更具前瞻性;没有油、电,甚至电池等任何能源,晾碗橱柜是可延续生活方式中一个不得忽视的代表。

    被誉为“千湖之国”的芬兰,其实有二十万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半个世纪前,芬兰就开始治理污染水域,并且成功清理完毕。目前芬兰在水处理方面的研发居世界领先,芬兰国内的自来水可直接饮用,味道甘美,多次在各种盲品评比中打败商业瓶装矿泉水。所以,当你在芬兰的公共厕所,拧开水龙头,给你的水壶灌水的时候,就已经在享用芬兰出色的水设计了,只不过这些工业设计都隐藏在后,其重要性不被轻易意识到。

    芬兰官方宣传网站最近选出十二个芬兰创新设计,以上这些均榜上有名。要从历年来的众多设计中选出十二个绝非易事,但其评判标准专门针对幸福小康生活而言——要从生理上,心理上和精神上都给日常生活带来便捷和乐趣。这听上去一点儿也不高深复杂,可是越简单的道理和事儿,有时候偏偏越难做到。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12月04日

设计,不仅是为了好看

      2012世界设计之都的桂冠给今年的赫尔辛基算是赚足了人气。从来没有那么多媒体和博客把赫尔辛基作为旅游热点来介绍,赫尔辛基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举办那么多国际性设计展览和活动。好在芬兰人办事总是比较靠谱,花钱赚吆喝的同时,没有忘记之所以宣传设计理念,终极目标还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设计年的大多数活动,还是落实于本土和社区,以提升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思想境界为本。这些散落在各地区和郊县的零星事件,自然不在观光客们的视野内,大多数甚至也上不了当地媒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些周末图书馆或社区活动中心的免费设计工作坊里,老人孩子玩得开心;这样的设计推广,从想法到内容都相当扎实。

    上得了头版出得了风头的,当然也不尽是虚的。国产名牌理应得到隆重推介的丰厚待遇。本月底在上海举办的芬兰革新设计周就是个让芬兰名牌冲锋陷阵的平台。玛丽美歌(Marimekko)毫无悬念地荣任主角,将在上海当代艺术馆拉开“炫彩设计生活——芬兰当代设计和玛丽美歌”。Marimekko在芬兰语中的原意是“玛丽的裙子”,所以当香港人将其中文名定为“美歌”后,对于懂芬兰语和中文的人来说,大概会觉得有点别扭吧。这个二战后由家庭主妇一手创办的花布设计印刷厂,经历了一九六零年代的崛起,并且以肯尼迪夫人身着“玛丽的裙子”上《体育画报》封面为高潮;一九九零年代濒临破产,由另一商界女强人接手,成功转型为跨国公司;不久前终于首次由男强人当家,明确了继续向国际市场挺进的野心,手笔相当大地相继在美国比华利山庄、波士顿和纽约等地投资旗舰店,并且高调开出香港店,瞄准了亚洲新兴中产阶级的荷包。在上个月的纽约国际时装周上,“玛丽的裙子”首次登上T台,并且启用一批“过时”的超龄模特,包括八十多岁的白发美婆,一时抢镜无数,风头出尽。

    根据玛丽美歌八月份的公司内部报告,在公司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季度主要营业额来自芬兰以外的市场。这对新当家来说是个很有鼓舞力的好消息,充分肯定了他重视北美和亚太市场的公司策略。全球化经济趋势对芬兰这个北欧小国来说,是个既兴奋又恐慌的话题。极右民粹份子们总是自认为抓到了要赶走移民,关上国门的把柄,但事实上整个经济发展趋势根本就不由如此幼稚的人说了算。芬兰在这场欧元危机中,表现还算稳定,以设计为核心的大小产业,都很清楚自身强项——创新能力。无论是高精尖科技、清洁技术,还是能源项目,都是芬兰对外输入的一些重要经济原动力。小企业主的潜力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在这个设计师满街一抓一大把的地盘,创意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亦相当可观。所以在革新设计周中,一些比较突出的创意个体户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曝光,比如赫尔辛基“街拍时尚”网站的创始人、给Lady Gaga设计鞋子的年轻女鞋设计师等。这和玛丽美歌这样的品牌是一个挺可看的对比,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芬兰设计理念的纵深度。

    将逐渐迈向终点线的“世界设计之都”对芬兰来说究竟是否是件花了钱办了好事,又让人高兴,且值得的事情呢?要让人人满意恐怕有点苛刻,不过芬兰人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且不害怕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评估。有关设计年的权威评估要等明年开春才有结果,来自民间的各种评议早已纷纷扬扬,好话坏话到处飞。未到年终,主办方执行长官已不慌不忙地来了篇感怀小文,百分百肯定了设计年的活动旨在应用设计,而非仅仅展示设计。至于“世界设计之都”是否是个好项目,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要是不好,恐怕连当年申请就是个错误决定。字里行间,颇有一些辛酸意味。

    一承芬兰的透明行事作风,“世界设计之都”公开财政,预计从2010年筹办至2013年,将总共花销一千一百万欧元。其中六百万来自参与设计之都活动的五个城市纳税人,五百万来自芬兰政府,平摊下来,每个居民十欧元。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算一笔账,看看自己免费参加了哪些设计之都活动,捞到了哪些实惠;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要多捡回羊毛才划算啊。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10月22日

城市秘密

    前店后厂的传统制造销售模式,原本是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可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的二十一世纪都市里,却成了奢侈。原材料和人工不断提价,小本经营如何辛苦打拼,也是捉襟见肘;无论是以资本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论,所谓的国际化操作模式最能体现设计终端的效果和规模,也成为很多设计师的追求方向。可是真的一切都得如此宏大规模的操盘吗?城市本土的生产力就该毫不留情地消亡下去吗?对于芬兰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都有限,并且劳力和人口都逐渐高龄化的国家来说,这种对全球化经济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令人备受煎熬。

    阿穆·宋(Aamu Song)这个来自韩国的赫尔辛基人,自去年夏天起,就和其夫君约翰·奥林(Johan Olin)开始一场寻找“赫尔辛基制造”的旅程,并命名为“赫尔辛基的秘密”。公婆俩走访了大赫尔辛基地区的九个工人的自行车厂、四个家族成员运行的冰淇凌厂,以及各种小型手工艺者的工作室,而最大的要算芬兰国产名牌玛莉美歌的制造车间。虽说算得上芬兰的大企业,玛莉美歌仍然坚持绝大多数产品出自芬兰,赫尔辛基作为半多世纪前的创始地,始终是设计和生产重镇。设计部门和染印部门紧密相连,以便及时掌控。质检人员常开玩笑说他们得数每匹布上的花朵数量,但芬兰人之严谨工作态度可见一斑。

    宋和奥林夫妇作为独立设计师,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北欧设计界。去年伦敦设计周上,那条大出风头的红色巨型连衣裙,就是出自宋的手笔。一位歌手穿上用550米红布做成的《红裙》唱歌,而多至238个观众可一一藏进裙摆口袋里欣赏现场音乐会。俩人合作的工作室名为COMPANY,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具伙伴之意味。从来不走大众商业路线,却神奇地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最热闹的地界、芬兰KIASMA当代美术馆前面开了一家小小的玻璃房,陈列了两人数量不多却怪异的作品。比如两个跟的高跟鞋、穿起来像企鹅似的母子或情侣连身衣,以及小鞋粘在大鞋上面的毛毡亲子对鞋。

    宋本人就很有趣且放松,所以她总是强调她的作品需要给观众一种亲近且有趣的经验,要通过设计来传递“快乐能量”。2010年,COMPANY荣获芬兰政府颁发的设计奖,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和项目,俩人似乎都更接近于艺术家。

    其实宋和奥林从2007年就开始着手寻找城市本土制造了,因为俩人都喜欢去一些偏僻的地方,也喜欢找“好人”一起工作,所以工作方式也就跟着个人喜好和生活方式走了。在造访传统手工艺人和制造者们的同时,他们也会在传统基础上设计自己的新产品,但多数时候是跟那些经年钻研的大师们学手艺。

    虽然传统小制作越来越难以为继,但“赫尔辛基的秘密”访谈纪录出人意料地带来些许宽慰和温馨之感。比如运行了半个世纪的家族冰淇凌厂,至今仍由两位孙女和她们的丈夫们操办着,第四代曾孙在夏季忙碌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这难道不是“品牌忠实度”最有力的解读吗?如果不是两代消费者的支持,这样的小厂子岂不早就被超市的大牌冰淇凌们排挤掉了。再比如一个专门做书籍装订的工作室,也是由曾祖父留传下来的产业;在这个电子阅读昌盛的时代,他们托赫尔辛基这座汇聚专家、学者和学子们的城市之福,仍可源源不断接手论文装订这样的活儿;漫画书、圣经等也是生意,总算不至让他们一手绝活无用武之地,尽管真正高级精致的装裱书籍需求,已经越来越来少了。

    能够坚持下来的,当然是出于一种对自身事业的热爱和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充分认定。不知道新一代的芬兰设计师们看了“赫尔辛基的秘密”,是惶惶然还是受鼓舞?这完全要看各自不同的追求了。但至少,在芬兰这样一个有足够福利保障的社会里,选择做一个不富裕的小设计师、小手艺人,或小制造商,似乎要容易些。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2年03月11日

新世界的设计

早在1971年,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就说过,“关乎设计,唯一重要的就是它如何与人相关联。”

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开年后的第一个重头展《设计新世界》,可以说与四十年前的巴巴纳克遥相呼应。如何利用设计来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利用设计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和福利?甚至,如何利用设计来缓解人类的焦虑、不安乃至恐惧?在我们这个科技日益昌明,危险却也无处不在的新世界里,这些考量并非杞人忧天;相反,能对此有所反应的设计师,正是秉承了巴巴纳克所倡导的设计理念,以对社会和生态学负责为设计出发点。

意料之中,很多参展设计作品都催生于危险或落后环境中。比如以竹子为主要制作材料的扫雷器,犹如一颗巨大的蒲公英球,不需任何动力,只靠风力滚动来排除地雷。设计师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灵感来自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滚动玩具。再比如可以装50升水的环形储水器,即使是孩子也能用根绳子拖动,像滚动轮胎似地完成运输。

对于有幸享受和平都市生活的人,也有机会选择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品。“哥本哈根轮子”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感官实验室,三年前横空出世,即获得广泛关注。通过和智能手机相连接,骑车者可实时测量获知内外部各种数据,并将其结果和网友分享。这对在祖国首都北京,执着于空气质量和交通路况的两轮车友们来说,似乎相当诱惑,据说售价会定在六百美金左右,而任何有兴趣获得生产许可的厂家,该实验室都欢迎联络。

在所有作品中,批判式设计(Critical Design)作品恐怕是最令普通观众吃惊且有点摸不着头脑的了。一个像蘑菇云似的小凳子、一台以冲锋枪为座杆的台灯,以及其他稀奇古怪,不经解释便无从解读的东西。的确,批判式设计的思维更类似艺术家,其作品也更具艺术性。通常是以设计为载体探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其中不乏被忽视或极具争议的话题。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安东尼·顿恩(Anthony Dunne)和菲奥娜·拉比(Fiona Raby)夫妇是近年来弘扬批判式设计这一概念的代表人物,前面说到的小凳子和台灯便出自他们之手。而名为“可拥抱的原子弹蘑菇”的小凳子们专供害怕核弹的焦虑人士使用,并被纽约现代美术馆收为馆藏。

《设计新世界》展览重在体现多元化和开放性思维,也请进巴西卡巴纳兄弟(Campana brothers)、荷兰托德·布歇尔(Tord Boontje)等国际大牌名字撑场。但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一代不乏精彩之作。比如来自美国加州旧金山地区的“拥抱”设计团队(embrace),只有一件产品,就是名为“拥抱”的恒温暖包,专供放置早产儿。根据数据调查,世界上每个小时就有450个早产儿逝去,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农村,只因无法赴医院,在保温箱内度过几周的危险期。“拥抱”让他们在家里就可得到类似保温箱的护理环境,平稳过渡至健康状况。

最令人欣慰的是,“拥抱”此时此刻正在帮助中国河南的一个早产儿,这是该项目帮助的第一个中国婴儿。作为一个非盈利慈善团队,他们仍然需要巨大财力支持,才能实现普济众生的宏愿。而更值得期待的,大概是“拥抱”团队可以尽早地公开其材料和制作技术,让更多人有可能制作类似暖包来挽救生命。没有什么比公开资源更能令人感受设计的大爱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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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多慢就多慢

没有什么比排队这件事更能显示人人平等的了,先来后到,公平合理。但人治社会照样可以把这件事搞成特权,比如VIP、会员专队之类的,证明钱权特尊和阶级的客观存在。同样,以人为本的服务设计,也可以把这件事搞得更合理化。比如购买商品15件以下的快速付费通道;或是两旁没有八卦恶俗小报和糖果的付费通道,专供带着孩子的消费者。后者在中国大概仍无施行者,既然电影电视都不分级,地铁电梯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有肆无忌惮的广告和电视节目,家长们根本来不及过滤。

芬兰艾斯堡城的K城市超市在去年底试行推出“慢通道”收银台,这在全世界应该是首例。整天在快节奏中疲于奔命的都市人,或许很难理解这一概念,怎么排队都嫌慢,谁还会想慢慢付钱?

“慢收银台”概念是由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MIND调研团队创意开发的。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工业工程管理和设计团队,“慢收银台”是他们专门为智障人士度身定做的服务设计产品。该团队认为,如果要提高任何服务设计的质量,首先要以残疾人作为主要用户来设计;当他们对艾斯堡城的年轻残疾人生活进行调查时,发现外出购物是这一群体每周的活动高潮,但同时,购物这件事对这一群体来说,又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在人流量大、商店繁忙的时候,排队付钱让他们觉得精神压力很大。

有了“慢收银台”通道,智障或身残消费者即可慢悠悠地把商品放到传输带上、也可慢吞吞地掏钱包、数钱或刷卡,总之他们可以想要多慢就多慢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不是像在正常收银通道时,感受跟在他身后的一长串焦躁不安、心急火燎的人的不耐烦。“慢收银台”有助于提升智障和身残消费者们的购物愉悦感,从而令他们更有信心地外出、介入社会活动和独立生活。当然,这样的服务之基础,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机制对残障人士的整体政策上的。从康复训练到特殊教育体制,以及无障碍通道和服务的全面普及,才有可能让残疾人尽可能地独立生活。没有这些作为铺垫,残障人士根本鲜有踏出家门,更奢谈自己出去买东西了,也不可能催生“慢收银台”这样的服务。

“慢收银台”试行后,发现受益者并非只是残障人士。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拖着哭闹幼童的爸妈,甚至任何不想感受背后灼热目光的普通人,都很享受慢慢来。老顾客亦可毫无内疚地和收银员拉家常侃大山,收银员一样慢条斯理地“磨洋工”,以配合顾客的节奏,当然也包括帮助有需要的顾客打包和搬运商品。事实上,任何经常去超市购物的人,都一定有过这种经历:一旦自己动作慢些,找不到钱包甚至要返回货架,免不了要低头回避后面排队者们沉默而有力的眼光;或者自己急着赶时间,前面的老兄却因为碰到了相熟的收银员,聊得不可收拾。“慢收银台”首先照顾了快不起来的人,也让要快的人自个儿快去。

世界首创的“慢收银台”还在试验中,希望不断听取店员和消费者的回馈,以提高和普及该项服务。有时候,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些,也不是特别难,以爱心为起点即可。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该为谁设计?

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奖章组委会选择了大师生日这天在赫尔辛基举行“建筑与设计一日谈”活动。这位现代建筑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著称;但仅以此,完全不能涵盖阿尔托在美学、环境社会学以及建筑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更不能揭示他在艺术上深厚造诣。

“只有两种艺术——人性化的和缺乏人性化的。仅凭形式和细节是无法创造人性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太多肤浅而糟糕的所谓现代建筑。”阿尔托于1957年所说的这段话,可谓阿尔托基金会和奖章组委会对好建筑和好设计的挑选标准。今年的获奖者保罗·戴维(Paulo David)来自葡萄牙,他花了很长时间,认真地通过翻译和幻灯,向现场观众诠释了他如何从自然环境出发,顺势而为,在葡萄牙某个小岛所建造的私宅和艺术中心。似乎没有人质疑他的建筑美学,但犀利的芬兰女作家毫不客气地抛出问题——你的雇主都是谁?你又怎么看“明星建筑师”这一现象?幸亏一批市政府项目为戴维解了围,而针对明星问题,他急忙表白自己身心都在工作室,但有留意到该现象,避重就轻地躲了过去。

同样是这位相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女作家,在之前的讨论中就已经发过飙,矛头直指正被火热激辩的赫尔辛基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以及一批已被市政府审核通过的奢侈商住楼。“他们说那是给精英们造的,”她有点激动,“要是阿尔托在坟墓里听到这话,一定也要翻来覆去了!”

在芬兰,社会主义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备受攻击。事实上这个施行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北欧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居民生活最接近社会主义化的理想地之一。任何以权威和财富为背景的公共项目,倘若不足以回馈普罗大众,都将遭受苛刻的公众质问。

在此背景下,无怪乎两位年轻的肯尼亚女孩成了当天活动中最有人气、获得掌声最多的设计师。由黛比·唐德(Debbie Donde)设计、詹妮丝·穆特惠(Janice Muthui)管理的“社区灶台”,是一个类似于传统炉灶的巨型装置。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鼓励贫民窟居民捡拾垃圾,将其处理成燃料;既缓解了当地垃圾成堆的不堪卫生状况,也解决了当地居民煮饭问题。煤块太贵,所以居民如果上交垃圾,便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在灶台上煮饭,或使用热水洗澡等。“社区灶台”刚刚获得2012年的“世界设计影响”大奖(World Design Impact Prize)。该奖项由一个加拿大的非盈利组织新近推出,提倡“设计更好的世界”(Design for a better world)。“社区灶台”这种改善发展中国家贫民生活质量的设计,夺冠可谓名至实归。唐德说“社区灶台”的造价为一万美金左右,目前完全造好的只有一台,在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运行,另一台还在规划之中。只要有当地政府和机构有意向,她认为灶台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

一万美金听上去似乎不算天文数字。但我们都知道,真正运作起这个灶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当地居民的配合、操作者的管理,甚至当地的政治背景和风俗习惯,都将是关键因素。事实上,要考验一个好设计,亦以待时日。没有什么比通不过人情世故这一关更让人绝望,却又不得不严正以待的设计考量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11年10月20日

垃圾改变生活

    “难道要让我自己吃成千个番茄罐头嘛?!”亨利克·安波穆(Henrik Enbom)指着他的LdS灯笑着说。这是他用吃空的番茄罐头设计并制作的台灯,虽然挂了个不起眼的小小的价码牌,他再三强调他的设计旨在启发大家自己动手变废为宝,而不是花钱买他的罐头灯。“我所有的设计都没有商业化,”他说,“批量生产不是我的目的,我也吃不了那么多罐头。”

    安波穆和他老婆依莎·库卡波罗-安波穆(Isa Kukkapuro-Enbom)一手操办了芬兰最大的年度家具和室内设计展览会Habitare中的“垃圾设计”(Trash Design)专区。这是Habitare首次设立这样的专区,而在各种或奢华、或精致,或高档的展位中,“垃圾设计” 掖在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落,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和Habitare签了三年的约,希望把这个‘垃圾专区’一直做下去,”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我们也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做到另一个高度,找到一些合作伙伴,或者形成工业化。”

    库卡波罗-安波穆的父亲约里奥·库卡波罗(Yrjo Kukkapuro)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级设计大师,中国设计界和家具业应该对他很熟悉了。“我原先是个时装设计师,后来做厌了,就跑去做杂志,杂志做了一段时间,卖掉了,”她亮出一张名片,名字下面居然写着“记者”,“再后来和我老公一起做了个网站,就致力于垃圾设计。他是个‘垃圾设计’师!”

    环保设计,可持续性设计,这些都是近年来设计界一直反复唠叨的。然而“垃圾设计”,不仅听起来更另类,事实上和以上所提的两种设计术语,也有所不同。对此,可能每个有绿色意识的用户或设计师都有不同的理解。而对安波穆夫妇俩来说,“垃圾设计”和“垃圾设计”师应该是这样的——保持真诚;再次利用的东西绝对可以是美丽而有魅力的;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修理是新一轮回收;努力工作;对人友善。

   “我们正淹没在垃圾中。”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我认为设计师有责任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每设计一样东西,应该考虑到这东西的生命周期。如果它被扔掉,它必须进入循环回收系统。可是很显然,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进入这个循环。铁啊,塑料啊,都没办法回收。所以,我们的点子就是,重新利用旧东西,以旧东西为原料来做新东西。”

    经过八个多月,四十多个学生的参与,夫妻俩搭起了“垃圾设计”的展台。一些旧枕头做成的靠垫,一把旧椅子和一张旧沙发拼成的“双人座”,一只用软百叶帘带子编制的篮筐,一排用通风管做的储物架……。有些看上去面目全非,比如重新手工染印的回收被套被单;有些看上去比较简单,材料做工一目了然;还有一些并不实用,一看就是为了展览而做的概念化样品,比如用报纸做成的头盔、假发和礼服。“这些椅子在展览后会送回到一所高中去,”库卡波罗-安波穆指着一些用旧牛仔布重新绷过椅面的椅子说,“已经有很多人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感兴趣,问这个卖不卖,那个多少钱。”

    她的丈夫安波穆显然对生意不是很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鼓励所有的人来做垃圾设计。安波穆把LdS罐头灯的详细做法公布在网上,“这本来就是个开放资源的点子,”他说,“尤其是当你用垃圾来做尝试的时候,又担心什么呢?做不好就扔了再做,本来就是垃圾嘛,”他笑起来,“多吃几罐番茄咯。”

    安波穆说自己从小就是个“垃圾设计”师,“小时候我就喜欢修我的旧玩具,不是想着买新的,而是总想着怎么把旧的变成新的,”他说,“我喜欢旧东西,喜欢为旧货找到新生命。”长大到一定的年纪后,安波穆说“垃圾设计”变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当你没钱买新家具的时候”。

    夫妻俩自称,自从两人搬到一起,十二年来他们买的新东西不超过五件。而滑稽的是,其中一样是一个为厨房而买的新垃圾筒;而另一样印象深刻的,是为小时候的女儿买的新床。现如今已经25岁的女儿,和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垃圾事业”。《垃圾》(Trash)杂志籍由本次垃圾设计展览,新鲜出炉。这是一本中芬双语杂志,由女儿伊达·库卡波罗(Ida Kukkapuro)担任总编辑。“她力求国际化,”得意的妈妈说到,“要像她妈妈一样?哈哈。”

    看得出,“垃圾设计”的团队除了俩夫妻外,都以非常年轻的学生为主。“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能感受到他们的激情和创意,”库卡波罗-安波穆说,“而且他们的想法真的非常远大,没有界限,很全球化。”

    约拿坦·瓦荣(Jonatan Varon)是名纺织设计师,他用遗弃的电路板制作的拼贴式壁画《现代圣母玛丽夫人》(Mrs. Modern  Mother Mary)在展览中甚是引人驻足。创作材料主要来自十九台被大学丢掉的电脑,而制作过程相当漫长而困难。他把电路板切割成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方块,然后刷上颜色,贴在布料上。由于色块和色差组成的圣母玛丽脸庞,需要站在距离作品一定距离之外才辨认得出。

    如果说瓦荣的作品偏艺术创作,阿德里安·法柏(Adrian Faber)和奥斯卡·查(Oskar Zaar)设计的“光袋”(Bag of Light)则是极其实用的家居用品。把LED低能量灯泡放入塑料袋或纸袋中,这些原本要变成垃圾袋的袋子们就变成了一盏盏独特可爱的灯,就是这么简单。

    “枕头包”(Pillow Bag)和“消耗合成物”(Consumption Composites)虽然所用的垃圾不同,但功能相似。前者是把家里多余的靠垫和枕头往网兜里一塞,变成了个可放在地上或墙角的大靠垫座椅;后者则是把垃圾(当然要软的,搓成团的报纸也可以)塞进做成沙发套形状的聚乙烯织布,变成一个矮矮的软沙发。都是废物利用,价钱当然要比商店里买的豆袋沙发便宜多了。

   “你不能随便扔东西啊,”库卡波罗-安波穆说,“没地方扔了呀!这些东西会像‘回飞棒’一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垃圾设计”的核心主旨,就是提倡维修旧物,给予他们新的功能。这甚至要比把旧东西送去回收中心更贴近可持续生活方式。

    这应该也是艺术家兼木匠艾若·于利-瓦库里(Eero Yli-Vakkuri)所推崇的环保理念。因为他正敲着二郎腿,坐在“垃圾设计”的展览区中央,和围在四周的观众说笑。而人们之所以围观他,是因为他的屁股下面,啥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坐在半空中。

    “这就是我的表演和宣言,”于利-瓦库里指着他两旁搭建的布景墙,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旧椅子,“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椅子了!我要挑战所有的设计师,要求他们在2012年不设计任何椅子。”

    于利-瓦库里设立了“无椅子设计”挑战网站,要求接受挑战的设计师在上面签名应战,鼓励大家宣传并挑战其他的设计师朋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椅子给所有的人了,”他说,“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再设计新椅子呢?如果你真的那么需要一把椅子,为什么不修一下破椅子呢?”于利-瓦库里诚恳地希望设计师们能思考一下可持续性生活方式,不要再给地球增加负担。当然,如果大家都需要修破椅子,他自己的木匠生意也就红火了。

    少一点消费,更有效地回收,“垃圾设计”的概念能够阻止更多的物品扔往垃圾场吗?所有这些被制造的旧产品能够有第二生命吗?新一轮的生命轮回能够取代物品本身的线性生命圈吗?而设计师们能够对此产生足够的影响吗?“垃圾设计”展览似乎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事实上,当它出现在以消费和订货为目的的Habitare展览会上的时候,人们一开始会以为那又是个时髦的商业伎俩,就像现在许多家具店和服装店以破旧和斑驳为潮流一样;可令人们惊讶的是,“垃圾设计”并不销售昂贵的“垃圾”,甚至,它把许多设计品的详细做法公布于众,鼓励大家模仿自制,最好独创消解自家垃圾的更多设计。

    安波穆夫妇把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大大地印在“垃圾设计”展区的白色帷幕上,“我们不需要新的景色,我们需要新的眼睛。”这,正是他们想传达给公众的思想。

创意DIY

    你想设计自己的垃圾设计品吗?安波穆夫妇已经注册了“垃圾设计”,并制定了“垃圾设计”规则,照此试着做做看吧!

×原材料必须是来自一件已经生产过的,或遭否决的,或被扔掉的,或视为无用的物品。

×形状必须是由原物品转化而来的。

×原物品的作用已改变,或者和其他物品相配,产生新的作用。

×物品来自另一时代,或者至少一部分产自回收材料。

   原文刊登于《星尚画报》2011年10月

2011年08月30日

浪迹的曲线

   随意流畅的线条,非对称的形状,通透晶莹的色彩。芬兰建筑设计大师阿尔瓦·阿尔多(Alvar Aalto)的这款经典花瓶几乎成为芬兰设计的代表。

    多数人直接称之为阿尔多花瓶,其实她的正式名字叫莎弗花瓶(Savoy Vase),因为这是1936年阿尔多夫妇为赫尔辛基市中心的高级饭店莎弗餐厅作室内设计时,选择放在每张餐桌上的装饰品。但这并非阿尔多为莎弗餐厅度身定做,而是他同年参加由芬兰知名玻璃制造商伊达拉(Iittala)举办的设计比赛中的获奖作品系列之一。在提交方案中,阿尔多画了一组看似相当随意的素描,好像立体画派的静物拼贴;整个系列从大小不一的浅盘到高低不同的花瓶供十个左右,于次年首次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亮相。

    直到今天,每一件莎弗产品都由伊达拉的工人口吹并手工制作。她的制作过程从一开始就难度重重,阿尔多亲自监工,最后不得不调整最起伏的曲线部分,并使用木制模型,五十年代后改用铸铁模型。每支莎弗花瓶需要由七个工人,十二道工序,十六个小时和专注的精工细作来完成。

    莎弗花瓶的灵感源泉,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阿尔多当年的匿名参赛方案题为爱斯基摩妇女的皮裤子。湖泊、树桩纹理等芬兰大自然风景,以及液体的自然流动是最通常的联想,据说阿尔多自己曾提到过水坑,甚至阿尔多名字的芬兰含义波浪也被拿来作为诠释。所有这些或许都可能,但现代抽象绘画和雕塑应该对阿尔多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原文刊登于《艺术世界》2011年8月刊

2009年04月15日

直插云霄的农场

    从去年夏天起,我父母就开始在自家后院尝试开垦菜地,为此还专门跑到图书馆借了书来学习如何翻土种植。毕竟,从我爷爷外公辈起,我们家就再也没有人务过农了,就算我妈文革期间曾赴云南农场劳动,也只学了点儿皮毛功夫。

    城里人种菜养鸡,已经不再新鲜。此举除了自产绿色食品,符合环保概念,还相当经济实惠,在此萧条时期格外体现价值。于是,围绕着“业余农民”需求而诞生的相关设计产品也多了起来。一开春,我家附近的五金和园艺商店生意就好了起来,各式铲子耙子,盆啊桶的,被店家放在显要位置,最好卖的当然还有各种菜籽和泥土。

    去年,有英国人设计了一款看上去像爱斯基摩冰屋一般的鸡笼,取了个可爱的名字——Eglu,或叫Eggloo,(来自冰屋的英语Igloo)。一个标准大小的Eglu可以供两只中型鸡住宿并散步,也就等于是一室户加个小院子,定价六百美元左右。要想通过养鸡吃便宜鸡蛋的人肯定不会去买,流线型的漂亮Eglu是给时髦波波族准备的,并且他们都是头一回养鸡。这些鸡们,并不用发愁蛋的产量,只要把自己搞得美丽动人供主人们宠爱就行了。

    相对于五星级鸡笼,哥伦比亚大学的迪克森·德斯波弥亚(Dickson Despommier)教授搞得更大了。他在教学生寄生现象、环境分裂等科目的时候,班级开始研究城市屋顶花园,他们很快抛弃了这个规模太小的项目,30层楼的城市绿屋就此诞生了。

    人类在土地上搞农业已经有一万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造摩天大楼搞“垂直农业”(Vertical Farming)呢?因为到2050年,人类人口将达到90亿,我们将面临土地和水源的短缺。大多数人口增长发生在城市,而城市人民无法自给自足口粮。现代农业所涉及的森林砍伐、化学肥料和碳排放运输方式等问题,都会给地球环境和气候造成影响。所以“垂直农业”似乎一下子解决了未来农业的困境。据相关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垂直种植方法的用水量只有传统种植的5%,一栋30层高,透明墙面的“垂直农场”,可生产五万人的口粮。如果造160栋这样的高楼,就可喂饱整个纽约市。

    根据垂直种植方法的理论,科学家们已经设计了一些不同方案,有城市中的高楼,也有海洋中的高塔,有金字塔形的农场,也有集人类居住和种植与一体的寄居型建筑。然而就像那个非经济型的鸡笼一样,到目前为止,垂直农场还是一个成本颇高的项目——建筑和能源的高成本使得垂直农场比传统农场要昂贵的多,尽管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节约资源。由于技术原因,能够在垂直农场内种植的植物种类仍然有限,而要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这种绿色大楼,还是会有相当难度,尤其是为了创造自然生态环境,农场会养各种不同的动物。至于动物在这样的高楼里将受到怎样的对待才不至于有遭受虐待的嫌疑,则更是个在西方社会颇为重视的道德议题。

    当然,你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坐等科学家们来为你解决一切问题。随便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老式公寓楼去转转,人们为了种点小东西,在阳台上搭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架子,就很有创造力。新式公寓楼为了所谓的城市美观,连衣服都不许乱晾了,绿色植物更是屈指可数。“垂直农业”这种大规模设计虽然还未付诸于现实,但并不妨碍启发我们自己搞点小发明,开点自留地,吃点新鲜的、无毒的青菜。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2009年03月17日

“失败鲸”上岸

    陆怡颖,这个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在GOOGLE中文版上找到的名字,一个从上海跑到悉尼读设计的中国女孩,事实上已经小有名气了。有趣的是,你几乎很少有机会再在“原产地”看到令她一举成名的作品——一群红色小鸟衔着网绳,奋力拉升起一头巨大的鲸鱼。

    这头“失败鲸”(Fail Whale),是2007年夏天被陆怡颖上传到iStockphoto上的, 这是现在年轻设计师们为了给自己作品博取曝光率所采取的最常用的办法。没想到在网上晒了一年,突然被Twitter网的史东先生相中,他花了几个美刀,就把这张图用作Twitter网的宕机画面了。

    我可以很惭愧地坦白,我是在看到《纽约时报》撰文介绍陆怡颖之后,才头一回上Twitter网一探究竟的。从去年起,Twitter在美国之火爆着实吓人。好莱坞明星们忙着用,国会议员们忙着用,奥巴马这个时髦总统当然也用,可自从今年120日他登基后,就停止更新了,现在连麦侃这个老头也用了。你能想象正在北京开会的人大代表们一散会就忙着用手机上Twitter向其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汇报进展吗?华府的国会山,已然是这派景象了。

    由此可见,Twitter用户们的热情是高涨而偏执的。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陆怡颖那头可爱的鲸鱼,不遗余力地要宣传推广她,其效果当然也是迅速且显而易见的。虽然这头鲸鱼并没有让陆怡颖发财,却成了她名下的一个品牌,鲸鱼T-恤、鲸鱼茶杯、鲸鱼卡片,等等一系列鲸鱼产品,已经在网上卖开了,也算是个无形资产。鲸鱼迷们自发建了个网站failwhale.com,向设计师致敬;YouTube上关于“失败鲸”的录像仍在不断增加;FacebookTwitter上鲸鱼迷们的活动亦十分频繁。甚至还有人把鲸鱼纹到了身上,其中一个这么做只是为了把自己的Twitter追随者数目突破三千。

    疯狂的“鲸迷”们,已经把“失败鲸”推广成了一个LOGO、一种心情,甚至一种现象。其实这个名字,也是网友给取的,陆怡颖原本给这个图案命名为“Lifting Up A Dreamer”,它所体现的那种振奋向上的团队合作精神正是当初史东先生看中的。不过Twitter对于鲸鱼并无意开发,它的走红也不是Twitter捧的。然而就在上个月,这头鲸鱼甚至把陆怡颖带到了纽约,获得一个互联网公司所颁发的奖项,以奖励Twitter上的各种网络标志图形。

    作为悉尼科技大学的一级优等毕业生,陆怡颖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设计;她甚至在2008年的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览中还得了金奖,却抵不过纽约本土的一个只为Twitter标志颁发的奖项来得令人侧目。一面在学校教书、一面做自由设计师的她,正在想方设法进一步把“失败鲸”做成一个真正的品牌。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超现实手法设计一系列的动物形象,做一些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尝试。

    也许是我没想像力,我在看了她的一系列动物图案后,从那些孔雀、仙鹤、猫头鹰和五彩祥云中,看到了中国的水墨、工笔和剪纸,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她就是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师;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前,我终于和在悉尼的她通上话,她对我的观察表示认可,但这也不意味着她就是想好了用中国画来设计。都怀念小时候上海美术制片厂动画片的我们,都同意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无语言限制,无国界。”陆怡颖在谈到自己的设计追求时说,“用最简单的、小小的视觉符号,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为了强调她的观点,她又引用她父亲的话,“设计,就是点穴的作用”。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