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犹豫是否要续订Domino杂志，还是重新回头定Dwell杂志，传来了Domino关张大吉的消息。这算是2009年初，受美国经济惨淡影响，杂志业响动比较大的一件倒霉事儿吧。美国几家大的设计网站和博客，甚至政治博客The Huffington Post上，也传来众多业内人士和设计爱好者们的哀叹惋惜之声。

        Domino是Deborah Needleman于2004年卖给著名出版老大Conde Nast的点子，当时她还是House & Garden杂志的编辑。不同于Wallpaper、Dwell等设计杂志，Domino的定位是一本和普通读者对话，提供设计和购物指南的实用性设计手册。为了做到和读者互动，Domino的线上产品在我看来做得非常好，有时候甚至超过杂志本身。比如My Deco File，读者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和装修灵感统统收集在内，等于是一个随时可调动的设计点子库；画廊和资源栏目，都是浏览收集资料最快捷的渠道，点击粘帖保存功能，要远远快过整理一大堆剪报。论坛和博客所起到的沟通信息之功能就不言而喻了；而配合杂志内容的录像故事，能够给读者带来更立体和生动的空间介绍。

    说实话，Domino于我而言，是有点太女孩子气、太小可爱了点。她的忠实粉丝，大多是二十几岁的职业女性，甚至女学生。正因为如此，Domino的设计灵感总是以省钱为宗旨，如何自己动手DIY、如何到旧货市场淘宝、如何把宜家家具、甚至大卖场的超市货搞得与众不同，这些都是Domino的王牌贴士。便宜人人爱占，更何况是能把便宜货弄出艺术感觉来，怎会不受众人爱戴？事实上Domino杂志的订户和报摊零售销量一直在上升，读者群不断壮大而粉丝持续铁杆，而眼看着经济下滑没个底，这样教人少花钱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食粮怎么就会断档呢？

        Domino公司对于关门的决定，只有一句话，就是说纯粹是受经济气候影响所至。对于搞报刊业的内行人来说，也很清楚，其商业模式不在于销量，而是广告收入。就在Domino看似红火热闹之时，她的广告量却比2007年少了26%，只有另一本相似杂志《建筑文摘》的一半都不到。可见老板们对Domino前景甚忧，市场上同类杂志满天飞，广告商却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而且还都在紧缩银根。Domino纵然是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也不得不忍痛收手，以免赔得更多。

    也就是说，市场分析行家们基本肯定：Domino的读者们不再会像过去那么热衷于折腾自家的客厅厨房了。世道这么不景气，谁还有闲情雅致拿装修房子当爱好来玩啊？就算淘的都是便宜货，不也得花钱吗？眼看着失业率节节上升，而吃穿住行都要支出，可是没功夫玩小情调喽。

    才四岁的Domino就这样夭折了。惆怅之余，我不禁想，不知有多少设计师们和刚从学校毕业的准设计师们会失业呢？而但凡与设计相关的行业，如Apartment Therapy、My Deco等网站，又不知道能撑多久呢？不过在此艰难时世下，或许也能出那么几个逼急了另辟蹊径的英才也不一定，平日里总是被大品牌大公司压得抬不起头，所谓困境倒也未必不是良机。

    没有机会一睹Domino杂志风采的国内读者，若有兴趣可赴其网站“吊唁” （http://www.dominomag.com/）一番。乘着精彩内容仍然在线，还能扒点东西留作纪念，它们很快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地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有人说，只要看大街上女人的裙子长短，就可测出世景如何。经济越好裙子越短，经济越差裙子越长。其实，这只是茶余饭后的说笑，不必当真。但经济越萧条，口红卖得越好，倒是颇有市场依据。紧缩银根的女人们，总会想办法宠宠自己，买一支二三十美金的口红，也算是奢侈品了。

    艰难时事对设计师的考验尤为严峻。没有任何时候比此时更能甄别出什么东西是不必要的，而什么东西可以给愁眉紧锁的人们带来一丝慰籍和一点快乐。遥想一九五零年代，芬兰当代设计祖师爷卡伊·弗兰克（Kaj Franck）设计了Teema系列餐具（”teema”意为“团队”），其中的奶罐尺寸不偏不倚，恰巧放在双层窗户中间。那是二战后负债累累的芬兰，经济萧条、人心落寞。Teema奶罐正是给买不起电冰箱、省着用奶油的老百姓设计的。

        Teema系列至今很受欢迎，因为这个小故事，我对它更加偏爱。而它的正方形和长方形盘子、以及稍稍上扬的盘边设计，令我这个经常做东方料理的人尤其受用。Teema看起来很不起眼，你甚至还会觉得它有点土气，不够漂亮，但我钟意它的低调。半个世纪过去了，它还在推出新的颜色系列，足以证明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可继续延伸的潜力。

    美国人和芬兰人的性格果然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芬兰人在不景气的世道中提倡吃苦耐劳，美国人则更擅长鼓舞士气、强作欢颜。华尔街倒了，派对结束了，所谓难过的年关也到了，可翻开各大时尚设计刊物，闪亮豪华的奢侈品推销只多不少。《时代》周刊的“风格和设计”冬季特刊居然主打“奢侈目录”，因为其编辑认为，此时此刻，人们要么不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想，这或许也算是给她手头的那些奢侈品广告商们一个交代了？只怕那些下岗CEO们要藏好这期杂志，不给平时花惯了的太太们瞅到才是。

    《时代》编辑至少还是说对了一点——萧条年景下的设计亟需创意和想象力。“第二生命”（Second Life）这样的虚拟网络世界就显得更有诱惑力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向往富有和权力，到了网上，人们的欲望有增无减，因为在虚拟世界中享受荣华富贵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容易且便宜得多了。一年买45辆高级跑车——就算是现实生活中的富豪恐怕也难有如此潇洒手笔，在虚拟世界中却完全有可能，尽管这要花真的钱。有趣的是，花真钱买只在电脑屏幕中生存的奢侈品，是目前虚拟网络生活中的最新潮流。小岛、瀑布，和水晶房子，这一切在“第二生命”中标价416美金；在另一个虚拟世界“那里”网站（There.com），赛恩汽车只需75至278美金不等；vSide是一个小小的虚拟派对网站，在那里花上25美金就可以拥有一艘华丽的游艇。

    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假想奢侈品买卖，越来越多的真商家也在网络中开店，从名家包袋到意大利别墅，你所能想到的高级品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根据行业统计分析，去年一年，有超过1.5亿美金花在虚拟货品上。难怪《时代》编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虚拟世界也评为2008年度奢侈品享受的最佳去处之一，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谁能够质疑，这些由真人躲藏在后的假世界，没有给真人带来真实的快感？情感指数始终是设计元素中不可忽视的衡量尺度，就算太疯狂，亦有其可取之处。

    从Teema奶罐，到一辆只是由像素构成的跑车，人类的需求横向跨度越来越宽。哪种更重要，哪样对人类和世界的意义更大，似乎不能简单论之。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设计，来响应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呼吁更具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的崇高理念，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封杀纯粹的娱乐精神和享乐主义。既然我们没有给全世界的人设计一款世界制服，我们应该允许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与其徒劳地劝说人们把钱扔进捐款箱而不是电脑终端，不如把慈善行业也饶有趣味地在虚拟世界中开办起来。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当巴拉克·奥巴马那具有波普艺术风格的头像出现在纽约街头时髦男女的T恤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他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为了一名偶像。和格瓦拉、毛泽东、曼德拉、马丁·路德·金的T恤头像不同，他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民运或革命的领袖，也不是一个与当局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异己份子。作为一个主流政界的新星，继而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具有摇滚歌星一般的号召力和受欢迎程度极为罕见。

    我认为，奥巴马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他的品牌效应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在评选2008年度50个最佳发明的时候，他名列第23位。如果你知道FACEBOOK的创办人也在他的团队里，你就不会惊讶这次会有这么多年轻选民被他的竞选手段所吸引。“巴拉克·奥巴马是你的新自行车”（barackobamaisyournewbicycle.com）用366句简单的句子体现“366种他真正关心你的方法”。“巴拉克·奥巴马给你铺了床”、“巴拉克·奥巴马给你做了个松饼”、“巴拉克·奥巴马在你的FUNWALL上留了言”、“巴拉克·奥巴马觉得你很可爱”……。所有这些有趣的宣言具有不可抗拒的洗脑功能，让你觉得奥巴马真是你的哥们。

    发明设计，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已经不仅仅就某样东西而言。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道德底线，都可以有新的定义。名列第40位的年度最佳发明奖，颁给了梵蒂冈所颁布的“新七宗罪”。生命伦理罪、道德模糊地破坏人类胚胎、药物滥用、污染、社会不公、集聚过度财富、导致贫穷。这七项新增加的罪行，完全是针对现代社会而制定的，算是让宗教功能与时俱进了一把。

    其实，设计师时时都要面临社会道德标尺的检验。任何一样新产品，无不是对我们人文尺度的挑战。如果说新科技在带给我们生活更多享受的同时，是否也让我们越来越懒，的确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像烘干机和吹树叶机这样的发明的确曾令我们雀跃不已，但由于能源的缺失，自然晾衣、自己弯腰捡落叶，又成为积极提倡的事情了。所以毫无疑问，最佳发明奖之中，绝大多数设计均与环保有关，最奇怪的大概要算一种为植物准备的SPF-45防晒喷雾剂了，据说采取防晒措施所培育的食品质量会更高。

    另一个奇怪的获奖者之所以奇怪，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Hulu”（葫芦？呼噜？）。更奇怪的是，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发明，不过是YouTube的官方拷贝。这个基本上和YouTube没什么两样的Hulu.com是NBC和新闻集团共同推出的一个视频网站，你可以在上面免费观看很多热门新闻片段、电视剧集和综艺节目等等。它和YouTube的本质区别在于，这是来自节目制作方百分百授权的合法放映，是有线电视网络走向互联网的关键一步。既然无法阻止别人盗版，不如自己敞开门户大方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个网站目前只对美国用户开放，可见颇为小心谨慎。

    还有一个看样学样的发明，则是A-Space——一个模仿Facebook的专门给间谍们设计的社交网络。据说FBI、CIA和美国其他13家情报机构的员工们从此可以借助这个交友网站交流信息，我想当然更少不了交换情报。有了这样的间谍社交网，间谍们是否就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街边咖啡馆打着接头暗号去会面了呢？实在寂寞难耐之时，上网和另一个间谍聊聊天，亦可排解一些压力。

        Facebook、YouTube，两个都是从草根发展起来的网络设计，先是改变了普通受众的社交和娱乐习惯，继而给传统机构带来灵感；这种自下而上、由小变大的设计和操盘理念，正越来越普遍。民间博客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和影响是又一个显而易见、不可驳斥的例子。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我有一个SONY CLIE，是当年买SONY手提电脑时，被销售小姐说得头脑一热而囫囵买下的。小姐很热情地帮我载了好几个游戏，甚至《鹿鼎记》，我也很起劲地把一些照片传上去，想象自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潇洒地点开相册遥思亲朋好友，尽管那小小的黑白屏幕的观看效果着实费眼神。可是事实证明，在当时看来花里胡哨的所有功能中，我只忠实地使用了通讯录；为此，我还不得不很用功地认真学习为适合触屏书写而设计的特殊笔划书写顺序。

    现在，这个CLIE早就停电休息了。之所以我还没有把它彻底扔进垃圾桶，是看在SONY一贯精致的外形设计，怎么说它也算得上vintage 级的掌中电脑了吧。科技，永远是“只听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在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不消多会儿，谁是随波逐流的垃圾货，立马见分晓；但谁是流芳百世的经典，倒仍旧需要假以时日。

    十月份手机行业的最大新闻就是GOOGLE和美国T-MOBILE一并推出的G1手机，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和IPHONE分庭抗礼的同类掌上电脑。《华尔街日报》科技专栏作家沃特·莫斯博格（Walt Mossberg）急急忙忙大幅撰文向读者汇报他的试用心得。G1明摆就是冲着IPHONE来的。美国目前IPHONE的市价是199美金，G1定价179美金，弄得我这个T-MOBILE的用户立刻就心痒痒了。IPHONE秉承苹果一贯的娱乐路线，以影音视听为主打；G1则理所当然地延续GOOGLE服务，尤其是GOOGLE地图和GMAIL。这对行路的用户来说是最实用不过的了，尽管IPHONE也有GPS，但碰到我这样的识路白痴，却还是总往不归路上开；G1的实景图片功能，似乎有点可笑，好像看图识字般机械，但倒是笨人笨办法，尤其是找不到门牌号码之时，知道自己要找的楼长什么模样很重要。

       G1有别于IPHONE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有个隐藏在屏幕后面、一推而出的键盘。说起来这迷你键盘功能，根本就是个不值得稀罕的老桥段；从商务通到T-MOBILE的黑莓，哪个不都是那么一块小得看不清、按不清的板面？G1的键盘一样大不了多少，总之肥手指粗手指们要费劲点儿。然而就是这么个勉为其难的解决方法，正因为相对于没有键盘的IPHONE，反而又有点洋洋自得了。毕竟上网聊天、收发EMAIL和搜索GOOGLE这些事儿，还是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键盘比较靠谱。

    莫斯博格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比G1和IPHONE，结果倒也公平得很——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引起我警觉的，倒不是电池消耗量和文件下载速度，我想毕竟还没有人会奢望用这么个小手机来完全取代真正的电脑。我发现，要使用G1，你就非得成为GMAIL用户不可，而你要是使用其他邮箱还不那么顺畅；虽说这也不稀奇，微软和苹果不都在强制用户的“忠诚度”吗？G1就是为了培养GOOGLE死党而生，套住一个算一个。现代科技大战，有点像黑帮会，认了老大就得死跟到底，老大之间合作并会不是没可能，那兄弟们就吃香的喝辣的了；但老大们要是死掐，那罗密欧就非死不可了。

    我还是没买G1，倒并非作势和老大抗争，事实上我早就人在江湖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自己并不需要无时不刻地进行网络工作和网络社交。这就像我没有买IPHONE，因为我并不是个把娱乐进行到底的人。长久带着耳机令我耳根发痛，我的IPOD永远都在家里的底座上插着；我更没发痴到要用IPHONE来看电影，尽管我也算是个影迷。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去YOU TUBE上搜索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大卫·林奇（David Lynch）关于用IPHONE看电影的一段极其过瘾的评论，用词之激烈，不宜在此转述。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曾几何时，我们还很注重自己写的字。一封书法飘逸的情书，先不管内容如何，第一眼看过去就要胜过另一封歪七扭八的蟹爬字了。可现如今，写一手烂字的人有福了。唯一烦恼的是，不知如何在那庞大的电脑字库里挑选合适的字体。

    长年累月地在电脑上敲打简宋体，消磨掉了我对中文书法那点可怜的印象和知识。而对于英文字体，我倒是会在PHOTOSHOP里制作新年贺卡时，偶尔把玩一番。当然，对其理解，仅仅是只知其表，不明就里。去年一部纪录片Helvetica，居然掀起很多普通西人对字体的狂热。燕瘦环肥、姿态万千的字体们，原来还有那么多心事和情绪，就看你能否赏识，读不读得懂。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一亮相就不同凡响，他和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言谈举止、行头装扮，无不精心设计，试图塑造一个新鲜的美国形象。这令无限怀念肯尼迪总统夫妇的美国人们激动地找到了新的寄托。所以，当奥巴马竞选班子选择Gotham这样一个年轻的字体作为标识形象，似乎顺理成章地符合波波一族的口味。

         Gotham是由纽约的约翰逊·霍夫勒（Jonathan Hoefler）和托比亚斯·弗莱勒-琼斯（Tobias Frere-Jones）设计的，最早出现在GQ杂志上，因为该杂志需要一个看上去很现代、但又具有权威感和男性魅力的新字体。后来，Gotham被选为纽约世贸中心遗址自由塔奠基石上的字体，连设计师自己都是看到新闻才知此殊荣。负责奠基石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认为，Gotham具有现代经典的特征，“既不像昨天刚创作的，也不像明天就会消失的”。

    设计师们普遍赞扬奥巴马的品牌形象设计，甚至认为这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家中雕琢得最好的。Gotham的两位设计师嘲笑希拉里的字体看上去像早餐麦片盒子上的，又或者像药店里人们买起来有点尴尬的管状药膏上的。这显然有点刻薄，但字体作为一种视觉语言，的确可以影响人们对其所传递信息的看法。Gotham并非给奥巴马营造了某种无中生有的特征，只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事实上，如果希拉里或麦侃选择Gotham字体，效果一样会不错。

    在紧张和短暂的总统竞选过程中，要让人们了解竞选人，就像是短时间内策划、包装并推出一样新产品。如何让人们信服这件产品，全在于该产品的品牌设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候选人像奥巴马做得那么漂亮，他的团队成功地利用多媒体把信息渗透到各类不同的选民之中。我相信任何需要开发新产品的公司向奥巴马班子学习市场学，一定获益匪浅。

    至于Gotham字体，已经有点火得不像话了，全美广播电台的一个评论员甚至把它比作AMANI西服。根据字体心理学家的研究，大大的O字，具有友善的面目；而比较新的字体，也不会像那些几百年的老字体那么具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显然符合奥巴马要带来一个新美国的形象。既时髦、又熟悉；既富有灵感、又不咄咄逼人；既坚定不移，又平易近人。设计师们对Gotham宠爱有加、评论家们对Gotham推崇备至；网络上的字体爱好博友们甚至把奥巴马的竞选口号“Change We Can Believe In”改成了“Gotham, a Font We Can Believe In”。Helvetica纪录片导演盖瑞·赫斯特维特（Gary Hustwit）则宣称，Gotham受早期现代主义风格影响，恰恰也是艺术史上一项有关变革和社会理想主义的运动，与奥巴马的理念不谋而合；而Gotham字体灵感来自朴实的纽约港口公交车站标志，却或能帮助奥巴马走进白宫，这种设计审美令他心喜。

    听上去很玄乎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但你在给上司写报告的时候，绝对不会选择圆头圆脑胖乎乎的动漫字体吧？当你打开一份来自政府的官方文件时，是不是会对那一纸文字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呢？在很多不经意的时刻，当你的眼光扫过街头巷尾、案头桌边的一行行文字时，你的大脑或许已经做出了某个你不曾觉察的决定。

   原文刊登于经济观察报

    连布什都赶去看的中美首场篮球赛被称为本届奥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结果是早就有所预料的，但这并不影响打比赛的人和看比赛的人的激昂和兴奋。我表弟甚至说中美两国各方面的差距可类比篮球水平差距，所以中国人要有信心，因为这个差距不是橄榄球之间的。

    体育精神之所以神圣而高贵，是因为它其实无关乎人的尺寸。姚明是个巨人，但他的高度只是他事业的起点；无论是作为一个体育人还是社会人，他能有多“高”，和他的身长并无关联。这一点，从开幕式上小林浩的身上，我们已经有所体会。

    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国际杰出设计奖评选中，一张为残疾运动员设计的轮椅获得金奖。正是在观看残疾运动员的篮球比赛时，设计师们发现运动员的手不仅要运球、投篮、做假动作等，还要推轮椅、转轮椅和停止轮椅。“平衡运动轮椅”不需要运动员用手来操控轮椅，当运动员向左或右倾身时，轮椅会自动转方向；如果需要放慢速度或停下，运动员只需往后仰就行了。

    这个由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杰出设计奖组委会共同举办的年度奖项自1980年起就开始运作，两年前它还是个工业设计奖项，去年就更名为国际设计奖，以突出其国际性。但不难看出，这个奖项是偏重于工业设计和发明的，评委会特别强调设计的社会责任，这从今年的获奖作品身上尤为突出。“一个孩子一个手提电脑”项目再次入选或金奖毫不令人惊讶，其他如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生设计的廉价灭蚊器可用于抵御疟疾；一个纽约设计学生设计了形如地雷的肥皂，用以集资清除世界上残留的地雷；一个韩国学生给盲人专门设计的便携式扫描仪；这些都体现了很强的社会意识和责任心。今年的入选和获奖学生作品比往年都要多，足以见得后生可畏，且令人欣慰。亚洲作品有所抬头，也是从今年的评选开始的，尤其是中国和韩国设计师，也加入了获奖阵容。同时，评委会破天荒头一次设置了一个特别奖项——“最佳表现奖”，获奖者只有两名——一是中国香港的“中国尺码”（SizeChina），这个设计研究项目收集了中国本土的众多头型尺寸，创造了第一个中国人头型和脸型的数码数据库，可用以制造更安全舒适的头盔。另一个获奖者大家都不陌生，就是现在极其火爆的苹果手机。

    与时政息息相关的另一项金奖设计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女设计师所写的书《民主设计：选票+选举设计》。2000年总统大选时的人工计票噩梦仍历历在目，面对设计糟糕、误导选举人的选票设计，设计师们早就按耐不住了，如此失误导致的后果是以人民生活和世界和平为代价的。如何使竞选过程更有效，也是有一番设计理念可以探讨，这位女设计师明确地表示，设计是可以重新建构和加强民主进程的，其社会意义不可估量。

    要说本年度获奖作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极少主义的优雅风格的回归。苹果手机就不用说了，是该特点首当其冲的最佳代表作。而旧金山“纯粹数码科技”（Pure Digital）推出的FLIP摄像机获金奖，倒真是令没有苹果手机的我平了一口怨气，因为我用这个摄像机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个销售量已经超过100万个的FLIP只比手机大了那么一点点，界面上按钮少得可怜，卖价150美金，获得电视名主持奥普拉和众多消费者的称赞。坦率地说，我一开始曾经怀疑其能力，但事实证明它的音画效果相当不错，至少完全达到专业网络媒体的录像新闻标准，难怪《纽约时报》的文字记者几乎人手一个，而操作之简单，应该连幼儿园大班孩子也一学就会，老板们根本不需要对遇到情况掏出来就拍的老纪们进行培训。最爽的事一弹既出的USB接口，不需要任何软件，插入电脑即可传输。

       FLIP刚刚又乘热打铁地推出了更小更轻的MINO版，不得不说，不论是概念还是名字，MINO之于FLIP来说，就像NANO之于IPOD。乔布斯那种看上去漫不经心实则深思熟虑的风格在FLIP始作俑者的身上亦有所体现，面对无数消费者要求增加更多功能的意见，FLIP置若罔闻。其执行总裁卡普兰说，“如果把我们的产品搞得更复杂，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不那么好玩了。”

     经济观察报

     “公寓疗法”（Apartment Therapy）是一个名叫麦克斯韦尔·格林汉姆-莱恩（Maxwell Gillingham-Ryan）的纽约人在七年前创建的。他在纽约城里的一个二十几平米的一居室里住了15年，直到去年冬天才带着老婆和一岁大的幼儿升级到被他形容为“巨大的”两居室中，七十几平米。

     格林汉姆-莱恩的出发点很简单，给身居斗室的人们提供一条生路。既然买不起大房子，不如“螺蛳壳里做道场”，把小空间布置舒服了，不仅省钱节能，说不定还不用为了面积牺牲地段，可以继续跻身闹市中央。当初他不过是单枪匹马地唱独角戏，给人提供室内设计服务；四年前搬上网络，和客户共享资源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如今，这个美国第一个且最广为人知的设计博客（www.apartmenttherapy.com ）每月拥有150万的看客。

     “公寓疗法”遍布全美时髦城市，除了大本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芝加哥都有驻地，新近又开发了首都DC和波士顿等东部要塞，似有占领全美自助设计咨询市场之野心。格林汉姆-莱恩的第二本书《“公寓疗法”展示：真实的家，真实的人，百种真实设计方案》适时推出，很是为他的博客增添了一番热闹，而他自己也频频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完全成为设计博客的领军人物代表。

     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我倒认为格林汉姆-莱恩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设计是这个“公寓疗法”博客。不同于其他原创的设计网站，他根本不需要自己挖空心思做无数设计方案，而是把无数设计爱好者、业余设计师和专业设计师们的博文们纠集起来编辑一番，创造了一个万人聚会的设计大社区。连他自己都说，“博客最大的优势是免费，这是个社区。人们不是上网去看我们写的东西，而是和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沟通。”所谓“众人拾材火焰高”，这原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大规模“脑力激荡”，在网上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网友博友的家、设计点子和产品讯息，经他的一整合，成了网站的核心内容和卖点，继而又发展成线下产品——书。这本设计书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真实案例的集大成，也提供了信息来源，告诉读者若想如法炮制，该去哪里寻找类似产品。格林汉姆-莱恩表示这套疗法书他打算一年出一册，以尽量保证和网络同步的咨讯速度。

    格林汉姆-莱恩显然是个“以小卖大”的家伙。在我看来，“小家”的概念能够在美国得到如此多的共鸣，倒有点出人意料。美国是个以郊区生活方式著称的地方，美国的衣服尺寸大，美国的梦想家园也是大的。但也许是房屋市场的次贷危机给搞的吧，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已经放弃大得不着边的购房计划，大房子无论是在买卖还是租赁市场上都尴尬得很。更重要的一波浪潮则是环保。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过分而没有必要的大房子不仅浪费自己的钱，也浪费大家的能源。于是，在绿色行动的号召下，“小家”就逐渐吃香起来，尤其是年轻人，由于家中人口少，更倾向于温馨小窝。近年来逐渐走红的DIY风和Vintage旧货风，也给“公寓疗法”这一类设计博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钱买高档设计品不算有品味，暴发户都会做；真正另类的人会到二手店慧眼识珠地淘旧货，或者从储藏室里把老一辈留下来的家什挖出来，自己再整修一番。只不过，我觉得大多数的DIY招数都需要不差的业余水平才应付得下来。别说贴墙纸换橱门这种高难度动作了，很多人仅仅是装个IKEA的五斗橱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

    就连格林汉姆-莱恩这个“公寓疗法”的主治医生也不是一天练就的超凡医术。他坦白自己曾经因为测量马马虎虎，家俱运到后才发现地方不够大，从此便不敢再怠慢测量尺寸的准备工作。当被问到在对付小空间有何头等诀窍时，他给出的头条意见似乎一点也不具备专业性，但并不等于轻而易举，那就是——扔掉太多不必要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

     据说爱罗·沙瑞宁（Eero Saarinen）是二十世纪最没名气的著名建筑师。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如果你把他和同时代的其他鼎鼎大名建筑师们相比，此话毫不夸张。尤其是当你有幸亲临他在美国所设计的机场、纪念碑、礼堂和体育馆等大型建筑，便更会汗颜自己的孤陋寡闻。

            1910年出生于芬兰的沙瑞宁少年时代随家人移民到美国，那时候他的父亲老沙瑞宁（Eliel Saarinen）已经功成名就。他所设计的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不仅是全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我住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坐M线往返于家和市中心之间，看到那稳重雄厚又不失现代感的车站大楼，就有一种安全感。好像茫茫宇宙中的太空站，火车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一种物理和心理上的航标作用；置身于火车站的人流中，我有一种蚁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常常会让我在归程的火车上陷入对大世界与小人类的遐想，从而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烦恼。

     之后，我和家人移居美国。当我们拖着行李、抱着孩子踏入由沙瑞宁设计的首都杜拉斯国际机场之时，我心里不由一动。父子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所设计的建筑，目睹了茫茫人潮的旅行和迁徙，也算是超越时空的对话了。不过又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为了个人生活中与沙瑞宁家族的遭遇而自作多情地感叹一番呢？

     沙瑞宁一家都是设计师，他母亲是个纺织设计师和雕塑家，姐姐是个室内设计兼装修师，当老沙瑞宁给底特律郊区的克蓝布鲁克校园做设计的时候，全家人都上了阵。这个项目对沙瑞宁后来的事业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家族建筑主张得以充分体现：建筑必须融入到“百分百的环境”之中，建筑师不仅要考虑从城市规划到建筑楼群、从室内设计到装饰物件的所有因素，更要融合相当的艺术元素。同样影响沙瑞宁的现代建筑理念的，是他后来在巴黎所上的雕塑课，以及他在欧洲、埃及和墨西哥的游历。

     整个一九三零和四零年代中，沙瑞宁把现代建筑带入美国的建筑主流，其中很多当然是父子搭档的丰硕成果。五零年代初，（老沙瑞宁已过世），单飞的他离了婚，娶了《纽约时报》的一个建筑评论员。正是这个美国女子帮助沙瑞宁达到了自己事业上的追求，不仅成为一个“对文化有贡献”的建筑师，而自己俨然也成了一种文化（a person of culture）。遗憾的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沙瑞宁由于脑部肿瘤而于1961年撒手人间，令他如日中天的事业嘎然而止。他的猝死不仅留下了九栋尚未完成的大楼，也给研究他的评论家们带来了死无对证的无数难题；因此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他一生对现代建筑的杰出贡献大多都被忽视，身后的无尚荣耀姗姗来迟。

     作为一个芬兰人，沙瑞宁却被认为是个塑造了“美国身份”的建筑师。机场、大使馆、纪念碑，所有这些建筑，都具有国家主义的成分，无不掺杂着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色彩，这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处理起来皆非轻而易举，尤其是在世事敏感之时。沙瑞宁生正逢时，二战后的美国正处经济蓬勃之势，乐观向上的美国精神正为世人喜爱，他不仅抓住了这一特征，而且在当时也绝对不讨人嫌。正在美国和欧洲巡展的《沙瑞宁：营造未来》是这位大师的第一个回顾展，美国人在赋予他多年来被轻视的赞誉的同时，通过展示上个世纪中后叶他所留下的辉煌建筑，似乎也在缅怀自己曾经拥有的伟大美丽形象。那个宛如天堂般人人向往的美国，如今显然已大打折扣。

     北欧设计理念中的功能主义是沙瑞宁设计的重要宗旨之一。或许如此，他最擅长通过建筑设计来体现科技公司的形象，以至于人们一度批评他不关心社区建设。1956年他所设计的通用电气公司技术中心是他个人风格的重大亮相和定位，并为他赢得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其实，这位现代主义设计师也设计了不少大学校园，这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体现“在环境中设计建筑”的家风；他甚至从少年时起就一直在设计家具，他的椅子桌子们后来都成了战后设计的偶像家具，完全符合《花花公子》杂志对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家具风格的描述——“丰富、精细，并充满想象力”。

    “设计一样东西的时候，永远要考虑更大的环境——房间里的椅子，房子里房间，环境里的房子，城市规划中的环境。”这位被誉为将建筑功能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设计师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言简意赅，很有芬兰人不说废话不绕圈子不故弄玄虚的特点。

     经济观察报

     每一天，你打开美国国土安全局网页，都可以看到当下全美的安全警戒指数。红色为最高警戒状态，绿色为最低。此时，全国的安全警戒色为黄色，机场和航空则为橙色，也就是处于高风险，仅次于红色。根据我在美国有限的旅行经验，橙色几乎是个日常色，而事实上，我加州的表弟现在就正在天上，飞往我家。

与战争和恐怖袭击相比，自然灾害同样令百姓们束手无策、听天由命。每一次灾难的来临，都让我们感叹生命无常；在那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一个不明所以的选择和一样看似平常的物件，都有可能成为命运的指南针。我们究竟有多安全，取决于我们手头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我们。当人类开始为自身生存而开始设计工具的时候，就掀开了安全设计历史的第一页。在危机四伏且压力重重的环境下，人类不断创造出保护身体和思维的东西，传递信息，提高警惕，提供安全感和舒适感，这些东西不仅可靠而有效，也是恩惠。

     电视上的灾后画面，总会在亲人手臂环绕着的伤员或者正捧着个破碗喝粥的孩子脸上流连，这些情景多少能够平复一点人们心中的焦虑。缅甸飓风和中国四川地震的新闻相继传来，我不止一次读到救援器材和物资匮乏的无奈，这不由令我想到三年前的一个老展览：安全——危机设计（SAFE: Design Takes On Risk）。这是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资深策展人宝拉·安东奈丽（Paola Antonelli）的杰作，早在2001年三月，她就向博物馆提出该策划方案，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策划主题从“应急”和“恐惧”逐渐转为“安全”，她和其他设计师、建筑师们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安全和设计的会议，并且在全力支持该项方案的参与设计师们的努力下，不断充实展览内容，献出了这台十分有意义的安全设计品大展示。

     事实证明，这台老展览毫不过时。因为这些年来，地球上的天灾人祸接二连三，我们对灾区特需品的需求有增无减；即使身处平安环境的人，对保安的要求似乎也从未松懈。“安全”展览中的设计品，有很多是无国界民间救援组织们已经在广泛使用的；也有一些看似神话色彩，显然是当时设计师们的大胆尝试。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最需要什么，是个既个人又全体的问题。对此，策展人安东奈丽花了相当的篇幅，试图给她所挑选的展品一点必要的补充解释。她尤其提到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人类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Human Needs），因为在她看来，马斯洛理论对于以人为本的设计来说，几乎是基本常识读本。她希望观众可以在了解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再浏览这些设计品，或许会更有收获和共鸣。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五个层次，安全需要列第二，仅次于生活需要，也就是在有吃有喝、饱暖思淫欲之后，人便需要安全感、稳定感和不再恐惧的自由。有了安全之后，人就有了爱的需要，包括配偶之间、朋友家庭之间，和团体之间的爱与被爱；紧跟着是自尊的需要，希望获得认同和尊重；最后，也是最终，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需要追求并实现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层次是递进式的，有了第一层、才有第二层，以此类推；但是，有时候某个层次中的力量能够帮助另一个层次中戏剧化的需求。比如，一个孤立无援的团体可以在极度险境中，帮助团队中的个人，依靠极少的物资和微暖来得以生存。

     尽管有马斯洛理论打头，安东奈丽强调，“安全”的设计品虽然围绕着该理论，却并非为这五个需求层次量身定做。它们都是设计师出于对人性的考量所做的杰出设计，不仅逻辑清晰，而且用料简洁，有效而好用。就算有的设计超出了寻常思维方式，它们也为设计和安全的关系作出了极其宝贵的参考意见。与此同时，它们从各方面讲也是美丽而有意义的，显示出了设计师们的聪明才智。

     也许是受马斯洛理论的启发，“安全”展览也有六个不同的层面——避难所、武器、财产、日常生活、紧急情况和警惕，分别在不同方面探讨如何保护我们自身，使人类生存环境更加安全。企求安全，历来是人类的本能需要和导向性选择。如同爱，这是一种全球化的感情，也给思辩性考量带来灵感、促进科学、文学、宗教和艺术领域。而对于每一样安全设计品来说，灵感则来自于恐惧。恐惧是发明的强大动力，它就像需求一样基本而不计其数。透明的信息可以缓解对未知的恐惧；迷彩服可以缓解害怕被看见的恐惧、反光胶带和荧光橙色背心则缓解害怕看不见的恐惧；对传染病和瘟疫的恐惧激发了服装和个人物品的新设计；对洪水、飓风、苏纳米和地震、火灾的恐惧使建筑设计和地形规划都有了革命性的改良。至于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提倡的环保设计，则是出于对地球有限资源将被挥霍殆尽的恐惧。

     由于恐惧的存在，我们知道对安全的索取不仅仅是生理需求，也是极强的心理需求。大规模的恐慌可以直接导致设计上的革新。比如一九九零年代美国超市一度盛行“超市恐怖主义”，为了防止犯罪份子往食品中注射毒素，许多食品包装就完全重新设计改装了。为高层楼房设计的降落伞，是9/11的震惊后遗症；而许多城市为了防止炸弹袭击，在公共场所采取了不一而同的防御措施，巴黎把公共垃圾桶都改成了直接挂在铁环上的透明塑料袋，内里东西一目了然，充分利用简·佳克布斯（Jane Jacobs）所推崇的“街上的眼睛”理论，这和中国人所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出一辙。

     看来危机是人类奋进的催化剂。不管多危险，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寻找灵感、创造发明。设计师们是专门受训来平衡危机状况的，无论在毁灭性变化还是在正常生活中，都试图给我们带来保护。好的设计总是非常切合个人需求的，也不会因为保守观点而放弃革新的机会。好的设计，连同好的直觉，是我们通往一个更安全、更可居住的世界的最强有力的保证。

本文参考文章：

Paola Antonelli: Grace Under Pressure, SAFE: Design Takes On Risk, MoMA.

     经济观察报

     最新的《时代》周刊之Style & Design专辑中，我又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Marimekko。这个意为“玛丽的裙子”的品牌，是芬兰除了诺基亚以外，屈指可数的时尚名片之一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们有一半芬兰血统，我恐怕也不会对这个名字如此敏感而激动。

            Marimekko由纺织设计师Armi Ratia和她丈夫创建于一九五零年代中期，旨在为每个女人，而不仅仅是玛丽做裙子。二战后的芬兰，经济萧条，我相信，Marimekko五彩斑斓、欢快烂漫的花布一定给芬兰人的生活带来不少积极向上的能量。尤其是一个叫Maija Isola的女设计师，一辈子给Marimekko设计了五百多种花型图案；作为农民的女儿，她的灵感来源于大自然和民间艺术，但她同时从现代视觉艺术中汲取营养，创造出完全属于她个人和Marimekko的花布风格。如果你跑进一家巨大的布料商店，你绝对不会把Marimekko和其他的花布混淆，因为她的色彩、图案和风格，是如此独树一帜，如此鲜明而坚定，好像芬兰人的性格，耿直而坦率，从来不会为了左右逢源而立场模糊。

            Marimekko在国际时尚界出风头，恐怕要感谢杰奎琳·肯尼迪在1960年拍体育杂志封面的时候，换下高级时装，套上Marimekko的夏装了。那时候的妇女们正为自身的独立形象苦苦挣扎，没有什么比一个穿着漂亮套装的职业女性形象更深得女人心的了，就像现在的米歇尔·奥巴马总是以白领形象，而非全职外交官太太的样子出现在讲台上一样。而事实上，芬兰女人也正是属于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悍女”，看看他们也喜欢穿Marimekko的女总统就知道了。从这个角度讲，Marimekko早就超越了她邻家女孩玛丽的概念，她恐怕也是最早的lifestyle brand之一，当现在一些其实并无内涵的奢侈品在一味吹嘘所谓的品牌生活的时候，Marimekko早就深入芬兰人心达半个世纪，她所推广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广告做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往生活中去”。几乎每个芬兰家庭多多少少都有Marimekko的产品——妈妈年轻时的短裙、餐桌上的台布、客厅的窗帘，或是卧室的枕套床单……，Marimekko的价位并不算便宜，但也绝对不昂贵。视设计为国家支柱产业的芬兰人向来支持国货，更何况是陪伴他们从背着战争债的日子一路走到现在的老朋友。

      和很多英雄传奇一样，Marimekko在创建人去世后，也经历了一番起落，甚至落魄到快倒闭，直到另一个广告界女强人接手才重振旗鼓。我第二次搬来美国后，惊讶地发现周围年轻的美国朋友居然也对Marimekko有所知，而自去年起，年近八十的女强人连续在纽约、华盛顿、迈阿密等地开设Marimekko大型概念店，应该是她退休前最有魄力的大手笔了。

      曾经有位芬兰设计评论家对我说，现在人们都把设计挂在嘴边，好像很时髦似的，但设计不是时尚，设计一直就在芬兰人的生活中。我喜欢“玛丽的裙子”，她很平民化，但是绝对不俗气；她讲究高品质，却又不只属于达官贵人。我几乎要觉得她是北欧民主社会、人类理想生存环境的象征了。我当然更喜欢给我的儿子们也套上“玛丽的裙子”——Marimekko早就有了中性和男性的服装线，虽然只是简单的T恤、衬衫和袜子什么的，和Marimekko千变万化的女装相比着实有点乏味，但在“妇女能顶大半边天”的芬兰，这已经算是对男同胞们够慈悲的了。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