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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化 - Page 6

  • 你去看书法,还是坐沙发?

          那天早上,复兴公园里打完太极拳的老头们终于看见香格纳画廊里挂满了他们所熟悉的书法作品,而非一直以来怎么也看不懂的画。老头们兴奋地冲了进去,谁知那些画卷上的字既看不出源出哪派,又说不出什么诗词,只有一片恣意纵横,甚至乱七八糟的涂鸦。在迷惑和忿忿之中,老头们只得怏怏离去吃早饭去了。

          围坐在湖南餐厅里,周晓雯把早上上班时的所见讲给大家听,郑国谷哈哈大笑,“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玩意还不如我写的。”

         “这些老头,有很多是在家练完了书法出来打拳的!”一旁的陈再炎补充道。

         “如果我们写的东西能让大家信心大增,都回去写书法,中国书法就有希望喽。”此时的郑国谷已经收起了笑容,“人人都有书写的权利。”

          劳伦斯在阳江碰到郑国谷,一合计,就把“你去看书法,还是量血压?”这个展览搬到了上海。“书法太封闭了!是当代艺术里最滞后的一门艺术,”郑国谷说,“我们想轻松一点,给书法一个艺术上的出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件,而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想说明除了书法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陈再炎是四个人当中唯一的书法家。“从生态上讲,传统书法已经无路可走了。”他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写,光形式上就有很多的不同。”

          郑国谷的一幅字是横着写在画卷上的,另一幅在写完后,又用墨全部涂成了黑色。沙业亚的落款是用来显示数码相机电力不足的一节电池。“我们用的是焦墨,特制的那么粗的笔,”郑国谷举着胳膊比划,“有的根本就是在纸上擦出来的,一幅写完简直要虚脱啊。”

          这时孙庆麟尝了一口酸豆角肉末,辣得哇哇乱叫,和那个卷起裤管恶恨恨写字的形象毫无联系,“其实我很温柔的。”他抽着气说。

          要说直观上与传统书法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批阳江青年的书法,若不是依靠作品旁边的文字注解,任谁也不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而仔细一读,恐怕更加困惑,取代了唐诗宋词的是没头没脑的新闻段落字句(如“世贸废墟清理完毕”,“小泉自爆20岁失去童贞,参加脱口秀”等等),有的滑稽,有的沉重,有的不知所云。

         “抄写的是这个时代的新闻,”郑国谷说,“将来人们再来看,至少了解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而不是2002年抄的唐诗。”

          以郑国谷为首的这帮阳江青年认为他们的书法与传统书法相比,是有空间感的,有生命的。“我们激活了书法!”郑国谷喝了一杯西瓜汁后,不无自信地宣称。

          在阳江的展览中,一帮人冲进一栋他们自己盖的房子“大闹天宫”,陈再炎淹没在一堆宣纸中,只露出手脚晃来晃去。到场的人都披上写了书法的宣纸,“就像APEC会议人人穿唐装,”郑国谷说,“我们来搞个书法APEC,人人穿书法!”

          香格纳小小的画廊容不下他们如此胡作非为,一帮人还是在复兴公园茶室边上找了个空房间,搭了个“颠覆之板”——一屋子铺天盖地的宣纸,揉碎揉皱了摊在泡沫板上。在板下按摩摇摆器的作用下,散发着墨香的“书法们”奇怪地蠕动着。郑国谷说在阳江展览的时候,就引来了一些收垃圾的师傅,兴奋地天天来观望,希望快点收拾残局。大概他们发梦也想不到这堆“垃圾”又运到了上海。

          沙业亚和孙庆麟逛街回来了,孙庆麟为了配合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特地穿了件印有纽约摩天高楼的花衬衫;沙业亚跑了半天没买到上海出的太极拳VCD,又累又有点沮丧,一屁股坐下来呆呆地望着在摇摆器催眠般的节奏下移来动去的一片“书法之海”,“越看越好看,都不想走了。”他嘟囔着。

          这时进来了一个身板硬朗的大叔,研究了一会儿监视器,终于很高兴地弄明白了屏幕上放的就是屋子里的这堆东西,然后转身小心翼翼地问郑国谷,“这是什么呀?”

          “书法。”郑国谷操着广东普通话。

          “哦!沙发!是沙发!”大叔恍然大悟,大声对屋外探头探脑的同伴叫道。

     艺术世界 2002/06

  • 我相信眼睛和直觉

          当艾莉娜·布鲁舍露斯发现自己的学术前途并不乐观时,她已经快完成了长达五年的化学硕士课程。“我根本不喜欢也不适合做科学家,只是因为父母都是化学家,一种要继承他们遗愿的想法让我习惯性地也学了化学,”艾莉娜坐在我对面,淡淡地笑着说,好像是在谈一个不相干的人的生活,“枯燥的、超时的化学试验毁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对科学研究没有足够的耐心,总是希望自己要的结果具体而快速的艾莉娜终于坐下来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没等另一个五年的摄影课程结束,她就一天比一天感到当初在失落中冒冒然挑了摄影专业是她一生中最好的选择。

          年仅29岁的芬兰姑娘艾莉娜是2001年在欧洲快速窜红的一名艺术家,出道才两三年,就得了不少重要奖项,作品被芬兰、瑞典和法国的很多当代美术馆和基金会等收藏。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巴黎的她往返奔忙于欧洲各城市的展览之间,对于公众的认可,她抱着阿格尼斯·马丁式的态度:“大众的反应不是艺术家的责任。”我第一次在街头小咖啡馆和艾莉娜碰面时,她素面朝天,宽松的毛衣套着瘦长的身架,拎着个装有照片的布口袋就来了。和大部分性格拘谨的芬兰人不同,她很快就和我聊了开来,随和得像个邻家妹妹。

          从自拍的肖像系列到风景系列,艾莉娜的照片从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她的个人成长过程。“早期作品中,很多作品都是自传式的,”她解释到,“可是在我最新的系列中,那些题材未必与我的个人生活有直接的关联。我只是像画家一样,把自己和别人当模特用。”

          但是艾莉娜的拍摄还是忠于记录的本质,她从来不在自己的照片里“饰演”什么“角色”。唯有真实才能激起她感情上的共鸣。在她最新的系列《新绘画》中,她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她旅行中遭遇的美景。其中《正常的地平线》、《低的地平线》、《更低的地平线》完全是古典风景油画的构图方式,在我看来就如向大师们的致敬。“我只是用现代的表达方式--120彩色胶卷,来努力探求几个世纪画家们面临的同样问题:光,色彩,形状,二维画面中的三维空间,等等一切视觉艺术的基础。”

          艾莉娜并不在乎别人称她摄影师还是艺术家,而她的照片在当代艺术展中有时会让你觉得过分“漂亮”而有点格格不入。“我的摄影主张是创造美丽的,视觉上有趣的和令人感动的画面。”她一字一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丑陋伤心的事了,我更倾向于寻找美。尽管从当代艺术的角度看,我这么说挺过时的。”

          不过她并不在乎。世界对艾莉娜来说是个视觉大混战,她和我们每天被无数平淡无聊的信息所包围,而她的任务就是在这一片嘈杂中框出有意思的东西来。

    记者:自拍式肖像对你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在早期的创作中。你怎么会开始拍摄自己的?
    艾莉娜:我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同时还在继续化学课程,那段时间极端排斥审视自己的感情生活。当我终于完成化学硕士论文答辩后,感到终于可以摆脱科学分析式的思考方式,而专注于观察和直觉了。这种转变激发了我巨大的创造力,尤其是我突然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早期的作品差不多就是那么开始的,先是发现一些题材,然后以我自己的经历加以延伸。

    记者:你1997年至1999年之间的自拍系列以它们的真实感令人打动,但它们也似乎代表了社会群体的某个层面,使观众觉得很熟悉,很亲近。这些“真实感”真实吗?
    艾莉娜:它们的确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我并没有重新演绎。《结婚照》(1997)是我结婚是拍的,《离婚照》(1998)是我离婚时拍的,还有《我讨厌性》(1998)。所以我并没有扮演不同女人的角色,我只是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努力抓住一些真实的东西。关键是要有一种敏感随时意识到“决定性的一刻”,然后极快地做出反应。照相机要随时随地都在,通常我的相机总是架在三角架上,放在房间的一角。我有时也为拍而拍,但是越不是被动的,强迫性的拍摄,越能拍出忽略照相机的照片。

    记者:在你拍摄自拍像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你需要真实地诉说你的私人生活,还是想要把你自己和这些与你相关的创作拉开距离?
    艾莉娜:至少我希望我的照片可以超越个人层面,意义更广泛些--太个人化的展示总不太好。我不希望每张照片都在尖叫,“看,我不高兴,可怜我吧。”当然,自我反省后,我也发现自己在不高兴的时候会拍很多照片。我把痛苦融入美之中,这样可以令我安慰一些。这么做挺平庸的,不过艺术有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很多艺术家都曾经不适当地利用他们的痛苦作为创作的题材,我也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平凡人的生活都有相似之处:人们相爱,分手,妈妈死了,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我的作品是总能从中认出自己,即使我拍的是我自己的生活。

    记者:你最近的作品系列叫《新绘画》,是2000年开始创作的,为什么?
    艾莉娜:这个系列是2000年夏天在冰岛开始的,那时我有个展览在那儿。画廊老板艾达·强斯多特有一天晚上提到她的“摄影即新绘画”理论,说如今许多摄影师要处理的艺术问题和同时代的画家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个比喻挺有趣的,同时也被启发了,就把当即以此命名我的新系列。《新绘画》包括了风景和单人或多人的题材。不过这次人像的拍摄,尤其是我自己的人像,绝对和早期的自拍像不同。这次就象画家用模特一样的方法,像空间和物体的关系。《新绘画》更注重基本视觉印象,并没有太确切的主题。

    记者:这么多年的化学研究对你的摄影有什么影响吗?
    艾莉娜:没什么吧,我只拍彩色照片,一切印刷过程都是标准的。对我来说,艺术和科学有很大不同。我曾经说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学院生活,我终于找到了感情生活。不再是在工作中进行节制的分析,我开始相信眼睛和直觉。但是同时,我的科学背景给了我努力工作,有条理,轻松阅读的习惯,以及对生命的看法。我也喜欢有系列的工作模式,就是一次性集中于某个主题的方法。比如《地平线》系列就是典型。有的人说这种工作方式让他们想到科学的方法论。说实话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是这样,各人各判断吧。

    记者:你什么时候去法国的?
    艾莉娜:我1999年秋天去法国的博根地,住了三个月,期间拍摄了风景系列《法国组曲1》和人像系列《法国组曲2》。《法国组曲2》主要是以我用黄色即时贴学法语的题材。后来我就一直留在那儿了,理由很简单:我找到了一个男人。现在我们在巴黎和赫尔辛基两个城市之间奔忙。

    记者:最近你的生活怎么样?
    艾莉娜:最近我的确是太忙了,太多的展览和活动。但是所有的项目都很有意思,令我无法拒绝。大量的展览需要大量的印制照片,这很费时间,因为我要亲自控制质量。一般我自己先印小样,然后给那些工作室按样印成大尺寸的。我总是尽量参与测试和印刷。

    记者:那你一般正常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
    艾莉娜:现在基本上夏天在芬兰,冬天在巴黎,在巴黎的时间占60%吧。不过巴黎在视觉上对我来说没什么灵感,我从不拍城市的照片,只在室内和乡下拍。我没有工作室,随时随地工作,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工作。有时候一拍好几个月,有时候好几个月不拍,做做印刷,录像剪辑的事,或者读读书,看看其他艺术。我在旅行中也拍很多照片。在城市里我总是渴望自然,开阔和风,也许是因为我是芬兰人吧,和自然天生就很亲近,还有我对开阔,宽敞的空间感的热爱。

     艺术世界 2002/03

  • 北欧冬天的展览

          冬天的赫尔辛基大多数时间处在寒冷与黑暗之中。即使稍有天光,也是黯淡灰色。路上的行人总是脚步匆匆,面无表情地扛着这一年中最难熬的时日。据说在这个自杀率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之一是让病人在人造的小太阳灯下照着。不过象我这样的短暂逗留者,自然还不至于心情低落,尤其是满街缤纷别致的霓虹如长明灯般亮着,煞是漂亮。

          如一条发光的大虫般蟠踞着的KIASMA(芬兰当代美术馆)是市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没有方向感的我常常把它当作指南针用。2001年年初我碰到KIASMA前任馆长杜拉的时候,就对她筹划的ARS01展览略有所知。这一次路过,自然不能错失。更何况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下,在那里躲着,逛上一天,无论如何是件令人心情愉快且温暖的事。

          ARS系列展览是芬兰最重要的展事,第一次展览在四十年前,当时的宗旨是“展示时代的艺术追求和奋斗”。作为第六次系列展的ARS01所要力图展现的则是“第三空间”--各种视觉文化交会的结果。

          二次大战后的芬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文化上相当孤立的国家。而直到今天,外来移民在芬兰仍然只占有极少的比例。这样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北欧小国,是否适合甚至是有资格来探讨全球化经济带动下的文化撞击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是ARS01策展人们的担忧,但他们似乎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亚利贝卡是策展小组中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在KIASMA咖啡厅见面时,他显得轻松而随意。“我们走了南北美洲,亚洲和欧洲,大概见了五百多位艺术家,最后定下73位参展。”亚利贝卡说,“艺术家的挑选并不遵循奥林匹克精神,我们也并不想办一个‘最佳艺术家展览’。”

          很多参展艺术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工作生活,这种文化上的移民致使他们具备了多元的文化背景。“但是展览的目的不是要把各种文化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乌托邦,让每个人都能相互理解,”亚利贝卡强调,“这无论是在博物馆内还是博物馆外都不可能做到。”

         “理解从来不是绝对的,”主要策展人玛丽塔提出她的见解,“理解是个逐渐的过程。ARS01不是要给大家那么点所谓的异国情调,而是希望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审视当代艺术,尽可能地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打开文化障碍。”

          有了策展人们这样的心态垫底,ARS01所要倡导的“足够的理解”(understand enough)似乎也就不难做到了。作为中国人,我在二楼的大玻璃窗前看到台湾艺术家迈克·林的粉红色大床时,就特别“心有戚戚焉”。中国乡下做被面的传统大花图案被他印成了粉红色,做成了大靠垫,堆在粉红色格子图案的床板上。这一片明亮耀眼的暖意惹得不少年轻人脱了鞋上床躺着。

          这让我想起了几天前去一个赫尔辛基的朋友家吃饭,当从未去过中国,充满好奇的她问起上海的生活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如今大都市里年轻人的生活模式是何其相似。为ARS01做了独具匠心的展厅设计的奇维认为现在的城市特征已经不在于那些突现文化特征的东西,而是那些全球都市都有的显著标志。

          也许全球化是个无处不在,越说越滥的话题了,可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全球流行文化对视觉艺术的影响。比如同一个模式在世界各地启用,却是通过当地的语汇和形象。这样的例子在ARS01的很多作品都能体会到。也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ARS01企图探讨视觉艺术的走向,了解艺术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如何工作的。

          前任馆长杜拉第一次参与ARS系列ARS69时,还只是个秘书。为ARS01的筹备是她离开KIASMA前的最后一个工作项目。回忆起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她不无感叹。“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可以去很多展示当代作品的画廊和美术馆;而到了中国,只是先拿到个不知从哪儿来的电话号码,然后跳上出租车七拐八弯地开很久,到了某个公寓或一个破地方,开始看展览。”说到这儿,杜拉忍不住笑了,“不过中国有很多很好的艺术家,他们刻苦的精神令我吃惊。我们有幸找到了两位出色的艺术家来参展。”

          杜拉或许不知道,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是自称“时髦前卫”的年轻人来说,当代艺术还只是个很“玄”的玩意。还未踏进那象征“神圣的艺术殿堂”的博物馆,他们就先自己吓自己地把自己给拒绝了。不过芬兰人也不见得比我们中国人聪明,如果没有KIASMA不遗余力地宣传当代艺术概念及作品,极具亲和力地开展各种互动参与活动,让芬兰人上网就能看到展览,用手机WAP就能了解背景资料,恐怕他们也不敢在美术馆乱上床。

     艺术世界 2002/02

  • 黄真真 女人关起门来说什么?

          接通黄真真的手机,她的声音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粗粗的,沙哑的,干脆利落,和照片上有着甜美微笑的“妹妹”形象截然不同。之后,我接到她传真来的采访问题答案,才知道她的名字原来是这几个字,而不是我根据拼音所叫的“王纯纯”(Wong Chun-chun)。

          这个普通话说不好,用全拼打汉字有困难,只能手书中文的香港女孩在2001年纽约国际独立电影录像节(200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以《女人那话儿》(Women’s Private Parts)一片获得了“最佳国际影片”奖(The Best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 Award)。

          63个不同年龄的女人,从普通家庭主妇到女同性恋者,职业女性到深圳二奶,从人妖到妓女,乃至连续打破造爱世界记录的钟爱宝。。。。。。《女人那话儿》说尽女人隐藏在心底的话题,誓要语不惊人死不休。黄真真既是导演,也是主持人,为让别人说真心话,她以身作则,放开自己,穿梭于其中,让大家侃侃而谈,讲自身价值,讲性关系,讲挑逗男人。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她选择了这种方式作为介入的角度。

          这是一部给男人看的片子,黄真真直言不讳。在纽约生活了八年的她回港后和一班女友饮酒畅谈,发现香港女生早就不是外国人眼里那种对男性绝对服从的传统东方女性形象。于是组织了全女生的班底,创作了这样一部女人们你讲我讲的电影,让男人更真切地了解女人。

          其实又何止只有男人不了解。真真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也是不断有惊讶。比如她妈妈大胆坦率对召男妓的看法;比如已婚朋友说婚姻制度最好改成合约制,四年一任;比如明媒正娶的太太却说自己宁愿去做二奶。一个又一个的反应颇具戏剧性,却又是真实的。初定的半戏剧半记录计划最终变成了全纪录片,在自然的镜头运动下,没有布景,没有布光,女角的面目有点不对焦,然而个性确毫不含糊。

          种种意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真真“特意安排”的。虽然谈论的话题由她来引导,可是真真从不预先让被访者准备,而是临时提问,以捕捉她们最真的一面。最难的是拍摄性工作者的工作场面,真真坚持不要偷拍,反反覆覆地多次和拉皮条的和性工作者沟通,保证打“马塞克”,终于说服了他们。然后,真真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突击当事人,拍摄到了性工作者和客人之间最自然的交易场景。

         《女人那话儿》由黄百鸣旗下的东方发行,黄百鸣欣赏真真的才华,可是也担心没什么人会去电影院看这部连半个明星都没有的非商业片。真真自己却认为这部片子不象大部分独立制作片那么闷,“我直击要害:你想知道一帮女人关起门来说什么吗?这足以吸引男性观众。”她说。

          美国导演卡萨维提(John Cassavette)是黄真真心仪的导演,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中贯串着和自己天性中同样的坚强执着,也令真真感动不已。

         “自己是以人物为主的导演,生命亦如是。”真真这样说道。

    我与《女人那话儿》
    --黄真真自述

          我回香港后和一帮女友聚会饮酒畅谈男人,爱和性的时候,触发了拍摄该片的灵感。这部片子拍了半年,剪辑了九个月,但因为我是一边拍一边剪,所以这个制作期共用了九个月。用的器材是SONY-PD100,剪辑完转到35MM胶片上。前期拍摄的时候因为想保持intimate(亲密自然)的atmosphere(环境),工作人员最少4人,最多6人。后期制作共5人,我和两位剪辑师,一位作曲,一位执声。连过菲林,制作,到宣传及其他prints(印刷费用),大概200多万港币。片长98分钟。

          我先是从朋友中找拍摄对象,然后是朋友的朋友这样慢慢推出去。有些不熟悉的我就同她们饮几次茶倾几次话才作录影。主要是我要和她们之间有trust(信任),她们要了解我拍摄的出发点,那才会真实而彻底地发表言论。我也和她们讲明如不想回答任何问题可以不答,绝不要给我“假话”,因为我这个片子要的是“真心话”。意外的是不单不用说服她们,九成半的女人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讲不完的话。原因是在日常生活中有着种种对女性的规条,禁忌,做女人真的没太多机会去表白自己最深心处的感觉。而且我的话题及目标是探索“私人感受”,不是“私生活”,所以九成半女性都象exhale(呼吸)一样,坦荡荡share(分享)她们潜在了很久的“伟论”!

          她们对我的片子感到非常骄傲,觉得有个女人会拍这样一出戏真解气。当然这班拍摄对象也是较豪迈,勇敢和“真”的一群。我一共采访了大约100人左右,在三个半小时的版本里用了63个有名有姓的人,98分钟版本里出现了大约40人。

          我觉得这个片子可算是mark(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女性的想法和感受,二三十年后look back(回顾)会颇有价值。我想通过此片令男人开始open their mind more(更开阔思路)。时代在转变,如他们仍固执地希望自己的女人会象他妈妈一代般死忍和subservient(屈服),那他们会失望而没进步。我也想籍此鼓励现代女性去“做自己”,不要被传统包袱绑死,也不要再做一个自怜的弱者,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这部片子可算是客观的,因为我完全没有放入自己的意见。任何女性说任何话都是对的,这个door(门)是为她们open(敞开)的。我的目的不是要意图绘出我想表达的什么世界,如果这样我会自己写个剧本拍dream(梦想),更容易控制及彻底表达我的世界。我要的就是反映现代女性潜在的内心思想,可能较倾向于男人,爱和性,因为这些敏感话题是日常生活少有机会提及至如此彻底境界的。

          这么多被访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严月莲,她的“做妓女和做名流的二奶,三奶没什么分别”的理论令我很同意。另一个就是我妈。她事先不知道我会问什么,但当我问到她和她的朋友有没有兴趣去牛郎店时,她们竟兴奋地叫我带她们去,令我很惊讶!

          我绝不是个女性主义者。我认为女性主义者是因为觉得社会规范令她们未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而所至的。我会说我是个“独立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人
    (Individualism)。我认为每个人应做回自己,不要受regulation(规则)的影响而画地自困,要有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这当中包括要有勇气去承担其选择的后果!

          我不鄙视男人,其实我很尊重男人及每个人。老实说(我作为一个女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男人多没趣。相信再没有女人会有兴趣去涂口红或涂指甲,对吗?我也不是女同性恋者,如果我对女人有兴趣,也会尝试。可惜我天生只喜欢男人,加上家中四姐妹,小时候又读女校,在女人堆中长大,怎会对女人有兴趣?!哈!

          我在NYU毕业后,写了两个剧本,到处找投资者,都没碰上和我口味相同的投资商。最后就想不如 low budget(低预算)地自己拍。当时我开了制作公司,有camera(摄像机),有editing equipment(剪辑设备),帮NBC,CNN,CBS等做自由撰稿人拍新闻。心想反正有设备,便自己投资拍。现在我的Diva Productions主要做电影方面的剧本写作和导演,但将来希望会制作一些较新题材的戏,也会集中培育写作方面,因为我认为香港较少good writer(好的作家)。

          我今后会拍自己喜欢且深深触动的题材,也希望自己的片子拍出来叫好又叫座。我是个好想inspire(感染)多些观众的电影人,最理想能做到雅俗共赏。我尤其喜欢带有坚持,有希望,不易放弃的题材,因为年青一代太多放弃理想,太多对世界每希望。我希望我的片子可以激励人们有勇气活出一个精彩人生,才不枉此生!

          作为独立制片人,我对香港的市场不满意,香港市场较narrow(狭窄)。但身为香港人,希望自己可以给香港带来一些新意。下一部正在筹备一个中国人在澳洲的故事,叫《证婚人》。也有想法到上海做调查,拍一个关于上海女性的电影,暂叫《上海女神》。

    黄真真  简介

          黄真真,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毕业生,在学时以《神迹奇案》一剧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毕业后随即加入香港商业电台为全职DJ(艺名黄乐桐),主持不同类型节目。

          1993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深造,自编自导毕业作品《HUGO》选为“纽约大学最佳学生作品”。其后继续在纽约监制了短片THE HIPSTER及在1997年监制,自编自演独立长片《留下买路情》。该片入选“纽约文选--电影资料”之“新电影人系列”,于1998年12月首映。

          1999年黄真真回流香港,筹备摄制现代女性纪录片《女人那话儿》,2000年8月完成。该片在2001年纽约国际独立电影录像节上获得了“最佳国际影片”奖。

     艺术世界 2002/01

  • 好好玩艺术

         他追求暴力,他精通火药;他享受极端破坏带来的快感,他从东方一路炸到西方;他被称为“爆炸专家”,他被斥为“民族主义者”。戒备森严的APEC会议中,他居然炸到了上海滩!

          然而,他不是恐怖份子。

          立秋后的一个下午,我和他坐在浦东的一家酒店。他居然已经穿上了薄薄的毛衣,瘦削的身躯斜倚着,还有些微微的咳嗽。在看过了无数次千疮百孔的燃痕,想象过无数次惊心动魄,闪电霹雳般的瞬间,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书生般的男人就是缔造了无数次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艺术行为的蔡国强。

          这个被某些西方媒体认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被某些国内评论认为“剽窃侵权”的艺术家有着一张神态平和的脸,对于种种关于他的非议还以有条有理,语气缓和的解释。我随朋友一起称呼他为“老蔡”,在中国,当一个人被人称为“老 X”时,首先是一种尊称,是对这个人的各方面包括心理状态的一种认同,倒未必与年龄相关。

          44岁的老蔡看似相貌温和,甚至那我认为全中国最为刮噪的闽南方言从他嘴里吐出来,倒也细声慢语,声调适中。但是只要一谈到与创作相关的话题,他就“坐没坐像”,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老顽童”习性原形毕露了。

         “我就是个喜欢玩的人!”老蔡强调说,“艺术要好玩,但要好好玩!”

          这个泉州长大的老小子从小就是个贪玩的男孩。不仅贪玩而且乱想的习惯不可救药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演愈烈,玩出了个国际大师,也玩得很多人恼了火。

          三宅一生价值千金的名贵服装,被他撒上火药,炸得斑斑驳驳;台湾美术馆,被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地炸了个遍;约翰内斯堡的发电厂,炸药穿堂而过,在玻璃窗和墙上留下一排窟窿;奥地利国家美术馆,被600米的导火线包围,他一声引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不过这些都是老蔡的经典之作,并没有人因为“挨”炸而去告他。相反,他越炸,人们越开心。于是他越玩越起劲,把家乡的一艘旧渔船装上中药在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时,开进了威尼斯的大运河,取名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等他玩得忘乎所以,玩出《草船借箭》和《威尼斯收租院》时,就真的有人不高兴了。

          然而对于老蔡来说,这些人的反应大概让他觉得“怎么这么玩不起呀”。自称对国际时政尤其关心,看报最关注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他,在很多作品中都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政治格局,文化体系等问题的考量和思虑。在一些专业的评论中,我们更可以体会到老蔡作品深远层次的内涵。可是就象许多记者都要启发他钟情于火药是否和童年经历有关,久而久之回答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了答案一样,某些内在的因果虽然存在,但是在表达形式上,老蔡的的确确是围绕着“好玩”的,甚至游戏的心态来呈现。如果他板着面孔说教,恐怕我们早就睡着了。

          2000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上,老蔡把99只石狮子搬进了展馆,并以每只500,800,1000美金的价格出售。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向老蔡表示,他觉得这个名为《你的风水有没有问题》 (How is your Fengshui?)的作品简直就是运了一大批石狮子
    堆在一起,然后将其命名为艺术。而且美国人需要花那么多钱搬一狮子回家学习那卷着舌头都念不清的“风水”吗?

          对此,老蔡一笑了之。他告诉那个记者,他是最先从小在家里学到风水,然后才长大学习当代艺术的,两件事同样都是对空间的利用。买个狮子回家并不能改变你的命运,但是也许能让你重新思考,安排你的生活。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强调说,只有风水有问题的人才可以购买狮子。

          风水,中医,都是老蔡钟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有点文人士大夫情结的人,外表上和那些我们随处可见的稳重成熟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然而他天性中“好玩”(“好”字念四声)的成份时时在怂恿他去破坏--破坏平衡,破坏秩序,破坏一切中规中矩的东西。

         “艺术可以乱搞!”这是老蔡最早研究西方现代艺术时得出的结论。“中国人喜欢做大!”这是老蔡告诉我的。于是,他每一次惊人的创意就越搞越大,那份游戏者乃至指挥者颐指气使的自信及豪迈令观者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

          喝药,泡澡,放风筝,炸美术馆,打高尔夫,看风水,吃螃蟹……

          去年的上海双年展上,老蔡把自己的作品象大字报似的贴在了馆外的宣传栏里,这样更多的过路人都可以上前看上一眼。他原来的想法是要玩个“人民奖”,到马路上请个“工农兵”来评选最佳艺术作品,然后在开幕上给艺术家颁奖。

         “你怎么知道农民就一定喜欢乒乒乓乓乱扔的焰火?”老蔡说起这次APEC焰火创意,“我们立一个金字塔在江面上,他们没准会觉得很棒呢。评论家老以为他要帮助百姓,而且认为百姓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其实老百姓在评论家之前。”

         传真纸筒塞上点火药,到了老蔡手里一放,就成了“蘑菇云”。1996年,老蔡站在纽约赫得森河边,右手执着“炮筒”,演绎他的《为二十世纪的计划--有蘑菇云的世纪》之曼哈顿版。远处,高高耸立的两栋世贸大厦在蓝天白云下清晰可见。

          现在想起来,那一次老蔡算是玩在世界之前了。

    INTERVIEW WITH CAI GUOQIANG

    记者:中国人常说,“玩火者自焚”。而你却是以“玩火”出名,并且越玩越起劲。同时我发现你这个人一谈起创作,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好象个玩心极重的老顽童。如此童心未泯,是否这个“爱好”也和童年有关联?
    蔡:和小时候经历是有关系的。不过这是我不断地接受采访,被问得多了,总结出来的。哈哈哈。我们福建乡下是很喜欢放鞭炮的。婚丧喜庆的,都少不了要放。有时候隔壁人家生孩子,只要听一下鞭炮声就知道,放得多是生了个男孩,放得少则是生了个女孩。我童年的时候,大陆和台湾关系很紧张,三天两头就听得到大炮的声音,火药味很浓。所以说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艺术家,我对火药的感受力或敏感度更深吧。

    记者:那最早是什么时候,怎么想到利用火药创作的呢?
    蔡:我在上戏念书的时候,最早是用鼓风机吹画布上的油画颜料,也没有出于什么特殊原因。只是因为搞现代艺术,想到在材料上作文章。鼓风机一吹,让颜料在画布上到处跑。后来用火烧油画,慢慢地我感到这些都还是意识可以控制的,有理智的。如果用火药炸在油画上,这种偶然性就更大了,相对我的反抗也就更强了。所以这一系列的演变是一个自我破坏的过程。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自我破坏?
    蔡:我是一个本性保守的人。迷恋中国古典文化,尤其向往秦汉时期的文化。我感到自己和我们祖先的精神,灵魂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文化的支撑令我不寂寞。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我的情怀过于雅致,我的价值观也十分严肃,个性认真,做什么事都四平八稳的。我通过火药--这个传统的,来自祖先的精神来打破我承自祖先的平稳。人往往在受到某种文化或精神的熏陶,塑造之后,会成为这种文化或精神气质的人,想摆脱其中的特质是很难的。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炸发电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象红卫兵似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不知不觉地也养成了说教的习惯。于是我要用我另一部分幽默,好(编者按:念四声)玩的天性来消化,破坏我传统古板的思路。艺术不好玩是不好的,但是要好好玩。

    记者:我也感觉到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热爱的。除了火药,你的其他作品中都有用到中药的元素,如《文化大混浴》等,这是否也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崇拜?
    蔡: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利用了古代方法论而已。我们也许可以用西方的方法论来表现世界,却很难用他们的认识论来表现,因为我们的心灵深处与他们用不同的价值观。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一样。那时候我在日本走红,把我当个英雄对待,倒不是我做得特别棒,而是他们一厢情愿加给我的。因为他们一直在自己的文化里寻找出路,但在表现力度和语言主张上难以放到国际天平上抗衡。他们的花道,茶道被认为没有创新。或者做个铁块放在那里,说是表现禅和空,但被西方认为是极少主义。所以这个矛盾没有做出来,没有在自己的文化里找到一种统一的表现的方法论。我对中医,风水都很相信,我认为从中可以学习简历自己内外一体的方法论,所谓内外相乘。所以拿中药用作题材不是目的,学习它的方法论才是重点。

    记者:说到日本,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日本发展的?
    蔡:不是我选择了日本,而是日本选择了我,是命运的选择。如果当时有机会去菲律宾,我也就去了。那个年代正好是出国风潮,而从小在福建,隔海相望,一直就有渴望要出去看一看。在上海读书,受上海的风气影响,我当时比较个人化,很孤独,谁也不讨好。总想着有个舞台或天地与人交流。到了日本以后,发现人家都是自顾自地搞艺术,都是很孤独的,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运动,那个现象的。我后来就慢慢反省,渐渐发现主流与非主流,体制与反体制,这两者之间虽然思考的问题和目标不同,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要通过艺术来改造社会,都想利用集体思想和集体意识来达到一个目标。

    记者:那在日本呆得好好的,大红大紫的,怎么又去了美国呢?
    蔡:刚开始我在日本也不容易。记得我曾经捧着自己的画去一家家画廊推销,别人就对我说,象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我们一星期要接待好几批。哈哈。等到后来出名了,每个美术馆都进过了,太多的采访和曝光,把我当成个战斗英雄似的,成天推出去做报告。时间长了,就不好了,尤其是对艺术家来说。当然,我在此期间,因为和不同的专家对话,学到了很多世界方面的思考。他们也愿意和我交谈,发现艺术原来可以是综合的思想,敏感地反映世界问题,虽然并不一定理性。正好当时美国的一个艺术机构有艺术交流的计划,我就去了。去了美国以后,应该说发展得更好了,很多国家我虽然没去做过作品,他们也知道了我,这大概是美国的力量吧。

    记者:要是当时你没有选择走出去发展的道路,或许现在会有不同的光景了吧?
    蔡:也许我成小说家了呢!哈哈哈。不同时代会造就不同的机会和人生。以我对火药的迷恋,如果我生长在抗战时期,或许打日本鬼子去了,也是用火药嘛,拿它炸火车去了!哈哈哈。

    记者:你好象是挺喜欢写东西的吧?我看了你写的《胡思乱想》就很精彩的。
    蔡:我还设想出一本有关艺术方面的小册子,可以供人们放在口袋里,上下班坐车时翻看。日本有出版社感兴趣,不过要是能在中国,用我的母语来先出这本书,我会更高兴。我小时候就写写古诗词什么的,二十岁左右还拍过武打片呢。也拉过小提琴,反正那时候比较盲目地爱好,有好有坏的。

    记者:说起爱好,我觉得你是个关心时政的人吧?
    蔡:是的。我看报基本上就看国际时政,很关心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记者:你作品中多次用到了龙,这是为什么?
    蔡:这是在美国生活的影响。美国人特别关注中国,媒体上常常有龙的形象来体现中国的主题,我就干脆用龙来和他们开这个玩笑,他们是不高兴的。其实我用龙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哗众取宠,还有“草船借箭”那个作品,有人说你拿个成语骗老外。其实不然。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草船借箭”,他们也没有兴趣知道。他们更关心的是艺术家的主张,一种他们自身没有经历过的艺术张力,一种有意思的新鲜的视觉体验,至于它起源于何处根本无所谓。你要让他们感到你是带着有目的的任务和主张,带着课题在悄悄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的目标在前进。

    记者:有人说,在国外的展览中,策展人会出于平衡的考虑,选择一些中国艺术家作为样板。是这种情况吗?
    蔡:这种说法已经是很落伍的了。西方并没有要树立中国样板的意思。我们都是作为独立艺术家而存在的。这次威尼斯双年展时,说好了让几个艺术家作SERVICE,因为里面没有水,观众很不方便,我就挑了流动的卖水的活儿。我每次参加展览时,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带着助手,别人都有大使馆欢迎,大肆宴请什么的,而我就是在旅馆里睡觉,和助手在广场喝咖啡,就是靠作品好。

    记者:现在你一年大概做多少作品?
    蔡:一年大概十五件事吧。来找我合作的人很多,但我大概只做到十五件左右,其中有一两件是爆炸。有很多事常常是做到一半,就会象谈恋爱谈到一半谈不下去了一样,不是安全问题或技术问题比想象中的困难,就是觉得无聊而告终。

    记者:你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现在开始回国办展览,搞创作,适应吗?
    蔡:说实话,我在国外那么多年,在那里我知道做什么。回中国我不知道怎么做。去年上海双年展时,我只好把自己的作品和介绍向大字报似的贴在馆外,自我宣传,看看反应如何。出人意料的是,那些年纪大的老太太从头读到尾,也没有摇着头说艺术怎么是这样。老百姓对艺术没有条条框框,对他们来说,艺术也可以是这样的。西方人对艺术懂太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评论。这件事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的丰富性。

    记者:你这次担任APEC艺术焰火晚会的艺术总监,是否考量到这里的接受能力?
    蔡:有一定的考量。比如我原先的的计划是一上来就是那个“天梯”的焰火。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开场观众是要有一定基础的,要知道这是艺术家在做作品。这种瞬间的作品,你一定要集中精力才行。我在台湾那次做“飞弹”的表演,馆长在和人说话,开小差,一回头,“飞弹”都已经在空中变成降落伞下来了,他很生气。可是艺术没有第二遍,来第二遍就成广告,电影了。世界艺术紧张就紧张在这里,不可重复。那么说回APEC,黄菊市长说,那些领导人不可能一落座就象小学生那样乖乖等着,他们肯定要左右寒喧。你一下子就上了天,大家还没回过神来呢。我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因为我是以两种身份在做事,一是艺术家,一是人的身份。作为艺术家,我可以说NO,才不管,他没看到,早干嘛去了。可是作为人这方面,我要想到我花了人家多少钱,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当然我不会搞那种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的俗气做法,那时浪费了别人给你的钱。我就用焰火在外滩两岸开出一排椰子树,算是序幕,说明开始了,给人一点心理准备。

    记者:在其他创作方面有没有妥协?
    蔡:没有。相反,我说服他们不要用那种可怕的高强度的激光灯。其实国际时政在我的焰火总体设计上有体现。我们是表现一个开放开明的风格,还是虽然强悍有力,却离西方风格水准很远的东西?我们要表现一种强度,令他们担心,还是如耍把戏般的东方风味让他们放松放心?我个人认为让人担心是被人看得起,美国老找我们麻烦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要强大。

    记者:虽说这次的焰火晚会算不上是你的作品,但可以说是你第一次在国内合作创作,在工作流程中和国外的有什么不同?
    蔡:技术上没什么区别。这样一个晚会的准备首先要在设备上反复研究,要找空地演习,反复实验技术可行性。涉及到的专业人员有电脑师,焰火师,各种装置的工程人员,飞艇飞行员等等。而涉及到的部门如航管局,港务局,消防局等有二十多个。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要说和国外的不同,那就是就算克林顿要在23幢楼楼顶放焰火,也要一家一家敲门去问。要看你买多少保险,看人家高不高兴,完全建立在个人的意愿上。我的一些计划就有因为这类原因而不得不放弃的。但这次的合作,因为政府开了动员大会,各个单位都很配合,干起来真是爽。

    记者:听说你即将在上海举办个展?
    蔡:是的。大概明天二月我会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其中会有我的油画,以印象派画法画出爆炸的瞬间,叫做“印象的草图”。这里面有我不变的情感。经过这么多年上下起伏的变化,我要寻找我童年的回忆:为什么要做艺术家?以及我对艺术的爱。虽然我的爆炸VIDEO,装置作品可以被那些大美术馆收藏,但是我知道我的绘画可能一辈子都进不去。因为时代不同了,绘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不同时代的精英们不断地努力探索过,留给我们的空间所剩无几。清醒地选择绘画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是需要有非常的勇气和胆量的。不清醒的话就是自得其乐了,那是太美好了。

    记者:你的选择是清醒的吗?
    蔡:我自认为是清醒的装傻。

     艺术世界 2001/11

  • 把艺术品买回家

          把达利的画挂在客厅?还是将亨利·摩尔的雕塑放在花园里?购买艺术品好像是一件大事。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专家指点,总不如去逛连卡佛买PRADA来得轻松。

          可是博物馆已经不是唯一可以欣赏艺术的地方了。艺术,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亲近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她令那么一批时尚女性在迫不及待地赴专卖店抢购上市新品的同时,也激动万分地寻觅自己心仪的一幅原创画作。

         “她们对名牌服装的热衷和追求,在于名牌服装本身非同凡响的品质,并借助这一品质满足和提升自我的愿望。从这个角度讲,艺术品与名牌服装之间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北京当代视觉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监翁菱说,“我们往往感觉艺术品更为可望而不可及,并且是更为精神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变化已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我相信,艺术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终会因其恒久的价值和魅力,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与我们精神和情感需求的贴近,并成为不断关注自身生活品质人群的追求目标。”

          购买艺术品好像很难被冠以“时髦”或“酷”的名头,可是正如翁菱所说,“真正好的艺术品永远是对一个社会时尚的把握和再现。它总是站在一个社会文化的最前沿,是对社会物质和精神创新的反映。”

          从鸡尾酒会到互联网,现在有太多办法可以接触并收藏艺术品。以下就是几位ELLE女子追寻她们心目中更高层次的时尚的过程。

    在艺博会上购买

    雷平, 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自称附庸风雅的雷平是画展和博览会上的常客。认识了不少艺术家和艺术经纪之后,她开始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艺术品。
    上一届上海艺博会上,雷平买下了赵无极的一幅版画。“我挺喜欢赵无极的东西的。当时开价一万元人民币,谈到9000。一个朋友说,挺有投资价值的。”雷平笑说,“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投资不投资的。只是我自己还挺喜欢这幅画的,所以就买了。”
    对于雷平来说,买艺术品是件“好玩”的事。她不会考虑升值的问题,也不会花太多钱去买特别贵的画。“只要是和我自己喜欢的风格相符的,有一定装饰效果的画,我就有可能买。”因为工作关系,雷平有很多在纽约做金融的朋友,“他们买画大多也都是凭直觉,以自己的喜好为主。”雷平说。

          已经举办了五届的上海艺术博览会今年的申展人数量和实际展位均占历届之最。虽说其中艺术品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但的确让许多普通买家达成了交易。作为普通老百姓,这是个一窥艺术珍品的机会,也是个选择多样的卖场。

         “我最喜欢的还是线条简洁,风格朴素的作品。”快人快语的雷平说到,“施大畏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我收了不少他的画。”

    如何在艺博会上挑选艺术品?
    一)每年全国大大小小的艺博会在各大城市均有。
    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每年11月份举办。网址:www.sartfair.com
    中国艺术博览会,每年8月份举办。网址:www.cncac.com
    二)在铺满了展位的大厅里,很容易走迷了路。一旦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最好把展位号码和大致位置记下来,以便回来寻找时方便。如果还未决定是否购买,可以和工作人员交换名片,说明可能的购买意向,要求保留或便于沟通。
    三)不要以为艺术品就不能讨价还价。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商谈。尤其在博览会的最后半天,一些参展商会自动降价,以免去复杂的搬运过程。这是最好的交易时机。

    网上购买

    顾爱斌,上海鸿运运输公司 总经理

          虽然当年的毕加索没能享受到电子商务的乐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毕加索”却在没弄懂电子邮件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被经纪人“推”上了网。其实,农民画家缪惠新并不在乎这个称谓,1998年和张艺谋一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十大艺术家”之一的他,至今仍在家乡的镇子里忙活。可是通过网络,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在父亲米仓里画的画了。

          顾爱斌自认不懂艺术,也很少上网。偶然的机会却让她通过鼠标的轻轻点击买下了缪惠新的一幅《缪雨和她的猫》。“其实我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冲浪’,”她说,“朋友介绍这个网站,我随便上去看了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幅画。”做生意果断坚决的顾爱斌买起东西来也干脆利落,“不出办公室,我就可以先挑选我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节省时间的做法很适合我的工作节奏。”

          通过网络购买艺术品已逐渐成为中国年轻人艺术消费的一种新方式。根据嘉德在线总裁陆昂介绍,自去年六月网站成立以来,成交总量已达七八千万人民币。“中国人老以为买艺术品是贵族行为,其实不然。网络本身很平民化,我们就是要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陆昂指出,从几十万元的名家书画到百十来元的清早期的小碗,都能在嘉德在线上找到。

         “当然,我不可能只看一眼网上的照片就决定下来。”顾爱斌笑着说,“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在付500美金之前,我抽空去看了一眼真的画,发现她比网上要漂亮多了。”

    如何在网上寻找艺术品?
    虽说网络无国界,还是最好在中国国内的艺术网站购买艺术品。毕竟,你要在付钱之前看一眼真货。如果你不可能在一天内跑遍所有的画廊,却有可能在宽带网上花两小时浏览无数你感兴趣的画家的作品。对于目的性明确的买家来说,网络可以节省预选的时间,收集更多的信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上画廊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大多都是专业画廊的网站,单纯的网上画廊却很少。
    当代中国艺术画廊www.artscenechina.com
    红印章网上画廊www.redchop.com
    缪惠新艺术网站www.miaoart.com
    嘉德在线www.guaweb.com

    在朋友的派对上购买

    刘晓堤 福特基金会 法律项目官员

          刘晓堤时不时地会买一些她认为是“艺术品”而非“纪念品”的东西。对于她来说,在画廊购买的经历未免有些单调枯燥,无异于逛商场,喜欢就买下了。

          这幅《内府藏》却是刘晓堤在一次派对上买下的。“那才有趣呢,”刘晓堤说,“当时我们的一对外国夫妇朋友要离开上海,在家办了个告别派对。女主人喜欢艺术,就把她的一个艺术家朋友的画摆满了整个屋子。我们都很喜欢,开始以为只是他们的自己的装饰品,后来才发现上面还贴了小小的标价。”

          这显然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大家在吃喝玩乐闲聊中顺便欣赏一下画作。刘晓堤说,她感受不到在商业环境里那种购买的压力。女主人的推荐和轻松的家庭氛围是使她心甘情愿地付了3000元人民币买下了这幅画。临走的时候,有好几对朋友都买了画。

          陶艺家海晨经常在家举办派对,向朋友们介绍她或者她的艺术家朋友的新作品。“开派对并不一定要卖作品,而是向大家介绍艺术家自己喜欢的作品,从而拉近了艺术品和人之间的距离,”海晨强调,“沟通才是重点。艺术家希望购买者是真正懂得,爱惜自己作品的人;而参加派对的购买者在与艺术家充分沟通后,也对艺术品产生了感情,会觉得物有所值。”

    如何参加艺术派对?
    如果你是个交友甚广的艺术爱好者,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私人派对并不难。一般来说,只要积极地在某一个派对上派送自己的名片,之后你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请柬。
    有一些餐厅,酒吧,宾馆和俱乐部也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艺术沙龙,通过网络和报纸都可获知这方面的信息。不管你准备参加哪一个艺术派对,事先知道主持人和艺术家是谁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预习一下背景知识,聊天时不至于太白痴;另一方面,如果是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就不必再去浪费时间了。

    在画廊里购买

    周晓雯 上海香格纳画廊

          周晓雯恐怕是上海第一个投身于现代艺术画廊工作的女孩。从1995年至今,她对艺术的理解日渐成熟。购买自己喜欢,并且经济上能承受的艺术品也慢慢成为她无数消费行为中的一项。

         “丁乙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第一次看到这幅《十示》,是95年在画廊展览时。虽然还看不懂,但是我就很喜欢,觉得好看。”周晓雯回忆到,“这么些年来,我和丁乙已经是很熟的朋友了,了解了他的为人处事,就更喜欢他的作品。他是个理性的人,作品也理性。我喜欢他作品中丰富的色彩,安静感,和层次感。那种自然的流动性既让人捉摸不透,又让人每看一眼都有不同的感觉。”

          当时没有买下《十示》,令周晓雯在之后的几年里后悔不已。“看过很多作品之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它。于是就想,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看到喜欢的作品,一定要马上买下来,免得如此懊恼。”

          也许是有缘,这幅《十示》在海外展览了一圈,居然又辗转回到了上海的画廊。“我当时一看到它,就开心极了。虽然这幅早期作品因为时间原因有了点小小的破损,可是一点都不影响它的美感。”周晓雯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我马上买回了家。3000多美金。”

          丁乙现在的作品价格起码在6000美金。升值虽然不是周晓雯的购买初衷,却是她认为从专业画廊购买艺术品的好处。“正规的,专业的画廊会在充分了解艺术家的前提下,谨慎地开始和艺术家之间严肃的合作。画廊专业人员的眼光具有前瞻性,能看到艺术家的发展前景,对其艺术价值有一定的保证。从投资角度来讲,风险性也较小。”周晓雯说。

          周晓雯坦承自己也是从不懂到懂。“6年前我看丁乙的东西就是一块布。现在我就能体会其中的意境。”周晓雯笑道,“有很多人路过我们画廊时,一句‘看不懂’扭头就走。其实这没什么丢脸的,关键还是看你是否能敞开自己去学习。其实我是很乐意和他们聊聊天,分享自己的心得的。”

          刚刚从襄阳路买了大包小包回来的周晓雯和一般女孩子一样喜欢买买时髦的便宜货。可是她总不能成功地说服身边的女朋友到画廊“购物”。“我对她们说,花2000元买一幅高级印刷品虽然便宜,可是几年后它就会进垃圾筒,”周晓雯比划着,“通过画廊专业人员的眼光,三四千元买下的新晋艺术家的作品两年后很可能就大不同了。”

    如何找到专业画廊?
    近年来中国的画廊业发展甚快,其中各自的侧重点和所长都不同。以下所列画廊仅供参考。
    香格纳画廊
    上海 皋兰路2号甲 复兴公园内 电话021-63593923
    www.shanghart.com
    东廊艺术
    上海 西苏州河路1133号 电话021-62664216
    艺博画廊
    上海 浦东花园石桥路198号 电话021-58880111
    www.yibo-art.com
    四合苑画廊
    北京 东城区东华门大街95号 电话010-65268882
    www.courtyard-gallery.com
    红门画廊
    北京 东便门角楼一至四层 电话010-65251005
    www.redgategallery.com
    中国艺术文件仓库
    北京 机场辐路草场地以北 电话010-84565152
    www.archivesandwarehouse.com
    上河美术馆
    成都 大安西路上河城内 电话028-3199929
    www.uprivergallery.com
    逸品堂
    广州 广州大道中133号信龙大厦四楼 电话020-87377510

    在旅行途中购买

    朱明晖 杂志艺术顾问,自由撰稿人

          因着书法家母亲自幼的熏陶,曾从事外交官和IT事业的朱明晖一直对艺术情有独钟。夏天和女友去欧洲旅行,女友大肆购买名牌服装,她却买下了达利的画。

         “那是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小镇,到处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漂亮极了。”朱明晖说,“我们偶尔路过广场边的一栋老房子,发现正在举办达利的画展,就走了进去。”

          达利的这幅版画插图让朱明晖联想到了中国的传统书法。“他的笔触真的象毛笔画出来的,和一般黑白版画上清晰的刻痕不同。虽然粗粗的痕迹,却十分灵活而有意思。”朱明晖回想当时的情形,“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并且马上想到要买下来送给我妈妈。”

          朱明晖买下了这幅持有限印刷证书的版画,和另一幅有着达利签名的小水彩画,加起来不超过1000美金。“女友在巴黎时购物,也花了不下1000美金买那些名牌服饰。可是对我来说,这些画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旅行纪念品。”

          接着朱明晖笑着说,“你知道在欧洲非居民旅行者购物是可以退税的,他们应该退大概20%的画款给我。可是我回北京后,很久都没有收到,只好和他们EMAIL联络。催促之下,他们才说好的好的,退还给了我。这也算是个小插曲吧。”

    如何在旅行中购买艺术品?
    在旅行中购买艺术品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异国异地的艺术家和展览常常会令你大开眼界。如果打算在旅途中搜罗一些艺术品,就因先收集信息。
    一)提前了解当地文化背景,获知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资讯。
    二)到达后,从当地报纸杂志上了解当时各项展览的讯息,找出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三)除了专业画廊,留意一下自由艺术家在街头市场上的摊位。
    四)购买时,要询问是否可退税。并保留好一切单据,以便日后查证。

    向画家预订

    周志勤 置基药业 总经理

          在上海的一栋老房子里,作为外乡人的周志勤已安家落户。每一个房间都挂着她喜欢的画。“自买了第一幅画开始,我就慢慢看一些艺术方面的书充实自己,”周志勤说,“学习一点是一点吧。我工作实在太忙了。”

          儿子12岁生日的时候,周志勤找到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崔小平,请他给自己儿子画一幅肖像。“他12岁了,是个告别童年时代的年纪了,”周志勤的口气里多了一份母亲的爱怜,“作为母亲,我特别想保留住他那份小孩子的天真。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有纪念意义的生日礼物。”

          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只有达官贵人才会请画家为自己画肖像。曾经给摩纳哥公主和胡里奥·依格莱西亚斯等名流画肖像的著名旅美画家李同欣坦承几乎没有国内的人请他画肖像。而在美国,这是非常普遍的,只不过因为画家的名气大小,价钱各有不同而已。

          其实,不仅仅是画肖像,向画家预订画作即保证了画作的绝对原创性,也保证了其独一无二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新装修好的客厅缺一幅画,可跑断了腿,不是风格不符,就是尺寸不配。如果请画家度身定做岂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题?

          周志勤家的客厅和卧室里都挂着行情看涨的青年画家夏俊娜的油画,“可能是做生意做久了吧,我买东西时,除了喜欢,总还是要考虑其经济价值,”周志勤有点自嘲地笑到,“不过,我对我儿子说,妈妈花两万元给你订这幅画,让它升值的唯一途径就是你成长为一个成功的人才。”

    如何向画家预订画作?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消费群体的欠缺,中国没有国外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画肖像或风景的专业店,画家们也从来不做此类商业广告,只是关起门来画画介绍上门的生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职业画家都接受预订。所以,通过当地美术学院和画廊问询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从拍卖行购买

    严革 北京某跨国公司 法律顾问

          严革是所有采访者中唯一提出不能暴露她所在公司名称的人--公司有规定。而她却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拍照的要求,倒真挺符合她这个学法律的人的思考方法。

          思维严谨的严革是拍卖行的常客,“我先生才是大收藏家,还在拍卖行卖过他的收藏品,”她说,“我嘛,不象他喜欢当代的先锋作品。我只买一些我认为美的,赏心悦目的画。”王玉平的《红白脸》是严革花了三,四万人民币在嘉德拍来的。“这幅油画以画家夫妇为原型,色彩鲜艳,笔触大胆,我很喜欢。”

          一般在正式拍卖前,对于自己喜欢哪些作品,准备花多少预算,严革都已心中有数。“这样可以防止自己打乱预算,不会超支投入,”严革认真道来,“拍卖的时候总是有点紧张的,总是有人会和你竞价,但只要自己心里有底线,就不会豁边。”

          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油画部经理高园声称,911之后,虽然纽约拍卖行情大大受挫,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业务。“国内市场一直相对独立。”她说,“去年11月的秋拍上,65件拍品有四十多件拍出,而且买家很多,不是只集中在几个人身上。”

         拍卖会并不只是大收藏家们的专场,拍品也并不都是天价。高园认为买家要有平常心,首先要买自己喜欢的作品。或许拍品在十年后会升值,但这种投资行为是中长期,而非短期的。

         “有时候如果家里有项大的投资,我们就不会每场必到,”严革说,“但我们这种投资行为一直是持续性的。”

          对于严革来说,有名望,有影响的拍卖行公正,透明,不仅对艺术品的品质有保证,也代表了“一些人”的眼光。象她这样的年轻收藏家正在不断增多。

    如何参与拍卖会?
    一)平时要多跑画廊,多看艺术类书籍,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的同时,了解艺术市场行情。这样才不至于在拍卖中盲目行事。
    二)通常拍卖行在举行拍卖会前,都会分发拍品目录。要仔细研究目录,了解艺术品和艺术家背景,并初选自己准备买的作品。
    三)正式拍卖前的预展一定要参加,这样可以进一步仔细地研究拍品,好好看看你喜欢的作品,做最后决定。
    四)拍卖前要定下自己的预算和最高承受能力。拍卖时不要受现场气氛影响,任何激动或情绪化的决定都是不理智的,容易后悔。成熟的买家不会意气用事,心中都有一个价格和价值的标准。

    国内主要拍卖行一览:
    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
    上海 南京东路422号4楼 电话021-63223458
    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北京办事处
    北京 建国门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16楼B 电话010-65006517
    上海办事处
    上海 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404室 电话021-62798773
    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
    北京 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64号 电话010-63036596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
    北京 建外大街22号赛特大厦101室 电话010-65122288-5106

    艺术品购买贴士


    · 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盲目崇拜和迷信。只有令自己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投资或收藏另当别论,但也需谨慎听取业内人士的意见,充实自己的艺术修养,才能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 无论在哪里购买,都可以尝试讨价还价,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可信口开河令人讨厌。别忘了询问是否可送货上门,就可省事不少。
    · 购买时要确保艺术品的原创性。如果是版画或雕塑作品,艺术家亲自翻制的拷贝价钱会高一些。
    · 可以去艺术院校挖掘学生作品,有时可找到价廉物美的好东西。
    最后,把画买回家之前最好先比划一下墙面,免得拿回去大小不得当。

           ELLE 世界时装之苑  2001/11

  • 时髦的美术馆 沉默的芬兰人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40年在赫尔辛基度过了一段了无生气的旅居生活之后,在一段感受中引用了这句芬兰老话:芬兰人用两种语言保持沉默--意指芬兰的两种官方语言:芬兰语和瑞典语。

          然而,寡言的芬兰人如今却以让人类说个不停的产品--NOKIA而领先世界。赫尔辛基也不再是个无精打采的地方。时髦的赫尔辛基人不再认同美国为心目中的文化模式,也不必再特地飞往巴黎去欣赏现代艺术,因为赫尔辛基有了KIASMA,它的成立进一步证明了芬兰人打破陈规,标新立意的现代作派。

          第一次知道KIASMA,是应朋友之邀去KIASMA咖啡厅聊天。迷幻的TECHO背景音乐若有若无,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有的在阅读区翻阅杂志,有的赖在长凳上一边抽烟,一边等着免费上网区的计算机空出来。这样的气氛,使我一直以为这里只是赫尔辛基又一个时髦的据点。直到走出咖啡厅,看到大堂的前台,经朋友解释,才知道KIASMA不只是咖啡厅的名字,而是芬兰当代美术馆的昵称。

          这当然是我所到过的最没有“权威感”而花样百出的美术馆。她的奇形怪状,包括那怪里怪气的字典上查不到的名字,都要归功于一手造就她的美国人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一个被喻为思想性建筑师的艺术家。

          作为一个外乡人,霍尔能够在1993年的516件竞标作品中兑服生性保守的芬兰人认同他的设计,自然是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大胆地将馆址选在几座赫赫有名的建筑中间:西临国会大厦,东靠中央火车站,北面芬兰音乐厅,同时和海港遥相呼应。出于这样的空间理念,霍尔将这座建筑取名为chiasma--源自于希腊文的医学用词,指(视束)交叉,交叉融合的意思。后来为了适应芬兰语音,以K取代了同音的ch,就成了现在的KIASMA--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霍尔反对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或总体化,他心中理想的建筑,是既合乎个人生存的文化境遇和环境境遇,又具有某种异质性因素的建筑。KIASMA正是这样一个处在整个城市视觉中心的神奇空间,她的功能性之强大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美术馆;她的形式感之丰富令所有身临其境的人身心愉悦。习惯了传统博物馆的人刚进KIASMA的展厅,可能会以为到了尚未完工的工地。这里没有“房间”的概念,为艺术家提供的也不仅仅是一块墙面或一片地板,而是从方法到技术上的全面支持。大小不一的七个展厅不再是墨守陈规的矩形立方体,总是有一面墙随建筑体呈不同度数的弧形,给予展品安静却灵动的背景。展厅的大小则根据建筑体的曲型墙面而裁定,令自然光以不同角度柔和地照射进来。霍尔得意于自己这一曲线条的创意,认为其既具有神秘感,又不断创造惊奇。“现代艺术概念及其宽泛,我所要营造的空间要切合所有不同风格,不可预测的艺术家们的需求。”

          不过,就我在KIASMA的逗留经验,霍尔的这个“空间站”远远超出了仅切合艺术家的需求。如同文章开头提到的KIASMA咖啡馆,你在这里见到最多的不是艺术家,而是普通市民。他们中有的是艺术爱好者,有的仅仅是来喝咖啡。而我在赫尔辛基期间,每天吃过午饭都要去那里消磨一段时间,因为那里有最酷的TECHO音乐,最好喝的拿铁咖啡,还可以让我免费上网给朋友发EMAIL。不仅如此,在这个自称为“Art Forum”的地方,可以举办舞蹈,电影,行为表演,话剧,研讨会等等各种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前任馆长杜拉(Tuula  Arkio)甚至把KIASMA称为“赫尔辛基的会客厅”,形象地道出了其为艺术服务的平民姿态: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聚会地;一个体验新视觉艺术和艺术信息科技的展厅;一个欣赏实验表演的剧场;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活动中心。

          杜拉在KIASMA工作了十年,“她就象我的孩子”,已经荣升为国家画廊(下属包括KIASMA在内的四家博物馆总称)总监的她说,“真舍不得离开。”1992年,芬兰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而国家画廊终于痛下决心摆脱当代美术馆拥挤的场馆状况,大兴土木。KIASMA工程耗资4500万美金,历时五年,于1998年5月落成。

          和世界上每一个艺术机构一样,KIASMA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虽然不求盈利,为保持收支平衡也不是件容易事。芬兰政府每年给KIASMA的预算约650万芬兰马克,这些钱大多用于筹办展览或活动经费,并不包括近100人的员工工资和维修费用等。如果光靠门票,自然不能维持庞大的开支。于是KIASMA推行“合作伙伴”制度,让其赞助资金或服务。KIASMA所回馈的则是会刊上的广告,入口处的公司标识张贴,打折门票等特殊需求。每年来自合作伙伴的赞助大约有400万芬兰马克,这些钱则大多消费在美术馆自身的市场营销上。说实话,我除了在会刊上看到过NOKIA的广告,在美术馆内几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令人讨厌的商业标识。也许是善于设计的芬兰人将广告和环境融为了一体,也许是赞助商本身就很“识相”。我不由想到每次在国内看古典音乐会,总会有一条醒目的大红横幅挂在指挥头上,上面粘着“XXXXXXX之夜”等文体不通的不干胶白色字样,令人觉得在开大会。

          芬兰并不是世界上艺术环境最好的国家,KIASMA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提高了很多芬兰观众的对当代艺术的品味。2000年KIASMA的参观人流量是二十六万三千人次,几乎占了国家画廊流量的一半,(这个数值也是赫尔辛基人口的一半)。而在她的前后左右,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博物馆起码有十几个。我曾经问过一起参观的芬兰朋友,他们中很多人对现代艺术作品也不是很看得懂,但是他们都很愿意随着KIASMA来接近现代艺术。因为她的多媒体设备可以让观众用1000种方式随意调看关于当代艺术的知识;她的导览手册在每个角落随手可取;她的网站上活动资讯一应俱全;她的WORKSHOP欢迎每一位观众亲身体验如何创造艺术。这一切,都让普通人更亲近前卫艺术,而不是望而生畏。

          在即将完成此文之时,顺便上KIASMA的网站看看最新讯息,有两条还算有趣。一是前不久第一百万位KIASMA的参观者获得了美术馆赠送的免费旅游券;二是在KIASMA正在进行的“三度空间”主题的大型展览中,有三位中国艺术家参展。

     艺术世界 2001/09

  • 当虐待成为时尚

          曾经一度,时尚界流行“海洛因潮流”,以凯特。摩斯为首的模特们个个皮包骨头,化一个惨白的妆,微红的眼圈,活脱脱一个瘾君子的形象。继而,模特们又开始了对自己身体的蹂躏:要么满身刀伤,鲜血淋漓;要么污秽斑驳,似乎一身恶臭。人们不禁要问:这都是怎么了?这也叫美吗?

          其实,虐待人体并不是时尚广告的发明和专利,早在行为艺术家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伤残,凌辱的时候,我们就有幸看到了一幕幕令人震惊,好奇,害怕甚至恶心的表演。如果说艺术家的行为是探索人体和环境的关系,那么模特们的表演则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和偷窥欲。这一点和艺术家们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美的破坏,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然而无论是恐惧还是快感,被施暴的人体带来的冲击力已经在第一时间赢得了观众的注目。

          这一切和商品之间已没有什么因果关联,重要的是给受众以深刻的印象。在美女如云,甜得发腻的一大堆广告中,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刚从泥泞中滚爬出来的性感身体更让你目瞪口呆的呢?一股趋之若鹜的类似行为艺术的“模仿”迅速成为一股风潮,它并非一定具有学术上的研究性,抑或艺术上的实践性;它更不理会评论家们自以为是的评头论足或者是民众讨厌或愤怒的反应,因为这种玩弄艺术概念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商业效果--记住她,也就记住了品牌。

          时尚艺术发展至今,在人们不假思索的情形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而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也同时牵动着时尚艺术的走向。当这种暴力和虐待成为流行,我们不得不开始思索究竟是时尚在强迫我们还是我们在怂恿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游戏的操纵者大多数都是世界知名的品牌,鲜有名不见经传的初来乍到者。也许是大品牌更有自信去玩这类“危险游戏”,开拓新产品市场或更年轻的潜在客户群,而新品牌都不愿在未被人了解之前,就冒险背一个“变态”的恶名吧。

           ELLE 世界时装之苑 2001/07

  • 一个男人,一只鸭子

          我下了地铁,就到了被称为赫尔辛基“下只角”的加里欧区。一个妓女在车站内晃来晃去,高跟鞋敲得地面得得乱响;两个流浪汉坐在台阶上,神情木纳。很难想象现任的芬兰女总统塔丽亚·哈罗能就来自这个地区。这好比我们在上海时议论某个名人是从大杨浦出来的。

          然而我要采访的芬兰赫赫有名的画家嘉以·斯旦弗(Kaj Stenvall)也居住在这个区的某幢老房子内。这个名字对大多数芬兰人来说十分耳熟,如果你再补充说就是那个画唐老鸭的,每个人都会恍然大悟道,是他啊,那只鸭子太可爱了。

          这就是斯旦弗,多数人把他和这个迪斯尼的卡通人物相联系。尽管斯旦弗笔下的老鸭和他那卡通表兄不尽相同,但流行文化的强大映射力令斯旦弗自己也无法躲避。事实上,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是个忠实的流行文化追随者。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波普艺术的影响;在他后来为他的老鸭设置的各种情景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电影场景,尤其是来自好莱坞三十年代的黑白片。甚至,你会发现麦当劳的标志被他当成了眼镜架到了老鸭的鼻子上。

          这种幽默也是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原因。传统势力认为他只是个投机取巧的卖弄者。尤其是当他把老鸭作品设计成一系列实用的明信片,笔记本和日历等商品后,更被当成了一个不入流的商人。然而斯旦弗对此十分坦然,在过了漫漫二十几年近乎隐居的乡村生活之后,他似乎清醒地认识到在如今的世道,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艺术家等于不存在。

          传统艺术观念中,艺术的价值,或者说视觉艺术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而斯旦弗的艺术价值在于一系列相近题材(各种各样的老鸭)的轻微差异。一个平淡乏味的标志被他无限制地使用;一个流行文化的产物被他塑造得精疲力竭,却又寓意不断。

          斯旦弗是矛盾的:作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年轻的他曾经是七十年代芬兰左翼艺术家中的一员,与他自身的社会背景相违;作为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他又拒绝服兵役;他对大师们是崇敬的,而他对大师作品匪夷所思的“再创作”又是出于艺术权威们对天才神话狂热崇拜和迷信的报复。斯旦弗是嘲讽的:他反复追问生命的意义,却在严肃和幽默之间给出一个个没有答案的答案。

          这种离经叛道的性格使斯旦弗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方法上,都更象一个摇滚音乐家或独立制片人,而不是权威或精英眼中认可的视觉艺术家。而在后现代主义成为风行多年的艺术模式的今天称斯旦弗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也似乎可行。在他或者富有叙述性,或者不知所谓的画作中,无价值的有了假设的价值,无意义的有了假想的意义。争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与观察者之间可能的对话是现代艺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斯旦弗的老鸭那么有趣。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对话斯旦弗


    我:我去年夏天来芬兰,偶尔看到您的唐老鸭。我当时的反应是哗地一下傻了,觉得太有趣了。您是怎么想到画唐老鸭的?

    斯旦弗:我不是一开始就画这些的。我从十五六岁开始习画,期间受美国波普艺术的影响较深。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一些政治运动,我也成为芬兰新现实主义流派中的一员。我总是试图把不同文化的东西结合流行艺术以我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有些题材来自于摄影作品,杂志,甚至广告,等等任何东西,然后我有意以传统的技法来表现。这方面我主要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名画家的熏陶。在不断结合不同矛盾题材的过程中,我开始以传统的手法画一些杂志上的东西。然后我想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有自己背景的标志性人物,放到一个不同的背景中来画,一定会很有意思。这个创意非常重要,那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慢慢地就发展下去了。

    我:您是一开始就选了唐老鸭吗?还是先试过其他角色?

    斯旦弗:开始我画过米老鼠和高飞狗,还有其他一些卡通人物。后来我觉得唐老鸭更有特性,可以放入不同的角色中。一九八九年我画了第一幅唐老鸭的作品。

    我:所以他才是真命天子?

    斯旦弗:嗯,也许是吧。从这个方面来看他就是真命天子了。我开始进行这项创作的时候,基于三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时间原则,也可以解释为背景原则,要首先确定他的背景。其次是性格的冲击力,这是我的工作。不论是伤感,希望,还是其他感情,我都期待和观者有一种沟通。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应该仅仅是把两样东西混在一起,应该有我自己的思想或想法,加入生命的意义。不论它是讽刺性的还是严肃性的。讽刺性指的是,有时候生命中的一切你无能为力,你只是个见证人,这就是讽刺。

    我:所以我们不应该叫这个小家伙唐老鸭,他已经不是唐老鸭了,他是个“老鸭”。

    斯旦弗:是的。

    我:评论对您怎么看?

    斯旦弗:我不是特别合群的一个,因为我一直都不住在赫尔辛基,我差不多是个住在乡下的局外人。我和艺术圈子也不太熟。不过他们还是挺尊敬我的。

    我:有批评的吗?

    斯旦弗:这些年来总是有一些的。当我八九年,九零年刚开始画老鸭的时候,很多艺术评论都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尝试,和我以往的作品不同,他们的态度相当热情。但也有一些保守的评论认为搞不懂我到底在干嘛。但是我仍然坚持,他们的态度转变了很多,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把我的画作印刷制作成日历,笔记本等副产品,不象个传统艺术家的做法,他们就认为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认为这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画的一种途径,不是为了钱。我卖画已经撰了足够的钱,我不需要靠卖这些东西赚钱。主要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欣赏他。

    我: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喜欢老鸭?

    斯旦弗:两个原因吧。一个是他比较容易看。清晰的画面,传统的技法,传统的用光,温暖的色调,不象抽象画。这种画总是会有很多观众的,这是事实。另一个是他们一直喜欢这个人物。当然,这一点至少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通过老鸭,他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事物,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或者是我的。因为我一直在努力以人的因素来和观者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沟通。

    我:有时候我在这些画里能体会到一些我熟悉的感受,伤感,快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我似曾相识的境地。

    斯旦弗:是的,很多人通过老鸭体会他们自己的人生。

    我:您是不是也把自己的感受融了进去?

    斯旦弗:这是很必需的。我不画自己的肖像,但是我可以运用自己对生命,情感和恐惧的经历。或者是我如何理解别人的情感。正因为有了人的感情特质,才有那么多人喜欢这只老鸭。另外我总是把好的一面和阴影,也就是不好的一面同时融合在一起。就象这幅“新鲜的透视”,天空如此晴朗,这是乐观的一面,可是你看他坐在轮椅上,手上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就是这么回事。

    我:您试图解释生活的两面性,每个人必须面对他。

    斯旦弗:你必须意识到这两方面在你的生活中同时存在。如果你看我的画,你会发现要做到正视这一点并不容易。然后就要有幽默感。对于这一点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仍然很难说清楚。我的画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是非常超现实的,不是梦幻般的,不过取名非常关键。我总是会在一幅画中蕴藏某个秘密,情感,或其他抽象的东西,有时候你无法了解这究竟是什么。你必须把自己的生活或性格融入进去,才能琢磨出一点来。这也就是所谓透过画来看你自己的人生。

    我:看得懂的人能琢磨出你的秘密,而看不懂的人也能喜欢这些画,因为他们简单好看,是吗?

    斯旦弗:正是这样。如果你不想懂我的画,就不需要去懂。就象游戏,你必须遵循某种规则。在我的游戏中,你必须知道是讥讽的,有些东西上下颠倒,有些东西里外颠倒,这是我的规则,你得这么玩。

    我:您现在一共有多少幅画?

    斯旦弗:三百三十幅左右吧。

    我:卖掉了多少?

    斯旦弗:大多数都卖了。有私人收藏的,也有博物馆收藏的。90%是被私人收藏。

    我:您的画多少钱一幅?

    斯旦弗:两万五千芬兰马克到四万五千芬兰马克。

    我:您一般画一幅画要多长时间?

    斯旦弗:嗯。要看,一般五天到两个星期左右。每个月总是两到四幅画。一年三十到四十幅画吧。

    我:您是个勤奋的人吗?

    斯旦弗:是的,我对自己工作很严格。每周工作五天,尽量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一天八个小时,我尽量做到。

    我:那您很勤奋啦!

    斯旦弗:嗯,也不完全是。有时候我会只是坐那儿听音乐。但是对我来说,和绘画保持某种接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我不得不被迫几天不画画,但是我总是尽可能地画。

    我:您画画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吗?

    斯旦弗:没什么特别的,听音乐和广播。
    (随手指指凌乱的卧室兼画室:除了一大堆画和颜料,一个席梦思,一把吉它和一只收音机被作为生活必需品扔在地上。)

    我:您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斯旦弗:传统的摇滚,美国摇滚,还有爵士和布鲁斯,我最喜欢布鲁斯。

    我:您还有什么其他爱好?

    斯旦弗:我喜欢摄影。我所有的画都是自己拍照片的,要掌握那些光线,拍画并不容易。八三年八四年的时候我还办过摄影展。另外我喜欢看电影,最喜欢褒格曼,罗伯特艾尔特曼和贝托鲁齐的电影。还有就是音乐了,我自己也弹弹吉它。

    我:这些日历,笔记本等副产品都是您自己的主意吗?还是有经纪人帮你操作?

    斯旦弗: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没有经纪人,只有一位律师帮我打点一些相关事宜。在欧洲有些城市有人帮我张罗展览的事,但算不上正式的经纪。现在除了日历,笔记本等,你还可以在书店里买到我的画的拼图游戏,一个高科技公司正在制作以我的画为原型的鼠标,不过他们设计的广告文案太可怕了,把我的形象印得老大,我又不是卖鼠标的,老鸭才是主角,我已经叫他们修改了。还有一家瑞典公司在和我谈,把老鸭印在他们的酒杯上,你瞧,就是这些,不太好看,我想我不太会和他们合作。

    我:您刚刚搬来赫尔辛基,为什么要搬来?准备住多久?

    斯旦弗:我从一九七二年到二零零零年都一直住在乡下,二十七年,这也太久了点吧。几个星期前我刚在这个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所以你看一切都乱糟糟的。虽然只有两间房间,(卧室兼画室,客厅兼厨房)但是就我简单的生活来说就足够了,我太太和两个孩子仍然住在乡下。我想搬来这里也许是个挑战,也不知道要在这儿住多久。看吧。

    我:今年有什么计划?

    斯旦弗:在芬兰各个城市会有一些展览。纽约的展览还在商谈中,还没定。另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的展览,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有人在帮我张罗。

    我:将来除了画老鸭,还有画其他东西的想法和计划吗?

    斯旦弗:这很难说。有时候会有其他题材的诱惑,但是我不能确定。唯一确定的是,不论画什么,我不会再找到比老鸭更灵活,更兴奋的主题了。

    我:谢谢,我们先聊到这儿。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斯旦弗:好的。

     艺术世界 2001/06

  • 被圆点花纹和阴茎追逐的草间

    文 Pekka Mykkanen,《赫尔辛基新闻报》记者
    译 殷紫

          东京。一只巨大的阴茎形状的气球在东京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天花板上已经挂了一年多了。究其原因得回到三十年代,当草间弥生最初感到害怕的时候。

         “我在我的房间里看到圆点花纹,于是我跑出房间,不小心碰伤了自己。但是我仍然看到那些圆点花纹。”草间在她东京的工作室里说到。

          阴茎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在眼前,当时她十岁。她严厉的妈妈总是告诉她男人是多么地肮脏和邪恶。

          现在,七十岁的草间觉得好多了。但是以防万一,她不停地以圆点花纹和阴茎为主题作画或雕塑。

         “当我把他们化为普通平常的东西,象沙发或桌子,我就不再恐惧。”

          艺术家不断地站起来摆弄包裹着她的毯子,从手提包里倒出大把的药。她说圆点花纹和阴茎仍然在梦中追逐她,有时候甚至是醒着的时候。

         “现在我看不到圆点花纹,”草间一边说,一边眯起眼睛,似乎要证实一下她所说的。

          在草间的艺术里,基本上只有两种,或者更确切些,三种不同的主题。在她成千上百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要么是圆点花纹,要么是阴茎,还有就是带有圆点花纹的阴茎。

          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聚集体:一千艘船”。在一间屋子里,浅色的阴茎重复布满在黑色的屋顶、墙面和地板上。屋子中央是一艘装满了同样器官的手划船。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跟我说这太富有幻想力了。他问我他是不是可以复制,我拒绝了。”她回忆起六十年代初的一次会晤。

         “大多数安迪的作品都是模仿我的。所有模仿我的人现在都有钱了,住在纽约。”草间声称到。

          但是她并不生气,“我喜欢安迪的作品。”

          草间说,她在童年时期就开始这种重复某种东西的行为。她曾经在森林的小河边搭石子,一块接一块,形状相似。

         日本在二次大战时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个保守的社会,无法接受草间的艺术。“我偷偷地做,不给朋友甚至是父母看。”

         “她父母觉得为什么可以买艺术品还要自己做。”草间的经理人高仓功说到草间做植物种子生意的父母。当艺术家紧张地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的时候,他就代替回答。

          1958年,草间搬到纽约。她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感到失望,离开日本只是因为医生说这样对她最有利。四年后,她永久性地搬到了东京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她可以把整天的时间都奉献给艺术。因为她不用烧饭和洗衣服。”高仓这样解释他老板的生活方式。

          草间是自愿进精神病疗养院的,所以她来去自由。大多数时间她在离疗养院不远的工作室,那里有她最新的作品——圆点花纹、阴茎和带有圆点花纹的阴茎。

          草间弥生这辈子只有过一次恋爱。她和艺术家约瑟夫·考恩(Joseph Corn)同居了十年。两人都觉得性是浪费时间,所以从来没有性生活。

          因为总是缺乏人类朋友,草间说她和植物、动物作伴,“我能和他们交谈。”

         “我跟他们谈我的苦恼。他们非常有帮助,比人类好多了。我不断地看到同样的幻景,粉色的天空,绿色的大地。两千头奶牛在奔跑。我看见过太多的动物,记不住全部……太多的幻景。”她说。

          草间成为很多朋友眼中现代艺术的偶像。彼得·加布里尔(Peter Gabriel)给他的歌《爱之镇》做过一个MTV,所有草间的艺术主题在梦幻般的色彩之海中摇晃。MTV的高潮是一艘装满了阴茎的手划船漂浮在圆点花纹的水中。

          加布里尔在录制好后给草间寄了一份特别的版本。当草间看到音乐家用塑料号角敲打自己的脸,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望着镜头的时候,她仰着头哈哈大笑。

          草间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来自她的艺术作品,十几本小说和几本诗集。但是她说卖作品所得的钱又会投入到新的创作中。

         “大野洋子开劳斯莱斯。我也可以,我能买二十辆劳斯莱斯,但是我是个艺术家。我不想开劳斯莱斯。我的工作不是社交。”她说。

          她把她的日常工作称之为“着迷的艺术”。她年轻的时候曾经裸体出现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她躺在一张布满了阴茎的沙发上,头发和皮肤上全是圆点花纹。

          她的有些作品非常晦暗,甚至恶心,比如说盛满了阴茎的高跟鞋。她的诗歌充满了焦虑。

          两年前她出版了一本诗集,“紫罗兰迷恋”描写了她的世界。而其他一些则如“粪土青年”、“沼泽上的收容所”、“迷失”、“疯人院厕所清洁女工”、“倾覆的坟墓”、“无眠的午夜”等等。

          草间现在的作品不象1978年时的那么欢快了。诗歌“自杀之歌”以这样的文字结尾:“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艺术世界 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