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京都或者奈良始终是我心目中所向往的日本。这或多或少是有点少年时期迷恋山口百惠电影剧照的后遗症。所以从长崎到熊本，虽然也见识了许多新鲜，如原子弹纪念馆，如世界第一的活火山群阿苏火山，更如意外地在熊本现代美术馆遇见我心仪的艺术家草间弥生的装置作品，然而心里总觉得不着落。如不是到了别府，我几乎要断言这一趟日本之旅的失败了。

    尽管之前一再被告知，别府是日本著名的温泉盛地，其泉水涌量仅次于美国的黄石公园，居世界第二，我对这种说法仍然丝毫没有概念。直到车子驶进别府湾，远远近近、袅袅升腾的缕缕白烟才让我在惊讶中有所感受。

    旅游者前往别府是为了享受各种各样的温泉，据说具有各种医疗保健功能。这大概也是别府显得古旧的一个原因吧，除了静巷两边低矮的传统民居，街上走动的多为治病疗养的年老者。而令我着迷的，则是从路边地下水道不断散发出来的温泉蒸汽，这使得蜿蜒曲折的小巷在雾气缭绕中变得诡异起来；有人从路灯下的自动贩售机里买烟，听得到叮当的硬币跌落声和稍后打火机点烟的噗哧声。这种有如电影场景般的画面，便在刹那间充分满足了我对“电影日本”的片面幻想。

    但凡和洗澡文化搭边的，多少也会带上色情文化。昭和初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别府，率先将天然资源开发为旅游资源，并且最早推出女导游。然而我所见到的这个小城，除了蒸汽嗞嗞作响，安静得几近死气沉沉；饭店里也没什么客人，服务员都是上了年纪的欧巴桑。于是我很多次试探询问陪同的当地官员，却总是被他面带正色地将话题轻易带过，这和长崎那个偷偷将《上海宝贝》日文版秀给我看的处长很不一样。他越不说，就越发令我好奇，并且越发对自己眼见的这一派纯朴安祥产生了怀疑，以至于觉得那温泉的雾气也在帮忙玩障眼法。

    我的无聊揣测始终没有机会得以考证。倒是回到上海之后，和世界建筑大师矶崎新先生的偶遇令这个疑问有了间接的线索。矶崎新先生作为大分县人，是大分县的骄傲，也为县内留下了很多设计。我一到别府，就被带到他所设计的全球塔顶端俯瞰别府全景。老先生的设计固然精彩，但是像别府这样保留日本传统民居状态的小地方，真的需要如此触目惊心的现代作品吗？甚至还有附带的国际会议中心？面对我的迷惑，这位快八十岁的老人非常坚定地说，别府这个地方，和以前相比，已经渐渐衰落了，他说，如果再不给她点刺激，那就彻底完了。

    然后他又补充，下次你去别府，应该到附近的汤布院去看看。我在那里设计的火车站就是完全传统式的木结构，因为汤布院是日本年轻人也喜欢去的地方，不仅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也更具有活力。

    与汤布院的失之交臂令我后悔莫及，暗暗责怪那个一脸严肃的别府官员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心态，把我扣留在一个大澡堂加老人院。这样评价别府，自然有失偏颇，但是由于大师的推荐，对于汤布院的无限向往很快取代了我对别府的回味。记忆中充满诗意的小巷和雾气中浪漫的路灯光晕居然开始变得乏善可陈，或者说因为缺乏人气而变得只是个虚假的电影场景。

    写至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文章的标题。刚到别府，我被满大街的“地狱”给着实下了一跳，什么“地狱馒头”，“地狱蒸菜”，地狱这个，地狱那个的，最离奇的是收到的一张名片，“别府地狱组合  某某某”！后来才知道，地狱的意思就是温泉，这个词来自日本的佛教语言，大概是古时候人们无法控制地下温泉的巨大能量而取意于此吧。

   想想自己也算是“地狱巡游”过了（真的有这个旅游项目！），到底云里雾里的错过了些什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04

      大年初四晚上，红夏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还有一声莫名其妙的“Hello？”。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声新年的问候，竟然会来自他的偶像——Brett Anderson。

      和大多数不幸的歌迷一样，红夏没能赶上这场千载难逢的摇滚演唱会。幸运的是，他的哥们儿挤在台前，愣是把拨通了的手机塞到了唱得正起劲的Brett手中。

      Suede，这支在中国被翻译成“山羊皮”的英国乐队，似乎是踩着点儿和农历羊年一起来到了北京。曾经于二十世纪九零年代风靡全球，掀起British-Pop音乐高潮的Suede无论到哪里巡演，都能引起一片疯狂的尖叫，风光不亚于当年的披头士。

      然而，大年初一FM酒吧门口，只有二三十个年轻人站在冷冷清清的马路上等候签名。对于这样的局面，“这真的是很特别的经历，” 贝斯手Mat Osman说，“我们到哪儿都有一批歌迷簇拥着，可是到了中国，连媒体都不太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像新人，这种感觉也挺有趣的。”

      但是对于演唱会的主办方来说，这却是个并不有趣且大不妙的势头。朝阳体育馆的售票窗口，一张Brett身着皮衣的海报，旁边贴着三个大字“山羊皮”。有人上前询问：“这里在搞羊皮大衣展销吗？”

      三千个座位的场地，第一场只卖出了大约五百张票，第二场更少。原本期待的轰动只发生在网络论坛上发烧友的小圈子里。张有待，这个北京音乐台的资深DJ，也是促成Suede中国之行的关键人物，对此十分心寒，“十年了，我做摇滚节目十年。十年的教育，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都等着免费赠票。”

      崔健和常宽肯定不属于坐等赠票的人。如果说常宽一口气买了15张场地票，把老妈都拉来了的举动颇具歌迷的激情，抱着肩一动不动看晚全场的崔健要冷静得多，“摇滚音乐在中国并没有如我们所愿地快速发展，”他说，“这不能仅仅归结于政府立场。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地方一样是流行音乐当道。也许这是个文化上的问题。”

      像小杨那样一直在场馆外犹豫不决等便宜票的歌迷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看法。680元的场地票属于非份之想，就是最低票价280元，他也下不了手。“不是我不想买，可是就这个场地，卖这个票价太贵了，”他说，“200块差不多。”

      “这个票价体现了演唱会的真实价值。而且我们这次坚决不送票，如果送票，是很容易把位子都送满的。”主办方之一摩登天空的总经理沈黎晖这样解释，“事实上这和摇滚音乐、流行音乐没什么关系。即使是港台歌星的演唱会，票房的实际出票率也很低，大多数都是赞助商买单的赠票。”

      没有赞助商是导致这场“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好不容易审批下来，已经快演出了，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媒体宣传和拉赞助；时值春节假期，潜在消费者大都另有安排，没有人气；学生歌迷虽然想看，却苦于票价太高……

      尽管主办方竹书文化和摩登天空都没有奢望靠两场演唱会发财，但是他们，包括有待本人，对市场的盲目乐观都没有料到如此令人心痛的结局——据传六七十万人民币的亏损。“包括Suede本身，或许都是亏着本来这里演出的，”有待说，“他们给我们的报价真的非常非常低。”

      谁要是认为Suede是来中国挣钱的，“That’s bullshit!”Brett说，“能持平就很高兴了。我们只是来表演而已。这对我们，对观众，都会是全新的经历。等着瞧吧。”

      面对稀稀拉拉的观众席，Brett和他的乐队果然没有食言。一反前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的寡言和低调，更一反在长城上包得严严实实冻得哆哆嗦嗦躲避镜头的冷淡，Brett在音乐声中卖力地又唱又跳，不断地扭动身躯，表情丰富地挑逗观众。当他开始表演他的经典动作——甩话筒，并且用话筒线缠绕着自己的身子时，台下的歌迷伸长了胳膊发出无法抑制的尖叫。

      围绕在台前的这些歌迷都是有待自作主张从侧面看台上放下来的。为此，他不得不对所有的人——主办方、警察和场馆工作人员等不断地说对不起。“作为这次活动的协调者，我身处各方的麻烦之中——主办方、警察、乐队、歌迷，等等等等，”有待说，“而我的工作就是解决麻烦。”他当机立断的决定事后在论坛上得到广大歌迷的极力褒奖。要不然，气氛惨淡的现场会令演唱会本身也陷入一场灾难。偏偏是这些买了最便宜门票的观众是Suede最忠实的歌迷，当他们毫无预兆地突然可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近Brett之时，所释放出的能量足以令台上的Brett相信只有中国的年轻人最爱他。

      这是一场互相煽动，群情激愤的摇滚聚会，连警察叔叔也只能无奈地靠边站。中国的歌迷为此等待了太长的时间。“如果按照十年680来计算的话，一点儿也不贵。”二十岁的职业摇滚乐手郭硕看完演出后说。在“便利商店”乐队担任主唱的他拥有Suede的所有CD，包括EP，“全是正版的，我从来不买盗版碟。”

      不过更多的歌迷还是通过轧片和盗版碟认识并爱上Suede的。对此，Mat表示可以理解，“这当然是个十分奇怪的情况。但是可以想像以前要买到我们的正版唱片有多难，而且大家工资又不高。”

      A New Morning是Suede自1989年成立以来在中国内地正式发行的第一张CD。Suede也被称为第一个在中国内地演出的真正意义上的大牌摇滚乐队，赶在了仍然消息飘摇的Rolling Stone之前。所有这些“第一”，引起了许多外国媒体的关注。而Mat否认此次中国之行有“开发市场”的野心，再次强调这不过是一次单纯的演出而已。“我们不是来‘征服’中国的，我讨厌‘征服’这个词儿，”在长城上面对路透社的提问，他说到。但是如果歌迷在有条件选择正版的情况下仍然购买盗版的话，“那我们以后只好不来了。”

       Suede一定还会再来中国！这是Brett在第二场演出时面对虽然不多但是疯狂的观众所作出的承诺。相信这对于经历了无数冷嘲热讽的摩登天空和竹书文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欣慰，乐队和歌迷给予他们工作的肯定虽然不能填补巨大的亏损漏洞，至少还有一些安慰和激励。“我们两家还是会继续举办演唱会，”沈黎晖说，“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我们会总结这次的工作经验，吸取教训。”

      “至少这是两场很棒的演唱会，”有待说，“下一次我还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下一次一定要赚钱。也许下一次还是和Suede合作呢？”

       那么Suede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他们说。

 艺术世界 2003／03

      河内火车站。

      晚饭过后，我登上开往顺化（Hue）的火车，才发现被旅馆里的伙计捉弄了。车程将近15个小时，而非他所吹嘘的5个小时。在此之前，我和M对着地图，还纳闷越南的铁路系统何时如此发达了呢。

      然而还是要上车的。就像几天前我们跳上开往下龙湾的小巴，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却到了一个类似桂林山水风景的小岛。这是一个充斥了从北海来的中国旅游团的小地方，沿着海岸线铺满了一家接一家的小餐馆和排挡。招呼客人的小妹叫嚷着刚学会的中国话，泛着油光的塑料菜单上印着令人吃惊的高价海鲜。为了不辜负那一路风尘，我们打听到了当地最热闹的酒吧，从岸西摆渡到岸东，又搭了摩托车，终于到了一个类似澡堂兼旅馆的大楼。爬到最高层，推开包着泡沫的PVC革大门，却只见一个孤独的酒保从火车厢座位后探出身子，五颜六色的彩球灯伴着“威猛”乐队的迪斯科音乐在他头上斑斓跳跃着。

      我们定的是所谓的“软座”。这几天的经历已经让我学会不要轻易相信没有亲眼所见的任何描述。如果你在河内搭三轮车，指着书上的某个地址问车夫知道吗？他的回答根本无所谓。因为不论他知不知道，听没听懂你的话，他都会挤着满脸的笑跟你点头。到不到得了你要去的地方，就是你的运气了。

       车箱内弥漫着一股汗酸和其他说不清楚的味道。座位上的席子油黑油黑、粘粘乎乎的。头顶是嗡嗡作响的风扇，一吹过来，似乎你的脑袋也会嗡的一下大了。我少年时代曾经多次坐着夜行火车穿越中原大地去和我父母相聚，那时的我着迷于车窗外的一片漆黑，犹如另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世界。每停靠在一个小站，站台上昏黄的路灯犹如阿拉丁神灯般时时刻刻诱惑着我跳将下去，奔赴想象的空间。然而此时成人的我，却不再有这样的心思，坐下后第一件事是牢牢地藏好荷包，溜一眼车箱里有没有长得贼相的人。

      还好有《寻羊历险记》，我很快被书里离奇的情节所吸引，顾不得神经兮兮地左顾右盼了。列车员过来兜售糊里糊涂的一堆东西，我拿了一瓶看上去象灌了自来水的矿泉水，想问M要不要，却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迷糊了过去，有些人就有这个本事，到哪里都能休息。

      这是一次盲目的旅行，就象我和M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一次旅行。我们制定计划，但每一次都会改变计划。M对越战的历史感兴趣，我也就跟着他恶补这段从未在课本上交待清楚的历史。本来我们有预算坐飞机去顺化，可他坚持坐火车，说可以经过越战期间著名的DMZ（ Demilitarised Zone，解除军备区）。

      天一蒙蒙亮，M突然醒过来，惊惶失措地连声问我，是不是已经过了？过你个头，我说。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解除军备区”长什么样，我怎么知道过没过。那你见没见到一大片地儿，象是……死了？M迟疑了一会儿。没有。我迅速回答到，尽管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DMZ那大片大片触目惊心的荒凉是没法错过的。干裂的黄土地，零星的野草，还有无数当年战死在此的无名士兵的坟堆。这一片以Ben Hai河两岸各五公里宽的区域将当时的越南分割成了南越和北越，却直到今天也未能阻隔战争的阴影－－数不计数的地雷和哑炮至今仍随时威胁着当地农民。我终于明白了M的比喻，这是一派无法形容的景象，完全超越了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的认知，说它如人间地狱也好，荒芜之地也好，面对它，我哑口无言。

      灾难就像传染病，一路延伸到了顺化，这个越南曾经的三朝古都，昔日的宗教、文化中心。

      顺化的雨。

      Hue这个叫了两个多世纪的名字原意为“和平”。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本该祥和安宁的地方，在1968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遭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摧毁。这场由北越军队出其不意发动的自卫反击战（Tet offensive）是越战中不可忽略的一仗。从伤亡人数上看，美军获得了胜利。然而由于美国媒体对这场战事“缺乏技巧的报道和解释”，引发了美国公众大规模的反战情绪，继而扭转了越战的整个局势。

     我站在紫禁城中央，犹如置身于一个建立在废墟上的植物园。除了皇家图书馆稍加修复，整个皇城在那场战役后只剩下了断墙残壁，好像经历了一次地震。

      这场自卫反击战同时令大约一万人顷刻间失去了性命，其中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我所见到的顺化人是整个越南之行中最可爱的越南人。他们的表情温和安静，举止文雅有礼。他们不像河内人那样咄咄逼人，也不像胡志明市的人那样精明狡捷。据说顺化女子是全越男人争相迎娶的对象，她们驯良温顺，是最典范的妻子。而我觉得，即使是顺化的男人，也是清清秀秀，书生般的模样。这不由让我在顺化的小街上走着走着，想起了从小起生活了十几年的杭州。这两个城市不论是规模还是结构相对来讲都差不多。蜿蜒流经市区的香江虽不比西湖妖娆，却也富有诗意。傍晚时分，林荫小道被繁密的树叶挡住了天色而更加昏暗，沿途的小摊贩们就在小桌子上点上蜡烛，一路上将近一公里的盈盈火光好似繁星跌落人间。城里的中国式古建筑也好，法国式小洋房也好，所有的一切之所以得以完好保存恐怕要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册封”的“世界文化遗产”头衔。相比之下，杭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光是西湖边可怜的树们，就硬按上了一串串的小灯泡和绿茵茵的射灯，让我联想到聊斋故事。

      我和M租了摩托车在香江两岸瞎转悠，自己也为破车发出的噪音感到不好意思。到顺化时已经是中午，再加上一晚上没怎么睡，我靠在M背上，午后的阳光照得我晕晕乎乎，一切街景象幻灯片一样滑过来滑过去。所谓美好的记忆都是事后才领悟到其珍贵和短暂，在顺化的那个下午就这样滑进了夜色，幻作了满天的星云。那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绚丽，尽管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雨声吵醒，上了街才发现已是一片水世界，尽管当地人安慰我们这里的雨一会儿就停，可我看那阵势一点都没有要歇的意思。M和我也算是喜欢追求点儿情调的人，但还是实际地考虑到在滂沱大雨而非绵绵细雨中游玩的困难性，便立马决定打包退房，背着行李直奔越南航空。

      当天没有从顺化走的航班，要走得去岘港（DANANG），搭出租车三个多小时才能到。天色越来越阴沉，再犹豫连这班飞机都要错过了。我和M想了半分钟，一个字－－走！于是又花了半分钟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这就上了路。

      岘港离我一直想去的古城会安（Hui An）已经很近了，也就一个小时车程。但是当时雨大得吓人，山顶盘旋的乌云重重叠叠，气氛诡秘异常，大家一心赶路，都无心策划行程。很长一段时间，我、M和司机三个人一言不发。司机把车在山路上开得快飞起来，M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我则专注地望着窗外路过的一个接一个的小村落。

      到岘港时天已全黑，司机突然迷了路，不得不淋得透湿地跑着去问机场的方向。我对正想发脾气的M说，瞧这天，飞机一定会延误，别着急。不是预言家的我这回说对了，后来我们在机场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终于可以上飞机的时候，我倒不想上了，因为候机厅的电视新闻正发出全国警告，说前所未有的大暴雨正袭击这一带。

      人生的旅程大抵也如此。你终于有了机会走一直想走的路的时候，那种愿望却因为种种原因不那么强烈了，而你犹犹豫豫地走了，也就走了，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是走好还是不走好。我们在电闪雷鸣中颤颤巍巍地起飞，心里是害怕的。以这种方式告别顺化，远没有我想象中的浪漫，但是我已经顾不得浪漫了，只盼望飞机能平平安安地到达目的地。

      胡志明市没有辜负我们，正如天气预报所说，这里闷热潮湿，却没有下雨。第二天打开报纸，就发现我们及时“错过”了越南百年不遇的洪灾。顺化虽然不是最厉害的灾区，但也已是满城一片汪洋，所有的陆路都中断了，不少旅游者被困在那里。我想起香江边那些看着父母挑河泥，无忧无虑玩耍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竹楼还能挡风避雨吗？

胡志明市。

      从机场坐出租车出来只有十几分钟，就看到了KFC巨大的霓虹标志。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大都市。人们习惯性地还是把这里的市区叫做“西贡”，胡志明市的地理概念则几乎延伸至柬浦寨边界。

      我们很快打听到了夜店的聚集场所。走去那里的路上，不断有人上来搭讪，我几乎听不清他们的叽哩咕噜，问了M才知道是兜售毒品的。在一家看上去场面颇大的夜总会门口，除了香烟摊，还有公然摆放了各式各样避孕套的摊子。年轻的女人川流不息，门口的保安不断地用对讲机联络着。我看到好些中国人，后来被告知这的确是台湾人投资的。

      菡有着健康的深色肌肤，她的颧骨很高，不像大多数安南人特有的宽、扁。她把头发高高地拢在脑后，显得面庞线条更加清晰，这让倒让我觉得她更象非洲女子了。我们在夜总会里看年轻人随着大屏幕上的黎明扭动身躯，百无聊赖地消磨着那杯包含在门票里的饮料，菡就在这个时候走过来，露出她富有魅力的灿烂笑容。

      就这样，我们请她喝了一杯。而我有生以来认识的第一个越南女子，不是电影里穿着白色长衫的清纯女生，也不是带着斗笠的女游击队员，而是一个穿著性感的欢场女子。菡当然和“Miss Saigon”也是不一样的，她的表情轻松自在，吸烟的方式绝不沧桑，当我夸奖她的衣服时，她马上操着不能再蹩脚的英语要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她和上海茂名路上的小姑娘没什么两样，年轻的额头上还没有苦难和抱怨，她正挥霍着青春、享受着生活。

      胡志明市的街头，你可以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如果说在清迈我碰到的都是抽大麻抽得糊里糊涂，神色温和的嬉皮，这里的人神情更让人猜不透，心事更复杂。若是去战争纪念博物馆，总会看到体态发福的美国中年男人拖家带口地一边拍DV，一边认真地参观。是不是越战老兵，我没有一一考证，也无所谓。越战情节这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不单单只有美国人才关心，M就是最好的例证。除了比中国更多的盗版JAZZ CD，小店里更多的是关于越战历史的盗版书。质量虽然差，但价格和正版书相比低十倍都不止，终于令M忍不住诱惑上下其手。

      我回国后不久，国内的旅行社开始大做越南游的广告，各类时尚杂志也开始刊登介绍越南的文章。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些文字中，多数描写的是空泛的溢美之词，几乎都未提及它曾有的连连烽火。要不然就是把越南描绘成杜拉斯笔下或电影《青木瓜》里的那种“文青”的越南。

      一个真实的越南是什么样的？仅有两周行程的我也无法回答。站在被当地人叫作“Cholon”的China Town，我又感觉这里象极了广州或者中国南方其他拥挤嘈杂城市。有些人旅行是为了给他的想象找一个对应的场景，去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都不重要，无论怎样他都会象着了魔咒一样只看到他想看到的，感受到他想感受的。我来越南没有任何向往，也不带任何想象，我所见所闻却都有我所熟悉的东西。在古芝隧道，我告诉M，这地道战中国也有的，他们说不定是COPY咱的，只是我们没有如此将它开发成旅游线路罢了。如若没有越南战争，所谓的“旅游资源”恐怕要失去大半，给我们做“古芝一日游”的导游说自己在战争中曾是美军的翻译，他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在继续为美国旅游者们服务。

       M后来一个人去了米来（My Lai）， 越战中著名的米来大屠杀所在地。那里众多流着泪参观屠杀博物馆的美国人让他大吃一惊。因为米来根本不是旅游点，交通也不太方便，很少会有旅游者光顾，旅游团更不会浪费时间拉客人去。“但你还是不要去的好，”M对我说，眼里略过一丝沉重。

       一年后我们去了柬浦寨，因为少了这样的提醒，而使整个旅程阴沉灰暗，心情郁闷。那又是后话了。

      MARIE CLAIRE 2003/03

      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向曹强抱怨司机绕了好几圈找不到他的学校，一路上问了几个人也没收获，他不可置信地反问我，“不会吧？！”对于他来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样的地方还会有北京人不知道的吗？

      自称来自小地方邯郸的曹强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作品大赛上出人意料地夺得金奖，他这个染服系的普通学生立马遭到了媒体的围攻。这也难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服系一直代表中国参加这个大赛，15年了，却是第一次获得最高大奖。带队老师当时听到台上宣布时，都傻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居然以为是假的！

      曹强自己当然更没有想到。为了抓紧时间找工作，他都没有跟去巴黎。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奖一下子改变了他的谋生计划。本来只是打算和大部分毕业生一样，找一份只要和服装沾点边的工作就不错了，现在却忙着学法语，为明年留学法国做准备。

      我一肚子怨气地下了车，果然一眼就看到等在校门口的他，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好认——1米八九的大高个儿，黑衣服，一条格子围巾。然后他带着我拐进学校的小卖部，穿过狭窄的走廊，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一问服务员，才知道原来的茶座早就改成录像厅了！曹强很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我很久没来这里了。他说。好在他还知道学校对面的嘉里中心有个星巴克，在帮他也点了大杯卡布其诺，自己大大喝上一口之后，冷得发抖的我才缓过劲来仔细端详他在路上塞给我的《中国服饰报》，那上面有整整一版关于获奖情况的报道。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就是你的获奖作品？
曹强：（以下简称“曹”）是的。不过这个照片拍得不太好，也看不清楚。当初谁也没想到我会得奖，自然也没特意去拍。

记：跟我解释解释这个作品吧。
曹：这件衣服出场的时候是一件黑色的上衣，当模特走到前台的时候，一打开，就是一件无袖的白色长袍。这是一个花的创意，像花开的过程。

记：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曹：去年九月，我们拿到了这次大赛的主题：Love and Fashion，当时我就思考，爱的选择有很多种，爱的主题有很多种，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向表现在服装上。我不想刻意地表现形式，比如心型图案；我也不想表现具体的爱，如战争中的爱，母子之爱等，我要寻找一种内心的感觉，单纯表现爱本身的动态形式，所以就在造型上选择了花。这是一个创意装，动态地展示了爱的过程。出场时的黑色上衣紧紧包裹，代表了爱的包容性，而湖蓝、紫色、淡粉等鲜艳夺目的色调搭配又暗示爱的热情；衣服打开的过程其实是爱从包容性到延展性的一个动态变化，整件衣服的造型先是V字型，然后是倒V字型，力的转化很明确。打开后的长袍是白色的，象征爱的纯洁。我用了白色的沙花、鸭绒、绳子……哇！这上面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指着照片惊叫，然后忍不住夺过我的笔，在上面添画细部，结果弄得那张照片更不知所云。）

记：呵呵。现场效果一定很好吧？可惜我只能凭着照片揣摩了。
曹：啊呀！你要是看到那件衣服啊，就知道我这人有多糙了！你知道吗？早上七点的飞机，凌晨三点我和裁缝才紧赶慢赶地做好直接送机场，很多细节简直是不能看的，着急赶的。然后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这件衣服该怎么穿。可是你看，还是没穿好，（指着照片）里面的白色在出场时是不应该露出来的，是可以完全包裹起来的。只有我知道该怎么穿，是挺难的。

记：那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曹：当然考虑过。上一届有个同学设计的披毯，上面是山水的图案，结果模特穿反了，山头全朝下。还有一个同学设计的四件套，可是模特上场后一件也没脱，就回去了！所以说比赛这个东西，机遇性和随机性特别大，这和模特的状态，穿衣工对衣服的理解，模特对衣服的理解有很大关系。我这能穿出来就很不错了！

记：照你这么说，你这次得奖靠的是运气咯？
曹：的确是幸运。不过也是我思考的结果。我从一开始接到题目就一直在思考，比赛的衣服不是用来卖的，是在概念上的诠释。怎么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别人理解你认同你呢？模特出场走台只有10秒钟，就在这一瞬间，评委就打分了。你看这两张，（指着另两位同学的参赛作品）一个是利用南国相思豆来点缀，体现爱的含义，可是人家外国人怎么知道这是相思豆，代表爱呢？这个用了“关爱艾滋病协会”的标志，可是一旦除去这个标志，这件衣服就没有任何爱的含义在里面。我不愿意别人说我的设计又是把博物馆的东西搬出来，我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不是强势文化，我们只能慢慢地表现她的精神，而不是刻意强硬地表现某种形式。我的设计上有中国文化的东西，比如盘扣、刺绣等，黑红白的强烈对比也有中国水墨写意的感觉，可是这些都是配合整件服装的一部分而已，并没有强调突出。还有，我在设计的时候，首先就排除了夏装，因为夏装薄，表现力少，不如这样体积大的、单纯的来的抢眼。诸如此类的思考，可以说都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我认为我还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

记：你们同学对你获奖怎么看？
曹：老师同学们都很高兴，还为我庆祝了。我也很感谢以前给我提过批评和建议的同学，不管他们是好意还是恶意，反正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原先在一个海宁的皮装设计大赛上得过一个“最佳效果图”奖，就有人说，这有什么，不就是图画得好么。我当时很不服气，也不理解这种说法。很快，我在CCTV服装设计和模特大赛上就狠狠地栽了跟头，落选了。因为那次比赛是要把衣服做出来并且穿出来的，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当时别人的说法。我把那次失败的经验全部用在了这次参赛的准备上。通过这次比赛，我又进一步理解了设计的含义。把设计图画出来，只能说设计刚刚开始。接下来如何选择面料，制作的过程，我说的制作不仅仅包括缝纫，还有整体服装气氛的把握。最后还有模特怎么穿，怎么表现，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记：你在班上成绩如何？
曹：昨天摄影师来拍照，我带他去看成绩单，他就说全班20几个人，你才排第10名啊？可是你要知道，我是中途转系过来，学到这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

记：这是怎么回事？你原来学什么的？
曹：我原来进的是雕塑系，二年级读完后才转到染服系来的。

记：为什么要转呢？
曹：为什么？怎么说呢。我在大二的时候，老是和染服系的一些朋友打球，大家一起玩。时间长了，他们都有点影响我。我个子高，他们就叫我去当模特，我也很高兴就去了。到了这个圈子以后，给了我全新的感觉，我当时就想，这可能就是我到大城市来上学的原因吧？于是就动了转系的念头。

记：从雕塑到服装设计，这个过渡容易吗？
曹：不容易。我在雕塑系的时候，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虽然我喜欢服装，却对服装不敏感。刚转过来的时候，我连拿学位都没有把握。但是我觉得挑战一下也很有意思。就象我当初高二才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才正式开始习画，画了一年半后考到清华。现在是转到染服系，学了服装一年半以后获奖，哈哈，两个一年半。我这个人只要是自己有兴趣的事，就有信心，就能坚持下来。

记：这么一说，我又忍不住觉得你多幸运！
曹：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这个人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心里很在乎，自己就很努力。刚转到染服系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因为别人都已经学了两年了，而我是从零开始。记得上刺绣课的时候，那真是！我这么一大高个，也捏着针在那儿绣，下课了老师说你们回去继续，我回到宿舍，插上门，闷着头拼命地绣啊绣的，结果那一次还绣得很好。所以就象这次得奖，我想也是我平时努力积累得来的，不是说拿到参赛题目才开始努力。

记：现在你奖也拿了，有什么打算？和原来的计划肯定不一样了吧？
曹：这一行好进也好出。毕业后有一半的学生都不干服装。坦率地说，我也动摇过，既然很难往顶峰走，为了生计就不得不改行。原来只是很单纯地想，能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和服装有关就行了。别忘了，我学过雕塑，我还会做首饰呢。但现在得了奖，就不一样了，我想人生的阶梯大概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法国高级时装设计师行会为我提供了学习的机会，第一年免费。这是一个我开阔眼界，进一步理解时装和别人的文化的机会。如果语言过关，明年就可以成行。

记：学习只是一个过程，之后呢？你想过吗？
曹：我要做产业。

记：你已经把自己列为“做产业的人”了？
曹：不是我一个人，是一批人。光靠个人是不行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设计师，我对服装的商业看得更清楚。平时我最关心的就是经济新闻，中国加入WTO后，对服装业发展也会越来越有利。怎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把中国文化投入到国际上？我要设立自己的品牌和工作室，但需要大的财团来支持。就象日本，这么多年努力把日本文化国际化了。

记：你还想得挺成熟的。
曹：呵呵，其实我这个人也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定型，只要是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对任何事情都很有兴趣，比如我就特高兴给他们当模特。只能说我的幸运在于成熟的时间短，没走弯路。

记：平时有什么爱好？
曹：也就是打打球，上上网。学生生活嘛，就是这个样子，哪像你们当记者的，见多识广。

记：最后，出于我个人庸俗的好奇心，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
曹：3000多块，加上报名费4000多块，一共7000多块，都是要自己掏。面料就在木樨园淘来的，为了省钱，花了不少功夫。

 城市画报 2003/02

      1935年，我21岁的姨婆踏上东渡的轮船，跟随新婚的夫君漂洋过海来到了长崎，开始了她的蜜月旅行。67年后的今天，我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1小时15分钟之后，便来到了当年姨婆蜜月旅行的第一站——长崎，这个四百年前不过是个小小渔村的海港城市也将成为我九州之旅的起点。

      作为日本锁国时代的唯一开放港口，长崎不仅因为中国、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文化影响而富有异国情调，其绵长的海岸线和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更令这个小城成为一个浪漫的度假之地。

      这是一次偶发的旅行。长崎对于第一次来日本的我来说，不仅是姨婆口中常常提到的那个干净美丽的小城，更是人类战争史中惊心动魄的一瞬。然而此刻，当我坐着缆车登上稻佐山，俯瞰万家灯火的整个海港，丝毫不差欧洲黄金海岸的夜景。很难想像就在57年前，这里曾被原子弹夷为平地。或许是从如此的重灾中获得新生，长崎人言语不多，眼神中却透出真诚和坚定。而如今安静、平和的气氛则令此地犹如世外桃源，只有和平公园和原子弹纪念馆才能让人回忆起其痛苦的历史。

      没有都市的喧闹，更没有所谓的夜生活区。长崎像大多数湾区城市（比如旧金山），喜欢热闹的人会觉得有点闷。晒晒太阳，看看风景，再逛逛欧式园林，我倒觉得长崎是个逃离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之后的绝佳去处。

      我在一个由家族经营多年的旅馆下榻，老板的儿子每天早上六点半就来上班，一直工作到半夜。长崎的年轻人给我以兢兢业业诚恳工作的印象，他们似乎并不羡慕大城市的繁华，而以长崎人自豪。

      如果对于上海人来说，长崎几乎就是个风景优美的公园，那么海东面的熊本对上海人来说就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了。上通和下通商店街的气氛像极了南京路，甚至连人也是那么多。事实上，这里是日本西部最大的拱街，如果有什么shopping的计划，熊本是“下手”的最佳时机。百货公司大楼里新设了熊本现代美术馆，于是我因为着迷于草间弥生的一个装置作品“春雨”而逗留太久，等回过神来，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了门。

      然而这也算不上什么损失。但到了熊本，如果不去阿苏火山，那才是真正的遗憾。阿苏就在熊本开往别府的路上，所以顺道去看一看这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口，绝对是旅途中的一个精彩刺激项目。如果你体力够好，甚至可以学学当地人的样子，来一趟“暴走”，花五个小时从山脚一直走到山顶。

      于是别府就成了这样的体育锻炼之后最最合适的落脚点了。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温泉胜地背靠两座大山，面临风平浪静的别府湾，整座城市被无数像棉纱似的白色烟云所笼罩，犹如仙境。

      除了老挝的朗勃拉邦，别府是又一个令我心动得想住一阵子的地方。除了这里漫山遍野的各种温泉，这个小城像个慵懒的美人，静静的，悠悠的。骑上单车从东头到西头，也不过十几公里。小街两旁到处可见传统的日式房子，每隔几步从下水道袅袅升起的温泉蒸汽就会挡住你的视线。这种场景，犹如一部神秘的好莱坞黑帮片：雾气缭绕中，女主角从街的尽头缓缓走来，她的身影模糊不清，高跟鞋在石苔路上嗒嗒作响……

      大分和别府近得互相看得到，但她却已是个颇具现代化的新兴城市。被称为“巨眼”的体育场作为世界杯的赛场成为大分人的骄傲，而另一样被奉为“县宝”似的骄傲则是世界级的建筑大师矶崎新。有趣的是，我从大分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在一个研讨会上巧遇他老人家。当我问及为何他在别府这样一个保持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小城安插一座如同外来生物般格格不入的了望塔时，他却给了我一个绝不像八旬老人思路的回答：别府需要新鲜的血液，他说，这样这个城市才不至于在现代社会中消亡。

     日本正是一个在完美保有传统的同时不断融入现代化文明新鲜血液的国家。而这一段九州的旅程平淡中有精彩，传统中有现代。一路走来，你不会因为东西太多而赶得着急以至于眼花缭乱，也不会因为景色乏善可陈而昏昏欲睡或草草收场。这正适合一个旅行者在路上的节奏和感觉。

九州之旅实用信息（长崎—熊本—别府—大分）

美食：

莲根
芥末莲藕是最能代表熊本的地方菜。将有辣味的芥末酱塞进藕的小孔里，看上去很好看，就象我们的糯米莲藕，可是吃一口就会知道辣得够呛也够劲！
马刺
全日本只有熊本人生吃马肉片，也叫“樱花生肉片”，其颜色鲜艳，没有膻味，食感柔软。这种吃法反映了熊本人豪爽骠悍的性格。你敢吗？
熊本拉面
曾经风靡上海的“味千拉面”就是来自熊本。所以到了熊本，就一定要去尝尝以大蒜味道和浓厚骨头汤为主流的正宗拉面。
别府地狱蒸菜
因为拥有高温温泉，别府的铁轮地区和明矾地区各家各户自古以来就有利用温泉的蒸汽（喷气）来蒸饭、蔬菜、鱼类和贝类等，被称为地狱蒸菜。由于用高温的蒸汽一蒸即好，因而食品原有的香味被引发出来，煮好的海鲜不沾任何调料就有滋有味。
海地狱之蛋
别府有名的蓝色温泉，称为“海地狱”。（这里地狱的意思是温泉）当地人把鸡蛋放进篮子，吊在温泉里煮，不消五分钟，就可以品尝新鲜的白煮蛋了！
生河豚
大分是全日本唯一获得执照，可以售卖河豚鱼生鱼片的地方。在这里，你不需要“拼死”，尽管放心大胆地品尝美味的河豚鱼。但要留意荷包哦，吃河豚鱼的价钱每位需要100美金！
崛川饭店是大分市很有名的河豚料理店，老板还当场为我们表演了活杀河豚鱼。
地址：大分市都町三丁目五－五

精彩去处：

长崎原子弹资料馆
展览着美军投下原子弹之前的过程、被害的惨状、以及当时被毁物品的模型及原件等等。一只停在11点05分的破损挂钟把人们带回1945年8月9日那个悲惨的时刻。
稻佐山夜景
美丽的海港夜景毫不亚于欧洲黄金海岸，号称是1000万美金的夜色！当地谈恋爱的年轻人总喜欢登稻佐山。要分手了，就眼泪汪汪地去看最后一次夜景，可是结果也许是被浪漫的美景打动而不分啦！
阿苏火山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火山口。据说最近一次爆发是在十年前。喷火口冒出的硫磺味气体，犹如地球的呼吸一般。靠近直径 600 米，深 130 米的火口看到那烟雾升腾的样子，好像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令人感到恐惧。但是尽管放心，周围的安全防护措施十分完善。
山脚下的“八菜家”餐厅所用原料都是在阿苏农场自家种养的，十分新鲜环保，并且价廉物美。
熊本上通街、下通街，以及市现代美术馆
上通街和下通街就似熊本的南京路。两条步行街商店林立，琳琅满目。设在百货公司大楼里的熊本市现代美术馆虽然是个小美术馆，却极有趣味。除了一些国内少有机会可见的大师藏品如草间弥生的作品，还有更多富有参与性和趣味性的作品，如弹上去有音乐声的乒乓台，可以让你躺下看书的装置等等。不失为一个逛街逛累了休息的好地方。
高琦山自然动物园
位于大分市和别府市交界处的高琦山野生猴子颇为有趣。或许是管理有方，他们比武夷山的猴子可文明多了。在喂食时间前往，就可看到大批猴群交替的壮观场面。
地狱周游
先不要害怕，此地狱实指温泉。别府的温泉多得数不清，最有名的要数像火一样红煮得翻滚的“血地狱”，像海水一样碧蓝清澈的“海地狱”，将地下热水喷出20米高的“龙卷地狱”，还有山地狱、白地狱等等。这些地狱都是只能看不能泡的，可是到了别府，就一定要亲身下一次“地狱”。这些温泉有消除疲劳、治疗疾病等多重功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温泉。
全球塔
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的手笔。站在100米高的展望甲板上，可以欣赏到360度的别府大全景。

住宿：

西九州的旅馆房价平均在80美金左右，你可以选择那些带早餐，并且有免费温泉的更实惠。

Japanese Hotel SAKAEYA，位于别府著名的铁轮温泉区域中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却是个也许提前一年都定不到房间的著名日式旅馆！旅馆只有五六间房间，全是榻榻米，价钱在150美金左右，包含两顿饭和免费的温泉。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地狱宴”，也就是利用温泉蒸汽烹饪的美味佳肴，同样价格不菲。旅馆所有员工都是老妈妈，只会说日语，要提前定房，可就要凭运气啦！
Tel: 0977－66－6234

信息准备：

日本观光振兴会的网站有中文，旅游咨讯应有尽有。
http://www.jnto.go.jp/chs/

行程安排：

上海—长崎（周一／周五）和上海—大分（周二／周六）均有直航班机，航行时间约一个半小时。最合理的安排是从上海出发到长崎，然后由大分返回。其间的交通可以利用高速大巴、轮船和火车。

ELLE 世界时装之苑 2003/02

      弗洛伦骑着28吋的永久自行车熟门熟路地停在我们约好的布那咖啡馆门口，好像他一直住在这个城市，和我这个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上一杯的人一样，对这一带了如指掌。

      弗洛伦背着一个好像从垃圾箱里检回来的破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不成样子。他的牛仔服也破得不像样，整个右肩几乎都露了出来。这种破法不是那种名牌牛仔故意做出来的摆设，而是真正穿破或者曾经历过一场战斗之后的成果。将近两米高的他因为瘦，感觉高得有点吓人，再加上那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黑发，我不得不承认，他整个人看上去很怪。

      事实上弗洛伦和他的伙伴是我前一天傍晚在一个小工棚里“发现”的。从美术馆的后门走到前门无数次，一直没在意那个搭在草地上的工棚，直到要离开时突然发现工棚前的小灌木上有个白色的牌牌，才知道原来这也是双年展的一个参展作品。心里想，这也太胡弄人了吧，没料到随手一推门，更是吓了一跳。小小的棚子里挤满了一堆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东西，仔细一看，居然还有五六个人！弗洛伦坐在最靠外，他伸出他的长脖子对我说，“嗨！进来吧！”

      这个被叫做“双赢项目”（Win-Win Project）的作品是弗洛伦和他的另三个伙伴——杰拉廷小组（Gelatin）到上海以后亲手搭建的。他们最初的方案被双年展艺委会否决了，因为那个被叫做“中国电话”（Chinese Telephone）的方案需要1000个观众共同参与。“他们担心会被法·轮·功或其他犯罪分子钻空子，非常害怕。我们把数目降到400人也不行，”弗洛伦瞪着他的圆眼睛说，“我们能够理解，反正我们的方案也不是第一次被否决。”

      其实我个人认为也许双年展的观众也没损失什么。所谓“中国电话”不过就是传话的游戏，这在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中早就被玩烂了，只不过弗洛伦他们把它的规模扩大了。“可是我们来中国是希望和中国人一起合作做点事的，”小组另一成员阿里说到，“我们又不是真的来搭工棚的。”

      所谓双赢，也许是一种双方无奈退让和妥协后的结果。有趣的是，双年展组织者无意中把这个作品的题目错写成了“双赢状态”（Win-Win Situation），倒也符合事实。

      到中国来是小组成员们三四年前就一直向往的事。所以当策展人克劳斯办公室邀请他们的时候，“我们根本没问上海双年展是怎么回事，”弗洛伦说，“我们就觉得能有机会来中国太好了。”而没有任何方案（原先的方案被否决了），两手空空地就来了这样的礼遇恐怕也是在别的双年展所得不到的。“我们发现外国艺术家拿5000美金，而中国艺术家只有800美金，这太不公平了。”小组成员们说到。

      四个人大约花了“昂贵的”1700元人民币在襄阳市场附近的一家发廊进行中国式的形象改造。他们要求发型师把他们一头卷曲的长长的黄褐色头发拉直、染黑，这令发廊里所有的人迷惑不解，因为满屋子的上海女孩都在忙着把她们的头发染黄、做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形状怪异，黑得像假发的产物就是他们筋疲力尽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的结果。然后四个人又冲到商店买睡衣，顿时给这堆本无人问津的滞销商品带来了小小的销售高潮。“我们一试穿，一下子来了一帮人也去争先恐后地翻那筐睡衣，”弗洛伦似乎得意洋洋，“后来有一天我穿着这睡衣在超市买东西，一起排队的一个阿姨和我穿得一模一样，真好玩！”

      我不得不告诉弗洛伦，我在法新社的记者朋友一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新闻稿，说上海人如何穿着睡衣上街买菜散步，被我斥为是我看到过的最无聊的新闻之一。没想到一年后，居然还有人把这个做进自己的艺术作品，实在令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在这个城市呆得太久而有点痴呆了。“可我们觉得上海人太棒了，他们穿着睡衣在自己的城市里旁若无人地闲逛，感觉好极了！”弗洛伦和阿里先后向我解释。

      美术馆草地上的工棚是个上海任何一个工地上民工们栖息之地的完全拷贝。从外表看，它的拙劣和杂乱一如工地，而令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大工地里的人可以在路过时毫无知觉地忽略它。工棚里的布置是四个人在上海SHOPPING之集大成——从英俊的藏族青年手里买来的羔羊皮铺在木板上，成了一张温暖的床；一个破收音机正放着地方戏曲；满屋子挂满了花毛巾、小纸灯、尼龙绳、睡衣等等因为太多太花里胡哨而搞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那里有电，有油汀，有饮料，展览看累了去那里休息正好，”阿里认真地说，“可舒服了。那是我们在上海的家，真的。我们和人谈事，见朋友什么的，都在那儿。”

      好像是四个顽皮的男孩子在过家家，玩得还挺过瘾。其实打开杰拉廷小组的网页，你就会发现这四个大男孩一直就是在“捣乱”。可能因为顾及到是在中国，他们的行为怎么说也比以往收敛了许多。

      2000年德国汉诺威的世界博览会上，他们做了一个项目，可是参观者必须脱光了潜到五米深的水底，才能看见他们所展示的“世界奇迹”。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也就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个什么“奇迹”。（据说是一间堆满了垃圾的房间。）我把这个信息写出来，也是想提醒刚刚申博成功的上海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把他们请过来。而在奥地利的一家画廊，他们挖了个地道到街对面的匹萨店，可以在地道里听见店里客人的喧哗声。这让我想起伍迪·艾伦的那部电影，一帮笨贼挖地道去珠宝店，却挖进了超级市场。总之杰拉廷小组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他们的另一个作品名字来概括：杰拉廷这次又搞砸了（Gelatin is getting it all wrong again）！

      “我们总是把事情搞砸，”弗洛伦自己也笑起来，“我们看上去很好玩，我们总是 表现很差。”这四个行为不端的坏小孩好像还挺受欢迎，总是被夜总会、戏剧节什么的邀请表演，也不断地去各种双年展包括威尼斯双年展以及各种美术馆包括P.S.1做展览。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一个照片作品，四个人脱光了像艳舞女郎一样搔首弄姿，名为“我喜欢我的工作”（I Like My Job），想想他们在上海再怎么折腾，也算乖了。

       弗洛伦他们对自己在这次双年展上似乎被忽略的地位倒也无所谓，“阿兰娜大概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吧，”弗洛伦咯咯笑着，“真的，不完全是开玩笑。至少我都没在工棚附近看到过她。”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宇宙，讲不同的语言，”阿里说，“我们住在单人房，她住在行政楼层；她是摩天大楼，我们是小破棚子。”

      曾光临“寒舍”的另一位策展人李旭却被他们称之为“Mr. Biennale”，因为“任何人有任何问题，都去找他”。弗洛伦对李旭是否喜欢他们的小工棚没有信心，不过他更关心有多少观众会否前往。“现在你写了文章，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个可以喝口水甚至躺下来休息放松的地方了。”他不失时机地推销，“这次展览上皮皮罗蒂的作品也特别棒，每一个进去的观众都在笑。这对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小组成员沃弗尔刚一进来，话题就扯了开去。即将搬出国际饭店的一伙人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便宜住所，“24小时桑拿！”弗洛伦激动地叫道，指给我看写在纸上的地址――那是局门路上的一个浴场。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策划怎么坐火车去武汉或其他乡下地方，因为“光到上海不算真正见过中国”；阿里则反复跟我学“糯米枣子”的发音，因为那是他最喜欢的一道菜，他得天天点。

      就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收到弗洛伦从巴黎发来的邮件，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们后来到底去了那儿，反正特别高兴地和一大帮乡下孩子踢足球，和他们的老师们喝酒。然后他问我是否上得了他们的网站，有没有收到安东尼给他们拍的照片，“我为那个宜家展示感到遗憾”，他最后结尾。

      由于他颠三倒四的写信方式，我不知道他是指自己的小工棚呢还是双年展。

 艺术世界 2003/01

      关于这两个城市，已经有无数人花了不少笔墨和口水做了无数讨论；关于这两个城市里的人，至今仍然互相看不惯，在说不清楚是羡慕还是嫉妒、是讨厌还是暗恋的情绪中彼此叫着劲儿。在此，我真的不想再举那些举不完的例子，打那些打不完的比方，为任何一方辩护。事实上，这种对比无聊得很，也平常得很，就象纽约和洛杉矶，巴黎和马赛，伦敦和利物浦，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这种当地版的双城记。

      作为一个刚刚移居北京的上海人，东南西北还没辨清楚，对于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的路数，实在还没有摸清楚。尽管我以往有过很多次在北京度过的疯狂周末，但那时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路人，其感受和定居下来后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在旅途中曾经邂逅的那些小城，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永远美好的记忆，是因为当初我人没有留下来。现在的我，对北京已然没有了向往，生活的细节成了最卑微最琐碎也是最直接的感受。

      一个比我早到北京一年多的上海朋友在向我解释怎么去家乐福的路线时，特地跟我强调，“我一直喝光明奶！”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了他对北京本地或者说上海以外国境线以内产品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感从一罐牛奶一直延伸到他坐在办公室里对手下人的态度。

      然而我懒人一个，就近去了京客隆。离家最近的小超市有我们家的日常饮料——健怡可乐，我顺手也就把三元奶往篮子里搁了。说到这个小超市，不得不罗嗦两句。我在上海的家门口，大小不一地罗列着不少阿婆阿叔们开的小卖部，再加上超市、便利店，简直是乐坏了我们家两条懒虫，可是搬来北京后，就再没有半夜下楼买几串鱼丸的乐趣了。生活上的不方便，几乎是所有有过上海北京两地生活经验的人对北京的众口一词，存储白菜的日子是过去了，但仓储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对于我这种喜欢在回家路上顺手买一瓶汽水，写字写到凌晨突然想来一支巧克力雪糕的人来说，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冰箱苦笑了。

      说回前面提到的这个小超市，却出人意料地有品种齐全的奶酪，价格低廉的匈牙利萨拉米，各种早餐麦片甚至美国产的健怡可乐！总之西人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这种绝对具有针对性的生意头脑，从未出现在上海街头此起彼伏的小铺子，却突然像海市蜃楼般矗在我们北京家门口的大工地对面，着实令我迷惑不解。

      我尝试着分析：北京有钱人多，有车族多，就有周末开着车大肆采购的生活习惯。而大部分老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买东西有规划，24小时便利店的功能似乎微乎其微；北京外国人来的早，数量多，就会有这种专做老外生意的小店。可是我又一想，那么像我这样对生活质量有点小小追求的穷人眼里的富人，富人眼里的穷人们呢？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怎样寻找一种较为舒适实惠又讲求情调的生活方式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个不言而喻的暗示——上海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而北京，一个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城市，似乎没有狡捷的中间路线。没钱买私家车，就只能硬着头皮钻进臭臭的夏利去赴宴；不像在上海，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地预定红旗出租车，起步价：10元。

      类似的例子只要一在有上海人的北京饭局上开讲，就没了刹车。最令我尴尬的是，每每有人介绍我时说，“这位是刚从上海移居过来的……”便总有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惊呼，“呦！这年月还有专门从上海搬来北京的？”弄得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被排挤出来的。是啊，上海如此的热门，连台北的朋友过年发来短信都开玩笑说，这个地方很快要人去岛空啦，全跑上海去啦！而我，居然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往沙尘暴里钻，大概也只能怪自己嫁错了人，随夫冲军了。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还是在叙叨文章开头我所说的那些无聊的例子和对比，这不得不让我承认这篇文章的无聊。已经申奥成功的北京和申博成功的上海哪个更好？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很无聊。我只清楚一点，我搬来北京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追求无聊，而我深信，在这一点上，北京绝不会令我失望。

      我和陈幼坚先生是在一次朋友的家庭派对上认识的，大家都亲切地叫他Alan。其时，他还和我们一帮人躲在书房里看了他公司的幻灯演示。因为其中一则由他出演的麒麟“陈先生”茶的广告是在我十分喜爱的越南顺化拍摄，令我印象深刻，也对他多了几分好感。然而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个Alan就是国际设计界鼎鼎有名的大师陈幼坚。

      之后，在2002上海双年展的国际论坛上非常惊讶地看到陈幼坚的名字排在演讲人的名单上。此次双年展的主题为“都市营造”，是一个探讨建筑与艺术在当下都市发展中的相互关联和演绎的展览。这和平面设计师出身的广告人陈幼坚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国际论坛的演讲中，他一开场就宣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都市营造’就是‘品牌’”。这听似广告语的宣言，又究竟是暗藏商业玄机，还是确有设计理念？

      年过半百的陈幼坚自中学理科毕业后，只学过十个月的设计课程，还是在夜校。然而二十多年来，他荣获香港乃至国际奖项的数目竟然达到500多个，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地名声大噪，设计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被设计界视为“圣经”的《Graphis》杂志曾将陈幼坚设计公司选为世界十大最佳设计公司之一，他设计的海报及艺术挂钟被美国旧金山市现代美术博物馆纳为永久收藏品。

      这样一个被推崇为“打破东西方文化隔膜的设计大师”，自己毫不讳言他的创作之所以被世界所接受，是因为他具有市场理念和商业头脑。而当他以一个“新”的身份——艺术家，出现在上海双年展的时候，更是大讲特讲市场、品牌、商业这些很多国内艺术家都十分忌讳的词语。

      这又一次引起了我对他的好奇和兴趣。商人？设计大师？艺术家？社交名流？Alan  Chan这个名字的涵义究竟有多少种演绎的方式？

CASA：Alan，你是一个商业设计师。怎么今天摇身一变成艺术家了呢？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艺术展览吗？
陈：不是。我参加艺术展览已经有很多次了。第一次参加是三年前在香港美术馆。当时的展览主旨是邀请一些“非艺术家”类型的人来参加，如摄影师，设计师什么的。结果展览结束后，我的作品是唯一被美术馆收藏的。后来王梁洁华基金会的一个策展人跑来对我说，我其实可以成为艺术家。至少他认为我就是艺术家。

CASA：那是个什么样的作品，如此令人钦佩？
陈：我每年都要去日本京都一两次，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后来我在京都的嵯峨野地区拍了一张竹林的照片。也就是你现在在双年展上看到这张。不过当时在香港的展览上，是3张根据这张照片重新打乱拼贴铺排的照片拼贴画。而现在是将拼贴的照片贴在了一根根的铝杆上。这个作品《京都，我的爱人》在今年五月参加了“二零零二芝加哥艺术展”，十月参加了瑞士巴塞尔艺术展。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一年里会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那么多重要的展事，简直像做梦一样。

CASA：你是喜欢当设计师还是当艺术家呢？
陈：说实话，对于做设计师，我已经感到非常疲惫，并且痛苦了。做了这么多年，还要继续有所创新，这条路走得我很累。而当艺术家多好，尤其是当你成名了以后，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东西，艺术家嘛。哈哈，但愿我有这样的运气。

CASA：日本的杂志曾经这样评论你：“日本人只认识2个中国香港人，一个是功夫电影明星成龙，另一个是世界级的设计师陈幼坚。”事实上，你这些年在日本的确做了很多设计，比如西武百货，精工手表，三菱银行，NIKKO等等。我可以理解同样享有东方文化的日本人认同你的设计理念，可你又是怎样让西方人对你源自东方传统文化的设计买单呢？
陈：因为我商业。我是个完完全全“commercial-minded”（具有商业指导思想）的设计师。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给了我一种注重市场的观念，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在设计中所坚持的东西。我总是从市场概念出发，而创作意念就是营销方式的演绎；市场向导是任何创作的头等大事。就是今天我作为艺术家参加艺术展览，我也要说这个话。一些艺术家装作很低调，其实他们心里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来看他们。不要对我说那些废话，在我面前不要摆这种姿态。我找到一种方式和人们沟通、对话，这有什么不好？人们理解其中的精神最好，不理解也无所谓。像毕加索、达利这样的大艺术家，他们都是很讲究市场，懂得市场的。

CASA：我注意到你对东方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上的运用绝对不是简单地“拿来”，整一个老祖宗的东西来胡弄老外。在你手中，文化得以再度融合、新生，甚至延伸。这是否与你所处的环境——香港，一个杂交的本土文化孕育地有关呢？
陈：的确。我以前工作的公司上司都是外国人，使我有机会以一种西方的眼光来看香港。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工作的确对我的决策很有帮助。能有这种东西放的标准，是我更能专注，更知道该做什么决定。香港非常小，也非常多样化，它反应的快速使之成为一个极好的试验场。

CASA：在你的学习以及设计生涯中，是否有受过其他设计师或艺术家的影响？
陈：那太多了。不光是经典的东西，任何有创意的，与众不同的艺术和艺术家都曾经给予我灵感。不单单是艺术家，比如朱镕基总理也给我很大的影响。中国人历经沧桑，过去常常被西方国家看不起，甚至现在我们的一些产品啊，设计啊，还是要被人说不好。我所作的一切，都是要让世界看得起我们中国人，我一直所探询分析的，就是寻找一种方法，把我们的文化呈现给世界，让西方人不止看到肤浅表面的一层，而是要尊敬我们伟大的文化。从这方面来讲，我所努力的已经超越了个人行为，也不仅仅是生意行为或者艺术行为。

 CASA International 国际家居 2002/12

       最boring的party是要求着正装的party，不仅是塞在尖头皮鞋里的脚趾痛苦，面部肌肉也会因为整晚的微笑而抽搐；最sweet的party是家庭睡衣party，可以四仰八叉地斜在沙发前的地板上和好朋友说笑话，饿了马上煮泡面。

      也许是老了，朋友的圈子越来越小，对交往的人也越来越爱憎分明，一些公共场合的party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睡衣party可能是夸张了一点，但我想强调的是，至少私人party上你不必假装是谁，更不会和一些明明不认识，并且莫名其妙的人扯上老半天。

      我每次在那些人潮涌动的“著名”party上碰到一些脸熟的“朋友”，点头之余，总是十分惭愧。因为我知道就在我心里嘀咕着“怎么哪儿都跑不了他”的同时，他一定也在同样算计着我。

      近来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开始串场。我在一些艺术圈的party上开始频频碰到演艺圈的人，而几周前的一个时尚party上我又看到一些被艺术青年崇拜的“大师”。串场的原因有时候很偶然，或许只是朋友带朋友牵扯出来的；串场的乐趣有点像演员反串，带点玩票的性质，最好捎带着再显示一下自己品味高尚或者涉猎甚广。

      Party既然是舶来之物，有好一阵子party组织者们会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邀请老外客人身上。不论是什么性质的party，看着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满场串，好像就是个特了不得的成功party。再加上老外天生人来疯，会起哄凑热闹，party的气氛也就热火了起来，主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老外最大的功能还在于消耗party上的饮料食物。因为国人一来不习惯端着个酒杯站着瞎侃，二来不喜欢捧着盘子边走边吃，就算是一开场穷凶极饿地抢着排队，两三个回合下来早就找个角落里的椅子坐下歇着了。而老外们劲头就足了，首先自助餐里的那些西式点心本来就是他们的心头所好，其次无限畅饮的啤酒红酒和香槟更令他们心花怒放，不喝个痛快简直就是浪费。

      于是就有那么一批不知从哪里来的老外，每次八杆子打不着的party你都能看见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既和主办方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也不是像我这样好歹打着自由撰稿人旗号为报道而来；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party，怎么拿到请柬的，或许根本没有也无所谓。总之他们循着酒香呼啦啦地就来了，他们的贡献就是给party带来了噪音和人气，同时也不辜负主人精心准备的大餐。

      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开个公司，专门为需要老外捧场的party主办方提供有组织的吃喝＋吆喝团队。要哪国人，男女比例，头发什么颜色，除了吃喝是否需要在disco开场时带头领舞等等。而这一边，我又可以帮助一大批没有公款吃喝的老外们时常打打免费牙祭。你说这样的生意岂不是无本万利？

    一个只有本国设计师参与的活动可以称之为“国际X X 周”，算得上充分体现中国人主动把自己和国际接轨的主人翁态度了。在某个转型为设计师的名模的秀上，由于人多地少，临开场居然往外赶记者给明星腾地儿，真可谓顾不得了。

    财大气粗的老板作派就不同了。市中心一溜整齐的高级大巴载着老记们奔向郊外总部，还有一溜小车尾随其后，浩浩荡荡地大摇大摆地毫不犹豫地穿过高速收费口。人家搞得定，就能把气势造得跟国宾车队似的。

    秀还没露上一眼，前戏已经做足。驶过了一片荒郊野地，突然有耸立的厂房，人声鼎沸，下得车来，便做梦般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好的PARTY各有各的好，不好的PARTY缺点无非就那么几样。老板虽然有钱，却还是犯了中国人常犯的错误——大吃大喝。本来人就多，还都在吃饭的点上，两场秀之间的自助餐便造就了人潮涌动的场面，蔚为壮观。刚刚看了那么前卫那么高级那么漂亮的秀，感觉突然回到了乡下亲戚春节摆宴席的阵势，实在是令人倒胃口。不过胃口好的自然多的是，他们擦着油腻腻的手打着饱嗝再回秀场饱眼福，心情一定也是愉快的，觉得此行不虚。

    事后有人说，那晚全北京的记者都赶往郊区厂房是因为盛传有钱老板要给到场客人一个发一个CDMA手机。是否谣言未经考证，但不管怎么说，那晚的FASHION是有水准的，没有看的人是错过，尽管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当红主持人破坏气氛，非要用他粗俗的自以为的幽默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把性感解释为下流。

    有时候真的不是存心要挤兑北京吹捧上海，但上海人再怎么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买菜的主妇篮子里还会带几朵新鲜的苍兰或康乃馨回家。而北京的有钱老板连意大利都少有的大厂房也盖了，却从楼梯到会场给你铺一路绢花，色彩倒也雅致，但假的毕竟是假的，好好的秀档次被白白降了几级。那个或许是为保持中国特色而请来的男主持更是不遗余力地再给人添道恶心，硬把肉麻当有趣，设计师的精彩之笔从他口里说出来都成了“咸湿佬”的大便宜。

    我们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向出淤泥而不染的设计师致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