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胸前依然“伟大”，尽管已经没有二十年前那么“波涛汹涌”；她的身姿依然撩人，尽管二十年前裸露的胴体如今裹得严严实实。在娱乐圈的惺风血雨中跌打滚爬这许多年，她居然在风韵渐逝之时重整旗鼓，再上战场。就在几个月前，她在英国男性杂志《Maxim》评选的英国男士心目中最性感的50名英国女性中名列第九，紧跟在另两位出镜率极高的英国女性戴安娜王妃和伊丽莎白·赫莉之后。她不明就里地接到上海的演出邀请，一路上意气风发，以为全上海有成千上万拥戴她的歌迷正翘首盼望。

      Sam Fox坐在希尔顿套房的沙发上正闷闷不乐地等东广的DJ阿彦前来采访。窗外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烟雨迷朦之中，昨晚的狂欢节开幕式因为一场大暴雨而取消，如果天气再不好起来，她明晚的个人专场也演不了，那这趟首次中国上海之行将以极其无趣和扫兴的结局而告终。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媒体关注到她的降临，因为更没有几个中国歌迷知道她的大名。同样在套房里忙乎着的是英国电视四台的摄制组，他们要跟拍Sam在中国上海的一举一动，因为东山再起的她有着无数爆料，令保守虚伪的英国社交圈跌破眼镜；而向来擅长以讥讽调侃手法制作纪录片的电视四台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捉弄明星的好机会——一个八十年代脱光上衣，靠拍艳情海报蜚声世界的半老徐娘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

      同样没听说过Sam的阿彦不得不在临上楼前借商务中心的电脑把刚拿到手的CD匆匆听了一遍。Sam不会知道，就连这个采访也是电视四台导演托人安排的，他想拍一个中国DJ和Sam聊天的场景，并且了解中国的音乐人对Sam的看法。

      然而全上海大概只有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孙孟晋一个人对Sam说得出个所以然，他居然还有一盘多年前购买的Sam的打口CD。孙孟晋也“应邀”前来采访Sam，采访中他客气地问，“您作为一个国际知名巨星……”。可是私下里，孙孟晋对Sam有个形象的比喻——“八十年代的小甜甜”。“她代表了那个年代的时尚，虽然不算超级巨星，但也够有名气和地位，很火。可是没有什么内涵，放到现在，肯定没什么人关注了。”他说。

      阿彦在听了Sam的最新专辑后，觉得制作水平还是较高的，在同类欧洲电子舞曲风格的音乐中还算中上水平。“明白自己现状，了解自己的发展，尽力拓展未来市场，职业素养较好。”阿彦总结到。

      这个总结可谓十分到位，甚至说明了Sam一直以来的从艺态度。十六岁开始给英国《太阳报》拍上空照片，成为“Page 3 girl”的她那时侯就十分清楚自己的长处，并以此利用一举成名。《太阳报》的Page 3后来还捧红了Kelly Brook和Jordan，是天生丽质，一心要往娱乐界发展的女孩的捷径，但是真正出头的实属凤毛麟角，多数只能沦为汽车广告女郎甚至色情片主角。年轻的Sam知道自己一直这样“空”下去不是办法，1985年，她开始发展自己的又一个梦想——成为一个歌手。幸运的是出师告捷，第一张个人单曲唱片Touch Me（I Want Your Body）1987年一炮打红，全世界销量超过四百万张，并在15个国家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一位。一时间，Sam几乎成了欧洲的玛当娜，风头之劲无人能敌。

      可是如果今天是玛当娜住在希尔顿的套房内，肯定不会如此门可罗雀。从一个艳俗的少女模特，到一个趣味风格仍然俗丽的蹦蹦跳跳的歌手，Sam似乎很难不让别人忘记她的Page 3形象，尽管她就此套上衣服，没再脱过。虽然她有一大批忠实的歌迷，自己还开始作词作曲显示才艺，评论界却仍不把她当一个严肃的音乐人来对待。而Sam自己在大红大紫一阵之后突然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从吸毒、放荡的丑闻中解脱出来。1997年，她以21ST Century FOX（21世纪福克斯）为自己的新专辑和新形象命名，重返乐坛。似乎是担心老朋友们忘了她，“恰巧”在新专辑发布之前，她又及时地在Playboy上秀了一把。

      随着新形象诞生的还有Sam语惊四座的自白，坦承自己一直是女同志！而同伴正是与她形影不离走南闯北，这次也跟至上海的经理人Myra。是真同志还是假同志？还是为了重镇乐坛的炒作？好像谁都说不清。但无论如何，这一自白不仅令英国娱乐界大为吃惊，也令无数男性fans大为失望。有趣的是，另一位被这次狂欢节请来上海作开幕表演的也是一个英国八十年代出位的偶像Boy George——一个经常把自己作奇装异服打扮的男同志！

      对这种似乎是巧合又像是故意的安排，Sam没有任何评论。过分自信的她曾经有过在日本、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开个唱的经历，便以此认为自己在中国也是炙手可热的。可事实是，当地媒体给予她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一个港台小明星，她更不会知道，连她的邀请方——狂欢节的主办老板在接受一家英文杂志采访时，居然也承认“Sam Fox对中国观众来说，算不上什么吧。”

      这倒给逛街带来了方便。连续两天的暴雨过后，终于放了晴，大家都松了口气。连同摄制组一帮浩浩荡荡的人马一早就往襄阳路市场进发，Sam的保镖John紧跟其左右穿梭在拥挤的人群里。Sam对球鞋很感兴趣，配合她的运动装扮，一口气买了好几双。在一家卖军书包的摊位上，Sam戴上有一颗五角星的军帽，样子挺帅。电视四台导演乘机心怀鬼胎地怂恿Sam买下，在晚上演出的时候带一定特别酷。Sam犹豫了，“不太合适吧？”她问随行的翻译。翻译不理导演的挤眉弄眼，如实告诉她如果她还想开发中国市场，这的确是件冒险之举，尤其是被官方看到的话。

      并非“波大无脑”的Sam把军帽放下了。时刻为自己的市场经济利益考虑，的确是她的职业素质。在Sam的个人网站上，只要你每年付15英镑的会费，就可以欣赏到任何一张她年轻时期上空玉照；作为“全英国被拍照最多的女人之一”，她的任何一张照片和海报都能在网上买到。花三四十英镑，你就可以拥有一套“Page 3时代黄金独家珍藏系列”。人口众多的中国，在Sam看来，无疑又是一个或可开发的金矿。

      然而中国人的音乐欣赏水平显然要比Sam估计的高得多，年轻的电子乐迷们关心的是好的音乐，不会在乎这个可以喊作“阿姨”的女人穿了几件衣服。襄阳路市场的摊主们只是把Sam当成又一个可以宰的“冲头”，在一个内衣摊位上，Sam看中了一件黑色的胸围，年轻的摊主对Sam的尺寸啧啧称赞，并不忘适时地抬高价钱。

      襄阳市场的保安可不买这个明星的帐，开始对不停扫描的摄像机镜头感冒，催促这伙人快点完事关机。可是来来往往购物的外国游客却认出了这个八十年代偶像，开始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更有追星族上前索要签名，他们之前绝想不到会在中国的小商品市场邂逅和他们一样淘便宜货的前“Page 3女郎”。乘着保安还在发愣，想不通这是哪路神仙，电视四台导演赶快换上8毫米电影机拍了个够。

      通往外滩的一路上，Sam继续频频被外国fans认出，索要签名合影。这令她被暴雨下得沮丧了的芳心大悦。再加上阳光越来越灿烂，晚上的演出估计不成问题，Sam在浦江游艇的甲板上大摆浦士，彻底配合镜头。Myra心事重重地坐在船舱内，她一边和已经在南京路演出现场调试音响的乐队成员通电话，一边再三嘱咐翻译帮忙请到EMI和SONY上海的头来看演出。

      因为前两晚的大雨，这一天聚集在南京路世纪广场前的人群明显减少了。由于是免费的演出，所以即使封了路，其场面也不像开幕式那晚如此混乱，至少没了票贩子们的轧闹猛。一个又胖又老的“企鹅先生”不断地重复着谁也听不懂的笑话，以拖延时间。Sam早就准备就绪，却在化妆室百无聊赖地磨洋工。Myra身穿黑色长风衣，用眉笔在眼部画了一副墨镜，头发梳成了小辫扎在脑后，活像从她老家意大利来的黑手党。她情绪激动地和狂欢节的主办老板争论着，手里挥着一叠类似合同的纸，最后居然拍起了桌子。前一天晚上还神气活现、口气颇牛的老板此刻有点颓丧样，大概总是有些理亏吧。而他们两人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电视四台的导演捧着摄像机正拍得起劲。

      人群开始不耐烦，他们中90％以上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在等谁，反正不是他们所知道的腕儿。快十点了，他们也有些站累了，打算回家睡觉。Sam就掐着这个点儿终于出现了。她的乐队成员为她做好了最充分的铺垫，除了Myra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弹”着键盘，其实她的任务只是陪Sam同台而已，仅作装饰。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气的明星怎么着也有些分量。比起前面那些草台班子的胡乱演奏，Sam和她的乐队无论是气氛、营造还是音乐阵容，都令在场的人精神为之一振。孙孟晋激动地捧着摄像机冲到台上，谁知没多久居然被那个愚蠢的保镖John一挥手推下了台！万幸之中老孙没摔坏那把老骨头，摄像机却不出影了。

      擅长现场表演的Sam果然老当益壮，跳得比唱得还起劲。台下虽说大多都是民工观众，听不懂唱词，但Sam性感的舞姿，挑逗的动作，加上哼哼哈哈的唱腔，也被煽动得兴奋起来。他们挥起手中的各式气球，跟着音乐节奏拍手，一时间场面倒也颇为热烈。面对南京路的霓虹，Sam几乎是一口气唱下了十一首她的经典和最新歌曲，包括那首举世难忘的的Touch Me，可是下面又有几个人是真正知道她的呢？除了电视四台的导演在台上紧紧跟着，几乎到了同台演出的地步；英国《每日电讯》专门派来的文字记者举着可怜的傻瓜照相机，怎么也拍不到满意的照片。

      不得不说，Sam是专业的，并且是敬业的，尽管她的音乐品位实在不怎么样。她两度被不平的台面绊倒，第二次干脆顺势跪了下来唱，等她再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已经渗满了鲜血。她的团队都是优秀的音乐人，为她制造烘托了极好的音乐氛围，歌唱技巧本身已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一台令人眼花缭乱的秀。

      面对南京路的霓虹闪耀，面对热情不断高涨的民工们，腿部受伤的Sam越唱越兴奋，她脱下外套，扔在台上，大声发问：“Am—I— sexy—???”

      因为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观众们有那么片刻的犹豫和疑惑。然而音乐声和嚷嚷声很快盖了上来，就在这样一片乱糟糟的喧闹中，Sam Fox，这个八十年代的Barbie Girl，带着一种自认为征服了二十一世纪之上海的满足感，退下了舞台。

      上海文化 2002/11

      海上花飘到京城，大有枯萎干瘪之危险。几日风尘吹将下来，花容失色。急忙咨询京城名旦，原来从洗面奶到润肤露，全套行头都得按照出行沙漠的标准来武装。上海版的产品摸上身，就像落在久旱干裂的田地里的几滴毛毛雨，滋溜一下就没了影啦。

      几个移居上海的北京女人喝了几年上海的水，虽然豪爽性情未改，皮肤确是滋润白嫩起来。一听我要随夫赴京，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好像昭君出塞似的。刚刚安顿好家，和女友去做皮肤护理，小姐一边清理额头鼻尖，一边问，“您是刚搬来北京的吧？”
“嗯。才一个星期。”我说。“怪不得。以后就不会这么干净了。”这么心惊肉跳的话，小姐却轻描淡写地说到。

      莫不是北京女人都由特殊材料制成？要不然何以如此伟大地与沙尘暴作斗争？可是翻遍当下的时尚杂志，探讨什么样的女人的话题都有，独独从不见人提起北京女人，好像这个选题既不屑被编辑提出，也没有读者感兴趣。难怪我搜肠刮肚地想也想不出北京女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要找个代表人物，脑子里居然很不恰当地浮现出慈禧太后的形象。

      前日随朋友去见识一所谓现如今京城里著名的“销金窟”。从外面看，此地毫不起眼，并且和北京城里大多数饭店一样，不可避免地对着一个大工地，然而推开厚重的白色大门，就如进入了另一个不相干的世界。白色的门板一长溜顶天立地，白色的纱帘从天而降，若隐若现地飘着，宛若徐克电影《青蛇》里的布景。女主人嘴上带着笑，眼里含着意，妖妖娆娆地从这桌客人飘到那桌客人，不等你反应过来，又像一缕青烟似的飘走了，和她四处摆放的那些扭曲上升的盆景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朋友大加评论，说此种作派绝非北京女人能为。和大多数饭店里实沉的大盘菜不同，这里的菜端上来，盘子大过洗脸盆，却只有三颗虾仁躺在一片玫瑰花瓣上。女主人高兴时会弹上一段古琴，再递上蝇头小楷手书的帐单，让你心甘情愿地刷卡，并且还不得像乡巴佬一样表现出没吃饱的表情。

      女主人果然是江南出身，到北京时间不长，却已把京城里的客人们搞得五迷三道的。这让我有些失望，到了还是没能见识北京女人的风采。

      不过从我搬进新家，倒是连着交了三个不曾谋面的女朋友。那就是家对面排成一排的Jenny Lou超市，Annie意大利餐厅和Suzie Wong酒吧。Jenny解决了我们家的日常用品，Annie的匹萨喂饱了两个懒人，而Suzie，我还没来得及去结识，想必和六十年代著名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里那个妓女苏丝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吧。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11

     “俱乐部就是snobbish的。”午后的阳光将玻璃窗上Ambassy Club精致的logo清晰地投射在墙上，周采茨女士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里，笃悠悠地说道。

      对面就是领馆区，位于淮海路的上海鸿艺会是一个新近落成的会员制俱乐部。和上海大多数的综合俱乐部一样，它设在豪华住宅小区内，是鸿艺豪苑内的一个消闲场所。然而顾问范小芳先生却认为，鸿艺会不同于一般小区的康健俱乐部，“这里是一个social platform，”他说，“我们将会是上海这一行的先锋，并且要复兴上海的俱乐部文化。”

     且不说七千多平米，投资近两亿的会所，看一眼鸿艺会的理事会名单，恐怕就不敢把其与小区健身俱乐部混为一谈了。理事会主席是在香港和澳门居多项要职的著名亚洲实业家何鸿森燊先生，理事会会员中更不乏“小甜甜”龚如心女士，新天地老板罗康瑞先生，孙中山先生之孙女孙惠芬女士等等名流。游历世界各地，参加过无数俱乐部的周采茨女士第一次来这里，看中了游泳池，纤手一挥信用卡就要入会。会所职工惊讶地问她不需要看看会所全貌，了解一下服务项目了吗？“不用了。俱乐部不就这些东西，差不多的。”她轻描淡写地说。

      不是每个人面对近三万元的入会费都可以这样轻松的。鸿艺会迄今为止已有四百多名会员，其中25％为本地人，30％为西方人，其他则来自香港、台湾等东南亚地区。但不论来自何方，会员必定是有钱阶层。范小芳先生认为鸿艺会的会员将会控制在一千人左右。“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仍然是有钱的上海人，”他说，“老外多数是以公司会员的身份进来的，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很少会自己花钱买会员卡。”

      对于谁是真正的有钱人，鸿艺会似乎拿捏得颇为准确。“最有钱的是本地企业家。”范小芳先生十分肯定地说。然而有钱并不代表一切，鸿艺会毕竟不是卡拉OK或大浴场，“这里是个高雅的地方，”范小芳先生强调，“健康、娱乐当然是会所的功能之一，但是形成一个高雅的、具有一定水准的社交圈更是会所的一项重要功能。”

      誓要精心打造本地新贵精英圈子的鸿艺会肩负重任。相比而言，早在1997年便立足上海滩的美洲俱乐部（American Club）在甄别挑选会员上要比鸿艺会简单得多。这个被称为“A Home Away From Home”的俱乐部 现有六千多名会员，六成以上都是美国人。位居29层的酒吧拥有全上海最独特的江景，外滩漂亮的轮廓勾勒出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观。站在这里和刚谈妥生意的伙伴碰杯，必定怀有一种天下尽得的雄心壮志。

      然而这份理想首先要有两万三千美金的会费垫底。美洲俱乐部的定位很清楚－－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生意人和外交官们的交际场所。如此exclusive的定位使得美洲俱乐部一直以来都高高在上，并保持着低调、冷静的姿态，以致于热闹的外界久不闻其动静，传出俱乐部要关门的谣言。“你看看这浦江两岸的发展势头，”新任总经理Jacob Knutte挥着手说
，“这里将会是全亚洲的金融、商业中心，而我们捷足先登，驻扎了这么多年，难道会在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撒手这样的黄金地段吗？”面对倒闭传言， Jacob并不怎么生气，而是觉得荒诞可笑。

      有着全球连锁俱乐部的企业化经营机制，又有可口可乐，花旗银行，IBM，柯达等等合作公司会员的后盾，美洲俱乐部的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静静地开下去。得益的当然也是会员，被同行认为“冷清”、“没有人气”的两大缺点反而成了俱乐部的两大优点。“我们又不是真的开饭店酒吧，” Jacob指着上下两层楼说，“我们不需要登广告，我们不需要人坐得满满的，闹哄哄的，这样不就和公共场所没有任何区别了吗？”

      不论是幸运地凭借公司会籍出入的高级白领，还是自己花钱入会的生意人，来美洲俱乐部的会员是以结识生意伙伴，或是“和自己在同一层次上的朋友或同行”。相对于单纯的跳跳舞、说说笑话的社交，这里的交际似乎更具有功利性。

      但是社交本身就是一件虚荣的事情，也有着十分明确的这样或那样的功利目的。起源于英国的俱乐部制度，简单讲就是某个特定圈子里的人群的活动轨迹。打猎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等五花八门的分类。然而不管什么俱乐部，它们都是所谓上流社会或者有钱阶层的游戏场所。按照周采茨的说法，俱乐部无非分两种，“一是讲名望，二是讲钱”。

      这样的说法或许比较极端。然而要历数上海的俱乐部之起源和发展，即便是名门之后周采茨，因为父亲周信芳的缘故，从小生活在晚宴和聚会的灯光下，也说不出太多所以然。“那时候我太小，记不得了，要问那些老克拉们。”她说，“我小时候常常被大人带去文化俱乐部，我记得那里的游泳池非常大，非常高。还有冰淇淋吃。”

      周采茨所说的文化俱乐部，就是现为花园饭店的原法国俱乐部，当时又称法国总会。解放后才更名为文化俱乐部，成为多数中国人，且是文化人的娱乐场所。这一发现，打破了人们一直以为解放后的上海不再有俱乐部的说法。按照周采茨的回忆，文化俱乐部至少在五十年代时仍然开放着，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才停止。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时间刻度作为上海俱乐部自缘起告一段落。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大量涌入的“外国暴发户”钱赚得又多又快。如果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上海俱乐部，也就是当时所称“总会”的衍生、发展。起源于英国的俱乐部，可谓原本就是西方人的休闲传统，再加上当时的殖民文化，少有中国人能身至其中，我们对于那个年代俱乐部文化的考证，只能通过少数文人的笔墨描述，并通过一些关于老上海的电影或画册赋以遐想。

      然而现今的上海人对“俱乐部”一词并不陌生，尽管它也常常被夜总会、酒吧或卡拉OK等所误用。高尔夫俱乐部首先让人们见识了俱乐部会费可以如此昂贵这一概念；健身俱乐部为抢夺白领顾客，不断地翻新各种消费方式；美容SPA俱乐部只为爱美女性所设；而雪茄俱乐部又是为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新爱好所服务的。Eddie Lee，上海雪茄爱好者都熟悉的名字，他在新天地所设的俱乐部已有十名左右会员。这个年费三万二千元的会员资格，更像是一种鼓励消费的促销手段。因为会员在这一年内可以享受到俱乐部所赠送的价值四万左右的红酒、雪茄等物，并且享受餐厅八五折优惠。

      这也算是俱乐部的另一种经营方式。在这个吞云吐雾的小圈子里，Eddie更有发言权如何把握其中的奥妙，他所面对的，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综合性俱乐部。那些花钱买个小盒子只为了存放雪茄的会员们，多数也只是为了共同的爱好才进得门来。

      而鸿艺会们就更接近七八十年前那些“总会”的概念了。那么会员的构成呢？“很土的有钱人会有，但一定不是主流。”周采茨这样说。而所谓有品位的本地新贵精英，是否是指那些留洋归来、手持外籍护照，甚至连中文都说不溜的中国人呢？如若门可罗雀，俱乐部果真能坚决地将“土财主”们拒之门外吗？那所谓的“圈子”又是否能如愿地建立起来呢？

      鸿艺会坚持认为讲究生活质量和品位的本地有钱人大有人在，只是分得很散，而鸿艺会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划地为圈”。美洲俱乐部不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因为那是一个更小的西方人的圈子，针对的是不同的目标群。

      和香港林林总总的俱乐部相比，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上海只一个鸿艺会，实在有些势单力薄。它或许因此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籍此便可宣称上海俱乐部文化的复兴，并期望囊括本地精英，这样的想法也未免有些天真。

      假以时日，或许会有更多的俱乐部应运而生。而现在，它们还只是这个繁华都市中的一块飞地。

上海私人会所简史

      “西人于朋友聚集之处，谓之总会。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英则在四马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菊，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

      以上景象，为熟悉洋场风物的南汇人黄协埙所写。此人清末曾任《申报》编纂，他在1883年写成的《凇南梦影录》中这段对当时总会的描写，成为追寻老上海俱乐部文化渊源的一个佐证。

      开埠后的上海，租界内外国侨民和商人越来越多，跑马场、酒吧、舞厅等吃喝玩乐场所也日益增多。渐渐地，有实力的外国侨民团体开始建立正规的俱乐部式总会。有专门的建筑，除了娱乐，还有室内球场、游泳池等体育设施，可谓吃喝嫖赌体育文娱等几乎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其中最早的要算1861年创设的英国总会，即上海总会。因为缺乏经费，英侨们开始只是在外滩建了当时流行的“东印度式风格”的建筑，直到二十世纪初，房屋显得陈旧落伍，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塔朗特（T.Tarrant）设计，翻修重建。大楼外观是典型的英国古典主义风格，内里装修有几处模仿英国王宫，故又有“皇家总会”之称。当年，一层有酒吧间、阅览室，二层有餐厅、宴会厅，三、四层为旅馆，五层为杂物房、职工宿舍，地下室有地滚球场等。英国总会虽说实行会员开放，但鲜有中国人可入内，多是买办之流。大部分会员为领事馆人员、工部局、巡捕房上层人员、军官、外商洋行银行、工厂、商店的外籍高级职员。

      上海总会在太平洋战争中关闭，为日军占领。上海解放后，此处先后为中国百货公司华东采购站和上海百货公司采购供应站。1956年，大楼交给国际海员俱乐部使用，1971年改为东风饭店至今。其中保存完好的34米长酒吧台可能至今仍是全上海最长的吧台。

      “巍峨总会建高房，体面西商尽到场。日正午时开大菜，沪江有事此评量。”

      “为开打弹设间房，盘式长台六尺方，四个牙圆如卵大，互相撞击赌钱忙。”

      两首竹枝词均出于清末颐安主人所撰的《上海商业市景词》一书，描述的则是十里洋场中外国人的总会。

     自英国人整修一新的上海总会1911年在外滩建立后，1924年法国总会在今长乐路茂名南路也造了一所豪华的建筑。这所名为Cercle Sportif Francais的总会有当时最大的室内游泳池，并设有网球场和保龄球球道，的确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体育俱乐部。但是社交仍然是会所最大的功能，和英国总会、美国总会相比，法国总会似乎更加讲求人人平等。这里吸收女性会员，尽管永远有更多的女性排着长队等待；据说这里也是第一个真正吸收中国人的俱乐部。1949年后，法国俱乐部改为文化俱乐部，成为一个文化人的聚集之处。

      现在，改装后的法国俱乐部为花园饭店的一部分，通过具有巴洛克装饰风格的高大的会议厅，仍然可想象当年纸醉金迷，金碧辉煌的场景。

      而和英国总会同处外滩的德国总会由德国侨民集资建于1908年，高三层，倍高洋行设计，楼顶有南北两个不同形状的巴洛克式塔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会被没收，后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购下。因房屋不敷应用，后由中国银行建筑部的建筑师陆谦设计拆除重建至今。

      相比之下，美国侨民建立总会较迟。先是1917年在南京路33号设立花旗总会，后在静安寺路建屋，改称斜桥总会，太平洋战争后为日军占作情报处。胜利后，成为美军俱乐部。直至1925年，才在福州路建造起七层高楼，始为花旗总会，即美国总会。
总会大楼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外貌采用美国殖民时期建筑风格，仿欧洲新古典主义威尼斯式。大部分会员是美商洋行银行的高级职员，也有少数华人参加。内里设有餐厅、酒吧、弹子房、扑克室、麻将室、阅览室，舞厅等。三楼还有房间可供会员住宿。上海解放前后，美侨大部分撤退，总会亦告停顿。1953年后，这里成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改名高法大楼。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总会就是上海跑马总会。其成立于1850年，由麒瑞、广隆等洋行的大班们发起组织，前10年间曾先后开辟过2个跑马场。1932年，总会拿出200万两银子，在跑马厅西北角（今南京西路黄陂南路口）造楼，成立高级俱乐部，既供跑马总会会员享受，俱乐部也可以吸收会员来消费作乐。

      当年底层设售票处、领奖处。一、二层间有夹层，为滚球场。二楼是会员俱乐部，有咖啡室、游戏室、弹子房、阅览室等。三层有会员包房、餐厅，四层是职工宿舍。之后，总会又在大楼南面陆续造了具有英国早期近代建筑风格的红砖墙二层房屋。1952年跑马总会大楼成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现在则为上海美术馆。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杨嘉右所著《上海老房子的故事》）

Shanghai Tatler 2002/11

      拉斯维加斯。彼此为邻的威尼斯大饭店和赌场。老虎机和赛尚之间短短几步路。

      威尼斯大饭店两边，是两座不到一岁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都出自荷兰前卫建筑师瑞姆·库尔哈斯之手。较大的那家是古根海姆拉斯维加斯馆，自开张之日起就摆满了各种各样时髦的摩托车－－“摩托车的艺术”展览；而另一家是古根海姆－赫米提杰馆（俄国圣彼得堡的赫米提杰美术馆分支），展放着一流艺术品如毕加索和雷诺等。“当我从古根海姆安静的展馆出来，听到叮当作响的老虎机，那种感觉几乎是超现实的。”威尼斯大饭店的总裁罗伯·古德斯坦如是说。

      这种并置现象充分体现了上一代美术馆转型期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着迷于展览的票房高收入，礼品店和餐厅的营业额，还有国际明星建筑师们的“象征性建筑”。

      大约有60家美术馆的扩建工程在美国各地展开，总计花费约51亿美金。百折不挠的古根海姆不但在柏林和威尼斯开了分馆，还准备花6亿8千7百万在曼哈顿南部建新馆，并虎视眈眈地盯上了巴西。八字还没一撇，里约热内卢那夸张的市长已经花了两百万美金研究古根海姆项目的可能性。巴西人要付的还不止这些－－6千8百万美金的造价，外加付给大师级建筑师让·诺维尔的保密酬金。

      扩建行为就像传染病一样不断蔓延。赫米提杰已经在伦敦的索美塞得宫占了六个房间，还要继续在阿姆斯特丹和广岛找地盘。而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不断地有博物馆或艺术机构的扩建工程在筹划和进行当中，他们中有的甚至已经几年都处在施工阶段，而有的还需要五六年后才能建成。这种全球性的狂热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那种单纯摆放艺术品的博物馆形式已经过时了，博物馆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既俱有学术讨论功能，又兼备休闲娱乐的场所。总之除了艺术本身的魅力之外，博物馆想尽一切办法招揽观众，留住客人。

      既然建筑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在博物馆建筑上做文章就成了扩建工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噱头。著名建筑师法兰克·格瑞在成功设计古根海姆比尔堡分馆后，被无数博物馆馆长围攻，要求他参与设计他们的扩建工程。这就仿佛电影导演为了保证影片的票房收入，一定要请到大腕演员似的。法兰克推却了98％的邀请，只答应了密西西比州比罗西一家博物馆的设计。

      于是长久以来，美术馆们自认为不再是逃离现实俗世的思想难民，而不过是都市中的另一繁华景观。“大型展览总被认为是有保证的现金收入，”洛山矶J·保罗·盖迪美术馆令人尊敬的前任馆长约翰·华尔士说，“但是大型展览不赚钱，所以美术馆们在选题上非常谨慎。”根据美国美术馆馆长协会的报告，1990年至2000年间，资金消耗上升了将近五倍，参观量上升了22％，会员上升了29％。

      接着就是萧条时期的来临。大兴土木的美术馆们开始疯狂寻找商业化展览的机会得以生存。过去的两年里，全球股市的滑坡损失了7兆多美金的财富，这也意味着不再有大量的赞助和捐赠。与此同时，参观量下降了15％至20％，美术馆们开始压缩，开始节约，开始考虑更低调的态度，更传统的方案。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一笔2亿美金的预算又被推迟了两年－－要2007年才能拿到。院长詹姆斯·伍德承认这个项目是董事会在“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形势下批准的。”在以啤酒和篮球闻名的密尔瓦基，一座如外星飞船般的美术馆竖在半空－－他们还缺2千万美金的补足。英国的美术馆拼命省钱，而在维也纳，一边是造价不凡的美术群馆项目令观众失望，一边又开发新的项目。

      像古根海姆比尔堡馆这样的神话似乎已成昨日黄花。它曾经令这个西班牙工业小镇一夜之间成为文化旅游者的朝圣之地，也让法兰克成了个名流设计师。然而一味仿效这种“艺术拯救经济”的模式的结果是令人失望并且担忧的。

      即使是开路先锋古根海姆也感到岌岌可危了，推迟了俄罗斯构成派画家凯斯米尔·马列维奇和波普艺术家詹姆斯·罗森奎斯特的展览。“推迟展览对美术馆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古根海姆馆长汤姆·克兰斯坚持说，“我仍然以为我们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正是这个策略－－不断地扩建－－让古根海姆的捐赠基金从1998年的5千6百万美金减少到不足2千万美金。克兰斯对此解释“我们提前还了一些债务”，事实上一半的钱用于填平市场低迷所带来的亏损。在拉斯维加斯，预计日参观量2000人的古根海姆和赫米提杰只有1600人的日流量，其中有不少可能还是算了两次的。

      文化旅游业可以用来购买城市的自豪，这样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美术馆泡沫现象。里约热内卢市长认为古根海姆美术馆可以“确立里约热内卢在全球的地位，使之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古根海姆里约热内卢馆理应分享古根海姆巡回展览的收藏品，不过因为古根海姆的某些举动，也不得不分享美术界的白眼。比如，古根海姆的2000阿曼尼时装秀为美术馆赢得阿曼尼提供的1千5百万美金的赞助保证。

      对于像古根海姆这样的战略方针，批评之声越来越大。“古根海姆的失败进一步肯定了法国模式的正确性。”BEAUX艺术杂志总编法布里斯·波斯杜说。法国的绝大部分美术馆都由政府赞助。然而就像巴黎满街的麦当劳，美国式的私人基金模式开始慢慢渗透进法国美术馆。罗浮宫每年接受4百万美金的私人捐赠，并且把道达尔－菲纳－埃尔夫和JP－摩根列为他们的合作捐赠伙伴。明年初会进一步征求美国的合作捐赠。

      这种美术馆的经营模式不乏捍卫者，克兰斯首当其冲。当人们指责古根海姆过于“商业化”，他说，“那要看和谁比。大都会博物馆全球的25个商店是更大的商业化企业。”波士顿工艺美术馆馆长麦尔康姆·罗杰斯强调，“大的文化机构在泡沫中升起，又在泡沫吹破后沉寂，这种说法令我感到备受侮辱。这纯粹是媒体人为编造的。”罗杰斯也许应该审视一下他在日本名古屋的分馆，又一个过度扩建导致惨败的例证。只有50万不到的观众前去观看贷款举办的波士顿印象派画展，而只有5万人左右去看了“大地母亲之声－－美国西南的印地安人艺术”。为了凑足5千万美金的预算，还要把展品从波士顿千里迢迢租过来，这严重挫败了当地经济，而分馆还需要2千8百万美金才能避免关门大吉的结局。

      美术馆馆长们会说，并不是他们造成这些问题－－下降的政府捐赠，收藏品的储存问题，上涨的日常开支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商业化，他们就完蛋了。他们更会把目前的萧条堂而皇之地归咎于911恐怖袭击。而观众们则抱怨越来越少的真正的艺术能打动他们。事实上，私下里美术馆本身也因为扩建工程的一再延期完工而抱怨不已，尽管他们的财政顾问一再宽慰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他们实在对于经济前景不抱乐观的态度，而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更加重了这方面的担忧。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美术馆面临的问题远远比财政问题更严重。“美术馆们正在逐渐失去他们的DNA，”洛山矶当代美术馆前任馆长理查德·克沙莱科这样比喻道。“真正的美术馆经历应该是，”华尔士说，“一个观众站在一幅作品前，全神贯注地感受思想的火花和灵光，吸收作品具有的精华。现在这样的经历太少了。”

      这种现象的消失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人们会对美术馆中艺术价值的流失有反应，”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艺术史教授莉碧·伦普金说，她和那些赌场巨头们一起工作，试图把艺术融入他们的企业王国。“与此同时，他们对合作的价值流失也做出反应－－他们走开了。”不幸的是，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他们在走开的路上，会被礼品店重重包围。

    全世界至少有超过七十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在筹备扩建之中，这里所列的只是其中几例。

＊本文为编译。

 艺术世界 2002/11

      属于这个城市里的“精英女人”们一落座就开始纷纷议论，“晓得吗，有个法国女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手机里都存着杨澜靳羽西的电话号码，邓文迪来了也要约喝茶，至于嘛？！

      也难怪，此法国女人乃法国鼎鼎大名的摄影师，密特朗之密友。专拍玛当娜、莎朗斯通、索菲玛索等等明星名流，而这次专程赶来上海是要制作“Ladies in Shanghai”项目。

     女人们当然起劲啦。那还了得，要拍上海女人？她知道上海女人是怎么回事吗？她能拍到上海女人的精华吗？一时间，托儿们放风出去乱找人，隔日就有电话上门，“我有个阿姨的同事的表妹的朋友的邻居，灵是灵得来！”上海女人的形象代言人啊，可得认真，不能坏了这地方的名声。

      结果人家刚到上海，拍的第一个人是个“外地人”吕燕，还要拍北京搬来的舞者金星，有无搞错？！第二天饭桌上的新版本是歌手影子（倒总算是个上海人了）因不满那个老女人要摆布她成妓女形象而愤然离去。

      女人们更兴奋了，“喏，我说没甚么好事情吧？你看看她给玛当娜拍的样子呀，简直就是cheap hooker嘛。”

     “她以为她是谁，就来蹦达几天，就可以对上海女人评头论足了。嘁，开国际玩笑。”

     “听说她还要找K房小姐、洗头妹呢。唉，王革里啊，侬不要轻飘飘哦，赶快打电话回掉，不要答应她拍。”

      Ladies in Shanghai——在上海的女人，不完全等于“上海女人”。审题不仔细的上海女人们七嘴八舌，把个法国女人骂了个狗血淋头，继续享受她们的情调晚餐，顺便再骂骂男人，心想除了我们自己，谁敢说了解上海女人？照例沾沾自喜地度过了一晚。

      法国女人却不吃她们这一套，自顾自要扎根上海滩大干特干了。某时尚杂志的派对，美女云集，连绯闻频传的章美人也赏光前来，不过带着一家老小十几口人。法国女人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盛会，不断地被人介绍和介绍自己。问她准备拍多久，她歪着头轻松地说，“我可是要在这儿呆一阵了。”不明就里的小明星被频频介绍到她面前，她礼貌地和漂亮姑娘们招呼着，浅浅地笑，表情淡然，看不出心里在琢磨什么鬼点子。上海女人们在她背后指指戳戳，“哦哟，五十几岁的人倒看不出么”，“气质品位还蛮好，蛮低调的嘛”，“一幅巴黎人的势利样子！”

      女摄影师听不懂上海话，她正忙着巴结一个上海女人，因为那个女人说，现在的上海小姑娘算什么，我八十七岁的姨婆和她的女朋友们才叫精彩呢。于是法国女人浅浅的笑立马换成殷勤的恳求，那我可以去拍她们搓麻将吗？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10

一个通达的城市，一群通达的女人。

雨中情

——周婕和karby

     “那是个下雨天，”周婕马上回答到。这个只有25岁的上海女孩快人快语，常常没等我把问题说完，坐在沙发上的她就连人带话地蹦啊蹦的了。

       1997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因为下大雨，还在广告公司打工的周婕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路过小卖部的时候，周婕叫司机停一会儿下车去买烟。“Karby就站在那儿，”周婕回忆到，“他一定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样的雨天很少有空车。”

    周婕让请求带一程的Karby上了车，却不知道这个美国男人就此踏入了她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小段上班的路程。

    这样浪漫的故事发生在了当时只有20岁的周婕身上，并且一如童话般顺利发展——“一年后，我们就登记了。”周婕又自己补充到，“很快。不过直到2000年才举行婚礼。”

       作为家中的独女，周婕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上海女孩。自私啊，任性啊，无理取闹啊，反正漂亮女孩子会有的毛病都有了。“Karby让我改变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成熟起来。”周婕认真地说。

     比周婕大8岁的karby从小父母离异，令他曾经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在日本读高中的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东方文化，“但是我不喜欢日本女人，”他说，“她们太被动了，这样的关系是病态的。”周婕在他眼里，是个既自然又天真，既傻乎乎又很认真的女孩。“最重要的是，她跟我交往无所求，”Karby说，“我也曾和别的中国女人约会过，那种要从我身上有所图的念头我一下子就能嗅得到。”

      上海女人一向以会算计、讲求实惠、精明而著称，能获此评价女人大概是不多的。“现在说起上海女人来都是不好的，太不公平了，”周婕有点忿忿然，“要说精打细算，如果是用在持家上，有什么不好呢？”周婕性格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她说这是来自爸爸的影响。周婕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对于女儿找来个外国女婿倒没怎么反对，只要他对女儿好，从哪儿来都无所谓。再加上Karby的中文很好，拍拍岳父母的马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作为驻上海的外国记者，Karby的工作十分繁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要去什么地方，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有时候你甚至还没搞清楚他去干吗，他人就不见了。”周婕说，“结婚后他下班早一些了，一般在七八点。以前十点下班是很正常的。”

      “西方的女人都非常独立，”Karby接着她的话茬说，“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如果我的工作需要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就需要我的妻子做出一定的牺牲，跟我一起走。我可不愿意分居，我要一个可以吃上热饭热菜的温暖的家，而不只是一天到晚的工作。”

      周婕对于这样的付出非常坦然，并且充满自信，“他是一家之主嘛，他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发展。等我哪天发达了，或许就该是他留在家里看孩子了。”

     “其实西方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就有这个问题，”karby又说，“夫妻俩都有工作，互相竞争力太强。要开BMW，要住大房子，什么都是争争争。可是到头来为了什么呢？孩子谁来管？家庭怎么办？如果我太太是个女强人，我就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夫’好了，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说到这儿，话题扯到了孩子身上，Karby大大咧咧地嚷着，“三四个不算多，七八个正正好。”全然没注意一旁的周婕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直摇头。

唱出来的爱

——海音和Dirk

       在去朋友家的电梯上，海音第一次碰到Dirk。“他哼吧哼吧地在唱那首《心雨》，”海音回忆到，“还老是那句‘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白痴极了。”

    难以忍受的海音终于对着根本不认识的Dirk说，“我最讨厌这首歌了，简直傻极了。”唱得正来劲的Dirk狠狠瞪了海音一眼，心想这个上海女人自以为是，多管闲事。

    出了电梯，他们才发现大家都是去同一个朋友家的派对，这样就算心存怨气地认识了。在Dirk眼里，谭海音是个事业有成的工作狂，一直在派对上大谈网络，而电梯里白白被训的经历让他感到备受侮辱。而在海音眼里，Dirk是个张扬的德国大男孩，一晚上都在又唱又跳地疯，居然还会唱那首大街小巷都唱烂了的《心雨》，大概品味也不怎么样。

    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餐聚会上，俩人又碰上了，又喝酒又聊天地还算开心，之后一伙人去了卡拉OK。这一次唱歌终于没让俩人再次反目为仇，相反，卡拉OK不仅让Dirk看到了海音柔弱深情的一面，也令海音了解到了Dirk善良、真诚的秉性。“人唱歌的时候，是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的。”海音说，“Dirk后来坦白，是我唱歌的神情把他打动了。”

       跟和哈佛同学一起成功创建易趣网的谭海音相比，Dirk的创业经历更为艰难辛苦。1996年他只身到西安学中文，第二年和一个中国哥们儿开始做帐篷生意。那时候他不得不不断地飞回德国打工，赚几个月钱再回中国花销。“我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破房子里，”Dirk说，“没有比那更差的居住环境了，我们就像外地民工一样。”

       然而这样的经历让Dirk比住豪宅的外籍白领们更透彻地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买几套明清家具，穿一身唐装那样的表面文章。当年拒绝贷款给他的德国银行开始邀请他回去做讲座，给要去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佬们讲授中国的生意之道。

   上海女人给Dirk感觉是很时髦，很有风情。经常去意大利的他注意到，一旦有什么流行时尚，上海女人跟风的速度与慕尼黑相比，一年比一年快。不仅仅是会打扮，“德国女人要么顾事业，要么顾家庭，”他说，“而上海女人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她们很聪明。”

      这样的夸奖对海音来说比什么都受用，“Dirk总是以我的成功为自豪，而他对感情和家庭的忠诚也让我逐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重要性。”

    自称具有上海女人的“适应性强”之特征的谭海音在别人眼里是个女强人，一切以事业为重。“结婚后，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了，”她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推到明天再做的。”

    有着爬山、打球、唱歌、美食等许多共同爱好的海音和Dirk不认为异国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各自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和观感。”海音说，“其他的差异都可以协调。”

       而深谙中国人相处之道的Dirk更知道如何当好上海的“毛脚女婿”。上门时背两句“听老婆的话，拎老婆的包”，围上围裙做一桌子西式大餐，足以哄得丈母娘开怀大笑。

    “上海女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们总能想尽办法，拐弯抹角地让男人们都听她们的话。”说这话时，Dirk全然不顾海音疑惑的眼光，一脸认真地说，“我这是夸奖，真厉害！”

爱就是信心

——Jessica和Bernd

     “Jessica不是典型的上海女人！”这是Bernd翻来覆去说的话。那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是上海女人呢？Bernd又眨巴着他那双孩子般的大眼睛说不上来了。

    曾在德国生活过六年的Jessica独立、果断，为人处世风格鲜明。也许是她比Bernd还大一岁，按照Bernd的说法，她是两个人中的“决策者”、“领导者”。

    不怎么会中文的Bernd坦陈自己也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上海女人的本质，“对于外国人来说，总会听到很多关于上海女人的谣言，什么只认钱啦，跟你交往是为了护照啦什么的，”Bernd说，“ 可是我公司里也有一些女同事，她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好，有能力，坚强，比较国际化。”

       其实Jessica正是能干精明的上海职业女人之典范。这一点，Bernd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她的自立和自信颇受Bernd的赏识，并且不断地夸奖Jessica是“情人、主妇、妈妈”的完美结合，夸得一旁的Jessica自己都张大了嘴，有点不可置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无论到哪里，她都能成为人群的中心，让大家都围着她，”Bernd说，“她可以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性格略为内向的Bernd常常会在聚会上远远地望着自己的漂亮女友周旋于人群中，“我喜欢那样看着她，她棒极了！”他说。

    对于Jessica来说，Bernd纯真善良得就像个巴伐利亚农夫。“他是活雷锋啊，”Jessica说，“更难得的是，他并不傻。Bernd的情商极高，总能帮我分析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帮助我拨开表象，判断事物本质。”

    Jessica认为找男友也好，老公也好，要看大方向，比如人品。其他的生活小节，都可以马马虎虎混过去。所以这一对自称“工作狂”+“劳模”，一个一天吃一顿，一个一天吃三顿，倒也能过得恩恩爱爱。当然，Bernd烧得一手好菜，Bernd很会做家务，这让Jessica更心花怒放，“他总是对我说，即使两个人很穷，也要营造快乐的氛围！”

    更年轻的时候，Jessica还当过模特儿，“看那时候的照片，觉得年轻就是本钱啊，”Jessica说，“不过我并不泄气。很多女人一过三十就放弃了。我始终提着这口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告诉自己要勇敢。”

    这或许也是Bernd喜欢Jessica的地方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知道如何掌握分寸，“她总是充满活力，总能保持生活的平衡，总能化解压力。”

     “我为什么爱她？”Bernd自言自语道，“瞧瞧她！看看她的微笑！”

     新现代画报 2002/10

      老挝。
      在我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之前，不仅对她无甚了解，而且因为前站柬埔寨“脏乱差”的遭遇，几乎要丧失了游玩的信心。

      然而这旅途中的沮丧在我到达首都万象后的半小时内就消失了。老挝是人困马乏的旅行中过于美丽的一处驿站，她甚至会令人从此驻足，永远停留在了异国他乡温柔的梦想里。

      这个地处中南半岛，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王国之一的澜沧王国自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后，便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纷争和殖民统治，成为西方霸权的政治阴谋中随意调遣的棋子和无辜受害的牺牲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无以计数的老挝人集体出走，移居国外，使原本人口稀少的国土更加荒凉。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老挝的美丽。她浓淡相宜的山水，恬静安宁的性格，以及因为磨难带来的忧伤，宛如一幅天然成就的中国画。

万象 Vientiane
      与其说万象是个冷清的首都，不如说是个较热闹的小镇。我在美丽幸福酒店安顿好行李，问了湄公河的方向，就上了街。夕阳下的街道空空荡荡，仅有三两个小贩和“突突”车夫聚着聊天。和在越南与柬埔寨的经历不同，他们并不大呼小叫地凑上来粘着你拉生意，只是点头示意，指指自己的车。我摇摇头，他们便又自顾自说话了。路上的司机开车十分礼让，时不时会看到六七十年代的跑车或那些粉色绿色的可爱的“甲壳虫”缓缓爬过。我在拐角处的超市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冰冻的健怡可乐，以及一路上遍寻不着的小东西。坐在超市外的长条木椅上，当冰凉的感觉滑过喉咙，紧张的神经便开始放松下来。

      这就是万象，她给我的感觉甚至像某个欧洲的小城，节奏缓慢而悠闲，生活方便而随意。许多旅行者经过此地，被这种舒适而慵懒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而放下了行囊。我在一家小店铺买项链时，和店里那个胖胖的白人经理闲聊起来。她原来是加拿大一家教育电视台的制片人，有着令人羡慕的薪水，地位和工作经历。“我跑遍了这个世界，”她说，“可是我像个上紧了的发条，一刻不得松懈，太累了。”和老挝的偶然相遇，令她有机会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现在，她在这家法国人开的店里打工，学习自己一直喜欢的编织，拿一份够养活自己的工资。下班后，她可以坐在湄公河边畔，叫一扎啤酒，发上两小时的呆。都市唯一令她想念的地方是电影，“所以忍不住时，我就飞到曼谷，整个周末都泡在电影院里。”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又有些兴奋。

      像这个加拿大女士如此生活的人在老挝有很多。万象市中心一栋三层楼的街面房年租金只要两万人民币左右，开个小店，只要能维持，享受几年异国风情的生活是很多西方人停留此地的目的。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道理在老挝也是一样的。正在学习泰国和越南的“新经济体制”的老挝九十年代初才向世界开放，很多政策尚不完善。比如外国人缴房租，电费要比本地人高上许多倍，还要付美金，这就导致了大家都在当地找“合作伙伴”注册公司。好在老挝人天性善良，平和，在合作方面都不会有什么纠纷或欺骗。然而曾和我交谈过的店主都表示，这里没有淘金者。地势复杂，交通落后的状况不得不使很多交易通过中间人来进行，价格的落差不会如人想象的那么大。至于开设工厂的业主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大量商品仍停留在手工业操作的结果是，虽然成本极低，却无法大批量生产。农妇们再能干也只有两只手，还要喂孩子忙家务。农忙时节，厂里就更难留得住人。因为老挝人认为粮食才是他们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万一工厂倒闭了，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填饱肚子。

      我一时冲动要倒买倒卖的念头逐渐被打消，看来“好吃懒做”的差事即使是在老挝也没有被发明。而像我这样纯粹来老挝旅游的中国人在当地勤奋劳作的华侨看来，也是“不思上进”的。大多数在万象的华侨都成功地经营着餐厅，旅馆，摩托车行等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本色。不少国内的大中型企业也看好老挝正在开发的市场，进口工业产品或承包市政建设工程。

      在一家广东人开的小饭店里，我正在大吃叉烧包，被邻座的上海话打断。一个住在虹口区的中年男子正和老板大谈他几天商业考察下来的心得，结论是卖上海的阳春面和小馄饨。

琅勃拉邦 Luang Prabang
     十小时的山路颠簸，翻越了无数或破败，或密集的村落，忍受了巴士司机反复播放的艳情小调，为赚钱不断招揽的乘客，甚至挤在过道上的摩托车，我终于在天色黯淡中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琅勃拉邦。

      早在1909年，一个名叫玛莎的法国女子在她的日志中描述了琅勃拉邦的美景，“在我们这个追逐金钱，利润和科技的世纪，琅勃拉邦会成为最后的游吟诗人，最后的恋人和最后的梦想家的避难所吗？”

      玛莎的疑问终于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了回答。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琅勃拉邦列在了世界遗产的名单上，并称其为“东南亚保护得最好的城市”。

      这个骑着自行车只要15分钟就可以从市区的这头赶到那头的小城依傍在湄公河畔，环绕着的群山中点缀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受14世纪泰国宗教文化和中国傣族文化的影响，古时的琅勃拉邦人搭建庙宇，并围绕庙宇结集公社。因为地势偏僻免受了战乱的摧毁，而老挝人始终虔诚地奉信佛教，这些上百年的古寺至今得以完好地保存。身着桔黄色袍子的年轻僧侣在琅勃拉邦的街头随处可见，他们少不更事的脸庞在游客举起照相机的一霎那常常露出羞涩的表情。

      即使是在UNESCO的保护下，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向琅勃拉邦步步逼近。去过中国丽江和越南惠安的人都知道，同是“世界遗产”的这两个小城难以抵御商业诱惑，快被酒吧和餐厅淹没了。在琅勃拉邦最大也是唯一的歌舞厅，我看到了中国八十年代王朔笔下的夜生活。年轻人坐在折叠铁椅上，围着方桌喝啤酒；台上的乐队用电子琴和吉它演奏着泰国流行歌曲；大家在廉价的彩球和旋转灯光下又笑又跳，尽情发泄骚动不安的青春热力。如果说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是这样单纯而不可抑制，老百姓们对基本生活的要求就更简单。在维护老房子的昂贵开支和钢筋水泥的结实耐用之间，他们选择后者，并无法理解“FARANG”（当地俚语，指老外）的做法。UNESCO也明白，以不让老百姓搭建卫生设施来保护老房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琅勃拉邦将不会是个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她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仍然具有功能性，并且发展着的城市。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下，UNESCO的工作人员为争取琅勃拉邦居民的人心，还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

      作为远道慕名而来的游客，我固然不希望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是也没有自私到让琅勃拉邦永远处在原始落后的境况中，事实上她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说实话，像蛛网一样四处支棱着的卫星天线还真让我羡慕来着，因为我住的旅馆没有电视。如果再没有街上的网吧，那我在琅勃拉邦的那一个星期可真要有点闷得慌了。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真的会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吗？琅勃拉邦会在二十一世纪消失吗？谁又真正有权利来决定琅勃拉邦人的去向？是琅勃拉邦人自己，还是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讨论全球化的都市人？

      上个世纪玛莎的忧虑仍在继续，而这对于湄公河边苦难中求生的人民来说，则是又一个不曾触及的话题。

风瑟坊 Phonsavan
      在飞向风瑟坊的小飞机上，那平原上连绵不绝，大片大片的绿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飞机开始下降，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距离不等的黄色土炕。说得好听点，它让这片区域看上去像个高尔夫球场；而说得难听点，它就像个瘌痢头了。

      这些土炕是当年美军轰炸留下的炮弹坑。

      1964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北部发动了非法的秘密战争，安插无数CIA特工和空军便衣对北部进行摧毁性的轰炸。直至1973年，美军每天耗资200万美金，每隔8分钟，24小时不间断地投空满载的炮弹，扔向贫困无辜的土地。风瑟坊所在的先圹省是轰炸密集点之一，几乎每个村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样一个贫瘠偏僻的山区之所以能吸引旅游者，是因为散落在绿色平原上有着千年历史的石缸之谜。而另一些经常出入于此的外国人则别有目的，他们是为了吸食价格低廉的鸦片甚至贩毒。

      鸦片的种植在老挝北部山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人以此为药材，自给自足。“秘密战争”期间，CIA为筹备战争经费而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毒品买卖，促使毒品交易猖獗，而老挝北部连同泰国和缅甸北部成为了著名的“金三角”。如今，老挝的鸦片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列于缅甸和阿富汗之后。据专家估计，有超过两千多个村子，六万多个家庭种植鸦片，而其中一半产量通过泰国，中国和柬埔寨走私出境。另一半则为老挝人自己消费。

      给我们当导游的小伙子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毫不避讳晚上要和朋友们一起“放松一下”。老挝政府和联合国反毒署近年来花了不少力气宣传毒品的危害性，并呼吁旅游者不要鼓励当地农民的毒品买卖。然而这仍然侵蚀着青少年，成为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站在平原的高处眺望着被炸弹毁坏，从此一毛不长的土地，想到这个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国家仍有40％处在贫困中，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而每10个孩子中就有1个一岁不到就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就更为这荒凉山区的前景而担忧。一些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指非政府的民间机构）为了要帮助一个村子，不得不先贿赂村长。村民们失去了获得一台发电机或净水系统的机会，仅仅是因为NGO拒绝给村长买摩托车，而使整个赞助计划泡汤。

      荒唐吗？逆来顺受的老挝人已经习惯了。当他们向人暗示自己没钱时，就会口头禅似地说，“I am (one of the) people, I am not (one of the) government.”（我是平民，不是政府）。

      风瑟坊虽然有着独一无二的壮观的古迹风光，却成为老挝之旅中最令我心情沉重的一站。她让我接触到了老挝真实的另一面，这是坐在万象酒吧里豪饮啤酒的观光客们所不能想象的。为了避开仍然可能埋着地雷的区域，我们的吉普车延着坑坑洼洼的小径，一路“跳”过一个又一个破烂不堪的村子，（如果几十间茅草屋也可以叫村子的话）孩子们总是好奇地上前东张西望，喝空了可乐瓶也要争抢一番。我却不敢看他们那双明亮而渴望的眼睛，那会令我无所适从。

      离开风瑟坊的前一晚，我在回旅馆的路上迷了路。因为电力控制，街上已是一片漆黑。走着走着，马路开阔起来，两边有了农田，唧唧呱呱的鸣叫声也响了起来。时不时有摩托车从后面开过身边，车灯照亮了前方，却又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黑暗中。我抬起头，天上居然是我从未见过的星云。她是那么美丽，那么柔情，连片连片地如一张梦幻般的网罩着整个大地。

      我看得呆了，停下脚步站了很久。

 缤纷 2002/10

      一进门看到穿着旗袍的女店员在一角细心地在串珠帘灯饰，就似乎是走进了某个老电影场景。
     上个世纪犹太人的珠宝店，经过简洁的整修，重展房屋的原来线条。一眼就看出还是1931酒吧的风格，只不过时光又倒流更久远。二十年代的西式家俱和漂亮极了的古董灯具，还有二十年代法国化妆品的海报，各式小玩意等等，都体现了那个年代融入中国元素、具有欧陆色彩的独特风格。
      来这里并非一定买古董，挂着的女装都是最潮流时尚的。店主Rose在隔壁的1931忙好，又过来打点这家新店，脱下高领旗袍，换上牛仔T恤，令人心醉神迷不知今夕何年。

露  茂名南路124号

 城市画报 2002/10

      平日里吃来吃去都是鸳鸯，这次来点新鲜的。
      什么？巧克力火锅？奶酪火锅？这可怎么吃法？
      把巧克力融化了放在酒精炉上，然后叉着各式水果沾上热乎乎的巧克力！
      奶酪，当然也是热热的，稠稠的了。
      还有泰式火锅，欧陆式火锅。
      这种有着漂亮高脚锅子的“洋火锅”来自瑞士，在西方历史悠久，名叫Fondue。在上海这却是头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间接的装修风格和电子音乐背景，看上去像个时尚酒吧。
      让中国人最开心莫过于——中西式口味的调料有十几种，一切食物无限量供应！不过要先学会用那长长的叉子哦，根据西方习俗，谁要是不小心把食物掉落在锅中，必须献吻给右边邻座的异性。

天台 进贤路222号

城市画报 2002/10

      一个女强人成功转型为性感娇娃，终于要出嫁了，圈子里的朋友都舒了一口气，从此天下又太平了一点。女强人自己也觉得这虽不值得举国欢庆，但也算是上海发展大势中的第四大变样，于是她在前可一览外滩万国建筑群，后可仰望东方明珠的浦东滨江大道上大摆宴席。

      当晚好友损友同事领导同学老师三姑六姨一并到齐，签到处的架式如同某大品牌公司开FASHION SHOW。一绳之外，是路过公园看热闹的路人，伸长了脖子对里面穿得又薄又少的女客人们评头论足。堆得如小山包似的礼物没人搭理，让人忍不住想下手偷偷把自己那份抽回来。

     主持人一咋乎，好戏就上演了，舞龙的也来了，新娘果然得意地笑，新郎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背唐诗：“听老婆的话……洗老婆的臭袜子！”

      好容易该到吃饭时候了，还要先在告示牌上那两三百号人海中找自己的位子。居心叵测的人一看就泄了气，原来都事先扎好了堆，高中同学一堆，哈佛商校一拨，公司同事一块，三八婆们一圈。哪里还有机会找帅哥靓女搭讪？新娘果真是心狠手辣，赶尽杀绝啊！

      大家也只能无奈地跨入白色的帐篷对号入座。长长的桌子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由让人想起乡下人吃喜酒时，用长条桌在农村的小路上一路拼出三里地的阵势，不过乡下人是要连吃三天三夜不带停的。这种事情放到上海是做不出来的，就是有人肯吃，有关部门也不允许。APEC会议开幕式在滨江大道也不过是一晚上而已。

      不得不承认，为了讨好娱乐宾客，新人们可谓费尽心机。自灌的唱片，自制的MTV，更是跳上台去倾力出演主持人刁难的各种成人游戏。不过该揭短的还是揭短，该起哄的还是起哄，损友们一点情面都不留，好在新娘新郎临危不惧，轻伤不下火线，过五关斩六将地闯了关。谁说电视不影响人的生活？不开电视机，照样处处可见综艺娱乐节目的一招一式。请看下面这个真实情节让你想起哪台晚会——新郎发言到一半，突然手机乱响，这边刚接完电话，那边主持人声情并茂地宣布，刚才是好友XXX从遥远的XXX发来贺电！掌声雷动。

      熬到吃甜点，邻桌已经有人先撤了，就骗服务生说他走开了，一人独霸两份。这时新娘又换了新装来发礼物，又吃又有拿，同桌有人呵呵狂笑着要去找请柬——原是公关活动参加得太多，以为又是临走凭请柬换礼品呢！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2/10